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過程與商品拜物教批判
(主體邏輯破除“商品現象學”的學理化研究)
【作者按】身體與器官一同生長,在斗爭中成長,器官取決于身體。器官學在個體是“肉身主義”,在歷史過程,則并入“幽靈學”。《資本論》商品章的偉大發現是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價值幽靈學”:促成唯物主義向歷史唯物主義的進軍,作為有關于唯物史觀幽靈學的特別創制。它的對象思維學(主體邏輯工具)是“勞動二重性”。幽靈范疇引出肉身范疇,再運用于物象范疇(拜物教的價值形式)批判,——這就是歷史身體學。作為對商品生產方式的特殊文明規劃,《資本論》商品章決定兩個特別的唯物史觀幽靈范疇:簡單勞動和商品價值,在意義上兩個范疇是相互包含的規定性,其決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歷史類型。肉身范疇就是身體器官學(廣泛應用于各門實踐科學)。其中經歷“身體”與“器官”的兩次成長斗爭——價值幽靈(異化幽靈)與使用價值(物質肉身)、價值幽靈(算法幽靈)與交換價值(經濟肉身),其表明:物質身體學既作為歷史身體學的直接組成,又提供它的物質器官,隨后的經濟器官或組織正是借助于這一器官的經濟孵化,或者說是“物質器官的經濟實現形式”(其醞釀現代會計統計科學)。唯物必拜物。在商品的歷史世界中,作為自然歷史過程的成長景象,“身體器官”(商品生產器官)的發生學軌跡是:物質器官→生產勞動器官→物質的經濟器官→拜物教的經濟器官(意識形態器官)。這使得勞動器官同時是“階級器官”:勞動是統治活動的簡單肢體。由此成就“《資本論》四卷體式:元亨利貞之機理定格”(參閱“唯物史觀原理與經濟的社會形態原理研究”一文的思想,載《當代經濟研究》2022年第7期)。“物質生產力幽靈”即意味著簡單勞動歷史類型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價值形式的總象從中落成,它使得“各種器官”共象于對生理勞動的社會耗費的經濟統制中,最終鞏固了資產階級物象學。
延伸閱讀:
oisum.com/Article/sichao/2023/07/477441.html
oisum.com/Article/sichao/2023/07/477460.html
一、馬克思的辯證法:《資本論》首章結構
馬克思沒有專門寫出“《辯證法》”,但《資本論》商品章為其制訂了方案思路,提供了思維學素材。列寧慧眼識珠,突出指示:雖說馬克思不遺留“‘邏輯’(大寫字母的)”,但遺留“在邏輯中思想史應當和思維規律相吻合”的“《資本論》的邏輯”[1]145,而使得“辯證法內容的這一方面的正確性必須由科學史來檢驗。”[1]148【注: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然則,這“就是整個認識的歷史”——“全部知識領域”[1]146,“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這一問題……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于一門科學。”[1]145【注: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由存在(論)批判引出歷史機理的前提批判,由本質(論)批判引出結構機理的前提批判,由概念(論)批判引出矛盾機理的前提批判,再由精神現象(學)批判引出認識機理之前提批判,簡潔而言,“《資本論》辯證法規定乃是起步和釀成于‘商品’中的”,“據此,辯證法具象化為歷史的實踐的工作方法……唯物主義規定不再束縛在象牙塔中,而成為直接蘊涵實踐批判之歷史‘階級科學’。”[2]【注:許光偉.《資本論》首章的邏輯解析[J]. 武漢:江漢論壇,2014(7): 50-57.】
在這當中,生產力、生產關系的唯物史觀范疇是作為“認識元素”——概念和工具了。同時,為“革命科學”計,商品章委實是《導言》的“續寫”,而有了“結構共同體”,——“《導言》是詩意的建構,是由歷史和文化工作路徑定制科學原理,防止科學的被懸置和意義抽象化。”最終的結果是,“其滿足了杜甫《絕句》的詩境構造:‘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3]【注:許光偉. 唐詩宋詞與《資本論》——行動主義、主體工作結構及時代內涵(引論)[J]. 武漢:社會科學動態,2019(12): 13-20.】
概言之,在商品章,馬克思決定采取一個“絕句版”的歷史認識機制,目的是創造性統一歷史、結構、矛盾、批判這些辯證法認識元素,寓意于唯物史觀與本體論批判(規定)的結合,而使“社會本體論”具有了“質-量-形式-規律”的路徑形態;并且,以此引出所有制“歷史轉化”的整體工作鏈條:共同體→勞動過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合)→生產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分)→社會本身,以及社會(作為“歷史對象”)→范疇→概念→工具。對于歷史和結構的一定形式的統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特別注意的是修蓋好唯物主義的上層……特別強調的是‘辯證’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特別堅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也就是說,他們所特別注意的不是唯物主義認識論,而是唯物主義歷史觀。”[1]115-116因此,“《商品》”是獨立的創作,是一個“辯證法總論”;它的核心內容是提出“價值規律”,用作辯證法的批判武器,而必然以對商品拜物教“認識迷霧”的破除為收結。這促成列寧的這個論斷:它迫使資產階級“日益巧妙地偽造馬克思主義,日益巧妙地把各種反唯物主義的學說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而“這就是現代修正主義在政治經濟學上、策略問題上和一般哲學(認識論和社會學)上表現出來的特征。”[1]116【注: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總之,恩格斯和列寧指出,馬克思不是把物的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硬搬進社會領域,而在于建立社會歷史領域的統一分析。從表面上看,馬克思同黑格爾一樣也運用邏輯,但馬克思的邏輯觀是:“邏輯不是關于思維的外在形式的學說,而是關于‘一切物質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發展規律的學說,即關于世界的全部具體內容的以及對它的認識的發展規律的學說,即對世界的認識的歷史的總計、總和、結論。”[1]131亦即,“總的來說,在邏輯中思想史應當和思維規律相吻合。”[1]145【注: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因為“對經濟學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經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兩種方式:按照歷史或者按照邏輯。”然而顯而易見的是,“邏輯的方式是唯一適用的方式。但是,實際上這種方式無非是歷史的方式,不過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而已。”[4]43【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同樣,馬克思同黑格爾一樣在運用辯證法,但馬克思認識到“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1]148,“辯證法也就是(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由科學史檢驗的辯證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數目永遠增加著的)認識,其中包含著無數的各式各樣觀察現實、接近現實的成分。”[1]151【注: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如果更進一步說明,則:“這就是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含著黑格爾在這方面的真正發現的內核剝出來,使辯證方法擺脫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并把辯證方法在使它成為唯一正確的思想發展形式的簡單形態上建立起來。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作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于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4]43【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二、《資本論》商品章辯證法道路展開:質和量關系在范疇內部的建立
可以這樣說,《資本論》是以“辯證法”為開端,并以唯物主義的開端徹底扭轉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任何經濟理論均須從人與物的關系出發,——但這里,“資源配置”乃是個生產方式表象,往深處去,道路即會出現分岔。這決定質向量轉化的道路是“個別上升到一般”。商品兩因素看起來也即質對量的關系,——這是對“母子發生路徑”的承認。同時資本主義是量化工具模態的社會,它的體用結構就是“量——質關系”。于是產生轉換邏輯——商品的使用價值是質、價值本身是量,即是說,“勞動就它表現為價值而論,也不再具有它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5]54【注:馬克思. 資本論: 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繼而,“在商品社會如果拘泥于商品的質,我們反而無法接近商品了。”“雖然在物的規定性中,量是外在于物的存在的,但在商品普遍化的社會中,交換價值卻是商品所固有的、內在的‘本質’規定,這是一個重要的翻轉。”[6]137【注:仰海峰.《資本論》的哲學[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自然科學的內在路徑也是“質→量”,復由“量→質”。蓋因“概念(認識)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現象中)揭露本質(因果、同一、差別等等規律)——整個人類認識(全部科學)的一般進程確實如此。自然科學和政治經濟學〔以及歷史〕的進程也是如此。”[1]145【注: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可以說,《資本論》開篇委實以揭示“矛盾”為序幕,——出發處的矛盾僅僅是中國式“陰陽互系”(或曰由“差異的對立雙方”看統一),作為潛在之矛盾規定和提出問題意義之“對立統一”。恩格斯指出,這種“邏輯方法”本質上就是歷史方法——探究規律的方法,是對象思維學意義的“研究道路”和“敘述道路”,因而只能統領以“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依照列寧的講法,“這一分析從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中(從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細胞’中)揭示出現代社會……一切矛盾的萌芽……表明這些矛盾和這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的各個部分的總和中、從這個社會的開始到終結——的發展(既是生長又是運動)。”于是,“個別就是一般”,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二者的規定的聯合推斷出:“一般辯證法的闡述(以及研究)方法也應當如此。”[1]150 【注: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這促使馬克思在第二版跋文中必須要嚴格區分“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因為前者正是他和黑格爾的區分,也正是他貫徹“方法論唯物主義”之處。雖然敘述的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但必須植根于“從個別上升到一般”的研究活動;這樣講,《資本論》首章的“結構”是敘述體式,內容則是“歷史”,或者說,嚴格屬于研究體式。其導致恩格斯做出論斷——也是馬克思的意見:“我們采用這種方法,是從歷史上和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簡單的關系出發……從我們所遇到的最初的經濟關系出發。我們來分析這種關系……分別考察每一個方面;由此得出它們相互關聯的性質,它們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現了需要解決的矛盾。但是,因為我們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們頭腦中發生的抽象的思想過程,而是在某個時候確實發生過或者還在發生的現實過程,因此,這些矛盾也是在實踐中發展著的,并且可能已經得到了解決。我們考察這種解決的方式,發現這是由建立新關系來解決的,而這個新關系的兩個對立面我們現在又需要展開說明,等等。”結論是,“政治經濟學從商品開始,即從產品由個別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換的時刻開始。進入交換的產品是商品……在這里我們立即得到一個貫穿著整個經濟學并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頭腦中引起過可怕混亂的特殊事實的例子,這個事實就是: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誠然,這個或那個經濟學家在個別場合也曾覺察到這種聯系,而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對于整個經濟學的意義,從而使最難的問題變得如此簡單明了,甚至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現在也能理解了。”[4]43-44【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個別、一般,在馬克思這里,不是單純邏輯學用語,而用于構建總體發生的道路。這樣勢必首先要把“物品”即有用物品(無論自然物品或經濟物品)轉換成“產品”進行考察,得到勞動過程“質”“量”兩方面規定。第一方面規定可以寫為:
W(質I) = W(A,Pm); W(質II) = W(L)
前一個商品質(即“質I”)指示商品體的使用價值因素,后一個商品質(即“質II”)指示商品體內部的價值因素;邏輯關系式寫明了它們各自的實體發生學,即“自然實體”的發生和“社會實體”的發生。蓋因“客觀批判的產物是歷史自身所形成的‘認識’,即客觀認識。在思想史領域,這個客觀認識是被寫為了‘主觀知識’。由這個基礎上,思想真值和思想假值一同發展起來,假象要和真相爭奪社會權利。”[7]486【注:許光偉. 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所謂:“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我們還會發現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這就是:馬克思把那些被視為不證自明的‘初始概念’作為科學前提批判的出發點。”亦即,“在馬克思關于‘商品’和‘勞動’的論述中,并不是把這兩個作為‘初始概念’的基本范疇作為既予的、給定的東西,而是當作批判反思的對象進行考察。”[8]【注:孫正聿. 辯證法研究(上冊)[M].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51.】
社會科學的行動只能是“人本身”及其活動規定。【注:既然自然科學不過由“物與物關系”這一客觀高度來把握勞動過程這門工藝學,那么相應,所謂社會科學,即在于以“人與人關系”的客觀規定審視和打量人類勞動過程的文明規劃?!?/p>
因此,“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這種需要的性質如何……與問題無關的。這里的問題也不在于物怎樣來滿足人的需要,是作為生活資料即消費品來直接滿足,還是作為生產資料來間接滿足。”[5]47-48【注:馬克思. 資本論: 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因此,馬克思首先考察人對物的關系實體,即勞動過程內容;同時,勞動過程的思維化身——勞動二重性——是真正實在的“社會主觀行動”。這樣的勞動過程其次是作為了人、物、事的統一,——使得無論具體勞動、抽象勞動或使用價值、價值本身均直接作為“內容的概念”,是社會形式規定。
《資本論》的開篇實則由認識上的“偉大的斗爭”開始,由對“物品”和“商品”區分開始。這個區分是要從理論思維上講明“商品的本質”,從分析的結果看,它顯然是“質II”,而不是“質I”?!咀ⅲ喝康馁Y產階級經濟學都由“物品”開始,陷于人與物的關系不會有效前進一步。新古典主義更是利用數學巧妙地把“資源”從技術工具上認識圖像化乃至物象化,仿真以藝術構型化的“物與物的關系”,又進一步利用強大宣傳機器強力制造經濟學的自然科學理論外衣形式,究其實質,是彰顯資產者選擇的物秩序罷了。所謂“無差異”,是表露資產者內心所渴求的資源配置幻象罷了:初為完全物質形式的東西,后為物象化的東西,因而物象→物象化(仿真勞動二重性的“物象二重性”),又使用曲線作為偽裝,終使其仿真技術成為對神秘認識的一種形式庇護?!?/p>
同時,關于使用價值作為“質I”,則需要知道,“對使用價值與人的需要的一般人類學設定,正是論證資本主義社會合法性的重要前提”,從而,“重新將使用價值納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視野中,才能真正地透視資本邏輯的統攝性作用,揭示人的需要被資本邏輯化的建構過程。實際上,也正是對使用價值批判的放棄,才使人陷入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面拜物教中。”[6]162也因此,開篇完成了關于“大寫化商品”規定的一個理論定制,商品章是關于“商品=對象”“商品生產方式=研究對象”的創設——“外在的東西(交換價值)變成了內在的東西,內在的東西(使用價值)反而變成了外在的東西。”然則,“這不只是物的本質或者說其屬性的變化,而是由于物的社會存在方式發生了變化,即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物(雖然那時也有商品)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6]137【注:仰海峰.《資本論》的哲學[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可見,《資本論》首章第一節集中說明“質”(商品批判或曰“價值批判”),在此基礎上引出“量的規定性”(作為分析初始)。單純量規定僅是服從量化管理的價值工具,和一定質匹配的量則體現組織功能,如勞動迂回中心。從上述要求出發,所謂勞動過程,只能初步確定為產品生產和交換活動。從思維形式看,勞動過程即勞動二重性。如上所論,“古典政治經濟學關于抽象人的需要的設定,抽象掉的恰恰是需要的社會歷史規定性,從而將資本主義社會的需要還原為一般需要,這種做法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無意識,這種無意識的設定與將使用價值完全排除在政治經濟學范圍之外的設定是一致的。”[6]162【注:仰海峰.《資本論》的哲學[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由于第二節的直接出發點是“量”,繼之的第二方面規定可以寫為:
W(量) = W(L); L(量) = L(A,Pm)
于是從“量規定性”看,商品價值的實體是抽象的人類勞動,抽象勞動作為“規定性輸入”同時取決于具體勞動的有用活動性質;具體勞動即對應上述關系表達式的邏輯項L(A,Pm),實際是“狹義的勞動過程”(第一卷第五章即是從它開始的)。這里,“抽象的一般勞動是抽離了質的勞動,勞動的具體形式不見了,只有勞動本身。”[6]141【注:仰海峰.《資本論》的哲學[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正是由于縫和織具有不同的質,它們才是形成作為使用價值的上衣和麻布的要素;而只是由于它們的特殊的質被抽去,由于它們具有相同的質,即人類勞動的質,它們才是上衣價值和麻布價值的實體。”[5]58-59【注:馬克思. 資本論: 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同樣,“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這種顛倒,不僅是勞動屬性上的顛倒,而且也是社會存在論上的顛倒。”即“從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來說,具體勞動才是社會存在的本質規定,但對商品生產的社會來說,抽象勞動才是社會存在的關鍵。”[6]142【注:仰海峰.《資本論》的哲學[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一句話,勞動被簡化為質上相同,但在量上有社會差異的特殊勞動——作為價值范疇規定基礎。這樣的勞動形式,顯然是商品生產勞動的本質所指向。由于具有了“同質”以太的規定,無論簡單性還是復雜性勞動,均作為“簡單勞動力”考察其社會耗費,從而便于概念上的知識組裝。
這表明,勞者的階級人格之并入資者的階級人格是通過將“勞動力范疇”降格為資本概念達成的,而又經過商品社會演歷過程。啟示我們:“商品辯證法”是勞者的實踐化的批判規定,從而透過勞動二重性就可以觀察到,“在商品從質到量的轉變中,存在著一個抽象的形式化過程,這種形式化構成了質到量的中介”;然則,抽象勞動本身而非抽象效用的形式化乃是商品歷史生產的社會根據,即“這種形式化就是抽象的人類勞動及其普遍化,這種普遍化成為商品存在以及商品交換關系的根據。”[6]144【注:仰海峰.《資本論》的哲學[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三、辯證法道路的完結:價值形式規定為何作為了“價值定義”
自發拜物→自覺仿真→偽裝自為→理論絞殺,伴隨資產者“階級自在”到“階級自覺”的意識覺醒,資產者在策略上講出“沒有所有制基礎的價格理論”就是“社會自在規定”,但其理論的體系絞殺亦必歸于“理論自殺”。然而在“社會自為規定”上,必須將“拜物教批判”同時視為勞動價值論理論組成,因為拜物教視角的所有制內涵邏輯乃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注:為此,“《資本論》不僅大量引用了這些官方出版物,而且選擇了‘絕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的敘事方式(第一版序)。這主客兩方面構成了其采用諷喻敘事的緣由,其特點之一是對‘異化勞動’頻繁使用了‘牛馬’‘蝗蟲’‘雜草’‘廢物’等諷喻意象。”“‘物化’的起點是勞動者‘牛馬’化,終點是人的‘廢物’化。”“因此,《資本論》的諷喻敘事是基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物化’現實的。”[9] (注:陸曉光.《資本論》的諷喻[N]. 上海:社會科學報,2020年2月13日第8版.)】
因此,商品生產方式的內容的兩方面規定(質和量)的相互關系是理解“形式”的基礎。價值形式,不獨是概念,也是范疇內部質和量統一的矛盾關系的外在化表現,以“價值形式發展”求得價值歷史知識,不過將價值本身“社會具象化”,使價值“生活化”、歷史過程化。說到底,這是對價值規律(商品生產的一般規律和交換規律)所依托的歷史全部過程的一個鳥瞰?!顿Y本論》德文第一版的首章名曰“商品和貨幣”,馬克思安排歷史轉化線索是“商品”→“商品的交換過程”→“貨幣或商品流通”,結成結構緊湊的篇章。然而從第二版開始,“商品”進一步被提升為具有獨立知識創作意義的一章,原第一節附錄“價值形式”正式移入正文,它們結為“單獨的章”。在第二版跋中,馬克思說明:那是因為“第一章第一節更加科學而嚴密地從表現每個交換價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價值”,所以,“第一章第三節(價值形式)全部改寫了,第一版的雙重敘述就要求這樣做。”并且,它直接導致“第一章最后一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5]14【注:馬克思. 資本論: 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那么,究竟什么是價值呢?但商品章的“獨立”就在于解答這一問題:
(1)價值定義的源起。何謂價值,乍看起來,是給商品本質進行社會定位,但背后的工作仍然是界定勞動過程(內容規定性)和經濟形式的關系。“商品的分析已經表明,商品是一個二重物,是使用價值和價值。所以,一個物品要具有商品形式,它就必須具有二重形式,即使用價值形式和價值形式。使用價值形式,是商品本身……這是商品的自然形式。相反,商品的價值形式則是它的社會形式。”[10]752【注:馬克思. 資本論(根據第一卷德文第一卷翻譯)[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
所以,“現在,價值實體和價值量已經被規定,剩下的事情是要分析價值形式。”[11]23-24質——量——形式,這是就內容和形式統一所下的完整的商品定義,從而,價值即商品形式,或曰“商品形式的本體范疇”。
(2)價值形式的系統表述。嚴格的價值定義是“事后思索”的結果。“誰都知道——即使他別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們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鮮明對照的、特殊的價值形式,即貨幣形式?,F在我們要做資產階級經濟學從來沒有打算做的事情:就是要指明貨幣形式的起源,就是說,探討商品價值關系中包含的價值表現,從最簡單的最不顯眼的樣子一直到一目了然的貨幣形式。”[11]24【注:馬克思. 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但是,“一切價值形式的秘密都隱藏在這個簡單的價值形式中。因此,分析這個形式確實困難。”[5]62【注:馬克思. 資本論: 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可見,“第三節內容說明‘價值形式’,這其實是全部形式規定的理解基礎。”并且,“既然頭兩節內容創造性地提出了價值規律的‘道的內容’和‘德的內容’,那么,它們的形式方面規定就必須得到系統交代和說明。”[12]【注:許光偉.《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兼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J]. 濟南: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2015(8): 16-36.】
(3)對商品生產和交換“結構”的系統表述。用生成論術語來說,相對價值形式就是生成的規定(伴隨勞動過程歷史發展而生成),等價形式則是“被賦予”或“被動生成”的規定,從而漸漸產生新型的社會統治的經濟關系。
(4)基于勞動過程的拜物教批判。勞動過程由“自然過程”向“歷史過程”進軍,內生了特定社會意識形式。因而價值規律,——馬克思沒有專門給它下定義,如果進行必要的內涵限定,應當在歷史——矛盾——規律的生成路徑上進行,應當看成和“辯證法道路”總體相關的規定,也即最高意義的“商品生產的歷史規律”;即價值規律同樣是歷史發生意義和認識論意義的統一。
【注:從恩格斯角度看,解釋學體現對于拜物教階級意識的技術支援,而發生學則是“瓦解拜物教定義的力量”。所以,他針對桑巴特的價值定義強調:“這樣理解并沒有包括價值規律對于那些受這個規律支配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全部意義。”而桑巴特的定義是這樣的,“價值概念按其物質規定性來說,不外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是經濟存在的基礎這樣一個事實的經濟表現;價值規律最終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經濟過程,并且對這種經濟制度來說普遍具有這樣的內容:商品價值是最終支配著一切經濟過程的勞動生產力借以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一種特有的歷史形式。”[13]1012(馬克思. 資本論: 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可見,馬克思以“商品形式”為歷史唯物主義工作批判即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規定,決定商品的自我認識形式必然是“價值”?!顿Y本論》事格范疇就大類而言一共有10個,它們結成有機的從歷史到認識的母子推衍系列:①商品→②價值→③剩余價值→④資本積累→⑤市場→⑥危機→⑦平均利潤(或總規律范疇:一般利潤率趨于下降)→⑧資本的諸種社會形式(資本家族)→⑨資本→⑩剩余價值(即資本的自我認識形式)。亦即第一個范疇和后面九個范疇地位之不對稱,在于形成“內容”和“形式”關系總攬,——從而,“正是價值范疇使得階級關系如水晶般透明,同時展示了源于包含在商品形式中的階級關系的動態性。”[14]220【注:羅伯特·阿爾布里坦. 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 李國亮等譯. 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首先,必須看到勞動過程同經濟形式的矛盾是一種潛在的規定,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是唯物史觀意義域內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矛盾的始源規定性和廣義的延伸。拿價值表現的兩極來說,相對價值形式分明代表著勞動過程的發展向度從而也是生產能力的拓展,等價形式則是經濟形式的發展向度從而也是交往關系的拓展;“商品的簡單價值形式是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對立的簡單形式。”[10]766【注:馬克思. 資本論(根據第一卷德文第一卷翻譯)[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
兩者所表現的就是差異的雙方的互系關系,一方為靜,另一方則為動。換言之,這里依舊展示的是勞動過程和經濟形式的直接互促關系,矛盾并沒有外化運動的可能。
其次,生產力是質,生產關系是量,它們都是內容規定;這個量,是范疇的自我認識形式,是對概念的轉化。從而,生產力的質和量是在和生產關系“互看”的過程中形成的,進一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作為概念工具猶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抽象勞動在價值范疇之內所實現的統一,——這些都是形式分析的基礎。“價值形式的發展是同商品形式的發展一致的。”根據是“自然形式上的勞動產品,就是使用價值的形式”,“因此,勞動產品再具有價值形式,它就會具有商品形式,也就是說,會表現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對立的統一。”[10]767【注:馬克思. 資本論(根據第一卷德文第一卷翻譯)[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
總體來說,這是矛盾規定不斷增加和外化顯露的發展過程,“然而個別的價值形式會自行過渡到更完全的形式。”[5]77【注:馬克思. 資本論: 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形式發展歷程可總體刻畫為:相對價值形式=等價形式(或等價形式=相對價值形式)→相對價值形式(擴大的價值形式)=∑等價形式(特殊等價物)→∑相對價值形式(一般的社會的相對價值形式)=等價形式(一般等價物)→∑相對價值形式=貨幣形式(具有充分的社會矛盾規定)。
再次,這種形式發展或成熟化的道路背后孕育的是矛盾規定的發展。一方面,“等價形式的發展程度是同相對價值形式的發展程度相適應的”,另一方面,“價值形式發展到什么程度,它的兩極即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之間的對立,也就發展到什么程度。”[5]84【注:馬克思. 資本論: 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毋寧說,正是由于勞動過程——物質內容和經濟內容——發展的推動,導致經濟形式的內部對立關系的加劇,最終形成“對立統一”矛盾關系(由“統一”看互系雙方的對立)。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是從互系到矛盾的一對規定;無疑,相對價值形式是發展的主動輪,等價形式則是隨發展“被排出”的社會規定,“一般等價形式就其本性來說,要以某種商品被其他一切商品社會地排擠出來作為條件。”[10]777【注:馬克思. 資本論(根據第一卷德文第一卷翻譯)[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
于是,“金銀本身是商品-物的世界的一部分,但當其成為一般等價物之后,卻又超越于具體的商品世界之上,成為商品世界的直接主人。”[6]165【注:仰海峰.《資本論》的哲學[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更詳細點,這種過程是,“為了取得完成的商品形式,勞動產品必須取得統一的、一般的相對價值形式。但是,它們所以能夠獲得這種統一的相對價值形式,只是由于某種一定的商品作為一般等價物從它們自身的系列中排擠出來。而只有從這種排擠最終被限制在一種特殊商品上的時候起,統一的相對價值形式才獲得客觀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會效力。”從而可以說,“一般等價形式是價值的一種形式。因此,它可以屬于任何一種商品,但總是被排擠于其他一切商品之外。”[10]774-775【注:馬克思. 資本論(根據第一卷德文第一卷翻譯)[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
最后,從潛在的矛盾規定到社會外化和完全顯露的矛盾規定,表明對立統一規律并非一種理念的預設,而是矛盾之規律性成長關系。辯證法規律同樣反映辯證法道路的“四種形式”,即陰陽互系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和對立統一規律。
【注: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中,恩格斯這樣說明:“所有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他們總是只在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結果。他們從來看不到:這是一種空洞的抽象,這種形而上學的兩極對立在現實世界只存在于危機中,而整個偉大的發展過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進行的(雖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經濟運動是最強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決定性的),這里沒有什么是絕對的,一切都是相對的。對他們說來,黑格爾是不存在的……”[15]60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簡言之,辯證法以‘陰陽互系’(二重性規定)為第一形式,以質量互變(內容層面的發展規定)為第二形式,以否定之否定(形式層面的發展規定)為第三形式,以對立統一的矛盾規定(事物的總發展規定)為最高形式、轉化形式(第四形式);第一形式界定生的根據,第二形式說明生的繼續和成長,第三形式說明了事物的一般發展趨勢,第四形式進一步界定事物發展轉化的內在根據。”[16]( 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J]. 武漢: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1): 5-22.)】
從而,它必須看作由勞動二重性開始,經過內容和形式的互系,經過若干形式過渡,經過矛盾規定的發育,最終定格于對立統一規定。也因此,價值規律作為“對立統一規律”,才真正反映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商品生產基本矛盾,才有資格稱之為商品生產方式“最高意義的規律”。在陰陽互系和對立統一的規律之間,是“聯系的觀點”向“發展的觀點”的轉化,量變的原則主要體現在相對價值形式發展規定之上,而等價形式則執行“歷史質變”。由于價值形式發展主要討論的是“形式過渡”,然而,其前三種形態乃是“否定之否定”規律的主要體現者。“這種排擠是一種與被排擠的商品無關的、客觀的過程……一種商品,除非它的被排擠,從而它的等價形式,是一個客觀社會過程的結果,否則決不能真正執行一般等價物的職能。”[10]775 【注:馬克思. 資本論(根據第一卷德文第一卷翻譯)[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
價值形式的第四種歷史形態是關于“價值規律=對立統一規律”的形態,如上指出,它使得個別上升到一般的關系進一步牢牢定格為統一體內部的個別和一般之間的內在矛盾規定。
四、認識機理:價值規律為何從“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引出
個別→一般、質→量、個體→總體,質量互化以及形式過渡,這些仿佛是“價值規律的全部內容”。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實際是完整講述了“四大機理”:所謂歷史機理者,以“簡單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為經線,從中整理出“價值(一般商品生產關系之體)→貨幣形式(一般商品生產關系之用)”以及“剩余價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體)→資本積累形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用)”的體用結構,作為與之匹配的工作緯線;所謂結構機理者,以資本主義直接生產發展至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為經線,整理出“市場(資本主義流通關系之體)→危機形式(資本主義流通關系之用)”,作為“體用結構意義”(資本結構形式系統)之緯線;所謂矛盾機理,相應以再生產本身的結構系統形成進一步擴展至資本主義社會分配過程為經線,以“一般利潤率趨于下降規律范疇(資本主義分配關系之體)→資本的諸種社會形式(資本主義分配關系之用)”之體用結構為緯線,實現對矛盾機理的系統性解析與具象性呈現。以上三個機理的“總起”分別是在商品章的前三節,揭示了歷史結構路徑的矛盾生成,深入到了矛盾機理問題探究的領域;顯然,通過對歷史-結構-矛盾機理的總探究,從中又必然可結晶出認識的機理。
深一步看,所謂的辯證法乃是一種“理論思維”,如上指出,在于執行前提批判;或者說,辯證法道路是從主觀批判出發,是以主觀行動為發端,經由批判實現自身的規定向“客觀”的躍升。以“認識機理”做總歸結,馬克思指出,“商品的神秘性質不是來源于商品的使用價值,也不是來源于決定價值的性質。”“可是,勞動產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謎一般的性質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顯然是從這種形式本身來的。”[11]51-52【注:馬克思. 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商品世界的這種拜物教性質,像以上分析已經表明的,是來源于生產商品的勞動所特有的社會性質。”[5]90【注:馬克思. 資本論: 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勞動產品一旦表現為商品,就帶上拜物教性質,拜物教是同這種生產方式分不開的。”[11]52【注:馬克思. 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所謂認識機理,則以“歷史→認識”為經,再以業已定格的“歷史認識”之返回社會系統行動為緯,最終實現歷史和認識相互呈現并結為“母子體用”工作關系的批判格局。然則交代完商品拜物教的“性質”,馬克思是怎樣繼續揭穿它的秘密呢?
由于馬克思運用了思想通史,于是可以說,“《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是對價值之道、價值之德的歷史視角的認識批判,或者說,也就是摹寫‘價值的認識形式’。”進一步,“如果我們把它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進行對照,可以發現:馬克思這里運用的是‘白描手法’,即努力撇開文化史,專注‘歷史的敘述’。”[12]【注:許光偉.《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兼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J]. 濟南: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2015(8): 16-36.】
結論是,“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質或勞動的社會屬性所具有的物的外觀,使大部分經濟學家產生了幻覺,這一點也可以從他們關于自然在交換價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進行的長時期的枯燥無味的爭論中得到證明。既然交換價值只不過是計算某個物的生產中所使用的勞動的特殊社會方式,它就例如像匯率一樣并不包含物質要素。”[11]61-62【注:馬克思. 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以后,“通過對剩余價值學說史的論述與批判,馬克思揭示了這種拜物教意識在觀念層面的表現:不管是李嘉圖從物的角度對于流動資本與固定資本的討論,還是李嘉圖社會主義者關于生產過程不能缺少資本的分析,實際上都是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永恒性與超歷史性出發得出的結論;這種形而上學的思維如果不能打破,就不可能真正地破解拜物教之謎。而要破除拜物教的神話,就要真正地展現辯證法的力量。”于是,“馬克思的工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分析資本邏輯的運行過程及其內在矛盾,為無產階級提供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理論,推動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形成;二是馬克思批判了資產階級社會的拜物教意識,這種拜物教體現為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與資本拜物教……以及這種拜物教意識的思想觀念上的表現。”[6]178【注:仰海峰.《資本論》的哲學[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拜物教意識和階級意識之間具有內在傳遞的發生學機制。然而馬克思上述兩個方面工作其實是一體的,價值規律必須作為強有力的辯證法武器,必須從對“秘密”的揭穿中引出。所以《資本論》開篇的商品體的因素綜合還只是個主觀聯系,是“自然科學+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直接的主觀,但決非“先驗綜合判斷”。進而表明與透過“人與物的關系”(需要現象)揭示“物與物的關系”(自然本質)的自然科學工作路線不同,社會科學的工作路線是揭示“人與人的關系”(社會本質)。【注:人與物的關系或者說人本身對物的關系,這依舊不是人的科學,乃是物的科學,而要成為“真正意義的物的科學”即自然科學,那么,人對物的關系必須上升為物與物、物對物普遍聯系的科學,即形成工作鏈條:人與物的關系→物與物的關系(自然科學)。與之相反的工作鏈條可描述為:人與物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社會科學)。很顯然,無論認識主觀處于何種狀況,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客觀規定”上是直接對峙的。盡管如此,二者結成辯證法工作總體。孫正聿教授指出,“如果《自然辯證法》是研究自然的科學,是敘述關于自然的科學知識,那么,它充其量只不過是普及當時的自然科學知識的‘手冊’或‘讀本’;如果《自然辯證法》是反思自然科學的哲學,是探索自然科學的理論思維,那么,它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如何以理論思維把握‘自然’和‘自然科學’的問題,它所構成的就是作為理論思維的辯證法。事實表明,它是后者,而不是前者。”[17]( 孫正聿. 恩格斯的“理論思維”的辯證法[J]. 北京:哲學研究,2012(11): 3-10.)】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則要進一步透過“物”和“物的關系”揭示“人與人的關系”,因為資產階級發展了一種認識迷霧和幻象——商品拜物教。從深層次看,這是資產階級理論家利用已經發展起來的自然技術,嫁接于人們的日常觀念,搞科學認識仿真,人為縱容和制造“物象的扭曲”。這是一種新型的宗教認識崇拜。因此很顯然,商品拜物教是階級意識形態上的認識迷霧,是典型的“宗教觀念解釋學”?!?858年2月22日致雯迪南·拉薩爾》中,馬克思告訴拉薩爾:“應當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對經濟學范疇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說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體系的批判敘述。這既是對上述體系的敘述,又是在敘述過程中對它進行的批判……最后,對經濟范疇或經濟關系的發展的簡短歷史概述,又應當是第三部著作的對象。”[15]150【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從中可見,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是貫徹始終的。蓋因資產階級經濟學決不是從歷史暫時性的特征出發;他們決不會去認真研究全部歷史,去探究具體和多樣性規定的如何歷史發生,而只是試圖套用或直接移植自然科學創制概念的方法——在既定具體中形成抽象概念,盡管如此,“但是他們最后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系,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4]18【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以認識批判貫徹于全體敘述,——即便在嚴格意義的研究過程中也如此,這是經濟作品不同于一般意義史書的一個方面。須知,“自從西方經濟學在我國學界逐漸形成主流地位之后,‘供求分析’‘損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以及均衡分析就成了經濟學的‘看家本事’。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分析工具——‘矛盾分析’和‘階級分析’,逐漸淡出了學界的視野。”[18]【注:趙磊.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與發展的方法論邏輯[J]. 長春:當代經濟研究,2018(3): 5-13.】
由此看來,質——量——形式——規律,既是講經濟形式,也必須是講勞動過程,歸根結底,是二者在規定上的內在緊密結合。換言之,商品拜物教“秘密”規定的反面不過是以“價值規律”(=陰陽互系的規律;=質量互變的規律;=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對立統一的規律)為武器的批判,并且既是客觀批判,也是主觀批判的過程。這樣,不僅潛在的矛盾規定從“提出問題之意義”進一步轉化為“解決問題之意義”,同時意味著,被隱藏的矛盾分析、階級分析會從對認識迷霧的破除中破冰而出。
“人本身的解放”說到底就是勞動過程的“共同體為經”(自在→自為的母子路徑)、“行動為緯”(自覺→自發的體用結構)。馬克思強調:“對社會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遵循著一條同實際運動完全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是從已經完全確定的材料、發展的結果開始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范疇,是具有客觀真實性的理論形式……不過這些關系只屬于商品生產成為社會生產方式的這個一定的歷史時期。因此,如果我們考察其他的生產形式中去……在當前時期使勞動產品模糊不清的一切神秘性都立即消失了。”[11]55-56 【注:馬克思. 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以完整版的勞動過程概念為導引,通過加入“恩格斯的歷史思維”,破除拜物教之謎題轉義為勞動過程文明規劃上的一個選題。勞動過程既為經、又為緯,商品拜物教批判勢必與之內在關聯,顯然,這是“勞動過程與資本認識形式”的起步性議題。由價值規律的歷史武器和認識武器所引申出的始源而廣泛意義的矛盾規定——勞動過程與經濟形式的互系和矛盾,拓展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領域性認識。【注:如果繼續延拓,那么可以說,勞動過程作為“內容規定”和一切“形式規定”(文化形式、社會形式、國家形式、政治法律形式、意識形態等)之間均會發生矛盾作用;盡管如此,勞動過程和經濟形式的互系矛盾作用仍然是總切要,因其衍生了唯物史觀意義的矛盾規定性?!?/p>
它在外延上廣泛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及的以下諸種矛盾形式:(1)生產方式同生產關系的矛盾;(2)生產(關系)同交換(關系)的矛盾;(3)生產方式與交往方式的矛盾;以及(4)基礎(或曰“下層建筑”)與上層建筑的矛盾;等等。可見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乃是一切矛盾的領導力量,但同時不能否認它始源于勞動過程和經濟形式的矛盾,只是借助后者,并通過將后者經常作用的形式并入自己的體系內,才最終成為推動和制約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關于商品生產的經濟矛盾及其發展特點,恩格斯則指出:“凡是存在著社會規模的分工的地方,局部勞動過程也都成為相互獨立的……這一運動總的說來是受生產運動支配的,但是在單個的情況下和在這個總的隸屬關系以內,它畢竟還是循著這個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規律運行的,這個運動有自己的階段,并且也對生產運動起反作用。”[15]595【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五、勞動過程與所有制解放之路——辯證法機理的統一
拜物教意識經由階級身份的明確化而轉為階級意識,拜物教批判歷史道路深度揭示了“辯證法機理統一”。恩格斯看出“馬克思定義”實質是講述歷史發展道路、求所有制解放——把歷史知識寫在定義中、規定在階級理論中。“恩格斯對待《資本論》的態度是將其看作科學作品和歷史作品的統一,堅持由‘科學品性’提升‘歷史品格’——這就是對唯物主義路徑的著重闡發”,“恩格斯在客觀辯證法方面,用自己系統的自然科學研究捍衛和有力支撐了馬克思《資本論》業已做出的結論”;此外,從廣義的工作角度看,“恩格斯的《資本論》研究貫串了‘自然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或者說,是從自然科學的辯證法進軍到社會科學的辯證法,使得唯物辯證法具有了完全的意義。”[19]【注:許光偉. 恩格斯對《資本論》方法的貢獻——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J]. 重慶:西部論壇,2020(2): 11-25.】
《資本論》就全體工作對象而言,所體現者乃“內容”和“形式”之統一。即“資本生產規律或第一卷:‘道’(即發展過程)的內容與形式統一”;“資本流通規律或第二卷:‘德’(即運動過程)的內容與形式統一”;“資本生活規律或第三卷:‘道和德的生活形式’(即生活過程)的內容與形式統一”;“剩余價值理論史或第四卷:‘道和德的認識形式’(即認識過程)的內容與形式統一”;而同時,《資本論》首章乃至首篇毋寧說就是“價值之道和價值之德或價值規律的內容與形式”,于是可以認為,“人們一向對《資本論》首篇結構輕描淡寫、敷衍了事,那是因為缺乏‘一部整史’的工作觀念。”[12]【注:許光偉.《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兼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J]. 濟南: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2015(8): 16-36.】
這迫使我們在對《資本論》進行理解和運用上,必須首要注重內容辯證法——如生產力、勞動過程、所有制這些實體元素的分析以及它們本原的決定作用,而不能過度仰仗形式辯證法?! 咀ⅲ杭热晦q證法不過是關于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運動及其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既然辯證法是關于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基礎上的理論思維,那么,辯證法的要旨是在聯系中探求發展規律和認識形式。什么是規律呢?規律按其性質而言,不過是對辯證法的形式化,是辯證法道路的另一種說法或辯證法本身的認識形式。馬克思通過六冊計劃的制訂和詳察,慢慢發現價值一般和資本一般乃是商品社會前后相繼的兩個支架——歷史支架和認識支架。這實際上是要求在價值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的架構下來探究價值范疇,將其作為商品生產關系(包括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社會認識形式。然則,這樣的規律立足的領域不僅是自然科學,而且是全部的人文社會科學,不僅是歷史領域,而且是全部的思維領域;它的目的是實現物質客觀向社會實踐的客觀以及自然向歷史批判的客觀的規定性躍升。換言之,這全部的規律都是針對生產方式的,是求客觀意義的總體規律;所謂“總體”,針對的是思維學原則。社會歷史領域內的規律是涵容批判規定的最高意義的規律總體,是思維領域的成果進一步用于自然科學的結果,是自然辯證法進一步向歷史辯證法邁進的結果。于是這些規律不宜直接拆分為生產力或生產關系的側面,而要在構成上更多強調“內容辯證法”和“形式辯證法”間的工作對話?!?/p>
勞動過程之作為實體元素,一方面是生產力的歷史發展形式,一方面又是所有制的占有對象,從而是運用“社會本體論”進行批判的基礎和載體工具。
【注:如共同體意義的勞動過程、團隊生產的勞動過程、組織學和智慧學意義的勞動過程等文明規劃形式?!?/p>
【注:作為通史規定,所有制不外是關于“勞動過程占有關系”的歷史形式考察,本質上是“存在者”對“存在”的全部關系總和。】
既然共同體的構成因素不僅包括社會,也包括階級,那么恩格斯有理由“把《資本論》當作馬克思自身要完成而未能完成的‘《辯證法》’(即唯物辯證法)的一個全面預演。”[19]【注:許光偉. 恩格斯對《資本論》方法的貢獻——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J]. 重慶:西部論壇,2020(2): 11-25.】
不同時代的經濟學究其實質,不過是“所有制的不同認識形式”。關于“所有制解放”,恩格斯則指出,“馬克思只是歷史地證明并在這里簡略地概述:正像以往小生產由于自身的發展而必然造成消滅自身,即剝奪小私有者的條件一樣,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滅亡的物質條件。這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如果說它同時又是一個辯證的過程,那么……當馬克思把這一過程稱為否定的否定時,他并沒有想到要以此來證明這一過程是個歷史地必然的過程。相反,他在歷史地證明了這一過程一部分實際上已經實現,一部分還一定會實現以后,才又指出,這是一個按一定的辯證法規律完成的過程。”[15]141【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馬克思發現,在勞動過程和經濟形式互系中,價值實體充當了聯系中介,這樣才有價值規律對認識拜物教的破除,——“后來科學發現,勞動產品作為價值,純粹是生產它們時所耗費的人類勞動的表現,這一發現在人類發展史上劃了一個時代,但它決沒有消除使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物的性質、產品本身的性質的幻象。”[11]54【注:馬克思. 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這樣又進一步需要探究勞動過程和經濟形態在辯證法道路上的矛盾中介以及領導力量,而引發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發現。在“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資本論》進行總結的一章,馬克思的結論是,“只把分配關系看作歷史的東西而不把生產關系看作歷史的東西的見解,一方面,只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剛開始進行還帶有局限性的批判時的見解;另一方面,這種見解建立在一種混同上面,這就是把社會的生產過程同……簡單勞動過程相混同。就勞動過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間的單純過程來說,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這個過程的一切社會發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勞動過程的每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都會進一步發展這個過程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形式……分配關系,從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一定的歷史形式,同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這兩個方面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一旦有了廣度和深度……在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就發生沖突。”[13]1000【注:馬克思. 資本論: 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所謂物質內容,總是生產力的表現;經濟內容則和勞動過程的表現直接關聯:后者以前者為基礎,并把前者包括在自己的規定中。它們所針對的是經濟形式的理論自足。所以,不應當把技術構成看成對資本價值構成的無條件服從,而應把前者看作是對后者進行內在制約和行動批判的規定?!咀ⅲ何鞣浇洕鷮W無差異曲線是將技術構成看成對利益關系(資本家管理利潤)的無條件的絕對服從。如前指出,這種教科書技術的實質是把生產關系完全變成物的屬性組合以及由這些組合所認識擬制的投入產出仿真過程。仿真必然帶來偽裝,無差異空間布圖的真實是“資產者競爭”的局部均衡秩序,其偽裝的是唯一在場者的“上帝理性選擇”,而將資本家決策的市場范疇變身為“會自動自我計算的均衡秩序”?!?/p>
很顯然,拜物教不獨是單純認識事件,作為商品財產私有制的內在根據,商品拜物教系列認識亦必然是所有制事件,乃至是“所有制解放”的事件。站立于資本主義高度,馬克思借助事后思索從對商品拜物教意識的批判中引出“價值規律”,是以對價值規律之科學闡述來破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認識迷霧。這樣看來,勞動過程是關切“內容辯證法”的工作規定。須知迄今為止,人類具有兩種偉大意義之文明規劃:一曰“勞動過程文明規劃”,一曰“經濟形式文明規劃”;前一文明規劃(主客體結合關系及勞動過程構成形式)的核心內容是求取“生產力發展”,后一文明規劃(如產品形式、商品形式、市場形式、計劃形式)則在于進一步求取“所有制解放”。而至今日,我們同樣站立于社會主義文明規劃高度,就會有更高和更廣泛性要求,需要直接立足勞動過程,以“社會主體”切入,謀劃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既從內部、也從外部粉碎與根除“拜物教意識”。蓋因重建“勞動過程——生產方式”路徑的所有制的社會形式,其實質是對科學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和“建構形態”進行時代綜合,謀求支持實現生產關系全方位革命的經濟形式基礎,最大程度發掘與新型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契合的經濟形式社會類型。
然則,這是馬克思將價值規律同時視為批判和建構規定的理由。矛盾的歷史論(歷史機理形成和發展: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危機論(結構機理)、矛盾的實踐論(矛盾機理本身)以及歷史矛盾的認識論(即認識機理形式),它們依次展開,馬克思全面揭示了拜物教意識所賴以產生的經濟根源和認識動因。“馬克思《資本論》表明,資本理論的內在邏輯是商品形式作為一種商品經濟邏輯已完全化,并成為一種霸權。換句話說,當商品化完成后,由賣家和買家建立了一個商品經濟邏輯可以復制和擴大資本主義社會全部經濟生活。”[14]47-48【注:羅伯特·阿爾布里坦. 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 李國亮等譯. 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資本論》當然不是一個形式化系統,資產階級工作者出于理論仿真術需要,樂于將資本權力說成“物權力”,其實是充分利用了拜物教意識;這表明,純粹形式系統之被利用者乃資產階級教科書也?!咀ⅲ涸凇度灰惑w的公式》一章,在面對資產階級拜物教的理論化形式——把物的因果關系直接翻譯為生產和分配之間的對應關系時,馬克思特別指出,“在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甚至商品生產的最簡單的范疇時,在論述商品和貨幣時,我們已經指出了一種神秘性質……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和在構成其占統治的范疇、構成其起決定作用的生產關系的資本那里,這種著了魔的顛倒的世界就會更厲害得多地發展起來……資本已經變成了一種非常神秘的東西,因為勞動的一切社會生產力,都好像不為勞動本身所有,而為資本所有,都好像是從資本自身生長出來的力量。”[13]936-937(馬克思. 資本論: 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這門新科學的學名就是‘資產階級解釋學’……它滿足在物的世界里,沉迷于對物象認識的空間分割游戲,爾后,帶著十足滿足感去宣布一項由擬像關系編織起來的客觀真理。”[7]177 【注:許光偉. 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拜物教意識是其內在根據,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撲殺則提供不竭之動力條件。商品、貨幣、資本、市場分別被說成物形式、物關系以及物秩序,如果說拜物教貫串《資本論》始終,那么,這正是物權力邏輯的不同“理論層級”:商品拜物教意識形式→貨幣拜物教意識形式→資本拜物教理論意識形式→市場拜物教階級意識形式→商品拜物教認識形式。這好像是資產者意識的“閉路循環”,并且前者啟發后者,如市場拜物教根本是由“仿市場”(均衡秩序)工作概念所引致的意識形式;其抹殺“危機范疇”的手段是“竭力宣揚市場拜物教”,好像市場是“無所不在”的萬能:“市場無限美好”,“它完美無瑕,無可挑剔”,它“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只要滿足了市場的先決條件,市場就可以創造出意想不到的人間奇跡,整個世界就可以實現如同德國18 世紀初哲學家萊布尼茨所提出的‘預定的和諧’。”[20]【注:李建平. 新自由主義市場拜物教批判——馬克思《資本論》的當代啟示[J]. 長春:當代經濟研究,2012(9): 1-12.】
如前文所述,馬克思應對以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工作批判,分別破除以“商品→價值”(勞動過程與價值形式)、“剩余價值→資本積累”(勞動過程與資本直接生產形式)、“市場→危機”(勞動過程與資本流通形式)、“平均利潤→資本社會形式”(勞動過程與資本再生產總過程形式)、“資本→剩余價值”(勞動過程與資本自我認識形式)。
以上再次表明,勞動過程和特定社會生產關系始終是所有制不變的內容根據,它排除了物主導人、統治支配人以及物秩序、物權力規則的拜物教視角的財產所有概念。反之,如果失去這一高度,就失去了把握聯系的思維力、理論能力,失去掌握一切社會發展規定的話語權、邏輯思考能力,并最終失去理論的批判武器,相應就難以形成正確的判斷?!咀ⅲ簞趧舆^程本身從內容辯證法的展開看,應包括自然過程、物質過程、一般社會生產關系以及和它們相對應的思維過程的規定。所以,“從思考形式上看,生產方式核心內容是勞動過程與所有制統一。”[16]( 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J]. 武漢: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1): 5-22.)】
所以,《資本論》是記錄行動“自發——自覺”乃至共同體“自在——自為”品性之史書規定也,和皮凱蒂新著《資本與意識形態》不同,馬克思解決“財產神圣化”問題,并不滿足“超越資本主義”,也在于超越資本的行動本身;從事格載體即生產機構(“共同體+勞動過程”的組織史)出發,容易找到內容和形式一致的對象關系。于是,資本形式必然因應剩余價值之事而被“層級化”,即沿著歷史機理、結構機理、矛盾機理和認識機理分別被切割為“道的形式”“象的形式”,以及“識的形式”——本身分為“社會識別的形式(獨立生長的形式)”和“進行認識活動的形式”。這些形式好似是資本執行不同功能所形成和延續的“形式規定”:如針對直接生產功能的資本協作形式以及資本積累形式本身,如針對“新陳代謝意義”的執行再生產功能的資本結構形式,如帶入生活內容的資本分配形式——自我獨立生長的資本社會形式,其實是“主體形態”的不同層級,如所有制主體、財產主體和法律主體。一句話,資本形式不是神秘的,它恰恰是現實的過程的實體生產關系的反映。全部的資本運動都是關于“資本(運動)形式”的表現,這只不過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根本是“唯財產(治理)”的社會。這種單一化的發展向度是和世界的有機聯系(規定)相悖的,從而矛盾從內部激發和生長起來的速度,快的大為驚人!然則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而言,生產力之“進入”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委實意欲于此:“要想最終破除‘自由個性’的虛妄演繹、還原真實人的個性發展,并超出經濟必然性束縛,解決之道只能是求取生產力發展意蘊的‘生產關系研究’。”[21]【注:許光偉. 生產力研究維度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新——兼析“客體批判”的研究性質[J]. 長春:當代經濟研究,2017(2): 59-7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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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許光偉. 生產力研究維度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新——兼析“客體批判”的研究性質[J]. 長春:當代經濟研究,2017(2): 59-71.
【文章信息】本文刊于《當代經濟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23頁。原題名:《勞動過程與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對<資本論>方法貢獻的性質》。
【摘 要】一般而言,政治經濟學理論范疇的形成力量來自三方面:社會勞動過程、階級斗爭以及以“秩序”為中心的物象均衡。經由“拜物教意識”批判,“仿市場”范疇的根基被瓦解,階級斗爭被“事格化”,并置身于勞動過程文明規劃。這表明基于通史考察,《資本論》“拜物教理論”和“勞動過程批判”是同步的過程,目的是求取“人本身的解放”“所有制解放”。據此,商品章和《自然辯證法》在寫作上可以說是彼此呼應。恩格斯歷史路徑的《資本論》解讀,有助于“勞動過程為經為緯”工作線索的形成:《資本論》首章引出“辯證法道路”,揭示質——量——形式——規律認識過程的“客觀內容”是矛盾規定及其所有制形式的歷史化的有機成長。根據馬克思大寫字母意義的價值規律規定,勞動過程發展構成“內容辯證法”,經濟形式運動構成“形式辯證法”,勞動過程和經濟形式的互系和矛盾作為了內在于自然歷史過程的基礎性規定。
【關鍵詞】《資本論》; 勞動過程; 商品拜物教; 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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