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寧對俄國自由主義民粹派主觀社會學的批判》一文中，我們回顧了列寧對俄國自由主義民粹派的哲學世界觀基礎和以唯心主義歷史觀為核心的主觀社會學的批判，明確了以米海洛夫斯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民粹派的主觀社會學，是代表俄國農民小生產者和市民小資產者階級利益的社會學說；米海洛夫斯基等是一幫農民小生產者和市民小資產者階級的思想家，是以“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的表達者自居”、反對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阻礙馬克思主義在19世紀中期以后的俄國傳播和發展的“最兇惡的敵人”。在本文，我們將以列寧對自由主義民粹派主觀社會學的批判為基礎，進一步研究和探討列寧對自由主義民粹派的代表人物、“公開同社會民主黨人作戰”的、《俄國財富》雜志的“實踐家和政治家”克里文柯等人泡制的關于俄國社會改革綱領的批判。

　　一、社會改革策略、理論依據之批判

　　克里文柯等人為了給自己泡制的關于19世紀末期俄國社會改革的經濟政治綱領打開銷路，便在他們以唯心主義歷史觀為基礎的主觀社會學的指導下，找出自己關于俄國社會改革的理論依據，說什么俄國“‘人民工業’即手工業同資本主義工業”是完全對立的，不存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勞動者受剝削受壓迫的原因不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在政府的“政策”，即“土地政策、賦稅政策”等等的“缺點”。①克里文柯等人的這套理論觀點，受到了列寧的嚴厲批判。

　　針對克里文柯等人關于俄國“人民工業”即手工業同資本主義工業完全對立、不存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論點，列寧指出：這種理論，只是把所謂人民工業即家庭手工制大生產與資本主義工業完全對立起來，“遠沒有說明它的經濟組織”。①從他們所列事例來看，這里的“家庭手工制大生產”，也是“勞動受資本奴役的關系占優勢。”②這種公然無視事實的態度，只能說明“‘人民之友’也和俄國一切自由派一樣，他們總的傾向是掩蓋俄國的階級對抗和對勞動者的剝削，把這一切說成不過是‘缺點’。”③

　　接著，列寧便批判了這一理論所隱含的形而上學方法論。他指出：“克里文柯先生講到資本主義總是直接從機器工業講起，而繞過了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這是一種普遍流行的錯誤。其影響之一就是使人們忽視了我國手工業的資本主義組織。”④其實，家庭手工制大生產已經具備了資本主義工業形式的一切標志：“商品經濟已經達到高度的發展，生產資料集中在個人手中，工人大眾遭到剝奪，他們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只好把勞動用在別人的生產資料上，他們不是為自己做工，而是為資本家做工。顯然，就手工業的組織來說，這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同大機器工業相比，它的特點就是技術不發達（主要是因為工資低得不成樣子），工人還保留一小塊土地。后一種情況特別使‘人民之友’困惑不解，因為他們同十足的形而上學者一模一樣，習慣用赤裸裸的直接矛盾來思考：‘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話。’”⑤

　　為了證明所謂“人民工業”不是資本主義，克里文柯等人還以工人占有土地為理由，說什么“工人沒有土地就是資本主義，工人占有土地就不是資本主義”。⑥針對這種糊涂觀念，列寧指出：克里文柯等人“局限于這種令人寬慰的哲學，而忽視全部社會經濟組織，忘記一件盡人皆知的事實，就是占有土地絲毫不能使這些土地占有者不過牛馬的生活，不遭受其他同樣的土地占有者——‘農民’的極端無恥的掠奪。”⑦“他們也不懂得，當資本主義還處在較低的發展階段時，在任何地方它都不能使工人同土地完全分離。馬克思根據西歐情況探明了這樣一個規律：只有大機器工業才徹底剝奪了工人。”“那種以‘人民占有土地’為理由，硬說我國沒有資本主義的流行議論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的資本主義，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同勞動者完全離開土地沒有關系，但絲毫也不因此就不成其為資本主義。”⑧至于俄國的大機器工業，不管它“有什么樣的獨特性，它也具有和整個資本主義西歐相同的屬性，它已經絕對不容忍工人和土地保持聯系了。”在俄國，“勞動者同土地的聯系已是這樣微弱而且虛幻，有產者（貨幣持有者、包買主、富裕農民、手工工場主等等）的勢力已經是這樣強固，只要技術再進一步，‘農民’”“就變成純粹的工人了。”⑨克里文柯等人對俄國手工業經濟組織的無知到了什么程度,真使人不可理解。

　　不僅如此，克里文柯等人為了否認家庭手工制大生產的資本主義性質，還以“沒有資本主義化的行業”即燒磚業“基本生產費用很小”為由，來為自己辯護。⑩列寧通過對燒磚行業生產狀況的分析，指出：“這一行業早已產生，但在最近15年內，由于鐵路的修筑大大促進了銷路，它才發展起來。在鐵路修筑以前，家庭生產形式起主要作用，現在則讓位于剝削雇傭勞動了。這一行業也沒有免除小工業家在銷售方面對大工業家的依賴：由于缺錢，前者往往按極低的價格把磚（有時是把磚坯即未燒的磚）就地賣給后者。”“我們不僅可以了解這種依賴關系，而且還有可能了解這個行業的組織”的資本主義關系。①此外，列寧還通過對手工作坊生產規模、工人成份和生產總額的分析，來揭示手工業作坊的經濟性質。他指出：“這一行業的資產階級的（即資本主義的）組織，作坊規模越大，勞動生產率就越高，”“剝削雇傭勞動就越厲害，生產就越集中。”“這種由于多數人（雇傭工人）被剝奪而造成的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情形，既向我們說明這一行業內小生產者對包買主（大工業家也就是包買主）的依賴，也向我們說明了這一行業對勞動的壓迫。由此可見，勞動者被剝削的原因就在于生產關系本身。”②

　　為了進一步批判克里文柯等人否定家庭手工制大工業資本主義性質的荒謬理論，列寧又舉出一個資產階級性質表現得弱的陶器業的例子。③通過分析，列寧指出：“這一行業中的關系（這種例子是不勝枚舉的）也是資產階級關系，這里有商品經濟基礎上發生的同樣的分化，并且是純粹資本主義的分化，它導致剝削雇傭勞動”。“我們看到，擁有規模較大、收入較多的作坊并靠他人勞動”“取得純收入的少數人在積蓄‘儲金’，而多數人卻在破產，甚至小作坊主（更不用說雇傭工人了）也不能收支相抵。后者當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前者奴役，其所以不可避免，正是由于這種生產關系的資本主義性質。”④這種關系的資本主義性質在于：“由于商品經濟組織起來的社會勞動的產品落到私人手中，成為私人手中壓迫和奴役勞動者的工具，成為剝削多數人而使個人發財的手段。不要以為生產關系的這種性質還不大發展，同生產者的破產并行的資本積累微不足道，因而這種剝削、這種壓迫就表現得輕微些。其實完全相反。這只會導致更粗野的農奴制的剝削形式，使資本在它還不能單純用按勞動力價值購買工人勞動力的辦法來直接支配工人時，能用高利貸壓榨的羅網把勞動者束縛起來，用盤剝手段把勞動者控制起來，結果是不僅從勞動者身上攫取額外價值，而且攫取很大一部分工資，同時又不讓他們有更換‘老板’的機會，從而更加重了對他們的欺壓”，并且還要他們“把老板‘給’（原來如此！）他們工作看成一種善行，借此奚落他們。”⑤由此，可以看出，這一行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人格化的“老板”是多么虛偽，也可看出作為“人民之友”的先生們理論的荒謬性。

　　為了把“人民工業”與資本主義工業對立起來，說明“人民工業”不是資本主義，小生產者受剝削受壓迫的原因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在于俄國政府“政策”的所謂“缺點”，克里文柯等人還搬用統計部門的所謂“平均數字”來證明。⑥在對這班先生列舉的一系列事例和數字，諸如農民家庭收支狀況等進行分析比較之后，列寧指出：他們“隨便取出一些平均數字來擺弄，很明顯，實際結果不僅是虛偽，而且是欺騙。例如，我們看到，一個富裕農民”“可以彌補9個貧苦戶的虧空”，“100%的富裕農民的純收入不僅可以彌補50%的貧苦農民的虧空，而且略有剩余。”其實，“只有中等農民才勉強說得上衰落，而貧苦農民大眾則直接遭受剝奪。與此同時，生產資料則日益集中在占有規模較大、基礎穩固的農莊的少數人手里”。①同時，我們也看到，農民家庭收支狀況證明，“農戶類別越低，則靠副業獲得的收入比重就越大，而所謂副業主要是出賣勞動力。另一方面，農戶類別越高，則農業的商品性質（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甚至資產階級性質）就越強，出賣糧食的百分比就越大”,“被剝奪的農民喪失的生產資料”已經或正在“變為資本”。②事情已經非常明顯地擺在我們面前，“這個商品經濟而且正是這個商品經濟把‘人民’和‘農民’分裂為無產階級（破產而變成雇農）和資產階級（吸血鬼）”，“正是這個商品經濟在變為資本主義經濟。”③可見，克里文柯這班先生為了否認“人民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不惜歪曲客觀存在而且正在不斷發展的現實，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在批判了克里文柯等人否定“人民工業”資本主義性質的種種謬論之后，列寧作出以下結論：第一，這般先生避而不談甚至歪曲事實，把“人民工業”與資本主義工業對立起來，就是為了“掩蓋俄國的階級對抗和對勞動的剝削，把這一切說成不過是些‘缺點’。”④

　　第二，這般先生之所以把“人民工業”同資本主義工業對立起來，是因為他們是小市民思想家，他們不能想象“這些小生產者是在商品經濟體系中生活和進行經營的”，也不愿看到，小生產者“同市場的關系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要把他們分裂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⑤

　　第三，19世紀末期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表明，商品生產者的資本主義分化，就是商品經濟本身的力量必然引起的分化。這個商品經濟而且正是這個商品經濟，已經或正在把“人民”或“農民”分裂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已經或正在變為資本主義經濟。⑥

　　第四，事實已經表明，在俄國，由于商品經濟引起的“人民”或“農民”等小生產者的資本主義分化，不僅在工廠，而且在最偏僻的鄉村到處都存在著有產者和無產者的斗爭，而且這種斗爭到處都是在商品經濟基礎上形成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斗爭。⑦

　　第五，事實已經表明，小生產者受剝削受壓迫的原因，不在俄國專制政府的政策，諸如土地制度、賦稅政策等等的“缺點”，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在于俄國國內客觀存在并逐步展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克里文柯等人大談“人民”的、真正的、正常的工業，不過是為了抹殺一個事實，即俄國手工業無非是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不過是為了維護正處于衰落境遇的俄國農民小生產者和市民小資產者階級的利益。

　　最后，否定“人民工業”即家庭手工制大生產的資本主義性質、把農民和市民小資產者受剝削受壓迫的原因歸結為政府政策上的“缺點”，幻想與政府妥協，欺騙民眾，愚弄民眾，妄圖借助政府的力量，來推行他們關于社會改革的具有折衷主義、機會主義特色的經濟政治綱領。這就是自由主義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關于俄國社會改革的策略原則和理論依據。

　　二、經濟政治綱領之批判

　　在批判了克里文柯等人關于社會改革綱領的策略原則和理論依據之后，列寧即著手對他們所泡制的經濟政策綱領的批判。

　　在《農業部》一文中，自由主義民粹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尤沙柯夫披露了他們經濟政策綱領的內容，即“改組農民銀行，成立墾殖管理署，整頓官地租佃以利于人民經濟”。并且自豪地說：“這就是復興人民經濟并使其不受新興富豪的經濟暴力”“侵害的綱領。”在《經濟發展問題》一文中，他又補充說：“掃除目前束縛村社的一切障礙，取消對村社的監護，過渡到共耕制（農業社會化），發展地里出產的原料的村社加工業”。之后，克里文柯和卡雷舍夫又作了補充：“發放低息貸款，組織勞動組合式的經營，保障銷路，使企業主無利可得，”“發明更便宜的發動機和實行其他技術改良”，興辦“博覽館、貨棧、代理店”，等等。①真可謂全面而具體。

　　針對這班先生設計的這一綱領，列寧首先指出其局限性。他說：從這一綱領的內容就可看出，“這班先生是完全站在現代社會”，也即是“站在資本主義制度基地上”的，他們“只想對這個社會修修補補、敷衍了事，而不懂得他們的這些進步辦法，如低息貸款、技術改良、銀行等等，只能加強和發展資產階級。”②

　　接著，列寧便逐條批判和揭示這一綱領的荒謬性。針對《綱領》鼓吹的“改組農民銀行”和“發放低息貸款”方案，列寧指出“在現代制度基礎上的任何改良都無濟于事，無論是信貸，是移民，是賦稅改革，是全部土地歸農民所有，都不能在實質上改變什么，反而會使現在被多余的‘監護’、農奴制貢賦的殘余和農民的依附于土地等等所束縛的資本主義經濟加強和發展起來。”③列寧接著指出：“他們不懂得我國生產關系的對抗性（在農民中也同在其他等級中一樣），他們不是努力使這一對抗充分展開，不是直接同那些由于這種對抗而受奴役的人站在一起，設法幫助他們起來斗爭，反而夢想指靠一切人，指靠調解和聯合，用這樣的辦法來停止斗爭。”“這些辦法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實際上，“能享受信貸、技術改良、銀行之類‘進步’的，只是那些正常和穩固的經營條件下有相當‘儲金’的人，就是說，只是那些區區少數即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所以無論你們怎樣改組農民銀行和類似的機關，絲毫也不會觸動這一主要的根本的事實，即廣大居民已經遭到剝奪并繼續遭受剝奪，他們甚至無錢養活自己，更不用說進行正常的經營了。”④也就是說，這班先生設計的這些辦法，只是虛幻的花朵，只能有利于那些“有相當儲金”的富人和那些少數小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對于解救那些已經遭到剝奪而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貧苦農民和小生產者擺脫艱難困境，則是無濟于事的。

　　對于這班先生提出的“勞動組合”、“共耕制”和“農業社會化”，列寧只是當作一種笑話，“因為社會化，并不是只在某個村子范圍內組織生產，因為要實現現社會化，就必須剝奪那些壟斷生產資料并操縱現時俄國社會經濟的‘吸血鬼’。要做到這一步，就需要斗爭，斗爭，再斗爭，而不是無聊的小市民說教。”⑤列寧指出：“他們的這類措施不過是些自由派溫和的治標辦法，全靠慈善的資產者的施舍來勉強維持。這些辦法引誘被剝削者放棄斗爭，其害處可能比改善個別人的狀況這種好處大得多，這種改善在資本主義關系的一般基礎上不能不是微小的和靠不住的。這班先生抹殺俄國生活中的對抗到了何等荒謬地步”，只有“懷有停止現時斗爭的及其善良的愿望的，也就是懷有那種鋪成地獄的愿望”的陰謀家，才想得出來！①這班先生提出的這套措施，充分暴露了他們不僅是農民小生產者和市民小資產者階級的思想家，而且已經墮落成為資產階級的奴仆。

　　針對克里文柯等人設計的“股份制農業”的經營模式，也即“股票不應屬于私人而應屬于村團，同時，將來在企業中做工的那部分村團居民應該領取通常的工資，而村團則應保證他們同土地的聯系。”②列寧譏諷說：“這可真是了不起的行政天才！用多么簡單、多么容易的手段就使資本主義進入了人民生活而不消除它的各種弊病！只是必須設法使農村的富人能通過村團購買股票并從‘部分居民’參加勞動的那個企業方面獲得收入，而‘部分居民’則應得到同土地聯系的保證，——這種‘聯系’使一個人不可能靠這塊土地過活（否則，誰愿意去掙‘通常工資’而做工呢？），但足以把他束縛在一個地方，使他遭受本地資本主義企業的奴役而無法更換老板”即資本家。③列寧認為，這班先生設計的此種經營方式，雖然是“胡言亂語”，但是，“它反映著俄國現實的社會經濟關系”，也是俄國“最流行的一種社會思想”。但問題在于，“俄國由農奴制的、封建的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過渡，已經造成而且現時在某種程度上還在造成勞動者的這樣一種情況：農民既然不能靠土地養活自己，也不能靠土地向地主繳納貢賦（他們直到現在還繳納這種貢賦），就不得不去掙‘外水’”（出賣勞動力，為市場干活——引者注）。“這種情形曾使農民能夠過著比現在稍好一點的生活”，“于是‘人民之友’就把這種制度理想化，干脆拋開它的黑暗面，夢想著這種制度”。其實，“這種制度在現實中早就不存在了，早已被資本主義破壞了，資本主義已使廣大種地的農民遭到剝奪，已把從前的掙‘外水’變成對過剩‘人手’的肆無忌憚的剝削了。”而“人民之友”卻舊事重提，”“把這種制度理想化”，用來作為拯救“人民經濟”的靈丹妙方，真是可笑至極！④列寧最后揭示了這班先生的矛盾心理及其實質。他指出：“我們的小市民騎士”“想要保存農民同土地的‘聯系’，但又不要農奴制，其實只有農奴制才保障過這種聯系，而農奴制又被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摧毀了，已使這種聯系無法存在了。他們想要這樣一種外水，這種外水不會使農民離開土地，在為市場干活時不會產生競爭，不會造成資本，不會使廣大居民受資本奴役。他們忠實于社會學中的主觀方法，想從這里和那里‘采納’長處，其實這種幼稚愿望自然只會造成忽視現實的反動夢想，使人無法理解并利用新制度真正進步的革命方面，而去同情那種半農奴制半自由的勞動的舊時美好制度（這種制度具有剝削和壓迫的一切慘狀而不可能給人以任何出路）永恒化的措施。”⑤“人民之友”的這種矛盾心理和主觀設計，充分暴露了他們農民小生產者和市民小資產者思想家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方法論及其以唯心主義歷史觀為指導的折衷主義、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可憐面目。

　　為了使人們認清“人民之友”經濟政策綱領的實質，列寧又舉出曾經為他們成員所稱頌的兩個例子予以證明。

　　第一個例子，就是在莫斯科地方自治局的統計中的“家庭農場”，即某位克.太太農場。據說，她的農場是用本地農民的勞動來經營的，農民為了償還冬季從她那里借來的面粉等等而替她種地；并且女主人非常關心農民，幫助他們，所以現在他們是該鄉最寬裕的農民，他們的糧食“幾乎能吃到新谷登場（從前還不夠吃到冬天的尼古拉節）”。①“人民之友”瓦.奧爾洛夫認為，“這個有名的農莊是這樣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在實踐上令人信服地證實了’他們所喜歡的論點：‘哪里農民的農業情況好，哪里私人土地占有者的農莊就經營得好些’。”②對于瓦.奧爾洛夫等人的這種議論，列寧反問道：“‘這種安排’，是不是就會像”“瓦.奧爾洛夫先生所想的那樣，排除‘農民和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對立’呢？”③列寧回答說：“顯然不會，因為克.太太是靠她的農民勞動過活的。可見剝削一點也沒有消除。看不見對被剝削者的慈善態度后面隱藏著剝削，這對克.太太是可以原諒的，但對一個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就絕對不能原諒了。一個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居然對這種事情表示贊賞，也就同西歐那些贊賞資本家對工人仁慈，興高采烈第傳播廠主關心工人、為工人開辦消費品商店、建筑住房等等的慈善家完全相似了。根據這類‘事實’的存在（也就是‘可能’的）就得出沒有利益對立的結論，那就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④列寧最后說：“顯然，‘人民之友’的思想實質上就是這樣的：作為真正的小市民思想家，他們所要的不是消滅剝削而是緩和剝削，不是斗爭而是調和”，其目的在于，希望“農民照舊向地主和資本家繳納‘貢賦’”，只要“地主和資本家”對農民的所謂“公平”待遇。⑤

　　第二個例子，就是“人民之友”尤沙柯夫先生在一篇頗為著名的文章《俄國人民土地占有標準》中關于“人民”應該占有多大面積土地可以排除資本主義和剝削的設計。⑥列寧明確指出：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尤沙柯夫先生“是以‘資本主義進入人民生活’的觀點來看問題的。”他“把能滿足‘糧食需要和支付稅款’的份地當作占有土地的最低限度”，其余的生活需要，則“可用‘外水’來彌補……”，“這樣一種制度，使農民由于保持土地的聯系而遭受雙重剝削，既在‘份地’方面受地主剝削，又在‘外水’方面受資本家剝削。”⑦“小生產者遭受雙重剝削，而且生活條件又必然造成他們戰戰兢兢、備受壓抑，不但毫無希望獲得勝利，而且根本無法進行被壓迫者階級的斗爭，——這種半中世紀狀況卻是‘人民之友’的視野和理想的極限”。可見，“‘人民之友’絲毫不想使現存制度有任何根本改變。他們完全滿足于在現有基礎上實行一些自由派的措施”。⑧這一例證，充分暴露了這班先生“土地制度”改革的實質和目的。

　　在他們關于社會改革的經濟政策綱領中，克里文柯等人還提出“改組人民工業”的方案，其具體措施：一是組織“使企業主不能獲利的大經濟”，或組織“沒有企業主的大生產”；⑨二是組織沒有資本的激烈競爭工業部門。⑩

　　關于組織“使企業主不能獲利的大經濟，”或者組織“沒有企業主的大生產”，克里文柯等人說：要組織大規模生產，就“需要固定資本、流動資本、機器等等”。“這些條件”要“由別的什么條件來彌補，如低息貸款，取消多余的中介，勞動組合式的經營，設法使企業主不能獲利，保障銷路，發明更便宜的發動機和其他技術改良，最后稍微降低工資”等。①對于克里文柯等人的這一設計，列寧尖銳地指出：“要知道，要組織沒有企業主的大生產，首先必須消滅商品的社會經濟組織，代之以公社的即共產主義的社會經濟組織，那時調節生產的就不像現在這樣是市場，而是生產者自己，是工人社會本身；那時生產資料就不屬于私人而屬于全社會。這樣用公社占有形式來替代私人占有形式，顯然需要預先改造生產形式，需要把小生產者分散的細小的獨立的生產過程融合成一個社會生產過程，總而言之，需要的正是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條件。可是‘人民之友’根本不打算立足于資本主義。”“他們甚至沒有提到要消滅商品經濟：顯然，他們的遠大理想絕不會超出這個社會生產體系的框子。”②“其次，要消滅企業主的獲利，就得剝奪企業主，因為他們的‘獲利’正是由于他們壟斷了生產資料。要剝奪我們祖國的這些棟梁，就需要有反對資產階級制度的人民革命運動，而有能力進行這一運動的只有和這個制度沒有絲毫聯系的工人無產階級。可是‘人民之友’根本沒有想到什么斗爭，根本沒有想到除了這些企業主自己的行政機關外，還可能有而必然有別的社會活動家。”③為了使企業主免受利潤上的損失，他們又想出用“信貸、安排銷路、改良技術等來‘抵補’。”④對于此項措施，列寧譏諷道：這樣，克里文柯先生們“就萬事大吉了：消滅企業主‘獲利’的神圣權利這種使企業主先生感到委屈的事不會有了，而出現的是自由派的溫和措施。”然而，“這些措施只會使資本主義獲得更好的斗爭武器，只會加強、鞏固和發展我國小的‘人民的’資產階級。”⑤不僅如此，為了設法使企業主不能獲利而得到補償，克里文柯等人又想出一個妙招，即“稍許降低工資”。⑥對此，列寧指出：這種辦法“驟然看來，會覺得這簡直是胡說八道。實則不然。這是在始終如一地貫徹小市民思想。”克里文柯等人“看見大資本同小資本斗爭的事實，作為真正的‘人民之友’，當然要站到小……資本方面。他同時聽說降低工資是小資本家的一種最有力的斗爭手段，——降低工資，也和延長工作日一樣，確實是俄國許多生產部門中常見的現象。于是，他為了無論如何要拯救小……資本家，便主張‘稍許降低工資”。⑦問題非常清楚，克里文柯等人為了“使企業主不能獲利”所造成的損失而設計的各種“補償”措施，完全是維護小資產者階級的利益的。而且這種辦法也充分暴露了以“人民之友”自居的小市民思想家虛偽、軟弱、奴性的特點及其反動本質，“‘人民之友’口頭上是遠大理想，行動上是老一套自由主義。”⑧

　　對于組織“使卻沒有資本的激烈競爭”工業部門，這班先生說：“壟斷和辛迪加是發達到工業的理想。”“雖然我國并沒有‘資本的激烈競爭’，可是這些機構也在我國出現了。”并且，“供這些工業部門發展的地盤還很大，還能吸收大量資本。”⑨

　　對此，列寧指出：在實際問題上，這班先生忘記了“國內市場縮小”的問題。但是，要擴大市場，又必然會引起“農民分化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因為只有這種分化“才能造就國內市場”。同時他們也完全忽略了一個事實，俄國經濟制度的基礎是商品經濟，而商品經濟的領導者，在俄國也同別的任何地方一樣，是資產階級。然而，由于商品經濟的存在，市場的擴大，資產階級對市場的領導，則必然會產生資本之間的激烈競爭，資本之間的激烈競爭又必然會產生壟斷，從而使壟斷成為“國力發展的新的障礙”。①

　　為了消除壟斷這一妨礙國力發展的新障礙，這班先生又提出利用以富豪制為特征的國家形式，給富豪提供一定的條件，激發富豪們的“進取心和首創性”，讓富豪參與“人民”生產，來發展“國力”。②對此，列寧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首先，列寧點出了克里文柯等人這項措施與他們先輩的主張之間的矛盾。他指出：“在很久以前，偉大的解放改革（根據尤沙柯夫先生的發現，這個改革本應給‘人民’生產開辟一條平穩正常的發展道路，而事實上卻只給富豪開辟了發展道路）印象猶新的時候，你們的前輩自己也不能不承認俄國的個人進取心的富豪性質，即資產階級性質”。可這一點卻被“您忘記了”。“在談論‘人民’流通和借發展‘進取心和首創性’來發展‘國力’時，不提這一發展的對抗性”，“不提這種進取心和這種首創性的剝削性質”。顯然，克里文柯等人的這套方案與他們前輩的主張是背道而馳的。③列寧進一步指出：“當然，可以而且應該反對壟斷之類的機構，因為這類機構無疑地使勞動者的狀況惡化，”“除了這一切中世紀的桎梏外，束縛勞動者的還有更厲害的現代的資產階級桎梏。”④廢除壟斷，無疑對全體“人民”都有益處，它既可以消除資本主義加在人民頭上的桎梏，也可以消除資產階級社會繼承下來的半奴奴制加在人民頭上的更為深重的苦難和桎梏。同時，也可使工人階級能夠自由行動，易于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但是，這種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卻有可能觸及他們所代表的市民小資產者的利益，這又使克里文柯這班先生害怕起來。⑤可見，克里文柯等人的改革總是在他們各種矛盾心理的相互作用下進行的。這種心理境況，不可避免而且必然決定他們這班先生關于“改組人民工業”的方案，充滿著矛盾和不確定性，從而使他們的改革方案不能不打上市民小資產者階級思想體系的烙印，不能不帶有一定的局限性、保守性和荒謬性。

　　在克里文柯等人關于社會改革的經濟政策綱領中，還有一套“令人感動”和“人民之友”“熱情奔放”的設計，即為“農村需要”提供服務，其中包括男女醫生，醫著，律師，教員，圖書館和書店的創辦人，農藝師，林學家以及從事農業的各種人員，有各種專長的技師，信貸機關與貨棧的創辦人和領導者，以及其他等等。⑥對于克里文柯先生列出的這些措施，列寧首先用農民階級分化的事實揭露了他們這套設計的空想和虛偽的性質。列寧說：農村確實是需要這些人。但這種農村”只能“是土地占有者的農村，是善于經營的農夫的農村，因為這些人的‘儲金’，能付給克里文柯先生稱之為‘知識分子’的那些手藝人以報酬。這種農村確實早已就渴望有技師，有信貸，有貨棧，——所有的經濟學著作都證明了這點。可是另外還有一種人口多得多而‘人民之友’不妨更要經常想到的農村，——這就是破產的、衣衫襤褸的、被刮得一絲不剩的農民的農村，他們不僅沒有‘儲金’來支付‘知識分子’的勞動報酬，甚至沒有足夠的糧食使自己不致餓死。你們還想用貨棧來幫助這種農村！！我們那些有一匹馬的和無馬的農民拿什么放到這些貨棧里去呢？拿自己的衣服嗎？可是他們早在1891年就已經把自己的衣服典當給鄉村和城市里的盤剝者了，那時這班盤剝者為了實行你們那種人道的自由派的辦法，已經在自己的家里、酒館里和店鋪里設立了真正的‘貨棧’。”而那些“破產的、衣衫襤褸的、被刮得一絲不剩的農民的農村，”“剩下的只有一雙做工的‘手’了”，還有什么能放到“貨棧”里去呢？①列寧接著痛斥說：“為‘農民’中的技術進步所感動而又閉眼不看這些‘農民’大批遭受剝奪，這再明顯不過地證明這班‘民主主義者’鄙陋到了極點。”②上述事實還證明，這班先生“把農民看成某種內部一致的單一的整體”的荒謬性，他們所列“這些進步都具有資產階級的性質！”他們已經“喪失了俄國舊時社會革命民粹派的優點，”③已經變成俄國專制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的附庸。

　　最后，列寧揭示了克里文柯等人所泡制的經濟政策綱領的改良主義特點。列寧指出：“‘人民之友’只注意‘農夫’怎樣狂熱地尋找新的耕作方法，使養活他的土地變得肥沃起來，卻忽視了事情的反面，即‘農夫’又在狂熱地離開土地。他們像鴕鳥一樣地把腦袋藏起來，不愿正視現實，不愿看見他們眼前發生的正是農夫失去的土地轉化為資本的過程，國內市場形成的過程。”④“一味唱哈利路亞，滿口仁義道德，這就是他們的全部‘學問’，他們的全部政治‘活動’。”“他們甚至把溫和自由派對現代制度的這種補綴推崇為一套完整的哲學。”⑤他們完全忘記了他們的先輩革命民粹派反對“沙皇政府”、維護農民小生產者和市民小資產者階級利益的革命理想，而崇尚“人道的和自由主義的事業”，走上“與沙皇政府妥協”、同流合污的道路。⑥他們的策略原則和經濟政策綱領“清清楚楚地表明:要是對政治機構缺乏唯物主義的批判，要是不理解現代國家的階級性質，從政治上的激進主義到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只有一步之差。”⑦也就是說，他們所泡制的溫和自由主義的綱領，所從事的、高尚的、人道的和自由主義事業，完全是以唯心主義歷史觀為指導的，已經滑向政治上與沙皇政府同流合污、共同欺壓、剝奪農民小生產者和市民小資產者階級的機會主義泥淖的邊緣。

　　在批判了克里文柯等人泡制的經濟政策綱領之后，列寧又進一步批判了與之相配套的政治綱領。這一具有濃厚機會主義色彩的政治綱領，其內容可概括如下：（1）把國家產業部改組為農業部；（2）實行國家干預，保護經濟上的弱者不受經濟上的欺凌；（3）廢除鹽稅、人頭稅和減低贖金，以舒緩人民經濟；（4）實行“格萊斯頓土地法案，俾斯麥工人保險法，工廠視察制”，“設立農民銀行”，“組織移民事宜”，“反對盤剝者”措施等。⑧歸結起來，不過一點，即實行國家干預，由政府實施舒緩人民經濟。

　　列寧首先揭揭示了“綱領”的機會主義的特征。列寧指出：克里文柯等人直截了當地說表示，要像“格萊斯頓先生之流和俾斯麥先生之流一樣”，“站在現代社會關系的基礎上”，“修補現代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而不是反對現代社會。”①這就充分暴露了他們綱領的改良主義特征。不僅如此，本來，由于專制政府的“支持、保護和創立”，在俄國造就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俄國國內出現的農民小生產者和市民小資產者的兩級分化，是俄國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基礎的“商品經濟、商業和工業發展”的結果。農民小生產者和市民小資產者受剝削受壓迫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克里文柯等人卻把俄國專制政府這種培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行為，說成是政府的“不好的活動”，國內社會生活發生的這些變化，是因為“政府沒有覺察出來，”后經“多方面加以阻撓”而未能有效制止。②顯然，這是在掩蓋和歪曲事實，這是在替政府洗白，為政府的反動行為辯護。其目的是向政府獻媚，妄圖依靠政府的力量來推行自己的改革方案。這種卑劣的機會主義行為，實在讓人作嘔。

　　其次，列寧揭示了這班先生鼓吹“國家干預”的實質。克里文柯等人直截了當地表示，要通過實行“格萊斯頓土地法案，俾斯麥工人保險法，工廠視察制”，并且說，這是運用“國家干預原則以保護經濟上的弱者的嘗試。”③對此，列寧指出：“他們把在現代社會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并保護現代社會統治階級利益的機關即國家，看作是實行改革的工具，他們簡直認為國家是萬能的，是凌駕于一切階級之上的，他們不僅期待它來‘支持’勞動者，而且期待它來創立真正的正常秩序”，真是異想天開。④不過，他們忘記了自古以來，國家都是階級的國家，國是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工具，國家總是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從實質上看，作為俄國專制政府的國家，就是剝削階級的國家，就是在俄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國家。作為這樣的國家，它必然要為俄國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由于這班先生是“十足的小市民思想家，”這就決定了他們必然具有“小市民的基本特征”，這個特征“就在于小生產者為生產條件本身所分散和隔絕，被束縛于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剝削者，因此，不能了解使他受到的痛苦有時并不亞于無產者”所受的“那種剝削和壓迫的階級性質。不能了解資產階級社會里的國家也不能不是階級的國家。”⑤這樣，作為小市民思想家，由于他們所代表的市民小生產者階級的階級利益和俄國資產階級政府的威逼利誘，在他們設計的用以“保護經濟上的弱者”所謂“國家干預”背后，就不能不有一個資產階級國家的“影子”，就不能失去其不獨立性和自主性，就不能不成為俄國資產階級國家附庸或幫兇。

　　至于克里文柯等人鼓吹的由政府實施的“舒緩人民經濟的重大辦法，”諸如“廢除鹽稅、廢除人頭稅和減低贖金”等，列寧認為，這不僅是一廂情愿，而且也是一場騙局。他揭露說：對于這些措施，政府是實行了。然而，在廢除鹽稅時，政府“又規定了一大推新的間接稅而且提高了原有的間接稅”，在廢除人頭稅時，政府“又在改稅金為贖金的借口下增加了前國家農民的納稅數額”，“在臭名遠揚的減低贖金辦法”實行以后，“納款數額同土地收入不相稱的情形，即農奴制代役租的直接殘余”“至今仍舊存在”。⑥然而，他們還以為，“只要向這個政府客客氣氣、溫順地請求一下，它就會把一切都安頓得妥妥貼貼”！這班先生的奴才像，“就是在俄國自由派報刊中間，”“也是以毫無獨立性而超群出眾的”。⑦

　　不僅如此，克里文柯等人在“論證俄國經濟制度的因素”時，還主張與國際接軌，配合“歐洲憲兵”，充當“國際關系中經濟一致的傳播者”。①并且，還主張爭取知識分子和著作界，從社會意義上支持和鼓勵政府所進行的“每一行善的嘗試”，甚至提倡一些“老練的官吏”“按照新條例去當地方官、市長、地方自治局主席和委員”等職，以便“推行任何一種重要改良”，等等。②對于克里文柯等人的這些建議和設想，列寧尖銳地指出：“這個歐洲憲兵，這個一切反動勢力的經常的和最可靠的支柱，把俄羅斯人民弄到如此可恥的地步，使他們既在本國受壓制，又充當壓制西歐各國人民的工具”，而克里文柯竟然還讓政府與他們同流合污，“充當經濟一致原則的傳播者！”“這未免有點太過分了!”“‘人民之友’先生們大大超過了一切自由主義者。他們不僅是請求政府，不僅是贊美政府，他們簡直是向這個政府禱告，磕頭禱告，禱告得這么起勁，使人們聽見他們虔誠的額頭碰地的響聲就不禁毛骨悚然。”③列寧痛斥說：“鬼知道”他們“說的是什么！分明是一錢不值的機會主義，卻這樣自摧自擂！”④

　　最后，列寧揭露了自由主義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學說以及他們泡制的經濟政治綱領的叛賣行為和反動實質。列寧認為，自由主義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所作所為已經證明，他們不僅在糟蹋而且完全背叛了他們的父輩即革命民粹派的初心和理想，成為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可恥叛徒。他們的學說及其所泡制的經濟政治綱領，已經墮落或變成軟弱無力的折衷主義。“這種折衷主義，已經不能否認商品經濟成了經濟發展的基礎，已經不能否認商品經濟變成了資本主義，可是又不愿看見一切生產關系的資產階級性質，不愿看見在這個制度下的階級斗爭的必然性。以發動農民進行反對現代社會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為目標的政治綱領，已經變成以在保存現代社會基礎的條件下去補綴和‘改善’農民狀況為目標的綱領了。”⑤

　　三、自由主義民粹派的真面目和階級本質

　　自由主義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米海洛夫斯基和克里文柯等人，為了推行自己泡制的充斥改良主義毒汁的機會主義綱領，不惜偷梁換柱、歪曲事實，與反動政府同流合污，并使盡渾身解數，欺騙人民群眾，其手段之虛偽，行徑之卑鄙，方式之庸俗，在俄國自由派中間，乃至整個知識界，真可謂出類拔萃。

　　為了撕破這班先生的假面具，列寧對他們虛偽而惡劣的行徑進行了徹底地揭露和批判。

　　首先，批判了這班先生玩弄的不正當的論戰手法，列寧指出：“他們并不打算直率誠懇地敘述社會民主黨人對俄國現實的看法，”“并從實質上反駁這種看法，反駁從這種看法得出的實際結論的正確性”。他們“寧愿用一些毫無內容的詞句支吾搪塞，談論抽象公式和對這些公式的信念，以及深信每個國家必須經過某某階段……等等之類的鬼話，這種鬼話我們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已經聽夠了。”⑥他們與社會民主黨人進行論戰的這種拙劣狡猾的手法，實在令人不齒！

　　其次，列寧揭露了克里文柯先生為了標榜自己關于俄國發展道路的歪理邪說，不惜對馬克思的觀點進行歪曲和捏造的丑惡行為。克里文柯先生從有名的《馬克思的一封信》（1888年《法學通報》第10期）中，摘引了馬克思談到他很尊敬車爾尼雪夫斯基（他認為俄國有可能“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痛苦”）的一段話，加上引號，即確切地轉述了馬克思的話（最后一句是：“他<車爾尼雪夫斯基>主張后一種解決方法），然后補充說：“馬克思說，我也贊同<黑體是克里文柯先生原有的>這種觀點”。①對此，列寧痛斥道：這完全是我們的騎士對馬克思觀點“公然的歪曲捏造”。②列寧指出，“其實馬克思是這樣說的：我的可敬的批評家既然可以根據我同那位文學家和泛斯拉夫主義者的論戰推斷我反對那位‘文學家’的這些觀點，那么，他至少也有同樣多的理由根據我對這位‘偉大的俄國學者和批評家’的尊重斷定我同意他對這個問題的觀點。”③“馬克思是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沒有理由把他看作是俄國特殊發展觀的反對者，因為馬克思對贊成這種觀點的人也很尊敬，而克里文柯先生卻曲解成似乎馬克思‘承認’這種特殊發展。”列寧憤怒地指出：他們的這種卑劣行為，不僅是歪曲和捏造，而且“簡直是撒謊。”④

　　第三，列寧無情地揭露了克里文柯等人的兩面派嘴臉。列寧揭露說，如果你試著向“人民之友”說明俄國的社會現實，即“俄國各地勞動者所受的剝削實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剝削，依據某些證明農民分化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經濟標志”，斷言“農村善于經營的農夫和包買主，應當被算作資本主義的代表，那他一定會嚎叫起來，把這叫做不可思議的邪說，高喊這是盲目抄襲西歐公式和抽象圖式”；但是當他們需要大肆渲染和攻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所從事的革命所帶來的“慘象”時，“卻可以把高尚的科學和純潔的理想都丟在一邊”，而承認“收買農民糧食和農民土地的包買主確實是資本主義的代表”。你如果試圖證明，現在俄國資產階級由于把生產資料集中在自己手中，不僅已在各地控制著人民勞動，而且對政府施加壓力，造成、迫使和決定政府的政策具有資產階級性質”時，“那他一定會大發雷霆”，高喊俄國政府“是萬能的，它只是由于可悲的誤會和偶爾的不幸，才總是‘召請’資本主義利益的代表”參與杜馬的施政；“而在暗地里自己又不得不承認杜馬”中的“酒館老板是資本主義的代表”。這班先生以實用主義為依據，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前后不一，矛盾百出，兩面派的拙劣表演，真使人拍案叫絕。⑤事實已經證明，自由主義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諸如米海洛夫斯基和克里文柯等人，打著“人民之友”的旗號，欺騙和麻痹民眾，妄圖取消和撲滅民眾反對俄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剝削和壓迫的斗爭，已經墮落為俄國資產階級政府反動統治的御用工具和幫兇。

　　第四，列寧還利用克里文柯先生對19世紀末期俄國經濟學家、哲學家、政論家、合法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司徒盧威先生的攻擊，進一步揭露了這班先生的反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真面目。本來，司徒盧威先生曾在一個德文刊物上發表了一篇反對空想社會主義的論文，而克里文柯卻說司徒盧威把“擁護村社和份地”的人的思想當作“民族社會主義”，是把“社會主義”的罪名加在他們這班先生身上。其實，司徒盧威根本沒有把“擁護村社和份地的“自由主義民粹派視作“社會主義”，他說的只是民粹派“民族社會主義的空想性”。克里文柯等人關于司徒盧威把“社會主義”的罪名加到他們身上的指責，不僅把“社會主義”與他們“擁護村社和份地”的經濟政治綱領相混同，而且也是對社會主義內涵的一種歪曲和庸俗化。對此，列寧指出：司徒盧威對民粹派進行批判的立場和觀點并不是社會主義的。克里文柯把“社會主義”與司徒盧威所反對的民粹派所具有的空想性的“民族社會主義”機械地聯系起來，更說明這班先生知識之淺薄、思想之混亂。①列寧針對這班先生的滑稽行為，鮮明地指出：“要知道，反對剝削勞動者的抗議和斗爭，目的在于完全消滅這種剝削的斗爭，才叫作社會主義，而‘擁護份地’則是主張農民贖買以前由他們支配的全部土地。即使不是主張贖買，而是主張無代價地把農民在改革前所占有的全部土地留歸農民，那也還是沒有半點社會主義，因為這種農民土地所有制（在封建時期形成的），在西歐各地和在我們俄國一樣，都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當誰都知道在村社內部安然存在著和不斷產生著對勞動者的剝削的時候，‘擁護村社’，也就是反對用警察手段干涉通常的土地分配方法”當作“社會主義”，“這未免把‘社會主義’一詞用得太濫了”。②

　　第五，列寧還通過對自由主義民粹派經濟政治綱領在俄國的廣泛傳播及其后果的分析，揭示了自由主義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機會主義特點和階級本質。列寧指出：如果我們看看他們的“綱領內容，看看所有這些調整移民和租佃、所有這些低利貸款、博物館、貨棧、技術改良、勞動組合和共耕制，那我們就會看出，這些綱領在所有‘嚴肅正派的報刊’上，就是說，在不算是農奴主報刊或御用報刊的自由派報刊上確實流傳很廣。關于這一切辦法的必要性、有益性、迫切性和‘無害性’的觀念，在整個知識界中已根深蒂固，并得到了非常廣泛的傳播”。“如果把這當作民粹主義”的巨大成功，當然是“不容爭辯的”。但是，“這種成功和這種廣為流傳，是以民粹主義的庸俗化為代價的的，是以同我國自由主義針鋒相對的社會革命的民粹主義轉變為同這種自由主義同流合污的、僅僅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文化派的機會主義為代價的。”③“‘民粹主義’的措施只能加強小資產階級，或者（勞動組合和共耕制）必然是一種微不足道的治標辦法，是一種無聊的試驗；自由派資產階級在歐洲各地那樣溫和地推行這種試驗，原因很簡單，因為這種試驗絲毫也不觸犯”資產階級的利益，不僅不會引起資產階級的反對，相反，還得到他們的贊賞。④種種事實表明，民粹主義已經“墮落為小市民機會主義。”⑤

　　最后，列寧批判和揭示了這班“冒充勞動者利益代表的小市民思想家”理論的反動性。列寧指出：他們之所以是反動的，是因為“他們抹殺現代俄國社會經濟關系的對抗，硬說可以用一般的、照顧到一切人的‘振興’、‘改良’等等措施來辦妥一切，硬說可以調解和統一。”⑥“他們之所以是反動的，因為他們把我們的國家描繪出一種凌駕于各個階級之上從而宜于并且能夠給被剝削群眾以某種重大真誠幫助的東西。”⑦“他們之所以是反動的，因為他們根本不了解勞動者為了本身的解放必須自己進行斗爭，必須進行殊死的斗爭。”“他們幾乎完全擬好了一個‘把資本主義推行到人民生活中去’的‘計劃’。”并且還編造出一些肉麻而明顯帶有欺騙性的話語來安撫工人，讓“工人可以放心”。①

　　列寧總結說：如果我們把“人民之友”的小市民思想同“現代社會主義、同有關俄國現實的現代資料加以對照，就會非常清楚地看到，這種思想已經衰落到什么程度，它已經喪失了任何完整的理論基礎，墮落成了可憐的折衷主義，”他們泡制的關于俄國社會改革的經濟政治綱領，已經“墮落成了最平庸的文化派機會主義的綱領”。②為了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當前利益、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社會主義者應該堅決徹底地同一切小市民的思想和理論決裂，”這就是社會民主黨人應該從同自由主義民粹派的斗爭中，得出的“主要的有益的教訓。”③

　　四、要注意學習和研究歷史

　　  歷史是一部教科書，也是一面鏡子。學習歷史和研究歷史，能使人們在人生道路的關鍵時期，辨是非、識忠奸、知榮辱、順趨勢、循規律、走正道，能使人們乃至開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以史為鑒，汲取成功的經驗，接受失敗的教訓，增長才干，創造有益于人類的豐功偉績。

　　一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不僅是國際無產階級在其政黨的領導下，同資產階級和一切反動思潮進行斗爭的歷史，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同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流派、各種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思潮及其理論進行斗爭的歷史，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不斷完善和發展的歷史。學習和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不僅能使我們了解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和曲折，而且也能使我們清楚什么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什么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同時，也能使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具有高度科學性和無限真理性的革命理論；從而也能使我們更加明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只要真正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能沖破一切艱難險阻，擯棄黨內的各種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戰勝國內外的一切反動勢力，無往而不勝。

　　具體到列寧對俄國自由主義民粹派代表人物及其理論的批判，它不僅是19世紀末期俄國馬克思主義與國內小資產階級及其理論思潮的論爭，而且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以列寧為代表的的馬克思主義者與伯恩斯坦修正主義者斗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列寧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中，以俄國19世紀末期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為依據，不僅批判了俄國自由主義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及其社會學的主觀方法，闡明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而且批判了俄國自由主義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在19世界末期關于俄國社會改革的政策策略和經濟政治綱領，揭示了俄國自由主義民粹派的理論基礎、階級基礎及其反動本質；不僅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了俄國民粹派由革命的民主主義到市民小生產者階級的自由主義、由盛到衰的演變過程，而且揭示了自由主義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哲學方法論上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主義、政策策略上的折衷主義和機會主義；不僅揭示了他們對革命民粹派先輩們的“修正”和背叛，而且也揭示了他們所具有的市民小資產者階級在民主革命過程中的二重性、搖擺性、兩面派嘴臉及其虛偽性和欺騙性。

　　以列寧為代表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在19世紀末期開展的與國內市民小資產者階級及其思想理論的論戰，以及由他們進行的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義在俄國的別動隊——自由主義民粹派的斗爭，不僅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俄國民主革命過程中貫穿始終的世界觀、方法論以及政策策略和經濟政治綱領等方面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而且也使我們清楚地看到處于剝削階級和無產階級廣大勞動人民之間的俄國自由主義民粹派及其代表的市民小資產者階級所具有的劣根性。由于這班先生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所處的經濟地位和階級地位，他們必然或是跟著資產階級走或者跟著無產階級走，必然是搖擺不定，糊里糊涂，耽于幻想，總希望左右逢源，走中間道路，兩不得罪，奉行實用主義。由于他們的經濟地位和階級利益，在任何政治上的勾結形式之下，一遇適宜氣候，他們就必然會拋棄“人民之友”的面具，投向資產階級及其反動政府的懷抱，背叛自己的祖訓，或者明火執仗，或者欺騙瞞哄，出賣人民的利益。列寧對俄國自由主義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批判，清楚地告誡我們，無產階級政黨在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注意一種傾向掩蓋著的另一種傾向，不失時機地進行反傾向的斗爭。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要遵循列寧的教導，與代表市民小資產者階級利益及其代表人物哲學上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主義，政策策略上的折衷主義、調和主義和機會主義，經濟政治綱領上的妥協主義和改良主義劃清界線，與市民小資產者階級的思想體系和理論觀點實行堅決地和徹底地決裂，保持無產階級政黨及其指導思想的純潔性。

　　歷史不僅是一部教科書，是一面鏡子，而且還是一種方法論和克敵致勝的武器。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河中，歷史往往是展現和提出問題，后人則是依據歷史提出的問題，創造解決問題的理論思維、戰略方針、政策措施和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方法。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自青年時起，就十分重視對歷史的學習和研究。他們通過對歷史的學習和研究，不僅形成了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創立了科學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完成了由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而且還在自己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指導下，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不同社會形態及其演變的歷史進程，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總的歷史趨勢，從而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提供了克敵制勝的法寶和強大的思想武器。我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同志，在我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通過對歷史的學習、考證和研究，吸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觀大局，審時勢，循規律，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制定了科學的戰略方針、策略原則和政策措施，從而使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從一個勝利走向又一個勝利。不僅如此，他還經常教育我們的干部，學習歷史，考證歷史，研究歷史，以史為鑒，以史為師，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放下包袱，開動機器，努力工作，爭取為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社會在發展，歷史在前進。我們已進入了一個偉大而嶄新的時代。 新的時代，向我們提出了更加偉大、更加光榮、更加艱巨和更加繁重的任務，要求我們不忘初心，不斷奮進，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全人類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作出更大的貢獻。讓我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學習歷史，考證歷史，研究歷史，尤其是學習、考證和研究將近200年來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史，以史為鑒，以史為師，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汲取歷史教訓，既守正又創新，堅持自我革命,爭取更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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