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第一節 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產生，我國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運動

　　【合作化是個體經濟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由之路】

　　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除全民所有制外，還有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我國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合作工廠和現階段的農村人民公社，以及合作交通運輸業、合作商業，都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形式。

　　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是通過合作化的道路，對個體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產生的。對個體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把個體勞動者引導到社會主義道路上來，這是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以后的客觀要求。

　　在個體經濟中，以個體農業經濟的面最廣、量最大，個體農業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原則上也是個體手工業等其他個體經濟的道路。

　　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農業經濟，在土地改革以后，對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起過一定作用。但它畢竟是一種落后的生產關系，單家獨戶分散經營，無力采用先進技術和新式農具，無力抗拒自然災害，不能實現不斷的擴大再生產，這種落后的生產關系，阻礙著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要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一方面需要農業提供日益增多的商品糧食、工業原料和勞動力，另一方面需要農村能夠購買日益增多的化肥、農藥、農業機器以及其他各種工業產品。而分散落后的個體農業經濟，無法滿足社會主義工業飛躍發展的這種要求。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

　　個體農業經濟又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它必然要向兩極分化，使大多數農民貧困破產，淪為貧雇農，而少數人則發展為富農即農村資產階級。

　　列寧指出：“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農民經濟仍然是小商品生產。這是一個非常廣闊和極其深厚的資本主義基礎”。

　　毛主席在分析我國土地改革以后農村中兩極分化的嚴重趨勢時指出：“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

　　這種情況說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如果聽任農村兩極分化發展下去，那些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富裕中農必然將同工人階級愈來愈離心離德，那些失去土地、貧困破產的貧雇農也將埋怨工人階級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

　　這樣，在土地改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工農聯盟就有瓦解的危險。工農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要求加強工農聯盟，加強農村中社會主義的陣地，而個體農業經濟的兩極分化則要破壞工農聯盟和使資本主義占領農村的陣地。這是另一個尖銳的矛盾。

　　這些矛盾，是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后，實現農業合作化以前，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的矛盾在農村中的表現。這些矛盾只有在把個體農業經濟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大農業的時候才能解決。社會主義大農業能夠不斷地擴大再生產，以日益增多的糧食、副食品和原料，供應城市居民和社會主義工業。

　　社會主義大農業能夠采用先進技術和機器生產，可以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提供多余勞動力支援社會主義工業建設，并可以為化肥、農業機械等重工業產品以及輕工業產品提供日益廣闊的市場。這樣就能夠解決由于個體農業經濟生產力低下、購買力薄弱所帶來的矛盾。同時，社會主義大農業將把勞動農民引上共同富裕的道路，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并使無產階級專政在農村中建立和發展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這樣就能夠解決由于個體農業經濟兩極分化所帶來的矛盾。所以，對個體農業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的矛盾所決定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客觀要求。毛主席說：“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這就極其深刻地概括了對個體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客觀必要性。

　　通過什么道路來把個體農業經濟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大農業呢?農民是勞動者，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對于個體農民私有的生產資料，是不能剝奪的，否則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個體農業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只能通過合作化的道路來實現。恩格斯在批判德國和法國機會主義者的土地綱領時，第一次提出馬克思主義關于通過合作社對個體農業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

　　恩格斯說：“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權力的時候，我們絕不會用暴力去剝奪小農(不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象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樣。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

　　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列寧、斯大林領導蘇聯農民，粉碎了富農及其在黨內的代理人布哈林之流的阻撓和破壞，根據自愿原則，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幫助之下，通過合作化的道路，把分散的個體農業經濟，改造成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從而第一次用實踐證明：合作化的道路是對個體農業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毛主席在領導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在領導全黨同劉少奇一伙的機會主義路線的激烈斗爭中，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農業合作化的理論。

　　我國解放以前的農村，占統治地位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無產階級政黨必須首先領導農民進行民主革命，實現土地改革，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個體所有制，接著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通過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把農民的個體所有制，改造為社會主義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實踐證明，農村中的民主革命進行得愈徹底，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愈順利。毛主席制定的“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的土地改革總路線，武裝了廣大干部和農民，排除了劉少奇一伙的右的和形“左”實右的干擾，經過轟轟烈烈的群眾斗爭，不僅徹底摧毀了封建的土地關系，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孤立了富農，而且通過土地改革提高了廣大農民的革命覺悟，樹立了貧農在政治上的優勢地位，為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在土地改革以后，到底把農村引向何處去?在這個關系到社會主義命運的問題上，又展開了兩條路線的激烈斗爭，劉少奇一伙極力反對實現農業合作化，鼓吹“確保私有”、“四大自由”，胡說什么“雇工，單干，應該放任自流”，“流出點富農來好”，保存富農經濟“是一種長期的政策”，妄圖使農村資本主義化。

　　毛主席批判了劉少奇一伙的修正主義路線，針鋒相對地提出，在土地改革以后，必須“趁熱打鐵”，當農村個體經濟尚未大量分化的時候，就不失時機地把它引上社會主義的互助合作道路。

　　劉少奇一伙妄想阻擋農業合作化的歷史潮流，又以反動的“唯生產力論”為武器，拋出“先機械化，再合作化”的反動路線，硬說“沒有大量的成千成萬的農業機器供給農民使用”，“農業根本不可能實現集體化”。否則，就是什么“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毛主席在痛斥劉少奇一伙的這些謬論時，科學地闡明了農業合作化和農業機械化的關系，農業的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的關系。毛主席指出：“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オ能使用大機器。”

　　個體農業經濟不可能使用大機器。離開了合作化，就搞不了機械化，只能走上資本主義化的道路，而這條道路是中國勞動人民所絕不容許的。只有先合作化，然后機械化，才是唯一正確的社會主義道路。

　　毛主席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粉碎了劉少奇一伙的謬論，武裝了我們的黨，使黨能夠在土地改革以后，在我國還沒有大量農業機器的條件下，不失時機地領導廣大農民勝利地實現了農業合作化。

　　【農業合作化的階級路線和形式】

　　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在農村這塊最廣闊的土地上實現從私有制轉變到公有制、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偉大的革命群眾運動。在這場偉大的斗爭中，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必須有一條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路線。

　　黨的階級路線是建立在對農民各個階層所作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基礎之上的。

　　農民是一個具有兩重性的階級。他們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作為勞動者，他們能夠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作為私有者，他們自發地產生著資本主義。當然，農民中的各個階層，由于經濟地位不同，私有觀念在程度上也不一樣，對農業合作化的態度也就各不相同。

　　列寧根據這些區別，制定了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依靠貧農，團結中農，反對富農的階級路線。毛主席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結合我國革命實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路線的理論。

　　貧農是農村的半無產階級，他們較少私有觀念，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是集體經濟最積扱的擁護者。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黨必須堅定地依靠貧農。

　　毛主席根據我國土地改革以后階級關系變化的新情況，對占農村人口大多數的中農作了極其深刻的階級分析，毛主席把中農區分為經濟上還不富裕的下中農和經濟上比較富裕的上中農。

　　對下中農，又把土地改革以后由貧農上升起來的新下中農，同土地改革以前的老下中農相區別;對上中農也同樣區別為新、老兩個部分。中農中間的這些不同部分，由于他們經濟地位的不同，對合作化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下中農，特別是新下中農，經濟地位同貧農比較接近，有一種組織合作社的積極性。下中農和貧農一起，共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他們是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是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黨在農村的依靠力量。

　　上中農即富裕中農，他們一般擁有較多較好的生產資料，具有嚴重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無產階級必須加強對他們的社會主義教育，并同他們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作斗爭，才能鞏固地團結他們。

　　土地改革以后，原來的貧農分得了土地、耕畜和農具，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經濟地位迅速上升。出現了所謂“農村中農化”的趨勢。毛主席及時對中農作了具體分析，把中農區分為下中農和上中農，并充分估計到下中農，特別是土地改革以后從貧農上升起來的新下中農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這就使我們透過“農村中農化”的表面現象，看清了問題的實質。

　　依據毛主席對土地改革以后農村階級狀況的分析，我黨制定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階級路線，這條路線是：“必須依靠貧農(包括土地改革后變為新中農的老貧農)，鞏固地與中農聯合，逐步發展互助合作，逐步由限制富農剝削到最后消滅富農剝削。”這條階級路線，壯大了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依靠力量，鞏固地團結了中農，有力地促進了農業合作化的勝利實現。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為了鞏固貧農和中農的團結，為了使運動健康地發展，必須建立貧農的優勢，堅持自愿、互利原則，采取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辦法，用實際事例向農民證明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引導他們逐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我國的農業合作化，在黨的領導下，堅持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的方針，按照自愿、互利原則，采取了逐步前進、相互銜接的三種形式，即從農業生產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互助組是一種帶有某些社會主義萌芽的、幾戶或十幾戶為一組的農業生產的集體勞動組織。它解決了貧苦農民缺乏勞動力、耕畜和大農具的困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培養了農民集體勞動的習慣。但是，互助組并沒有觸動生產資料私有制。

　　互助組規模狹小，又實行分散經營，不利于因地種植和實行比較合理的分工分業，不能有效地利用土地和勞動力，這里是同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的。這些矛盾推動互助組發展到以土地入股和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初級社是小型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將私有土地入股，由合作社統一經營，并按照土地的數量和質量由合作社給予一定報酬，稱為“土地分紅”。社員私有的耕畜和大農具交社統一使用，也有一定的報酬。

　　初級社并不廢除生產資料私有權，但是統一經營已經使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支配權相分離，個人已不能隨意支配他原有的土地和生產資料了;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集體已經有了某些積累;在分配方面，除土地分紅外，還有勞動報酬，而且勞動報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一般要高于土地報酬。這樣就使初級社中的社會主義因素進一步發展起來。

　　這種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社，既削弱了私有制，又適當地照顧了社員當時的覺悟水平，并且克服了互助組存在的集體勞動和分散經營的矛盾，進一步解放了生產力。這是我國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從個體所有制過渡到集體所有制的一個重要的階梯，在此基礎上再引導他們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就順利得多了。

　　但是初級社還存在著統一經營、集體勞動同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私有之間的矛盾，由土地私有制產生的土地分紅，使一部分占有較多較好生產資料的社員(主要是富裕中農)，占有別人一部分勞動成果，影響了廣大社員的勞動積極性，阻礙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這些矛盾推動初級社繼續向著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高級社取消了土地、耕畜和大農具的私有制，取消了土地分紅。它以生產資料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為基礎，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是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經濟。

　　我國農村由初級社大批轉為高級社，是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開始的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實現的。農業合作化高潮，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戰勝劉少奇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促使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迅速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劉少奇一伙背著毛主席，狂叫“堅決收縮”，砍去了二十萬個合作社。同年七月，毛主席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重要報告，接著，毛主席又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了序言和按語，系統地總結了國內外農業合作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徹底批判了劉少奇一伙的種種謬論，粉碎了他們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進一步激發了廣大農民特別是貧農、下中農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全國農村掀起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到一九五六年底，參加初級、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已占全國總農戶的百分之九十六點三，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占全國總農戶的百分之八十七點八。原定要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才完成的農業合作化，只花了四年時間就基本上實現了。

　　我國的農業合作化，由于采取了自愿、互利的原則和逐步前進、互相銜接的形式，易為農民所接受，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因而一直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在合作化過程中農業不僅沒有減產，而且年年增產。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四點五，從一九五二年的四百八十三點九億元増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三點五億元。

　　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根據手工業的特點，先引導手工業勞動者從供銷方面組織起來，進而發展到生產合作，采取了在私有制基礎上組織手工業供銷小組或手工業供銷合作社，到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等步驟和形式。

　　一九五六年，在農業合作化高潮的推動下，參加合作社的手工業從業人員達六百零三萬九千人，占全國手工業從業人員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一點七，基本上實現了手工業合作化。

　　【我國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運動】

　　農業合作化的實現，標志著農村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實現了個體所有制到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革命轉變。它進一步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加強了工農聯盟，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

　　高級社是以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它比初級社更能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一九五六年，我國高級社的糧食單位面積產量，一般比初級社高出百分之十到二十。

　　一九五六年以前的三年中，我國共墾荒三千六百萬畝，擴大土地灌溉面積五千六百萬畝，而一九五六年一年就開荒二千九百多萬畝，擴大土地灌溉面積一億一千多萬畝。這種情況說明，高級社同生產力的發展基本上是適應的。

　　高級社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情況，并不意味著就不存在任何矛盾了。一九五八年，在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指引下，我國出現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大躍進。在大躍進，特別是農業生產大躍進的過程中，高級社在組織規模、經營范圍和集體化程度等方面，同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矛盾就暴露了。

　　表現在：高級社社小力薄，無力興辦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高級社社小，積累的資金少，買不起大型機械化農具，即使買得起，由于土地少，也不能充分發揮農業機器的作用。因此，高級社這種集體所有制，必然要進一步向前發展。

　　早在人民公社出現以前，廣大貧農、下中農迫切要求改變農村“一窮二白”的面貌，積極發展農業生產力，已經在突破高級社的組織形式方面，作過多種革命嘗試：在大興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中，組織了突破社界的社會主義大協作，許多高級社組織成聯社或者合并成大社，并且擴大了經營范圍，開始發展小工業;適應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不少地方還實行了鄉政權同大社管理機構的合一。

　　這種大社實際上已經是人民公社的雛型。毛主席熱烈支持廣大群眾的革命積極性，總結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一九五八年八月，在視察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時，向全國人民發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偉大號召;在視察山東農村時又指出：“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于領導。”

　　緊接著，毛主席又主持了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毛主席的指示和黨中央的決議廣泛傳達以后，廣大群眾和干部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在全國農村立即掀起了一個波瀾壯闊的人民公社化高潮。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內，全國農村就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農村人民公社這一新的社會組織象初升的太陽一樣，在亞洲東部廣闊的地平線上出現了，它進一步激發了廣大農民，特別是貧農和下中農建設社會主義的極大熱情和積極性。

　　農村人民公社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互助、互利的集體經濟組織，但人民公社一般是一鄉一社，實現了政社合一，實現了工、農(包括林、牧、副、漁)、商、學、兵相結合，超出了高級社那樣的單一經濟組織的范圍，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又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

　　農村人民公社進一步加強了黨的一元化領導，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更好地保證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政策的貫徹執行，使農村集體經濟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勝利前進。

　　人民公社的特點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是“一曰大，二曰公”。大，就是指人民公社的規模比高級社大。我國各地區情況不同，人民公社的規模因地而異。一九七三年，我國共有農村人民公社五萬四千多個，每個公社平均有二千九百多戶，整半勞動力五千三百多個。它的規模相當于原來高級社平均規模的十幾倍。人民公社經營的項目也比高級社多，都是以農業為主，兼營工業和其他副業。

　　公，就是指人民公社的公有化程度比高級社更高。我國現階段農村人民公社一般存在著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三級集體所有制，公社一級的集體所有制是比高級社公有化程度更高的一種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而且，由于實行政社合一，國家干部直接管理著公社企業。

　　由于農村人民公社管理和使用的機電排灌站以及部分公路、橋梁、河道是由國家投資或由國家和人民公社共同投資興建的，這就使公社一級的集體經濟開始帶有若干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成分。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體現了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擴大和提高，克服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局限性，更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人民公社能在更大的范國內統一規劃，按照自愿、互利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組織社會主義大協作，可以舉辦過去一個高級社所難以舉辦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

　　(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是全國最早成立的人民公社之一。公社化以前，國家就在七里營地區修成了“小黃河”，即引黃灌區，但由于當時鄉界、村界的限制，加上各高級社之間經濟利益不同，排水系統不能統一規劃、合理修建;已修渠道也深淺不一，彎彎曲曲，不能充分發揮效益，實際灌溉面積只有30%左右。

　　公社成立后，統一規劃，組成了七千人的水利大軍，1958年苦干一冬，整修和新挖了大小排灌渠道八十多條，修筑了橋梁、節水閘等工程，共挖了一百一十多萬土方，比1957年增加一倍。水澆地面積增加三倍。)

　　人民公社地大，人多，資源豐富，可以更合理地使用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實行農業、工業同時并舉，促進農，林、收、副、漁全面發展，從而改變過去高級社由于社小力薄，多數社單純經營農業的局面。

　　(河北省遵化縣建明人民公社成立以前，由于受著合作社規模太小的限制，集體經濟不能充分利用自然資源，合理安排和發展生產。公社化以前，這里雖然也有一些榨油、制酒、木炭、磚瓦等手工業作坊，可是規模小，項目少;還有兩個鐵木生產合作社，也只能制造一些小農具和生活用具，不能滿足農業生產和社員生活的需要。

　　公社成立以后，在公社黨委統一領導下，制訂了土地利用規劃，調整了作物種植面積，合理安排了農、林、牧、果的生產。在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中，建立了農具制造、修配和糧食加工等小工廠，促進了農、副業生產的發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公社各級干部和廣大社員進一步發揚“窮棒子精神”，上山采礦，開石、打柴，農副產品加工、果樹林木也有很大發展，增加了集體收入，為農業機械化積累了資金。公社還自力更生地辦起了擁有車工、硼砂、鍛工、氣焊、鉗工、木工等車間的農機具修配站，并在八個大隊建立了農具修配點。

　　1972年全公社糧食畝產比1957年提高65%;七年來，植樹造林五千五百畝，黃果樹四萬二千棵;大牲畜、養豬、漁業都有了根大發展。1972年副業總收入比1957年增長二點三倍，做到了“以副養機，以機促農”。)

　　第二節 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鞏固和發展

　　【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特點】

　　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又一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它在我國農業中還占有很大的比重。到一九七三年為止，在農業生產資料中，耕地、排灌機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機、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體所有的。全國的糧食和各種經濟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體經濟生產的。在工業和商業中也有少量的集體所有制經濟存在。

　　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一樣，根本不同于歷史上任何類型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它們都根本否定了人對人的剝削和壓迫。建立在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經濟和國營經濟，都必須以滿足國家和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為生產目的，都必須在黨和國家的計劃指導下經營。

　　但是，就社會主義公有制本身來講，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間，又存在著重大的差別。

　　上一章里說過，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是全體勞動人民的財產，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全體勞動人民占有和支配。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在全國范圍內統一調撥和安排。集體所有制的生產資料不是全國勞動者的公共財產，而是以一個一個的集體經濟組織為范圍，分別屬于各個集體經濟組織(各個農村人民公社、一個公社的各個生產大隊、一個大隊的各個生產隊、各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勞動者共有。

　　在一個集體經濟組織內部，人們在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各個不同集體經濟組織之間，在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上卻存在著差別，使得等量勞動獲得不等量的收益。這種情況特別是在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中反映較為明顯。例如：各個公社以及同一個公社的各個生產隊，由于土地占有多少不同，土地肥沃程度和所處地理位置的不同，投入等量勞動(包括活勞動和物化勞動)所獲得的收入也就不同，因此形成了級差土地收入。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占有土地數量較多、質量較好、離銷售市場較近的公社、生產隊所獲得的收入就高。反之，就低。這說明了在各個集體經濟組織之間在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上，還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資產階級法權還沒有完全取消。這是集體所有制還存在舊社會傳統和痕跡的一種表現。

　　當然，不同集體經濟組織之間收入和勞動報酬上的差別，并不都是由級差土地收入造成的，而是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例如，領導班子是否健全，是否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調動了廣大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是否貫徹執行了“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和“勤儉辦社”的方針等等，都有很大的關系。

　　“事在人為”，土地的質量和數量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經過人的努力來使之變化的。大寨大隊靠毛澤東思想掛帥，戰天斗地，重新安排山河，由窮變富，最雄辯地說明了這一點。但是，在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相等的條件下，生產資料質量的好壞和數量的多少，對于集體所有制經濟的生產發展和社員收益的多少，就有著很大的影響了。

　　從這里可以看出，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比較起來，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是一種公有化程度較低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上，帶有更多的舊社會的痕跡。集體所有制存在的這種舊社會的痕跡，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集體所有制還沒有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總是不同程度地客觀地存在著的。

　　但是，必須對它加以適當的限制，特別是對一些收入水平較低的后進生產隊，公社、生產大隊要給以必要的幫助和支援，使這些生產隊同其他生產隊一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不同集體經濟之間社員的收入水平過分懸殊。

　　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著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差別，從根本上說，是由工業和農業、手工業中生產力的不同發展水平決定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同現代工業中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基本相適應，集體所有制同目前我國農業和手工業中社會化程度較低的生產力基本相適應。

　　雖然，集體所有制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在將來一定要轉變為全民所有制，但是，如果忽視了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客觀條件，混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在條件尚不成熟的時候把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就會使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從基本適合變為不適合，就會使生產力的發展受到阻礙，使生產受到破壞。

　　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在生產和經營的各個方面，也同國營經濟有著區別。集體經濟主要在一個集體的范圍內組織共同勞動。集體經濟的勞動力，只歸各個集體經濟組織自行安排，國家不能象調配國營企業的勞動力那樣在全國范圍內統一調配集體經濟的勞動力。

　　集體經濟的收入除了以稅收的形式上繳一部分給國家外，其余都歸集體所有和支配，而不是象國營經濟那樣必須將全部純收入上繳給國家，歸全民所有，用來滿足全體人民的需要。

　　集體所有制經濟內部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勞動報酬標準，也不是象國營經濟那樣由國家統一規定，而是由各個集體經濟組織按照國家規定的社會主義的原則，結合自己的具體條件來規定。

　　在我國農村人民公社中，除了占統治地位的集體經濟以外，還保留著社員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它們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依附于集體所有制經濟。在農村集體經濟的生產力水平還不高，社員群眾還要利用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來補充某些生活需要的情況下，在保證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是必要的。

　　這樣做，可以充分利用農村勞動力增加社會產品，改善社員生活，增加社員收入，也有利于活躍農村集市貿易。但是，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就其性質來說，畢竟是一種個體經濟的殘余。這種小私有制的殘余也是產生資本主義的一種土壤。

　　因此，既不能對現階段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的性質及其存在的必要性不加分析，企圖過早地取消它們;也不能抹煞它們同集體經濟的矛盾，而放任自流，坐視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泛濫、沖擊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必須把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性同必要的靈活性結合起來。一方面限制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的消極作用;另一方面要正確地發揮它們的補充作用。

　　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上述差別，是社會主義社會農業和工業的差別、鄉村和城市的差別、農民和工人的差別的經濟基礎。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集體所有制經濟是農業部門中主要的經濟形式，而全民所有制經濟則是工業部門中主要的經濟形式。

　　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關系，實質上就是工業和農業這兩個最重要的物質生產部門的關系，就是工人和農民這兩大勞動階級的關系。

　　集體所有制雖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種低級形式，但既然它同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基礎的農業部門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同無產階級最廣大的同盟軍農民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因此，它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有著重大的作用。

　　集體所有制還是目前我國手工業中的一種重要的經濟形式。我國集體所有制的手工業，一部分是個體手工業者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走上合作化道路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和合作工廠;另一部分是城鎮居民興辦的街道工業。

　　手工業生產部分農業機械，作為大工業的補充，支援農業機械化。手工業配合大工業生產部分零配件，為發展社會主義工業起著助手的作用。手工業還為城鄉人民生產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日用小商品，并擔負著為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品修補業務。由手工業生產的手工藝品，在我國的對外貿易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總之，集體所有制的手工業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有著重要的作用。

　　在我國城鎮和農村還有少量的個體手工業者，必須使他們在城鎮街道組織和農村人民公社、生產隊的統一安排下，從事法律許可范圍內的、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同時要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積極同他們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作斗爭，引導他們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

　　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之間，既有著重大的差別，更有著密切的聯系。一方面，鞏固和發展國營經濟，是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的重要條件。沒有在現代工業中占統治地位的國營經濟的領導和支持，集體經濟就不能迅速發展。另一方面，當看農業和手工業仍然建立在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時候，國營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集體經濟的發展。

　　因此，對于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決不可以對立起來，而是必須在全民所有制經濟的領導下，使兩種社會主義所有制和兩種社會主義經濟相互支援，相互促進，オ能推動整個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密切城鄉經濟聯系，鞏固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在斗爭中鞏固和發展】

　　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既然有著上述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資產階級和一切社會主義制度的敵人，總是千方百計地想動搖、瓦解和破壞集體所有制，而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則要求鞏固集體所有制，發展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時期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圍繞著集體所有制展開的。

　　集體所有制是一種低級形式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和產品分配關系上，都帶有較多的舊社會的痕跡。對集體所有制來說，公和私的矛盾，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前矛盾，大集體和小集體的矛盾以及各個小集體之間的矛盾，都比全民所有制來得復雜。

　　地主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理人總是力圖擴大集體所有制中的這種舊社會的痕跡，力圖利用部分農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和小生產者的習慣勢力搞資本主義復辟活動，力圖誘使干部脫離社會主義方向，利用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招牌，打著集體生產的旗號，來搞資本主義經營，把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蛻變為列寧指出過的那種“集體的資本主義組織”。

　　這是農村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為著鞏固和發展集體所有制，必須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作斗爭，正確處理國家和集體、大集體和小集體以及各個集體經濟之間的關系。

　　為著鞏固集體所有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劃清集體所有制同個體所有制的界限，是非常必要的。各個集體經濟的生產資料和產品，是各個集體經濟范圍內的勞動群眾公有的財產。勞動群眾集體對這些公有的生產資料和產品，必須具有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所有權和支配權，而不能化整為零歸一個作業組或個人所有。

　　集體經濟的生產，必須遵照國家計劃，由集體作統一的安排，并組織集體勞動來實現生產計劃，而不能讓各家各戶或各個作業組各自為政，愛怎么干就怎么干。集體經濟公有的產品和收入，只能按照社會主義原則由集體來進行統一分配，而不能由個人或作業組將所得的勞動成果據為己有，自行分配。總之，如果出現違背國家計劃或集體利益的活動，就是破壞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背離社會主義道路。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當我國國民經濟由于蘇修叛徒集團的背信棄義和連續三年的嚴重自然災害，遇到暫時困難的時候，劉少奇一伙跳了出來，同蘇修叛徒集團里應外合，從右的方面來攻擊農村人民公社，拼命鼓吹“三自一包(指擴大自留地、發展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企業和包產到戶)”，大刮單干風，公然叫囂：“不要怕資本主義泛濫”，“農業也要退夠，包括包產到戶，單干!”妄圖從根本上破壞人民公社集體經濟。

　　林彪同劉少奇緊密配合，也極力主張“包產到戶”。在這個關鍵時刻，毛主席領導全黨同劉少奇、林彪進行堅決的斗爭，并在農村掀起了一個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打擊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教育了廣大的干部和群眾，進一步鞏固了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

　　為著鞏固集體所有制，還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嚴格按照它們各自的特點來正確對待，不能象對國營經濟那樣統一調撥集體經濟的生產資料、產品和勞動力。否則就是侵犯了集體所有制，就會犯剝奪農民的錯誤，損害工農聯盟。

　　當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正在轟轟烈烈展開之際，劉少奇、陳伯達一伙曾刮起一股“共產”風。他們蓄意混淆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區別，否定商品生產，否定價值規律，無償調用農村人民公社的勞動力和產品，妄圖用這種辦法來破壞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破壞工農聯盟，瓦解無產階級專政。

　　如果農村集體經濟的領導權被階級敵人所篡取，他們就會利用所竊取的權力，推行修正主義的路線和政策，使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經濟蛻變為集體的資本主義經濟。

　　為著鞏固和發展集體所有制，還必須不斷地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批判小生產者的習慣勢力，不斷地提高廣大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由于千百年來私有制對農村的長期統治，在私有制基礎上形成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不可能隨著生產關系的改變而自行消失。

　　階級敵人總是要利用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來腐蝕群眾，達到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因此，必須用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武裝干部和廣大社員群眾，必須“向農民群眾不斷地灌輸社會主義思想，批評資本主義傾向”，批判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用社會主義思想去占領農村的一切陣地。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解放以來，廣大農民特別是貧下中農的社會主義覺悟不斷提高，他們在實踐中體會到，只有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唯一的光明大道。

　　但是，由于舊中國是一個小生產象汪洋大海一樣的國家，所以，集體化以后，農村小生產的殘余還存在，農民還在不同程度上保持著小生產者的習慣勢力。特別是在那些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農民身上仍然有強烈的資本主義傾向。他們往往在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搖擺不定。

　　正如列寧所深刻指出的：“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是需要經過幾代的事情。”毛主席教導我們，如果“稍微放松了對于農民的政治エ作，資本主義傾向就會泛濫起來”。

　　這種思想戰線上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將是長期的、復雜的，集體所有制建立以后，必須經過許多的斗爭，才能使自己鞏固起來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為著鞏固和發展集體所有制，還必須因地制宜大力發展社、隊工業，加速農業機械化的步伐，不斷地發展農業生產力。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可以增強集體經濟的力量，增加社員收入，使社員更加熱愛集體經濟，從而使集體所有制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

　　【我國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發展方向】

　　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鞏固和發展，是由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一定矛盾狀況決定著的。

　　我國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同當前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民的覺悟程度是基本適應的。但是，也還存在著相矛盾的一面。不斷地自覺地解決矛盾，才能推動農村集體所有制的鞏固和發展。

　　隨著生產力發展和農民覺悟程度的提高，要逐步地提高集體經濟的公有化程度，在將來條件成熟的時侯，由小集體所有制逐步地發展為大集體所有制，并最后逐步過度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

　　為著展望農村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今后發展的方向，有必要對現階段農村人民公社的三級集體所有制即公社集體所有制、生產大隊集體所有制和生產隊集體所有制，作一些分析。

　　公社的生產資料屬于公社全體社員公有。公社一級所有的生產資科，包括各種大型農業機器、大型農田水利設施，以及各種林、牧、副、漁企業和小型工礦企業等。公社集體所有制是公有化程度較高的一種集體所有制形式。

　　公社以下，生產大隊的生產資料屬于各個大隊的社員公有。大隊一級所有的生產資料，主要包括生產隊難以舉辦或不適宜由生產隊舉辦的林、牧、副、漁企業，直接為農業生產服務的小工業和大中型農業機器。

　　生產大隊以下，生產隊的生產資料屬于各個生產隊的社員公有。生產隊一級所有的生產資料，包括土地、種籽、肥料、寢具、小型農業機器和隊辦的林、牧、副、漁多種經營。這是比公社集體所有制和生產大隊集體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較低的一種集體所有制。

　　在現階段農村人民公社的三級集體所有制中，公社一級和大隊一級的集體所有制是部分的，生產隊一級的集體所有制是基本的。生產隊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直接組織生產和分配。

　　農村人民公社的三級集體所有制，為什么要以生產隊為基礎?

　　這是因為，我國現階段農業生產基本上還是靠人力和畜力。公社化后農業機械化程度雖然有所提高，但就全國來說，并沒有根本改變手工勞動為主的狀況。適應現有的生產力水平和社員的思想覺悟水平，除了少數地方以外，大體上以三十戶農戶左右組成一個生產隊，便于組織生產和加強管理，便于使社員更好地關心集體，加強對干部的監督。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社員的思想覺悟水平客觀上要求以生產隊作為組織生產和分配的基本單位，作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

　　生產隊是現階段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但是，公社，大隊兩級集體經濟對于當前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發展，也起著重要的作用。由于公社、大隊兩級集體經濟的存在，就可以購置生產隊無力購置的大型農業機器，興辦一個生產隊無力興辦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小型工礦企業，有重點地支持經濟水平較低的生產隊。公社、大隊兩級集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將愈來愈發揮重要的作用。

　　農村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集體所有制，能夠適應農村生產力發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要求，例如，在我國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過程中，不同類型的農業機械，可以分別由生產隊、生產大隊和公社所有，在不同的范圍內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又如，各種林、牧、副、漁和工業等多種經營，可以按照它們規模的大小和所需人力、物力、財力的多少，分別由生產隊、生產大隊和公社經營。

　　所以，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集體所有制，具有根大的靈活性和優越性，需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穩定不變。當然，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集體所有制出現以后，由于生產力是社會生產中最活躍的因素，時時刻刻都在向前發展，農村中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仍然存在著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狀況，這些都必然會推動三級集體所有制發生某種數量上的變化，即在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前提下，大隊一級和公社一級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比重正在逐步増大。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在國家支援下，農村人民公社的社隊工業迅速發展，人民公社三級集體經濟的比重在不同程度上起了變化。一九七0年，上海市郊區各人民公社總收入中，公社一級經濟只占百分之十幾，大隊一級經濟不足百分之五，生產隊一級經濟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到了一九七四年，公社、大隊兩級集體經濟分別上升到百分之三十點五和百分之十七點二，生產隊一級經濟相應地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二點三。

　　從上海郊區人民公社三級集體經濟比重的變化可以看出，公社、大隊兩級集體經濟的壯大，主要是按照國家和集體的需要和可能，舉辦了社隊工業。這兩級集體經濟的壯大，標志著農村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的提高。

　　將來，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社員覺悟的提高，當生產隊不適宜作為組織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而必須由生產大隊來作為組織生產的基本單位的時候，當生產大隊的集體經濟已經有了足夠強大的力量，可以幫助和支援后進的生產隊迅速發展，從而使生產隊之間在經濟水平上大體趨于平衡的時候，生產大隊就將成為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再經過一個長時期的發展，還必然會從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過渡到以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

　　由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到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再到以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都是集體所有制的部分質變。因為，即使在實現了以人民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以后，農村人民公社將仍舊是以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集體經濟組織。

　　當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樣兩種社會主義所有制是不可能永久并存的。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隨著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中全民所有制因素的不斷增長，農村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必然要逐步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可以預料，人民公社將是我國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及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種最好的組織形式。

　　同農業部門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一樣，手工業部門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也有一個從小集體發展為大集體，再從大集體發展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過程。我國手工業部門中，小集體發展為大集體的具體形式，是由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小集體所有制發展到合作工廠的大集體所有制。

　　合作工廠擁有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它所生產的產品和集體的積累，可以由上級聯合社在所轄范圍內，統一調度和支配。這是手工業集體所有制的進一步的發展。

　　另外，也有部分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為了適應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的形勢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在具備一定條件的基礎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發展成為國營工業。

　　集體所有制的發展，由低到高，從小到大，由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這種變化都是以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和人們社會主義覺悟的相應提高為條件的。當著條件不具各的時候，急于過渡;或者當條件已具備的時候，安于現狀，都會挫傷勞動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利于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甚至造成生產力的破壞。

　　第三節 蘇修把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蛻變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制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當著集體經濟的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貧下中農手里，貫徹執行馬克思主義路線的時候，即使經濟關系中仍存在著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但是能夠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還是能夠得到鞏固和發展的。

　　但是，在修正主義者篡奪了社會主義國家黨政大權，復辟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掌握著國家黨政大權和國家經濟命脈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必然要在農村推行一條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線，使原來就已存在的資本主義勢力泛濫起來，使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蛻化變質。蘇修叛徒集團統治下的蘇聯農村就是這樣。今天的蘇聯，“集體農莊”的名稱雖然未變，但是，它的實質早已根本改變了。

　　集體農莊是合作制的一種形式。關于合作制的性質，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是孤立地加以考察，而是把它同一定的國家政權和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形式聯系起來考察的，列寧在《論合作制》一文中明確指出，并不是任何一種合作社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列寧說：“亳無疑問，合作社在資本主義國家條件下是集體的資本主義組織。”

　　現時某些資本主義國家里存在著一些消費合作組織或生產合作組織，但那些合作組織都是按資本主義原則經營的，如那里的農業合作組織可以雇工和從事投機買賣，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資本主義經濟。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在資本主義國家里辦起來的合作社，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排擠下，也很快就瓦解或變質。

　　只有在工人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和國家經濟命脈的條件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幫助下，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合作組織才能建立起來，并得到鞏固和發展。斯大林領導時期的蘇聯集體農莊，就是這樣的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合作組織。

　　但是，當赫魯曉夫、勃列日理夫叛徒集團把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專政以后，他們大批撤換集體農莊主席，派遺他們的爪牙掛起“知識淵博的專家”、“有才能的組織者”等等招牌，篡奪了集體農莊的領導權，貫徹一整套修正主義路線。這樣，蘇聯集體農莊的性質就逐步脫化變質，它已不再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而成了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用來剝削廣大莊員群眾的資本主義農場，成了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制。

　　根據蘇修現行法律和一九六九年頒行的所謂《集體農莊示范章程》的規定，“集體農莊”主席有權出租或轉讓農莊使用的國有土地;有權支配農莊的財產和資金，直到自由買賣農業機器等生產資料;有權決定莊員的勞動報酬和獎金;有權開除莊員和雇工等等。

　　農莊主席的這些法定權力，說明在資本主義復辟后的蘇聯，農莊真正的主人并不是農民，而是以“農莊主席”為頭目的一伙新生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有蘇修叛徒集團做靠山，實際的權力大大超越《示范章程》的法定權力。

　　他們在農莊中橫行霸道，可以任意把違抗他們意志的莊員趕出農莊。蘇聯廣大的勞動農民已重新被剝奪了生產資料，原來屬于他們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已完全落到以勃列日涅夫為總頭子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手里去了。

　　(蘇聯勞動農民喪失了生產資料，也就喪失了他們在農莊中的主人地位，而陷入被統治、被剝削的深淵。近年來，蘇修報刊透露，在蘇聯的“集體農莊”中，農莊主席和由“有權威的專家”組成的集體農莊“智囊團”橫行霸道，“形成了不受監督的狀況”，什么都由農莊主席“一個人來決定，來主宰”。

　　作為“集體農莊”的“最高權力機構”的莊員大會早已變成了一個“裝飾品”。廣大莊員群眾已完全處于無權的地位。他們經常處于受處分、罰款和趕出農莊的成脅之下。韃靼州佩斯特列齊區“共產主義之路”集體農莊主席在一年內就“頌布了”一百多項各種各樣的處罰令，每四個集體農民中就有一人受到處罰。

　　別爾哥羅德“伏龍芝”集體農莊主席供認自己“起一根鞭子的作用”，“批評了農莊主席的人就要冒著沒有過冬用的劈柴、沒有奶牛吃的干草的危險”。由此可見，在“集體農莊”內部，農莊頭目和莊員之間的關系，正是資本主義經濟中那種統治和被統治、奴役和被奴役的關系，)

　　蘇聯廣大的勞動農民目前受著雙重的剝削。蘇修叛徒集團通過稅收和提高工業品價格、壓低農產品價格等辦法，剝奪廣大莊員群眾的勞動果實，以維持其對內鎮壓勞動人民、對外實行侵略擴張的龐大的反動國家機構。農莊主席以及總經濟師、會計師、農藝師那一伙則在“按勞分配”的外殼下，竭力擴大工資和獎金的差距，對莊員群眾進行剝削。

　　(據蘇修報刊透露的材料，1970年，蘇聯普通農莊莊員每月實際得到的報酬不到六十盧布，一般農莊主席每月報酬三百多盧布。有的竟高達一千多盧布，總經濟師，會計師、農藝師、機械師、畜牧師等主要專家每月報酬二百到三百盧布。農莊主席的收入比一般莊員高幾倍到二十倍。

　　此外，農莊主席及其“智囊團”還利用“獎金”、“補貼”等名目進行剝削。烏克蘭日米爾州農莊的主席，僅以所謂“行政管理費”的名目，就掠奪農莊全部勞動報酬基金的15%到25%。一些農莊主席住宅豪華，生活闊綽，擁有轎車和別墅。而廣大莊員群眾卻生活在簡陋的木屋和矮小的土坯房里，過著貧苦的生活。)

　　蘇修叛徒集團除了把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蛻變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制外，還在農村中大力扶持另一種私有制：以宅旁園地和家庭副業形式出現的私有制。

　　蘇修叛徒集團把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蛻變成了資本主義農場，使農業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糧食、畜產品、蔬菜無不嚴重減產。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這十年期間，就出現六次糧食減產;一九七四年比一九七三年，糧食減產了百分之十二。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的三年中，凈進口的糧食達到三千多萬噸。一九六三年以來，豬的存欄頭數大幅度下降，到一九七四年仍然沒有達到一九六三年的水平。

　　為了應付深重的農業危機，這一伙叛徒又乞靈于個體經營的積極性，從生產和流通兩方面拼命鼓勵發展農民的家庭副業，并乞靈于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作用，以刺激私人經濟的發展。

　　蘇修的《集體農莊市場新標準條例》規定：“允許集體農莊和莊員以及其他公民在市場上按市場形成的價格出售自己的農產品，對市場價格不采取任何限制與調整”，甚至允許投機倒把分子在市場上興風作浪，“禁止在市場上向交易者索要自產證”等等。在蘇修叛徒集團多方庇護下，農村的私人經濟迅速增長，新的農村資產階級到處滋生。

　　(據蘇修《農業經濟》1971年第4期透露，全蘇“私人副業花費的勞動占農業消牦的總勞動量的40%以上”。換句話說，蘇聯將近有一半的農業勞動量，是花在經營私人副業上的。私人副業在農村居民總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一般莊員的全部收入中，私人經濟的收入要占到大約50%左右。

　　愛沙尼亞一些農莊莊員來自私人經濟的收入竟高達70%到80%;俄羅斯梁贊州農莊莊員來自私人經濟的收入達到75%。這種情況的出現，是蘇修叛徒集團拼命扶持的結果。)

　　蘇聯廣大農民今天的苦難處境說明了，在無產階級政權被修正主義叛徒集團篡奪了以后，勞動人民必然要重新陷入被壓迫、被剝削的境地。蘇修叛徒集團在蘇聯農村的倒行逆施，已經激起了、并將進一步激起廣大蘇聯農民的激烈反抗。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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