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大鏞：福利國家制度產生的時代背景及其實質

　　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德國“講壇社會主義者”和英國“費邊社會主義者”都鼓吹社會改良主義，主張由國家來興辦各種社會福利事業。到戰后初期(1948年)，以艾德禮為首相的英國工黨政府曾宣稱英國已建成“福利國家”，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相繼效尤，紛紛以福利國家相標榜。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值得經濟理論工作者來具體分析和深入探索，它對全面了解世界經濟動態、掌握時代脈搏是有現實意義的。

　　從歷史上看，社會改良主義和福利經濟學在西方世界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資本主義開始從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一方面，壟斷資本的勢力不斷擴張，力求維護和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另一方面，工人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以后，不僅已經爭取到選舉權和工會的合法地位，并且形成了不可壓服的社會力量。拿十九世紀末的英國來說，階級斗爭的形勢已發展到相當尖銳的程度，這對于壟斷資本集團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在“費邊社”理論家西．韋布夫婦合著的《資本主義文明的衰亡》(1923年)一書中，也曾有所揭露。經過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那段“和平”繁榮時期，英國工人階級的經濟生活，若與其他國家的勞苦群眾相比，顯然已有某種程度的改善。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緩和階級矛盾、穩定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以庇古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1920年)就應運而生。作者自稱該書的目的在于研究“現代社會實際生活中影響經濟福利的重要因素”，實際則是主張通過國家對經濟生活的某些“干預”，采取各種社會改良政策，把壟斷資本主義美化為“超階級”的福利國家。

　　在庇古之后，特別是經歷了三十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經濟大風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各種矛盾暴露無遺，為了“挽狂瀾于既倒”，形形色色的福利國家論者就各顯神通了。從后凱恩斯經濟學到新福利經濟學，從制度學派到瑞典學派，從民主社會主義到混合經濟論，盡管各樹一幟，別出心裁，但他們在不同程度上，都主張加強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措施，推行改良主義經濟政策，通過各種社會保險和福利補貼，實現“收入均等化”和“充分就業”，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困和經濟“波動”，使它得以持續、穩定地發展下去。

　　所以，所謂福利國家，是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階級矛盾趨于激化、戰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產物。從本質上看，當代資產階級各派經濟學家所宣揚的種種有關福利國家的理論，都是為了通過推行‘三高’(高福利、高消費、高工資)政策，掩蓋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性質，竭力緩和趨于激化的階級矛盾，為壟斷資本實現最大限度利潤和鞏固資產階級統治效勞。

　　當然，西方福利國家制度在戰后的最終形成和迅速發展，決不是出自各國金融寡頭的“慈心”或“恩賜”，而是迫于當代世界階級斗爭和革命的形勢。很明顯，戰后時期，在歐、亞一些國家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鼓舞下，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也展開了爭取擴大民主、改善生活待遇的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階級矛盾進一步趨于尖銳。壟斷資產階級害怕“星火燎原”，迅即求助于擴大社會福利措施，來轉移視線，平息一下此起彼伏的群眾斗爭浪潮。這就提示我們：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所贏得的各種福利待遇，跟他們自身的團結合作、堅持斗爭是分不開的，也可說是各國工人階級長期斗爭、國內階級力量對比發展到一定條件下的產物。

　　還應該看到，戰后的科學技術革命在推動社會生產力迅猛發展的同時，也對壟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產生多方面的影響。特別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隨著各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生產率的空前提高，使壟斷資產階級在不斷增加相對剩余價值的同時，也為進一步推行具有社會規模的福利制度提供了物質基礎。加以，戰后跨國公司畸形發展，屬于這些母公司的子公司遍及資本主義世界，海外利潤率大大超過國內的平均利潤率。壟斷資產階級在獲得巨量超額利潤和壟斷利潤以后，就有可能多辦一些社會福利事業，來局部地“調整”本國勞資關系、緩和社會矛盾、穩定和鞏固金融寡頭的統治。

　　然而，“好景不長”，到了七十年代初期，隨著西方世界陷入“滯脹”的困境，在公共開支猛增、財政赤字龐大、通貨膨脹日劇、資本投資疲軟、技術更新緩慢、競爭能力削弱的情況下，福利國家制度也走到了反面，處于進退維谷的境地。八十年代以來，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紛紛提出要對福利主義進行“重新估計”，并且大造輿論，主張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開支，準備向勞動人民經過長期斗爭得來的果實開刀。有人硬把西方經濟的“滯張”歸咎于推行以“充分就業”為中心的“經濟穩定化”政策，甚至歸罪于整個社會福利制度，說什么它使“窮人養成依賴性和情性”，使投資者卻步，從而造成了經濟發展的停滯。這當然是欺世之談。因為，“滯脹”的根本原因，仍在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在于它是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斷積累和發展的必然產物，是西方國家長期推行“反危機”政策的直接后果。近年來，從美國里根政府到歐洲的英國、聯邦德國、荷蘭、挪威乃至被稱為福利國家“櫥窗”的瑞典，都借口財政負擔過重，提出了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的方案，這就充分揭示了壟斷資產階級推行社會福利政策的欺騙性和偽善本質，也是對蠱惑人心的福利國家論者一個絕妙的自我諷刺。

　　通過上述簡單的歷史回顧，我們不難認清福利國家制度產生的時代背景及其實質。毫無疑問，這也是一個頗為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我們對一些帶有根本性的重大理論問題，不宜輕率地驟然作出結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有些新情況、新現象，尚有待于進一步調查研究和深入剖析。

　　1985年9月于北京

　　（原文為陶大鏞先生為黃范章《瑞典“福利國家”的實踐與理論——“瑞典病”研究》一書所作的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中國文革研究網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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