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自由主義的包子

　　繼二十多年前某人的“堅硬的稀粥”之后，終于有人為我們端出了包子。此人提出，面對“很多包子做出來了，但是賣不出去(通常說的內需不足或產能過剩)”的現實，供給側改革就是“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無法下咽的包子”，但問題是，“大量的好吃的包子做出來了，結果銷量還是沒增加多少”。原來，“很多人還是不買這包子，而是弄兩個饅頭夾點咸菜就完了。”而其中的原因是，因為人們買不起，“包子10塊錢一個”，“而饅頭5毛錢一個，兩個一塊錢就搞定了。”于是，此人找到了老板：“你的包子賣得這么貴，怎么行啊?降降價，銷路不就上去了嗎?”老板的回答是，“這一個包子里，稅就占了5塊。原料面肉菜雖然不貴，可運費貴啊，每個包子物流的成本就合一塊錢，房租一塊錢，再加上人工還有其他的七七八八的費用，你知道我一個包子才賺多少錢嗎?兩毛錢!我怎么降這個價啊。”于是，這位名牌大學教授得出結論，“只有疏通中間，才能打開兩側(供給與需求)。”怎么理解這句話呢?這位教授說，“現在橫在供需關系之間的，至少有五大障礙：沉重的稅費負擔(目前各種稅費在商品價格中占有一個很大的比重)、居高不下的物流費用(我國物流成本比西方發達國家高一倍還不止)、昂貴的場地租金(在零售和服務業當中，房租已經成為沉重負擔)、層層剝皮的流通環節(有些藥品的出廠價幾塊甚至幾毛錢，但到了醫院，幾十塊錢)、混亂的消費環境(如旅游)。結果是，整個經濟活動的社會成本過高，企業生產什么什么不掙錢，消費者買什么什么貴得不得了。”考慮到此人曾提出，“政府從社會中抽取的資源過多”，要求“減稅讓利于民”“停止房產稅試點”等，我們明白了，原來這個包子，是新自由主義包子，此人想讓中國的供給側改革走上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的減稅降費那一套老路上去。

　　但是，他的這一套主張首先是把錯了脈。首先，哪個像樣的經濟學家會把因價格過高而賣不出去，說成是產能過剩呢?只有價格不高甚至降價也賣不出去的現象，才算得上產能過剩，也就是(相對)生產過剩。也許他會說，從成本來看，包子的價格不高，但消費者覺得貴，那就是價格高。同時，降價競爭，打價格戰，而不是提升產品的附加值，也是與創新發展的供給側改革思路相背離的。

　　其次，老板們追逐的是利潤，即便打價格戰，也是想通過市場占有的擴大來獲得更多的利潤。但是，薄利多銷還是厚利少銷，哪一個利潤高，也是要看各種條件的，這也是一些商品不打價格戰的原因。因此，即便減稅降費，包子的價格也不會降下多少來。更為重要的是，一個包子里的稅占了5塊，而饅頭卻能賣5毛錢一個，顯然，一個饅頭里的稅費遠遠少于5塊，所以，問題只在于包子與饅頭的稅費差別為什么這么大，而不能一味地說稅費高。而且既然人們不愿意買包子而是去買饅頭，那么供給側的改革不應當去轉產更能滿足人們需要的饅頭么?再說了，要是降稅使得包子多賣了而饅頭少賣了，那也解決不了產能過剩，只不過是使包子的產能過剩，改變成饅頭的產能過剩，供給側改革的難題仍然存在。

　　在這里，一個包子的物流成本和房租都達到了兩個饅頭的售價，難道是因為一個饅頭的體積和重量和要比一個包子小很多嗎?包子的物流成本高，只能這樣解釋，一是包子的保質要求比饅頭高，比如包子必須冷鏈運輸。二是包子運輸的距離遠：要么這個包子是一個具有一定壟斷性的產品，消費者在當地的包子鋪里買不到，得從外地運過來。如果是這樣，那么在當地開分店就可以省去這塊物流費，否則減免稅費，只不過是政府犧牲公共收入變相地給這個包子鋪出運費。要么就是網購的運費相對固定，網購的人們更愿意網購包子而不是饅頭和咸菜。從而說明，這個包子不是一個低檔商品。相反地，饅頭是底層群眾消費的，而包子再降價也會貴過饅頭。既然窮人只吃得起饅頭，那么包子少許降些價，窮人同樣吃不起，倒不如收包子的稅補貼饅頭，讓饅頭多降點價。這也許還會使饅頭成為西方經濟學中的吉芬商品，從而倒可能擴大包子的銷路，如果西方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的確成立的話。當然，對上層人士來講，10塊錢的包子肯定是一個低檔的商品，對它的需求自然有限，這個包子越降價反而越不被上層消費者看得上。所以，這個包子本身就是一個高不成、低不就的東西。要對它做供給側改革，未必在于降價，反而可能是要提價，用更高檔的原料，比如把肉菜換成山珍海味，做更上檔次的包子，當然價格也更高，這也許才是這類包子的出路。

　　此外，一個包子中房租占一塊錢可太虧心了，合著消費者吃的不是包子，而是房租。西方經濟學從實際的現象中發現，政府征收土地稅，土地購買者會將預期應納的土地稅折入資本，將稅負轉嫁給土地出售者，從而表現為地價下降。土地稅和土地價格的關系經常表現為：土地稅增加，地價必然下降;土地稅減少，地價必將上升。同樣地，在大量開發房地產的情況下，還會出現房租貴和房價高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國沒有像國外那樣開征房地產稅。然而，上面那位社會學教授卻呼吁“停止房產稅試點”，就存在不懂經濟學專業瞎指揮，南轅北轍的問題。

　　近些年來，由于國際經濟形勢惡化，生產過剩的國際經濟危機向國內輸入，沖擊了國內一些商品的需求和銷售，例如，受進口過剩奶粉和糧食的沖擊，一些地方奶農被迫殺牛倒奶，農民的糧食銷售遇到困難，一些企業倒閉，工人失業或收入下降，經濟不景氣也影響到政府財力不足，為減少養老金支出，甚至都不得不考慮出臺延遲退休的政策。這種情況下，減稅降費反而加大了政府財政的困難，減少了普通百姓的收入和福利預期，人們反而會更加精打細算，從而有可能會使5毛錢一個的饅頭也漸漸買不起了。美國福特汽車的老板曾經通過提高其工人的工資，使之高出其他汽車企業的水平，而使企業獲得了較好的發展，這種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不要企圖把老板們的好建立在企業職工的受難上，那樣會導致社會的嚴重不和諧，不符合共享的發展理論。而且除非實施精準的只針對好吃的包子的減稅降費政策，否則好吃的包子和難以下咽的包子會同等受益，難以下咽的包子可以繼續賴在市場之中，擠壓好吃的包子的市場，產品的結構無法有效地得到優化，創新產品會面臨更加嚴峻的競爭壓力。而實施精準減稅降費政策，又存在認定包子是否好吃的問題，這無疑加深了政府干預市場的力度并導致尋租機會的增加。實際上，既然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那么就不應當用政府的降稅來左右資源在包子和饅頭上、在好吃的包子和難以下咽的包子上的配置，更何況，雖然政府也需要發揮積極作用，但這種作用是需要財力也就是需要財政收入作為保障的，更不能隨便降稅了。

　　總之，當前我們進行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的供給側改革，我們的改革是要調結構的，用創新的產品去應對國際經濟大潮的沖擊，如果指望有關部門采取減稅降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而不是調結構和創新，將只會浪費政策的努力，陷入經濟困局而不拔。

　　二、剝削與奴役的自由

　　馬克思早就指出，“先生們，不要一聽到自由這個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動!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一個人在另一個人面前享有的自由。這是資本所享有的壓榨工人的自由。”哈耶克在被稱為“標志新自由主義創立的憲章”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書中攻擊，“社會主義通向自由的道路的諾言在事實上竟成為通向奴役制度的大道”，但是，他所鼓吹的新自由主義也就是極端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才代表著剝削與奴役的自由。

　　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書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在進行，英國和美國與德國和奧地利正處于戰爭的對立狀態。哈耶克在該書的引論中寫道，“作者自成年以后大約有一半的歲月是在故鄉奧地利度過的，與德國的精神生活有著密切的接觸，另一半則是在美國和英國。在后一時期中，作者越來越相信，至少有某些曾經在德國毀滅了自由的勢力，現在也在這里作祟，而這種危險的性質和根源，可能還比在德國更少為人所了解。”他在前言中還寫道，“我所以反對這些觀點，并不是由于它們和我在成長時期所持的觀點不同，因為它們正是我年輕時所持的觀點”。這表明，他所攻擊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德國和奧地利曾經流行的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和第二國際那些修正主義者的社會主義，從而也只是形形色色的資本主義，而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無關。

　　哈耶克寫道，“我們之所以被迷惑，是因為我們不相信敵人在公開宣布某些我們所共有的信仰時是真心誠意的，也同樣因為我們相信了敵人的某些其他主張是真心誠意的。左翼各政黨不是和右翼各政黨一樣，由于相信國社黨是為資本家服務并反對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而上當受騙嗎?希特勒制度中有多少特點，不曾由那些最出人意料的方面來向我們推薦模仿，而不了解那是希特勒制度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和我們希望保持的自由社會不相容呢?在戰前和戰爭爆發以來，由于我們不了解我們所面臨的敵人的兇悍而鑄成大錯的次數是驚人的。情況居然好像是我們不要去了解產生了極權主義的那種發展趨勢，因為那樣一來就要毀壞某些我們決心抱住不放的最心愛的幻想。”這也就是說，這個德國敵人與英美是真心誠意地有著共有的信仰的，盡管也存在一些差別。而當時的人們都認為，國社黨即納粹是為資本家服務并反對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這個認識當然是正確的，并不是什么上當受騙，否則解釋不了納粹德國對社會主義蘇聯的入侵。哈耶克在這里，只不過是要為英國首相張伯倫戰前的綏靖政策的失敗進行辯解，同時他也為德國納粹分子進行了辯解，因為“國家社會主義的兩個最有影響的思想前驅，卡萊爾和張伯倫，一個是蘇格蘭人，一個是英格蘭人。”

　　事實上，納粹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列寧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經指出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完成形態：“同這個以英法為主的集團對立的是另一個資本家集團，這個集團更加兇惡，更加富有掠奪性。這個集團的資本家走近資本主義筵席的時候，席位已被占光了，但是他們采用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新的角斗方法，采用了優良的技術和無比優越的組織，使舊的資本主義即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大托拉斯、辛迪加、卡特爾的資本主義。這個集團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化的原則，把資本主義的巨大力量和國家的巨大力量聯合成一部機器，使千百萬人處于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組織之中。”哈耶克多次提到的德國這個資本主義國家里早些時候的一些社會主義做法，也只不過恩格斯批判過的俾斯麥式的冒牌社會主義。哈耶克在書中所反對的“組織”，只不過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那種“組織”;他所反對的“計劃經濟”只不過美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之類的東西，是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的“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的那種計劃。這種資本主義的計劃方式必須有一個“沒有計劃的地區”作為支撐，以便用失業來把紀律強加給工人，否則“得像對待奴隸勞工那樣非用體刑不可”。這兩種資本主義的沖突一直延續到了今天，英國《經濟學家》周刊于2012年1月21日以特別報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組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文章，這組邏輯混亂、以反國家資本主義為主題的新自由主義的哀歌就公然叫囂，界定21世紀的戰爭不會發生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而將發生在不同版本的資本主義之間。

　　但是，盡管這兩種資本主義之間存在沖突，它們的共性都是工人階級沒有不受剝削和奴役的自由。對此，哈耶克公然說，“至少對很多人來說，要使他們作出最大努力，就需要施加某種外來的壓力。”他甚至還說，“在一個專制統治之下常常比在某些民主政治下有更多的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自由”。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則是用激勵(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代替壓力，用人類社會成員之間的真誠協作代替動物世界里弱肉強食的競爭，用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內部的職工民主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中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專制管理。

　　與國家資本主義相比，新自由資本主義即新自由主義，更加強調對工人階級進行剝削與奴役的自由，其典型特征就是要求降低工人的收入，排除一切妨礙這種降低的障礙，不把工人的失業當回事。

　　例如，哈耶克認為，“在和平時期決不容許一個單一的目標絕對地優先于其他一切目標，這甚至適用于現在大家公認的一個當務之急，即克服失業現象。”“在競爭的社會里，任何一個企業對某個人說，它不需要他的服務，或者說，它不需要他的工作，這不算是小看他，也不算是有傷他的尊嚴。在持久的大規模失業的時期中，許多人所受的影響也確實差不多。……不論在什么社會里，隨時都會有一部分人受到失業或收入減少的影響，但如果它是由于不幸的結果，而不是當權者存心所強加的，其使人沮喪的影響肯定要少些。”且不說是否存在國家資本主義當權者存心強加的失業，但新自由主義因為禁止國家采取減少失業的措施進行干預而強加的失業，的確會使人沮喪的影響要大些，因為工人更加無助和無望，連尋求微薄的社會求助都不可能了，只能自由地去做路邊凍死骨。工人失業也許沒有傷尊嚴，但肯定會因為挨餓受凍而傷身體，而持久的大規模失業對工人的影響也許差不多，但對工人與對資本家的影響卻仍然是相差很大的，但是哈耶克并不比較工人與資本家的差別，而只在底層勞動者之間，如挪威漁民與葡萄牙漁民之間、或荷蘭工人與考文垂的機械職工之間進行比較，力圖煽動底層勞動者之間的仇視，以方便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與奴役。

　　再例如，哈耶克還說，“對于貧困國家的工人來說，他的比較幸運的同事據說是為他的利益打算而提出的，規定最低限度工資，免受他的低工資競爭的影響的要求，往往只是一種手段，用來剝奪他按低于其他國家工人的工資進行勞動，克服天然的不利條件以改善其處境的唯一機會。對他來說，他必得拿十小時勞動的產品來換取別處擁有較好機械裝備的人的五小時勞動的產品這一事實，和資本家所實行的同樣是一種‘剝削’。”在這里，哈耶克已經慌不擇言了。首先，產品的所有權是歸資本家，進行產品交換的是資本家而不是工人。其次，如果一個人的10小時勞動所得只相當于另一個人的5小時勞動所得，算是后者對前者的“剝削”的話，那么通過規定最低工資標準，使前者的5小時勞動所得也能相當于后者的5小時勞動所得，改善前者的處境，不正是應當采取的改進措施啊，又有什么好反對的呢?同時，既然承認資本家“剝削”，為何還要鼓吹，“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單是對有產者，而且對無產者也是一樣”?

　　在談到戰后經濟管理時，哈耶克指出，“英國人起碼在開頭時將是窮苦的，確實是很窮苦的——并且要恢復和改善以往的標準，英國在事實上可能比其他許多國家要更為困難些。如果他們做得聰明，他們通過苦干和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到檢修和更新他們的工業裝備和工業組織上去，就會在幾年之后回復到甚至超過他們以往所達到的水平，這是不成問題的。但這首先需要他們滿足于不超過可能的日常消費，而又不妨害復興任務，需要他們不存要求比這還要多一些的奢望，并且需要他們把最恰當地使用其資源，將其資源使用于最有助于福利的用途”。可是，雖然戰爭造成了破壞，但是，由于無需將大量的物資和勞力消耗在戰爭上，和平紅利必然會導致經濟狀況好于戰時，而且英國還會是戰勝國，為何英國人在開頭時還要是很窮苦的呢?同時，福利的用途難道不應當是解除窮苦和失業嗎?由此看來，哈耶克眼中所窮苦的英國人，只是指英國工人，只能滿足于剛夠填飽肚子的“不超過可能的日常消費”的也只是英國工人，而與英國的資本家和貴族無關。英美的資本家和他們的代理人也知道這一點，明白哈耶克不會讓他們受苦，所以才會推崇他的這本書。

　　延續哈耶克創造的“傳統”，今天的新自由主義者仍然與工人階級過不去。例如，他們反對《勞動合同法》，漠視《勞動法》對每周工作時間的限制，貪婪地無償占有工人的剩余勞動;他們反對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要求削減原本就不高的工資福利，或者在物價上漲、紙幣貶值時反對工資福利的提升，同時他們又提高房價，讓工人們居無定所，到處租房，且越租面積越小;他們提高社保的支付門檻和領取門檻，并濫用社?；馂樗麄兊耐顿Y失誤買單;他們要求降低用工成本，用廉價勞動力優勢即通過犧牲工人的利益而不是通過創新去贏得競爭。特別地，他們提出一條所謂“鐵律”，就是在正常情況下，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但是，這個“鐵律”并不存在，或者嚴格地說，這個“鐵律”僅在不存在剩余價值剝削的社會里才會存在。我們不妨舉例說明如下。

　　假如，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只有300元，他提供的利潤是500元，每年工資上漲10%，體現為勞動生產率的他所創造價值的貨幣價格每年上漲8%，這樣一年后，他的月工資是330元，所創造價值的貨幣價格為864元，提供的利潤為534元。如果這個資本家同時雇傭100個工人，那么，當一個工人每月增加30元收入時，一個資本家每月卻增加了3400元，達到53400元。工人與資本家的收入差距，在工資增長高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時擴大了。這樣持續20年，工人的工資水平將達到每月2018元，增加1718元，而他提供給資本家的利潤為1711元。資本家每月收入增加121100元，達到171100元，新自由主義者有什么理由不為資本家感到滿意呢?更何況，雖然在單個工人身上，資本家獲得的利潤增長率，低于工資增長率，但是，如果在這20年里資本家的企業擴大，招工人數增加，例如年均增長3%，資本家的利潤增長率也會超過工資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哈耶克聲稱，“在一個競爭性的社會中，我們的選擇的自由是基于這一事實：如果某一個人拒絕滿足我們的希望，我們可以轉向另一個人。”但是，這一點只是對資本家而言才是成立的。且不說工人拒絕滿足資本家的希望，只要工人雖然愿意滿足資本家的要求但由于過于勞累體力跟不上生產線的節奏，就會被資本家解雇，而被其他待就業者代替。相反地，無論工人轉向誰，他都必須滿足對方自由奴役他的希望，否則他活下去的希望就得不到滿足，其他的希望更談不上。

　　三、新帝國主義的霸權工具

　　新帝國主義是作為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的最后階段，它更加強調對國家主權的削弱和對其它國家經濟資源的自由掠奪和控制。由于凱恩斯主義對國家干預的強調，妨礙了新帝國主義對他國經濟資源的掠奪，于是新帝國主義轉而扶持新自由主義，使新自由主義成為新帝國主義的政策主張和霸權工具。這也是為什么凱恩斯主義衰落、新自由主義興起與新帝國主義在上世紀70年代的形成是同步的原因所在。

　　哈耶克提出，“首先需要的是，人們在市場上應當能夠自由地按照能找到交易對手的價格進行買賣，任何人都應該能夠自由生產、出售和買進任何有可能生產和出售的東西。重要的是，從事各種行業的機會應當在平等的條件下向一切的人開放，任何個人或集團企圖通過公開或隱蔽的力量對此加以限制，均為法律所不許可。”但是，任何人的活動都需要物質條件。要自由生產、出售和買進任何有可能生產和出售的東西，就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機會平等只在人們擁有相同數量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時才可能，在(新)帝國主義時代，機會平等只是給了大資本尤其是跨國壟斷資本進行自由掠奪的權力，并使得他們得以把原本不可能出售的東西，比如所謂碳排放權和未經全面科學檢驗的轉基因食品，變成可能出售的東西來強加給世人。而國有企業也像勞動力一樣，成為可以被跨國公司買進的東西。

　　其實，哈耶克也很清楚壟斷的存在，他的新自由主義主張就是，把這些壟斷工業，哪怕是像鐵路，陸、空運輸，或者煤氣和電的供應的壟斷，存留在不同的個人手中，而不要交給政府部門管理。這就為新帝國主義的跨國公司壟斷發展中國家的這些經濟命脈提供了方便。正是在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萬能”和私有產權神話的干擾下，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未能很好地堅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原則，不僅國有企業大量被私有化，甚至許多城市的公用事業如自來水行業被國外壟斷資本所控制。相反地，新帝國主義國家卻成立專門的外商投資委員會，以國家干預的方式限制外國企業對本國企業的并購和投資。

　　新自由主義繼承了自由主義關于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的理論主張，認為經濟全球化可以讓各種生產要素和資源在國家之間自由流動，從而實現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優化組合和高效配置，有利于各國比較優勢的發揮，使得大多數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獲得長遠的比較利益，促進各國經濟的發展。但是，一方面在實踐中，新自由主義從新帝國主義國家的立場出發，不顧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國情，推行不平等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在要求發展中國家取消關稅以及對外資的產業限制，實現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同時，在其國內實行非關稅貿易壁壘等種種限制，不僅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向其出口，而且如上所述地阻礙發展中國家企業同等地對新帝國主義國家企業進行收購的行為。另一方面，從理論上，不可能所有的生產要素和資源在國家之間都可以自由流動，例如，勞動力就不可以自由地移民，而且自然環境本身也是不可能流動的。新自由主義的所謂理論只不過使得新帝國主義國家得以肆意掠奪發展中國家的原材料和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并給發展中國家留下被嚴重污染和破壞的生態環境。

　　哈耶克還主張，“一個有效地限制國家對個人的權力的國際機構，將是和平的一個最好的保障。”這也為新帝國主義搞所謂“人權高于主權”的全球治理，推行干涉他國內政的霸權行徑，提供了理論根據。而且，事實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已經成為新帝國主義向其他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實現霸權意圖的幫兇。它們或者以經濟援助為條件，強制發展中國家進行所謂經濟體制自由化改革，以聽任新帝國主義的掠奪;或者以提供發展計劃的研究成果方式，鼓吹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誘騙發展中國家放棄國家發展職能，把國民經濟命脈交給新帝國主義的跨國公司。拉美一些國家就是在“華盛頓共識”這樣的研究成果下，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進行所謂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隨著以“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為特征的改革的深入，很多國家紛紛暴露出兩極分化嚴重、國民經濟脆弱性加大、國家經濟自主權喪失等問題，最終導致了一場金融風暴和失去的十年。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披露的：“在這個體系中有無數的人利益受到損害，而明確無誤的贏家只有一個——西方國家的銀行和美國的財政部。”

　　本文摘自《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奧]哈耶克著，滕維藻、朱宗風譯：《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

　　[4]高培勇等編著：《公共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5]張文海：《斯蒂格利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載《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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