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所謂的哲學王，哲學王治國，嚴格地說，不是指哲學專業中翹楚、王者。他的——由哲學王治國，是說精通哲學的政治家治國，是最理想的；除此，能與哲學家坐而論道的人，治理國家，也算好。實際上，柏拉圖的哲學王，是講國家管理理論中，精通哲學最重要——這門知識列于“王”位。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基辛格評價毛主席為哲學王。

　　毛主席的哲學世界觀，是在當代人民的革命覺醒及革命實踐中，經歷了由唯心主義到辯證唯物主義、由舊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而成為哲學王的成長、轉變和相對成熟的過程。作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是毛主席在人民革命洪潮中，實現世界觀的根本轉變，成長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并適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需要，而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一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過程。前者與后者具有統一性。典型特征是，人民群眾越來越深入、全面地參與和主導革命，民“主”得不斷的擴大和提升。

　　由對立統一規律決定，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哀鴻遍野的大黑暗的舊中國，也必然“壓迫、煉煅”出沖破黑暗的志士仁人。在此大背景的造、育下，毛主席從少年時期起，就萌發了強烈的反封建專制意識和尊民愛國熱情，立志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凡是不抱個人和剝削偏見的研究者，都會注意到很多書藉記載的關于毛主席少年時代舍己助人、無私施舍和反抗封建家長、家族統治的無數感人事跡。客觀地說，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感受到的第一個壓迫，就是封建家長和當時農村的落后、野蠻的封建宗法的野蠻專制統治。這從毛主席在青少年時代仿詠古人《七絕•詠蛙》：“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一詩（時間大約在1910年秋），可見一斑。他辛辣嘲諷了封建獨裁者的夜郎自大，野蠻專橫的丑陋。正是當時“全民心同”的強烈的反抗意識，牽引他迅速將認識的觸角伸向知識、社會，刻苦讀書，努力參加社會活動，汲取各種營養。從此開始，毛主席從世界觀上梳理、陶育個人與他人、社會的關系，認識到人意識意志、人性的可塑性、成長性，以及階級性和公利性，批判地成長為哲人、哲學王，革命者和人民的領袖。

　　多年后（1960年6月，毛主席會見日本文學代表團的講話)，他回憶說：“我讀的書有兩個階段，先是讀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義；接著進學校，讀的是資本主義，信過康德的哲學。”他不止一次地對人說：我是農民的兒子，小時候迷信過，跟著媽媽去拜過佛，燒過香；讀過私塾，信過孔夫子；信過先驗唯心主義……

　　毛主席是當年參加革命后，才漸漸接觸、懂得馬克思主義，才有“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的認知，生成“遍地哀鴻遍地血，無非一念救蒼生”的強烈志向，漸而萌發“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的恒久方略，且越來越強烈。

　　一、廣采博擷、尋道叩哲而究大本大源

　　誰都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客觀地說，少幼之年的毛澤東，僅是從佛崇善，有濟世情懷，到了青年，仍大體屬于舊式知識分子。他在現代中國社會的巨變中，救民于水火的強烈意念，令他俯身于民；在人民革命的實踐中，又強力推動他進一步尋道叩哲，究大本大源，通融世之血脈，使他實際經歷——并完成了一個由舊式知識分子向先進知識分子、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變。

　　1917年，24歲的青年毛澤東在致密友的信函中，描述自己的通動人心的“心本原”的理想、信念。他寫道：今之論人者，稱袁世凱、孫文、康有為而三。孫、袁吾不論，獨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細觀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并無一干豎立、枝葉扶疏之妙。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俱傾圮。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復雜，而又有數千年之歷史，民智污塞，開通為難。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轉載于網絡文章，張海鵬《試論毛澤東的歷史觀》）。

　　有研究者認為，對于青年毛澤東來說，“獨服曾文正”，正是當時一般青年的心理。“獨服曾文正”什么？不僅服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而且服其“具有大本大源”。青年毛澤東具有宏大的志愿，希望“動天下之心”，即改變天下人的思想，而不在乎具體的事功，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等等。他認為，這一切都是枝節。只有得大本大源，才能動天下之心（這同于青年馬克思的哲學化世界的理念），根本改變世界。什么人具有大本大源？“民智污塞，開通為難”，顯然，當時普通老百姓還不具備大本大源。他又說：“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復起，不易吾言’。孔孟對答弟子之問，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并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很清楚，那時的毛澤東，認為只有孔孟才具有大本大源。只有孔孟思想才能治理天下。只有孔子才能明貫過去現在未來，“百世可知”。這完全是中國封建會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基本思想。

　　但是，毛主席不尚空談，注重社會實踐，追尋新式知識，在變動不居的事物運動中鉆究大本大源。在走出韶山后，即組織革命團體新民學會，探討革新學術，砥礪品行，研究如何改造中國和世界的大道——哲學問題，從事各種進步活動。民眾的實踐活動是極強烈的助推器。接觸革命后的毛澤東更加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堅持獨立思考，努力吸取所能接觸到的古今中外各種學說的精華。他同一般舊式知識分子不同的是：注意向社會實際學習，向民眾學習，利用各種機會考察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他的“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的世事本質的寫述，“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荗，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之詠頌，等等，均可見之“注重社會實踐，追尋新式知識”的心地。后來，毛澤東主義的學習、實踐修養論，即據此產生和發展。

　　總之，青年毛澤東的早期，政治思想上受過愛國主義、革命民主主義的熏陶，也接受過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想影響。他在求“大本大源”的強烈意向下，對哲學有濃厚的興趣，閱讀過許多哲學名著，對中國先秦諸子和明清之際哲學家以及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等人的思想，做過比較深入的研究。孔孟儒學，宋明唯心論理學，王夫之、顏元的唯物論，赫胥黎、斯賓塞的進化論，康德的二元論，胡適的實用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康有為、梁啟超的唯心史觀，譚嗣同、孫中山的哲學思想等等，都對他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而從主體上說，他當時是求圣賢的大本大源，還沒完全看到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主體和根本動力……他還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人非生而知之，確是實踐而知。隨著他置身于人民群眾、廣泛實踐中，革命的唯物主義便不可扼抑地生長起來。尤其當人們在現代崇公民的志意下的實踐、探索，求本逐源，各種知識必如神助般地勃發開來。

　　二、多元共存的哲學世界觀

　　前邊已述：同馬克思一樣，早期毛澤東哲學思想和世界觀，也是多元共在，既有某些唯物論、辯證法的因素，又有唯心論。毛澤東自己也常常實際地承認這些。由于他當時（始發階段）主要的思想是從圣賢那里探求“大本大源”：即宇宙真理，基本地——把歷史發展的動因歸結為思想、精神力量，把社會的改造寄托在少數英雄人物身上。“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主旨還不是完全明確、堅執的“人民群眾主歷史沉浮”，仍涵有歷史唯心主義潛意。在他看來，辛亥革命失敗的真正原因是群眾沒有掌握“大本大源”即宇宙真理，而群眾之所以未能掌握這種“大本大源”，則是因為中國社會尚未產生出掌握這種“大本大源”而自身成為“大本大源”式的偉大歷史人物。

　　毛主席在1915年9月致友人的信中說道：“歷史者，觀往跡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綱而挈其目，莫妙覓其巨夫偉人。巨夫偉人為一朝代之代表，將其前后當身之跡，一一求之至徹，于是而觀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屬品矣。”毛主席此時是認為，研究歷史，說到底，最重要的是尋找到代表那個朝代的“巨夫偉人”，其他不過是其附屬品而已。

　　此時的毛澤東，謂圣人創造歷史（孔孟得大本大源，可知百世）；觀念造成文明，意識決定存在。治亂興衰，歷史循環發展。鉆學傳統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陸王心性之學，形成這樣一種歷史觀是不難理解的。但這是舊的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歷史觀。

　　而從精神和物質的關系上說，青年早期的毛澤東是認為“精神是第一性”的。他當時所寫的《〈倫理學原理〉批文》（毛澤東批文，請參閱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1917至1918年），說得很明白。《倫理學原理》是德國哲學家泡爾生（1846—1908）的著作《倫理學體系》中的一部分，日本人蟹江義丸把其中的一部分翻譯成日文，以《倫理學原理》之名出版。蔡元培將日譯本再譯成中文出版。

　　當年，湖南省立第一師范教師楊昌濟，即以這本書作為教材授課。毛澤東在學習中寫下了大量批注。從這些批注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澤東的哲學觀、歷史觀的唯意志論、唯心主義。

　　他有批文說：

　　“予謂人類只有精神之生活，無肉體之生活。試觀精神時時有變化，肉體則萬年無變化可以知也。

　　“觀念造成文明，誠然，誠然”。

　　很顯然，這里說的是精神和物質的關系。是認為，精神是第一性的，“觀念造成文明”。

　　他另一批文寫道：“余曰：我即實在，實在即我。我有意識者也，即實在有意識者也，我有生活者也，即實在有生活者也。

　　“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閉，故不見物也”。

　　此時的毛澤東，有著似、同于中國明代哲學家王守仁、王艮的“心即理，無心外之物、無心外之理”，及十八世紀英國大主教貝克萊“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主觀唯心主義。

　　初出茅廬的毛澤東常引用他的楊昌濟老師的話：“人有強固之意志，始能實現高尚之理想，養成善良之習慣，造就純正之品性。意志之強者，對于己身，則能抑制情欲之橫恣；對于社會，則能抵抗權勢之壓迫”。

　　這里是說“我”的意識決定了存在，沒有“我”的意識就無所謂“實在”。仍是“我思故我在，無我則無物”觀念的延續。這其中，當然有強調人的信仰、道德和意志重要性的——積極意義，但，沒有從唯物主義立埸上解釋信仰、道德和意志產生的“社會性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實踐，很顯然，這里有唯意志論傾向。

　　他還有批文寫道：“是故治亂迭乘，平和與戰伐相尋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來，一治即有一亂，吾人恒厭亂而望治，殊不知亂亦歷史生活之一過程，自亦有實際生活之價值”。這里是在說：歷史循環。一治一亂，治亂迭乘，都是歷史演進的正常的過程。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是用這種形而上學的循環論的觀點看待歷史進程的。

　　三、在革命實踐中走向了唯物主義

　　如馬克思當年深入歐洲革命運動、接觸費爾巴哈唯物主義，而批判地成為唯物主義者一樣，青年毛澤東在俯身社會、參加民眾斗爭，在接觸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之后，遂逐步對原有的唯心史觀進行了自我批判和滌除，走向唯物主義。

　　如果說，毛主席當年走出韶山，使他如龍入海，得以廣采博擷，是人生一大飛躍，那么，走出湖南，來到北京，進入更廣闊的天地和火熱的斗爭（民眾、實踐），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則是他人生的另一大飛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社會實踐，構成毛澤東主義的理論基礎。有好多研究文章，都是這樣記載的。

　　——理論循蹤（據多人的文章編撰）

　　1918年8月和1919年12月，他先后兩次到北京。此時，他結合以往社會活實踐，認真地學習和研究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閱讀了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有關唯物史觀的論著，開始懂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歷史作用，并初步獲得了認識問題的科學的方法論。他又在當時思想界進行的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論戰、新民學會內部關于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討論過程中，認真總結以往辦“新村”的試驗、開展湖南自治運動和驅逐北洋軍閥張敬堯斗爭失敗的實踐教訓，終于覺悟到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治改良辦法的無望，認識到只有俄國式的革命道路才是唯一出路。他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以及1921年元旦在新民學會新年大會上的發言，明確肯定和贊同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方法，得出了“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一正確結論。這標志著青年時期的毛澤東，最終同唯心主義哲學決裂，劃清了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界限，建立了崇信唯物史觀的信念，實現了在政治思想上和哲學世界觀上的根本轉變。

　　如前所說，在社會革命實踐中學習并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青年毛澤東是一個在近代中國歷史巨變中追求進步，追尋新式知識的舊式知識分子，接觸馬克思主義，接觸人民群眾，參加社會活動的實踐，使他的世界觀發生了質的飛躍。

　　1917年，24歲的青年毛澤東在致密友的信函中描述自己的理想、信念的時候寫道：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從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了起來，在這項工作中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史的影響開始對我起指導作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的解釋，以后，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到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復信給在法國的蔡和森，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惟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唯物史觀四個字第一次出現在毛澤東的文字中，這表明毛澤東在初步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后，出現了明顯的思想轉變。

　　——現實斗爭和革命實踐的煉化

　　毛主席在思想上出現的進一步轉變，與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化、人民群眾的群起抗爭，息息相關。長沙的搶米運動、保路運動、武昌起義、湖南獨立，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難以支持下去，國家為清末的大官僚（直隸總督、內閣總理）袁世凱所控制，軍閥當道，湖南亦為軍閥所掌控，當時有社會責任感的愛國進步青年為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前途憂心如焚。面對國家和社會現狀，在短短幾年間，毛主席饑不擇食地讀過了梁啟超主辦的改良派刊物《新民叢報》、革命派的《民報》和《民立報》，接著又讀到了激進民主主義者創辦的《新青年》，讀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接受了李大釗、陳獨秀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指導；他經歷了皇帝、總統、都督和督軍，看到了社會的強烈動蕩和民不聊生的種種情狀；他和他的一班青年朋友日夜探討和磋商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進行了初步的社會調查，開始了切實認識中國國情的艱苦過程，組織了進步團體新民學會，創辦了青年學生期刊《湘江評論》，發出了“民眾的大聯合”的呼號，推動了湖南的“驅張運動”，提出了“湖南共和國”的幼稚的政治口號，從事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初步的政治運動實踐。

　　正是在這種強烈社會動蕩和初步政治實踐中，他的思想終于完成了從資產階級改良派到革命派的轉變，從唯心主義世界觀到唯物主義世界觀的轉變。唯物史觀開始成為他觀察和分析社會、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論與基本工具。原來的——從“心動是源”、從圣賢那里尋得“大本大源”而救民于水火——的強烈意識，轉變為——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武器（大本大源），依靠、發動人民起來革命造反，自己解放自己。從此，毛主席自己開始在人民革命的道路上，走向人民哲學王殿堂。

　　毛主席哲學世界觀的演進、發展強烈向世人展示：哲學的階級性，實踐性和時代性，人民哲學的產生，人民哲學“掌控”的人民哲學王的出現，是一種歷史必然性，一種應運而生。當然，所謂的“應運而生”，也不是絕對順直地生成、生長，僅是大體與歷史的規律性運動相對同步。這就是說，當今天終結性人民革命需要某一學問、主義和這些學問、主義的代表者時，必須有人民群眾廣泛深入的實踐探摸。

　　極有趣的則是，——人民群眾實踐探摸的歷史宏劇，哲學王出現的開幕鑼鼓、埸頭戲，仍時常有“不三不四”的冒充者，有假著慈面善心的“狼外婆”，有小丑，有輔角色或反角，作先行反串或直接攪局的。在現代中國，盡管這些反串或攪局者各有特色，但卻大體有一個“舊哲學”共同點，即，多有后期孔儒主義反“對立統一”的庸和、保守和綏靖。這也是一種規律性展現。是故，在毛澤東主義產生后的革命進軍中，在進擊當面敵人時，也得時不時地花一定氣力，在謹慎辨析兩類不同矛盾性質中敲打“反串或攪局者”。

　　聲明，我的文章，無“文”“版”權的要求。所有有需要者，都可能隨意取用，并不求署名。但有文“責”之究，我自當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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