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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貧困化

陶大鏞 · 2015-04-26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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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的貧困、失業是資本主義的痼疾,不消滅資本主義,它們就不可能徹底地被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無產階級貧困化,是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對過剩人口規律發生作用的必然結果。

  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二次大戰后某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的迅速發展,使不少人眼花繚亂,把這看成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奇跡”,認為它是資本主義“新階段”的一種“活力的表現”,甚至有些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科學論斷也發生了懷疑。面對現實,我們必須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新的變化及其特點,進行實事求是的認真研究,對具體向題作具體分析,通過集體的努力和多方面的探素,得出恰如其分、具有說服力的結論。本文僅就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貧困化的一些理論問題、特別是當前我國經濟學界所爭論的絕對貧困化問題,談談自己的一些膚淺的看法,并向大家請教。

  一、問題的提出

  國外學術界在無產階級貧困化向題上的爭論,由來已久,從這個問題的提出到它引起各方面的重視和熱烈討論,并不是偶然的。《資本論》第1卷出版(1867年)后,關于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理論,就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長期論戰的中心問題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國際修正主義頭子伯恩斯坦借口時代的變化,挖空心思地用所謂“經濟發展中的新材料”,來否認生產和資本集中過程的加強,美化壟斷組織,吹噓“現代經濟的適應能力”,揚言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已經“過時”,公然提出要“修正”馬克思主義。但是,隨著白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世界歷史進人了一個轉折時期,即由巴黎公社以后的資本主義“和平”發展時期,進入一個新的經濟動蕩時期。1890年、1900年和1907年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危機,給了修正主義的謬論以有力的反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經歷了一段暫時“穩定”時期,右翼社會黨人又大喊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重彈老修正主義者的舊調。

  可是,好景不長,1929一1933年的經濟危機,席卷和震撼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使千百萬無產者和其他勞動群眾遭受貧困和苦難,更給上述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以無情的回擊,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就不大聽到這類逆耳的曲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各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實力有了大幅度的增長,五十年代中期以來,日本和西德在經濟上的跳躍式的發展,更引起人們的注目和驚奇。與此同時,主要資本主義各國居民時消費水平,也比戰后初期有了比較明顯的提高。于是,在1955一1956年前后,從西歐到日本,各國經濟學家對無產階級貧困化問題又展開了新的論戰,比過去更加激烈,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對絕對貧困化向題的討論也比較深人。不用說,一些現代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者都把矛頭直接指向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英國工黨右翼理論家約翰•斯特拉徹(Jhonstrahcey)就是當時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借口所謂新資本主義的“繁榮景象”以及勞動人民所取得的“高度生活水平”,斷言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貧困化的規律已經不發生作用了,甚至把他臆造的所謂“愈益貧困化的學說”強加于馬克思,妄圖論證這是“馬克思整個思想體系和預言中最大的錯誤”,聲稱他不但要“否定馬克思的這一預言”,還要把馬克思的“所有其他預言,也都認為是紙上談兵,不值一駁。”其勢洶洶,不可一世。

  曾幾何時,1957一1958年的經濟危機,不僅從美國竟蔓延到西歐、日本和加拿大,也沖擊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從此,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空前加劇,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性和通貨膨脹的惡性發展,就像一股颶風,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景象”吹散了,他們所吹噓的勞動人民的“高度生活水平”已黯淡失色了。難怪資產階級學者要驚呼“在六十年代早期,貧困在美國又被重新發現,”。通過各種渠道(如出國訪問、電視報導、書刊介紹等),大家對當前各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經濟狀況,有了不少感性認識,透過現象,摸清本質,在分析研究的過程中,大家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各抒己見,熱烈爭鳴,這是一個十分可喜的現象.

  二、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的科學根據

  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理論,是從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所得出的科學結論。生產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在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作用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一方面是資本積聚和資本集中的過程、是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相對過剩人口護大的過程,同時也是無產階級經濟狀況趨于惡化的過程。馬克思依據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揭示了資本積累所引起的資產階級的財富積累與無產階級的貧困積累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科學地論證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貧困化的必然性。他指出:“一切生產剩余價位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一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見,隨著資本的積累,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要按同一程度趨于惡化。最后,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保持均衡的規律把工人牢牢地釘在資本上”。“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規律。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奴隸狀態、無知、粗野和精神頑廢的積累。”這就是說,隨著資本的積累和財富的不斷增長,無產階級的地位和命運必然趨于惡化。前面這段話,就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貧困化規律所表述的墓本內容,它揭示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經濟利益的根本對立,指明了無產階級貧困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恩格斯在他晚年(1892年)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所寫的英文版序言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欺壓現象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因此,從根本上說來,無產階級要真正擺脫貧困和從屬于資本的奴役地位,只有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別的出路是沒有的。因為,把工人釘在資本上的那條規律,用馬克思白己的話來說,比希臘神話中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高加索山頂的峭巖上還牢!很明顯,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理論,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它是不容割裂的。在國內學術界的這次討論 ,有些同志把無產階級貧困化規律分為相對貧困化規律和絕對貧困化規律來論述,并且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條件下,相對貧困化規律繼續發生作用,絕對貧困化規律已經不起作用;有些同志還主張把貧困化規律具體化為無產階級的社會貧困化和有時是物質貧困化,來代替相對貧困化規律和絕對貧困化規律。

  我認為這樣的劃分,是不妥當的。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雖然并沒有明確地運用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這兩個范疇,但在馬克思和思格斯的一系列著作中,他倆在闡述無產階級貧困化的過程時,已經提到了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的各種表現,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貧困化的規律。這是一條統一的規律,如果把它割裂為二,或者否定其中之一(指否定“絕對貧困化”)的作用,那在實際上無異于改造或取消這條統一的規律了。其實,在前面所引《資本論》第1卷的那段語錄中,馬克思已經完整地概述了無產階級貧困化的內容及其表現形式,當然也包含著絕對貧困化的意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指出:“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并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愈來愈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之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7年)《雇傭勞動與資本》中,也分別提到了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這兩種情況。他既指出:“資本的價值比勞動的價值提高了。(在1891年的版本中,改為“資本所得的份額比勞動所得的份傾提高了”。)社會財富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更不平衡了。資本家用同樣多的資本支配著更多的勞動。資本家階級支配工人階級的權力增加了,工人的社會地位更壞了,比起資本家的地位來又降低了一級。”同時又指出:“分工和采用機器的范圍愈擴大,工人之間的競爭就愈激烈,他們的工資就愈減少”。“- 加之,工人階級還從較高的社會階層中得到補充;降落到無產階級隊伍里來的有大批小產業家和小食利者,伸手出來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愈來愈稠密,而這些手本身則愈來愈消瘦。”

  從相對貧困化到絕對貧困化,這里分明都描述了,只是馬克思并沒有直接用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的提法,而是認定兩者同時存在于無產階級的實際生活中,它們是同一個貧困化過程的兩個方面,沒有必要把它們割裂開來,所以,他是把兩者作為一個統一的無產階級貧困化規律提出來的。此外,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工資、價格和利潤》、《哥達綱領批判》以及思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論住宅向題》等著作中,也從各個方面論述了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種種表現。列寧在批判伯思施坦之流所散布的“貧困化理論”的陳詞濫調時,曾堅決主張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4章上的那旬名言(即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隨著資本的積累使得工人階級的“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寫進黨的綱領中去。因為“這句話十分正確地說明了資本主義墓本的和重大的特性”,“概括了工人群眾最難忍受和最為憤慨的許多現象(失業、微薄的工資、吃不飽、挨餓、資本的嚴酷紀律、賣淫、奴仆的增加等等,等等)”,并且“說明了資本主義致命的后果以及工人債慨的必然性。”它不僅僅是物質生活方面的貧困,也包括了經濟上受剝削、政治上受壓迫、精神上的奴役等多方面的因素。十分清楚,這句名言跟前引《資本論》第1卷的那段語錄一樣,就是馬克思對無產階級貧困化規律所表述的核心內容,是馬克思和列寧對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種種表現所作的科學概括。長期以來,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中,我們對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理論,都習慣,于從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兩個方面來講解,很少把這兩者作為統一的貧困化規律來論}迷。在這次討論中,還流行著一種看法:當年伯恩施坦否認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理論,考茨基對他進行了批判,首先提出了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這兩個范疇,后來列寧在批判伯思施坦和考茨基的時候,就把它沿用了下來。

  在這里,有兩點必須認清:

  第一,考茨基把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理論區分為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并且把“絕對貧困化”作為一個規律提了出來,這樣,他就把馬克思所表述的一條統一的無產階級貧困化規律割裂開來了;從此,關于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問題上的論爭,就圍繞著“相對”還是“絕對”而糾纏不清。

  第二,在列寧的一些著作中,特別是分析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狀況時,曾從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的不同角度來考察,并且運用了“相對”和“絕對”這兩個范疇,這主要是為了便于分析和說明向題,為了便于分別從社會的意義和物質的意義上來理解問題,并不是要把一條統一的無產階級貧困化規律分割為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兩個規律。他堅持把馬克思在《資本論》上的那句名言寫進黨綱中去,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困化》一文中,他確實分別提到了“工人的相對貧困化”和“工人的貧困化是絕對的”,但從全文來看,我認為主要還是針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其他機會主義的謬論,痛斥其“全部宜偽性”,從多方面、包括從“群眾的物質福利”方面,來論證“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增長著,而工人群眾卻日益貧困”,以捍衛馬克思的貧困化理論。他講了絕對貧困化,又講相對貧困化,為了闡明問題,并沒有把兩者截然分開,事實上有些材料對兩方面都是有關的。何況,列寧在其他場合論述到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時,每每把兩者相提而論。比如,在《對普列漢諾夫的第一個綱領草案的意見》一文中,他針對草案中所提到的“危機的后果—狀況的相對的和絕對的惡化”這句之后,就認為應該“直接指出工人和小生產者的失業和貧困”,再如:在《修改黨綱的材料》(1917年4一5月)這篇重要文獻中,他又提到危機和工業停滯時期“迅速地引起工人階級狀況的相對的而有時是絕對的惡化。”。所以,列寧雖然不止一次地運用了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這兩個范疇,但跟考茨墓不同,他是把無產階級貧困化規律作為一條統一的規律來對待的。

  必須指出,在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一方面,絕對貧困化不能離開相對貧困化而存在,另一方面,在相對貧困化中也包含著絕對貧困化。從前者來看,由于絕對貧困化是資本對勞動剝削的結果,它不能離開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而存在,絕對貧困化的增長就意味著資本對勞動剝削的加重,同時也意味著相對貧困化的加深,我們決不能把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撇在一邊,來孤立地考察絕對貧困化,從后者來看,隨著社會財富的分配愈來愈不平等,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以及勞動對資本的依賴程度增大起來,從而工人所受的剝削和壓迫隨之加深,這就意味著相對貧困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起著加深絕對貧困化的作用。正因為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理論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無產階級貧困化規律是一條統一的規律,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認定: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無產階級貧困化規律就一定發生作用,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盡管工人階級的狀況存在著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的兩種情況,但作為統一的無產階級貧困化規律,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始終發生作用的。我們不能因為某個時期、在某個國家、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有了某種程度的改善,就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發生動搖,如果認為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只存在一條相對貧困化現律、另一條所謂“絕對貧困化規律”已經不起作用,那在實際上等于否定了無產階級貧困化這條客觀規律,至少是把這條統一的規律“改造”成為“跳行的”規律,它顯然是缺乏科學根據的,因而是站不住腳的。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對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的研究,僅僅限于馬克思對貧困化規律所表述的核心內容或列寧堅持寫進黨綱中的那句名言。因為,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無產階級的狀況必然要發生變化,其貧困化的表現跟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相比,是大不一樣的。正如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時所指出:“象其他一切規律一樣,這個規律在實現中也會由于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這里提到的“各種各樣的情況”,當然包括多方面的因素。所以,我們在考察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的狀況時,必須考慮到各國的社會歷史條件、經濟發展程度、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傳統生活習慣等因素,決不能機械地一刀切,這是不容忽視的。列寧曾經指出:“貧困的增長不是就物質意義,而是就社會意義來說,也就是說,資產階級和整個社會的不斷提高的消費水平同勞動群眾的生活水平愈來愈不適應。”還有,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理論,作為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當然是普遍的真理,它就無例外地適用于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因為某個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和生活水平比較高,它就不再存在貧困化的情況了。恩格斯深刻地指出:“拿美國來比較,情況特別明顯。當然,美國工人階級所處的外部環境和英國工人很不相同,但是,無論在英國或美國,都是同樣的經濟規律在起作用,所以產生的結果雖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卻仍然是屬于同一性質的。”為了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我們在探討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貧困化問題時,必須著眼于各國整個工人階級的狀況:既要看到在業工人的生活狀況,也要看到失業工人的悲慘遭遇,既要分析工人在經濟上所受的剝削,也要正視他們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所受的摧殘;既要了解工人在經濟高漲時期的情形,也要洞察他們在危機階段的痛苦處境。

  在今天,我們考察戰后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貧困化問題的時候,不僅要把廣大工人群眾同享有特權的少數工人或工人貴族嚴格區別開來,更應放眼世界,看到廣大亞非拉地區的億萬勞動群眾仍然處于赤貧狀態之中。馬克思在《工資》這篇手稿中早就指出:“在談到工資的降低或提高的時候,永遠也不應該忽視整個世界市場和各個國家工人的狀況。”特別要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已經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對這些“各種各樣的情況”,我們也要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指導,更好地闡述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貧困化規律的作用及其表現形式。

  三、對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的基本認識

  既然說,無產階級貧困化規律在實現中會由于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這就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是相對貧困化還是絕對貧困化,其共同內容和表現形式決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目前國內學術界的討論中,大家對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的看法,分歧不大。

  一般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愈來愈重,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分配愈來愈不平等,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的鴻溝日益擴大和加深。但是,對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的理解,特別是對戰后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否存在絕對貧困化的情況,見仁見智,莫衷一是。現在,試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談談自己對這個問題的一些認識。

  在過去的教學中,一講到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我們都習慣于引用列寧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困化》一文中提到的一段話:“工人的貧困化是絕對的,就是說,他們簡直愈來愈窮,生活更壞,吃得更差,更吃不飽,更要擠在地窖和閣樓里。”列寧當年(1912年11月)根據所得的材料,針對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后三十年中德國工人的生活狀況作出這樣的結論,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列寧作了對比,由于在同一時期內,工人的工資平均只增加25%,而生活費用卻至少上升了40%,衣、食、住都漲了價,這樣,就產生了絕對貧困化的現象。所以,概括說來,絕對貧困化是指無產階級生活狀況的絕對惡化、或生活水平的絕對下降。這種情況,不僅出現于當時的德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期階段,許多國家都存在過同樣的現象。但是,列寧在這里沒有把絕對惡化的生活狀況說成是持續不變或每況愈下的現象,更沒有把絕對貧困化表述為一條特有的經濟規律,而是把它看作是在特定條件下和一定時期內有時出現的情況。如果我們把列寧的這段話狹義地理解為工人階級生活水平不斷地日益地下降,顯然違背了列寧的原意,也不符合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現實。早在1902年,列寧在《對普列漢諾夫的第二個綱領草案的意見》這篇文獻中就已說過:“我同樣認為,指出資本列寧把這些地區稱為資本主義的“邊疆”,指資本主義開始浸入的地方,也指一般還保存著落后生產方式的國民經濟部門。主義制度下‘群眾的窮苦和貧困’是十分必要的。我不主張說絕對地日益窮苦和貧困”。同年春,列寧在《對委員會的綱領草案的意見》這份手稿中,更明確地指出:“`不斷遭到各種各樣的貧困’—這是從我的草案中抄來的,不很恰當。我沒有說過不斷遭到貧困。‘各種各樣的’就包含著‘絕對的’意思。因此,談到群眾的貧困,就應當稍微有些不同。”

  到1919年,在《俄共(布)黨綱草案》這一文獻中,列寧對這個問題作了更完整的闡述:“危機和工業停滯時期使小生產著更加陷于破產,使雇傭勞動更加依賴資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階級狀況的相對的而有時是絕對的惡化。”所以,列寧并沒有把絕對貧困化看作長期不變的必然趨勢,而是把它看作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有時出現的經濟現象。如果我們把絕對貧困化形而上學地理解為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逐年、逐月、逐日地不斷下降,那就是對馬克思{主義貧困化理論的一種誤解。我們探討無產階級的絕對貧困化,不能不涉及工資與勞動力價值的變動情況。在過去的,教學中,通常都把實際工資的降低看作是絕對貧困化的重要表現之一,并且認定工資低于勞動力價值是一個長期不變的現象。

  對于這個向題,我認為也不能絕對化、簡單化地去理解,、必須進行具體的分析。

  誰都知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的勞動力是商品,跟其他商品一,樣,它的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這種商品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或者說,它取決于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取決于維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所必需的全部消費品的價值。而工資則是勞動力價值的貨幣表現,即勞動力的價格。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于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作用,特別是由`于相對過剩人口的大量存在,工資每每被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馬克思在1865年所作的那篇報告《工資、價格和利潤》中曾說:“資本主義生產的總趨勢不是引起工資平均水乎的提高,而是引起這個水平的降低。”恩格斯直到晚年還不止一次地強調,“一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價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上,另一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平均價格照例降低到這種、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上。這兩條規律以自動機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對工人起著作用,用它們的輪子壓軋著工人。”所以,我們完全撇開工資與勞動力價值的對比關系來論述絕對貧困化問題是不妥當的,另一方面,從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過程來看,如果我們機械地根據馬克思.的這段話,就斷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所得的實際工資必然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并持以判定這是絕對貧困化的首要標志,也是不全面的。因為,馬克思在這里主要是就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趨勢來論述的,他在同一著作中也強調了“工人為工資水平進行的斗爭”、“工人為提高工資的努力……而與資本家斗爭的必要性”這種斗爭可能使工資有所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工資的下降,這是另外一種相反的趨勢,它取決于社會階級斗爭的力量對比。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總的來說,隨著工人組織性的加強,他們的反抗力量也在增長,所以工人的一般狀況,平均說來,有所改善”、。同時,馬克思在這里講到工資平均水平的下降趨勢,所指的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降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要弄清這個問題,就必須對勞動力價值的構成進行一番考察。勞動力是一種特殊商品,決定這種商品價值的,不僅有一個純生理的因素,還包含著一個歷史的或社會的因素。一方面,每個國家的氣候和其他自然條件不同,衣、食、住、行和取暖等生活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工人及其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及其構成也是歷史的產物,它取決于一個國家經濟、文化發展的水平、工人階級形成的條件以及歷史傳統、社會風俗等等因素。

  可見,勞動力價值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數,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仍舊不變的條件下也是一個變數。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價值的本身也是發生變化的,它的決定是一個復雜的、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過程:一方面,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將會縮短,生活資料的價值將會下降,從而使勞動力價值趨于下降,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文化水平的提高,工人必要生活資料的范圍和數量將會擴大和增多,`使勞動力價值的最低界限、即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要的生理界限有所提高。同時,科技革命對資本主義生產結構所引起的變化,要求工人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和科學知識,這筆培養、教育的費用,也會使勞動力價值趨于上升。這表明,隨著現代化社會生產的發展,勞動力這個商品的正常質量也在不斷提高。為了維持這種勞動力的再生產,今天所需要的物質資料和精神資料顯然比過去要多得多,明天所需要的資料將會更多。因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因此,我們對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會的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去衡最的。因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是相對的。”、這就是說,相對于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來說,不同的社會發展水平,就有不同的社會需要。總的說來,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工人階級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品種乃至質量,將會不斷地有所增長和提高。

  以美國為例,從1945年到1970年,每人每年平均消費的白糖增加了31磅〔從77磅增到108磅),牛肉增加了79%(從56磅增到84磅),家禽增加了一倍以上。在1932年,美國家庭使用電冰箱和收音機的,分別占到12%和61%,到1971年已經普及到每戶家庭。在1910年,汽車還是奢侈品,只有1%的家庭擁有它,到1970年,已增為79%。在1900年,僅有5%的住戶擁有電話,1970年已經增為83%。目前,隨著消費構成的變化,美國家庭預算的內容也跟過去大不一樣。食物和一般日用必需品的開支所占的比例趨于下降,而房租、交通費、電話費、保險費(如房屋保險、汽車保險、以及其他社會保險)、醫藥費、教育費等的負擔,則在加重。

  拿教育費來說,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雖是免費的,但高等院校的學費很高,一般家庭如有一、二個子女進大學,就負擔不起。(據今年調查,私立大學如紐約大學等,每人每年學費約需7,000美元上下;公立大學如威斯康星大學,也需5,000美元左右。)至于家俱費,也負擔不輕。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1978年初的調查,一個普通的四口之家(包括夫婦和兩個子女)光是交納的稅收一項,約占開支的22%,加上各種保險費,就達全部開支的27.8%,另外兩項最大的開支是住房(包括房租、家俱、房屋維修、取暖、燃料等)和交通費,約占全部費用的一半。根據現有的資產階級統計資料,要對勞動力價值作出精確的估算,還很不容易。.但是,總的說來,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將會增加,生產這些產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將會縮短,或者說,勞動力價值的物質內容將會呈現增長的趨勢。

  “但是,在一定的國家,在一定的時期,必要生活資料的平均范圍是一定的。”我們從資產階級政府的另外一些官方統計中,還可求得相當于勞動力價值的近似值。六十年代以來,美國官方編有各年的三類家庭預算,包括較低的、中間的和較高的收人數字,其中較低的一類,屬于“貧困線”的范疇,處于“貧困線”以下的家庭就難于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標準。在1964年,美國官方規定城市一個四口之家的最低收人標準是3,169美元,1970年為3986美元,1973年增為4200美元,現在早已超過6,000美元。這個數字,并不足以反映真實的情況。因為,全部收人是按納稅前計算的,如果扣去各項稅收(所得稅、社會保險稅等),勢必有更多的家庭劃人“貧困線”以內。據密契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的估計,在1959年,這類難于維持最低生活的家庭,有20%是生活在貧困之中。據奧納蒂估計,在六十年代,美國約有20%的人口過著這樣貧困的生活。邁斯納經過綜合分析,認為“不論基于何種資料,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美國家庭沽計在17%一23%之間。”一位負責美國救濟事務的官員施賴弗曾公開承認:“在美國的空前繁榮之中,卻存在著自相矛盾的貧困—盡管來自國外的訪問者往往無法看到。在1965年,估計有三千二百萬人,或占總人口六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困苦或接近困苦的狀況中,其中16歲以下的兒童有一千三百萬人。”

  進人七十年代,在美國總人口中,處于“貧困線”以下的人數所占的百分比雖已從1960年的22.2%降為1976年的11.8%,但其絕對數字估計仍不下二千萬人。不用說,靠這部分美國勞動人民的實際收入,要得到一切必需的營養、醫療或文娛來保持健康、恢復疲勞或精神緊張,或者說,要完全補償勞動力的消耗,是不大可能的。“這樣一來,勞動力就只能在萎縮的狀態下維持和發揮”難免陷于絕對貧困化的境地。據美國農業部1965年的調查,有14%的美國家庭每年收入在3,000美元以下的,得不到必需的食物熱量。另有10%的美國家庭每年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上的,也難于得到足夠的熱量。另一位美國學者帕克也這樣認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通常都把美國描述為富裕的社會。……這完全是對現實的一種歪曲。這種趨向只能證明它影響一個部分,并不是指整個社會。”

  “今天,全國200名最大富豪所擁有的全部財富超過黑非洲任何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而普通工廠工人每周拿回家的平均工資只有100美元。占人口10%的富翁每年所享的收入超過占人口一半的窮人。人口只占全國的2%,他們卻控制著全國財富的三分之一,可是,幾乎一半的美國家庭只擁有500美元以下的儲蓄,其中的五分之一家庭則毫無儲蓄。”“全國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還有一半的人生活在政府稱之為`相當舒適’的家庭預算的水平之下。有些場合甚至對現實還有更大的歪曲。”

  限于時間和條件,我手頭只能查閱到前面所引的這部分材料,它們大多來自官方或學術機構,并非為了聳人聽故作驚人之筆。所以,我認為這些材料大體上反映了美國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的實際生活狀況,從而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也反映了一般工人平均工資低于勞動力價值的實際情況。美國如此,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也就可想而知。因而,我們切切不可根據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宗工人階級的消費水平有了明顯的增長,看到電冰箱、電話機、洗衣機、吸塵機、彩色電視機、高頻對話機、空氣調節設備等已經進入了一般家庭的日常生活,就據以否定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的存在,應該透過現象,進一步去認清本質,這是十分重要的。前面提到,無產階級的絕對貧困化是一個復雜的、多種因素發生影響的過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剩余余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作用,把實際工資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的情況必然會存在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在論述剩余價值翻的生產的那幾篇里,我.們總是假定工資至少和勞動力的價值相等。但是,把工資強行壓低到這一價值以下,在實際運動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不能不對這一點略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內,這實際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費基金轉化為資本的積累資金。”如果看不到這一點,當然無異千否定無產階級貧困化規律的作用。但是,我們承認工資低于勞動力價值是絕對貧困化的重要標志之一,卻不是在任何情況下把它看成是唯一的、首要的標志。因為,工資低于勞動力價值所反映的是工資同勞動力價值之間的對比關系,它既存在于實際工資趨于下降的情況下,也能存在于實際工資趨于上升的情況下。我們知道,實際工資是指工人的貨幣工資所能實際肋買到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工人階級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量既會增加,或者說,勞動力價值按其物質內容來說既會呈現增長的趨勢,因而,從長期來看,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所得的實際工資,也相應地呈現著增長的趨勢。.當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增長的幅度是不同的。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次大戰前的將近一個世紀中,英、德、法、美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是不斷上升的,有些國家增長得快些(如美國),有些國家則增長得慢些(如德國)。一般說來,隨著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周期循環,各國工人所得的實際工資最不斷變動的,升降幅度也有差異,基本情狀是:在危機和蕭條階段,實際工資聳于下降,進人復蘇和高漲階段,實際工資又逐漸回升,甚至高于危機前的水平。在戰爭年代里,情況比較復雜,通常參戰國或戰敗國工人群眾的生活狀況趨于惡化必,而某些在戰爭中大發其肘的國家(如兩次大戰期間的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還能有所提高。從各國發表的歷史統計資料中,我們對工資與勞動力價值的對比關系雖然難于求得精確的數字,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并非逐年、.逐月、逐日地不斷下降,他們有時生活在絕對貧困的深淵里,有時的生活狀況也會有所改善。正如恩格斯在1892年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所寫的序言中所指出:“這本書里所描寫的情況,就英國而言,現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為過去。”1891年他在批判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綱領草案》中關于“無產者`的人數和貧困越來越增長”的提法時,更明確地指出:“這樣絕對地說是不正確的。工人的組織,他們的不斷增強的抵抗,會在可能范圍內給貧困的增長造成某些障礙。而肯定增長的,是生活的無保障”。在《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國》一文中,恩格斯論述到1848年革命后的巨大變革時還曾說過:“這個時期工人階級的狀況怎樣呢?有時也有改善,甚至對于廣大群眾來說也是如此。”可見,恩格斯和列寧一樣,也不是把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看作是始終不變的日益惡化的進程,而是看作是有時出現的經濟現象。

  四、戰后的新情況和新變化

  過去一個世紀的情況如此,二次大戰后的變化就更大了。現代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把社會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各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大致已經改變了資本主義發展早期經常存在的那種赤貧狀態。戰后三十多年來,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土上并未發生過戰爭,這樣的和平環境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和國民經濟的增長,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拿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情況來看,美國在最近三十年(1948一1978年)中,實際增長不到二倍。在同一時期內,日本和西德增長得更快,法、金、英三國要慢一些。據羅斯托估計,從十八世紀以來,世界工業的年增長率,以1948一1971年這段時期增長得最快,到達5.6%。正是在這種經濟增長的基礎上,戰后各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居民的消費水平才有提高的可能。列寧早就指出過:“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引起全體居民和工人無產階級需求水平的增長。”“同時這種增長也導致工人無產階級的團結和密集,提高了這個階級的覺悟程度和自尊心,使他們有可能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掠奪趨向作有效的斗爭。”

  大體說來,隨著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發展,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實際工資在不同程度上是有所增長的。精確的數字,還有待進一步估算。據庫欽斯基的研究,倘仍以1900年=100,從1945年到1963年,英國的指數為130,美國則為158,德、法兩國尚未恢復到190。年的水平。另據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統計,從1964一1971年,西德工人的實際工資(周工資)增長了41%,法國增長了37%,比利時增長了42%,荷蘭增長了39%。意大利在1961一1971這十年中,則增長了53%。在戰后時期,這些國家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狀況已經得到了某種改善,這是客觀的事實,如果對此視而不見,就不能說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當然,也應該看到,實際工資的提高并不一定帶來整個生活狀況的改善。前面已經提到,如果實際工資提高的幅度仍不足以完全補償工人在勞動過程中所消耗的體力和腦力的總和,那末,勞動力的再生產就只能在“萎縮的狀態”下進行,工人的生活狀況依然得不到實質的改善。同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實際上所負擔的稅額和債務有增無已,如果實際工資增長的幅度低于交稅和償債的能力,它必然要影響物質生活狀況的改善。另外,也不能刁花看到,上述這些局部的改善,往往還會由于其他的因素,如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失業以及失敗的罷工等,而付之東流。目前國內學術界對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問題的爭論,存在著這樣兩種情況:一種意見基本上保持過去《教科書》上的論點,從“各種各樣的”表現來論證絕對貧困化的存在,特別強調實際工資的不斷下降,并把絕對貧困化看成是一條經濟規律。

  我認為從戰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情況及其變化來看,片面強調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群眾物質生活條件(包括飲食、居住、衛生等)和一般勞動條件(包括勞動強度、安全設備等)的惡化,說服力是不夠的。(盡管說,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某些資本主義企業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這種“惡化”的情況,它跟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階段、跟生產自動化和科技革命以前的時代畢竟大大不同了。)另一種意見適得其反,片面強調戰后(主要是五十和六十年代)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新情況和新變化,從戰后工人物質生活狀況的改善、勞動時間的縮短以及社會保險、福利措施的推廣等方面,認定當前各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不再存在無產階級的絕對貧困化。有人在口頭上承認其存在,事實上予以否認;也有人認為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理論“已經過時”。我認為這種看法太偏激了,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并不符合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真實情況,也是不全面的。我個人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了解不深,對無產階級貧困化的材料掌握有限,對戰后資本主義的發展又缺乏感性認識,現在,只能從基本理論和事實方面,探索一下絕對貧困化的關鍵性問題。

  前面提到,無產階級貧困化規律在實現中,會由于“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絕對貧困化是一個復雜的、多種因素發生影響的過程,要全面探討這個向題,當然應該深入剖析多方面的因素。從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的全過程來看,我認為主要應該著重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失業現象趨于嚴重。產業后備軍是資本積累的必然產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相對過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它包括失業和半失業人口。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長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失業工人愈來愈多。在資本主義再生產周期的危機階段,失業情況更趨嚴重。在戰后時期,新的科技革命所帶來的生產自動化、電子化,大量排擠工人,使在業工人受到極大的威脅,總的看來,失業人數呈現上升的趨勢。在西歐(英國除外)和日本,戰后出現了較長時期的穩定發展時期,失業問題不

  象美國那樣嚴重。但是,1974一1975年的經濟危機后,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即使在日本和西德,“結構性”失業的現象日益突出。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率紛紛上升:美國從1972年的5.6%升為1976年的7.7%(1975年一度高達8.5%,1978年約為6%),英國則從1971年的3.5%升為1977年的6.2%。在同一時期(1971一1977年)內,西德從0.8%增為4.6%,日本從1.2%增為2%,意大利從3.7%增為7,2%,比利時從2.9%增為9.9%,荷蘭從1.6%增為5.3%,加拿大也從6.4%增到8.1%。近年來,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青年失業已經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問題。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統計,在北美、西歐和日本,目前失業的青年不下于700萬人。在法國的130萬失業人口中,青年占了40%;意大利的總失業人數為170萬,其中青年就占100萬人。在美國、瑞典、澳大利亞等國,青年失業率一般相當于成年失業率的二倍。有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認為這種技術革命所引起的`舊益增多的`結構性’失業,是失業問題的最嚴重的方面。”

  在戰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條件下,盡管失業工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內領取失業救濟金,但為數畢竟有限,申請時還有種種限制。美國的失業津貼,一般只相當于原工資的40%。不管怎樣,工人一旦失業,固定收人成了問題,生活既得不到保障,分期付款的債務更無力償還了。我們知道,戰后在各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在美國,消費信貸畸形發展,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大約增加了六倍,債務約占可支配個人收入的五分之一。工人失業后,倘若不能如期償付這筆債務,那末,通過消費信貸所得來的小汽車、家庭耐用消費品甚至抵押的房產,就將被沒收或抵價拍賣,工人最后還是落得個一貧如洗。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多姆霍夫(G.W.D0mhoff)深有感慨地說:“一旦職業沒有了,那些物質的財貨也都完了。”另一位美國學者則把本世紀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比作是“一次瘟疫”,“它把毒害散布到人類生存的每一個方面”,其中“最大的悲劇就是失業。”同時,產業后備軍的大量存在,必然會使整個工人階級的生活處于不穩定狀態。一部分工人失業以后,除了靠失業救濟,有時也要依賴親友`一卜在業工人的幫助來維持生活。這樣,從整個工人階級來講,如果要養活全部失業人!」,結果,全部在業工人的工資總額,顯然要低于整個工人階級的勞動力價值的總和。即使承認工資圍繞勞動力價位而上下波動、承認工資相當于勞動力的價值,假如有一部分工人失業了,那末,從整個工人階級來說,在業工人在1945年時,美國的失業率僅為1%,以后不斷上升,1950年為3.3%,1960年為3.9%,1970年為4.1%。參閱美國《墓本經濟統計手冊》,1979年5月號,第12一13頁。《聯合國統計月報》,1979年1月號,第17一20頁。參閱奧納蒂:《富裕中的貧困》,第133頁。在西歐各國,婦女失業者在失業總人數中所占的比重,也增加很快。以1977年與六十年代平均水平相比,西德、法國和比利時分別從31%、40%和31%增加到50%、53%和60%。目前這些國家的失業大軍中婦女約占一半。

  所得工資的總額,絕對地會低于全部工人的勞動力價值的總和。關于工資與勞動力價值的對比關系,從這一角度來看,也能在理論上給予我們一點啟示。何況,失業工人所領取的救濟金,實際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資產階級政府以所得稅、社會保險稅的名義,從工人的工資收人中直接扣下來的,然后通過國民收人的再分配,又發回到失業工人的手上。所以,我們決不要被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實行的那套所謂“福利”措施所迷惑這對正確認識戰后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向題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個方面,是通貨膨脹趨于惡化。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發展進程表明,通貨膨脹不僅是各個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經濟通病,也是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公認的棘手向題。羅斯托分析戰后(l951一1972年)西方世界的經濟動向得出的主要結論之一就是:“在那些更發達的國家里,存在著一種流行病似的通貨膨脹的情景”,“1965年以后尤為明顯。”從六十年代以來,美國就進入一個通貨膨脹繼續發展的時期。在1960一1970這十年間,貨幣流通量幾乎增多了一倍。同1961年相比,美國1966年的通貨膨脹率為17.2%,拿1966年與1970年相比,它又增為25.9%。而同一時期內,實際國民生產總值(按1958年美元估算)所增還不到50%,結果,在六十年代末期美國物價水平急劇上升。如以1967年=100,1968年的消費物價指數則為104.2,1969年為109.8,1970年更猛升到n6.3。七十年代以來,美國的通貨膨脹繼續惡化,美元價值不斷下跌(現在1美元只值40年前的20美分),物價上漲更象脫韁之馬。在1975年,貨幣流通量已增為86,547億美元,到1978年底,竟高達n4,645億美元,八年之間,足足增長一倍。在同一時期內,消費物價指數已從1971年的121.3升為1975年的161.2,到1978年底,猛增到202.9,十年之間,幾乎也漲了一倍。美國如此。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大致相仿,進人六十年代,各國的物價上漲都呈現加快的趨勢。今年以來,西歐和日本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貨膨脹普遍惡化。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最近統計,到今年六月底,這一年來經合組織24個成員國的消費物價指數平均上升了9.4%。在去年,加拿大跟美國一樣,消費物價都上漲了9%。從發展趨勢來看,各國由于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的這股勢頭,今后還將繼續下去。在這種持續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條件下,即使工人的名義工資也在增長,但增長的幅度趕不上生活費用的上漲。何況,在通常的情況下,總是物價上漲后才調整工資,決不會工資調整在物價上漲之前。這中間總有一個時間上的差距。或者一個月,或者幾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工人的物質生活狀況勢必受到直接的威脅,如果通貨膨脹惡性發展下去,工人所得的工資要補償勞動力的消耗所必需的一切費用,當然更難了。資產階級學者也承認“1973年和1974年上升的通貨膨脹使大多數工人工資的購買力不斷下降,在有些工業部門工人的情況實際上比1972年更糟。”六十年代末期以來,資本主義各國工人為提高工資而進行的罷工斗爭,一浪高于一浪,原因就在于此。隨著資本主義世界范圍內通貨膨脹的加劇,各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不得不承認:“從六十年代后期以來,通貨膨脹可說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美國經濟學教授伯恩斯驚呼:“在經濟的地平線上出現了朦朧的云霧、最不吉祥的算是通貨膨脹了。”

  美國每任總統上臺,從約翰遜到尼克松,從福特到卡特,都曾向美國人民許諾,要全力制服這個國內經濟的“頭號敵人”,可是,誰都束手無策。通貨膨脹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產物,長時期來,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經常把它用作彌補赤字財政、人為地刺激經濟以延緩危機、保證壟斷資本集團搜取高額利潤的重要手段,它已成為現代壟斷資本主義的病疾,要根治是辦不到的。一位美國學者說得不錯:“美國通貨膨脹的一個令人惱怒的特點就是:通貨膨脹與大量失業的同時并存。通貨膨脹和失業是一對奇妙的伙伴,它們形成的問題不容易經受古典的或凱恩斯的補救辦法的檢驗,因為,用以控制通貨膨脹的措施很可能擴大失業,而用以減少失業的措施又很可能促進通貨膨脹。”兩者互相影響,形成惡性循環。實踐證明:實行的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通貨膨脹政策,將使資本主義生產盲目擴大同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需求國相對縮小之間的矛后進一步加深,這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趨于激化的一個具體表現。1974一1975年資本主義世界所爆發的戰后最嚴重的這次經濟危機,以及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長期處于相對停滯狀態,已向我們表明:六十年代以來各國大肆推行通貨膨脹政策,已經開始自食其果。

  所以,壟斷資產階級妄圖通過這個途徑來解決失業、延緩經濟危機,就好比從一條死胡同走進另一條死胡同,當然是沒有出路的。可見,在失業現象趨于嚴重和通貨膨脹趨于惡化的條件下,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肯定會增長生活的無保障,他們的經濟狀況將不同程度地趨于惡化:總的說來,在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在通貨膨脹惡性發展的階段,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就要苦一些,進人經濟繁榮時期、或通貨膨脹趨于緩和的階段,他們的生活狀況就會好一些。今天,在各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一般工人家庭的物質生活狀況確實已經改善,但我們必須透過現象去看本質,要進一步認識到他們的生活還沒有真正得到保障。他們一旦失業,日子就不好過了,加上通貨膨脹,千捐萬稅,都會影響他們生活的安寧。從這些方面看,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是在惡化,這是絕對的,在現代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特別是戰后時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物質生活狀況雖已有所改善,但它并不能改變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矛盾,無產階級貧困化規律仍然要起作用,整個工人階級并不能從貧困狀態中真正解放出來。在這里,還應當補充一點:我們在考察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和工資水平時,必須考慮到各國的社會歷史條件、經濟和文化發展程度以及傳統的生活習慣等因素。馬克思指出:“在比較國民工資時,必須考慮到決定勞動力的價值量的變化的一切因素。”

  因為,“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越發達,那里的國民勞動的強度和生產率,就越超過國際水平。”一般說來,在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經濟發展程度和傳統生活水平較高,工資水平也比較高。既然工資的國民差異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歷史產物,我們既不能用經濟落后國家的生活水平去衡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也不能因為看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和生活水平比別的國家高,就根本否認它們國內存在著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現象。馬克思說得好:“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實踐告訴我們,從五十年代以來,盡管J.K.加爾布雷思所標榜的“富裕社會”已成為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習慣用語,但是,喬安•羅賓遜在七十年代又向我們證實:“迄今為止,`增長’(指經濟增長—引者)并沒有在最富裕的國家里消滅絕對的貧困,顯然,人們也不能指望會消滅相對的貧困。”

  貧困是由于財富過剩,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和驚人的矛盾。另一位西方學者還提醒我們:“今天,在美國,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反貧困的綱領仍然是兩大政黨政治武庫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六十年代早期以來,有關貧困的著作迅速地成倍地增多了。”“在好些發達國家,貧困再一次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1879年亨利•喬治發表了《進步與貧困》,他為拯救資本主義而吶喊,整整一百年過去了,美國在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方面,確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然而,貧困的現象依然沒有消滅。今天,只要把美國白人工人的收入跟黑人工人的工資比較一下,只要把百萬富翁的豪華別墅區跟黑人聚居的貧民窟對照一下,就可一目了然了。1928年8月11日,胡佛在接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曾經宣稱,要“把消滅貧困作為偉大的民族目標”!1937年1月20日羅斯福在總統就職典禮上承認:“這是我們民主制度的挑戰。……我們看到全國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差,穿得壞,營養不良”;1964年3月3日,約翰遜總統向美國國會提出的咨文中,也號召“全國向貧困宣戰”,并且提到:“貧困并不是一個平常的、易于對付的敵人。我們并不能在一條戰線上發動一次進攻就可把它趕走。如果是這樣,我們老早就已征服貧困了。”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最大政治代表尚且口口聲聲要“消滅貧困”、“向貧困宜戰”,難道我們對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的科學體系、對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還要加以懷疑嗎?

  后記

  無產階級的貧困、失業是資本主義的痼疾,不消滅資本主義,它們就不可能徹底地被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無產階級貧困化,是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對過剩人口規律發生作用的必然結果。所有企圖在不動搖資本主義私有制、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揚言徹底鏟除貧困、失業問題的話都是一派胡言。對于有著這樣思考的人,我們只能送他們一句:“圖樣圖森破。”

  本文原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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