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心銘，男，1947年生，湖北荊州人。197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留校任教。1990年晉升為教授，被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員,原《高校理論戰線》雜志總編輯。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實驗教材編寫指導委員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教學、研究及社會科學雜志的編輯工作。發表理論文章200多篇，代表性著作有《認識的反思》《論學習馬克思主義》《反腐敗論》(主編)和《當代大學生哲學思潮》(合著)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當代構建》(副主編)等。

　　宗教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關系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關系著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關系著社會和諧、民族團結，關系著國家安全和祖國統一。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為了進一步學習和領會“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一方針(以下簡稱“積極引導”方針)，我們采訪了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田心銘研究員。

必須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采訪者簡稱▲，下同)：田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學習和領會“積極引導”的方針，需要認清它在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和黨的宗教工作中的地位。您可否先就這一問題談談看法?

　　●(被采訪者簡稱●，下同)：好的。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是用“四句話”來概括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2015年5月18日)規定：“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是：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5月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闡明了“積極引導”方針在其中所處的地位，他說：“這四句話是一個有機整體，前三句話講的是重大政策和原則，最后一句講的是根本方向和目的，是工作的重點。”這就指明了，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黨的宗教工作的根本方向，是黨制定和貫徹宗教工作各項重大政策和原則的目的，也是黨的宗教工作必須緊緊抓住的重點。

　　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中的其他各項內容，宗教工作的各項重大政策和原則，都是同“積極引導”方針密切相關、以實現“積極引導”為根本方向和目的的。習近平總書記闡述了它們之間的關系。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發點和落腳點是要最大限度地把廣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團結起來，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依法管理宗教事務，“是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必由之路”。這是因為，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保護合法、制止非法、打擊犯罪，不允許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法外之教。防范外國勢力干預和支配我國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只有中國人獨立自主自辦的宗教，才能成為與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宗教。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目的也在于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習近平總書記說：“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可見，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一根本方向和目的，貫穿于黨關于宗教工作的各項重大政策和原則之中。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的各項內容，圍繞著這一根本方向和目的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黨的各項宗教工作，是以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為重點并且圍繞著這個重點展開的。因此，深入學習領會“積極引導”方針，對于全面理解和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關于宗教和無神論的論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做好黨的宗教工作，具有關鍵性意義，也是做好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研究和無神論研究、宣傳、教育的重要基礎。

同所在社會相適應是宗教生存發展的趨勢和規律

　　▲：深入理解和自覺貫徹“積極引導”方針，除了認識它的重要地位外，還需要認真研討“為什么”，認清黨制定和堅持這一方針的客觀依據。您能否再就這個問題談一談看法?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4月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闡明了我們黨制定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和開展宗教工作的基本立場、理論基礎和方法論。他指出：“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是我們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從我國國情和宗教具體實際出發，汲取正反兩方面經驗制定出來的。”他強調，“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認識和對待宗教，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規律”。

　　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我們的良好愿望，但黨的方針不是建立在良好愿望的基礎之上，而是以客觀規律為依據的。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要求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客觀實際出發，引出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是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地看，宗教同所在社會相適應是宗教生存發展的趨勢和規律。無論本土宗教還是外來宗教，都要不斷適應我國社會發展，充實時代內涵。”這一論述揭示了一切宗教生存、發展的一條客觀規律，這一規律是我們黨制定“積極引導”方針的重要客觀依據，“積極引導”方針是對包括這一規律在內的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自覺應用。

　　▲：您談到宗教同所在社會相適應是宗教生存發展的規律，能否具體談談這一規律?

　　●：我們先從“規律”說起。規律是事物自身所固有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具有客觀性。習近平總書記說：“人類可以認識、順應、運用歷史規律，但無法阻止歷史規律發生作用。”一切宗教都是受其“同所在社會相適應”而生存發展的規律支配的。在當代中國，宗教只有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才能生存發展，不適應就不能生存發展。這一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宗教發展客觀規律為我們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提供了現實可能性。沒有這一規律，就不可能實現引導。那么，為什么說這是一條客觀規律呢?

　　第一，這一規律是由宗教的本質和宗教在人類社會中的位置決定的。宗教本質上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人們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對支配著自己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的虛幻的反映。在社會有機體中，宗教處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位置，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在構成人類社會有機體的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中，物質生活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在宗教同作為整體的社會的相互關系中，宗教對社會的影響，是在被社會所決定的基礎之上的或大或小的反作用，歸根到底，是社會決定宗教，而不是宗教決定社會。

　　馬克思早在青年時期開始對宗教的批判時就提出，“宗教本身是沒有內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間”。他認為，是“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產生了宗教”。他說，“要把神學問題化為世俗問題”，“人們一直用迷信來說明歷史，而我們現在是用歷史來說明迷信”。后來他在與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更加明確地指出，“宗教本身既無本質也無王國”，如果要想談宗教的“本質”，那么“只有到宗教的每個發展階段的現成物質世界中去尋找這個本質”。

　　恩格斯晚年在他的名著《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進一步闡發了這些思想。他指出，雖然宗教是一種離開物質生活最遠的社會意識形式，它同自己的物質存在條件之間的聯系是錯綜復雜的，被一些中間環節弄模糊了，但是這一聯系是存在著的，宗教的起源、發展歸根到底是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雖然宗教一旦形成，就包含著傳統的材料，從形式上看，宗教都是通過對傳統材料的加工而發展的，具有歷史繼承性和保守性，但是“這些材料所發生的變化是由造成這些變化的人們的階級關系即經濟關系引起的”。這就決定了宗教必然會適應自己所在社會的變化而變化。

　　第二，宗教只有同所在社會相適應才能生存發展，這是在總結宗教發展史基礎上揭示出來的客觀規律。恩格斯對宗教產生、發展的歷史做過深入闡述。他把原始宗教的產生看作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分析了靈魂不死的觀念是如何在遠古時代生產力低下和知識貧乏的條件下產生的，如何“通過自然力的人格化，產生了最初的神”。他指出，靈魂、魔力等虛假觀念“多半只是在消極意義上以經濟為基礎”，“史前時期低水平的經濟發展有關于自然界的虛假觀念作為補充”。他闡述了古代民族宗教的存在和發展如何依賴于其所在的社會，指出它們是“從各民族的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中產生，并和這些條件緊緊連在一起”的，一旦這種基礎遭到破壞，傳統的政治設施和民族獨立遭到毀滅，“從屬于此的宗教自然也就會崩潰”。“只要這些民族存在，這些神也就繼續活在人們的觀念中;這些民族沒落了，這些神也就隨著滅亡。”恩格斯深入研究了基督教尤其是原始基督教的歷史。他運用豐富的史料指出，產生于奴隸和被釋奴隸等被壓迫者中的原始基督教，在它產生300年以后成了羅馬世界帝國的國教，這一事實“足以證明它是適應時勢的宗教”。而“在中世紀，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基督教成為一種同它相適應的具有相應的封建等級的宗教”。后來，當市民階級興起和資產階級革命到來時，它又以宗教改革的形式為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外衣。而在資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之后，“它越來越變成統治階級專有的東西，統治階級只是把它當做使下層階級就范的統治手段”。

　　任繼愈先生也曾經用中國歷史和世界宗教史上的大量事實闡明了宗教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發展的規律。他說：“世界上沒有一種學說、理論，離開了它的實際的社會基礎、社會條件而能夠存在下去。”佛教傳入中國后的變化就是明顯的表現。佛教傳入中國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如何適應以三綱五常為總原則的封建宗法制度，由于中國封建社會宗法勢力特別強大，佛教這種外來宗教如果不能適應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殊要求，就不可能立足，所以佛教徒在對中國反佛教的辯論中，沒有一個人敢說忠孝不是最高的原則，相反，一切佛教徒在宣傳時都說信了佛教以后，就可以更好地實現三綱五常的原則，甚至比儒家實行得還要徹底。所以“佛教從開始傳入中國起就發生了變化，改變了它的內容”。佛教的例子說明，“一種宗教會有變化，這種變化與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條件有關系，適應了它的要求就會存在，不適應要求就不能存在”。

　　可見，宗教的歷史表明，習近平總書記的論斷所指明的宗教發展的“趨勢和規律”，是從“實事”中求出來的“是”，是宗教存在、發展的客觀規律。

堅持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關鍵在“導”

　　▲：田老師，您關于宗教生存發展規律的分析很透徹。宗教要生存、發展，就必須同所在社會相適應，那么，我們在掌握規律后，如何才能運用規律做好宗教工作呢?做好宗教工作的關鍵是什么?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說：“做好黨的宗教工作，把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好，關鍵要在‘導’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準，做到‘導’之有方、‘導’之有力、‘導’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動權。”“導”，就是引導。把宗教“導”向哪里?當然是導向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方向。因此可以說，“導”是對黨的“積極引導”方針的又一種表達，一種簡明的表達。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關鍵在“導”，也就是說，在于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是的，做好宗教工作的關鍵就是要“積極引導”。我們知道，與“導”的方針相對立的，是“放”和“收”。堅持“導”，就要反對“放”和“收”的主張。那么，為什么做好黨的宗教工作既不能“放”、也不能“收”，只能“導”呢?

　　●：好的，我談幾點認識。首先，宗教的虛幻性及其消極社會作用決定了對宗教不能“放”，只能“導”。宗教作為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區別于其他社會意識形式的最顯著特點，在于它是對社會存在的虛幻的反映。虛幻性是宗教的本質特征。“如果無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么沒有哲人之石的煉金術也可以存在了。”一種社會意識如果沒有虛幻性，就不成其為宗教。

　　恩格斯說：“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這一經典論斷不僅指出了作為一種社會意識的宗教的來源，而且用“幻想的反映”“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揭示了一切宗教的虛幻性本質。馬克思說宗教是“一種顛倒的世界意識”，“是人的本質在幻想中的實現”，稱“宗教世界”為“幻境”，都指出了宗教的虛幻性。

　　宗教的消極社會作用歸根到底是由其虛幻性本質決定的。一切意識包括認識都是對客觀物質世界的這樣或那樣的反映，區別在于它們同自己的對象是否符合，是正確的還是歪曲的反映;一切社會意識都會通過影響人們的實踐對社會存在發生反作用，區別在于其反作用的性質、方向不同，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說：“人是有思想的，正確行動來源于正確思想，錯誤行動來源于錯誤思想。”支配人們行為的意識是否同客觀對象相符合，歸根到底決定著行動的后果。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說：“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虛幻的反映是歪曲的反映，是同客觀實際、客觀規律相背離，同客觀真理相對立的。宗教的社會作用是復雜的，需要做具體的歷史的分析，但是其虛幻性的本質決定了它必然具有誤導人們行為的消極作用。一種社會意識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是否具有真理性，決定它的價值性。站在人民的立場，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來看問題，認識、意識的真理性是同認識、意識的價值性相統一的，而虛幻的意識是同人民對價值的追求相背離的。

　　“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澤東用樸素的語言表達的這一最簡明的道理，深刻揭示了真理、錯誤同價值、同人民利益之間的不同關系，也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宗教的消極社會作用、正確對待宗教的認識工具。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之上的，它堅持徹底的唯物主義和徹底的無神論的世界觀，要求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去認識世界，依靠人民群眾自己的力量，發揮人民的主動性，遵循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去改造世界，推動歷史前進。我們國家和我國社會的根本性質、黨和國家的根本指導思想決定了我們在世界觀上同宗教這種虛幻的意識形態是對立的，決定了我們對宗教有神論思想及其消極社會作用不能放任不管，任其去影響人們的世界觀，侵蝕青少年的思想，占領意識形態陣地，一句話，不能“放”，而只能采用“導”的方針，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其次，宗教在現階段長期存在的必然性決定了對宗教不能“收”，只能“導”。雖然宗教具有虛幻性，但是這種虛幻性的意識形態的存在卻絕不是虛幻的，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宗教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比文明時代還要久遠。早在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之前，原始宗教就已經存在了。從野蠻時代走進文明時代，是生產力發展帶來的社會進步，表明人類認識水平也前進了一大步。但是，起源于原始社會生產力低下和知識貧乏的宗教，不僅沒有消失，反倒發展起來。這表明，宗教的存在和發展，不僅有認識根源，更有其社會的歷史的根源。列寧說，“僧侶主義”是一朵“無實花”，但它不是沒有根基的，它是“生長在活生生的、結果實的、真實的、強大的、全能的、客觀的、絕對的人類認識這棵活樹上的一朵無實花”。宗教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產物，只要這種社會歷史條件存在，宗教就必然會長期存在，這也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宗教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在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之前，由于沒有科學的社會歷史觀基礎，人們還不可能真正達到對宗教的科學認識，揭示宗教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和無神論，以唯物史觀為基礎，超越了舊的唯物主義和舊的無神論。費爾巴哈從世界被二重化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這一事實出發，把宗教世界歸結為它的世俗基礎，這是他的歷史貢獻。但是，只有馬克思才用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揭示了宗教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進而指明了在實踐中使世俗基礎本身發生革命、使宗教歸于消亡的途徑。馬克思主義不再把宗教簡單地看成是“騙子湊集而成的無稽之談”，而是“根據宗教借以產生和取得統治地位的歷史條件，去說明它的起源和發展”，從而揭示了宗教存在、發展的規律和宗教消亡的歷史條件，指導無產階級政黨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宗教。

　　由社會歷史條件決定的長期性，是現階段宗教所固有的一種屬性。只有當社會歷史條件具備時才能走向消亡，是宗教存在和發展的一條客觀規律。對待宗教問題上“收”的主張之所以是錯誤的，就在于它違背了宗教將會長期存在的客觀規律。馬克思主義歷來反對在導致宗教的社會歷史條件依然存在時人為地去消滅宗教的企圖。馬克思說：“只有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系，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系的時候，現實世界的宗教反映才會消失。”恩格斯批評布郎基主義者禁止宗教、“用法律來取消神”的主張不僅是不合實際的空談，而且是“鞏固不良信念”，“替神幫點忙”。列寧深入闡發了恩格斯的思想，指出“向宗教宣戰”是“提高人們對宗教的興趣、妨礙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毛澤東在指導湖南農民運動時指出，目前應該領導農民做政治斗爭、經濟斗爭，而不應該生硬地勉強地去反對迷信觀念，他說：“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

　　在當代中國，宗教必然會長期存在。既然宗教都是對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的幻想的反映，那么，只要人們仍然感到受外部力量的支配，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這種異己的力量就會采取超人間力量的形式出現在人們的幻想中，宗教就不會消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講到“現實世界的宗教反映”時說：“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發展史的自然產物。”顯然，當代中國距離那樣的自由人聯合體還相當遙遠，還處在通往這一理想社會的長期的發展過程之中。例如，今天人們還生活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之中，受著市場規律的支配，既充滿機遇，又充滿風險，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僅此已足以說明，當代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必然具有長期性、群眾性，對宗教“收”的主張是脫離實際、違背客觀規律的，只有“導”才是從實際出發、按客觀規律辦事的正確方針。

　　最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對宗教“導”的方針。貫徹“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方針，一方是被引導者宗教，一方是要引導宗教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社會，引導者則是制定并執行這一方針的中國共產黨。從被引導者一方來說，宗教既有虛幻性，又有長期性，這是對宗教既不能“放”又不能“收”，只能“導”的客觀依據;從另一方面來觀察，堅持“導”的方針是由我們黨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決定的。

　　中國共產黨人經過90多年的接力探索，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符合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又符合中國國情，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此，一定要發揮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集中體現了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包括信教群眾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廣泛認同。因此，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也是完全可以實現的。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團結廣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果對宗教“放”而不是“導”，讓有神論在我國社會蔓延開來，信仰各種宗教的人越來越多，最終會對黨的指導思想、執政基礎產生影響;如果對宗教“收”而不是“導”，不尊重信教群眾信仰宗教的自由，人為地用行政力量去限制甚至取消宗教，就不能把廣大信教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就會破壞宗教和諧、社會和諧。這些都會危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13億多中國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同時在宗教信仰上有信教和不信教的差異。宗教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同時在我國總人口中，“真正信教的人所占的比重是不大的”，不信教者具有更加廣泛的群眾性。面對這一基本國情，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須讓信教和不信教的公民同時充分享有法律賦予的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這就決定了對宗教既不能“放”也不能“收”，唯有“導”才是正確的方針。

學習掌握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在“導”上想深、看透、把準

　　▲：您以上的解釋很透徹，我們黨的宗教工作確實不能“放”、也不能“收”，只能“導”。那么，在實際的宗教工作中，在宗教和無神論的研究中，如何才能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在‘導’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準”?

　　●：這個問題可以從多方面去探討，我想從方法論層面來談談。從方法論的層面看，我們必須運用事物矛盾運動的規律來認識和處理宗教問題。

　　事物矛盾運動的規律，即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習近平總書記在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時強調：要學習掌握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不斷強化問題意識，積極面對和化解前進中遇到的矛盾。他指出，要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客觀性，善于把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對待矛盾的正確態度，應該是直面矛盾，并運用矛盾相輔相成的特性，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推動事物發展。這些論述為我們在貫徹“積極引導”方針中自覺運用對立統一規律指明了方向。

　　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客觀性，就要以直面矛盾的態度，把“導”作為矛盾運動的過程來認識和對待。矛盾存在于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導”的過程當然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要具體分析引導宗教過程中矛盾的特殊性。

　　自從宗教產生以來，就出現了物質世界中無神而社會意識領域有“神”的矛盾，出現了社會中的人們信神和不信神的矛盾。這是在引導宗教的過程中必須始終面對的普遍性矛盾，也是宗教引導工作區別于其他工作的特殊矛盾。如果沒有這些矛盾，就不會產生引導的需要，就沒有“導”的方針和引導工作。

　　世上無神，這是由人類全部實踐和科學史證明了的客觀事實，有神論則是一種虛幻的反映，所以堅持無神論就是堅持真理、反對謬誤。面對這樣的矛盾，只有堅持無神論、反對有神論才是正確的立場和態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產黨員要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嚴守黨章規定，堅定理想信念，牢記黨的宗旨，絕不能在宗教中尋找自己的價值和信念。”這是我們在宗教引導工作中必須堅持的立場和世界觀。不堅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反對有神論，就不能做好引導工作，反而會被宗教所引導。

　　但是，信神和不信神的相互對立，并不是引導宗教過程中事物矛盾關系的全部內容，因而在世界觀層面堅持無神論、反對有神論，只是正確處理矛盾關系的部分而不是全部任務。宗教引導工作是認識和處理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工作。人們的社會關系包括經濟、政治、思想各方面的關系，其中，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思想是由經濟、政治決定的。信神和不信神的矛盾是一種思想的社會關系，是人們思想關系中的一部分。在宗教引導工作中，要準確把握這一矛盾在社會關系總和中的地位，既不能縮小，也不能夸大。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都有共同的根本利益，都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理想，這些因素構成了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基礎。這是決定我們如何處理宗教引導工作中的矛盾的基本方面。由此就決定了，在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下，同宗教界結成統一戰線，是我們黨處理宗教問題的鮮明特色和政治優勢。與此相比，人民群眾在思想信仰方面信神和不信神的差異是比較次要的差異。習近平總書記說：“不能因為我們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不能因為有宗教極端勢力特別是有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就把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打入另冊。”

　　因此，我們既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堅持無神論、反對有神論，又要不分宗教信仰，緊密團結廣大信教和不信教群眾，這兩方面是統一不可分的。矛盾就是對立面的統一。只有對立或只有統一，沒有對立或沒有統一，都不成其為矛盾。引導宗教過程中需要處理的矛盾，其雙方之間的關系，既不是無差別的等同，也不是絕對的相互排斥，而是既對立又統一，雙方共存于一個統一體中。列寧寫道：“辯證的東西==在對立面的統一中把握對立面。”對于事物矛盾雙方之間的關系，只有在看到對立的同時不忘記統一，在看到統一的同時又不忘記對立，才是辯證法。只講對立或只講統一，都是形而上學的片面性。在引導宗教過程中，不堅持無神論，乃至于以團結信教群眾為理由，反對他人宣傳無神論、批評有神論;或者在堅持無神論、反對有神論時不注意團結信教群眾，不尊重他們信仰宗教的自由，都是違反辯證法的。堅持“導”的方針，就要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運用矛盾相輔相成的特性，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推動事物發展。

　　▲：是的，應該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運用事物矛盾運動的原理來做好宗教工作。歷史上曾經有人指責馬克思主義，說它一方面主張“徹底的”無神論，一方面又“寬容”宗教，是“荒謬地自相矛盾和搖擺不定”。應該如何看待這一說法呢?

　　●：列寧曾駁斥過這種錯誤觀點，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對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嚴謹的，是經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慮的，在迂腐或無知的人看來是動搖的表現，其實都是從辯證唯物主義中得出來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結論。”他批評說：“反駁者完全不懂得馬克思的辯證法。”列寧還指出，能不能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宗教，原因在于是否懂得客觀存在的矛盾，他說：“使這種反駁者感到不安的矛盾，是實際生活中的實際矛盾，即辯證的矛盾，而不是字面上的、臆造出來的矛盾。”列寧為我們樹立了運用事物矛盾運動基本原理對待宗教的典范。

　　▲：說到列寧，還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在我國學界關于宗教和無神論的討論中，有的論者把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分開，表示贊同馬克思的“溫和的”無神論，反對列寧的“戰斗的無神論”。近年來，有的論者又批評堅持戰斗的無神論是“極端無神論”。這既關系到如何看待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宗教觀和無神論，又關系到現實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能否談談您的看法?

　　●：實際上，“溫和的”和“戰斗的”這兩個用語都出現在列寧論宗教的著作中。在1909年寫作的《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一文中，列寧批評了那種指責馬克思主義“寬容”宗教、對宗教采取似乎是“溫和的”態度、遷就信教的工人等等錯誤觀點，他要求無神論宣傳“必須服從社會民主黨的基本任務：發展被剝削群眾反對剝削者的階級斗爭”。他完全贊同恩格斯譴責那些“想比社會民主黨人‘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譴責他們“向宗教宣戰是一種愚蠢的舉動”。他還要求無產階級政黨警惕“夸大反宗教斗爭意義的危險”。由此看來，并非是只有馬克思、恩格斯“溫和”而列寧不“溫和”。另一方面，列寧又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同18世紀百科全書派的唯物主義或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一樣，也毫不留情地反對宗教”。“我們應該同宗教作斗爭，這是整個唯物主義的起碼原則，因而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原則”。后來在1922年為黨的理論刊物《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寫的《論戰斗唯物主義的意義》一文中，列寧用“戰斗的無神論”概括表達了這一立場。他要求“這個雜志應該是一個戰斗的無神論的刊物”，“必須不倦地進行無神論的宣傳和斗爭”。列寧這種戰斗的唯物主義和戰斗的無神論思想，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當馬克思嚴厲地批評“哥達綱領”不愿越過資產階級的水平，指出“工人黨則力求把信仰從宗教的妖術中解放出來”時，當恩格斯運用自然科學的成果把造物主從一座又一座堡壘驅逐出去，針對著基督教會“世界是神創造的”觀點深入闡述唯物主義世界觀，揭露一切宗教都是“幻想的反映”時，他們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無疑是“戰斗的”，并非只有列寧“戰斗”而馬克思、恩格斯不“戰斗”。馬克思列寧主義既用“溫和的”態度團結廣大信教和不信教群眾，又用“戰斗的”精神在世界觀上堅持無神論、反對有神論，這兩方面的統一構成了全面、完整的對待宗教和無神論的科學態度。把這兩方面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分別安放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頭上，否定列寧的“戰斗的無神論”，不能不說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宗教觀的曲解。

　　堅持徹底的唯物主義和徹底的無神論，反對一切唯心主義和有神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固有的理論品格。堅持還是否定列寧“戰斗的無神論”的爭論，實質在于當代中國要不要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反對有神論。在當代中國，無神論和有神論之間也有意識形態領域的較量，有某種形式上的爭奪人心，這是如黨的十九大所指出的“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的一種表現。面對如何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作為主流意識形態在人民群眾思想中占據主導地位，如何減緩宗教信眾增加速度，如何抵制宗教對群眾的精神誘惑和思想滲透等重大課題，我們不僅要堅持而且要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劃清無神論和有神論的界限，防止宗教觀念和各種有神論對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的影響。但是我們看到，有些論者有意無意地模糊甚至抹殺無神論和有神論的思想界限。有人主張在宗教學研究中保持“中立”的立場，“懸置宗教信仰”，不評說宗教及其神學的真偽、實虛;有人反對面向廣大群眾宣傳無神論，稱這樣的宣傳會讓宗教界“寒心”，要求無神論的宣傳、教育只限于共產黨內;有人抹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與宗教信仰的界限，把我們黨倡導的“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抽象為“信仰”，再偷換為“宗教信仰”;有人宣揚黨員可以信教，教徒可以入黨。那種反對“戰斗的無神論”，把宣傳無神論、反對有神論、反對宗教極端主義稱為“極端無神論”的觀點，是這一類思想、主張的一種理論表達，反映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貫徹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方針，必須在堅定地團結廣大信教群眾的同時，堅持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堅持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無神論。

　　參考文獻：

　　[1]《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

　　[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3、4、5、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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