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現代國家政權，無論是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是無產階級的統治，都是通過本階級的政黨進行運作和掌控的。這是因為只有依靠自己的政黨一個階級的利益才能完整和充分地表述出來。社會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政權的喪失，如果不拿客觀條件做借口的話，幾乎無例外地表現出一條規律，那就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內部首先滋生出一個走資派，然后他們通過篡改工人階級政黨的性質，進而把國家政權蛻變為自己的統治工具，反過來實現了對無產階級的專政。走資派就是那些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捍衛官僚特權、反對群眾監督、用資本主義的邏輯來建設社會主義的當權派。

　　那么無產階級靠什么來防備自己集中統一的政黨在掌權后走向反面呢?著名的“巴黎公社兩項措施”無疑是最為寶貴的經驗總結。但是歷史的經驗也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通過多黨議會制來實現，單純的普選制和形式上的民主并不能捍衛無產階級專政，法治手段不可能制止走資派奪權。通過觀察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本文認為，鏟除滋生走資派的經濟根源以及促成其成長壯大的政治環境是防止政權蛻變的“巴黎公社兩項措施”的現代版。為此，就必須一方面把官僚特權和資產階級法權嚴格的區分開來，造就一個政治和經濟地位脫鉤的分配體制，防備官僚利益集團的形成;另一方面，在實踐上把文革期間形成的那種自發、半獨立的群眾組織當成群眾民主監督的主要手段。要做到后者，在行動上就必須處理好無產階級內部的派性問題，在體制上就要處理好基層黨組織和群眾組織的權限問題。

　　目錄

　　前言

　　一、對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及文革的一個粗略總結

　　傳統建黨理論的缺陷

　　走資派的挑戰

　　黨內斗爭的方法

　　文革的實踐

　　二、照搬資產階級民主和法治的幼稚性

　　1.多黨議會制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否定

　　·A.私有制下的多黨議會制民主的內涵與共有制民主的區別

　　·B.多黨議會制必然否定無產階級的全局利益

　　·C.民主集中制的上層建筑與計劃經濟的經濟基礎

　　·D.無產階級專政的奮斗目標

　　2.形式上的民主不能保證工人階級政權的延續

　　·A.所有制的性質決定著民主的內涵

　　·B.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是“一元一票”的“財主”

　　3.法治手段不可能制止走資派奪權

　　·A.法治缺乏對立法者的制約

　　·B.有約束力的法規反映著階級的斗爭

　　·C.法規是斗爭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三、防備走資派的兩條根本措施

　　首先，要鏟除滋生走資派的經濟根源：官僚特權

　　·1.官僚特權是滋生走資派的溫床

　　·2.官僚特權的鑒定

　　·3.官僚特權的產生

　　·4.廢除官僚特權的意義

　　其次，要摧毀促成走資派成長壯大的政治環境

　　·1.從理論上認識到黨的領導與群眾的民主監督之間的辯證關系

　　·2.在實踐上把文革式的群眾組織作為工人階級民主監督的主要形式

　　·3.從行動上正確認識和處理好無產階級內部的派性問題

　　·4.在體制上正確認識和處理好基層黨組織和群眾組織的權限問題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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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無產階級專政[1]是通過自己的政黨來實現的。以往馬列主義的黨建理論是在總結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具體實踐上建立起來的理論。掌權后，黨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變。這一改變造成了至少兩個問題：一方面，社會上絕大多數的各種投機性人物想方設法鉆進執政黨里來，社會上的各種世界觀也都會因此反映到黨內來。另一方面，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人的社會存在決定著人的意識，黨內干部經濟和社會地位的變更嚴重地沖擊著他們的思想。結果，全世界掌權的無產階級政黨可以說是無一例外地先后轉變成(官僚)資產階級的政黨。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黨內走資派(即那些捍衛官僚特權，反對群眾監督，依靠資本主義的邏輯來處理社會主義問題的當權者)奪權。面對這一現實，無產階級必須重新總結如何通過自己的政黨實現專政的方式方法，無產階級專政下黨與群眾關系的理論同樣必須加以修改和補充。

　　由于本文的主題是需要通過對兩種社會制度的分析和對比才能明確地闡述，因此我們首先需要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做一個粗略的總結，然后透視一下資本主義政體的本質，以此說明資本主義政體是不能解決無產階級政權所面臨的問題。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本文分析了走資派產生的經濟因素和成長的政治環境。將來的無產階級政權的鞏固有了這一理念就會大大地提高。

　　一、對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及文革的一個粗略總結

　　由于工人階級不能離開自己的政黨去掌權，我們先從黨的作用開始探討。

　　1.傳統建黨理論的缺陷

　　傳統的列寧主義理論強調的是黨的領導，認為黨的集中統一的領導是革命成功的基本條件。這是因為，所有的工人群眾組織在無產階級還未掌權的情況下，必須在其政黨的集中統一的領導下才有可能戰勝資本的勢力獲取政權。這一理論的正確性被十月革命、中國革命和其它國家革命的勝利所驗證了。

　　同樣的，無產階級在掌權后，由于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在工人階級中所占據的統治地位等因素，如果沒有一批獻身于維護本階級長遠和總體利益的群體，也就是自己的政黨，其政權很快就會被推翻。面對著個人利益和全體利益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沖突，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維護本階級的全局利益的組織。

　　但是，列寧的建黨理論主要的是在與資產階級政權的斗爭中形成的，而不是在與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進行的斗爭中形成的。問題在于，掌權后無產階級政黨的地位由革命黨變為執政黨，在這種情況下，原先只強調群眾路線，沒有強調群眾監督的建黨理論就顯得有些先天不足。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在掌權后幾乎先后都變質了，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為壓迫工人階級的黨國一體的官僚資產階級政黨，進一步暴露了原有理論的缺陷。

　　在這一歷史現實下，像“四個堅持”那樣只強調黨的領導，否定群眾的監督，從而導致這一領導很有可能會變成鎮壓工人階級的法西斯的專制。毛主席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曾有過這樣的預見。

　　要解答為什么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在掌權后先后幾乎都變質的問題，我們馬列毛主義[2]者不應當僅僅從馬列毛的原著出發去尋找答案，而是應當按照馬列毛主義的理論為指導，從分析中國當前現實政權的資本主義性質出發，追溯這一政權的起因和由來，從這一分析中去尋找答案。這才是一條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途徑。從中國政權演變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是黨內走資派的成長、壯大直至奪權。

　　2.走資派的挑戰

　　走資派的出現是對傳統建黨理論的嚴重挑戰。原來走資派的定義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什么是資本主義道路當時的人們往往看不清?，F在看來，走資派就是那些試圖用資本主義的手段來克服社會主義道路中出現的問題的黨內當權者。

　　例如在集體農業的發展問題上，明明是劉少奇這類人物在大躍進時期刮“浮夸風”、“共產風”所造成的問題，他們卻在3年困難的后期反而主張用“單干風”來解決;在工業生產中，明明是由于領導干部高高在上、脫離群眾的路線導致的諸如有些地方工人生產積極性不足的問題，他們卻主張用“管、卡、壓”和物質刺激來解決。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深處，骨子里的世界觀還是資產階級的。他們自以為高明，把群眾當成阿斗，要么以救世主自居，要么以己度人，因而他們不是相信、依靠和發動群眾，而是懷疑、提防和“運動”群眾。

　　這是走資派的一個方面，這些可以像毛主席早期那樣把它看成是通過教育或整風能夠改變的認識問題。如果僅此而已，它是個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個兩個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但是更嚴重的問題在于，這些走資派根本就不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他們把明明是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推翻舊制度的功績算在自己的頭上，貪天功為己有，以功臣自居，“打天下，坐天下”，是這些人的指導思想。他們試圖把人民的革命運動轉變為僅僅是改朝換代的行為，自己搖身一變成為新的統治者，以便盡力享受特權，騎在人民的頭上。因此，除了主張用資本主義的邏輯來建設社會主義以外，走資派的另一個根本的特征就是喜好官僚特權、反對人民的監督。這就改變了他們與人民群眾之間矛盾的性質。

　　其實，特權的出現是官僚掠奪剩余價值的起點，群眾喪失監督的權力進而是資產階級上臺的標志。這是因為，一個政權的屬性是由當權者所執行的方針、路線、政策來具體體現的。政權為哪個階級服務，為哪個階級的利益而奮斗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一個根本的區別。因此，捍衛官僚特權、抵制群眾監督，主張用資本主義的邏輯來建設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專政下走資派的一些最根本的特征。這一結論，尤其是官僚特權的腐蝕性和群眾監督的重要性，本文將在后面做進一步的論證。這里需要補充的是，我們一定要區分自覺和不自覺的走資派，也就是區分犯了走資派錯誤的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文革的一個“成果”就是把一些原本不一定自覺的走資派變成了堅定的走資派。

　　毛主席對走資派的認識是在與走資派的斗爭中形成和完善的。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他就敏銳地意識到，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及時地提出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然后用他剩余的近20年的時間去探索這一問題的答案。

　　到他在1962年左右認識到走資派的危險性時，走資派已經相當鞏固了。毛主席發動文革是他不得不浴血奮戰，舍命一搏的產物。如何避免無產階級的政黨走向自己的反面，是毛主席在文革中通過觀察和引導群眾運動，挖掘其客觀規律試圖來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由于他忙于處理文革中出現的各種錯綜復雜的斗爭，以及自身的高齡，他沒有能夠來得及做一個系統的總結，這一任務就落在后代人的肩上。

　　3.黨內斗爭的方法

　　要總結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我們就必須向毛主席學習。就像毛主席領導的工農紅軍頭一次打長沙失敗后，他們那時完全可以分析具體的打法有哪些可改正的地方，但是毛主席的總結不在這些細節上，他看到了敵我力量對比的懸殊，很快便改變了武裝斗爭的方向，放棄了進攻大城市的計劃，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同樣的，對文革的總結我們不應局限于期間的一些具體問題上，而是要像毛主席那樣，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尤其是無產階級政黨內部斗爭的客觀規律。

　　毛主席在總結如何正確處理黨內斗爭這一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上，由他延安整風時期提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方法升華到“三要三不要”的根本原則，也就是“要馬列主義，不要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也是他一生處理黨內路線斗爭的根本總結：思想上要馬列主義，行為上要團結大多數，作風上要光明正大。三者缺一不可，但是“要馬列主義”是最根本的，這是因為只有馬列主義才符合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全局、總體和長遠利益。

　　“要團結，不要分裂”就是在馬列主義的基礎上堅持黨內斗爭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堅持少數服從多數。那些在革命隊伍里搞分裂、搞宗派的人只能是從個人和小集團利益出發的人，而不是從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出發的人。但是離開馬列主義，離開社會主義道路(像胡鞍鋼一類那樣)譴責毛主席違背民主集中制是沒有意義的。早在1962年毛主席就警告過黨內那些主張單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那樣做就會造成黨的分裂。民主集中制僅僅是處理那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共產主義者之間出現不同意見的手段和制度。例如革命者和蔣介石之間就沒有民主集中制可言。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也是保證革命隊伍團結的一個重要條件。但是，這不等于黨內斗爭不講策略。團結大多數就是一個基本的策略。再有，就是一方面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另一方面也要讓一個錯誤的路線有個充分暴露的過程，比如xx1966年夏的那個50多天里鎮壓群眾的表現。這就是毛主席讓xx主持工作以便他們自我暴露的“陽謀”。不怕人犯錯，就怕人不改。“陽謀”和“陰謀”的區別就在于前者是光明正大的，搞陰謀詭計者的目的見不得人。毛主席的這些總結是思想、方針、路線上的總結，至于這些原則在政策上的具體體現，比如說工資制度、群眾組織問題等等，他是比較謹慎的，抱有探索的態度，并沒有做出結論。

　　4.文革的實踐

　　現在回過頭看文革，一個重要的總結就是斗爭方法的本身就反映了階級斗爭。要么是從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思想出發，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要么是以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出人頭地、爭當人上人的世界觀出發，通過扣帽子、抓辮子、打棍子等等不擇手段的方法擊敗對手，達到以我為中心的目的。前者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后者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

　　有些人一談起文革期間這個被打倒，那個被打倒就很反感，其實這都是葉公好龍的表現。民主權利之一的罷免權就是打倒權。不愛聽打倒，換成罷免就行了。文革中很多群眾犯了左派幼稚病，像小孩子剛學會說話時愛說“不”一樣，讓他干什么都是一個“不”字。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就是一些群眾剛剛學會可以管理國家后的一個勁地說“不”的表現罷了。

　　在群眾運動中沖鋒陷陣，打頭陣的人往往是曇花一現的人物。他們像清華批判劉少奇的勇士蒯大富，或像韓丁在《翻身》一書中描述的張莊土改中涌現出的批斗地主的急先鋒王雨來那樣，往往很快地從歷史的功臣轉為歷史的罪人。蒯大富成為學生領袖后個人主義膨脹、小集團利益至上，執迷不悟搞武斗，比他所指控的走資派更快地走向自己的反面，造就了群眾運動中最讓人悲痛的一段歷史[4]。王雨來上臺后橫行霸道，濫用職權，假公濟私，成為村里的新惡霸。由于上千年階級斗爭的歷史就是壓迫和反壓迫的歷史，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世界觀還只被很少的人所掌握，這種現象的普遍存在就不奇怪了。這也是為什么群眾運動不能沒有黨的領導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人們所說的革命者和造反派在文革中所犯的種種錯誤目前看來都是枝節問題，不是根本性的錯誤，不是文革未能阻止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原因。因為革命從來都是由不完美的人來承擔的。要有群眾運動，蒯大富一類的人物就一定要表演，其他當權者(像武漢7-20事件那樣[5])也一定要想盡心思來維護自己的權力。這都是階級斗爭的客觀規律。我們要先認識客觀規律才能利用它來改造世界。在沒有把官僚特權和資產階級法權嚴格區分開來之前，在沒有一個從理論上對社會主義階段黨的領導與群眾監督這一矛盾的明確認識之前，在未從制度上保障人民群眾如何監督之前，其它問題都是小問題。

　　現在看來，文革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都可以歸結為革命派在文革多年前對走資派的無知。雖然毛主席是最早認識到走資派的問題，提出了“走資派”的概念，但是到像他那樣的革命者認識到走資派的危險性時已經太晚了。這不是說人們在走資派現象出現以前就有可能先驗地提出這一問題并提出其解決方案，相反，他們起先確實把走資派的問題僅僅看成是認識問題，以為通過整黨整風就可以克服的問題，而沒有認識到黨內官僚資本集團遠在文革前已經初見規模了。

　　文革因此犯了兩個不可避免的“錯誤”。文革中的第一個“錯誤”是由于黨內官僚資本集團的存在，它不得不以“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形式來進行，否則群眾就發動不起來。但是它的結果造就了權力的真空。由于派性的原因，很多地方形成了無政府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簡單地推行巴黎公社的普選制是沒有意義的，只會加深派仗的力度。文革中的第二個“錯誤”是在革委會成立和黨組織恢復以后取消那些自發的半獨立的群眾組織。這在當時可能是不得已的，防止全面內戰的一個措施，但同時它也剝奪了人民群眾對當權者進行有效監督的權力，為走資派上臺埋了伏筆。

　　對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僅僅靠少數幾個人具有正確的認識是不夠的，無產階級政黨內的大多數，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必須同時認可才行。這就需要廣大黨員、干部、工人和其它勞動人民在自己與走資派的斗爭中認識走資派的本性。他們沒有這一實踐就不容易有這一認識。文革是工人階級掌權后與走資派首次進行的全面的較量。這期間有的人認識得非?？欤鄶等苏J識得比較慢;它的失敗，從未能阻止走資派上臺來看，就像小孩子剛學走路要摔跤一樣可以說是命中注定的，可也是無產階級最后勝利不可缺少的一步。

　　總結十月革命以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我們可以看出，未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時期黨群關系必須回歸馬克思所總結的巴黎公社的兩個原則，既廢除官僚特權和堅持無產階級對其政權的民主監督。本文隨后將對此做進一步的論證。

　　現在我們需要回答的是：既然文革被顛覆了，那么我們能不能像有些人主張的那樣，從資產階級那里學到一些有用的東西?資本主義的政體是不是能解決一些無產階級政權所面臨的問題?

　　二、照搬資產階級民主和法治的幼稚性

　　目前流行的，同巴黎公社兩項原則思路不同的幾個相關的非階級觀點是：要么認為只有多黨議會制才能有效地對執政黨進行監督;要么認為有了普選的民主，“還憲于民，還政于民”，才能有人民的監督;要么用法治來制約執政黨，人民監督政府的問題才能解決(注6)。

　　我認為這些觀點反映了人們對資產階級民主、憲政和法治的迷信，反映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實質缺乏清醒的認識。由于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當家做主原則不光需要表現在政治層次上，而且必須表現在生產領域中，因此對于那些熱衷于資產階級民主的人們，我們不得不追問在社會化大生產中他們將如何實施自己的多黨議會民主原則?在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里，試問我們如何通過多黨議會制來組織生產，比如鐵路、航空等交通的運行，鋼鐵、汽車等工業的生產，或機關單位學校的運作?我認為將來的無產階級政黨要避免以往的命運，就必須對資本主義的民主、憲政和法治的現實與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經驗做一個馬列主義的對比分析和科學的總結。

　　1.多黨議會制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否定

　　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能通過多黨議會制來實現的。這一結論是在對資本主義的多黨議會制有了根本的認識后方能得出。

　　A.私有制下的多黨議會制民主的內涵與共有制民主的區別

　　眾所周知，資本集團內部、公司內部、企業內部和為資本服務的軍隊內部是不可能實行多黨議會制的。這是因為資本的本能是個人利益最大化，除了對外侵略擴張和對內鎮壓工人階級以外，他們沒有一個共同利益。因此資本之間的利益競爭需要有一個資本家們都能接受的游戲規則。這一規則的制定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根本任務。多黨議會制只不過是為了避免資本之間利益的過激沖突而同歸于盡，為了制定一個資本家們都能接受的游戲規則而設置的一種調解利益的機制罷了。

　　更進一步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個所謂“公眾”領域和“私人”領域之分。資產階級把個人生活和資本運轉都看成是私人領域的活動。按照資本主義的邏輯，政治活動屬于公眾領域，經濟活動(企業和公司的經營)屬于私人領域，兩者的組織形式是截然對立的。在所謂私人領域既資本公司和企業內部，資產階級實行的是嚴格專制的制度，在所謂公眾領域，既為資本服務的協調資本之間關系的政治體制上，資產階級實行的往往是多黨議會制。

　　由于資產者之間相互競爭、排擠，他們階級內部缺乏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因此資本主義民主的核心在資產階級專政下是維護資本一元一票原則、錢少的聽從錢多的、相互制約、股份制為其根本特征的“財主”議會制。資本利益集團之間的獨立性決定了他們在政治上的相互獨立性。這是多黨議會制的經濟基礎。

　　與資產階級相反，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解放不了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只有消滅人壓迫人的制度，無產階級才能最終獲得自身的解放。因此，除了那些希望通過個人奮斗達到個人解放(也就是試圖脫離本階級)的人以外，無產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

　　就那些關心階級命運的人來說，無產階級內部爭論的是，到底什么才是本階級的全局和總體利益的問題，而不是爭論如何達到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游戲規則。比如在毛澤東時代，大家爭論的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還是農輕重妥善安排，是教育的提高優先還是普及優先，等等。將來在追求全局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無產階級很有可能還要爭論像轉基因的安全一類的問題。只有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無產階級才能在具體的問題上對到底什么代表本階級的全局和總體利益有個明確的認識，才有可能達到意見的一致。

　　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活動和除了個人私生活以外的所有的需要相互協作的經濟活動都屬于“公眾”領域，因而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兩者之間不會有相互對立的組織形式。

　　從追求無產階級全局利益最大化這一立場看問題，在階級和階級斗爭消亡以前，只有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才是符合無產階級全局和總體利益的機制。代表無產階級政治利益的就不可能是多黨制，而只能是一個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集中統一的政黨。

　　無產階級的總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一致性決定了這一點。多個政黨同時代表無產階級總體利益在邏輯上說不通。只有一個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統一的政黨才符合無產階級的全局利益。無產階級內部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只能是少數服從多數而不能是基于不同政見分裂為不同政黨。如果確有多個無產階級的政黨同時出現，它只能是無產階級還未掌權的情況下，表現的是無產階級的不成熟。

　　雖然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里，但是到底什么是無產階級的全局和整體利益必須是多數人說了算。上世紀30年代毛主席在井岡山的斗爭突出地顯示了這一點。當錯誤路線占上風的時候，毛主席只好一邊盡力地說服大家，一邊耐心地等待大家通過實踐的檢驗去領悟真理。毛主席那時沒有搞分裂，因為只要大家的出發點和目的是一致的，革命者別無選擇。一旦有些人的出發點和參加革命的目的與無產階級的全局和總體利益相違背的話，黨的分裂才是必然。俄國布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分裂就是一個例子。

　　B.多黨議會制必然否定無產階級的全局利益

　　如果社會主義期間無產階級內部基于不同政見分裂為不同政黨的話，讓我們想像一下所謂無產階級的多黨制將是什么樣的：一種可能是像工會那樣按行業建黨，比如說一個代表鋼鐵工人利益的，一個代表汽車工人利益的等等的政黨相互競爭。這樣，不可能有一個行業的政黨是考慮工人階級全局利益的政黨。

　　另一個可能是按照觀點建黨。反映到每個企業里會有多個政黨的成員同時竟爭企業的領導權。這就是文革中出現過的派仗!派性的一個根本特征就是從個人或小集團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全局利益出發。有了派仗，全局利益又是無人去考慮。

　　這兩例的荒謬是顯而易見的(注7)。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符合無產階級全局利益的只能是一個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政黨。由于無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活動都是要服從無產階級整體利益的，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政治和經濟的組織原則是一致的，除了個人生活以外，沒有所謂“公眾”和“私人”領域之分，任何有關無產階級的建黨學說都要通過如何在經濟領域運行的驗證。通過這一驗證我們就很清楚地看出資產階級的多黨議會制從來就沒有在生產領域，在企業內部運行，也不可能在企業內部運行。它只能是在企業外部，為權衡資本之間利益而設置的一個機制。

　　由此可見，有些人提出的所謂“無產階級的多黨制”，就像“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一樣的似是而非，一樣的荒謬。我們看問題要看本質而不能只看標簽。即便是加上“社會主義”的標簽的“地溝油”也還是“地溝油。”加個“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的定語改變不了“多黨制”和“市場經濟”的本質，就像在“妓院”前面加上個“社會主義的”改變不了“妓院”的性質，在“賭博”前面加上個“無產階級的”改變不了“賭博”的性質一樣。

　　C.民主集中制的上層建筑與計劃經濟的經濟基礎

　　進一步地講，一個社會的政治組織形式是由其生產的組織形式決定的，前者是為后者服務的。一定的生產方式和組織方式必須有與其相適應的政權或政治的組織方式。生產的組織形式是經濟基礎，政治的組織形式是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必須適應經濟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

　　比如說，在一個以自給自足的小生產為其主要生產方式的封建社會里，封建王國的大小(除了君主之間的戰爭對生產力的破壞以外)對生產的影響不大，因而王國的大小主要依賴于自然條件所產生的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尤其是在歐洲。但是在商品和市場經濟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社會里，社會化大生產逐步成為生產的主要形式。一方面，市場的大小和一個政權的版圖緊密相關，資產階級不會輕易允許個別的獨立王國限制市場的完整，另一方面，由于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越演越烈，迫使資產階級的國家對私人經濟的干預越來越強(如目前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和各國的“救市”措施)，沖擊著“公眾”和“私人”的領域之分。這些都是上層建筑必須適應經濟基礎的例子。

　　在一個無產階級掌權的社會主義國家里，生產的社會性也是越來越高，越來越需要人們在生產之間的協作。如果這一社會生產的目的是為無產階級的全局利益服務的話，那么無產階級為了兼顧個人利益和總體利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就必須要求個人利益服從總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與此相適應的經濟上的組織形式就只能是以全盤利益統籌兼顧的計劃經濟而不是各自為政的市場經濟。

　　與這種計劃經濟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筑還能有什么樣的形式呢?也就是說除了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整體、局部服從全局的民主集中制以外，那種類似多黨議會制的上層建筑能和計劃經濟相符嗎?歷史上還有過什么其它的前人創造出的與這一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相適應的政治組織形式嗎?沒有，也不可能有。

　　D.無產階級專政的奮斗目標

　　目前很多人反對當局的專制，但是問題的根本不在于專制本身，而在于是哪一個階級在實行專制。這是因為，有階級的存在就有階級的專制。就像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必須是計劃經濟的，但是有計劃經濟的社會(如那種子繼父業的家族政權)不一定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一樣，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是集中統一的，但是集中統一的政黨不一定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無產階級中的個人和總體利益的一致性并不否定無產階級政治生活的多樣性，而是以一致性為基礎的，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政治生活之所以有多樣性就是因為本階級的總體利益和作為階級一員(而不是想跳出本階級)的個人利益是一致的，只要還有人在還受壓迫，整個階級是得不到最后的解放。

　　比如說，無產階級的內部有主要關注經濟發展的無產者，有主要關注科學技術的無產者，有主要關注環境保護的無產者，有主要關注婦女解放的無產者，有主要關注民族平等的無產者，有主要關注文化教育的無產者，等等。無論各自關注的是什么，只要大家的基本出發點是和無產階級的總體利益相一致的，奮斗的目標是造就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人人地位平等的新世界，把自己所關注的事業看成是無產階級總體利益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那么這樣的多樣性才是明了和確定無產階級總體利益的根本途徑。但是無產階級政治生活的這種多樣性是和目的相互敵對的多黨制無關的，階級內部的意見的協調和統一是通過無產階級的大民主(注8)來實現的。多黨制反而給走資派分裂工人階級隊伍，為走資派名正言順地奪權提供了方便。

　　以上的分析應該足以說明，為什么照搬資產階級的多黨議會制并不能解決無產階級專政下無產階級面臨的如何防止走資派奪權的問題。

　　2.形式上的民主不能保證工人階級政權的延續

　　這里我們要從所有制和民主的關系出發來分析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

　　A.所有制的性質決定著民主的內涵

　　雖然民主的核心理念是少數服從多數，但是在不同的所有制下，它的內容卻會截然的不同。那些對于資產階級民主抱有幻想的人們忘了不是民主決定著所有制的性質，而是所有制的性質決定著民主的內涵。當今形式上的民主不會讓工人階級掌權是因為民主相對階級的專政，相對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來說是第二位的。財產的屬性從來就是依靠暴力的革命或反革命決定的，而非民主來決定的。比如美國的獨立是通過戰爭而非民主的方法獲得的;美國黑人的解放是通過內戰而非民主的方法獲得的;中國實現耕者有其田是通過一場土地革命而不是通過民主的方法實現的。只有在所有制的問題確定了以后，才有民主可談。

　　從韓丁的《翻身》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民主與所有制的關系。本人感嘆道：

　　“所有制的變革是人民群眾翻身、當家作主的先決條件。一個階級要想獲得民主，它首先必須成為統治階級。中國的農民不首先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它當什么家，作什么主?沒有土改的民主會是什么樣的民主?如果當時中國有像印度的那種所謂民主的話，在不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無地農民又有什么辦法改變自己的地位呢?

　　“我們知道，古希臘的民主是奴隸主的民主，但奴隸是沒有民主權力的。美國獨立戰爭后的民主其實也是奴隸主、資本家和莊園主的民主。那時除了黑奴沒有民主權力以外，婦女和資產不足的人也是沒有民主權力的。獨立宣言的作者之一托瑪斯·杰弗遜(ThomasJefferson)本人就擁有幾百個黑奴。他的民主概念里面根本就沒有考慮黑奴的民主權力。

　　“就是目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度里，工人階級仍然最多只能參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民主，就資產階級之間的爭議(如大政府好還是小政府好、窮富人各上多少稅等問題上)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見，在資產階級規定的游戲規則下‘自由’地選擇雇傭自己的老板。但是工人階級不能當家作主，因為在私有制下他沒有管理、監督、決策資本活動的權力。

　　“沒有這一權力，他為了生存就不得不討資本的喜歡，受資本的奴役。沒有這一權力，他的民主就只能是按照資本的利益來決定，在滿足資本擴張的情況下他才有生路的民主。沒有這一權力，他就不能限制資本通過對媒體的控制大造輿論的所謂‘言論自由’去左右民心，民主就不能不成為拍資本馬屁的民主。

　　“2008年美國政府不就是以幾萬億美元的砸錢方式去“懲罰”華爾街那些貪婪無恥的巨鱷金融寡頭們的罪惡行為?全世界人民不都是正在為他們的罪惡埋單嗎?不推翻私有制，美國和全世界的老百姓還有什么其他的選擇?”(注9)

　　我這里不是要貶低形式民主。民主程序固然重要，但是它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就是哪個階級掌權的問題。我們只要看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選結果就明白了。民主選舉是無產階級掌權的必要條件，但不是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掌權的充足條件。也就是說，無產階級的政權不能沒有形式民主，但是光有形式民主還不夠。

　　B.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是“一元一票”的“財主”

　　至于為什么民主選舉本身解決不了工人階級掌權的問題，說到底是因為在人民大眾中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意識形態目前還是資產階級的。人民群眾中一方面有著強烈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社會主義的旗號被眾多資產階級政權打著就是證據)(注10)，但是也有著頑固的通過個人奮斗達到個人解放的習慣勢力。個人利益和全局利益相沖突的時候，人們往往顧不到本階級的全局利益。這就是為什么社會主義時期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的一個根本原因。

　　私有制下的民主說到底是拍資本馬屁、討好資本的民主。在私有制下，私有財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資產階級決不會允許人民群眾以民主的方式變資本的私有財產為公共財產，從而動搖私有制。財產的歸屬問題從來就不是一個通過表決能決定的問題。資產階級民主強調的是防備“多數人的暴政”。普選制是在老百姓普遍的認同資本主義和資本的權利以后才實行的。

　　一旦大家對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不認同，資產階級就不會堅持普選制。資產階級上臺的初期是這樣的(有財產規定)，將來也會是這樣的。他們首先堅持的是私有制，在這一基礎之上才有民主可言。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中心是資本。

　　資本主義下的民主因而只能是“一元一票”的“財主”。要是資本對選民喜歡的人物或法規不高興，除政變、暗殺以外，它最溫柔的反抗就是撤資。撤資以后這一地區的經濟肯定會下滑，老百姓就會失業。只要選民的多數出于對私有制的認同，他們會指責把企業家“趕走”了的政客，而不是指責撤資者。他們會同情資本的處境，想到如果自己有一天發財了，他們也同樣的會撤資(好像他們也會發財似的)。因此，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民主，為了經濟的復蘇，他們不得不乖乖地請回有利于資本的人選或法規。不推翻私有制，人民不能從根本上擺脫資本的控制，只能在討好資本的方式方法上進行選擇。

　　歐元區的人民當前不就是面臨著這一問題嗎?中外資產階級的媒體一個勁兒地強調資本主義的一個“真理”：歐元區經濟的恢復在于“投資者”的信心!認同私有制的人不拍“投資者”的馬屁是活不下去的。(注11)

　　與此相反，由于無產階級內部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無產階級專政下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是維護全局利益的、相互協商的、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在共有制(注12)下，無產階級同樣也是不會允許任何人以民主的方式改變原來屬于人民的公共財產為私有財產，從而動搖和瓦解生產資料的共有制。民主，只有在像毛澤東時代那樣的生產資料共有制下才有可能達到人民群眾所渴望的真正的、廣泛的、全面的、深入的人民民主。

　　要達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就必須同自己隊伍中形形色色的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進行長期不懈的斗爭。否則，民心會被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所左右，簡單的形式民主將會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這一斗爭的政治主體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而這一政黨就必須是由那些把階級利益看得高于個人利益的，那些捍衛共有制的人所組成。一旦這樣的人成為人口的大多數，那么階級、階級的專政和國家都會消亡。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當然離不開形式民主，但是我們把防備走資派奪權的希望寄托在形式民主上是徒勞的。

　　3.法治手段不可能制止走資派的奪權

　　有人把維護共有制，防范走資派奪權的希望寄托在法治的基礎上。這是對階級社會中法治所能夠起到的作用的一種不切實際的有害的幻想。

　　A.法治缺乏對立法者的制約

　　同上，資本內部、公司內部、企業內部和為資本服務的軍隊內部實行的基本法則是專制而不是法治。當今我們看到的是法治越“健全”，貪官越豐滿，這不就說明了法治并不制約統治階級，反而是階級統治和鎮壓的一種形式。

　　當前中國普遍存在的為房地產開發而導致的強拆事件就足以說明被壓迫階級最基本的核心利益是不能靠法治來保障的。又如勞動法的條款在工人相對無力反抗的情況下不過是一紙空文。這是因為法律和法規是由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制定的，他們是不會真正地制定限制自己權利的法律和法規的。中國目前的現實足以說明紙上有的權力不一定實際上有，實際上有的權力不一定紙上有。

　　讓我們進一步看看當今中國的工人階級淪陷為所謂“弱勢群體”條件下的法治對工人階級來講是什么樣的法治。廣東省2010年頒布了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所謂“企業民主管理條例。”(注13)其中規定的民主只是針對工會內部而已，工人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沒有任何決策權。就連直接“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事項”也不過是僅僅有“知情、表達、參與、協商、監督”的權力罷了，企業運行的其他方面工人是沒有任何過問的權力。就連自己的職工代表都要受資方的一票否決權制約。條例規定，一旦“職工代表與企業解除、中止或者終止勞動關系，其代表資格自行終止”。也就是說，反抗資本的職工代表一旦被資方開除就沒有代表資格了!更有甚者，條例中還把工人的罷工權給剝奪了。它規定：在工資談判期間，工人“不得采取停工、怠工或者其他過激行為。”條例賦予工人的唯一權力看來只有“罵娘”權!

　　就連像美國這樣所謂“法制健全”的國家，一旦其政權自以為受到威脅，它就會是像“活人不會被尿憋死”那樣去拯救自己，而不是像書呆子那樣把自己栓在自己制定的法規條款上。日本二戰偷襲珍珠港以后，美國政府不分青紅皂白，把西海岸所有已是美國公民的日本后裔統統地關押在集中營里，什么憲法下的公民權一概沒用。不滿意者打官司吧，四十多年后他就是贏了，人也死了!美國麥肯錫時代對共產黨人的迫害也是如此。

　　由此可見，法律上規定的言論自由一旦威脅了一個階級的政權，它會被毫不猶豫地取消，人民的民主權利會遭到殘暴地踐踏。在階級社會里，只有那些不威脅制度的言論才是自由的。一個政權越自信它就越能寬容。例如，一旦美國共產黨人被美國的統治階級從美國的工人運動和政府機構中清除干凈以后，美國政府才對美國的共產黨人表示了高度的“寬容”。因此有否反對政權的言論自由，反映的多是政權的自信程度，而和政權的性質其實關系并不大。

　　B.有約束力的法規反映著階級的斗爭

　　以上的觀點并不是說法制不重要。相對人治來講，法治是一種有章可循的治理形態，因此，可以理解為階級矛盾規范化的一個形式。因而，它仍然是依靠強力來制約“不法”行為的方式，說到底也還是通過鎮壓來治理。在私有制下，法律和法規的各項條款，就其出發點和其要達到的拫本目的來說，還是為了維護私有制的正常運行而制定的規則，是為了調解各私有者之間存在著的利害沖突不至于造成同歸于盡的行動規則，是私有者之間進行竟爭所必須遵守的游戲規則。

　　抽象地講，任何一個制度、法規和規定必須有一個利益集團作為它的后盾去推動它的建立、敦促它的制定和監督它的執行。這是觀察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所不可回避的結論。大的例子如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沒有資產階級的大多數成員不顧傾家蕩產地捍衛它，這一制度的建立和鞏固是不可能的。小的例子如食品安全上的法規，沒有得利者的利益集團去推動它的建立、敦促它的制定和監督它的執行，其結果就像當前很多中國出現的食品安全問題一樣，規定算規定，執行歸執行，再好的標準也如同虛設。因此，離開階級斗爭這一當前社會的基本現實去談什么法制，是沒有什么實際意義的。

　　具體到一個統治階級內部，法治的存在是以利害沖突各方的認可為前提的，也就是說爭斗的各方必須權衡如何最有效的維護自己的利益。當出現利害沖突時，他們有至少三個選擇：第一是在現有的游戲規則下維護自己的利益，第二是努力改變現有的游戲規則，第三是推翻現有的制度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如果相互利益沖突的一方認為自己的利益不能在現有的制度下獲得保證的話，斗爭的手段就會變成非法的手段。

　　美國的南北戰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謂“法治健全”的美國社會南方大莊園奴隸主階級之所以試圖通過挑動南北戰爭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就是因為在當時的法規下，他們認為自己再也忍受不了北方工業勢力通過如限制黑人奴隸制的推廣和高額關稅對他們利益的損害。由于他們改變不了當時的游戲規則，他們就只能試圖推翻當時的制度來保障自己的利益。

　　進一步的分折我們不難看岀：在私有制下，法治僅僅指的是私有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所謂的私人領域，如資本企業內部的各種利害關系，無論多大的企業，都不存在什么法治，也沒有什么民主可言，僅有的，是資本所有者的人治和獨裁。這里是老板說了算的地方，是老板的天堂。即使有什么法治，也頂多是對勞工的待遇和環保的考慮上某些規定(而這些規定，從本質上說也僅僅是為了資本之間的“公平”競爭)罷了，其它企業中的問題都屬于私人的領域，不在法治的范疇內。

　　從西方國家法治的歷史和現狀，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法律授予的權力靠自己去維護，法律不認可的權力靠自己的爭斗來獲得。如，罷工權是通過非法罷工獲得的，結社權是通過非法結社獲得的，遷居權是通過非法遷居獲得的，等等。人民所享受的任何權利，起先都是非法的，都是通過非法斗爭獲來的。法不責眾就是這個意思。合法斗爭只能維持已有的權利，不能獲取非法的權利。

　　因此，所謂“法治社會”中的法規只不過是對立各方階級爭斗的工具，但這個工具并不自動地為這里爭斗的弱者服務。比如勞動法的最低工資標準給予了工人保障最低工資的一個法理依據，但是實際工資達不到最低工資標準的工人要想獲得最低工資還要靠自己去爭取。

　　C.法規是斗爭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法律中的有實際約束力的具體條款反映著對立勢力相互間力量的對比。它是對峙各方斗爭的結果而不是斗爭的目的或終點。實力的改變造成階級斗爭法規的改變，而不是法規的改變造成階級實力的改變。正像戰場上得不到的在談判桌上同樣妄想得到一樣。

　　有法規就有獲利者和受損者。所以任何法規都是獲利和受損雙方利益實體或利益集團相互間勢力的權衡，一方示弱，它方就進攻。遠的不說，就2010年發生的法國工人全國性的大罷工就是法國工人階級維護自己權益的表現。近期又有希臘和西班牙人民的抗爭。工人抗爭了資方還如此猖狂，工人不抗爭的話，自己的權益誰來維護?

　　如果獲利的一方不去積極地維護對自己有利的條款，那么受損的一方就會趁機改變對己不利的條款。利益集團的一個最基本的維權方法就是通過結社行為來表訴自己的立場。這就是結社自由的根本原因。避開階級之間的利益爭斗，避開利益實體間的抗衡高談法治就只能是文人的空談。什么“要通過法治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力”，什么“還憲與民，還政與民”等等，如果人民不自己組織起來主動地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力，誰會去維護它?那些制定法制條款的是精英而不是人民，憑什么精英要維護人民的基本權力?他們的動機是什么?

　　在維護私有制的統治階級內部，法規雖然提供了一個處理他們階級內部矛盾的游戲規則，而且這些規則中有些可以為其它的階級所利用，但是這是很有限的。一但被統治的階級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這些法規上，它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處境。

　　沒有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就無法保障。文革后“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為什么被取消?除了無產階級的政黨背叛了工人階級這一根本因素以外，還有個原因就是沒有結社自由作為后盾，因而言論自由變成一個空洞的自由。

　　所以，沒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其實就不是什么利益集團。無產階級要想維護自己的利益，維護自己的政權就必須組織起來。雖然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形式，但是如上所述，代表本階級整體利益的只能是無產階級集中統一的政黨。沒有這一政黨，無產階級就無法行駛自己的權力。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權力中心是無產階級的政黨。

　　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當然離不開法律、法規、紀律等等的法治手段(后面會談及)，但以上論證表明，我們把防備走資派奪權的希望寄托在法治上是同樣徒勞的。

　　三、防備走資派的兩條根本措施

　　資產階級通過長期的探索找到了一條三權鼎立多黨議會制的機制去制約為自己服務的政權和監督受雇于自己的官僚。無產階級也要精心地觀察和總結自己專政的歷史經驗，找到一條有效監督自己委托的各級管理人員的途徑。

　　既然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通過多黨議會制來實現，形式民主不解決哪個階級掌權的問題，法治手段不可能制止走資派的奪權，那么無產階級應該靠什么來防備自己集中統一的政黨在掌權后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認為只有把巴黎公社的兩條原則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歷史經驗相結合才有出路。

　　如果我們不拿客觀條件做借口的話(注14)，近代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未能保障工人階級掌權的歷史經驗，突出地證明走資派的成長壯大是無產階級專政走向反面的主要危險。因此，我們要研究的是滋生走資派的經濟根源和促成其成長壯大的政治環境。我認為，這里就是我們要對馬列主義的建黨理論在社會主義時期進行補充的地方。

　　在這里我們要盡量避免作將來社會的設計師，也不要犯知識分子自以為是的高傲。我們要像毛主席學習。毛主席不是一個閉門思考的發明家，大字報和紅衛兵都不是他發明的;他所擅長的是總結群眾運動的經驗。我們要的也是像毛主席那樣總結過去，尤其是文革的經驗，提煉出成功的措施和總結出失敗的決策。一方面，我們應該研究如何鏟除走資派產生的經濟根源，防備官僚利益集團的形成;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研究對執政黨如何有效進行監督的形式，以便用群眾的力量來完成監督執政黨的任務和揭露黨內的走資派。

　　首先，要鏟除滋生走資派的經濟根源：官僚特權

　　1.官僚特權是滋生走資派的溫床

　　我認為官僚特權是政治投機和走資派產生的經濟機制或根源。要鏟除滋生走資派的經濟根源就必須把官僚特權和資產階級法權嚴格地區分開來，造就一個政治與經濟地位脫鉤的分配體制，防止基于官僚特權所形成的一個官僚利益集團。

　　資產階級對官僚的限制也是出于這一目的，防止政府官僚形成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來同資本所有者就資本的控制權討價還價。無產階級就更要防止自己委托的各級管理機構的代理人成為一個獨特的利益集團。

　　毛主席后來不提“官僚主義者階級”是有原因的。官僚主義者不一定是一個階級關系。在階級和國家消亡前，任何階級掌握政權都要有個官僚機構。官僚是個職能，不一定是個單獨的階級或階層。犯官僚主義錯誤的人也不一定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毛主席承認他自己有時也會犯官僚主義的錯誤。

　　所以問題的根本不在于是否有官僚體系，問題的根本是這一體系是否形成一個利益集團。(注15)因此，那些稱呼“干部階級”(注16)或“官僚階級”本身是不準確的。官僚主義者和走資派是全然不同的概念。走資派是社會主義時期黨內的資產階級，是個利益集團。毛主席后來把黨內的資產階級定義為“走資派”是個更為科學的定義，因為我們要看的是他們是否是一個利益集團。

　　2.官僚特權的鑒定

　　雖然官僚特權也可以看成是和按投資、按風險、按責任分配一樣的資產階級法權的一部分，但是區分官僚特權和其他資產階級法權，如按勞分配，還是意義深遠的，重要的。

　　在原先經濟還不發達的國度里產生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官僚特權表現在黨政干部在衣食住行、醫療衛生和子女教育等方面所享受的特權上。這些官僚特權與其它從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不可避免的如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體差別，以及按技術等級、論資排輩和按勞分配等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是不一樣的，有著本質的區別。

　　那些社會主義階段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僅僅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和把技術、資歷和生活待遇掛鉤了的法權思想。它反映了無產階級政黨面對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在人民群眾中還占有著絕對優勢的情況下，面對著數量可觀的小生產的存在，為了團結大多數所作出的一種讓步(就像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一種退卻和讓步一樣)，因此它是馬克思所說的不可避免的。(注17)

　　官僚特權卻不同。它把黨政干部的領導地位和個人的生活待遇掛了鉤。它混淆了工作需要和生活需要的差別，也就是它混淆了在物質缺乏的情況下，按工作的需要而配置給各級領導的諸如住房、交通、通訊、警衛、醫護等等的差別和個人家庭生活需要的物質條件上按領導地位和等級給予的諸如工資和待遇上的差別。(注18)后者的差別，既按照領導地位的高低而獲取的生活待遇的優劣反映的不是一種讓步。它反映了執政黨內一部分人的世界觀實質上還帶有著很大的資產階級性。

　　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法權，按職分配是官僚特權。資產階級法權是建立在等價交換基礎上的：干的越多掙得越多。相比之下，官僚特權是建立在對生產資料的控制上：“責任越大”掙得越多。它是一種把官僚機構本有的上下級關系變為法權的等級制，把人民委托一些專職人員去組織和管理生產和社會的職責轉變為個人獲取物資分配上法權的資本。

　　3.官僚特權的產生

　　現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往往不允許官僚如此享受特權。在那里，資本是主人，為資本服務的政府官僚只不過是個雇員罷了，一般不會享有什么特權的，更不會允許這些官員變自己的職位為資本，與資本的真正的主人討價還價。巴黎公社時期所反對的和毛澤東時代所存在的官僚特權還帶有很多的封建色彩。

　　因此把官僚特權僅僅看成是資產階級法權的一部分，不加區分(注19)，不利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分析，甚至可以說是故意混淆兩類不同的法權：一種在是社會主義時期是不得不保護的，只能逐步消滅的，一種是完全可以取締的。混淆在一起其實是保護了后者，就像文革初期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樣看似革命的口號打擊了一大片保護了一小撮，因而實質上是反動的。

　　無論宣傳如何講，一方面，1954-1956年中國工資改革后的體制是待遇隨著職務變動的，造就了“升官發財”的即成事實。因此才有社會上絕大多數的各種投機性人物都會想方設法鉆進執政黨里來的現象。另一方面，從1957年反右開始到文革前所有被打倒、下放或降級的干部不光丟掉了個人的政治地位，他們一家大小的經濟地位也一同丟失，造就了“罷官丟財”的即成事實。這兩者的“權衡利弊”可以說是“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現象的經濟根源，因為后者有被罷官丟財的危險。解放前的干部絕大多數是冒著生命的危險去堅持真理的，和這種現象大不相同。

　　官僚特權產生的原因除了封建殘余、理論上的缺陷和中國當初有照搬蘇聯體制的傾向以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旦群眾監督缺位，官僚特權就成了上級制約下級，尤其是中央控制全國各級龐大官僚體系的一個極其有效的手段。被罷官，必痛苦，否則，不服從指揮的下級在沒有其它威懾手段下很難掌控，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就得不到保證。這或許是斯大林時代蘇聯官僚特權迅速膨脹的一個根源。

　　4.廢除官僚特權的意義

　　官僚特權的存在，嚴重地扭曲了黨內路線斗爭的性質。雖然路線斗爭從來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但是解放前的黨內斗爭和解放后的黨內斗爭有著根本的區別。解放前的斗爭沒有，也不太可能和個人的經濟利益掛鉤。解放后，黨的地位轉變成執政黨，有了經濟決定權，斗爭中勝敗的各方有提拔和降級的變動，因此路線斗爭的結果(在存在官僚特權的情況下)就影響到了個人的經濟地位。路線斗爭對經濟地位的影響和關聯改變了這一斗爭的性質，滋生了斗爭的投機性，助長了爭權奪利的傾向。

　　依此，我們可以確認官僚特權是政治投機和走資派產生的經濟根源。

　　官僚特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次被打破的。由于工資水平凍結，文革中有意或無意實行了的體制是政治與經濟地位脫鉤的體制。提拔為各級領導的大量的“以工代干”的工人(注20)和新一代的工農代表如王洪文、吳桂賢、陳永貴等，以及各級革委會中的群眾代表都還仍然領取提拔前的工資(工分)，沒有享受到官僚特定的特權。同時，絕大多數的被打倒和靠邊站的當權派，工資照拿，住房照占，在生活上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除非把到五七干校參加勞動看成是對他們的懲罰(這一觀點本身就是特權思想的反映)。

　　把官僚特權和資產階級法權有效區別開來的意義在于，一方面，它保留了由于資產階級法權所造成的黨齡高的、貢獻大的老干部的優越經濟地位，另一方面，它又在實質上取消了這一地位與官位的聯系，使得在資產階級法權還無法完全取消前，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優越經濟地位的腐蝕性。

　　這里我們應該研究一下50年代末大躍進中“浮夸風、說假話”的起源。對于中國三年困難時期(除了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以外)的“人禍”很多人沒有把“頭腦發熱”和“說假話”區分開來。前者在事實面前會像毛主席那樣很快地冷靜下來，后者會像河南的吳之圃和安徽的曾希圣那樣用新的謊言去掩蓋舊的假話。但是我們不能停留在“浮夸風、說假話”是誰搞起來的，應該由誰來負責這一話題上。大量的歷史事實已經比較充分地揭露了劉少奇等人在“浮夸風、說假話”上所起的推風助浪的作用。問題是，為什么黨內有那么多的人熱衷于“浮夸風、說假話”?它的經濟根源在哪里?

　　這一分析就把我們帶到官僚特權問題上來了。如果建國初期的工資改革能像文革期間那樣實行“升官不發財，罷官不丟財”的話，黨內敢講真話的人就不會比解放前大大地減少，“浮夸風、說假話”的動機就會大大減少，保護大官利益的干部就會大大減少。比如說，當時干部工資的級別如果是按照一些客觀的標準如工齡、黨齡、經驗、技術、教育或工時，而不是按個人的政治觀點、權力機構的級別或領導崗位的高低來進行分配的話，就有可能實現政治與經濟地位脫鉤的體制。

　　這一脫鉤的體制很重要。之所以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能夠當家做主，是因為他有“鐵飯碗”。這是因為只有個人在經濟上有了保證才會有真正的言論自由，敢講真話的人才會多。這就是為什么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人們可以罵總統卻不敢罵自己的老板。因為是老板而不是總統控制的自己的錢包。

　　因此我認為，沒有把官僚特權和資產階級法權剝離開來或是“浮夸風、放衛星”現象的根源。毛主席沒有想到會有那么多的干部講假話，缺乏“五不怕”精神，為了自己的“烏紗帽”不顧人民的死活，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人禍”。這一嚴酷的事實迫使毛主席和黨內其它的革命者不得不深思問題的根源，不得不探索根除黨內走資派的手段，進而發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見，要鏟除滋生走資派的經濟根源，就必須盡量地把一個人的政治地位同其經濟地位脫鉤。

　　其次，要摧毀促成走資派成長壯大的政治環境

　　僅僅鏟除滋生走資派的經濟條件還不足以杜絕走資派的出現。這是因為資產階級世界觀追求的不光是物質上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爭奪奴役他人的權力和人上人的地位，關注的是誰說了算的問題。因此我們還必須摧毀促成走資派成長壯大的政治環境。

　　要摧毀這一政治環境就要做到至少以下四點：

　　1.從理論上認識到黨的領導與群眾的民主監督和制約必須相提并論，缺一不可，

　　2.在實踐上把文革期間形成的那種自發的半獨立的群眾組織當成群眾民主監督和制約當權者的主要形式，

　　3.從行動上正確認識和處理好無產階級內部的派性問題，

　　4.在體制上正確認識和處理好基層黨組織和群眾組織的權限問題。

　　下面讓我們逐一進行論證。首先，我們必須：

　　1.從理論上認識到黨的領導與群眾的民主監督之間的辯證關系

　　馬列毛主義對于為什么無產階級專政離不開黨的領導已有大量的論述，我不需要在這里重復，只是補充一個基本的事實：每一個階級的專政都不是抽象的，都是由那個階級(無論是資產階級(注21)還是無產階級)中有階級意識的人去具體地完成。同時，前面說了，在群眾運動中沖鋒陷陣，打頭陣的人往往是曇花一現的人物。由于上千年階級斗爭的歷史就是壓迫和反抗壓迫的歷史，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世界觀還只被很少的人所掌握，這種現象就很普遍的了。文革中的派仗證明了沒有一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行事的機構作為權力的中心，無產階級的核心利益將無法保證。這就是為什么群眾的自發運動不能代替黨的領導的根本原因。

　　列寧在十月革命后，為了反對托洛茨基試圖在經濟領域里把工會凌駕在黨之上的主張，強調了工會的作用是黨和群眾之間的傳送帶。那時，如何有效地對黨進行監督和制約的問題還沒有提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議事日程上。(注22)同樣的，中國解放后在黨委領導下的類似工會、婦聯等群眾組織基本上沒有，也不可能有效地監督和制約自己的領導。

　　走資派的出現把群眾監督和制約當權者的問題提到了革命者在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思考的理論高度。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為什么群眾的民主監督和對當權者的制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必不可少。23這是因為，如果無產階級的政黨在掌權前脫離群眾，革命就會失敗，就不能取得成功。但是在其掌權后，黨脫離群眾的危險就不那么明顯。在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以后，如果黨的干部只有一個向上負責的機制，沒有一個向下負責，接受群眾監督和受群眾制約的機制，那么黨的干部就很容易蛻化變質走向自己的反面，成為走資派。

　　這是因為，一方面，所有那些多多少少帶有投機性入黨的人就會有意無意地利用無產階級政黨的執政地位獲得奴役他人、發號施令的權力，自覺不自覺地實現自己爭當人上人，出人頭地的目的(文革初期廣大干部對群眾監督的抵制情緒反映了這一點)。另一方面，黨和群眾內部大批具有獨立思考的、從全局出發的革命者會受到黨內走資派的壓制和打擊(注24)，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由此缺乏成長壯大的機會。因此我們可以說，沒有一個向上和向下負責一致性的機制是走資派成長壯大的政治環境。這就是群眾監督和制約的至關緊要性。

　　黨的領導和群眾監督就像民主和集中一樣是矛盾的，但是他們是社會主義社會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就像人的睡眠和清醒是對立統一的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一樣。看起來好像有了一方就必須否定另一方：要么是領導權，要么是監督權，要么是民主，要么是集中，人總不能同時處于清醒和睡眠狀態。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就是這么有意思。如果我們所謂的“同時”指的是同一秒，那么確實人不太會即清醒又睡眠。但是如果我們的時間不是同一秒，而是同一天，那么反而我們的清醒和睡眠“同時”存在。

　　民主和集中也是一樣的。紅軍戰士打仗的時候必須聽從指揮，但是打完仗了，總結經驗的時候，戰士就可以發揚民主，對指揮員的指揮提出批評意見。

　　矛盾的不等于是不相容的。相反的，辯證法和中庸之道的不同就在這里。那種半清醒半昏迷狀態，民主和集中都來一點兒的沒有主次的理解矛盾雙方的折中主義和追求均衡觀點也是不現實的，是違背自然規律的。

　　黨的領導和群眾監督在不同的時期要有不同的主次關系，像波浪一樣的有時強調黨的領導，有時強調群眾的監督才對。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不時地搞運動去剔除壞頭目，又不能總是在運動中。就連西方的民主選舉也是定期才有的。

　　社會主義社會黨的領導和群眾監督這一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人民內部矛盾的集中表現。這一矛盾只有在階級和國家的消亡后才會克服。所有其它試圖用僅僅強調一方面的方法來克服這一矛盾都是徒勞的。光有黨的領導，抵制或反對群眾的監督，黨一定會變質，走向反面;光有群眾的監督，抵制或否定黨的領導，群眾運動必定要走上歧路，被壞人利用，打派仗，造成無產階級政權的喪失。這就是文化革命的一條根本的經驗。

　　但是光有理論上的認識還不夠，我們還需要：

　　2.在實踐上把文革式的群眾組織作為工人階級民主監督的主要形式

　　這是因為人類歷史上還沒有過這樣全面的、有效的、廣泛的人民大眾參與的民主監督黨、政、軍、企各級領導的機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干部對黨和對人民負責的一致性。

　　資產階級的三權鼎立監督方式(多黨議會的立法權，集中統一的執法權，獨立的司法解釋權)是以他們之間存在著根本利害沖突為前提的，因此不適用于無產階級內部根本利益一致性的監督需要。雖然資產階級統治的民主方式不可照搬，但也不可不借鑒。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制約當權者的問題。

　　群眾組織的相對獨立性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并非起源于人民內部利益的相互獨立性，而是出自于監督的需要。人們至今感嘆文革方式對當時當權者的制約作用。沒有當時群眾組織的相對獨立性，那種制約作用是不可想像的。那種制約光靠大字報和個人的言論自由是不可能的。分散的個人的力量是無法和組織起來的群眾相媲美的。

　　文革中涌現出來的“半獨立”的群眾組織是企業、單位內部或省、市地區以內的自發的群眾組織。它之所以是“半獨立”的群眾組織，是因為它只有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獨立性。首先它們的活動經費是國家包辦的，否則其常設辦公機構和工作人員無法生存。其次，雖然同級的自發的群眾組織不受同級黨委的領導，但需獲得上級黨委的許可，否則有可能被取締。比如工廠、學校的造反派、紅衛兵群眾組織不受廠、校一級黨委的領導，但需獲得省、市上級的認可。同樣的，省、市的造反派組織需經中央的認可方為合法。

　　這些群眾組織和政黨的區別在于它既沒有充分的獨立性，也不具有全國性。全國性的與中央作對的群眾組織文革期間是不認可的，一律取締的，體現了無產階級的專政。

　　有人抱怨說毛主席在文革中沒有建立一種新的機制。其實這就是毛主席探索出來的新的監督機制!看不到這一點的左派，尤其是一些老造反派人物很多，給人一種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感覺。歷史上還有什么監督機制比這個更有效?

　　文革期間中央的這一措施較好的處理了如何一方面維護黨的領導，另一方面保證群眾能夠通過相對獨立的組織去有效地監督黨內干部的問題。

　　但是要有群眾組織的存在，我們就必須：

　　3.從行動上正確認識和處理好無產階級內部的派性問題

　　在階級社會里，正因為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形態的存在，它一定要反映到無產階級內部來。但是無產階級內部不光因此會有各種各樣的思想意識形態，它還一定會有不同派別的出現，這是必不可免的。派性的出現因而不光是無產階級內部在思想上的分歧，還有利益上的分歧。在社會上，無產階級的政黨是捍衛無產階級利益的唯一“派系”組織，但是這一政黨內部有組織的派別就只能是捍衛階級利益以外的其它利益的集團。在黨內，有組織的派別和無形的思想“派別”之間的差異在于：組織上屬于一個特定派別的人忠誠的是這一派別，而僅僅屬于思想上的無形“派別”中的人仍然可以忠誠于階級。正因為組織起來才有力量，我們才一方面強調工人階級要組織起來才能反對資本的勢力，另一方面反對在工人階級政黨的內部形成有組織的派系進而把小集團的利益凌駕于階級的利益之上。一個觀點一旦形成一個組織，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其利益不一定和階級的利益一致。文革中的派仗幾乎把中國帶到了內戰的邊緣就是一例。如果黨內當時允許派別組織的存在，文革中的派仗必然會提前顛覆工人階級的政權。派性的出發點就是維護派別小集團的利益，就是把派別的利益放在階級的利益之上，因此它是反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

　　雖然黨內不允許有公開的派別活動(注25)，必須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但是黨內的路線斗爭和隱藏的派別斗爭以及社會上的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也一定會反映在群眾組織的派性斗爭上。如何處理無產階級內部的派性問題對于無產階級專政來說是一個至關緊要的問題。無產階級的政黨不能不反對群眾中各種形式的派性活動，但是簡單地取締群眾中的派性組織也不是反對派性的有效手段。

　　就像我們在文藝上一方面像毛主席說的那樣不能讓毒草泛濫，但另一方面也不應簡單地杜絕毒草的存在。沒有毒草的存在，人們就不容易識別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毛主席一貫特別重視反面教員的作用，人們只有在對比中才能識別好壞。同樣的，我們應該既反對派性，又承認派性。反對派性的方法是指出派性觀點的錯誤，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意見的一致，而不是在思想問題沒有解決前強行取締群眾中的派別組織。只要它們是合法的(也就是說它們是維護社會主義共有制的)，就只能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通過大鳴大放大辨論的方法來處理。有了派性這一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形態的在群眾中的反映，對于人民群眾分明是非是有好處的。對錯誤的路線和思想要保留一個批判的對象，通過大辨論，才能分清是非。

　　無產階級內部的民主不能靠黨內派系來實現，而是靠群眾自發的組織起來實現其對領導者的監督。至于如何一方面禁止黨內派別活動，另一方面又允許群眾中的派系存在，這有待將來的實踐進一步的去探索。但是無論如何，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權力既是危險的權力，又是違背無產階級當家作主宗旨的權力。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要：

　　4.在體制上正確認識和處理好基層黨組織和群眾組織的權限問題

　　做好以上三點的一個關鍵就是要處理好黨的領導和群眾監督的關系，其中一個重要的機制看來就是各自的權限。我們既不是制度萬能論者又不是制度無用論者。總結文革的經驗，尤其是王紹光所描述的武漢文革的經驗，我們可以領悟到群眾運動中各方權限的重要性。

　　文革中派仗的起因之一就是因為群眾組織的權限沒有搞清楚。派仗，尤其是造反派之間的派仗往往是因組閣而引起的。因為(按照上面所說的階級內部實現民主的渠道)各級自發、半獨立的群眾組織實行的不能是，也不應該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因為他們是由志同道合的群體組成的，意見不一致就會分道揚鑣，否則就不會有不同的派別組織)，因此在原則上它應該是沒有組閣權的。只有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如工代會那樣的組織原則上才應有此權。

　　群眾組織最重要的任務和權力是對當權者的輿論監督，因此它的權限是在言論自由方面，如出版、集會、游行等方面的權力，而沒有一派壓一派的權力，沒有強加于人的權力，比如不讓人家說話，不讓人家集會等等的權力。后者都屬于過激行為(但不同于輿論上的過激)。

　　同樣的，各級黨委也應是有權限的，其中不包括取締自己不喜歡的同級的自發、半獨立的群眾組織，只有它的上級才有這一權力。對于群眾的輿論監督，各級領導只能是耐心地解釋和說服。群眾大多數還是講道理的。無理取鬧的只會是極少數。

　　當然，一些群眾組織被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所利用，被走資派所操縱也是不可避免的。一個企業、單位乃至全黨內部的矛盾會反映到群眾組織中來。但是，正像林肯說過的一句名言：“你可以暫時地蒙蔽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遠地蒙蔽一些人，但是你不會永遠蒙蔽所有的人。”只要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也就是政權還是掌握在為無產階級的全局和長遠利益服務的而不是為“黨國一體”的官僚資本集團利益服務的人的手中)，各級黨的領導還是按照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那么壞人和走資派的操縱只會是暫時的，背后操縱的走資派是不可能長期得逞的，群眾會在和走資派的斗爭中逐步地識別走資派。走資派也只有在群眾運動中才有可能被識別。除此以外沒有他路。

　　如果出現了像群眾組織領導的罷工、鬧事和當權派采取取締群眾組織的行為，那么這都是兩者矛盾尖銳化的表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沒有處理好的結果，都不是正?，F象，都是需要上級領導出面來解決的問題。我們所講的權限問題指的是在一般正常情況下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如果黨群兩者的權限都認定了，兩者之間的矛盾一般不會那么激化。

　　當權派一般的當然不喜歡有和自己唱對臺戲的人。但是，這是民主監督的基本要求。就連資本主義國家里，工會的存在就對資方的行為有所制約。當然那里工會的權限是很小的，只有在和工人的工資、福利、勞動條件等方面有關系的范圍內有發言權，其它所有方面都無權過問。工人階級當家做主了就完全不一樣了，就沒有不能過問的內容了。

　　至于將來的群眾組織如何運轉都有待于那時實踐的探索。比如說他們如何接受上級黨組織的領導，他們怎樣進行內部管理，他們不同的組織之間發生了分歧、對立甚至沖突以后怎么解決等等的問題。這些問題非常類似文革中出現過的情況。分歧、對立是大民主的正?，F象，沒有什么可怕的。動武的沖突是要堅決制止的，是要按刑法處理的。根據文革的經驗，如果他們(像清華蒯大富那樣)不接受來自任何方面的領導或監督，那么只有取締。這就是為什么說它們是相對獨立而不是絕對獨立的群眾組織。

　　結論

　　黨的領導和群眾監督是社會主義社會矛盾中的一個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在基層處理這一矛盾的一個具體方法或內容就是界定各自的權限。

　　溫室和學院里培養不出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他們也只有在群眾運動中，在與走資派的斗爭中才能成長壯大。社會主義社會就是一個人民群眾學會如何當家做主的過程。只有那些正確處理了黨的領導和群眾監督的人才有可能成為新一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歷史證明別無它路。

　　無產階級對走資派的認識是在與走資派的斗爭中形成的。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出走資派就是那些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捍衛官僚特權、反對群眾監督和試圖用資本主義的手段來克服社會主義問題的黨內當權者群體。特權是官僚掠奪剩余價值的起點，群眾喪失監督的權力是資產階級上臺的標志。

　　將來無產階級的政權如果一方面能夠從一開始就嚴格地、自覺地、堅持不懈地限制或鏟除官僚特權，另一方面又把群眾的監督以自發、半獨立的組織形式常規化，也就是把巴黎公社的兩項原則現代化，那么無產階級政黨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不大容易，無產階級專政就有可能大大地得到鞏固。

　　【1專政一詞在今天不好聽，但是它的應用是為了明確一個制度的實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與其說是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不如說是資本家在私企里的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認同此制度的人就會有保護感而不是壓抑感。對不認同者來說此制度是強制和致命的。一旦工人階級起來反抗這種工資奴隸制，它就必須面臨維護資本利益的強大的國家機器。同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把全民所有制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認同此制度的人就沒有制度壓抑感，就像文革中出現的自發的群眾組織就如何管理企業和國家盡情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對私有制認同者要想改變全民所有制以便自己搞企業，此制度是強迫的，不自由的。】

　　【注2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主義的不同在于，后者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論與實踐的總結，尤其是包括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它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而不僅僅是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

　　【注3由于經驗的匱乏和理論上的欠缺，黨內干部的大多數不同程度上都犯了走資派的錯誤。但是犯走資派錯誤的不光是在中國有大量的干部，尤其嚴重是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斯大林本人就是一個(雖然不一定是自覺的)犯了嚴重走資派錯誤的人。由于他不相信群眾，喜歡包辦代替，結果控制和管理龐大的官僚體系就只有依靠官僚特權。因此這種特權就在他當政期間嚴重地膨脹起來，成全了自覺走資派的上臺?！?/p>

　　【注6其實，這一思想在文革后期的1974年那個頗有影響的署名李一哲的《關于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就有了。這張大字報很使人深思，當時像本人那樣沒有在資本主義社會生活過的人很容易被此文的觀點所迷惑?！?/p>

　　【注7其它一些空想的主張也是同樣的荒謬，如工人階級的政黨應該分成什么“教育黨”、“生產黨”等等。這些“理論家”好像沒有看懂列寧的《國家與革命》。】

　　【注8可以參考本人2008年寫的《試論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一文?！?/p>

　　【注9:陽和平：《從韓丁的〈翻身〉看民主與土改的關系》，2011年?！?/p>

　　【注10英國勞工黨只是在近幾年才把社會主義的目標從黨章上刪除，西歐多數執政黨的黨綱至今都有社會主義的內容，西班牙2011年前執政黨的名稱竟是“社會主義工人黨”!】

　　【注112012年夏天在山西潞城農村人們看到這樣一個極其露骨的標語：“投資者是恩人，引資者是親人，破壞投資環境者是罪人”。】

　　【注12即毛澤東時代的全民所有制，有時也稱為“公有制”，但是后者的定義不精確，封建皇帝的“公有”和當今的“公有”都不包括人民所有的概念。】

　　【14對于為何第一輪的社會主義國家未能捍衛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權利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他們往往會列舉大量的客觀因素，如帝國主義的強大、生產力的落后、農民小生產者在數量上的優勢，等等?！?/p>

　　【15托洛茨基主義者對官僚化的擔憂是錯位的。要想管理和協調大工業或全國的經濟就必須有一批專職人員或官僚。它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p>

　　【16見王紹光：《超凡領袖的挫敗》，第二章，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p>

　　【17見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p>

　　【18兩者的區分有時是不很清楚的。當飛機和軟臥只能滿足極少數人的需求時，工作需要和按級別分配就很難劃清。相反的，專門為高干服務的特供就具有很明顯的官僚特權特征?！?/p>

　　【19這或是50年代末以張春橋《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為代表的討論中的一個根本缺陷。問題主要的不在于是否有差異，而是這種差異的基礎，它與官位的聯系。】

　　【20見田嘉力的《升官不發財，定量減下來》一文，引自http://sshd8.com/thread-24316-1-1.html或http://zlk.wyzxsx.com/Article/wenyi/2011/08/249363.html。】

　　【21美國的前副總統切尼就是一個有著強烈階級意識的政客。他在美國的商界和政界來回穿梭，卻并沒有一心專為自己賺錢。他可以說為了美帝國主義在全球的霸權貢獻了一生。】

　　【22如同以上所說，托洛茨基主義者對官僚化的擔憂是錯位的。問題不在是否有官僚，問題在于官僚是否形成為一個利益集團?！?/p>

　　【23對于那些不接受黨的領導的人來說，這一問題看似很荒謬，根本就不是個問題，人民群眾當然要監督當權者了。但是對于那些只相信黨的領導的人來說這倒是個問題?！?/p>

　　【24安徽的張凱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59年安徽無為縣的一些干部在大搞“共產風”、“浮夸風”、“放衛星”以后，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在糧食減產的情況下，仍然嚴重地超額征購糧食，找不到糧食就對群眾實行法西斯專政，造成普遍的饑荒。張凱帆作為當時的副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到老家無為縣考察，發現地方干部不顧人民死活利用公共食堂多吃多占、胡作非為的情況時，提出“三還原”、“兩開放”，即占用社員的房屋還原，伙食還原，公社化中沒收的社員自留地還原;市場開放，魚塘開放。結果是惡人先告狀，地方干部先是向省里打報告，說：“張凱帆指示縣委辦公室調查公社化前后的三個變化(勞動力、農具、房屋)和干部作風、各種發病情況等五項內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后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請省委研究”，爾后聯合省里大搞“浮夸風、放衛星”的省委書記曾希圣向中央造謠，說：“我省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同志于七月初到無為縣檢查工作時，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懷疑的心情責令縣委辦公室調查公社化前后幾個情況的變化，結果引起無為縣工作的混亂。無為縣委和蕪湖地委對張的這種作法很有意見，認為是違反中央的方針政策的?，F將無為縣委和蕪湖地委的報告轉上一閱。”同年8月10日毛主席的批示里誤以為張凱帆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隨后，張凱帆被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批斗51天，關押200多天，經批判斗爭后送淮北某礦勞動，直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后才被平反，官復原職。資料引自http://www.ahage.net/BBS/read.php?tid-57611.html和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5f987f0100hj9d.html。

　　25列寧是在總結十月革命后的實踐中于1921年在黨的10大上正確地建議取締黨內有組織的派別活動?！?/p>

　　2011年9月初稿，基于紀念毛主席逝世36周年和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北京研討會上的發言。

　　2012年夏二稿。

　　2014年秋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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