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性的反作用”——唯物辯證法的一個基本概念

　　紅中網易水寒網友的《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另類思考》，曾經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過來影響經濟基礎”，這個結論似乎被許多人接受。但仔細琢磨，“決定”的還是經濟基礎，畢竟“影響”較于“決定”要低一個等級。……如果經濟基礎能決定上層建筑，那么社會的發展就應該是直線的正積累方式。如果上層建筑的“影響”足以摧毀經濟基礎，那就不是“影響”，而是“決定”了。都相互“決定”了，還有意義嗎?

　　的確，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也就是社會基本矛盾內在的相互關系，人們通常這樣來表述：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又反作用于生產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在一般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哲學詞典和眾多的專著、論文中，都是這樣概括的。

　　這樣的概括對不對?應該說是對的，但是如果再進一步探究下去，就會發生這樣的問題：是否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只是消極的、被動的呢?是否這種反作用，在任何時候都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呢?或者說，這種反作用與生產力、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相比，是否要低一個等級呢?

　　這里，就涉及到唯物辯證法的一個基本概念，即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在一定條件下的決定性的反作用。這個“決定性的反作用”的概念，并不是我們杜撰的，而是馬克思首先提出來的。他在《資本論》中談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時指出：

　　“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余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著統治和從屬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直接從生產本身產生的，而又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但是，這種由生產關系本身產生的經濟制度的全部結構，以及它的獨特的政治結構，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經濟形式上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第891頁)

　　可見，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另一方面又確認了生產關系能夠對生產力“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在《剩余價值理論》一書中，他還從更廣泛的意義上，把包括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人與人的所有關系，都確認為能“對物質生產發生或多或少是決定的作用”：

　　“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質生產的基礎，也是他進行的其他各種生產的基礎。因此，所有對人這個生產主體發生影響的情況，都會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變人的各種職能和活動，從而也會改變人作為物質財富、商品的創造者所執行的各種職能和活動。在這個意義上，確實可以證明，所有人的關系和職能，不管它們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現出來，都會影響物質生產，并對物質生產發生或多或少是決定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300頁)

　　這種“或多或少是決定的作用”，就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人與人之間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關系，在一定條件之下對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的反作用”。這無疑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條重要原理。

　　對此，恩格斯也做過多次論述。比如，他在《反杜林論》中指出：

　　“生產資料的擴張力撐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加給它的桎梏。把生產資料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是生產力不斷地加速發展的唯一先決條件，因而也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唯一先決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62-363頁)

　　所謂“把生產資料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就是變革舊的生產關系、建立新的生產關系，恩格斯認為，這對“生產力不斷地加速發展”來說，是“唯一先決條件”，也就是有著“決定性的反作用”。

　　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約·布洛赫的一封著名的信里，更是從唯物史觀的高度，肯定了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在許多情況下”，即在一定條件下，對經濟狀況和歷史斗爭形式的決定性的反作用：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5-696頁)

　　列寧和斯大林繼承、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一重要思想，在闡述社會革命和經濟發展等問題時，也反復論述和堅持了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對生產力、經濟基礎在一定條件下的“決定性的反作用”。比如：

　　“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和資本家階級分崩離析的時候，在他們處于絕望和危機的時候，只有這個政治因素能起決定作用。少數和多數、民主和自由這些空洞的詞句，不管舊歷史時期的英雄們怎樣強調，現在都起不了什么決定作用。這里起決定作用的是工人階級的覺悟性和堅定性。如果工人階級準備作出自我犧牲，如果工人階級表明它能竭盡全力，那就可以完成任務。一切都為了完成這個任務。工人階級的決心，它實現自己‘寧死不屈’口號的堅定意志，不但是歷史的因素，而且是起決定作用的、能奪取勝利的因素。”

　　——列寧《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文獻(1920年3—4月)》，《列寧選集》第4卷第120-121頁

　　“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全部問題就在于(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也只能在于)：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

　　——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1921年1月25日)，《列寧選集》第4卷第407-408頁

　　“說生產關系在社會歷史中的作用只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阻礙作用，這是不對的。當馬克思主義者講到生產關系的阻礙作用時，他們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生產關系，而只是已經不能適合生產力發展、因而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舊生產關系。但是，大家知道，除了舊生產關系以外，還有代替舊生產關系的新生產關系。可不可以說，新生產關系的作用歸結為阻礙生產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產關系是這樣一種主要的和有決定性的力量，正是它決定生產力進一步的而且是強大的發展，沒有這種新的生產關系，生產力就注定要萎縮下去，如象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情形一樣。”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第585頁

　　“上層建筑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筑只是反映基礎，它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是漠不關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筑一出現，就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促進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采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滅舊基礎和舊階級。”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第502頁

　　從以上所列舉的革命導師的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堅持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前提下，承認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并且在一定條件下起著決定性的反作用，是他們一以貫之的重要思想，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有一段經典的論述：

　　“有人覺得有些矛盾并不是這樣。例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并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

　　在這里，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了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在一定條件之下”的“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并把承認不承認這一點，作為辯證唯物論和機械唯物論的分水嶺。當然，在這中間，“一定的條件”是相當重要的，沒有這個“一定的條件”，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就不會反過來對生產力、經濟基礎表現其主要的決定的作用。

　　也就是說，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是絕對的、無條件的;而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性的反作用”，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那么，這種條件有哪些呢?毛澤東同志接下來就作了概括的說明：

　　“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

　　這里說的“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等情況，就是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起“決定性的反作用”的條件。“一切以條件、地點和時間為轉移”(斯大林)。離開了這個一定的條件，片面地強調或者夸大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就會墮入歷史唯心論;不承認在一定條件之下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能起“決定性的反作用”，就會陷于機械唯物論。所以，毛澤東同志又進一步指出：

　　“我們這樣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

　　這里需要注意兩點：第一，歷史唯物論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就“總的歷史發展”而言的，是指人類社會基本矛盾的普遍性、絕對性，是從社會基本矛盾長期歷史發展過程的總體來說的，也就是從恩格斯經常說的“歸根到底”的意義上來說的。而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決定性的反作用”，與后兩者的“決定作用”相比，在性質、范圍、程度上都是不同的。

　　第二，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在一定條件之下的“決定性的反作用”，仍然屬于“反作用”的范疇，而不是在“反作用”之外又存在著的另一種作用。因此，對這種“決定性的反作用”，還是必須從“反作用”的層次上去理解，將它看作是“反作用”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所以，不能認為這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沒有區別的“相互決定”。

　　應該指出的是，這個“決定作用”和“決定性的反作用”，同樣也適用于物質和精神、存在和意識、實踐和理論、經濟和政治等等的相互關系。直到現在，有些人一看到“物質決定精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就大喊大叫什么這是“機械決定論”、“經濟唯物主義”，就是否定精神、否定生產關系的作用，甚至進而攻擊馬克思主義。這不是誤解，就是無知。

　　那么，今天我們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一基本原理，有什么現實意義呢?有的，而且相當重要，相當關鍵。比如，對于特色所鼓吹和推行的所謂“經濟中心”論、“和諧社會”論、“民族復興”論等，根據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在一定條件之下具有“決定性的反作用”的原理去分析，就能更深刻地揭露它們的本質。當然，這需要專門的論述，這里就不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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