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為紀念毛主席誕辰129周年改寫舊文（之十：一）

　　二、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行動、理論和現即結果

　　從一定意義上說，任何事物自然產生于世界上，都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具有一定的生存能力。并且就同類事物而言，凡是成長，發展得成熟、完備和高級的，其生存能力，抗侵害能力，也相對較強。基于這樣兩點認識，我們可以說，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相對成熟、完備，因而也具有頑強生存下來的能力。就是說，這種生存能力不僅表現于自身的自然而和平的存在、發育，而從根本上說，也表現在它們的抗“打擊”能力相對較強上。當今世界人們已經看到，當社會主義風暴一次次席卷歐亞時，一些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總是能一次次地避免被滅亡的命運；非但如此，它們還如野兔四季變色、烏賊魚遇敵而噴墨、好斗的公牛長出越來越尖硬的頭角來一樣，也逐步“磨煉”出一套對付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辦法來。這個辦法，人們把它稱為對社會主義搞“和平演變”。其實，這不全面。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搞“和平演變”，并不光是矛頭對外的。它的起步是國內。并以對內的“和平演變”，作為對外搞“和平演變”的依托。

　　１、西方資產階級“和平演變”戰略始于資本主義自家的“庭院

　　毛主席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凡屬將要滅亡的反動勢力，總是要向革命勢力進行最后掙扎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85頁資本主義也是如此。在它經過數百年的充分發展，走完黃金年代后，它自身存在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便日益尖銳而不可調和了。于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到來了。資本主義的喪鐘被無產階級敲響了。但是，資本主義決不會甘心于自己的死亡，而千方百計地存在下去。

　　資本主義維持壽命的方法大抵是兩個方面，一是直接鎮壓無產階級的反抗，二是從內到外安撫、軟化和腐蝕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放棄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使命。

　　這里，要說明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即如何理解馬克思等革命導師的理論預言問題。過去有一種簡單化的理論和對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簡單化的理解，認為馬克思主義曾宣布無產階級革命高潮的到來，資本主義已處垂死階段，行將就木，社會主義必定勝利。而今天資本主義不但垂而不死，反而又現“二度春容”。因此，在一些人的簡單化的頭腦里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靈，或者過時了。其實，這種理論的含“誤”成分在革命導師那里并不是嚴重的。較多的錯誤倒是一些人目光淺近、思想平庸、急于功利的不良心理定勢所致。在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那里，社會運動的時間尺度單位，如前所論，不是日、月、年，更不是百米賽跑中的分分秒秒，它的時間單位通常是代、世紀。他們言論中的“快”、“很快”和“馬上”，通常也不是定指今天、明天；今年、明年，而是一種出于宣傳鼓動群眾的需要，并非是確定量的形容語。當然，他們中的個別人，在個別場合下的個別用語，也可能有誤。但總體上，他們是看到社會革命的復雜性、曲折性和長期性的。特別是毛主席，對資本主義搞“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反復的思考點，不光是中國，而且是全世界)可能性，作了科學的分析。

　　資本主義搞“和平演變”是從拉攏、腐蝕本國無產階級開始的。

　　迫于本國無產階級的反抗、起義，鑒于歐洲1848年的大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運動，資產階級憚于無產階級的反抗力量，紛紛改變了對待本國無產階級的統治戰略，一改過去那種殘酷剝削的方針為外剝內撫。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提示到：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用占領地、殖民地和附屬國來達到自己發財致富的目的，來收買本國下層階級。

　　——對外征服的戰爭，不是強迫本國工人而收買落后國家、民族的人進行。比如英國征服印度的大部分戰役、征服非洲的各次戰爭，幾乎都是利用土著人代替自己進行的。

　　——把體力勞動，起初把農業勞動和礦業勞動，然后把比較重的工業勞動，推給別國的窮人去干，讓自己民族的很多人安心地過食利者的生活。

　　——根據1907年的調查，在美國，從落后國移入的僑民做工資最低的工作，在升為監工和工資最高的工作的工人中，美國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最大。法國的采礦工人，很大的一部分是外國人（參見《列寧選集》第2卷，第820─824頁）。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這是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和平演變”本國無產階級的情況。而在蘇聯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隨后東歐又出現一批社會主義國家；到20世紀中葉中國等一批國家又相繼進入社會主義后，資本主義世界受到了更大的震撼。震撼之余，他們便變本加厲地執行“和平演變”本國無產階級的戰略。他們進一步剝削別國人民，而在本國用金錢、利益收買工人階級，尤其是工人的上層，培養他們成為工人貴族；在國內實行福利(這些福利，大體都是窮國的民脂民膏)保障制度，讓工人參加管理；不但把苦、臟、累、險的活，推給不發達國家的人干，有的干脆把苦、臟、累、險的企業，尤其有公害的企業，辦到落后國家……

　　這般的措施，——人們仍能看到，至今仍起著巨大的撫慰、演變本國無產階級的效用，較好地安定了資本主義自家的“大院”。就實而說，在近幾十年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革命確實處于冷寂狀態。這種“和平演變”本國工人階級的情形，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注意到，只不過他們當時沒用“和平演變”這個詞罷了。

　　——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說：“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 參見《列寧選集》第2卷，第825頁）

　　——1881年8 月11日，恩格斯批評英國本來的工人階級政黨——英國工聯說：“被資產階級收買了的，或至少是領取資產階級報酬的人們領導的最壞的英國工聯。”

　　——1882年9月12日，恩格斯再一次批評英國本來的工人政黨說：“這里沒有工人政黨，……工人十分安然地……共享英國殖民地壟斷權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

　　——后于1892年，恩格斯在給《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寫序言時，又一次重復了以上的看法。

　　我們現在還沒有充分的材料，去證明毛主席已對資本主義在本國工人中實行“和平演變”戰略的了解程度。但有一點是可以充分肯定，即毛主席晚年大力號召全黨全國學馬列，并為人們勾出馬列的幾本重點書籍中，即有恩格斯的這些觀點。

　　2、資本主義“和平演變”戰略明確化，并實施于外。

　　資本主義對內“和平演變”的得手，啟發了他們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的思想，尤其是一次次武裝干涉失敗后，更強化了他們的這一戰略意識，并將它以明確的理論提出來。時至今日，理論界關于“和平演變”理論，都是從資本主義對外，即對社會主義進行顛覆圖謀的意義上使用的。人所共知，毛主席對資本主義的這一切，是十分了解的，并且——如上說——相應地創造了反“和平演變”戰略。

　　這里有必要分述資本主義對外“和平演變”戰略形成的較為詳細的過程和具體手段。

　　第一、   過程和階段

　　——雛形。二戰后，資本主義一頂頂皇冠落地，一批批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政客被推上了斷頭臺。與此同時，出現了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這一切使資本主義十分驚恐。在此情勢下，首先是美國國務卿杜魯門提出“遏制”蘇聯和共產主義的設想，繼而是艾奇遜提出在中國搞“和平演變”的戰略構想，接著是杜勒斯，他把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作為明確的戰略目標提出來。他宣稱：要用更有力的，即非武力的方法，取代“遏制”共產主義的政策，力圖通過社會主義內部的演變，打垮社會主義。

　　——戰略形成。1956年以后，在杜勒斯觀點的基礎上，肯尼迪對此作出進一步的明確肯定，并提出一系列理論，制定了通過援助、貿易、旅行、新聞事業、學生和教師的交流，以及利用資金和技術，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培養資本主義種子，沖破社會主義鐵幕，以達到“和平演變”的一整套計劃。肯尼迪的如此作為，標志資本主義企圖“和平演變社會主義”戰略的形成。

　　——實施和發動。本世紀的60年代后，資本主義“和平演變”戰略，開始全面啟動、實施。被資本主義世界譽為“和平演變”理論家的尼克松，一邊提出了《真正的和平》《1999：不戰而勝》等“和平演變”的理論著作，一邊根據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和開放，以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動蕩，全面發動對社會主義的“和平政治攻勢”，叫嚷著“把馬克思主義拋進歷史的垃圾堆”。他不但發動美國“要舉國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事業的發展”，并提出——當今各民主國家考慮如何幫助世界上的民主政治運動——才是明智之舉的觀點。里根上臺后，抓住蘇聯在“和平演變”氛圍下“改革”的大好機遇，把蘇聯的“政治乞討袋”當著旗幟揮舞，半是慫恿、半是脅迫地提出同蘇聯展開“思想和價值觀念的和平競賽”。來呀！這里有民主，有人權，有自由，有繁榮的經濟！就在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大海里……，所有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家在一旁賣力鼓呼助喊著，情真意切。戈爾巴喬夫不得不聽了——盛情不可卻啊！于是就有《新思維》，就有“公有制就是無人負責的所有制” ——選擇了同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念如出一轍的熱昏的胡話；于是就改革，就有所謂的“政治公開性”“全民的民主”……殊不知，當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念一旦立腳，這種改革就會邏輯地，也是進一步地深入資本主義“和平演變”軌道中。于是“改革”不可逆轉了，隨之而來的是蘇聯在“演變”洪水下崩潰。戈爾巴喬夫本人，這個自以為聰明，但實際上政治極其短視的思想侏儒，也被自己引來的洪水沖到了被人遺忘的地方。同葉利欽相比，戈爾巴喬夫自有“小巫見大巫”的羞赧。

　　西方人歡呼了，“和平演變”全面發動和實施，取得了成功。這實際上是一個空前絕后的成功，因為水陸可以變遷，但洪水永遠不可能淹沒整個地球，尤其是有中國“長城”抵擋。

　　第二、   具體手段和特點

　　對資本主義政治家來說，近30年的國際風云變幻，確是令其歡欣鼓舞的；而對世界人民來說，卻看到了西方資產階級為搞“和平演變”，處心積慮、陰謀狡詐的叵測伎倆。他的手段和特點，在作者參寫的另一部編著中，有如下歸納：

　　其手段有五。

　　一是利用宣傳渠道大搞文化滲透。多年來，他們利用“美國之聲”、“自由歐洲電臺”和“自由電臺”等，大搞宣傳工作，大肆鼓吹政治多元化，經濟私有化。他們以傳播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發生的重大事件之信息”為名，利用社會主義國家前進中的問題和暫時困難，散布社會主義危機論、失敗論；他們打著“客觀公正”報導的幌子，造謠生事，誹言妖誣，進行反對無產階級政黨及社會主義的宣傳，無孔不入地煽動人們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不滿。他們還根據人類在歷史文化觀念全面更新——這里又可用上馬克思的“在滌罪所的歷程中”之喻——這一過程中人們的不適應；以及以私有觀念為核心的其它舊觀念的死灰復燃，利用經濟、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交流活動，美化宣揚西方政治模式、經濟模式、價值觀念、落后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宣揚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培植人們對西方的盲目崇拜情緒。

　　二是以經濟援助為誘餌、貿易合作為圈套。社會主義國家一旦上鉤入套，他們即施加政治壓力，迫之就范。西方政治家有一個堅定的政治原則，強調“對外援助”必須為“戰略目標”服務。他們有的甚至赤裸裸地提出：提供經濟援助必須以受援國向著政治多元化、經濟私有化變革為條件，援助必須有利于“促進西方化”的改革進程。在葉利欽沿著西方化“改革”的幾年間，每當葉利欽受挫，政治上遭到挑戰，西方總是關懷備致，體貼入微，寵愛有加，給他打氣，加油和援助(盡管口頭允諾居多、實際行動較少，但畢竟給了一些援助)。他們堅持“多‘改革’多支持，少‘改革’少支持，不‘改革’不支持”的原則，毫不含糊的規定，援助性貸款和投資“只能用于發展私營部分”，用以建立私有化市場經濟機制。一向以營私自利為鐵則的西方資產階級，如此熱衷關心社會主義改革，并且喋喋不休地說三道四，不厭其煩地指手劃腳，他們的“司馬昭之心”，還需別人去揭示嗎?

　　三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積極網羅、并賣力支持反動勢力。他們利用一些國家完全放棄階級斗爭，或利用一些國家人民因以往在階級斗爭上的失誤，轉而出現毛澤東所批評的“丟刀子”——變得無嗅無覺，毫無警惕的情況，而大力網羅親西方人員；利用國際互訪、學術研討和文化交流，培植親西方勢力；利用免費培訓、懸賞國際榮譽、優先出版論著、特邀參加會議等方式，爭奪、策反高級人才；如蒼蠅逐臭般地尋找、鼓勵和支持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持不同政見者”，并在其中進行政治挑唆；大力抬舉、宣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資助成立各種離心于共產黨的政治組織和團體；他們還利用和鼓動宗教組織，布教說經，以宗教影響，來削弱、對抗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為反社會主義勢力，壯膽張目。

　　四是利用社會主義國家的失誤和困難，攻擊造謠，推波助瀾，破壞社會穩定。西方反共勢力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尋找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弱點”，特別是經濟領域中的“弱點”，煽動“不滿和對抗”，使“人民和政府之間發生磨擦”；他們還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打入楔子，使他們相互不滿和相互猜疑”；“煽動民族主義的火焰，鼓勵鐵幕后宗教感情的復萌”，從而達到使社會主義國家不戰而散，資本主義“不戰而勝”的目的。

　　五是不斷爭奪青年一代。早在杜勒斯在世，他們就揚言，把“和平演變”的希望放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如今代代相續，他們目標又放在新的青年一代身上。為了爭奪青年一代，他們把重點落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留學生身上。其用心是一箭多雕，一舉多得。首先是讓人才“洗腦換魂”，來日學業有成，心駐身留，直接為西方服務。二是讓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由知識、才能的載體，傳播到社會主義國家。

　　從以上種種的“和平演變”手段中，我們可以看出其具有如下特點：

　　一是經濟打道，突出資產階級政治。在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家中，無不憎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意識，在“和平演變”的謀圖中，他們始終以淡化、軟化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意識為目標。然而，反對無產階級政治本身正是一種強烈的資本主義政治；是一種力圖保證剝削階級習慣性政治道德觀念的深根固蒂——而不被動搖的看守計謀。此外，他們用經濟交往援助，設卡布坑，明修棧道，卻暗渡陳倉，以達到非常政治化的目的。他們利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或其它困難，動輒以實現所謂民主化、自由化、實現西方人權，接受西方價值觀念為條件。西方資本主義突出政治的舉動表明，在當今資、社兩大社會體系的生死較量中，無產階級政治是社會主義須臾不可離開的法寶。

　　二是圖謀明確，突破重點。“和平演變”的根本戰略圖謀，就是讓社會主義國家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在具體行動上則是循序引導，漸步入深，設計道路，讓你自己去走；引你入陣，讓你欲退不能。在“和平演變”的作力點上，資本主義也不是全面出擊，而針對不同態勢，把握重點，步步深入，務求有成。開始，他們選擇從波、匈“入口”，后在東歐“突破”，繼在俄國“固守”。在今天，他們自知“和平演變”伎倆已大白于天下，“替死鬼”亦已找到，戰略的詭秘性也已消失，他們便公開跳上前臺，撕去昨天的偽裝，赤膊上陣。時下，在俄國這個重點地區，他們拼力向共產主義宣戰。請看俄國的情形：當葉利欽把標志舊沙皇的三色旗掛上克里姆寧宮頂，惡狠狠地咒罵共產主義為“洪水猛獸，諸惡之首”時，西方資本主義笑容可掬，道出了以前支持蘇聯“改革”的謎底，說西方人的目的正是在于讓俄國人重返資本主義。無偽裝的戰斗，就要付出無偽裝的代價。——后來，俄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和一些受蒙騙的人，開始怒吼了，并用1995年的杜馬選舉，讓前共產黨人大勝，以此來表明對葉利欽實行資本主義的不滿，以及對西方資本主義的不滿。鑒于此，在后來的總統選舉中，西方人干脆插手了。開始，他們一方面急不可待地出謀劃策，企圖讓葉利欽推遲或取消1996年6月的總統選舉；另一方面暗示和提醒葉利欽：一旦在選舉中失敗，就在克里姆林宮發動政變。此外，他們還派遣了智囊小組，為葉利欽掌舵。1996年新春伊始，西方資本主義紛紛通過新聞媒介，公開表示對葉利欽競選總統的支持，同時表示對共產黨的反感；德國總理科爾還風塵仆仆地飛抵莫斯科，直接了當地宣布對葉利欽的“擁護”；西方其它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深知保住葉利欽對進而保住俄國的資本主義陣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一個接一個地做出姿態，將前幾月還爭吵不休的一些問題淡化，甚至故意做出讓步。最有意思的是，西方資產階級政客官僚們一改往日的傲慢樣子，熱情表示接受葉利欽的邀請，參加1996年4月在莫斯科舉行的七國會議，用以抬舉葉利欽，——好讓他成為俄羅斯人們心目中的世界級的政治家。其中為葉利欽攏人投票之心，再明顯不過了。真乃是為保葉氏計謀用盡、妙策使絕。盡管如此，葉利欽還是元氣大傷，已無1992年“氣吞萬里如虎”的英雄氣概。他經過兩輪拼搏，伎倆使盡，才獲得勝利。而這個勝利，卻又是將給他未來帶來極大麻煩的勝利。據一家在世界頗有影響的民意測驗機構宣布，二次執政頭一年的葉利欽，在國內擁護率已降到最低點。大多數俄國人認為葉利欽改革的方向不對。有家民測機構還不無警告地說：如時下立即重選總統，共產黨人久加諾夫將上臺(其實，眼下共產黨并不急于上臺)。經驗表明，我們大可不必過于介意于資產階級宣傳家中的喜怒是非，但當今的俄羅斯，社會主義主義之魂又在走向勁勢，這倒是事實……，這真應使資產階級政治家寢食難安的。

　　三是配合協調，行動一致。盡管西方國家在自身的利益上有分歧，但在搞“和平演變”上卻目標一致，并且協同動作。1989年7月，布什提出：當前西方國家“頭等任務是制定一項協調一致的政策”。此后，西方國家加強了行動協調。目前，基本上配合一致，密切協同，大體完成了向社會主義國家滲透的格局。

　　四是手段狡猾，賭注巨大。為了搞垮社會主義，西方資本主義幾乎運用了政治、經濟、外交、貿易、文化、教育、宗教等一切手段，施展了全身的解數，投入了盡可能大的賭注。在東歐巨變，蘇聯解體后，又進一步激發了他們“和平演變”的“熱情”，賭注越來越大。可以想知，盡管資本主義寵兒──波蘭的瓦文薩早已下野，葉利欽亦成為臭狗，但內外資產階級精英仍會展現一陣“復辟”的猖狂。而有一點是決然肯定的，即，復辟了資本主義的國家的資改精英的命運，確如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的曹操進入華容道，每一次大笑都會引出一支伏兵一樣。

　　五是進攻性強，欺騙性大。資本主義利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困難和失誤，互相鼓勵對社會主義國家“發動進攻”。布什就曾說過，我們的目標是大膽的──比我的任何前任可能設想的抱負更大。他為達到自己目的，這多年，他不遠萬里，親赴波、匈等國，支持那里的反社會主義勢力。但由于這種進攻在很長時間里是隱蔽的，是戴著慈善、救助、支援面具的，同時又是利用人民自己身上的歷史舊習慣、舊傳統和舊觀念，故而通常不被一般人覺察。對資本主義表現出來的“關心”“好心”，人們一般都從社資趨同方面去理解(在這種理解的同時，這些人通常又在內心深處暗暗反悔和譏笑自己過去對社資道路不可調和理論的崇奉)。加之，由于多種復雜因素，近幾十年來，不少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放松思想政治工作的傾向。人民群眾，乃至不少共產黨人思想上出現迷惘。因如此，使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攻勢，顯得更具欺騙性和誘惑力，也就更顯得得心應手了。

　　２、  立此存照：資產階級政客“和平演變”理論

　　在全面寫述近幾十年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搞“和平演變”的種種行動之后，這里有必要不加評論且較為全面地擇摘資產階級政客的這方面理論，從而幫助人們認識當代的社資較量中，資本主義是多么重視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多么精明地設計種種圈套，多么嚴密地建立自己的理論。以此來強化社會主義人們的警惕，提高政治免疫力。

　　⑴     于“和平演變”的提出：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說：“……蘇維埃共產主義統治著世界現有各國人民總數的三分之一……”“因此我們必須時刻記住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問題。不過，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戰爭。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 《西方政界要人談和平演變》第1─2頁）

　　“它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

　　——1958年12月4日，杜勒斯說：“不讓國際共產主義取得外部勝利，不僅僅是一種消極的、防御性的政策。這樣做法將使中蘇集團內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變，使其越來越謀求它們自己境內的人民的福利……”

　　——1957年8月21日，肯尼迪說： “高談‘解放’或‘和平演變’，當然都是很好的。”

　　⑵     于“和平演變”的渠道：

　　——1980年5 月尼克松在《真正的戰爭》中寫道：“蘇聯需要同西方接觸。他們需要我們的技術，需要同我們做生意。他們無法阻擋我們的無線電廣播。他們無法同世界完全隔絕。當他們打開門，取他們想要的東西的時候，我們應當把盡可能多的真理送過去。”

　　——1982年10月，尼克松在《領導人》中寫道：“人民對人民的接觸以及文化和情況的交流……確是有助益的”“以使貿易成為我們施加影響的手段──從而使它所造成的互相依賴關系對我們有利”。1984年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中說：“大規模增加財政援助和人道主義援助，是兩方能夠為爭取第三世界的和平、進步和穩定所作的最好的投資。”“增加貿易和接觸，能夠促進蘇聯集團內部的和平演變。”“位于蘇聯帝國邊界上的匈牙利，很容易收到奧地利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未受干擾的廣播，因而徹底地受到了西方的愛好和思想的熏陶。”“無論是利用人員交流，還是通過交換書籍或廣播節目，將給這些壁壘后面的億萬人民以希望，并將逐漸侵蝕蘇聯制度的基礎。”“對于蘇聯制度來說，最大的危險之一，就是他們的思想和我們的思想之間、他們的人民和我們的人民之間、他們的社會和我們的社會之間的接觸。這種接觸引起種種不受歡迎的對比，播下不滿的種子，這些種子有朝一日將結出和平演變之果。”（《西方政界要人談和平演變》第9、12、18、21、24、29、30、31、32頁）

　　⑶     于“和平演變”方法和措施：

　　1988年3月13日，尼克松在《與蘇聯競爭的六種方法》中，提出了要用意識形態、外交、軍援、經援等方法同蘇聯競爭，并注意使用秘密活動的方法。他指出：“……如果放棄秘密活動，那實際上就是穿上了一件緊身衣。”

　　1988年8月28日，尼克松在《必須使東歐獲得自由》一文中提出：西方必須促進東歐的和平變革。

　　1988年10月，基辛格對南朝鮮《東亞日報》談話時說，他期望“共產主義世界”通過采取“不同的市場經濟”、“共產黨作為社會領導力量的作用將減弱。”

　　1985年1月，布熱津斯基表明這樣的主張：鼓勵東歐國家的“民主力量”來改變東歐國家。

　　1989年3月13日，布熱津斯基著文認為：“……西方必須制定一項真心誠意地幫助實行系統改革的政策，兩者互相配合。如果只把金錢倒入蘇聯和東歐，那不僅僅是浪費，而且會延誤需要進行的基本改革。

　　相反，美國、西歐和日本應該堅持，提供任何實質性援助的互換條件是進行正式制定經濟和政治多元化的改革。”

　　1985年10月2日，舒爾茨說：“……反對共產黨接管的威脅的最好的防御力量是加強自由和民主。”“我們面臨廣泛的挑戰要求我們從同樣廣泛的對付辦法中作出選擇：提供經濟和安全援助，向自由戰士提供援助，或者一旦需要采取直接軍事行動。”

　　1988年10月7日，懷特黑德坦露了這樣的觀點：東歐處在“重要的十字路口”，美國及其盟國應抓住這一“歷史性機會”，采取靈活有效政策，“推進東歐和平的、積極的變革”。

　　1984年4月，尼克松在其著作《真正的和平》中寫道：“我們必須把各工業化民主國家的經濟力量聯合起來，以便我們能夠從東方集團取得政治上的讓步，作為我們提供經濟合作的交換條件”（ 《西方政界要人談和平演變》第39、100 、114、147、151、152、27頁）

　　1988年，尼克松發表一部著作，名為《不戰而勝》，書中提出：美國和西方的目標應是針對蘇聯的目標不戰而勝地建立一個“自由世界”。

　　三、因有機關槍而造迫擊炮，──毛主席防止“和平演變”的理論及偉大實踐

　　在自然界，動植物通過改變、提高自己的現狀、水平，而努力生存，但這不是說，任何物種，每個生命個體，都能永久地生存下來。恰恰相反，每個具體的生命個體總要死亡的；某些在進步規律的道路上“失足者”，也總會被淘汰的。規律之神只寵護“低級向高級發展”中的事物。

　　在社會領域里也是這樣。低級形態要讓位于高級形態，資本主義要讓位于社會主義。誠然，今天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搞“和平演變”，一時似乎遏制了社會主義，確給社會主義在世界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難題。但這不過是歷史發展的正常性“曲道”，它改變不了具體事物總要死亡的命運。資本主義也一定要滅亡。

　　至于當今的問題，且看——

　　歷史不提出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問題提出的本身就包含著使自身得到解決的因素。在中國古老的正邪、因果的宗教命題中，還有關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說；也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并且邪不勝正、正必壓邪的道理。毛主席改造、發揮了這些思想中的辯證法方面，提出了人類認識不斷進步，并且正反互相啟發、推動的思想。他形象地比喻說：有機關槍便有迫擊炮；敵人用兩手來扼殺革命，必然也能教育人民用上強勁的兩手對付他們；人民的革命事業沿著曲折的道路終要取得勝利。

　　毛主席憑借他深刻的哲學世界觀和淵深的歷史知識，憑借他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對當代社資反復較量情形的把握，在高度的歷史責任感下，針對資本主義妄圖剿滅社會主義的“機關槍” ——搞“和平演變”，刻意創造了“迫擊炮”——防止“和平演變”理論，并在他生命的歲月已不多的晚年，開始偉大的實踐。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奇險無比的探索，因為這種探索，注定是要犯很多錯誤，而他自己又是肯定沒有多少時間去重新認識、總結和修正這些錯誤的。這是一個由自然規律設造的遺憾。

　　不帶任何政治偏見的人們都會承認，毛主席晚年的實踐，是一個典型意義上的“在滌罪所歷程中”的戰斗：決不可指望一役而將人類祖先的“原罪”悔贖干凈；為了整體的最終目的，有時得有意利用“原罪”的這一部分去克服那一部分……

　　１、防止“和平演變”問題的提出

　　對社會主義的建成和最終勝利，毛主席固然是十分樂觀和希望“只爭朝夕”的，但這只不過是他的一種戰略家的姿態。在戰術上，即具體事業和工作上，他總是較為謹慎的。無論是經濟建設，還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制度的勝利，他都認為：要有一個很長時間；萬里長征才走完第一步；好多東西我們還沒有認識清楚；還會有各種各樣的曲折，等等。尤其是進入60年代，他已明確地提出社會主義制度象任何新生事物一樣，不是一帆風順的，會有反復。

　　在1959年11月——當杜勒斯和肯尼迪等人明確提出搞“和平演變”的觀點不久，毛主席就敏銳地抓住這個問題，號召人們提高對西方搞“和平演變”的警惕性。他告誡大家：西方政界要人講和平演變，他們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要我們轉到合乎他的利益那個制度上去。美國它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毛主席并且尖銳地指出：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

　　不久，即60年代初，毛主席進一步提出這一問題。他多次說到：帝國主義對我們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他特別要人們警惕：我們國家又不太平，還有貪污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存在被和平演變的危險。

　　２、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行動

　　如果說，1957年共產黨的整風，是毛主席對黃炎培關于走出中國舊的運行周期的實踐性回答，僅在客觀上起著防止“和平演變”的作用，那么后來的全面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則有著毛主席的防止“和平演變”的十分堅定明確的主觀性動機。關于建國后，這三件大事，——我黨至今在其基本方向上還是承認的，基本肯定了毛主席的良好愿望，以及現實的針對性，這是英明正確的。

　　但這些都是毛主席防止“和平演變”的重大的試驗性舉措，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步，曲折和失敗，也可喻之為“在劫數之中”。不過，科學地說，這些僅代表今天人們的認識水平……

　　必須重申的是，毛主席防止“和平演變”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決不是“杞人憂天”，值得欣喜的是：今天這一認識已為很多中國人承認，并且，我們的黨中央，一直沒有淡忘這個問題。這是“歷史”在近幾年進一步展開的結果。

　　母庸置疑，毛主席一系列重大舉措都是圍繞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他所認識的——而展開的。具體內容的主要方面，直到今天，還有特別重要的啟發意義。

　　首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如本網民在很多文章中所論，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根本。歷史運動以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強化這方面的教育。正因為如此，把堅持公有制作為堅持社會主義來考慮，這是當今決大多數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們的共識。我們黨今天仍一再強調這一點。尤其當西方那些政治家們，把我們改革也看成象東歐和前蘇聯那樣，以為我們上了他們的圈套，而象童話中的狼外婆那樣，“善良”地給我們出主意，要我們放棄公有制時，我們黨仍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定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一正確的方向，這是十分英明的。

　　人們也許會注意到：現在西方和我們的某些精英還在喋喋不休地說：市場經濟是和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公有制則和計劃經濟相聯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堅持公有制，是中國改革中的一個“死結”。

　　讓西方政要們和某些精英們的主意去發酵變餿吧！中國人民只能在毛主席探索所認定的公有制道路上前進，創造出自己的特殊型的經濟模式，如果這種經濟模式最終要求變公有制為私有制（發生和平演變），相信我們黨也會采取相應的措施，而進行新的探索。請注意，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通靈寶玉”，“莫失莫忘”，社會主義方能“仙壽恒昌”。西方政要們，中國某些精英們，請“稍息”！

　　其次，摸索著真正讓人民當家作主的解放道路。1957年的大鳴大放也好，60年初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好，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也好。毛主席都有一個貫徹始終的思想：試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群眾自己在解放自己道路上教育自己，在民主的過程中學會民主。在毛主席的辯證的思想詞典上，它卻可以解釋為：它是未來真正“思想解放”這枚原子彈發射運行前的“點火”。混亂是要克服的，缺失也必須糾正。

　　此外，人民群眾真正的思想解放，民主水平的提高，正是毛主席防止“和平演變”中的目的；同時它作為防止“和平演變”的前期手段而發生作用。

　　再次，堅持黨的領導(前提：黨不變質。這一點也讓西方政要和資改精英們有如梗在喉般的難受。毛主席深諳其理而堅意行動。他在防止“和平演變“的系列行動中，通過反復教育，苦口婆心而讓國人如雷貫耳，并刻骨銘心、志意入髓。

　　３、結論：現實證明毛澤東的先見之明

　　從毛主席關于防止“和平演變”理論的最初提出，距今已有50多年了。盡管毛澤東在世時采取的一系列行動——在群眾中存在失誤。但今天的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和平演變”危險性的客觀存在。

　　首先，從西方政界要人在“和平演變”理論發展上看，在毛主席逝世以后，西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關于進一步對社會主義搞“和平演變”的理論，不但其內容有更為直接的顛覆社會主義的性質，即，一點偽裝也沒有了，而且更全面，論述得更為周詳。在行動上，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也都協同步伐，配合一致。這一切，使那些本來對防止“和平演變”的理論有懷疑的人，今天，也不得不承認毛主席的識事深刻，預見高遠。

　　其次，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現實上看，資本主義搞“和平演變”，確已取得一些成果(可以肯定，這是暫時的)。從上世紀80 年代開始，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頻頻進攻，已連連得手。先是東歐劇變，接著是蘇聯解體……。一時間，共產主義運動跌入了低潮，“兩個決裂”在官方文件中完全消失……真所謂是“高天滾滾寒流急”“萬花紛謝一時稀”。在發生“和平演變”的國家里，問題的嚴重性，也大體如毛主席所料。

　　第一、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失去了領導地位，嚴格地說，首先是這些共產黨在“和平演變”中，好多人已不具有真正共產黨人志意品德。其中不少國家走向分裂、解體，有的干脆改名為民主黨而隨波逐流。有些前共產黨領導人本想在這種社會政治的變遷中改頭換面，投機取巧，然而總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過來指責“帶上有共產黨的印記”，而被狼狽地趕下臺去。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就是這一類人物及這一處境的典型。領導人境況如此，真正的共產黨人和正直人士受到種種迫害和欺凌，則更不必說：失業掃大街的還算是“給出路的”；很多人遭到拘禁、逮捕判刑，甚至遭到暗殺的也不乏其人。

　　第二、也如毛主席所說，黨變質，國變色。在發生和平演變的那些國家里，他們紛紛變改國名，去掉“人民”、“社會主義”字樣。親民共和、人民民主政體被多黨制和議會制政體代替。有的國家為了發泄對紅色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仇恨，公然祭起歷史“杏黃旗”。俄羅斯的葉利欽干脆重升沙皇大旗，其對共產黨仇恨之深，全世昭然。

　　第三，變公有制為私有制，變“利他主義”、“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道德，為“利已主義”的資本主義道德，并且，在“和平演變”成功的地方，資產階級喜笑顏開，往日的社會渣滓神采飛揚。“利已主義”象瘟疫一樣蔓延開來，這里有金錢，壯漢們給我打工吧！這里有金錢，美人兒，給我賣身吧！這里有金錢，跪下為我服務吧！……而這些思想瘟疫一旦流行，也得完成一個周期性過程，才會退出歷史舞臺。這個周期演進的開始，尚有潔身者抗爭，但不久，不少人便淹沒在利水銅臭之中，再過些時日，很多人便不以為然，不以為臭而無可奈何地稱之為香了(當然，這里也不必悲觀，有道是“花落自有花開日，蓄芳待來年”。此時，只有等社會斗爭重新造育新的全新的革命了。

　　不過，這里當重申，這個社會主義革命是必然的，連現在的有些老百姓也在講，先進生產力的要求是不可扼制的，它會不斷地造育自己的代表者，指出社會主義方向。一部分人叛變了，迷向了，新的代表者又會產生，再朝社會主義方向走下去。

　　現在我們還可以看到，在“和平演變”了的國家里，他們本來希望聽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運來的“一集裝箱又一集裝箱”的甜言蜜語和美好許諾，便能進入富強的天堂。然而，一些人今天已經發現，這不過是一個陷坑，一俟你跌入——并且無出坑的可能時，資本主義即脫手而去，或者趁火打劫，使你淪為附庸。如今的波蘭、俄羅斯等國的情形正是這樣。“改革”多年，不但其經濟未擺脫窘困，相反卻債臺高筑。通貨膨脹，失業人數急劇增加，勞動群眾生活條件惡化(當然也有極少數人富得流油的)，社會極不安全，黑勢力猖獗。

　　當這里的人民開始反思歷史，他們也許不能不為東方毛澤東的防止“和平演變”理論而慨嘆。但他們今天和今后一段時間里，能有的作為只能是通過選舉——把一些政治盲人、小丑和掮客推下臺去，——波蘭已經這樣做，其它國家總有一天也會這樣做。不過，人民啊，“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再者，從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嚴峻事實上看，“和平演變”的危險性也確確實實地存在著，最雄辯的事實莫過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這一風波的本質是：當時極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在西方資產階級慫恿和贊助下，利用人民群眾憎恨社會上存在的腐敗現象，大肆鼓噪政治自由化、經濟私有化，謀圖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這種由西方人插手，一些人在西方思想腐蝕下腐敗；另一些人借群眾之力和假人民之手來推翻社會主義，正是資本主義搞“和平演變”的典型特征。這次風浪已離去好多年時間了，人們也許會想到，這次動亂不但證明了毛主席的先見之明，而且中國能避免這一次厄運，正同毛主席在世時的一系列教育有著直接關系的。

　　今天的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黨全軍全民，反思改革，大講政治，提高政治敏銳性；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加大反腐敗的力度……必將從新的角度上，幫助人們科學地認識防止“和平演變”的科學含義。并將進一步認識到，毛主席對人類最偉大的貢獻——是防止“舊社會制度的復歸”，并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探索著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

　　當然，在人類社會，一個科學正確理論的形成，是要經歷時間的，而正確理論的實施、實現，也不是馬到成功，還得經歷一定的時間，一些民族、國家長期落后，有時是與缺乏足夠的耐心和毅力，不能在“時間中堅持”有直接關系。

　　千古偉圣毛主席！您“探索的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是對人類最偉大的貢獻！您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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