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在中國全面展開，資本邏輯已進入中國的經濟生活，今天，我們討論馬克思，是在討論我們當下每個中國人的生活本身。

　　蘇東劇變之后的1992年，日裔美國學者弗蘭西斯·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宣稱未來將是自由市場經濟和議會民主政體大行天下，而社會主義以及作為其綱領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在這種全球化語境中已經沒有了位置。1993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主題是“馬克思主義向何處去”。法國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德里達與會并發表演講《馬克思的幽靈》，內容針對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他說，在今天，地球上所有的人，不管他們愿意與否，知道與否，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馬克思和馬克思學說的繼承人。

　　在當代的時代課題面前，我們仍然需要從馬克思學說中得到具有根本意義的啟發。馬克思的學說仍活在當下，因為這一學說在資本主義研究領域中所作的分析，所達到的深刻程度、遠見和洞察力，迄今未被超越。

現代資本文明催生了“真正的世界史”，傳統哲學無法解釋價值理性的缺失，馬克思給出了謎底

　　西方人在他的文化和社會歷史進程中誕生出資本主義這種現代生產關系。這本是歐洲人的天命，但是資本主義一旦來到世界上，按資本必須不斷增殖的本性，一定會把全世界人的消費需要看成它的市場，把整個地球的自然資源看成它增殖的材料，所以它進入了非歐洲民族，把整個非歐洲民族卷入到資本的運作中去。資本開創了真正的世界史，結束了各個民族孤立發展的歷史。

　　資本的誕生給歐洲整個社會和文化帶來了怎樣的影響?馬丁·路德創立新教，把上帝從社會秩序中驅趕出去，笛卡兒的命題“我思故我在”，開啟了新的社會原則——我們每個人都是能思的主體，即理性主體。這種依賴理性而得到無限進步的啟蒙信念，很快受到了英國懷疑主義哲學家休謨的質疑：理性在擔保我們推出關于存在的知識的同時，能否推出我們應該做什么與不應該做什么的道德標準?針對休謨的難題，康德用《實踐理性批判》一書證明人類社會秩序的道德基礎仍是理性。然而，實際的歷史進程表明，理性所能得到的最高成就只是起到工具的作用，即，充當了為人類的利益更好地控制世界的工具。而在價值領域里，理性只能退出。人類的利益是復數，即多元的，而且還彼此沖突。人類并沒有可用理性論證的共同利益。凌駕于諸種利益之上、決定了利益斗爭的最終結局和趨勢的，并不是人類的理性，而是命運。誰揭示了這個命運?馬克思。馬克思沒有像康德那樣去努力給出一個價值理性的體系，因此，我們今天重新學習馬克思的學說，即意味著去領會當代人類的命運。

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在于揭示出當代社會權力的形態，貨幣為人類生活頒布了一條法則，每個人必須把有限的生命服務于資本的增殖

　　馬克思如何揭示這種命運的呢?

　　假定我的這塊手表值200美元，那么，200美元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這塊手表作為社會存在物的存在，即，在它身上凝聚著人與人的關系，而且這種關系是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的關系，是一部分人統治另一部分人的關系。表面上看來人們在市場上是平等交換的，但實際上是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這種社會關系，馬克思給了它一個詞social power(社會權力)。

　　馬克思早先是黑格爾哲學的信徒。他在擔任《萊茵報》主編時，站在摩爾塞地區農民的立場上同萊茵省議會辯論，想用黑格爾的法哲學(即關于權利的理性證明)來證明萊茵省議會通過的林木盜竊法是不合理的。他沒能成功。但是，正是這個不成功使他有了重大發現：原來，我們整個社會的基礎，實際上就是物質生活關系，而這個關系是一個非理性的領域。所以，馬克思說，利益是最講究實際的，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比消滅自己的敵人更實際的事情。這一重大的發現引導馬克思走向一場哲學革命。

　　經濟學含有這樣一種信念——人類當下的經濟生活具有理性的基礎。但是，只要我們承認貨幣是社會權力的物化形式，那么，人與人之間的感性斗爭就是不可避免的。經濟學對于理性的信念其實是一種幻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四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中寫道：正是商品世界的這個完整的形式，貨幣形式，用物的形式掩蓋了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以及私人勞動者的社會關系，而不是把它們揭示出來。

　　經濟學理論有工資、利潤、利息等種種范疇，這些范疇來自一個核心的范疇——價值。“價值”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每一種勞動產品都必須和一般抽象勞動發生關系，才獲得其自身作為“勞動產品”的存在。于是，每一種具體勞動都是為了抽象勞動的增長(資本的增殖)而服務的，人類財富自此獲得了最抽象的形態——能在交換中增殖的貨幣。

　　“一般勞動”這個范疇的抽象，不僅是現代經濟學的起點，也是在現實中被公認的財富之創造。如果我愛好音樂，也愛好哲學，并寫出關于哲學或音樂的文章，這些活動若要被承認為勞動，它們就必須為資本的增殖做出貢獻，即作為財富一般之生產。只要這類文章的產生不能帶來資本的增殖，它們就不能被稱為勞動，而只能被稱為個人怪癖。

　　這就是在資本文明中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統治關系。資本的統治不是狼對羊的欺負，而是在物質生活領域內，對私人勞動與社會總勞動的關系的規定。它是支配當代人類生命活動的一條法則，這條法則就是，每個個體的特殊的具體勞動必須服從于抽象勞動之增長(貨幣之增殖)的目的。馬克思揭示出當代社會權力的形態就是貨幣，貨幣君臨一切，它的增長成了絕對命令。這條絕對命令賦予當代社會以進步強制：我們要不斷地以自己有限的生命活動服務于資本的增殖，停滯意味著倒退，效率才是生存。

由于對當代社會權力的發現和闡明，馬克思哲學成了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學

　　馬克思哲學的偉大之處在于，它揭示了非理性的社會權力是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的真實基礎。因為這一點，我們還處在真正的人類社會史前時期。

　　馬克思之前的歐洲哲學在其柏拉圖主義的傳統中只能說明理性的存在物。例如說黑格爾的法哲學(philosophy of right)就是關于right(權利)這一理性存在物的哲學。但是，馬克思發現了power(權力)這個非理性的存在物，因為，理性只能論證人與人的平等，永遠無法論證出人與人之間應該達成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統治另一部分人的關系。能夠研究非理性的東西，叫philosophy of power(權力哲學)。其實發動這場革命的不只馬克思一個人。尼采繼承了叔本華的意志哲學，并向前推進，也揭示了非理性的權力。他與馬克思的差別在于，他認為權力來自于意志，而馬克思認為權力來自于人與人的感性交往。

　　歷史唯物主義就其學說的性質來說，可被稱為“社會權力哲學”。我們對自然界所形成的知識的當代類型，其實也來自于當代社會權力。培根所說“知識就是力量”，其正確的翻譯應是“知識就是權力”。法國當代解構主義哲學家福柯在近代以來的知識體系中揭示了暗藏其中的人與人的權力關系。20世紀以來，在歐洲哲學的舞臺上，堪稱真正的當代哲學家的人，都進入了可對資本進行批判的存在論視野，如胡塞爾、海德格爾、鮑德里亞等等。

　　在人與人的感性交往中形成起來的社會權力，一旦獲得意識形態的認證，就上升為政治權力和法的權利。意識形態的變遷是思想運動，是觀念變革，然其根源和動力則來自社會權力的新舊交替。我們都熟悉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理論，說的就是這樣一件事情，即，非理性的社會權力如何上升為得到宗教或者哲學辯護的權利。

馬克思從來都不是經濟學家;《資本論》也不是一本經濟學著作，其根本要義揭示的是當代社會權力增長的規律

　　馬克思的哲學革命的真實成果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真實成果是《資本論》。《資本論》不是一本經濟學著作，馬克思從來都不是經濟學家。我們承認，資本是當代物質財富的表現形態，或說唯一的表現形態。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要揭示這種財富增長的規律。馬克思在看到財富增長的同時，看到的是財富的社會存在方式——即資本——的統治力量的增長。所以，財富的增長，同時就是社會權力的增長，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的擴大。馬克思可以跟著經濟學家走一段路，去揭示那些可描述財富增長的知性法則，但他同時要去揭示在這些增長法則背后的“社會權力增長規律”——剩余價值規律。從歷史唯物主義走向《資本論》學說，這就是馬克思的路徑。

　　經濟學家用經濟范疇規定出經濟事實，馬克思則要揭示這些范疇本身的來歷。什么是事實?今天的社會事實都由一系列社會科學范疇規定出來，若把這些范疇拿掉，就沒有這些事實。比方說，利潤、利息、地租、工資都是經濟事實，這些事實都由經濟學范疇構造出來。但馬克思哲學進入的是生活世界，而不是由理性范疇構造的事實世界，因此，《資本論》的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提示我們，馬克思開啟了一種新型科學，即歷史批判科學。

馬克思對資本的批判不是道德批判，他肯定了資本的三個文明作用：提高了生產力、提升了社會化程度、打開了使用價值領域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里講得很清楚，資本家就是資本的人格化。資本是當代人類社會的生存條件，所以任何資本家成員都不需要為此負責任。馬克思的研究指向資本的來歷、本性和它必然經歷的命運。因此，在馬克思的資本批判中包含了對資本的文明作用的確認。

　　首先，資本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力。由于資本主義必須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交換價值的增長，抽象勞動的積累就必須通過降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實現，這樣，生產效率的提高就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目標。因此，機器以及一切技術的發明和使用也就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邏輯必然性。于是，獲得更多的超額利潤的動力，同時帶來了使人類去贏得對于自然的更多的自由的文明成果。

　　其次，資本極大提高了人的社會化程度，例如，當代的移動互聯網讓每個個體的社會化程度達到了全球范圍。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中的任何一個人的偶然的發明，很快就會變成人類共享的成果，雖然是要通過資本增殖的形式來實現的異化的共享。資本主義的發展使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和世界市場聯系在一起。馬克思認為，個人生活的這種高度的社會化是人類歷史上了不起的進步。

　　第三，資本打開了空前豐富的使用價值領域。資本主義的生產由于不斷追求交換價值的增殖，就一定要通過種種手段開啟使用價值的領域，這樣就為馬克思所說的“未來人類個體的全面發展”準備了物質要素，盡管資本的運動也會喚起消費者諸多畸變的欲望，即帶來感性需要的異化形態。

《資本論》學說運用辯證法揭示資本主義的自我揚棄，資本不存在自洽系統，它發展的每一步都生出否定自己的力量

　　根據經濟學理論自身固有的理性原則，資本應能描述為一個在邏輯上無矛盾的自洽系統，然而，馬克思的《資本論》學說正是要揭示這種自滿自足的資本系統是不存在的。資本主義在其每一步的發展中，都會生長出否定自身的超越邏輯的感性力量。對這種感性力量的揭示，就是貫串于《資本論》的辯證法。

　　這種感性力量源于非自洽的資本邏輯的四個內在界限。

　　第一個內在界限：必要勞動是活勞動能力的交換價值的界限。活勞動能力的交換價值就是工資。資本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資)，跟勞動力平等交換，這是現代經濟制度，比較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具有的進步，即，對剩余勞動的獲取不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壓迫的基礎上，而是在市場平等交換的基礎上。然而，資本主義運動的內在目標，一定是要不斷降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就意味著勞動力這個商品的交換價值(工資)是有上限的。這不是由于資本家的善良或者不善良，而是由為資本主義生產必須有的效率原則所規定的。為了追求效率，必須降低勞動力成本，通過技術的引入，縮小必要勞動時間，以實現相對剩余價值之獲取，而這個獲取必以勞動力價值的不變為前提。于是，每個企業家都盡力要控制本企業員工的工資收入;但他同時希望員工在企業之外成為在市場上有足夠的購買力的消費者，這顯然是兩個自相矛盾的要求。

　　第二個內在界限：剩余價值是剩余勞動和生產力發展的界限。由于極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在一定的勞動時間中，剩余勞動部分(在滿足人類直接的生存需要之外的財富)必然增大。但是，這件事在資本邏輯中是被限制的。只要剩余勞動的果實不能在市場上獲得價值實現，即，不是剩余價值的實現，這種無利可圖的剩余勞動就一定被限制。所以，在資本運動中，每一次生產力的發展，一定包含了此后對這種生產力的破環的趨向。今天所謂“產能過剩”(對于全人類的實際需要而言并非過剩)其實就是凝聚在其中的剩余勞動無法轉化為剩余價值。因此，這些產能必須被消滅，才能重啟市場。

　　第三個內在界限：貨幣是生產的界限。由于生產的每一個環節都要通過貨幣這個一般等價物的結算才能展開，當生產或經濟運作過程的某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即資金鏈斷裂，物質財富的生產就會停止。于是，為了重新啟動生產過程，現代國家就必須執行經濟功能，人為地印發紙幣，以重啟資金鏈，這就必然引向貨幣金本位制的終結，以及當代形式的虛擬的資本市場。然而，這種對貨幣界限的突破，每一次都會帶來新型危機。

　　第四個內在界限：交換價值是使用價值生產的界限。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交換價值才是使用價值生產的目的。我們去創造一種新型的財富，完全是為了交換價值的增殖。但這里是存在界限的。盡管一次一次的技術革命可以創造新的交換價值增長的空間，例如IT產業的興起打開了新的消費需要所構成的市場空間。但任何新的消費空間的打開一定更多地消耗自然界的能源、資源和材料。例如，軟件很重要，但軟件的實現一定要通過硬件。這就是說，自然界對資本增殖是規定了界限的。

　　以上這四個界限表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每一次大的發展都會觸及到它自身的邊界，并從中生長起否定自己的力量。

扣問馬克思：資本的自我揚棄會將人類社會帶到怎樣的境地?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確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我們要去思考這個判斷。資本主義總有一天要消亡，消亡之后是不是會有另一種私有制?還是私有制永遠終結了?按照馬克思所說，在資產階級社會胎胞里發展出來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一切社會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而告終。這里，馬克思做了一個驚人的宏大敘事：我們正處在真正的人類社會的前夜，處在人類社會史前時期的最后階段。

　　讓我們帶著這個問題，回頭再讀馬克思的著作。我們這個時代拒絕宏大敘事，今天的后現代主義用無數小敘事解構大敘事。但是，同后現代主義的認識相反，由資本所規定的人類的物質利益斗爭始終真實存在，而決定著這種斗爭的方向和趨勢的命運，一定會一再地把我們重新帶入關于人類解放的宏大敘事中。在這個敘事里，馬克思的學說居于中心的位置。

　　這就是馬克思哲學還活在今天的原因。

　　(作者系復旦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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