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挑戰：對21世紀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貢獻

　　趙月枝

　　正如我所假設的，毛澤東正確預測了中國社會主義斗爭的艱難曲折。一切似乎都很明顯，動力正在積聚，它將激活“文革”結束后階段的階級斗爭。

　　——達拉斯·斯麥茲 (Dallas Smythe) 1981，247

　　我不會把賭注押在中國的任何特定結局上，但就它的發展方向而言，我們必須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

　　——喬萬尼·阿瑞吉 (Giovanni Arrighi) 2009，84

　　傳播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學的基礎理論，它既有很強的學術性，又強調其社會實踐性。作為這一領域的最重要奠基者，加拿大知名學者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Smythe)不僅發起了在本領域發展史上有里程碑意義的“盲點爭論，” 激發了馬克思主義傳播理論中有關如何堅持唯物主義立場和勞動價值論這些核心問題的持久討論，而且以一位社會主義實踐者的身份考察并力圖以自己的政策建議參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與傳播實踐。后一點，體現在他一篇題為《自行車之后，還要什么?》(After Bicycles, What?)的文章中。正是這篇并未在他有生之年作為學術文章發表的中國考察報告，使他在批判傳播學界成為傳奇人物(Guback 1994，227)。倘若“盲點爭論”屬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共同體內部北美政治經濟學者與英國同行之間的一場學術砥礪，那么，斯麥茲在中國的經歷則使得他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政治實踐聯系了起來。這不僅展示了中國社會主義實踐與傳播政治經濟學兩者共有的國際性和跨文化性，更預示了這兩者之間從一開就結下了不解之緣。

　　斯麥茲于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期間到中國研究有關意識形態和技術哲學方面的問題，彼時，正值中國重新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前夕。這一融入以1972年2月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訪華和中美關系的正式突破作為序曲，以“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在發展戰略上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變化而達到高峰。斯麥茲通過對科學、教育、媒體等不同領域中官員和學者的訪談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雖然這些領域好像都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但 “我們共同的資產階級思想文化遺產”繼續阻礙中國學者去理解技術的政治本質(Smyth 1994，238)。斯麥茲本能地感覺到，這可能會成為中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個問題，并且這還不僅僅只是一個學術層面的問題。為此，斯麥茲向中國官方提交了他的考察報告，作為一份來自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一位憂心忡忡的“家庭”成員的友善批評 (Guback 1994，229)。在報告中，斯麥茲討論了技術的社會性與西方消費主義的不可持續性，希望中國在解決溫飽問題后——也即有自行車之后——能把社會發展的重點放在公共物品和普通民眾的需求的滿足上，而不要走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的老路。盡管中國政府從未對此直接回應，但是，對于“自行車之后，還要什么?”這個有關中國發展道路的寓言性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間接給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回答：“當然是汽車”(以及私家車所體現的一切消費資本主義社會關系)!

　　時至今日，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們正在面臨著由中國的世界歷史性轉型而帶來的“中國挑戰”。本文要探討的是，在全球政治經濟中扮演著上升角色的中國會為21世紀的傳播學提出什么樣的理論難題?若干年前，我曾試圖超越該領域的歐美中心主義從而為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貢獻一己之力 (Chakravatty and Zhao 2008)。在此基礎上，本文將“中國挑戰”置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基本范疇中來檢視。這些基本范疇包括國家性質，階級、民族與帝國之間的關系，歷史與文化的問題，而后，作為結論，主體以及備選方案。

　　西方、其他國家與中國國家的核心地位

　　“就像一個巨大的油罐，世界正在發生轉向。世界經濟的新增長極已經出現在南方和東方。全球化曾經屬于西方，然而現在，這個榜單正在逆轉。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其他世界崛起’的時代，”社會學家彼特斯(Jan N. Pieterse)這樣寫道(2009，55)。但是，是什么讓“中國崛起”如此引人注目?是中國的人口總量，領土面積，還是復雜多樣的各種族裔和身份?這些都未能給出一個充分的答案——畢竟，印度次大陸，這另一塊大范圍的新興力量中心同樣擁有上述一切特征。其實一個最關鍵的差異在于：“現代印度國家……從未擁有像中國那樣的政治大一統歷史遺產和列寧主義國家的近代經驗”(Cheek 2006, 13)。

　　國內的主流學術和媒體論述慣于把“經濟落后”的毛澤東時代與創造了“經濟奇跡”的改革時代兩相對立，以致于習近平主席2013年初關于不能把改革前后的兩個三十年割裂開來的說法顯得非常富有新意，事實上，在美國漢學界，從謝淑麗到邁斯奈這些不同學術立場的學者早已從不同角度指出，毛澤東時代為中國在改革時代所取得的驚人發展奠定了堅實的行政、工業以及社會基礎 (Shirk 1993, Meisner 1996)。來自菲律賓的威爾登·般羅(Walden Bello,1999)則從比較的視野進一步闡明，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經濟活力“離不開如下一個重要事實——該事實正是諸南亞國家發展史上所缺少的，即發生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為消除土地和收入分配極端不平等而開展的一場社會革命，而這一切為70年代末期中國的經濟騰飛做好了準備”(Bello, 1999)。

　　般羅的觀察對媒介與傳播這一關鍵領域的意義尤其重大。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論及，中國的列寧主義與毛澤東遺產恰恰在這個領域仍保持著特別的影響力(Zhao，2011)。伴隨著媒體商業化以及國家在意識形態與媒體產業“制高點”方面的雙重掌控，中國國家在信息與傳播技術方面的快速發展已經成為“中國崛起”故事的關鍵部分，并使得中國的發展道路既不同于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也不同于南半球的其他國家。基于此，新西蘭學者布拉第(Ann Marie Brady,2008)甚至以頗具新冷戰色彩的框架，將后1989時代中國國家在宣傳工作中引入市場機制以及公共關系和公眾勸服等西方技巧的做法，描述成“營銷獨裁”的奧威爾主義(Orwellian case)典型。

　　中國國家在當今全球秩序中的特殊地位，包括其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的否決權，以及靈活應付美國霸權的獨特的實際或潛在的能力，而使它在“南方”新興大國中獲得一種“自聯盟”位置。彼特斯(Jan N. Pieterse,2008, 712)曾指出，對于美國霸權，不同國家大致采取三種回應策略：(1)持續支持：這是基于美國市場的吸引力、美元的角色，甚至對“美國的自我修正抱有一絲希望”;(2)軟平衡：從策略性不合作到建立替代性機構等多種策略;(3)硬平衡：這是一個“僅有少數國家能夠承擔其后果的策略”，它們要么已經與美國樹敵而再無可失，要么“他們的談判能力允許他們還有回旋余地”。中國政府在不同領域分別采取過這三種不同策略。

　　中國在戰后資本主義國際體系中的位置來之不易。這是現代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從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所發動的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所獲得的最初戰利品。隨后，中國共產黨不僅贏得了在中國大陸的國家政權，而且贏得了在聯合國代表由中華民族組成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資格。這不僅因為它在與國民政府的內戰中奪取勝利，更來自于它對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早期承諾。誠如毛澤東所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個為爭取民族自主而一方面與西方資本主義作斗爭、另一方面與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相抗衡的時期加入聯合國，離不開眾多非洲后殖民民族國家的手足情誼：“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因此，如果中國共產黨直接回應中國底層社會特別是農民階層對平等正義的熱切渴望，為其國內政權奠定了政治與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基礎，那么國際上，該政權對南方受壓迫民族的平等與解放事業也有歷史性債務，而這些國家的民眾對更平等的國際秩序的熱望則體現在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及其后興起的第三世界國際主義運動中。

　　現代中華民族的歷史深受對外與帝國主義抗爭以及對內進行共產主義社會革命的雙重過程的影響。一方面，中國反帝反殖的民族革命歷史遺產表明，中國如要融入現存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國領導人希望作為跨國資產階級中備受尊重且有機融合的一員，而非感恩戴德的低級合伙人參與到全球經濟體系之中”(Harris 2005, 9)。另一方面，中國的共產主義社會革命歷史遺產提出了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中國領導層能否在不失去他們統治中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前提下，公開拋棄其共產主義外衣并把自己構建成跨國資產階級的成員?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而言，政治與意識形態領域同經濟領域間的“相對獨立性”問題，以及更重要的有關中國國家性質的問題便由此凸顯出來。

　　首先，在中國學界，雖然傳統馬克思主義有關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因其教條化弊端，而遭遇口誅筆伐;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正是許多最強烈的自由主義反馬克思主義者，固執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基礎已與中國的政治與意識形態不相適應的觀點，這樣，他們就在不知不覺中堅持了教條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該立場的堅持者無視或根本不愿正視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反作用”——包括中國國家中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革命歷史遺產對資本主義市場關系的調節與抑制作用。

　　同時，無論一般的西方社會理論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都未能貢獻出必要的理論資源以解析當代中國。在西方社會理論界，早期試圖發展國家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可謂內外交困，他們被湮沒在各種消解國家的理論范式中：一方面，全球化理論唱衰國家角色;另一方面，后馬克思主義、后結構理論以及后現代主義理論將學術焦點從“國家與階級斗爭轉移到了權力的微觀物理學以及身份形成的問題上”(Jessop 1991, 91)。這兩種思潮共同導致了國家理論的“日漸式微”(Panitch 2002, 93)。傳播學科里，有關后殖民民族-國家的理論盲區同樣顯著，這不僅體現在一般的發展傳播學理論上，也體現在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范式中。諾登斯頓(Kaarle Nordenstreng,2001, 155)曾指出，在早期理論家所提倡的文化帝國主義范式里，國家這一概念一直未能得到充分解析，這實在令人遺憾;阿漢森(Amin Alhassan,2004, 61)也認為，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某些關鍵性文本，在民族國家、民主、公民權利以及主權等概念的闡釋上，實在語焉不詳，曖昧不明;斯巴克斯(Colin Sparks,2007, 193, 203–4) 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家提出更加尖銳的批評，指責他們沒有把1991年之前的美蘇沖突理解為“不同的帝國形式的斗爭”,對社會內部的權力分配一直緘默不語，以及把發展中國家中的國家集權式的解決方案視為“美國資本主義”的替代，而非補充。

　　不過，斯巴克斯的批評也存在“一刀切”的問題。事實上，并非所有西方的批判學者在闡述文化帝國主義的過程中，都本質化地理解第三世界國家及其民族文化，并把它們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跨國資本主義文化機械地、去歷史化地對立起來。文化帝國主義的早期批判關注后殖民社會的“統治階層”如何“被引誘、被施壓、被協迫，有時被賄賂去打造本國的社會體制，使其適應、甚至推廣現代世界體系統治中心的價值與結構”(H. Schiller 1976, 9 斜體為原文所加)。因此，這一批判“接近——[雖然]事實上一直沒有成為——跨國階級斗爭理論”(D. Schiller 1996, 101)。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1996, 101)所闡述的，這一理論立場與著名的第三世界反殖理論家法農(Franz Fanon)的一貫堅持交相呼應。法農認為，新獨立的國家完全有必要時刻提防與遏制新生資產階級以及特權階層的產生。恰恰正是在此情境下，我們才能理解緣何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斯麥茲會被“無產階級政治”的宣傳說辭及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掛帥”地位深深吸引，并沖破冷戰藩籬，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研究中國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傳播問題。他不僅試圖理解中國國家內部“走資派” 與“走社會主義道路者”之間的斗爭的實質，并試圖分析在中國發展道路中居于領導地位的官員與學者的意識形態取向，以及這一階層在技術的社會性及知識與權力關系等問題上的認識水平和理論素養。

　　今天，要探討中國對當代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提出的挑戰，首先必須分析信息資本主義時代下中國國家的本質。如上所述，中國國家在民族革命、社會革命和堅持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斗爭中鍛造而成，而且，如拉莫(Joshua Cooper Ramo,2004) 所言，近年來中國國家已在國際舞臺上積聚了“不對稱的力量”。如果中國的國家權力使其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積累時代一躍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那么也正是這個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不確定性，使“中國崛起”對于不斷演進的全球資本主義秩序而言，顯得如此令人不安。新自由主義的破產和中國國家抵抗全盤新自由主義化的能力——或言之，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精英因為中國國家的共產主義革命遺產而未能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最大規模地、全面地實現新自由主義化這一事實，已將中國推向了全球政治經濟的中心。如前所述，這個國家政權的政治合法性以其標榜的社會主義為基礎。盡管官方一直抱持“不爭論”的意識形態立場，有關中國國家發展方向的社會斗爭卻從未中斷過。雖然官僚階層、資本階層和管理階層在國家中的權力不斷上升，但是，隨著底層大眾希望通過抗爭“重新找回他們階級權力的獨特形式”，領導層也試圖重構文化領導權，從而贏回來自社會底層的支持。因此，一方面，自由主義者積極推動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改革，促使中國的“上層建筑”與業已資本主義化的“經濟基礎”相適應;另一方面，全盤資本主義化的經濟改革被顛覆的危險依舊存在。如哈維引用李靜君的研究所言，中國的底層社會抗爭的目標不是政權更迭，而是希望共產黨“實踐其自身的革命綱領，反對外國資本家、私人利益和地方官僚” (Harvey 中譯本2010:173，譯文稍有改動)。因此，進入21世紀以來的中國精英與大眾傳播政治，需要被理解為一場正在展開的斗爭的一部分，而這一斗爭，既圍繞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階級基礎和國家的性質，也圍繞中國變革的未來方向，這兩者是雙面一體的關系(Zhao 2008a)。

　　毫無疑問，部分美國主流精英對中國國家的性質與未來方向深感不安和憂慮。任易名(Elizabeth Economy)和史國力(Adam Segal ,2009)這兩位外交關系委員會 的分析家曾直言不諱地闡明中美之間“不匹配的利益、價值與能力”，并指出，美國應當把“世界其余部分”都并入其箝制中國的中心輻射式(hub-and-spoke)戰略中。這種論調似曾相識。正如冷戰問題專家瓦斯塔德(Odd A.Westad)所指出那般：“對美國精英們而言，蘇聯作為世界大國的崛起意味著美國從1917年就發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以遏制替代現代性的各種形式” (2007, 25)。盡管美國在冷戰中贏得最后勝利，但它始終耿耿不寐，隱憂如猬：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崛起或許能夠兌現蘇聯曾經允諾的“一種可替代的現代性”的歷史諾言，即貧窮與受壓迫的民族無須復制美國模式,也能改變他們的生存現狀(Westad 2007, 17)。

　　階級、民族、帝國與國家：中國及全球維度

　　如上分析已清楚地表明，中國國家的階級性質及其在資本主義積累模式的轉變中的角色，是任何有關“中國挑戰”的討論中一項至關重要的議題。當然，有關國家與“民族”之間關系的議題同樣重要，因為大多與文化帝國主義相關的爭論最終都落在關注國家間不平等的問題上。“民族”概念很少被充分地理論化。更遺憾的是，這一領域的最新前沿，特別是莫斯可(Mosco，2009)所描述的諸如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化、女權主義以及勞工立場在傳播分析中的發展，仍舊忽視國際斗爭、民族與民族主義等問題。德塞(Desai，2008: 398)更一針見血地指明，以研究民族與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文化研究，同以階級中心主義、圍繞國家與國際發展而展開的政治經濟學之間，存在著一種無益的學術勞動分工。“中國崛起”昭示如下現象：一個貧窮的國家在國內階級不平等情況加劇的同時，成功地在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中崛起;同時，這還是一個擁有著難以想象的民族、性別、城鄉與地區差異的多民族國家，它的海外移民的人口規模與經濟實力在世界上無可匹敵，何況這些移民或多或少還與中國保持某種經濟與文化的關聯。在傳播領域直面“中國挑戰”意味著，我們要對中國國內外復雜交互關系中諸如階級、民族、地域以及身份差異等文化傳播問題，進行批判性檢視。

　　正如林春指出，在中國，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與發展主義在歷史上緊密相連。更大程度上，中國共產黨人屬于民族主義者。考慮到帝國主義國際體系里中華民族的“階級”位置，“中國革命……首先是一場民族革命，而后才是一場社會革命，而不可能相反”，并且中國共產黨人“堅信如果社會利益與民族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社會利益必須讓位于民族利益” (Lin 2006, 40)。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今在憲法中依舊被定義為一個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民族主義擁有一份牢固的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遺產。這一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上得到充分體現：中國國旗由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四顆星圍繞著一顆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大五角星組成，它恰恰強調了構成這個國家的國民——人民——的階級特性，而并非民族文化或者“民族”特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并參與“第三世界”歷史性自我認同運動，立基于被壓迫民族的國際民族主義(international nationalism)，它完全迥異于歐洲民族主義。如果國旗圖案突出了這個國家國民的階級性，那么，天安門城樓上的一對口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恰恰是作為立國原則的“國際民族主義”的最好表達。1 帕莎德(Vijay Prashad)認為，“如果歐洲民族主義者想當然地認為一個民族(或許也被稱為一個‘種族’)只有在一個國家的組織動員下，才可能成為他們的民族”，那么后殖民民族主義者則創建另一套民族理論，“這套理論由兩個要素構成：一是他們與殖民主義抗爭的歷史;一是他們實現正義的綱領”(2007, 12)。李北方有關“我們如何敘述中華民族”的如下論述用通俗的語言印證了帕莎德的觀點：

　　中華民族的概念是20世紀初才出現的，是中國應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和主動學習西方民族主義知識的產物。正是列強的欺壓，使得中國疆域內的各民族感受到了共同利益的存在和團結起來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迫切需要……。 與西方民族主義思想首先將民族視為一個文化實體的思路不同，中華民族一開始便是作為一個政治的和歷史的概念提出來的。朝鮮、日本、越南等都屬于所謂的“儒家文化圈”或“漢字文化圈”，而在新疆和西藏占主導地位的分別為伊斯蘭文化和佛教 文化，但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被納入中華民族的范疇，原因正在于此。

　　從理論到實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直到1949年才完成，對于一個個普通的中國人而言，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意識也是建國后才真正逐步確立起來的。這個過程仍然是政治的：通過土地改革、廢除封建人身依附關系等平等政治的實踐，各族人民才切實地體會到融入作為政治共同體的中國的感覺;也只有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才會有“翻身農奴把歌唱”，才有可能出現庫爾班大叔執意要騎著毛驢上北京的感人故事(李2013).

　　總之，不但“作為一個自覺實體的中華民族是在中國近現代的革命歷史中產生的，”而且，“這里的革命是雙重的，既包括以民族獨立為目標的民主主義革命，也包括以實現平等為目標的社會主義革命。反過來說，離開了中國革命的歷史，中華民族就無法被敘述，甚至這個概念本身都不能成立了” (李2013)。

　　同時，現代中國的“民族”概念也受到中華帝國的政治統一與民族文化融合的悠久歷史的制約。汪暉的研究(2004;2008) 早已清楚地闡明，從擁有民族融合悠久歷史的中華帝國中塑造出一個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過程，與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從章太炎到孫中山，早期的中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最初都致力于建立一個單一文化的漢民族中國政權，但他們很快意識到這將導致中國的瓦解。因此，建立于1912年的現代中國國家的第一個化身，便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同樣，受到列寧的民族自決觀念的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曾試圖仿照歐洲的民族國家建立一個共產主義政權。然而，通過革命斗爭他們很快發現，中國照搬歐洲民族國家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尤其在長征期間，大部分漢族革命者在與中國西南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的密切接觸中發現民族融合的現實性。因而，在關于中國共產黨革命領導權的闡述中，民族融合的悠久歷史以及對超越民族文化身份的階級友愛被突出地置于優先地位。這一做法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對“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案絕然不同于現已解體的蘇聯和南斯拉夫所實施的民族政策。正如汪暉在論及帝國與民族國家這兩個范疇的關系時指出：

　　在第一次世界后各大帝國在“走向共和”過程中分裂為多個民族國家或加盟共和國不同，辛亥革命在“五族共和”的口號下通過“大妥協”完成了清朝與民國的主權轉讓，主權連續性成為此后國內政治博弈的規范前提。在蘇聯崩潰后，中國是前20世紀農業帝國中唯一一個將這種連續性維持至21世紀的國家(2011)。

　　今天，盡管中國主流話語“容忍甚至迎合了”中華民族敘事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去政治化和將中國革命污名化的立場(李，2013)，中國國家政權不僅一直警惕著西方世界“西化”中國的企圖——即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強加給中國，還同樣警惕著其“分化”中國的野心——即通過支持臺獨或者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獨立運動分裂中國。

　　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標志著中國政治經濟發展過程中階級與民族認同關系的重新勾連，也象征著中國民族主義的階級本質的根本轉變，以及去政治化的新自由主義文化政治的發展及其對階級與民族關系問題的再定位。信息與傳播技術和商業化的媒體——以電視為核心，電腦和手機很快緊隨其后——在這些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Zhao and Schiller 2001; Hong 2008)。如果說毛澤東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動員底層社會階級，捍衛反對帝國主義的事業并領導了共產主義社會 革命，那么鄧小平及其繼任者則依靠國家的技術精英，利用跨國資本主義，重構了中國的政治經濟，進而發動一場至上而下的“數字革命”。這最終導致了一個由中國的政府官員、新興的國內城市中產階級、跨國資本家、外國政府管理人員和政策制定者共同組成的霸權集團的實際形成(Zhao 2003, Schiller 2007)。隨著中國成為貫徹執行世界銀行所倡導的“信息與傳播技術驅動的發展”策略的帶頭模范，中國社會日益變得碎片化、兩極化，并且因為階級、區域、性別、民族以及其他社會和文化分野的深化而高度分化。早在1997年，世界銀行就已報告中國的基尼系數指數(基尼系數指數以0.001至1的范圍測量社會不平等，其中，1表示絕對的平等)已從1981年的0.28分增加到0.458 (Anagnost 2008:498)，這表明，依然聲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比美國(0.408)更加不平等，并一躍成為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2005年聯合國對131個國家進行評估，中國排名第90位 (Manthorpe 2006)。在最新的有關中國基尼系數的不同報道中，財新網引述西南財經大學一份研究稱，2010年中國這個指標有0.61之高(Shen 2013), 而新華社的報道則稱，中國2012年的這一指標是0.474(Xinhua 2013)。無論如何，我們與其談論“一個中國”，還不如將中國理解為“一個國家，四個世界”更有意義：由超現代化以及高收入的北京、上海和深圳組成的第一世界，由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地區以及收入極低的農村地區構成的第四世界(胡安鋼等，2001,167)。信息與傳播技術在構建中國不平等發展中的角色，與媒體在重新勾連階級與民族的新自由主義文化政治中的角色，可謂“花來兩朵，各表一枝”。

　　首先，一整套以現代化為中心的、強有力的媒介話語體制有效地將發展問題去政治化了。對有關中國“改革開放”的階級關系定位問題、媒體的商品化問題、以及對嵌入商業化媒體服務中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嚴肅反思被壓制，底層抗爭的傳播渠道被堵塞，激進工人階級意識形成的文化條件被打壓，這一切為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所謂“比較優勢”的存在，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傳播與意識形態基礎(Zhao and Duffy 2007)。一方面，改革開放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倚靠工資生存的勞工階層。據官方統計，2008年末該階層人數已高達2.25億人，其中1.4億由被稱為“農民工”的流動工人構成——由于制度性的城鄉隔離，加上農民工的性別、出生地與他們所懷揣的那種擁有一塊地和隨時可回農村老家的情感、以及這些因素在他們身份認同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他們難以作為“徹底的無產階級”在物質上和文化上融入城市，成為城市工人階級 (Ngai, 2005; Hong, 2008) 。例如，2008年至2009年的經濟危機迫使上千萬的流動農民工回到農村。作為階級形成(分化)的另一面，雖然很多共產黨員成為資本家，并且共產黨將新形成的資本家和管理與買辦精英統統吸納進黨員隊伍，但是，共產黨透過限制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新聞自由的充分享有，通過禁止私人資本進入傳媒系統的核心領域等方式，持續阻撓中國資產階級從“自在”向“自為”形態的轉變(Zhao 2008a; 2008b)。

　　其次，為了在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中獲得更好的待遇，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和主流媒體在與美國進行的談判中，仍然有選擇地征用反霸權言論進行社會動員，刻意凸顯中國民族主義的實用主義與文化特質，借此凝聚公眾向心力，支持其領導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項事業。隨著中國試圖將自身由第三世界反帝國家中的一員重新定位為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略合作伙伴(Wang 2006)，中國文化價值觀及其象征性符號，甚至一些非常本土化的信仰與實踐，例如對“幸運”數字8的崇拜，均得到國家的高度認同。2008年8月8日晚上8時8分，由張藝謀執導的擁有高科技文化奇觀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盛況便是數字化新自由主義時代下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終極版本。在這里，文化被高度本質主義化和去政治化，中國近代和現代革命的敘事被閹割。

　　隨之而來的中國民族政治的空間文化結構重置也是意義深遠的。一方面，中國國家訴諸于大中華民族主義，或曰“現代中國的跨國主義”，這既能支持她收回香港、澳門、臺灣主權這一未竟事業，也能支持她沿海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這一訴求有效利用了生活在這塊領土上的“炎黃子孫”，以及海外移民及華裔組成的“無根基帝國”(Ong and Nonini 1996)所蘊藏的巨大財力和人力資本。正如孫皖寧 (2002)所論，改革時代的中國媒體，尤其是中國電視，深度參與了移民文化政治與中國跨國想象的構建。另一方面，不對稱的資本主義融合策略與區域不平衡發展導致了對中國內地少數民族的社會文化需求的忽視。1980年代初，為吸引境外資本、尤其是海外華人資本啟動中國經濟發展，中國沿海地區建立起了“經濟特區”。在此情形下，海外華人社區和港澳臺地區在改革時代的大中華文化想象中便順理成章地占據了中心位置。相較之下，境內少數民族聚集的各“自治區”則失去了它們的重要性，從而加深了區域不平等的鴻溝。雖然國家在1990年代后期開始實施西部發展戰略，區域不平等問題依然十分嚴重。由階級矛盾、民族差異、毛澤東時代的階級意識形態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定闡釋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全面失效而引發的意識形態空白與身份認同危機、市場關系的擴張對民族地區的社會和文化所帶來的沖擊(汪暉，2011)等等因素，以復雜的方式彼此交錯，導致了國內日益嚴峻的社會與文化沖突。正是在此情境下，我們目睹西藏種族/民族主義的興起與藏族人身份政治的深刻變革，這種發展是由全球化、現代信息技術和諸如西藏文學在線論壇之類的全新文化場域共同促成的(姚新勇，2009)。正如姚新勇指出的，這是改革開放時代下中國政府及其失衡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次重大失敗，這一文化層面上的失敗，卻往往被中國政府“鴕鳥式”的處理方式——即把“西藏問題”僅僅歸咎于達賴喇嘛和西方國家的干涉——所掩蓋(2009)。2009年7月，新疆爆發的那場更加劇烈、破壞性更大的民族沖突進一步突顯該問題的嚴重性。

　　第三，媒體放棄了毛澤東的階級與階級斗爭話語之后，又重新拾掇起“社會階層”的話語，并致力于“中產階級”的打造;在國內媒體話語體系里，中產階級隊伍的壯大被視為“中國成為發達國家的民族工程的一個重要標志”(Anagnost 2008, 499)。盡管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及其具體構成依舊模糊不清，有關這個階級可能占據全國總人口的百分比也眾說紛紜，但在“社會階層”這套話語中，“中產階級”儼然成為一種寶貴的政治文化資本，維護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甚至還可能成為中國民主的“必然推動者”。這套新自由主義話語模式強調公民身份。但是，在這套話語里，“公民主體不再作為集體主義政治團體中的平等成員來定義，而根據他們趨近中產階級地位的個人進步程度來定義”(Anagnost 2008，499)。于是，我們見證了中國文化政治中最大的反諷之一：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相對公平，可關于“階級斗爭”的論述卻被推向其本質主義的極端;在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化不斷加速，但有關階級斗爭的論述卻被完全壓制——或許，階級話語的被壓制正是階級分化的必要語境。國內媒體對“中產階級”的貢獻抱以殷殷期待，并不遺余力地促成“中產階級”的形成，與此截然相反，工人、農民這兩個毛澤東時代最具價值的階級標簽，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里依然認定的領導階級與同盟階級，則以“社會弱勢群體”的形式重現在官方話語里。當下情境中，不平等早已不構成一種結構性問題或具有階級屬性的政治議題，相反，它已被去政治化，并被闡釋為“一種國家歸屬感層次中的文化差異”(Anagnost 2008, 497)。農民不再是富有革命性和生產能力的國民主力，相反，他們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民族征程中的負擔。最好的情況是，他們需要提升自己的個人“素質”，憑借個人努力，如此，他們或許能夠躋身中產階級行列。最壞的情況是，他們將注定成為中國實現其“民族大業的“犧牲品”(Zhao 2008a, 318)。中國農民對醫療和教育的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滿足，而他們不計其數的勞動力客觀上補充了中國流動工人的社會再生產需要(例如，通過在農村贍養老人，撫養孩子)，在此情形下，2009年2月起，中國農民得到政府補貼，大規模購買美國消費者無法再貸款購置的電視機、冰箱、洗衣機與其它電器產品，由此克服生產過剩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中，這一耐人尋味的現象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中國農民曾經作為戰勝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中國革命的堅強后盾，如今卻在國家發動的“家電下鄉”項目中被集體動員，充當起全球資本主義在中國龐大的工業生產機器的引擎，甚至替代美國消費者以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后消費者”的新角色拯救它于水火之中!

　　當下，中國政府面臨著如何平衡經濟增長與社會和生態公正，以及如何處理相互沖突的階級利益與多元文化身份等一系列難題。正如林春(Lin, 2006, 223)所言，中國的社會主義轉型一方面需要在市場動力機制與個人激勵之間取得平衡，另一方面要在社會凝聚力與公平正義之間取得平衡。2002年以來，共產黨領導層認識到1990年代的發展道路不可持續的本質，希望通過實踐“科學發展觀”和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解決上述問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在回應西方自由民主話語與歐洲中心主義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民族主義觀念，并打擊具有跨國背景的西藏種族/民族主義運動的過程中，一方面持續壓制階級話語，另一方面不得不回歸其革命敘事，在宣傳中重續與藏族同胞的階級情誼。2009年1月，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將3月28日設立為西藏“農奴解放日”，這一舉動可謂意味深長。官方媒體將之描述為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于1959年3月10日鎮壓了“以達賴為首的西藏反動上層集團為保住政教合一的農奴制永遠不改”而“悍然發動的旨在分裂祖國的全面武裝叛亂”，以及“領導西藏各族人民一邊平叛一邊進行民主改革”，從而“使百萬農奴翻身獲得了解放”的紀念之舉(新華社 2009)。在這里，中華民族的敘事好像又找回了本文前面論及的政治的和歷史的內核;而這里的“民主”宣稱顯然也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話語所能包容的。

　　接著林春(Lin 2006)的觀點，我認為，當下仍有必要討論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中“人民主權”的合法性同“人民民主”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持續相關性。林春(Lin 2006, 136)曾指出，“倘若中華人民共和國使人民深感失望，結果都證明不是因為她違抗了西方政府和它們殖民擴張的模式，而是因為她背離了她自己當初的遠見卓識與對民主的承諾”。以此衡量，那種以為“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是通過自由、公平和競爭選舉而產生，那么她就不可能成為民主國家”的觀點，顯得不知所云。相反，“不能忽略中國社會主義任何真正的民主元素，并從這個國家未竟的民主事業的角度，歷史性地看待這些元素”將更加切合題意(Lin 2006,197)。雖然新興“中產階級”被視為中國民主潛在的推動力量，并受到大量關注，但正如席勒 (Dan Schiller 2008)提醒我們，改革開放時期形成的龐大的工人階級，及其在國內和全球層面的政治文化影響，迫切要求傳播學者給予高度關注。如上所述，這個過程在無產階級化的程度(半無產階級化而非完全的無產階級化)、性別與區域分布等維度上，同典型的英國工人階級截然不同。此處，席勒的比較世界歷史框架凸顯了我們正討論的智識挑戰所具有的廣度與深度：

　　在英國，大約從1500年至1800年的幾個世紀里，幾百萬人卷入了資本主義運動，這些人成為了——或者他們將自己變成了——我們所知的最早的工薪勞動階級。這一發展在政治文化與社會政策方面的世界歷史性意義不僅僅限于英國，而是遍及早期現代歐洲并延續至今。那么我們又能從被壓縮至短短三十年的間隔中，從大約兩億的工薪階級規模中期望出什么呢?(Schiller 2008, 413)

　　一些傳播學者們只是現在才開始致力于對這一過程的多方位研究(Zhao and Duffy 2007, Zhao, 2008a; Hong 2008, Qiu 2009, 2010; Sun 2009)。可以想見，中國發展戰略的轉型必然會影響到中國國內外階級和民族關系的重構。中國政府實施以信息科技為基礎、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策略，不僅積累巨額的國家財富，同時也加劇了國內的社會沖突。李民琪 (2008)認為，中國的經濟繁榮建立在城市工人階級的政治挫敗，以及以農民工為形式的剩余勞動力的基礎之上。同時，廉價的消費品、低通貨膨脹率以及中國政府為華盛頓“反恐戰爭”間接提供的資金(通過其對美國的債務融資)，使得美國減輕了因收入不平等的加劇而可能引發的國內階級矛盾。倘若中國的底層社會階級在受到政治經濟壓制的同時，又深受中國在世界成功崛起的民族主義話語的鼓舞，那么我們是否可以斷言，美國工人階級在他們與資方的討價還價權力受到被跨國資本動員起來的大量廉價、健康且受過相對良好教育的中國勞動力后備軍嚴重削弱的情形下，是否一方面得到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提供的沃爾瑪廉價商品和拿鐵咖啡消費主義的安撫，而另一方面，他們的美國文化政治優越感則在美國媒體所講述的有關中國如何控制媒體與網絡、踐踏人權、以及在西藏推行“文化種族滅絕”等故事中一再得到強化?倘若“反恐戰爭”削弱了美國公民的自由，包括美國公眾的傳播自由——從美國新聞界“嵌入式報道”實踐到美國國家安全部門對新聞機構和對電信和網絡監視的不斷增強(Schiller 2007)，這后者被美國情報人員斯諾登在2013年6月初的驚世揭密所證實，那么當前的全球化危機以及中國為了促進國內消費和社會底層階級福利而可能做出的發展政策調整，是否會導致美國國內階級矛盾的激化?

　　近期中國激化的社會斗爭和環境沖突以及領導集體的新思想和政策顯示出，沒有中國底層社會階級的崛起，所謂的“中國崛起”不可能在政治層面上得到真正實現，“中國夢”也絕不可能是“美國夢”的翻版。隨著社會矛盾的深化，哪怕中國政府實施更加嚴格的媒體審查制度，都無法再遏制中國底層社會階級的聲音，更無法壓制有機知識分子為了社會正義、環境可持續發展以及一條更加公平的發展道路而發出的聲音(Zhao 2007, 2008a, Zhao and Duffy 2007)。正是在這一情境下，李民琪甚至樂觀地(2008, 92)認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大量產生，及其不斷增強的談判權力與組織能力，將不僅“使全球權力平衡再次有利于全球工人階級”，并使資本積累愈加困難，最終導致我們所知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制度的“終結”。如果地球的生態容量不能容納以西方消費資本主義為樣板的“中國崛起”或者“世界其余部分的崛起”，那么斯麥茲在《自行車之后》一文中，對轉變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關系，以及轉變其科技創新制度的必要性的激進堅持，在今天就顯得更加迫切與中肯。這不僅為了中國，更為了全人類生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這反過來又向傳播政治經濟學提出另一個緊迫的問題：當商業化的媒介系統因作為命脈的廣告收入減少而成為全球經濟危機的受害者時，民主傳播的挑戰與機遇又會是什么?鑒于美國主流媒體不僅不能對種種經濟泡沫起到應有的“制止”與監督作用，甚至或多或少地盲目支持“反恐戰爭”，我們有理由擔心，在支持同中國展開“即將到來的沖突”，進而再次動員美國的民族主義情感以取代國內階級沖突的道路上，美國媒體究竟能走多遠?哪種媒體結構、實踐和文化情感有助于美國以“非災難式道路”來處理它不可避免的衰落問題(Arrighi 2009, 83)?在全球秩序處于高度不確定性的階段中，美國媒體在描繪“中國崛起”時，能否超越其反共產主義與反華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嗎?在報道西藏以及其他民族獨立運動時，西方媒體能超越帝國主義和東方主義的遺產嗎?

　　不僅如此，為了克服生產過剩的危機，中國政府一方面通過增加中國社會底層階級的福利來刺激國內消費，另一方面向南半球欠發達地區，尤其是非洲，出口過剩的資本、生產力和基礎設施建設技能。這里我們有必要追問，這樣的發展又將如何重構非洲的階級、種族和國家政治的結構呢?在中非媒體關系這一領域，已經產生一些有意義的研究(Franks and Ribet，2009)。中國資本是如《人民日報》所聲稱的那樣，要在非洲的發展中創造一個“中國傳奇”，甚至培養“無國界的愛” (陽雨，謝光軍，2009)，或者如西方媒體所聲稱的那樣，正在推行“新殖民主義”?亦或比這兩種情況更加復雜?非洲在歐美領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下成為“被遺忘的大陸”后，中國能否成為“幫助非洲實現大跨越良性轉變的發展動力”嗎?亦或這個過程正在發生(Friedman 2009, 19)?“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意識形態遺產，無論受到何種磨損，它會在當前中國與非洲、阿拉伯以及拉美國家的經濟文化交往的實踐與話語中扮演緊要角色嗎?隨著經濟文化全球化新階段的到來，更多東-南、南-南金融、科技和文化流動逐漸形成，而一整套復制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中心輻射式”權力關系的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顯然難當重任——事實上這種思路一直存在缺陷。

　　最后，在全球政治經濟經歷巨大轉型以及不斷增加的社會不平等已經在南半球導致了更大程度的政治不穩定的情境下，有論者已經提出，“南方各國相互合作，改變游戲規則，符合各自的國家利益”，由此很可能產生出一個“新萬隆”，并且，在這樣的“新萬隆”中，從前的“第三世界”國家不僅具有政治和道義上的權威，更具有挑戰西方經濟的影響力(Palat 2008, 721, Arrighi 2009中文版)。如果2009年6月16日召開的“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領導人的首次峰會標志著“新萬隆”的初見雛形，那么，2013年3月26日在南非德班舉行的第5屆金磚國家峰會不僅因為有南非的參加以及加強非洲合作的主題而具備參與的廣泛性，也達成了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工商理事會等更具實質性的共識。

　　建立一個新的世界信息傳播秩序的理念與實踐，在20世紀70年代謀求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的運動中曾扮演過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當前信息資本主義的時代，信息傳播對各種地緣政治和文化認同的分界線進行定義或重新定義，進而在阻止或促進可能的“新萬隆”，或者更可能是許多“小萬隆”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與1970年代不同，當下，南方世界的媒介與傳播業已將自己融入到跨國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網絡之中。這一事實會不會使得他們在致力于維持新自由資本主義秩序中與西方壟斷媒體串通一氣?發生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北大西洋中心區域的“大眾傳播民主化的抗爭” (Hackett and Carroll 2006)會對此產生何種影響?西方、南半球以及全球的傳媒民主化運動的潛在關聯與親合性又是什么?在這些正在進行的斗爭中，政治經濟學家們如何自我定位?冷戰時期，斯麥茲等西方政治經濟學者對“第三世界國家”在獨立自主發展和抗擊資本主義等方面曾抱以不切實際的希望。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又有許多傳播學者把政治民主化和社會發展的希望不切實際地寄托在“跨國公民社會”身上——在2003年和2005年的“信息社會世界峰會”上，發展中國家幾乎成了“跨國公民社會”反對信息控制的防范對象。2 當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已破產，“跨國公民社會”業已去魅，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又如何定位自己與社會變革以及媒體民主化主體間的關系?

　　歷史、文化與中國“軟實力”：在新“文藝復興”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之間？

　　莫斯可認為，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于優先考慮社會變革與歷史轉變。然而，莫斯可也體認到，政治經濟研究“主要建諸于一種元敘述之上，這種元敘述將學科研究牢牢植根于西方白種男性智力活動的典型模式中”(2009，37)。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把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殖民擴張的開始視為它的歷史“時間零點”。然而，至少兩股知識流派挑戰了這種時間觀在理論層面的充分性，并對解釋“中國挑戰”提供了深刻的洞見。

　　第一種挑戰來自世界體系理論家，譬如弗蘭克(《白銀時代》,2000中譯本) 以及阿瑞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009 中譯本)等人。這些學者要么分析在西歐資本主義興起以前的世界經濟，并把東西方的中心——邊緣關系顛倒過來(弗蘭克)，要么詳述被殖民前中國的國家與市場的政治經濟情勢，闡述東亞的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阿瑞吉)，他們共同致力于去本質化地認識資本主義。緊要之處在于，他們力求避免把全球化等同于資本主義擴張(而這正是激進政治經濟學者對“全球化范式”的回應3)，因為他們堅持，有可能實現非資本主義全球化。正如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 2009 中譯本)所言，全球化非新鮮事物，更非魔咒，而是比西方帝國主義更宏大、影響更加深遠的世界歷史過程。意識到這一點，想象后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國際主義新模式，或者“批判性世界主義”才具有可行性——后資本主義全球化或“批判性世界主義”應是比“移動消費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Murdock,2006)更令人滿意的替代性愿景。

　　通過把市場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發展相區別，阿瑞吉為有關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方向的討論打開另一扇窗。在阿瑞吉看來，以市場為基礎的發展的本質不是由資本家的存在與否決定的，而是由從屬于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權力的形成，以及在追求外國領土與市場的過程中這一國家權力的軍事化所決定的，后者把歐洲的發展道路定義為資本主義，把中國明、清早期以市場為基礎的發展定義為非資本主義(2009 中譯本)。誠然，中國當前與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融合使它如今的市場經濟制度與明、清時期的市場經濟制度有著本質上的差異。但是，僅僅這一差異無法消除如下可能性：即“權力的領土邏輯”(無論是中國國家亦或包括中國在內的轉型國家群體)或許能使“權力的資本邏輯”居于從屬地位——從而結束哈維聲稱的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類型的帝國主義”(2009 中譯本)。盡管阿瑞吉強調，“意識形態領域的發展不是衡量社會現實的可靠指標”(2009 中譯本, 8，譯文稍有改動)，然而，中國國家政權繼續阻止私人資本家在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占據支配地位，并繼續調用社會主義話語以使自己合法化的這一事實，依然是影響中國社會轉型的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因素。我曾指出(Zhao 2008a)，社會主義話語為中國的底層社會階級及其有機知識分子在挑戰“剝奪積累”時，提供了強大的話語資源與意識形態合法性。就解決當前全球經濟危機而言，這一話語相對于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優越性”顯而易見。哈維(Harvey, 2009)曾不無幽默地指出，在美國，“哪怕有關國家干預的最曖昧的暗示都能導致政治騷動，更不用說國有化”。相反，在中國，盡管“由更富裕的黨員和新涌現的資產階級所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開始出現”，但“把財富重新分配給最貧困的社會群體的政策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絕對不存在任何障礙……而把這謾罵成‘社會主義’，或者更糟的‘共產主義’，只會讓人當笑料” (Harvey, 2009)。當然，哈維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實際擁有的主導地位的認識，有不少不切實際之處。 斯巴克斯(2009, 111)則更進一步指出，共產黨領導集體的再分配政策的出發點是“從資本家手里拯救資本主義而不是挑戰這個制度。” 這也許是對的，但我們不能因為這樣的動機就否定這些重新分配政策的效果，更不能因此否定社會主義話語對社會抗爭運動的意義。畢竟，社會權利需要一點一點地贏得，甚至還有可能經歷得而復失的曲折過程。正如我曾論述(2008a, 343)，“不僅官方的社會主義口號本身，還有這些口號被各種中國社會力量的挪用，以及不斷展開的使國家和市場從屬于勞動人民社會需要的社會運動，才是中國社會主義斗爭的要義所在”。

　　與世界體系理論家幾乎同步，后殖民學者則從文化角度挑戰了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深度。曼德尼(Mamdani,2007)曾闡述，假若沒有“知識范式”的轉變，或者“知識去殖民化”的過程——即從殖民地時期與前殖民地時期的歷史深度來重新審視現在，政治去殖民化的任務將無法徹底實現：

　　激進政治經濟學的一個不幸趨勢在于，它易于把可用的過去簡化為殖民時期。我們應該認識到，正是后殖民世界里的不同形式的本土主義——從種族化的黑人民族主義到種族化的民族主義再到宗教穆斯林和印度教民族主義，也即今天我們傾向于把它們叫做‘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東西——首先提出這個問題。他們指責那些自我標榜的現代主義知識分子是殖民統治者的蒼白翻版。他們強調了連接起各自社會歷史的必要性。但他們唯一的問題是，他們把殖民地時期當作人為強加和對真實歷史的背離而排除在外……這樣，他們便忽視了殖民主義的制度和知識遺產在當下是如何被復制的而無法充分理解當下(Mamdani 2007, 95–6)。

　　也就是說，曼德尼一方面肯定了本土主義者呼吁全面把握歷史的訴求的重要性，同時也察覺到，這一訴求因本土主義者對“真實性”的本質主義理解而遭遇嚴重扭曲。因此，“不是要回避本土主義者的批評，而是要以恩格斯在他對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批評中如何理解揚棄黑格爾的方式來揚棄它;同時，不僅要在批評中考慮什么是相關的、有效的和有力的，并要擺脫對起源和真實的偏見”(2007, 96)。

　　若要理解中國國家如何選擇性地利用中國本土文化傳統，曼德尼的觀點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參考框架。一方面，作為歐洲啟蒙運動和五四中國現代主義運動的馬克思主義繼承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堅定不移地建立起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并發展現代科學技術;另一方面，改革開放時代中，中國文化差異性再度得到國家與社會層面的肯定，有關“中國傳統文化有揚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能力”的文化政治宣稱最恰切無誤地表達了這一情形。誠然，這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存在一定的保守或反動傾向。某些舉措與全球化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制高度兼容。正如德里克所言，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生存不僅直接依賴于對差異的調和，更仰仗于透過再現技術將差異轉變為同質性內容的策略，這一“融合”策略只瞄準那些與資本主義擴張邏輯相容的差異化實踐活動(Dirlik 2002, 21)。中國不再僅僅滿足于批評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而是大刀闊斧地采納約瑟夫·奈(Joseph Nye)的“軟實力”概念，并通過媒體和文化機構努力使中國走向世界(Sun, 2010;Zhao, 2013)。2007年10與15日，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將加強中國的“軟實力”列為黨的政策目標 (Hu 2007)。毛澤東時代, 中國輸出革命思想;當下，中國在世界各地興建孔子學院。同時，中國的媒體產業也正在國家的支持和鼓勵下向海外市場擴張。

　　在更廣闊的文化思想領域，有關“中國傳統文化有揚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能力”的文化政治宣稱也反映出一種不斷增強的文化自信，以及中國“能夠為人類做出較大貢獻”的勃勃雄心。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于2009年5月8日在《人民日報》海外版頭版發表的題為《“迎接新時代的‘文藝復興’》的評論文章，正是這一話語的直接體現。作者認為，雖然西歐歷史上的“文藝復興把‘人’從‘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把生產力從封建社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是，到了今天，解放了的“人”的“過度膨脹”及其“對自然過度開發”和對“社會為所欲為”，導致了“單邊主義和恐怖主義的爭斗越演越烈”，同時，“‘人’對‘人’損人利己、爾虞我詐，次貸危機引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造成全球范圍的經濟衰退和恐慌。”因此，時代“呼喚著一場新的文藝復興，必須把過度膨脹的人還原為一個“和諧”的人。”作者進一步指出，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因應著這個時代要求。英國的歷史學家湯因比說過，“避免人類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 中國政府已經提出了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對外“共建和諧世界”的“雙和模式”，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這體現了中華文化的深邃智慧，涵蓋了新的文藝復興的核心思想內涵——人類社會的全面發展、和諧發展、科學發展，自覺地因應著新的時代要求，肩負著新的時代使命(葉，2009)。

　　值得注意的是，通篇文章里，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制度的批判難覓蹤影，階級分析更消失無蹤，只有對人性淪落的泛泛批評之詞。無論我們把這視為文化自信的必要表達，亦或在社會主義話語受貶的情境下一種爭取國內外文化領導權的策略性話語退讓，又或將之視為對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掩飾與迷惑，甚至是中華文化本質主義甚至沙文主義的表達，它都是21世紀跨文化政治經濟分析在理解“中國挑戰”時必須面對的新文化政治。

　　當然，中國官方話語也沒有完全埋葬國際共產主義傳統。例如，曾發表呼喚新“文藝復興”評論的同一《人民日報》專欄就在2009年5月30日刊發了外交專家吳建民涉及這一傳統的文章。該觀點認為，隨著“中國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在增大”，在有關“世界向何處去”的討論中，“我們中國人必須一方面堅定維護和發展中國的國家利益，另一方面又必須考慮人類的共同利益，占領道義的制高點。” 在吳建民看來，西方大國打著“民主和人權”的旗號追求本國或者一部分西方國家的利益的做法“已經碰壁，” 相反，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立意很高，它不僅考慮到被壓迫的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且考慮全人類的利益，要“解放全人類”。盡管今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但是它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這是不容置疑的。在今天的國際形勢下，我們可能需要繼承這樣一個好的傳統，既考慮中華民族的利益，也考慮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我相信，我們這樣做，就一定能夠立于不敗之地，中國的崛起不僅會造福于中國人民，也會造福于全人類 (吳，2009)。

　　更引人注意的是，作為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不斷涌現的社會矛盾的辯證回應，甚至毛澤東時代的激進話語也在中國的網絡空間上開始復興。2012年中共18大召開前圍繞“重慶模式”和薄熙來的政治與傳播斗爭中，左翼網絡網聲音受到國家權力的嚴厲打壓 (Zhao, 2012)。然而，撲朔離迷的是，18大后，不僅官方話語沒有如右翼知識分子所愿，在對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建設采取歷史虛無主義的道路上狂奔，激進左翼意識形態在中國民間又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態勢。

　　在斯麥茲于1971年至1972年間對中國的研究中，他試圖向他的東道主解釋西方模式的電視系統如何嵌入消費資本主義的威權社會關系之中。他建議中國設計一個更民主的“雙向電視”系統，作為另類選擇，并將這一系統設想為“電子大字報系統”，一個“大字報”的新版本，畢竟，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將大字報視為實踐“大眾民主”的重要傳播方式。本文開篇引言曾指出，為了實現中國改革時代經濟政策的根本性轉變，斯麥茲甚至提到了“第二次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這一點令那些遭受文化大革命之苦的中國后毛澤東時代的官僚和精英知識分子深感恐懼。在中國官方話語中，更加平衡與客觀地評價文化大革命，依然屬于禁忌，即便如此，中國激進民主實驗的遺產卻在一個更加多變和多元的中國傳播體系中頑強地生存下來。例如，2008年6月，胡錦濤訪問人民網“強國論壇”，并聲稱他的領導集團一直關注網絡聲音，一些網民很快將他的訪問描述為毛澤東式的“大眾民主”在數字時代的體現。在這些網民眼里，在由官僚、商人和精英知識分子組成的中國“鐵三角”集團所主導的印刷和廣播媒體機構之外，網絡為自下而上的大眾傳播開辟了空間。值得一提的是，在線論壇與博客頗有爭議地重新激活了文化大革命時代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導致了某網民將其描述為“文化革命的新形式”(吾將上下而求索，2008)。另一位網民(蘇，2008)更認為，這是一場遠比40年前第一次“文革”“更深刻、更廣闊”的文化革命，它的目標是“探討中國發展道路”，“進行意識形態斗爭”，“批判修正主義禍害”，“揭露帝國主義的本質”以及“探討繼續革命的問題”。雖然這一新形式的文化革命依然處于嚴密的網絡審查下，許多在2012年的政治斗爭中被強行關閉的左翼網站如今仍未復活，而“文革余孽”依舊是政治打擊的致命話語武器，但是，斯麥茲的在天之靈或許會因以上的網絡左翼言論的出現而感到一絲欣慰。

　　社會主義失敗論之后是什么？或者，重新從頭再來嗎？

　　接下來是什么?顯然，中國替代美國成為以弱肉強食為法則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下一個霸主的預測不具備吸引力，盡管這或許是中國某些政治經濟精英和中華沙文主義者私下懷揣的夢想。同時，馬克思也并沒有繪制出一幅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清晰路線圖。不過，正如我在田野調查時遇到的一位廣東電影經銷商所言，只要社會不公存在，共產主義觀念就永遠不會過時。4 這一立場不一定有代表性，但這位屬于中國“中產階級”的非共產黨員能持有這般觀點，不可不謂是共產主義觀念在中國難以被輕易抹去的印證。

　　正如共產主義既是一種觀念，又是一個回應真實世界的對抗性社會運動，同樣，傳播政治經濟學既是一門學科，又是一種解放性的實踐。齊澤克(Slavoj Zizek，2009: 53–4))指出，資本主義中有四種對抗性可能阻止它的無限擴張與延續：“生態災難將要降臨的威脅;所謂的知識產權作為私有財產的不正當性;新科技、尤其生物遺傳領域中新科技發展的社會——倫理含義;最后也最關鍵，社會隔離的新形式——新圍墻和貧民窟。”在此情形下，“新的解放政治將不再是某一特定社會主體的行為，而是不同社會主體力量的爆炸性組合。與無產階級‘除了鎖鏈，一無所有’的典型形象相反，把我們團結起來的，正是我們正處于失去一切的危險”。然而，齊澤克堅持，前三個對抗性與文化“公共財”和人類的內外自然相關，而第四個對抗性，“指涉被社會排斥的人，無疑表明共產主義這一術語具有合理性” (2009: 54)。正因如此，隨著資本主義的危機在2008年以后的加深，以及世界各地那些“被排除在外”的99%民眾抗爭的風起云涌，從《共產主義觀念》(Ali, 2009;Douzinas and ?i?ek, 2010)到《共產主義假設》(Badiou, 2010)再到《共產主義地平線》(Dean, 2012)，西方學術界有關共產主義思想的討論持續升溫，連深受反共冷戰思維影響的傳播學界也不甘落后，出版了《馬克思回來了》特刊(Fuchs and Mosco, 2012)。

　　在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在平等的條件下融入現代世界體系的努力與斗爭，產生了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中國崛起。這已經引發恐懼情緒，激發了左翼犬儒主義，甚至失敗論的聲音，但在西方學術界，一種不斷壯大的聲音表達了對中國的希望，阿瑞吉就是其中之一。他2007年出版的《亞當·斯密在北京》一書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對中國的發展模式進行一種新的世界政治經濟歷史分析，并希冀“以自我為中心、以市場為基礎的發展，無剝奪積累、人力而非非人力資源的流動，以及民眾參與政策制定的政府等”傳統，有可能使中國“為真正尊重文化差異的文明聯邦的出現作出決定性貢獻” (2009中譯本, 392,譯文稍有改動)。另一方面，如果這一轉向失敗，阿瑞吉擔心，“中國很可能成為新的政治和社會動蕩的中心，這將促使北方國家重建四分五裂的全球霸權的努力，或……協助人類在與冷戰世界秩序的清算相伴的暴力升級的恐怖(或榮譽)中燃燒”(2009中譯本:392，譯文稍有改動)。

　　阿瑞吉也強調指出 (2009, 79)，“中國農民和工人有著在全世界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千年抗爭傳統”。正是這種傳統，以及中國在資本主義體系邊緣地帶不堪忍受的發展狀況，首先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的興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也正由于這種傳統，以及改革開放時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出現的新的不公與令人發指的惡劣條件，引發各種各樣社會主體的抵抗在各個領域中頻頻出現：工人罷工、農民抗爭、民族騷亂、環境沖突、法律挑戰、民主游行、地方選舉紛爭、類宗教挑戰、甚至大規模自殺(Perry and Selden, 2003)。這些錯綜復雜并相互滲透的斗爭采用多種傳播形式——從工人用博客反對私有化到農民在反非法征地中把錄像帶傳給外國記者，再到農村老奶奶用擴音器呼吁維護鄉村選舉的公正性 (Zhao 1998, 2003, 2007, 2008a, Zhao and Duffy 2007)。正如齊澤克(2009, 55)提醒我們，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們侵入社會政治空間的名義正是“民主”。在中國，這始于一系列革命活動——它導致“人民主權”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基礎被正式確定下來，未來，這一“民主”還將在爭取中國未竟的民主事業的斗爭中繼續。

　　正如我在本文開頭論述的，在傳播政治經濟學領域里，對于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特質的學術性思考發端于斯麥茲。而今天，理解“中國挑戰”已變得更加急迫。同時，從傳播視角研究中國的知識群體也迅速擴大，他們的研究模式也多種多樣。四十多年前，斯麥茲只能靠閱讀官方文件并通過翻譯采訪精英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今天，研究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們已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機會。工作才剛剛開始。這是一個有趣的時代，更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

　　參考文獻：略

　　(本文發表于《傳播與社會》學刊2014年總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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