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90年代初至當下，中國學界關于“后殖民”研究的討論已經持續二十多年了，在此次大討論的后半期，相關學者在歷史與文化發展的歷時性邏輯上也把“殖民”的問題帶入進來，給予承上啟下的思考與研究。客觀地講，國內學者在意識形態上對中國近代以來所遭遇的“殖民”現象并不陌生，所以在此次大討論的初始期，大家對“后殖民”這個概念的翻譯與使用充滿了濃厚的興趣。然而我們注意到，很多的論文與著作在討論“殖民”與“后殖民”這兩種文學與文化現象時，往往沒有對“殖民”、“后殖民”與“后—殖民”等相關概念給出學理上的明晰界定，而是混雜在一起使用，從而產生了研究中的誤讀與一廂情愿的過度詮釋。

　　我認為，學界特別有必要對“殖民”、“后殖民”、“后—殖民”及相關概念的翻譯與使用進行一次學理上的清理。

　　在這里特別要提醒學界注意的是，英語源語文本關于“殖民”、“后殖民”與“后—殖民”研究的討論，至少有兩個概念需要我們在翻譯與使用中界分清楚，即“postcolonial”與“post-colonial”。準確地講，“postcolonial”的漢語譯入語應該是“后殖民”，而“post-colonial”的漢語譯入語應該是“后—殖民”。

　　在《殖民與后殖民文學：移居者的隱喻》一書的《引言》中，英國學者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對“postcolonial”與“post-colonial”這兩個概念給出了重要的理論界分：“根據晚近的用法，后殖民(postcolonial)必須要與更為常見的帶有連字符號(hyphenated)的概念后—殖民(post-colonial)加以區別，在這部著作中，后—殖民將作為一個分期概念以指稱后—二戰時代(the post-Second World War era)。當然，這兩個概念不只是適用于英語世界，也不只是適用于文學。”值得提及的是，從90年代初以來，國內學界幾乎沒有學者就這兩個概念的翻譯與使用進行過嚴格的學理意義上的界分。同時我們注意到，在漢語學界，國內學者幾乎沒有人專門使用過“后—殖民”這個譯入語概念，并以其專門指稱“后—二戰時代”的文化殖民現象。

　　準確地講，中國學界熱衷于討論的冷戰時期及之后的文化殖民現象，應該使用“后—殖民”這個概念予以界定，而不是“后殖民”。但學界完全是使用“后殖民”這個概念在誤讀中替換了“后—殖民”，以指稱“后—二戰時代”的文化殖民現象。

　　需要強調的是，在博埃默的這部著作中，齊努亞•阿切比(Chinua Achebe)與V.S.奈保爾(V.S. Naipaul)這兩位作家，即是被嚴格地置放于博埃默所定義的“后—殖民”時期及其語境下進行討論的;當然，作為尼日利亞伊博族小說家的齊努亞•阿切比與作為英國移民作家的V.S.奈保爾，他們兩位在族裔身份、生存背景、文化觀念、政治立場與創作手法等方面又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么，又怎樣理解與解釋“后殖民文學”呢?在概念使用的學理邏輯上，博埃默在操用“后殖民文學”(postcolonial literature)這個概念時，則把這個概論的意義指向了對宗主國與殖民地雙方所形成之張力關系的顛覆性批判。這里所言說的“張力關系”是指宗主國對殖民地進行侵略及殖民地對宗主國進行抵抗所構成的國際政治意識形態的沖突，而“后殖民文學”即是站在殖民地的抵抗立場上對這種張力關系的顛覆性批判。

　　在這部讀本中，博埃默就“后殖民文學”這個概念曾給出過一個描述性定義：“后殖民文學通常被界定為批判地或顛覆性地考察殖民關系的書寫，而不是簡單地指涉帝國‘之后來到’的書寫。殖民文學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法陳述抵抗殖民主義者視域的書寫。”從博埃默在他關于“后殖民文學”定義的邏輯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強調的對帝國時期宗主國與殖民地雙方關系進行批判的張力性書寫就是“后殖民文學”。因此，他進而陳述道：“另外一個問題是，后殖民的諸種界定趨向于認為這樣一種書寫即是直接地反對殖民文學。”

　　總納博埃默上述所言，我們需要澄清的是，“后殖民文學”一定不包括國內學界一般理解的“后—二戰時代抵制文化殖民現象的書寫”，從這個邏輯推導的學理上來看，后殖民文學作家一定是堅定的反殖民主義者(anti-colonialist)。因此博埃默繼而論述道：“后殖民作家為了表達他們被殖民的經歷，在主題與形式上，對支持殖民的諸種話語——權力的神話、種族的等級劃分與從屬意象等追求釜底抽薪(undercut)。所以后殖民書寫深深地標志著帝國下的文化排斥與文化分割。特別是在其早期階段，后殖民書寫也經常就是民族主義書寫(nationalist writing)。正是建基于此，后殖民性(post coloniality)可以被界定為這樣一種狀態，即在逐漸全球化的世界中，被殖民的人民以強力或相反的方法尋求作為歷史推動者的地位。”注意，這里的“后殖民書寫”這一修辭性學術表達，指涉的就是“后殖民文學”，同樣，“民族主義書寫”指涉的即是“民族主義文學”。

　　在上述的表述中，博埃默對“后殖民”、“后殖民文學”、“后殖民性”與“民族主義文學”進行了描述性界定。平心而論，博埃默關于這四個概念的界定至少應該引起國內漢語語境下從事比較文學研究、外國文學研究與文藝學研究等的學者的警示與思考。也就是說，“后殖民文學”是殖民地作家對外來宗主國的殖民侵略所進行的抵抗性書寫，其當然在本土文化、本土資源及本土身份的維護中呈現為一種“民族主義文學”的姿態與立場。請注意，“民族主義文學”與“后殖民文學”這兩個概念是包含和被包含的邏輯關系：“后殖民文學”作為一個小概念從屬于“民族主義文學”;然而，我們又不能籠而統之地認為，作為大概念的“民族主義文學”都是“后殖民文學”。

　　我們特別建議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在操用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與文化研究的相關概念時，能夠從漢語譯入語概念追問到印歐源語概念所負載的意義上，準確地把握原創學者賦予這些概念的原初意義。并且，我們還要學會對相關同義概念的替換性使用，如在某種學理意義上，“后殖民文學”就是“民族主義文學”。同時，也要學會對相關反義概念的區別性使用，如“后殖民”一定不是“后—殖民”，否則大家就會陷于一眼看上去差不多的漢語譯入語概念中不知所措，其結果就是把“后殖民”誤讀為“后—殖民”，或把“后殖民文學”與“后殖民主義文學”混為一談。

　　在這里不妨把我們的思考邏輯再度深入下去。博埃默對“后殖民”給出自己的定義后，接著給出了關于“后—殖民”這個概念的定義。非常有趣的是，至少在博埃默的這部讀本中，“postcolonial”與“post-colonial”是在歷史發展的歷時性(diachronic)上先后有序連接的兩個不同概念，這兩個不同概念連接的時間邏輯點是二戰這一歷史界標。也就是說，“后殖民”與“后—殖民”絕不是兩個在同一歷史時期可以相互替代與相互指稱的概念。準確地講，這兩個概念不是在歷史發展的共時性(synchronic)上有著共謀意義的同義概念。我們必須聲稱，“后殖民”不是“后—殖民”，以二戰為歷史界標，“后—殖民”是“后殖民”之后的另外一種反對文化侵略形態。從概念使用的修辭及理論的情感上來判斷，“后殖民”是一個抵抗性術語，而“后—殖民”則必然不是一個抵抗性術語了。

　　而中國漢語學界在晚近20年來討論“后—二戰時代”的文化殖民現象時，可以說，所有的論文與著作幾乎都是使用“后殖民”這個概念來完成自己的學術思考與表述的，幾乎沒有人在明確的學理意義上使用“后—殖民”這個譯入語概念。讓我們無法忘卻的是，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的《東方學》(Orientalism)及其對宗主國文化侵略進行批判的相關理論，在90年代初曾對中國學界產生了重要的沖擊與影響。賽義德在《東方學》中的思考曾啟示了一批中國學者對張藝謀等第五代電影人進行批評，如有批評張藝謀、陳凱歌等的電影作品把中國傳統文化的舊日風情貶損性地販賣給西方受眾獵奇等，以此掀起與推動了那個時代曠日持久的關于“后殖民”問題的文化討論。現在看來，關于這場文化討論的理論定位，似乎應該使用“后—殖民”這個概念，這樣才更為準確。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愛德華•賽義德在《東方學》一書中并沒有使用過“postcolonial”或“post-colonial”這兩個概念。國內學者把西方相關概念及其理論翻譯到漢語學界后，往往偏愛從漢語字面上提取意義，給予過度性詮釋與擴大化使用。

　　我們不妨把自己閱讀的視域投射到西方相關源語讀本的命題與概念使用上，不難發現，西方學界有許多著作與論文都使用“post-colonial”這個概念來陳述自己的思想與命題。

　　陳述到這里，我們不妨再度回過頭來閱讀博埃默的《殖民與后殖民文學：移居者的隱喻》這部讀本。這部讀本主要是討論大英帝國的殖民經濟、殖民政治與殖民文化，同時，也討論了相關殖民地非宗主國作家對上述現象進行抵抗的書寫，即后殖民文學。嚴格地講，這部讀本與中國學者所理解的關于“后—二戰時代”的西方國家對落后的國家、民族與區域進行文化侵略的“后—殖民”沒有太大的邏輯關系。盡管在第五章，作者涉及了一些“后—二戰時代”的“民族主義文學”問題，然而，作者也僅是討論“非殖民化”時期“民族主義文學”對帝國進行批評的聲音。非常有趣的是，無論是從英語字面上還是從漢語字面上，這部讀本特別容易引起讀者望文生義的誤讀，即被理解與解釋為是在時間的先后序列上討論“殖民文學”與“后—殖民文學”的問題，而這部讀本的主標題是《殖民與后殖民文學》。也正是如此，90年代，當中國學界把理應冠于“后—殖民”這個概念的文化侵略問題，作為一個熱點理論思潮來討論時，這部讀本也被不失時機地翻譯到國內學界，替代了中國學者了解“后—殖民”問題的主流讀本。我們無法不再三強調，“后殖民”不是“后—殖民”，如果說，“后殖民”是一個修辭性上的抵抗性術語，那么，“后—殖民”則是一個情感性上的侵略性術語。

　　不錯，倘若說不同于“后—殖民文學”，“后殖民文學”是對“殖民文學”的抵抗性書寫，那么，“殖民文學”的確切性定義又是什么呢?還是讓我們來看一下博埃默在其讀本中的界定：“作為較為寬泛的概念，殖民文學(colonial literature)主要用于指涉關于殖民觀念及其經驗的書寫，其作者主要是殖民時代來自于宗主國、西印度群島或拉丁美洲之歐洲移民的后裔(creoles)與原住民。因此，后殖民文學也許有爭議地包括了殖民時期在英國和帝國其他區域所書寫的文字，即使其沒有直接地涉及殖民事務，然而宗主國書寫——如狄更斯(Dickens)的小說或特若羅普(Trollope)的游記——參與了構成與強化英國作為一種支配世界之權力的觀念。對使帝國主義看似合乎事理的方面，這些作家作出了方方面面的貢獻。”從上述定義中我們可以見出，博埃默及相關英國學者關于“殖民文學”的定義是非常寬泛的，其中包括了宗主國作家、歐洲移民的后裔與殖民地原住民的書寫，甚至還包括了狄更斯、特若羅普等作家的作品。概述而言，即只要他們的書寫從方方面面以參與和推動的姿態涉及了殖民觀念及其經驗，就都可以被納入到“殖民文學”的領地。

　　既然是如此，那么我們又怎樣理解“殖民主義文學”(colonialist literature)呢?因為“殖民文學”與“殖民主義文學”這兩個概念經常被國際學界與國內學界所操用，再讓我們來看一下博埃默在其讀本中關于“殖民主義文學”的界定：“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殖民主義文學正相反，其特別是關涉殖民擴張的文學。總而言之，殖民主義文學是由殖民的歐洲人為了他們統治的非歐洲土地所書寫的。其表達了帝國主義者的觀點。”較之于“殖民文學”，“殖民主義文學”這個概念的外延更為狹窄，所以“殖民主義文學”的內涵更是集中且專門地指向殖民的歐洲作家的“帝國書寫”。在這里，又凸現了一個概念——“帝國書寫”。當然，眾所周知，“殖民主義”(colonialism)是宗主國以軍事、政治和經濟的手段對弱勢國家、民族與地區進行占領、奴役與剝削的侵略政策，所以我們不難發現，所謂“帝國書寫”就是“殖民主義文學”，兩者是同義概念。我們反復強調，一定要學會對兩個以上的同義概念進行相互之間的替換性理解與解釋。可以說，如同“后—殖民”這個概念一樣，“殖民文學”、“殖民主義文學”與“帝國書寫”，這三個概念在修辭的情感性上都是具有侵略性的術語。

　　當我們把上述若干概念在學理的邏輯上清理完畢后，我們需要設問的是，反思晚近二十多年來國內學界在討論與研究“東方學”、“東方主義”、“殖民”“后殖民”與“后—殖民”等問題時，在使用上述相關概念時，學界是否有著準確的譯入語翻譯與明晰的理論界定呢?學界又是在一種怎樣混亂的概念使用中來操用這樣一套術語呢?并且，學界又給出了怎樣的誤讀性思考與過度性詮釋的研究呢?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在她的著作《后—殖民批評家：訪談、策略與對話》(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的標題中就使用了“后—殖民批評家”這個概念。

　　的確，如果讓我們瀏覽一下國內學界晚近二十多年來關于“殖民”與“后殖民”研究的文章與專著，在清理所使用的相關概念時，我們會遭遇一系列茫然不知所措的困惑：那么“post colonialism”(后殖民主義)又是什么呢?“post colonialist literature”(后殖民主義文學)又是什么呢?又怎樣理解“post colonialist criticism”(后殖民主義批評)呢?又怎樣理解“post colonialist theory”(后殖民主義理論)呢?這四個概念在學理意義上的價值陳述是指向殖民者還是被殖民者呢?也就是說，這四個概念在修辭上是侵略性術語，還是抵抗性術語呢?

　　我們還可以再進一步設問，既然博埃默已經就“后—殖民”這個概念給出了一個嚴格的界定，那么，“后—殖民文學”(post-colonial literature)、“后—殖民批評”(post-colonial criticism)與“后—殖民理論”(post-colonial theory)等概念是否還有可能成立呢?這三個概念在學理意義上的價值陳述又指向誰呢?其在修辭上是侵略性術語，還是抵抗性術語呢?這里的確存在著一個概念作為能指，而這個能指與其所指的邏輯關系是怎樣合法化的問題。我們主張在理論上清理“后殖民”與“后—殖民”等相關概念，是極為重要的，否則，這些概念會成為文化研究中能指游戲玩家的把玩物，可能蛻變為滑動的能指而被鏈接到無數的所指上，在學理上呈現為無限放大的無意義術語。

　　較之于博埃默關于“后殖民文學”的定義，當下國內學界所操用的“后殖民批評”與“后殖民理論”這兩個概念，其在學理意義上的價值陳述又應該指向那里呢?我們不妨翻閱一下國內相關的文章、著作，顯然，晚近20年來國內學界關于上述三個概念的使用，是把其價值陳述指向“后—二戰時代”的文化殖民現象的。現在看來是不是誤用了?

　　博埃默在其讀本中就“后殖民性”(post coloniality)給出了嚴格的界定，那么“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這樣一個概念又是否可以成立呢?這個概念一旦成立，其意義的價值陳述又指向何處呢?我們不難發現，國內學界在操用漢語譯入語“后殖民性”時，恰恰是在一個截然相反的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的。

　　毫無疑問，在這些概念之間的確存在著學理意義上的細化區分，如僅就《維基百科》關于“postcolonial literature”(后殖民文學)與“post-colonial literature”(后—殖民文學)這兩個概念也有著不同于博埃默的界定性表達。我們發現即便是西方學界在使用這些概念時，也存在著相當的邏輯混亂。即便是博埃默在其讀本中就上述多個概念所給出的界定，也是需要我們存疑的。

　　誠懇地講，我90年代時也多少參加過關于應該被稱之為“后—殖民”問題的大討論，當時，我也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后來，我在擴展性的閱讀及相關博士論文與博士后論文的指導與評閱過程中，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混亂性與重要性。因此，我特別建議現下正在作類似相關課題研究的青年學者，能夠關注這一國際學案，并在自己的課題與學位論文研究中對上述若干概念的使用予以邏輯上的清理與界定，給學界一個準確且明晰的學理性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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