《資本論》為什么需要中國化？答復鐘建民之學術質疑

　　【引 子】此《資本論》中國化與工本原理考 ，作為對鐘建民老師之答復。鴻蒙開天不為情，世事似似磨人心；忽感孑孓仙境冷，藻耀高翔下凡塵。唯有主體邏輯能夠執行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商品章乃“斗爭絕句”，應創造性理解作為商品兩儀之“兩個黃鸝鳴翠柳”、勞動陰陽之“一行白鷺上青天”、價值形式之“窗含西嶺千秋雪”、走出拜物教之“門泊東吳萬里船”。社會主義批判（社會主義學術批判）是立足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基礎上的“主體批判”。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上，存在著兩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傾向：一個是離開歷史生產方式講經濟分配問題，其實質是不反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想在分配方式上修修補補，化解社會矛盾；另一個是離開生產關系的現實基礎講社會主義，否定經濟基礎中所有制關系的決定性作用。理論必須能夠透徹社會歷史和現實。就勞動談勞動，就資本談資本，這種研究也就不了解要從“幽靈范疇”引出它的肉身范疇，再運用于“物象范疇批判”，——而這就是歷史身體學。馬克思主義幽靈學立足勞動過程文明規劃，以主體邏輯為思維學工具，統一人的自然本質、社會本質、文化本質和階級本質，在學科領域上必然橫跨東西方，尤以中國歷史為文明根始。一門科學既然是歷史科學，《資本論》就既超越國界，又守護國界。民族歷史、民族思維、民族語言是對唯物史觀的生動傳承。以上議論集中于一點，即是：《資本論》中國化作為對“《資本論》幽靈學”進行學術思考而做出的審慎結論，恰恰是執行社會主義批判的內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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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是經濟學將主體邏輯帶向物象邏輯，換言之，經濟邏輯始終具有兩面性：主體邏輯和物象邏輯。政治經濟學批判在于從經濟物象性中識別“主體邏輯”。主體邏輯“唯道”“唯象”，亦即有了客觀斗爭路徑的階級語言學。說到底，研究政治經濟學要在把握經濟的社會形態處于更續狀態的路標意義的理論范疇譜系，把握其演進規律，指導實踐，彰明歷史發展方向。迄今為止的人類勞動過程發展可以總結歸納為四種有意義的文明規劃的歷史類型：“以共同體為中心”“以商品為中心”“以資本為中心”“以人民為中心”，從中分別取出具有幽靈學工作對照意義的共同體本位、商品本位、資本本位以及和資本本位直接對立的“工本”（工人本位或勞動者本位）。這是累進的一種歷史路向考察，各種文明規劃之間共有一致的“勞動器官學”。共同勞動→商品勞動→資本勞動→工本勞動的線路（工本原理之簡考），或可彰顯人類簡明的勞動發展史，從中看到共產主義勞動（自由人聯合體的聯合勞動）的歷史曙光。為此，有學者鼓吹“勞動社會主義”！在實踐方案的選擇上，工本論實則鼓吹“商品生產特殊條件下的社會主義公共勞動論”（公有資產下的市場有償個人勞動或社會勞動）。相較以勞動邏輯主導、引領和駕馭資本的所謂“對資本邏輯的超越說”，工本論無疑是更加務實的路線，不失為社會主義的一種理論探索，甚至是有價值的實踐探索。而如何將兆億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組織起來——以自覺行動的力量而非自發的市場秩序，對這個理論問題回答的缺失，也應當是工本論的一個缺陷所在。與此同時，工本論既然嘗試擺脫“物質條件決定論”，那么依照理論邏輯，就必須同樣從《資本論》幽靈學原理上獲得支持。

（二）

　　“工本”委實是來自鐘建民老師的用語（“工本位”作為憲法語言，與知本位、官本位、資本位三者相對而言），以前學界也有用“公本”和“勞本”的，無一例外地鼓吹無產階級專政。鐘建民老師以自己的學識，獨立地從《資本論》和有關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區劃出三種理論經濟學類型，即商品經濟學、資本經濟學、工本經濟學。據之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學與資本主義經濟學確實包含著相同的一般性原理，但這個相同的一般性原理，不是以資本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范疇體系，而是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商品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也正是在這個一般基礎上，鐘建民老師發展了以下看法：“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兩種不同的生產方式——即消費價值的生產方式和剩余價值的生產方式。因此，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一樣，同樣也存在著以工本為基礎的范疇體系：勞動所有者與資產所有者相對應；勞動所有權與資產所有權相對應；勞權制度與產權制度相對應；工本與資本相對應；勞動實體與資產實體相對應；公共需要勞動和個體需要勞動與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相對應；工分制與股份制相對應；消費價值規律與剩余價值規律相對應；按勞分配機制與按資分配機制相對應，等等。”

（三）

　　鐘建民老師的理論創新，就如他本人所言，來自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當然也同樣來自《資本論》原理。須知所謂“商品經濟學”，其瓦解者共同體的依賴型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而并未瓦解共同體本身。所謂共同體本身，指共同體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實際上在《資本論》中，商品背后所屹立的工作規定正是“共同體”。馬克思用人的生產器官——勞動過程，予以表征（參看拙文“《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同時正是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告訴我們：身體與器官一同生長，在斗爭中成長，而器官的成長歸根結底取決于歷史身體本身。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作為一種特殊的人類勞動過程文明規劃，致力于發展勞動過程的“物質器官”。這樣有了“簡單勞動的生產力幽靈”問世。鐘建民老師強調：“認識社會主義生產力基本特點及其發展要求，是我們認識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出發點。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勞動者一無所有，非勞動者掌握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勞動力與生產資料是作為資本家的資本的生產方式結合在一起的。因此，所謂的資本主義生產力實際可以叫做資本的生產力。而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于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人格化的資產所有者已經被消滅，而且人們在資產所有方面的差別也被消除，因而勞動者必然地成為唯一的生產主體，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結合是作為勞動者工本的生產方式結合在一起的。因此，社會主義生產力也可以叫做工本的生產力。”依照這個觀點，工本生產力是對“共同體經濟學”的重現，是在資本物質文明的基礎上，致力于發展勞動過程自身的“勞動器官”，克服“簡單勞動——雇傭勞動”肉身主義的規劃路線，揚棄勞動的抽象性，變私有制主導的生產關系類型為公有制主導的生產關系類型。

（四）

　　《資本論》對于“工本”的直接稱呼是合作勞動和合作工廠。“在合作工廠中，監督勞動的對立性質消失了，因為經理由工人支付報酬，他不再代表資本而同工人相對立。”“合作工廠提供了一個實例，證明資本家作為生產上的管理人員已經成為多余的了，就像資本家本人發展到最高階段，認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樣。只要資本家的勞動不是由單純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那種生產過程引起，因而這種勞動并不隨著資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這種勞動不只限于剝削別人勞動這個職能；從而，只要這種勞動是由作為社會勞動的勞動的形式引起，由許多人為達到共同結果而形成的結合和協作引起，它就同資本完全無關，就像這個形式本身一旦把資本主義的外殼炸毀，就同資本完全無關一樣。”

（五）

　　《資本論》“中國化”，當然不是指術語的搬用，特別是對有關資本主義生產及其統治工具術語的直接搬運。“中國化”指示原理的應用和發展，指示結合中華共同體對象史實的“幽靈學語言再造”；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即“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顯然在于以中國人的資格研究、閱讀和運用《資本論》經典，以提升政治經濟學批判這門科學的現實批判力，增強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解力，以“宅茲中國”回答“何以中國”。鐘建民老師正確地指出：“社會生產力的第一個性質區別就是資本生產力與工本生產力的區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實現了公有制。因此，人格化的資產者消滅了，因而勞動者成為了唯一的生產主體。同時也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消除了人們在資產所有方面的差別。因此，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僅勞動者是唯一的生產主體，而且其利益要求也表現為勞動所有權。因此，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形成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基礎上的，即通過勞動者按照報酬勞動的方式與公有的生產資料相結合形成的生產力。由于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勞動者只能在保值的前提下使用公有資產，因此，社會主義生產力是作為勞動者工本的生產力存在的，社會主義生產力就是工本的生產力。”為此他呼吁：黨為什么不可以著力把公有制經濟搞好？《資本論》原理在現實中遭遇“尷尬”，“現實中最常見的是兩種情況：一種是現實生活中的勞動者，例如普通工人或農民，自身本是勞動者，但卻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的理論知識缺乏了解，或者是從一些普及性的讀物中對馬克思主義只是有個大概的了解，因而難以理解馬克思主義就是謀求勞動者解放事業的理論，就是體現勞動者權利要求的理論。一種是理論工作者，他們雖然是專業工作者，但他們很難從勞動者的角度、用勞動者的基本觀點來去閱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從而會形成認識上的偏差。特別是他們很難從傳統的所有制觀念中解放出來。”

（六）

　　“馬克思以工人勞動為起點，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他不是從自然方面開始的，主體和本體都不是物質。”（士心）明確生產力的“姓資”“姓社”之分，也就明確勞動的概念類集是：作為目的設定論的勞動、作為實踐模式的勞動、作為社會中介的勞動、作為階級實體的勞動、作為文明基因的勞動。這是和“資本惡”作各種形式斗爭的學科基礎。鐘建民老師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不同的。其中一個主要區別就在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以資本為本，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工本為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活動由資本主導，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以工本為主導。”這里，我們關心的是二者的如何不同，由此舉出“社會主義合作勞動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理論與實踐議題。鐘建民老師正確認識到，“資本與工本”不獨是生產關系之間的區別，亦具有生產力性質的不同，生產力不獨只有個體勞動、分工協作、手工工具、機械化、自動化等技術要素和組織類型的區分，同樣有勞動過程文明規劃類型的歷史不同。正是出于對“生產力幽靈”的關切，鐘建民老師在其一系列文章中鮮明提出“姓資姓社的道路”問題。他嘗試區分商品起點、資本起點及社會主義起點的共通與殊異，從而事實上提出了“價值幽靈學”及其歷史走出的研究思路。重建共同體的主體論正是社會主義幽靈性所系。為了和價值形式的經濟算法統治進行爭奪，為了徹底走出宗法統治，社會主義本位只能是勞動者階級的勞動本位。“隨著‘人人為主體、按業績付酬’的經濟形式的興起，工本和工本經營，這種與資本和資本經營對立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出現了。”這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工作本位上必然采用“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形式”，以捍衛人民利益，盡管如此，社會主義勞動過程的文明規劃理性最終置身有計劃的大生產之上。一句話，社會主義必須使勞動成為理解唯物史觀的批判路徑的“新的思維器官”。就當前而論，商品價值是經濟實現，已經不是出發點，出發點是國家生產。基礎建設、高鐵、高速公路、水、電、天然氣、物流運輸、扶貧專項資金、義務教育、助學貸款、醫療保障、社會服務、公共安全……社會主義國家生產方興未艾！國家生產是中華民族的歷史根基。由民營經濟助力的國家生產，本位是公有，也只能是社會主義公有，國家形式必然同樣是對象思維學意義的時代思考。從共同體重建活動中引出的“社會主義國家”將作為幽靈學工具，服務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基礎鞏固。

　　【附 錄：恩格斯對杜林“假社會主義”的批判（張文茂）】為了反對和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杜林把他的社會主義說成是建立在“普遍的公平原則”基礎上的，由許多“經濟公社”組成的聯邦，即他認為的理想的“共同社會”。這些經濟公社按資本主義的方式進行生產，按“公平的原則”進行分配，用貨幣在公社之間和公社與成員之間進行商品交換，允許個人積累和繼承財富。用現在流行的說法是，這些經濟公社都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中運行的獨立的市場主體，在價值規律的調節下，從事著商品生產、流通和貨幣交換。所以，公社之間、公社與它的社員之間以及每成員之間也都是市場競爭關系。恩格斯說：“杜林的社會主義是依照資本主人的模式想象出來的，是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資本主義。如果杜林的社會主義真能實現，那么它將在金觸寡頭的控制下，為他們的錢袋勇敢地竭盡全力地作。”由于杜林先生認為他的經濟公社在生產領域中要繼續實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以恩格斯指出：“由此可見，在經過變更的社會制度中，價值的決定原則和尺度以及產品借以進行交換的比例的決定原則和尺度，不但沒有喪失，而且第一次恰如其分地得到了。”恩格斯繼續揭露杜林的這種經濟公社是怎樣來進行經營的。“我們假定。杜林先生的一切假設都完全實現了；因而我們假定，經濟公社因每個社員每天做六小時工，而付給他們以同樣體現六個工作小時的貨幣量，比如說12馬克。同樣，我們假定，價格確切地與價值相符合，就是說，根據我們的前提，他僅僅包含原料費、機器耗損、勞動資料的消耗和所付的工資。一個擁有100個工作社員的經濟公社，每天生產價值為1200馬克的商品，一年以300個工作日計算，生產36萬馬克的商品，公社與同樣的數目付給社員，每個社員每日就獲得12馬克，或每年獲得3600馬克，他們隨意處置自己的所得。在一年之末，甚至在100年之末，這個公社并沒有比開始時富裕一些。如果公社不愿動用他的生產資料的基金，那么在這個時期內，他就根本無法適當地增添杜林先生的消費。積累完全被遺忘了。更壞的是：因為積累是社會的必需，而貨幣的保存是積累的適當的形式，所以經濟公社的組織就直接要求社員去進行私人的積累，因而就導致它自身的崩潰。”這樣，杜林先生的經濟公社就陷入了一種自身矛盾之中。要么，公社自身沒有公共積累，所以它永不能發展壯大。要么，是公社社員進行私人積累，結果是公社必然要崩潰。所以，恩格斯繼續指出：“或者公社把這件事情處理得更簡單。每個社員勞動六小時，公社付給每個人以少于六小時的勞動(比如說四個工作小時)的產品，就是說，每天不是付12馬克，而只付8馬克，但是商品的價格照舊。在這種情況下，公社就直接地公開地做了他在前一情況下隱蔽地轉彎抹角地企圖做的事情；他按純粹資本主義的方式付給社員以低于社員所生產的物品的價值，而社員只能從公社買得的那些商品卻要按照全部價值來計算，這樣就造成每年總計12萬馬克的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所以經濟公社要獲得后備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是最廣闊的共產主義基礎上的‘高貴的’實物工資制。”恩格斯總結說：“這樣，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經濟公社以‘等量勞動和等量勞動’相交換，在這種情況下，能夠積累基金來維持和擴大生產的，就不是公社，而是私人。或者是它要造成這種基金，在這種情況下，他就不能以‘等量勞動和等量勞動’相交換。”在分析了杜林先生的經濟公社的交換內容以后，恩格斯又對它的交換形式進行了分析，指出由于杜林先生的勞動券也可以有貨幣的職能，最終又會導致公社之間的分化。所以，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在他的世界中，每個人都可以任意處置自己的金錢。因此，他無法阻止下面這樣的事情發生：一些人積蓄起一小部分錢財，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資不夠維持生活。他們甚至使這種事情成為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明確地承認家庭的共同財產的繼承權，從而就進一步產生父母養育兒女的義務。但是這樣一來，等量消費就有了一個巨大的裂痕。獨身者用它每天8馬克或12馬克的工資可以過得舒適而愉快，可是家有8個未成年小孩兒的鰥夫用這么多工資卻只能免強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慮地接受金錢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種可能，不通過自己的勞動而通過其他途徑去獲得這些金錢。沒有臭味兒。公社不知道它是從哪里來的。但是，這樣就造成了一切的條件，使以前只能只起勞動券作用的金屬貨幣開始執行真正的貨幣職能了。現在，出現了一方面貯藏貨幣，而另一方面產生債務的機會和動機，貨幣需要者像貨幣貯藏者借債。借得的貨幣被公社用來支付生產資料，從而又成為目前社會中那樣的貨幣，即人的勞動的社會體現、勞動的真實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規范’對他都無能為力，就像對乘法表或水的化學組成無能為力一樣。因為貨幣貯藏者能夠迫使貨幣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貸也和這種執行貨幣職能的金屬貨幣一起恢復起來了。”在分析了經濟公社在微觀上面臨的內在矛盾之后，恩格斯進一步指出了經濟公社在宏觀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演變趨勢：“直到現在，我們只是觀察了在杜林的經濟公社所管轄的領域內保存金屬貨幣這件事的影響。但是在這一領域以外，其余的罪惡世界當時還是一切照老樣子進行。在世界市場上，金銀仍然是世界貨幣、一般的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財富的絕對的社會體現。和貴金屬的這種特性一起，在個別的經濟公社社員面前，出現了貯藏貨幣、發財致富和放高利貸的新的動機，即對公社和在公社范圍以外自由而獨立行動并在世界市場上變賣個人所積累的財富的動機。高利貸者變成借助流通手段來做生意的商人，變成銀行家，變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貨幣的支配者，因而變成生產的支配者和生產資料的支配者，雖然這些生產資料在許多年內名義上還是經濟公社和商業公社的財產。因此，變成了銀行家的貨幣貯藏者和高利貸者，也就是經濟公社和商業公社本身的主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會’，實際上是和其他社會主義者的模糊觀念根本不同的。他除了重新產生金融巨頭以外，再沒有其他目的；如果他真的成立起來并支持下去，那么他將在金融巨頭的控制下，并且為他們的錢袋勇敢地竭盡全力地工作。他的唯一的出路，也許就在于貨幣貯藏者借助他們的世界貨幣盡快地……從公社溜之大吉。”關于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的進一步發展，為什么一定會導致資本主義，恩格斯指出：“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價值形式進一步發展為貨幣形式，那么還隱藏在價值中的各種萌芽就顯露出來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結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為自己消費而生產出來的物品，也被貨幣強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換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貨幣就侵入那些為生產而直接結合起來的社會組織的內部經濟生活中，它們逐一破壞這個社會組織的各種紐帶，而把它分解為一群群私有生產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貨幣使個人的耕種代替了公社的耕種；后來，貨幣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還實行定期重分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塞爾流域的農戶公社中，在俄國的村社中也開始出現)；最后，貨幣促成了余留下來的公有森林和牧場的分配。無論促進這一過程的還有什么其他基于生產發展的原因，貨幣始終是其中影響公社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經濟公社能實現的話，貨幣也必將以同樣的自然必然性，不顧一切“法律和行政規范”而使它解體。”恩格斯最后總結說：“價值規律正是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從而也就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規律。在目前的社會中，它以經濟規律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里唯一能為自己開辟道路的那種方式，既作為存在于事物和關系中的、不以生產者的愿望或努力為轉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杜林先生把這一規律提升他的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覺地實施這個規律，這樣，他就使現存社會的基本規律成為他的幻想社會的基本規律。他要現存的社會，但不要它的弊病。他和蒲魯東完全在同一個基地上進行活動。像蒲魯東一樣，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產向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產生的弊病，辦法是利用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去反對這些弊病，而這些弊病正是由這一規律的作用產生的。像蒲魯東一樣，他想以幻想的結果來消滅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關鍵在于改變世界。”

　　進一步的探討，參閱拙文“《資本論》幽靈學思考——兼議社會主義批判的若干問題”。

　　mp.weixin.qq.com/s/hx7XXFvjPbvIBVN_GviDDw

　　拓展閱讀

　　oisum.com/Article/sichao/2023/07/477499.html

　　oisum.com/Article/sichao/2023/07/477507.html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九日 9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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