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高度重視國際政治思潮的新變化，深入總結蘇東劇變在人權與民主政治等問題上的教訓，努力擺脫西方在人權與民主等領域的話語禁錮。要破解西方強加的“極權、專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煉和歸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驗和理論價值，不斷增強政治自信力和理論說服力。

　　金融危機以來，國際政治思潮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如對不同制度、不同民主模式與關于人權的新看法等。密切關注國際政治思潮的這些新變化，并在我國對外經濟、政治與文化交流方面，特別是在對外新聞發言方面重視這些新變化，同時采取切實可行的應對策略，在增強我國的話語權與文化軟實力，樹立良好的中國形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關于不同制度的新思想

　　人民的斗爭不是危機的原因，原因是體系的內在矛盾。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創造的不是新的可能性，而是混亂和戰爭，因為該體系會竭盡一切方式保全自己，包括使用純粹的暴力。我們現在就正處于這個時期，在資本主義之秋和人民之春中間存在的那個混亂的時期。

　　美國杜克大學布魯斯·W·詹特森教授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史蒂芬·韋伯教授在《美國的硬推銷》一文中指出，過去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是五大理念:(1)和平比戰爭好;(2)霸權比均衡好;(3)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4)民主比專制好;(5)西方文化比其他所有文化好。但是，當今這五大理念不再像過去一樣擲地有聲、引領潮流，除和平比戰爭好外，世界其余四大理念正在發生變化。

　　事實上，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以來，國際政治思潮中關于不同制度的看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特別是其新自由主義發展理念的批評不斷增加，反思更加深刻。如:美國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嚴厲批判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斯蒂格利茨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既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的支持，也沒有得到歷史經驗的檢驗，而只是“一直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的政治教條”。克魯格曼教授在這場危機爆發后對“里根經濟學”進行了批判。他在批判里根的“小政府，大社會”理念時指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徹底粉碎了人們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的信仰。”他說:“上世紀里根政府提出了‘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的口號，但現在‘只有政府才解決問題’。”薩繆爾森在這場危機中指責“那些完全指望市場力量的人”，并力主政府干預經濟:既要在微觀經濟領域“對企業進行規范”，又要在宏觀經濟領域“穩定經濟”。

　　第三世界論壇理事長、另立世界論壇主席、全球化問題專家、國際政治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指出，當今的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是一場文明的危機，資本主義文明將會終結。阿明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一個相對短的歷史階段，其特點是為超越資本主義而走向社會主義，即為走向一個更高層次的人類文明創造條件。他把這次危機比作資本主義的秋天，他說，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的秋天，一方面是人民的春天，這不是什么巧合。人民的春天意味著人民有其他積極的可能性，我們看到各種抵抗運動和斗爭，這都是完全正當的。人民的斗爭不是危機的原因，原因是體系的內在矛盾。資本主義之秋和人民之春中間的這段時間是非常危險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創造的不是新的可能性，而是混亂和戰爭，因為該體系會竭盡一切方式保全自己，包括使用純粹的暴力。這就是葛蘭西所說的，當黑夜尚未結束，黎明還沒來臨，有一段晦暗的時間，在晦暗中，妖魔鬼怪都會出動。我們現在就正處于這個時期，在資本主義之秋和人民之春中間存在的那個混亂時期。

　　《新自由主義的危機》一書的作者、法國經濟學家熱拉爾·迪梅尼爾在接受巴西記者采訪時也認為，這次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實質上是新自由主義危機。此次危機不是簡單的金融危機，而是新自由主義這一不可持續的社會秩序的危機。

　　達沃斯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認為“當下的資本主義形式已經無法適應我們的世界了”。他認為，僅僅對資本主義所滋生的那些放任行為加以譴責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對此進行更深刻的分析，即為什么如今的資本主義體系不再適應現在的世界?

　　關于人權的新觀點

　　“沒有了祖國你就沒有任何權利”，因為“無國籍意味著權利得不到保護，更糟糕的是，沒有國籍就被剝奪了真正的權利”。“屬于一個共同體的權利比人權本身更重要。”

　　人權即人的權利，也就是“人因其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針對西方大肆宣揚的“天賦人權”與“人權大于主權”的謊言，美國東北大學教授、原康涅狄格大學哲學系與人權研究所助理教授潘琳(Serena Parekh)博士，近年來通過研究阿倫特的人權思想，認為“沒有了祖國你就沒有任何權利”。她強調指出:“我們錯誤地認為，人權是天賦的，是不可剝奪的。”但是，“我們不是生而平等的。”如果人不屬于任何共同體，“人因其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就是零，即“失去民族權利就等于失去了人權”，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只是赤裸生命的時候，人權不可能獲得保護。”“一旦某個人沒有國籍，……這種情況中的人完全沒有權利”，因為“屬于一個共同體的權利比人權本身更重要”。

　　阿倫特的觀點是，無國籍是無權利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無國籍必然無任何權利。因為“無國籍意味著權利得不到保護，更糟糕的是，沒有國籍就被剝奪了真正的權利。”因此，潘琳教授認為，阿倫特對人權哲學的最大貢獻在于，她揭示了共同體是人權的先決條件。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借保護人權干涉別國主權，將戰火燒到哪里，哪里就會混亂取代秩序。究竟西方“人權高于主權”的觀念是如何形成的?潘琳教授指出:“在國際法之中，很早就建立了可以限制國家主權的條約，而這個原則是所有國際人權合約的基礎。然而，1920 年國際聯盟成立的時候，其章程對人權的國際保護不置一詞。這一缺失反映了缺乏嚴肅性，以保護人權的理由而侵犯國家主權的觀念因此形成。”她說:“人權為極權主義提供了群眾基礎，它也創造了活死人。在這種情況下，侵犯人權似乎成了現代生活的必要部分。”

　　當然，在人權與主權的關系問題上，我們既要重視人權、保障人權，更要重視主權，不能對內說主權高于人權，而對外宣傳又講人權高于主權。因為，為了在現代世界中捍衛人的尊嚴，并因此捍衛人權，人們需要一個有意義的共同領域和共享的現實。塞瑞娜指出，阿倫特終其一生都在嘗試這個重建，并因此通過公共世界本體論意義的重建為人權提供基礎，重建的方式既不以自我利益為基礎，但也不與之相分離。只要人權的概念可以重新界定為人類身份的一種權利，它們就可能覆次獲得意義，由于它們依賴于所從屬的某一人類共同體，而從不依賴某些天生的人類尊嚴。實際上，除了來自同胞的保護之外，人類尊嚴不僅不存在，而且是我們在全部的歷史長河中所創造的最后的、并且可能是最狂妄自大的神話。

　　為什么不能借人權干涉主權?這是因為，我們以往所理解的“人權”實際上是公民權，而不是人權。至于無國籍者，一旦他們失去自己的政府而需要尋求其權利的時候，獨立于政府的人權也就消失了。“正因為人權是公民的權利，因此不能認為他們是不可剝奪的”。事實上，我們不可能擁有一個真正普遍的人權觀念，它不可能依賴于普遍的人類團結。辛格(Beth J.Singer)也指出:人權通過共同體規范的建立而實現，故而，權利并非先天的或者先于共同體的成員資格。這是因為，為了權利的有效性，即使權利存在，也必須使之在共同體中制度化，因此說權利先于社會是定義的錯誤。羅蒂進一步指出:分析人權的起點是，人權的主要問題不是界定人權是什么，而是把誰看成人。當人權經常被侵犯的時候，侵犯者并沒有把他們侵犯的犧牲者看成人。

　　關于不同民主政治的新論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種新形式。支持改革的精英分子將會同普通民眾一起，最終探索出一種新的民主政治體制，而且悠久的中國文化能夠支持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并為中國民主政治的鞏固做出貢獻。“中國不拒絕民主，但也不簡單輸入民主。這是中國有序民主的希望”。

　　金融危機以來，國外學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興趣日濃，并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種新形式。如在美國學者拉里·戴爾蒙德主編的《中國的選舉與民主》一書中，可以發現相當一部分西方學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認可及對其發展前景的樂觀。他們認為，支持改革的精英分子將會同普通民眾一起，最終探索出一種新的民主政治體制，而且悠久的中國文化能夠支持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并為中國民主政治的鞏固作出貢獻。

　　英國諾丁漢大學鄭永年教授強調，歷史是開放的，民主政治更是一個開放體。民主政治具有多種形式，同樣，發展民主政治的途徑也是多樣化的。中國要積極努力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發展中國民主。即中國民主要走自己的路，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的價值取向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民主理論。他強調“中國不拒絕民主，但也不簡單輸入民主。這是中國有序民主的希望”。

　　中國農村村民直接選舉也成為國外學者關注的焦點。他們指出：“在鮮為人知的選舉試點村中，中國的民主在某些方面已經超過了美國。在這個世界上那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中有近 100 萬個村落。在這些村子里，參加競選的候選人進行著美國的候選人夢寐以求的選舉方式:免費競選。在它幾千年的歷史中，中國第一次將鄉村作為它進行初級階段的差額選舉的學校。這種處于雛形期而且非常純樸的選舉與美國那種需要金錢資助、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有著天壤之別。”中國農村村民的直接選舉制賦予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以政治權利，大大推動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中國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也被作為少數民族政策的典范，可供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國家參考。美國學者紀思道指出，中國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是非常有效的。中國意識到必須把少數民族當成大家庭的一員。中國有明確的少數民族政策和計劃，政府努力把少數民族提高到顯著地位，這不僅有自身的價值，也成為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模式。

　　葡萄牙社會學家博阿文圖拉·德索薩·桑托斯指出:“歐洲的民主和憲法都不合格，現在主宰它們的是高盛公司”。在他看來，目前的危機讓全世界“有理由認為資本主義是反民主的”。

　　長期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與其人權、民主被西方奉為有史以來最優越的制度，但這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動搖了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信心，更引起西方民眾對不同制度、人權與民主的深刻反思。西方政治思潮的新變化對我國增強話語權、提升軟實力具有諸多啟示。我們要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人權自信與民主政治自信。國際歷史經驗表明，每個國家的制度、人權與民主政治都應符合自身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條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人權與民主政治建設應當因地制宜，外部強加和全盤照搬顯然都是得不償失。我們要高度重視國際政治思潮的新變化，深入總結蘇東劇變在人權與民主政治等問題上的教訓，努力擺脫西方在人權與民主等領域的話語禁錮。要破解西方強加的“極權、專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煉和歸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驗和理論價值，不斷增強政治自信力和理論說服力。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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