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領導人說：改革進入深水區，我完全擁護。我們同時又看到，中國的文化層面出現了一道新景觀，即自由人性化和思維多元化。例如：早些年風起云涌般地推出民國范兒，首屈一指的當屬胡適先生。我們知道魯迅先生和胡博士是一對老“冤家”，可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時過境遷、風云突變，有人笑稱：當今可是“抑魯揚胡”啊!終于越來越明白，這些人的葫蘆里在賣什么藥。

　　魯迅先生的命運同他的創作道路一樣坎坷不平(我從來排除“魯迅活到今天如何、如何”之類的假設)，他的影響了幾代人的作品正從教科書里一點一點地消失。這不單是文化人的悲哀，也是國民的悲哀。

　　魯迅先生生前所作出的杰出貢獻，當時并不為革命隊伍內部所有人的理解，譬如：有的說他“只是革命的同路人”，有的說他只是“革命的追隨者”，也有的人說“他的雜文不能入文苑”，還有的說他“寫雜文是浪費生命”。甚至還有一種觀點--為他沒集中精力搞小說創作而深表遺憾······但幸運的是，這時候魯迅先生的知音應時出現了，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從1937年的《在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的演說》到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先生作了與眾不同的評價，他說，魯迅不是“一家”，而是“三家”，即“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先生的在天之靈一定會為此甚感欣慰，知音難覓哦。與眾不同的評價則又體現了毛澤東與眾不同的思維藝術。

　　說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這是舉世公認的。魯迅以他不朽的作品，創造了我國現代文學的最高峰，為中國和世界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遺產，創立了具有現實價值和未來價值的里程碑意義上的文學業績。

　　說魯迅是偉大的思想家，是因為魯迅有“政治遠見。他用顯微鏡和望遠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1936年，當“托派”的反動嘴臉還沒有暴露的時候，魯迅先生就大膽地指出其危險傾向。他寫道：“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去。”(《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一九三二年六月九日)魯迅先生能從現實和歷史的連接點上發現今與古的內在聯系，從而揭示現實現象的本質。他能從歷史中跳出來，不為歷史所駕馭而能自由地駕馭歷史，使自己的思想具有一般文學家和思想家難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

　　第一、他發現中國封建社會是吃人的社會，中國人從來沒有取得過做人的資格。他的《狂人日記》最先道破這種現象：中國人在被吃，只有做奴隸和做牛馬的資格，所以中國人要講民主，這就是大眾民主;首先要爭得做人的資格，而這就要推翻封建專制，推翻吃人的筵席。

　　第二、他發現了阿q。這一偉大的發現，不僅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和美學價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思想價值。阿q的形象包含的社會思想內涵十分廣闊，可以任人想象和連覺，魯迅把自己對中國民族性的深刻理解熔鑄在這一形象之中。阿q的“精神勝利法”，阿q的恨假洋鬼子，阿q的恨小尼姑，阿q的革命，無一不是中國民族靈魂的典型表現。中國近代有不少思想家在研究中國的民族性時，都想喚起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所窒息的中國的“死魂靈”，然而沒有一個人能像魯迅那樣，做到對舊中國的社會心理了解那么深刻，達到那樣成熟的程度。

　　第三、魯迅發現了“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娜拉走后怎樣》)。這是最深刻的人生悲劇，是“五四”以后一代覺醒者和奮斗者的悲劇。“五四”時期，不少人提倡“個性解放”，這當然是進步的。但魯迅的思考更深層，他看到中國社會舊勢力的根底十分堅固，要前進一步是非常困難的。沒有真正的社會解放，也就無法實現真正的個性解放，就好比根與葉的關系。中國近代史上，那些曾經同情革命甚至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在嚴酷的現實面前，有的高升了，有的退隱了，有的畏縮了，有的前進了。但是，那些愿意前進的往哪里前進呢?戰友在哪里?出路在哪里?目標在哪里?在找到馬克思主義之前，這是愿意前進的知識分子的時代大惶惑和大苦悶。魯迅的這一偉大發現，正是他尋求馬克思主義的動力。當魯迅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之后，就堅定不移地為之奮斗，因為魯迅始終地深信：“在你們（中國共產黨--筆者注）身上，寄托著中國與人類希望。”(魯迅《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毛主席慶賀長征勝利的電報》)

　　說魯迅是偉大的革命家，是因為魯迅具有堅強的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他在同反動營壘的斗爭中，“是一支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斗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他的威脅、利誘和殘害，他一點也不避鋒芒，像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戰士的血跡中堅韌地反抗著，呼嘯著前進，”(毛澤東《在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的演說》)。作為革命家的魯迅，他具有一種在中國社會特殊情況下所必須的強大精神，即超常的韌性精神。魯迅認為，具有這種精神的人，才是中國的脊梁。而他自己正是靠這種精神奮斗一生的。魯迅之所以覺得特別需要這種精神，是從中國具體的國情出發的。

　　第一、他對中國了解透徹。當時的社會正是遍地黑暗，正是沒有出路;而革命者正是要在黑暗中踏出光明，在沒有路的地方拓出一條路來。魯迅先生相信這”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的真理。他不把希望作為一種偶像來感召自己，而是在艱苦到幾乎沒有希望的環境里自己創造希望。正因為魯迅具有這種超常的韌性精神，才使得他在舊中國那種異常惡劣的社會環境中創造出輝煌的業績和獨有的人格魅力。

　　第二、他有著在戰斗中智勇結合的深沉的理性。這是韌性精神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當魯迅看到中國舊有的力量那么強大，單靠著一股作氣進行斗爭難免碰壁，一碰壁難免灰心，一灰心難免半途而廢。他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認為無論國家、團體，或是個人，都必須用堅實的韌性來代替不堅實的“氣”才有希望。他這樣說：“我認為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著手較為堅定的工作。”(《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認為，革命精神也是一股“氣”，革命精神要保持它的活力，必須有理性支持，有科學的基礎，必須把智勇結合的深沉理性注入革命精神之中。

　　第三、魯迅在前進在某一凱旋點上時從不自滿，而永無止境地繼續戰斗。一個人在逆境、失敗中需要韌性精神;在順境和勝利時，仍需要韌性精神。魯迅不僅不被艱難和失敗所征服，而且也不被勝利和凱旋所征服，他把凱旋點當作新的戰斗起點。魯迅在取得某種成功之后，從來不企求鮮花、桂冠和紀念碑，而是繼續在占有真理的基礎上向真理的更高境界發起沖擊。正是這種超常的韌性精神，魯迅才得以不斷把自己的事業推向前進。

　　歸根結底，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與眾不同，正說明他對魯迅研究的角度與方法與眾不同。這與眾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正體現了毛澤東與眾不同的思維藝術。毛澤東對魯迅的研究，不只是研究一個作家，而是通過一個民族的文化實體來透視中國，研究中國，進而指導中國革命。毛澤東對魯迅了解得非常透徹，包括魯迅先生的生平、思想、性格及著述。毛澤東把魯迅當作我們民族百科全書般的精神實體，魯迅的思想和著作都具有典范性和“鏡子意義”。毛澤東就是通過這面“鏡子”，透視魯迅先生生活的時代和魯迅之前中國基本的歷史風貌;正像通過莎士比亞可以了解英國，通過歌德可以了解德國，通過托爾斯泰可以了解俄國一樣。人們對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的研究，時間已經很長了，但仍然是說不盡的莎士比亞，說不盡的歌德，說不盡的托爾斯泰，原因就在于他們都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精華。解剖和評價這些精華，其意義不僅在于對象本身，而且還遠遠在對象之外。毛澤東對魯迅的研究和評價，既看到了魯迅個人的思想和品質，又看到了歷史和時代的特點;既把握了魯迅這個對象，又超越了這個對象，這才是我們今天學習魯迅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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