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十月革命一百零五周年，謹以此文紀念老一輩共產黨人在新制度創造與修復道路上所付出的艱辛努力。革命后所創造的新制度，今日早被階級性的力量所廢棄，毛教員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對于此一后果，曾洞若觀火并試圖加以遏制，但未能成功。回顧老一輩人對理解和推進新制度建設的思考和努力，會對后人的奮斗帶來有益的啟迪。物質刺激與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是毛時代黨內爭論的焦點，在新的生產關系如何完成再生產方面，曾有兩種截然對立的想象力，有必要重訪當年那些不同政見的差別與對立，挖掘其對后續歷史演化的作用。本文最初是與毛選讀書會的幾位老師討論時候的發言，經過整理成文。】

　　前三十年的中共高層，在有關物質刺激與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上，發生過嚴重的不同政見與爭論，其中一些意見帶有預言性質。而后的四十年間，在公有制轉化為私有制的歷史演化過程中間，相關意見得到了較高程度的經驗印證。這部分歷史經驗，有助于我們深化對于馬克思主義與生產關系如何再生產的理解，但相關內容往往被人刻意地遮蔽和扭曲，本文就來挖掘一下相關的狀況。

　　在毛教員一方面看來，資產階級法權及其想象力之下的改革方向，總歸是要破壞（再造）生產關系再生產的相關條件，逐步泯滅勞動群眾的主體性地位，剔除生產關系內部的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的含量，瓦解毛式公共領域最后實現私人化，生產領域會全面回到私人領域（以利潤掛帥和物質刺激去統御），這就完全跟資本主義一致了。

　　一、毛教員一方面如何理解資產階級法權

　　1958年毛教員在北戴河會議上，重新提到要批判資產階級法權，還由此回顧革命時代的官兵平等所創造的高水平自覺努力；此后，在1959-1960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很反感書中對于物質刺激的一貫推崇，還表示在生產關系三要素中間要搞好“人與人關系”——在這個意義上再次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特別是干群關系上的政治不平等。

　　在北戴河會議之后不久，張有一篇文章《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張所選擇的理解角度，說資產階級法權的核心是等級制，這當然也意味著上級控制和激勵下級，這個理解角度會格外重視管理手段的激勵作用，從這個角度出發，就看不慣革命時代的實踐，官場中人說“干不干、二斤半”，用這個去菲薄供給制，潛在地主張壟斷管理權和搞普遍化的激勵措施。顯然，從這個“資產階級法權角度”看問題，看到的都是“積極的官員”和“消極的群眾（下級）”，然后，這種理解方式會收斂為一種官樣文章的寫作——往往會在經驗總結方面把所有的成績，都記在領導英明的賬戶下去講述。

　　姚文《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則預測對手會從擴大資產階級法權入手，滿足各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嚴重的人，大范圍改變人們的努力方向和預期，鼓勵爭名爭利并全面破壞黨內和單位內部的政治生活準則，鼓勵社會分化并逐步達到按權按資分配，在完成化公為私之后，就會明確吁求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于光遠等人選定的宣傳口徑和改革的最初出發，就是強調按勞分配和強化管理權，要求按照經濟規則辦事等等，吹捧孫冶方等，針對這些初期階段的宣傳材料，貝特蘭1977年就斷言他們要搞“工廠專制主義”去統治勞動者。看起來，對立面后續選擇的宣傳和政策實踐路徑，對照毛教員他們的事先的診斷和預測，完全對得上。

　　毛教員本人則主要從物質刺激角度看問題的，“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與丹麥首相談話）“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74年理論談話要點）物質刺激要能夠起作用，還能夠激發人們的想象力并引導預期，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貨幣與商品市場，是不可或缺的背景和平臺。

　　從強化物質刺激開始，肯定會聯動的大變化有：強化管理權和物質刺激手段的運用（這個是對立面一開始就要著手之處），弱化勞動者的政治地位最后瓦解公共領域（必定有的配套措施），改變個體預期（鼓勵個體努力爭取更多報酬、爭等級名利等；鼓勵過好小日子退回私人領域），改變平等看待干部群眾的眼光或者意識形態（想想人日的胡績偉那個爆款宣傳口徑“大鍋飯養懶漢”——典型的“積極的官員”和“消極的群眾”對照視角），從這個核心內涵改變入手，一切關聯性的重大事務都會跟著聯動和改變。如此下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就沒有了，生產關系在不斷的再生產過程中間，是向后退回資本主義私人領域；而限制和縮小資產階級法權，則是要把生產關系向所需要的方向推進，不斷強化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建設，管理權或者行政工作要服務于領導權建設需要，這樣，在生產關系再生產過程中間，就會逐步向前接近共產主義。

　　在九大一次會議上，毛教員說相當一個多數干部，跟劉路線走，搞物質刺激和利潤掛帥，不講究無產階級政治；蘇聯之所以不提出這個問題，因為蘇東都沒有搞過民主改革系列的領導權建設，沒有這樣的政治可供破壞和毀損，這個問題意識和眼光就不存在。毛教員說蘇聯的教科書“這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反映了他們相當多的經濟工作人員和領導人員的精神狀態，也反映了他們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在這一種情況下，不靠他們的所謂物質鼓勵，他們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在他們那里，唯物主義者就成為不戰斗的了。”“赫魯曉夫除了物質刺激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也不想其他的辦法。”（《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的批注和談話》）

　　普通的勞動者，對于新生產關系的理解，可能偏于禮俗社會傳統所肯定的干群平等與親厚關系，最重視的是成員資格的有無，所以大規模抗爭不從強化物質刺激開始，而是發生在買斷工齡階段。改變禮俗社會傳統是一個漸變過程，有點溫水煮青蛙的味道，只要同一批老的干部隊伍和群眾共處在一起，相互關系模式就迅速地大改，變化的時間段會延續一二十年之久。而從領導權出發的眼光，就很有預見性，姚文就是這樣的，甚至毛教員還能夠全面診斷蘇聯“缺什么”。

　　一句話，圍繞著物質刺激為核心的資產階級法權及其想象力中間的改革，是全盤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或者所需生產關系“再生產”的，也是違背從三灣改編到鞍鋼憲法所重申的革命路線內涵的，舍棄了人民革命進程中間開創的兼容人民政治主體性的現代性方案。

　　二、為何“物質刺激-資產階級法權”成為黨內高層不同政見的焦點

　　實際上，從未在經驗基礎上寫出過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借助于這個理論空白，1980年代主流經濟學家們從蘇東或者西方經濟學模型出發，對于前三十年的制度運運作實績，進行過各種再解釋。但是，這些解釋都未能恰當地驗證相關制度演化結果，更不能預測或者解釋經濟運行的實績變化趨勢，其中一個較為尷尬的問題是：經濟學家們都肯定改開的各種措施都會更有助于企業的精細管理和效益提升，但打臉的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各系效益指標，反而從1980年代開始一路走低，效益越改越差，到1996-1997年兩年連續出現盈利企業總盈利小于虧損企業總虧損的“全局虧損”。很顯然，主流經濟學的各種再解釋，都只具有意識形態的正確性，不足以理解相關制度內涵及其對效益生產的影響，從而也就解釋不了現實的經濟運作實績及其一路走低。

　　反而是前人的爭論，更能夠解釋相關的制度演化的動力、過程與實質。

　　關于資產階級法權和姚文，最初的關注和重視，是河南的造反派老袁提醒的，他說姚文已經預測到了“復辟派的綱領”。后來，看到馮蘭瑞等人的系列回憶，他們按照于光遠的部署，自居“唯生產力論”，以狠批四人幫的名義批毛，從反面證成了姚文的預見性。

　　可能想要居功，馮蘭瑞后來挺赤裸裸的，說她自己就是從捍衛按勞分配開始，后來主張按要素分配，那就是不完全的按勞分配了，到了90年代初期就認定只能夠按照勞動力市場價格確定工資了，這就是完全不按勞分配了。這些非常有啟發，這些人選擇這樣的進攻要點，說明從反面做選擇，也得與正面選擇的“工事”維護者對壘，這樣，就相當于“物質刺激-資產階級法權”，是受到正反兩個方面共同選定的攻防“要點”了。

　　毛教員不同意的劉少奇路線，代為歸納其支撐點有二——物質刺激和利潤掛帥，這確實是生產領域轉為“私人領域”的關鍵——不管還有沒有私有制，生產目的變為為利潤而生產，用管理手段去激勵或者控制勞動者，管理權壟斷在專職技術專家或專職官員手里，勞動者就肯定要被驅逐出“毛式公共領域”了，距離雇傭制就很接近了。

　　把物質刺激突出出來，就會出現幾個關鍵的制度方面的近距離聯動和巨變，包括管理權的質變，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間地位的墜落，干群相互關系等，都會發生因應和質變。而且，配套的意識形態護持或瓦解的要點也會變，還有被塑造的個體預期，都會隨之發生聯動。想一想人日胡績偉1981年創新性地提出“大鍋飯養懶漢”的爆款宣傳口徑；以及勞動者此后被反復號召干好自己的事情，過好小日子，別多事的新定位；此種“去政治化”宣傳，還伴之以對毛派政治犯的大規模鎮壓（從兩案審判到“清理三種人”），此種政策實踐會對所有人帶來強大的說服力，敦促勞動者自覺退出毛氏公共領域，向私人領域和家庭回歸。

　　對照回顧革命路線的內涵，從三灣改編到鞍鋼憲法，從革命時代建設的政治經濟平等起步，以政治化要求紅軍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并部分地否定絕對分工，此種干群密切互動的毛式公共領域存在，才能夠支持“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運作。而蘇聯的馬鋼憲法，則意味著管理權壟斷和管理手段的強化，勞動者的工具化地位突出，政治化地位不被承認，同時也喪失了相關參與權利。

　　資產階級法權被提出來，還被泛化理解，確屬一個關鍵的要點，其中與強化物質刺激相關的管理權和勞動者地位變化，可能是最為核心的內容。這是以改革之名，創造新的生產關系的起點，也是在選定的這些關鍵點上，形成與舊日的區別。

　　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經濟，萬物商品化，一切以交換價值去衡量，勞動力本身也只是生產要素之一，管理權自然地服從最大化積累需要。同時，在于光遠等人選擇的辯護策略，好像很希望確立一種讓多勞者多得，避免懶惰者占便宜的精細管理，建設一種基于工具效率的平等待遇；但是，打臉的是，在后續的新生產關系里，完全得不到體現——因為監督和測量個體對于勞動過程貢獻的成本過高，這樣的事情，在私有制的老板廠里很少會認真去做，為了節約管理成本結果就徹底拉平了報酬。目前珠三角的普通農民工工資支付，如果只干五天八小時，多數情況下就只能夠得到當地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此種市場化的工資率形成與普遍化機制也很值得思考，相當于把所有的行業、工種、崗位、勤奮程度乃至于熟練程度差異，統統給抹平了，顯然，這是把管理成本節約做到了極致之后的結果。

　　作為新時期在于光遠領導下的辯護士骨干，馮蘭瑞最后強調只能夠在勞動過程之外，參照要素市場價格確定工資，他們就這樣，從堅持按勞分配出發，到了最后連最低限度的名義標榜也不要了，堪稱徹底。

　　三、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對標資產階級法權及其相關敘事

　　如果不從經濟基礎內部看問題，換一個角度看，也很有趣，重讀《關于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并回顧中蘇論戰時期的雙方爭論，感覺要害還是出在“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無產階級專政的入門實踐形態）上。

　　后來，貝特蘭在《蘇聯國內的階級斗爭》序言中間，對于蘇共二十大及其后的經濟主義闡釋，給出的分析很有力。

　　他認為經濟主義作為一種解讀和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方式，強調生產力發展不足是一切社會矛盾的根源——必要條件決定一切，勸說人們等待未來生產力充分發展之后，各種問題自然解決，目前不要有急躁情緒。

　　此種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是為特權階層掩蓋或者不想要改變現實服務的。他說蘇共接受赫魯曉夫的虛假解釋，并把蘇聯黨內政治上的各種消極現象，都記在斯大林個人賬戶下給予批判，其實也是為了掩蓋社會矛盾并且不愿意正視和解決，這樣，馬克思主義在蘇聯就成為不分析的了，而是純粹辯護性的。

　　為了應付民眾的不滿和日益增長的經濟動力不足，蘇東國家的當權派，都傾向于各種“經濟改革”，以強化和擴展特權，以加強社會分化的方式進行刺激，以一種給社會矛盾添油的方式設計轉化路徑。即便是所謂的改革有一點暫時的成果，但終究會歸于無效。

　　四、作為激勵手段的物質刺激（資產階級法權）是否無法超越

　　用勞動收入和消費品分配，作為控制手段激勵勞動者多干活，這個方式是否不可超越？等量勞動相交換看起來公平，多勞多得也符合人們的正義標準，這有助于“合法化”控制程序和手段。1970年代末期，于光遠他們搞了好幾次按勞分配與價值規律討論會，誘導整個學界的跟隨，就是從這些看起來還很可取的角度寫文章的。公平的控制或者評價方式本身，可以有光環，還得到群眾認可，但是不是就不能夠超越？這樣追問之后，才會挖土見泉。

　　毛教員從井岡山開始，就一直在探索另外的路徑，有沒有可能爭取到人們自覺的高水平努力，如果可以，那么，就肯定就松動了這一想象力的前提。三灣改編的變革，依據毛教員自己的總結，其內涵是“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開會士兵有說話的自由，廢除繁瑣禮節，經濟公開。”顯然，這首先是建設了一種官兵在政治和經濟上平等能的新型“社會關系總和”，然后，透過黨代表發展積極分子的政治工作，以及士兵委員會的運作，就構建了一種干群密切互動的公共領域，共同討論和處置管理事務，由此，管理權充分地向被管理者打開了。據說，哪怕是白軍士兵過來，也覺悟紅軍與白軍是兩個世界，紅軍像一個熔爐俘虜兵一過來就被熔化了，作戰變得更加勇敢。雖然紅軍內部少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權與管理手段的強制，但是，紅軍士兵傾向于付出更高水平的自覺努力。

　　由此看來，紅軍戰士作為全面發展的人，在平等的政治經濟關系中間感受到政治解放和被尊重，在公共領域中間參與和理解全局性目標和學會干預各種消極行為，在分兵做農村工作中間識別階級和敵我，生成覺悟和組織能力。這相當于是一個最大化兼容人民政治主體性的現代性方案，所贏得的高水平自覺努力，最終比強制性激勵和控制條件下為多。

　　毛教員一貫認為，革命與建設時代，同樣的經驗，面對同樣的人民，都是成立的。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講話中間，原本有這一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動員一切可用的力量，是我們歷來的方針。過去實行這個方針，是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現在為了新的革命，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不論在革命中間，或者建設中間，同樣應當實行這個方針。”在毛教員身后正式發布的文本中間，這個關鍵表述被修改并抹去了，顯屬不同政見者刻意而為，目的是人為制造毛教員與他們有更多的一致。

　　這在某種程度上，紅軍的效率源泉，近似于“自覺的泰勒制”。而建國后城市私營企業中間的員工在獲得翻身解放體驗之后，一樣爆發出較為強烈的學習技術和努力工作的熱情，郝建秀細紗工作法、陳碧蘭落紗工作法等等，不僅被創造出來，還能夠較少受到勞動者抵制而得到推廣，這是一個新的想象力起點。勞動者在少有激勵和控制條件，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外表公平和可信服的規則，本身可以找到高水平自覺努力的條件，這可能是徹底走出來的要點。

　　其實，泰勒本人也認為，實現泰勒制需要一種雇主與雇員雙方的思想革命，但是在私有制條件思想革命的條件，卻無法具備。

　　泰勒本人最終也認識到：各種科學的管理手段本身并不能保證其成效，因為這些手段都抵不上心理革命的重要性。

　　“管理的首要目的，”泰勒說，“應該是保證雇主最大限度的富裕，以及每名工人最大限度的富裕。”泰勒的互利原則強調需要雙方的長期合作，以保證每個人的富裕。泰勒認為，效率專家損害了科學管理的名譽。他警示大家，“不能把管理的機制誤當成它的本質，或者它潛在的哲學基礎。”泰勒并不是革命家，也不是共產黨人，但是他最終看到了工人的效率要更多地依賴于“心理革命”而不是外在的管理手段的強制，他明確指出：

　　“科學管理不是任何效率策略，不是確保效率的任何措施，也不是任何效率策略的組合。它不是一套新的成本核算制度，不是新的報酬支付方案，不是計件工資制、分紅制度，不是獎金制度。它絕不是任何報酬支付方案，它不是用于實時監控、記錄工人的行為，不是工時研究，不是動作研究，也不是對工人動作的分析。它不是一大堆表格的復制和制作，然后放在一組工人面前，說‘這就是你的制度，拿去用吧’。它不是工長分工制或者職能工長制，不是提及科學管理時人們通常聯想到的任何策略。聽到‘科學管理’這個詞，通常人們會想到一個或幾個策略，但它并不是其中的任何一個。我并不鄙視成本控制系統、工時研究、職能工長制，也不鄙視任何新改進的報酬支付方案或者效率策略，如果這些策略的確是為了提高效率而制定的。我相信這些策略，但我所強調的是，這些策略不完全是或者完全不是科學管理。它們是科學管理有用的附件，正如它們也是其他管理系統有用的附件一樣。

　　“從本質上說，科學管理，對于在具體公司或者行業工作的工人來說，將會是一場徹底的心理革命，他們對工作的責任、對同事的責任、對雇主的責任，都是一場徹底的心理革命。同樣，對于管理層—工長、主管、企業所有人和董事會—也將是一場徹底的心理革命，他們對管理層同事的責任、對工人的責任、對日常出現的問題的責任，也是一場徹底的心理革命。如果沒有雙方徹底的心理革命，科學管理就無從談起。

　　“這就是科學管理的本質，偉大的心理革命。”（轉引自雷恩著、孫健敏等譯《管理思想史》（第5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9年，第167-168頁）

　　在自覺自愿基礎上的泰勒制，不需要內涵白領藍領的技術統治，完全能夠逆轉“概念與執行分離”的設計，縮短“從不會到會”的時間，以技術學習成本的崗位分攤，加快學習進度。在這個設計的延長線上，要求實現教育革命——培養各種技術性與管理型的有機知識分子，內在于群眾和生產過程，更好起點領導作用，全面超越私有制條件下，少數人驅使多數人的潛在對抗結構。

　　五、修正主義的邏輯越界及其社會學解釋

　　回到修正主義的意識形態路徑上，過度的修正，最后會守不住形式邏輯的邊界，造成邏輯錯誤。

　　生產力發展或者相關的經濟因素，對于歷史或者制度變革的作用，證明是一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人類社會早期的關鍵制度變革——私有制、階級形成和國家起源等，都是如此；如果生產力不達到一定水平，這些都不會發生。馬克思說過不到一百年內資本主義的喪鐘就要敲響，如果作為必要條件去理解，可能依然是成立的。

　　但是，必要條件得到滿足，只是一個革命的外在形勢或者客觀條件，而革命的主觀條件或主觀力量，則需要在領導權或者無產階級專政方面去努力，共產黨的基本職能當然是要去發展革命的充分條件。

　　貝特蘭也說，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考茨基等人，之所以表現出格外“服膺”經濟主義，是與社民黨的地位及其面臨著的風險有關的，如果真的去發展革命的主觀條件，那么就有可能遭遇到國家機器的鎮壓，這恰好是考茨基們竭力要避免的。這個看法，與羅伯特·米歇爾斯在《寡頭統治鐵律》一書中間的解釋一致，對于社民黨來說，現在是組織的生存本身，成為第一位的目的，其他黨的宗旨和綱領，倒是變成可以隨時犧牲的了。

　　社民黨和考茨基們面臨的困境，恰好揭示出“和平過渡”的硬瓶頸所在——遭遇敵對方面的鎮壓機器——資產階級專政所設置的生存風險，這會帶來黨魁們主動的避險選擇，與此相關的理論敘述方法和努力方向都會做出應變——回避各種政治斗爭以及有可能觸動鎮壓機器的行動，潛在的思考安全線，就這樣劃定了修正主義的機會主義理論底色。這樣，和平過渡就催生了“議會迷”與不（關心）過渡。

　　由此看來，修正主義的邏輯錯誤，是把生產力等相關的必要條件，強調到了越過邏輯邊界的地步，去遮蔽和反對對于充分條件的理解，也不承認共產黨的本職工作，是要推進革命的主觀條件和主觀力量發展——就是建設和維護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列寧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在這個地方批判考茨基的，而毛教員也是在這兒狠批國內外的赫魯曉夫的。

　　從形式邏輯的理路看，必要條件具備之后，如何預備充分條件就成為決定性的了，在這樣的階段，對于事物的判別標準，就需要依據充分條件方面的諸要素加以度量和檢驗。這里，涉及到公有制社會中間，如何判別階級的老話題，占有生產資料的剝削階級不存在了，是不是就再也沒有階級了，斯大林這么宣布過，赫魯曉夫更是提出了“全民國家”和“全民黨”。毛教員顯然是有不同政見的，他對于修正主義和走資派的界定，基于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界限，來劃定的，這是從充分條件角度看問題。

　　阿明也認為，資本主義早就成為腐朽墮落的制度了，其存在僅僅由于對手的弱小。話說，這意味著必要條件早就具備了，欠缺的是充分條件，沒有勞動階級的普遍覺悟和有組織奮斗，再墮落的統治階級也不會自己滅亡的。阿明還認為需要新時代的毛主義，來創造性地解決我們時代的問題，改變作為對手而過于弱小的事態。

　　六、交換價值與資產階級法權的表現條件

　　有學者認為，對“交換價值”（體現在商品生產、社會秩序生產、文化生產）的承認和重視，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核心。

　　從經驗層面看，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不過，這可能是與特定的社會前提相互綁定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關系的貨幣化相對徹底，這不僅是資本積累的條件，同時也是社會控制賴以進行的平臺，還是生產關系再生產的關鍵機制之一。如果，普遍的社會關系貨幣化這個條件沒有了，例如毛時代晚期，那么，相關分析是否還成立，如何進行認定？

　　這么來看，資本主義以對物的統治為外觀，本質是為了實現對人的統治，在交換價值普遍化的社會，交換價值可能會同時成為統治的手段和目的。

　　資產階級法權，毛教員說要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加以限制，沒有說在公有制中間逐步破除，這個相當于是說——看起來是一種對于特定經濟激勵手段的依賴，但問題在經濟場域中間解決不了，最后還得回到政治場域去找答案——最后還得依靠建設新的勞動群眾領導權，去加以克服和超越。

　　顯然，這就需要有新的想象力，而且新的想象力還不在舊有軌道的延長線上，要逐步破除對經濟公平的依賴性，提升政治解放的可信度（包括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可見與可信度），在充分條件——真共需要以經營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為核心業務——的建設軌道上，去培養新生力量，催生新生事物。即便如此，毛教員依然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更為悲觀的看法是，過高的內在的否定性，還往往占據主導地位，會利用四舊去裹挾人們的跟隨，翻盤或者走回頭路的可能性更大。

　　毛教員1960年代提出有關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不自信命題”，得到了后續歷史與政治的檢驗，從這樣的歷史循環經驗中間，勞動人民需要返回和學習毛教員的思想，給后續的解放事業注入新的動力，把有關解放斗爭的思考，提高到更自覺的水平上。

　　毛教員還在1949年說過，取得了中國革命勝利，還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顯然，建設和推進有利于人民的新制度，這個任務要艱巨得多。歷史的循環往復，也不完全是壞事，會相應暴露出各種對立的思路與力量及其相互作用，這會給人民是認識上的啟迪，逐步學會更多，未來能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更高的層次上來思考：如何更好地推進解放事業與制度建設努力。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初稿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七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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