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為人類求解放的人格尊嚴理論與中國傳統的民族氣節、人格尊嚴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創造性地建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既肯定和注重個人人格尊嚴，又強調和推崇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實現了清醒的道德理性、高尚的道德情感、堅定的道德意志、真摯的道德信念和連貫的道德行為等的有機結合，極大地豐富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以人的解放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尊嚴理論，對中國革命道德和社會主義新人培育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崇尚德操、注重人格尊嚴和民族氣節，是毛澤東人生哲學和倫理思想的重要內容。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新中國的征程中，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為人類求解放的人格尊嚴理論與中國傳統的民族氣節、人格尊嚴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所呼喚的高尚人格尊嚴有機地結合起來，創造性地建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人格尊嚴理論，既繼承并弘揚了中國傳統的德操尊嚴論，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尊嚴論，給人類尊嚴理論增添了許多精深的內容。

　　一、意志自主與骨氣操守：個體之人格尊嚴的集結

　　毛澤東的人格尊嚴理論，首重個體的人格尊嚴，因為一般意義上的人格尊嚴，總是針對個體成員提出的，并必然表現為個體成員的人格培育和尊嚴意識的挺立。人應當是有人格追求和尊嚴意識的社會動物，人格尊嚴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格所呈現出來的值得敬仰和尊重的意義和價值，是人之區別于動物的內在精神屬性和價值規定性之集結。人格是人的理性、精神性和社會性的確證和積淀，是人之自我意識的確立和自由意志觀念的體現，是人類對其動物本能及其欲望沖動的超越，體現著人的價值追求、理性選擇和文明進化，故人格必然具有自身內在的尊嚴和不可輕侮不容侮辱的意義和價值。在《<倫理學原理>批注》中，毛澤東不僅多處談到人格，而且明確提出了人格尊嚴問題。他說：“偷盜之不可為者，最大者為人格方面之關系。其次則為幸福方面之關系。偷盜為暗昧之行徑，為卑劣之手段，為之，于其人格之尊嚴立時破壞也。”人格內涵必然表現為尊嚴，尊嚴是人格的精神價值確證。人格尊嚴是人格具有的值得尊敬也應當尊敬的莊嚴、莊重、嚴肅以及不可侵犯、不容侮辱、不可輕視的內在價值和目的意義之總稱。

　　人格尊嚴之基本要素在于人有自己的自我意識、自由意志和自覺價值追求。清醒的自我意識，獨立自由的意志，自覺而明確的價值追求，是個人人格尊嚴的基本內核。1919年11月，長沙趙五貞女士因反抗父母將其許配給富商品古齋少老板吳鳳林為繼室而于花轎中用剃刀自殺，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對此，毛澤東專門寫了幾篇文章就趙女士有無人格問題發表看法。在毛澤東看來，就人格的先決條件是意志自由而言趙女士沒人格，但就“不自由，毋寧死”而言趙女士有人格。就此而論趙女士有人格，而且應當得到尊敬，因為這種自殺具有壯烈性。在另一篇《非自殺》的文章中，毛澤東直截了當地對自殺采取排斥態度，理由是自殺無助于人生意義和價值之實現。當然，壯烈的自殺即反抗強權以及敢做人不敢做之事的精神有其可尊敬的地方，“所以尊敬壯烈的自殺，乃是尊敬他的‘難能’及‘反抗強權’兩點。假設除去此兩點，自殺是容易的事。又世上并沒強權，無所用其反抗，那么，雖有自殺，吾人亦哪來尊敬的感情?吾人既并無尊敬‘自殺’本身的感情，則‘自殺’一事，應該反對。”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提出并圍繞“非自殺”的主題作出了論證，強調“吾人是以求生為目的，而不應反其道而求死。所以‘非自殺”’。自殺往往是因為社會奪其希望。但真正的勇士應該“與社會奮斗，爭回所失的希望。奮斗而死，則是‘被殺’，不是‘自殺’。所以‘非自殺’。”毛澤東就此排出了一個人生的價值序列即“有人格的得生第一，奮斗被殺第二，自殺第三，屈服第四”，并認為“屈服在人格及自由意志上無位置。自殺，于人生自然法則上亦無位置。奮斗被殺，其結果雖在人生自然法則上無位置，然其動機有之。有人格的得生，動機結果都好”。這就說得很清楚，有人格的生存是最好的，為人格而奮斗遭到殺戮也是不錯的，自殺排在第三即不應該提倡的位置，最差的是失去人格的隱忍茍活或屈服強權而不敢反抗。在毛澤東看來，人生是有其內在價值和社會意義的，追求有人格有尊嚴的生活是人應該有的志向或人生理想。當我們的人格受到侮辱、尊嚴受到挑戰時，應該奮力捍衛人格尊嚴。

　　人格體現著自我的意義，確證著自我設定的人生目的。“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自我者，即充分發達吾人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謂。”最高即至善之目標，達于最高彰顯了人類追求至善或最高價值目標的目的性。雖然人在現實或事實的層面很難達到至善，但人卻以這種追求而顯露出其偉大崇高之處。追求和實踐至善是人應當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吾人須以實踐至善為義務，即以發達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極高為義務也，即以實踐具足之生活為義務也。”具足之生活，實質上即是圓滿和完善的生活。雖然人類生活的現實并不是圓滿和完善的生活，但人類卻有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對理想生活的渴望，以此為義務才能逐步使理想變為現實。當然，在人生的價值追求方面，會因這種追求的自覺性及其堅持性形成差別，從而使現實的人格也有了高低上下之差別。“君子小人之別，在其所見幸福之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隨之。……吾人評判其人格，因而亦有高下之別。彼固不自知也。彼自視其人格，其高誠不可幾及，及出與君子比而始見其低焉。”人格之高下是通過比較顯現出來的，特別是與那些人格高尚的君子圣賢相比，普通人的人格顯得相對較低，但這并不意味著普通人就不應該有追求至高至善的權利和義務。“圣賢豪杰之所以稱，乃其精神及身體之能力發達最高之謂。此精神及身體之能力發達最高，乃人人應以為期向者也。”雖然普通人在現實層面上尚未達到至高至善的目標，但不能因此否定對至善至高的追求。如果有人堅持認為普通人可以不追求至善至高，不去發達自己的精神和身體能力，那么這種觀點肯定是不合乎倫理道德之要求的，同時也是對“人皆可以為堯舜”論斷的反叛。

　　人格尊嚴是與人的價值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倫理范疇。如果不承認人有其內在價值和目的價值，那就很難確證人格尊嚴。從某種意義上說，人的內在價值和目的價值是人格尊嚴的內在規定性和本質體現。毛澤東重視人格尊嚴，首先是從肯定人的價值入手的。早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就肯定每一個人都有其無上之價值，并說：“百般之價值依個人而存，使無個人(或個體)則無宇宙，故謂個人之價值大于宇宙之價值可也。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尊重個體之價值必然要求承認自我并把實現自我置于重要地位。“宇宙間可尊者唯我也，可畏者唯我也，可服者唯我也。我以外無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無所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無可服從，有之亦由我推之也。”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毛澤東更加注重從人與物、人與武器或人與資源等的對比來彰顯和肯定人的價值。他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為什么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呢?原因在于人有自覺的能動性。“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日‘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物的特點。”毛澤東以人和武器在戰爭中的作用或地位來進一步論證這種觀點，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人的價值高于物的價值，人的作用是決定性和根本性的，這也是人之所以最可寶貴的內在根源。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進一步發展了人是最可寶貴的這一思想，指出：“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物質因素是死的因素，人的因素是活的因素，物質因素必須也只有通過人才能發揮作用，人是決定性的因素。

　　人的價值是人格尊嚴的內在確證，但人有什么樣的價值則取決于人的價值觀，因此，人格尊嚴的達成以及人有什么樣的尊嚴則和人的價值追求聯系在一起。在毛澤東看來，人的價值存在于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中，亦即“為什么人”的問題。為什么人的問題，即為誰服務的問題，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目的的根本原則問題。為個體或少數人而活，其人生意義是十分有限的，個體的人格要有尊嚴，必須超越一己的考慮，將其與大多數人的利益聯系起來，并通過為大多數人謀利益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毛澤東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思想，明確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人生價值觀。1938年4月，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第三大隊開學典禮上，毛澤東發表講話，指出大家來延安學習是下了很大決心的，什么決心呢?因為延安沒有升官發財的機會，大家從很遠的地方來這里學習，一不為升官，二不為發財，為什么呢?無疑是為了抗日救國。“你們要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為建設新中國而永不退縮，勇往直前，要堅決地為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奮斗到底!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不是為了自己的家，而是為了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家，犧牲一切。”“為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而奮斗，才能使自己個人的人生有意義有價值，人格才有真正的尊嚴，這是革命者應有的人生目的和人格風范。1944年9月，在中央警備團追悼因公殉職的張思德烈士的講演中，毛澤東指出：“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為人民利益而生，活得有意義，“為人民利益而死”，死得有價值。張思德同志的人格是共產黨人高尚人格的代表，所以毛澤東號召大家向他學習，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價值目標。在《吳玉章壽辰祝詞》中，毛澤東指出，人總是要老的，老人為什么可貴呢?如果老就可貴，那么可貴的人就太多了。因此必須要有一條標準，這就是“做有益于人類的事，不做害人的事”。為人民服務，做有益于人類的事，不做害人的事，是一個人有價值和有尊嚴的標準，反之就談不上什么尊嚴。

　　人格尊嚴是人之道德品質的凝結和集中體現。道德品質大體可分為認知品質、情感品質、意志品質等類型。認知品質是人對客觀規律、宇宙真理和社會發展大勢等的認識凝結而成的精神品質，主要體現為對真理的認知和追求，對規律的把握及其內化等方面。人的尊嚴應當建立在清醒的道德理性和道德認識的基礎之上，應當同人類追求進步和解放的事業密切聯系起來。青年時代的毛澤東致力于大本大源的探討，認為：“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不同，而總有幾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相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尚真理、崇智慧、明大道永遠是個體人格尊嚴得以挺立的基礎性品質。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毛澤東致力于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又致力于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彰顯了一種求真理的認知品質。他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學理論，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一旦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科學真理，就能實現精神上的覺醒、覺悟并產生精神上的自尊自信自強，就能挺立自己的主體意識和人格尊嚴。

　　情感品質是人在道德生活中借助愛憎、喜怒、哀樂等表現出來的精神品質，彰顯出主體的態度、情感偏好。合乎道德的熱情、激情和感情，是人格尊嚴的活力、動力和魅力的集中體現。毛澤東崇尚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愛憎觀，認為它表現出魯迅先生的人格尊嚴和情感品質，也是廣大共產黨員所應當學習和培養的優秀品質。共產黨人“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毛澤東在這里矗立了“可尊敬”和“可鄙”的道德標桿，道出了共產黨人應有的榮辱觀和價值觀，揭示出共產黨人人格尊嚴應有的情感或精神品質。

　　意志品質是指人對真理和正義的追求及其所體現出來的堅持性，表現出不畏懼敵人，不害怕困難，不怕犧牲的勇毅頑強和奮不顧身精神。在毛澤東看來，“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地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地有益于青年，一貫地有益于革命，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他贊揚吳玉章始終為革命奮斗，無論如何不變其革命節操的高尚人格，認為吳老的高尚人格是在抵抗各種惡勢力惡風浪，例如餓飯的威脅、革命失敗的威脅、死亡的威脅等等過程中培養和彰顯出來的，雖顛沛流離，艱苦備嘗，但始終不易其赤子之心。并號召大家學習吳老幾十年如一日的革命堅持性，挺立和鍛鑄共產黨人的高尚人格。個人人格尊嚴的挺立總是在充滿著各種困難、風險和挑戰中培育起來的，因此只有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的意志品質才能真正爭取到勝利。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解放軍內部流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號，反映出解放軍戰士具有的一往無前的犧牲精神和英雄主義氣概，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肯定，他說：“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品質與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品質，同為毛澤東人格尊嚴理論所推崇的意志品質，對于塑造我軍將士的人格尊嚴和軍魂有著重要的意義。

　　人格尊嚴的挺立和陶鑄使得個體產生一種內發的精神力量，表現為凜然的正氣、傲然的骨氣以及一往無前的志氣，并通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信念操守顯現出來。毛澤東盛贊魯迅先生的傲骨正氣，指出：“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魯迅的骨氣德操猶如“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而不是隨風搖曳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斗爭下去，絕不中途妥協投降。“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于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戰士的血痕中，堅韌地反抗著、呼嘯著前進。”并號召人們學習魯迅的人格和精神，把它帶到全國各地的革命隊伍中去，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獨立而奮斗。毛澤東還對愛國民主人士聞一多、朱自清的人格尊嚴表示了由衷的欽敬。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他充滿深情地寫道：“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聞一多、朱自清的氣節和人格是中國人骨氣、正氣和志氣的集結，那種義無反顧、視死如歸、不屈不撓的德操是中華民族浩然正氣和英雄氣概的繼承與發展，也是現代道德生活最可寶貴的財富，永遠值得人們學習。

　　二、國格和民族氣節：群體之人格尊嚴的集中體現

　　如同人格可以區分為個體人格與群體人格一樣，毛澤東的人格尊嚴論既指作為個體的人格尊嚴，亦指作為群體的人格尊嚴。個體人格與群體人格有機統一于人格尊嚴整體之中，構成一個相輔相成的人格尊嚴價值體系。

　　群體人格是個體人格的集聚與聯合，許多個體人格的集聚和薈萃成就群體人格，群體人格是一個群體之所以為這一群體的內在精神規定性和共同價值之凝結，既來源于個體人格又高出于個體人格且維系和保障著個體人格。“五四運動”爆發后，毛澤東在他主編的《湘江評論》周刊上發表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其中特別強調人格的自覺以及用這種自覺去謀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強調個體的人格必須與他人的人格聯合起來，成就群體的人格，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利益與幸福。為什么要有聯合，“是因為想要求到我們的共同利益”。毛澤東充滿深情地寫道：“諸君!我們是農夫。我們就要和我們種田的同類，結成一個聯合以謀我們種田人的種種利益。我們種田人的利益，是要我們種田人自己去求，別人不種田的，他和我們利益不同，決不會幫我們去求。”因此，種田人的利益只能自己去求，個人去求沒辦法得到實現，那么只有大家聯合起來才能形成強有力的力量，才能保證其利益得到實現。其他如工人、學生、女子、小學教師、警察、車夫等職業或人群，要想實現自己的利益，也只有走聯合起來的道路才能成功。在毛澤東看來，農夫、工人等人群是社會和國家的主體，應當自己為自己的利益去奮斗，不要寄希望于那些統治階級。他在文章中說：“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這與《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的旋律和主題如出一轍，這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觀點的初步論證，也體現了毛澤東關于人格尊嚴及其實現路徑的新思考。

　　群體人格之最富理性自覺和組織表現的形式當為民族的人格和國家的人格。民族的人格尊嚴表現為民族自信心、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積淀、凝聚為民族氣節，是一個民族集體自我的意識確證和德操呈現。國家的人格即是國格，是國家精神、意志和尊嚴的集中表現，代表著國民的精神追求、共同理想和價值觀念。毛澤東把民族的人格尊嚴具體化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氣節，并將其與爭取民族獨立、自由和解放結合起來，闡釋了民族人格尊嚴和民族氣節、民族自信心的內在功能和凝聚人心、無敵于天下的巨大意義。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本國人民人格的覺醒和自強不息、團結戰斗，就不可能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就要遭受外人的侵略和奴役。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毛澤東等人發動了秋收起義，開始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紅色政權的斗爭，在此期間對紅軍戰士、共產黨人人格尊嚴的關注以及如何成就革命隊伍的集體人格作出了艱辛的探索和總結，培育并陶鑄了最能體現紅軍戰士集體人格的井岡山精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被迫撤出根據地，開始了人類歷史上艱苦卓絕的長征。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在長征途中，毛澤東除了運用機智靈活的戰略戰術與敵周旋，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外，也在紅軍戰士人格培育和氣節砥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培育陶鑄了最能夠體現紅軍戰士高尚人格的偉大的長征精神，使長征成為宣言書、播種機、宣傳隊?？谷諔馉幈l后，中日之間展開了一場生死之戰。面對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侵略者，毛澤東把弘揚民族正氣、提高民族自信心提到極其重要的地位，強調解救中國的危機關鍵在于“喚起民眾”，“全民族的第一個任務，在于高度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只有提高全民族覺悟，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在毛澤東看來，“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華民族在歷史上不但以吃苦耐勞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近代以來，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前赴后繼、英勇不屈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先進的中國人，發動了一次又一次救亡圖存的革命運動，“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1938年3月，在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敵陣亡將士大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中華民族決不是一群綿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與人類正義心的偉大民族，為了民族自尊與人類正義，為了中國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決不讓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價而達到其無法無天的目的。”富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中華民族一定要敢于拿起武器，以革命的正義戰爭對抗日本帝國主義野蠻的侵略戰爭。在毛澤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精神的鼓勵下，形成了“母親送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全民抗戰局面和偉大的抗戰精神，中華民族無數英雄兒女英勇殺敵，精忠報國，贏得了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反侵略戰爭的第一次完全勝利，洗雪了百年來的民族恥辱，寫下了中華民族衰而復振、厥而復興的壯麗史詩。抗日戰爭勝利后，支持蔣介石的美帝國主義倚仗軍事實力，手中揮舞著原子彈，恐嚇中國人民。蔣介石依仗著美國的支持，磨刀霍霍，悍然發動內戰，妄圖消滅共產黨。一些人被美蔣反動派飛機加大炮的裝備優勢嚇住了。毛澤東冷靜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始終相信正義的力量一定能夠戰勝非正義的力量，并作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他說：“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美國帝國主義是外強中干的。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這里包括不相信帝國主義的‘好話’和不害怕帝國主義的恐嚇。”基于不怕恐嚇的人格自信，他提出“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勇敢地展開了與美蔣反動派的殊死搏斗。結果小米加步槍的人民解放軍戰勝了飛機加大炮、武裝到牙齒的美蔣反動派，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十分注重國格的挺立與培育。在他看來，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人民群眾擁有無上的尊嚴，挺直腰桿做了國家的主人。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事業，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都無法戰勝的。中國人民有能力建設好自己的國家，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努力和艱苦奮斗必將穩步達到自己的目的。新中國的建立，再加上共產黨的教育，使過去一些有親美崇美情結的人也幡然醒悟，一改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自卑心境。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中，毛澤東以中國和美國的關系為例，承認由于歷史和社會習慣的影響，特別是由于認識不夠，指出：“在我們這里，過去親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別是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也有許多勞動群眾，他們不喜歡美國人，但是怕美國人。……崇拜美國的人說美國科學和工業都很發達，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說美國的月亮也比中國的好。”崇拜美國的人對我們自己民族缺乏應有的自信，故而得出了美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好的錯誤結論，這需要做艱苦細致的思想轉化工作。“后來經過慢慢說服，他們知道美國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許中國的月亮還好一點。”毛澤東批判了“有人迷信美國的月亮，說美國人文明，說我們比他們野蠻”的錯誤觀點，指出：“文明國家把軍艦開到西太平洋來，這能算文明嗎?美國還把軍艦開到中南美去，你們國家派了軍隊到美國去嗎?這樣看來，誰文明一些呢?我們要文明一些，因為我們沒有派軍隊到美國去。”毛澤東主張要糾正那種認為美國人文明的錯誤觀點，強調要翻過來看，也許美國人要野蠻一些，我們文明一些，其理由是“我們沒有侵略美國，是美國人侵略我們”。針對美國人看不起我們，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毛澤東強調挺立我們的國家意識和主權觀念，不要受他們看得起看不起的影響，堅持“對美國不妥協”的立場和態度。“它不承認我們，我們也不承認它;它承認我們，我們也不那么高興。至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聯合國好不好，我們也考慮過，要他們驅逐了臺灣的代表，請我們進，我們才考慮進。”毛澤東在這里彰顯出來的國家人格和尊嚴，可謂底氣深厚，骨氣錚錚，是新中國國格的集中顯示。在毛澤東的人格尊嚴理論激勵下，中國人民頂住帝國主義的封鎖與制裁，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偉大歷程，不僅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而且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勝利。

　　三、毛澤東人格尊嚴理論的歷史地位和不朽貢獻

　　江澤民在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當毛澤東同志等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們登上政治舞臺的時候，中華民族正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黑暗統治之下，國家四分五裂，民族備受凌辱，軍閥混戰不已，人民在苦難中掙扎。”這是當時的時代背景，也是當時中國社會歷史的真實寫照。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入侵中國，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先進的中國人，從魏源、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到孫中山，不停地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譜寫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但是，一次又一次都失敗了。“事實表明，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舊式的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中國期待著新的社會力量尋找先進理論，以開創救國救民的道路。”毛澤東的人格尊嚴理論即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道德生活實際相結合、與中華民族優秀的倫理文化傳統相結合的產物，代表了先進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人格尊嚴及其實現路徑的嶄新思考和追求，是中國馬克思主義人生哲學和倫理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毛澤東人格尊嚴理論的形成，一方面與20世紀中國社會發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時代旋律緊密相連，另一方面與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教育和熏陶直接有關，是建立在對中華民族歷史上所創造的倫理文化成果和民族倫理精神的正確認識基礎之上的。中華民族是世界上開發較早且歷史悠久代代相傳的文明古國和禮儀之邦，繁衍生息在中華大地的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創造了具有獨特價值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中國曾長期居于世界發展和進步的前列，貢獻給了世界文明寶庫以許多中國元素、中國要義、中國精神和中國魅力。這是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應當感到驕傲和自豪的。卓爾不群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高尚堅貞的民族氣節和民族操守，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不斷地陶鑄和培育中華兒女的心靈和人格，使其煥發出空前的力量和光彩。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不屈服于任何外來侵略，進行了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英勇斗爭，把中華民族尊道貴德、崇仁尚義、大智大勇的民族正氣和優良傳統發揚光大。中華民族以注重人格尊嚴、講求德操品行而著稱于世。從孔子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荀子的“權力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中經李清照的“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文天祥的《正氣歌》，于謙的“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到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民族英雄競相以自己的凌然正氣和錚錚傲骨詮釋著人格尊嚴的精神要義，推動著中華倫理文明不斷向前發展。毛澤東全面繼承了中華民族注重人格尊嚴、講求德操品行的優良傳統，并根據新的時代情勢和社會需求作出創造性的轉化提升，使之在新的時代獲得新的發展生機。

　　毛澤東的人格尊嚴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人格尊嚴思想的巨大發展。馬克思主義在為無產階級求解放的過程中十分注重喚醒工人群眾的人格自覺和尊嚴意識，提出了為人類的福利而勞作的觀念。馬克思指出：“尊嚴是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動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高品質的東西，是使他無可非議、受到眾人欽佩并高出于眾人之上的東西。”使人感覺到尊嚴的職業是指人們在從事這種職業時不是作為奴隸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選定的職業內進行獨立的勞動創造，甚至最崇高的人物也會懷著崇高的自豪感去從事這一職業活動。馬克思反對自暴自棄和妄自菲薄，認為妄自菲薄是一條毒蛇，它毒化著人們的心靈，吮吸著其中滋潤生命的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厭世和絕望的毒液。堅持認為偉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我們跪著，如果我們站起來，我們也一定能使自己偉大。馬克思強調指出，只是為個人爭得一個可以炫耀一番的社會地位而奮斗，那是十分庸俗和低級的。一個人如果只是為自己而勞動，他也許能成為有名的學者，絕頂的聰明人，出色的詩人，但他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具有高尚人格及其尊嚴的人。因此如果誰被名利的惡魔所誘惑，他就不可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并擁有高尚的人格。毛澤東對馬克思的人格尊嚴思想作出了創造性的闡釋和發展。他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中，從革命的性質和目的出發，創造性地提出“為人民服務”的命題和思想，并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為共產黨人的宗旨和共產主義道德的核心，使其成為共產黨人是否有尊嚴的主要判據。在毛澤東看來，為人民服務就是要使我們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就是要密切聯系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就是要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勇于為人民的利益而獻身。為人民服務應當成為共產黨人和一切革命戰士的行為準則和人生座右銘。人只有把自己的生死榮辱緊緊地和人民的利益、人民的解放事業結合在一起，人生才有價值和意義。毛澤東的人格尊嚴理論，對于鍛鑄和培育中國革命道德起了奠基和導航的作用。無數中國共產黨人以毛澤東人格尊嚴理論為指導，并將其同實現黨的使命和崇高價值目標有機地結合起來，寫下了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上最為輝煌壯麗的宏偉篇章。他們在艱難困苦的革命歲月，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在為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奮斗中挺立人格尊嚴，彰顯氣節操守，使政治立場上的堅定性、思想道德上的高尚性和人格上的純潔性相得益彰相輔相成，成為民族氣節和高尚人格的集大成者。

　　毛澤東的人格尊嚴理論，對于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新人的成長起了積極而巨大的激勵和培育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美國自持其經濟實力，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面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毛澤東大義凜然地指出：“多少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鏗鏘有力的語言，充分表達了毛澤東的民族骨氣和民族自信心。毛澤東相信中國人民不僅能打碎一個舊世界，而且能創造一個新世界。在毛澤東人格尊嚴理論的感召和激勵下，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歷程，依靠自己的雙手迅速治理戰爭的創傷，蕩滌舊社會的污泥濁水，渡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鐵人王進喜寧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壯志，還有在十分困難情境下研制兩彈一星所凸顯出來的“兩彈一星精神”，以及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等，莫不是深受毛澤東人格尊嚴理論的感召與激勵，并用實際行動踐行并豐富著毛澤東的人格尊嚴理論。

　　毛澤東的人格尊嚴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人格尊嚴理論與中國傳統人格尊嚴理論、與現代中國革命高尚人格理論相結合的產物，體現出對中國傳統優秀人格尊嚴理論的辯證揚棄，對現代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高尚人格尊嚴理論的全面總結，對馬克思主義人格尊嚴理論的繼承發展，彰顯出嚴謹的科學性、鮮明的人民性和強烈的實踐性。它融個人人格尊嚴和國家民族人格尊嚴于一體，強調以無數個人人格尊嚴去謀求國家民族的人格尊嚴，以國家民族人格尊嚴來保障保護個體人格尊嚴，實現了清醒的道德理性、高尚的道德情感、堅定的道德意志、真摯的道德信念和連貫的道德行為等的有機統一，體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人類崇高理想--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和堅強意志。毛澤東的人格尊嚴理論及中國人民的英勇斗爭，使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國人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人格尊嚴和民族自信心，使幾億中國人民在消除奴性的基礎上樹立起了獨立自主的意識和主人翁的責任感使命感。這種民族性格和群體意識上的深層次的巨大進步，給20世紀的中國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造成不可低估的深遠影響。毛澤東關于人格尊嚴和民族氣節的論述，早已化為我們的民族之魂，激勵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繼承并弘揚毛澤東的人格尊嚴理論，有助于在新的歷史時期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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