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醒來了，中了魔咒的中國經濟學界

俞飛龍

　　2009年兩會期間，政協委員劉革新對近年主流經濟學界在專業領域的表現極為不滿，當他發出“中國需要成立獨立的民營智囊機構”這一呼聲后，他發現，網絡傳來的是幾乎一邊倒的叫好聲。

　　作為一個以知識立足社會的專業群體，遭到整個社會棒喝的現象，縱觀歷史、橫觀世界，也鮮為少見，但它卻切切實實發生在了今天，發生在了21世紀的中國。

　　這使我們不得不去正視一個尷尬的事實——最近10多年，主流經濟學界對國內重大經濟現象、經濟問題都幾乎沒有做出正確判斷。作為一個多年一直在社會一線研究、追蹤、報道中國經濟事件、趨勢的社會問題研究人員，我對經濟學界異于常人的“專業偏好”感觸尤深。我不知道這個所謂的主流群體為什么會如此漠視常識，漠視現實，漠視數據，乃至漠視所有社會行為（這其中當然包含經濟行為）所應該內含的道德訴求，并以糟糕透頂的表現受到社會整體棒喝。

　　這一困惑，差不多始于10年之前。

　　熟悉國內業界動態的人都可能還記得，1998年-2000年，中國商界爆發了迄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商戰——彩電大戰。

　　當時，關于彩電市場，一個廣為流行、也被業界和經濟學界認同說法是：全國彩電生產能力超過4000萬臺，但是，因為城市市場差不多飽和，所以每年只能有800萬臺左右的市場，加上農村和出口，每年整個市場（國內和出口）的容量只有兩千多萬——產能嚴重過剩。遂，擁有4000多萬臺產能的彩電界，唯一的路是你死我活的血拼。

　　這場血拼從1998年拉開序幕，到2000年下半年，全國震動的價格戰打了6次，小的微調則不計其數。可謂慘烈無比。2000年11月，因為一個偶然因素，我參與了樂華一個新產品的上市策劃，有幸目睹了當時彩電界不亞于戰爭狀態的緊張——樂華有一個專門跟蹤市場的部門，每天統計國內主要城市主要商場所有電視機生產廠家的銷售狀況，具體到哪個商家，什么型號，價格多少，銷售了多少臺，用戶返修率等等，然后當天做成報表上報決策層。

　　據該部門負責人楊慧勇介紹，當時，國內每個電視機生產企業都有這樣的部門，都在做著同樣的事，他們這個部門規模算小的了。因為新品的定位需要相應的市場分析，我從樂華那拿回一大堆資料，經過兩天分析，發現了一個大問題——此前兩年，社會各界對彩電市場的判斷有誤，產能過剩的說法經不起推敲，是對市場的誤讀。

　　原因出在對“城鎮家庭彩電擁有率98-100%”這一數據的理解上。

　　無論業界人士，還是經濟學界，都把這個來自調查公司（大名鼎鼎的零點調查公司）的100%理解為了市場的極限。但事實并非如此，100%并不是市場的極限，對于彩電而言，市場極限是200%，也許，是300%。

　　我將這個觀點寫出來，并從城鎮居民住宅面積變化，電視臺提供節目能力，個人嗜好，社會購買能力，出口前景乃至國外市場比較（早在80年代，美、日等國每個家庭擁有的轎車都是200%了，轎車都能達到200%，更遑論電視機）等角度給出了證明，指出國內彩電市場遠遠沒有飽和，彩電界每年4000多萬的產能并不過剩。

　　當我把這份只有2000余字的報告交給楊慧勇時，他大吃了一驚——有這么樂觀？但仔細閱讀后，他不得不同意我的結論是正確的，于是他迅速召開了一個部門會，聽取我的報告（因為這一點，至今我依然對楊慧勇充滿敬意，因為我當時年齡尚小，剛30出頭，在國內既無名氣也無地位，而我們要挑戰的卻是持續了近兩年、被整個業界、傳媒界和經濟學界一致認定的結論）。

　　取得共識后，這個報告被作為樂華的一個市場研究報告在國內廣泛刊發了出來。市場果然為之震動，當時的廈華媒介部負責人夏春喜還借來廣州出差之際，請我吃飯，席間表示，我的研究是“彩電界在最黑暗的時刻看到的唯一亮光”。

　　我對得到這樣的盛譽感到愕然。同時也對兩年來經濟學界在對彩電行業的判斷上感到困惑不解——偌大的中國，數以萬計的彩電市場分析文章，為什么就沒人發現這么個簡單的細節？導致中國當時最大、也發展最成熟的行業在不正確的市場判斷下進行了兩年殊死搏斗。

　　因為彩電界當時堪稱中國市場化行業里最成熟，規模也最大的產業，所以，當彩電界爆發價格大戰的時候，它在經濟學界、傳媒界一直受到高度關注，很多著名“經濟學家”和“資深傳媒人士”都參與了對“價格大戰”的解讀，就在我撰寫那份報告前的大約1個星期，國內知名經濟學家陳淮（時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部部長，現為建設部研究所所長）還在接受《南方周末》一記者采訪時，強調“彩電降價是技術升級前企業收回成本的一個舉動”。

　　但是，隨后幾年的事實證明，諸如此類的判斷是多么的荒誕，多么的遠離事實本身——2005年，國內彩電生產數量遠遠超過4000萬臺，而接近了8000萬臺，國內彩管企業2000年僅生產了3000萬臺左右就感到強烈過剩，聲勢浩大地發起“結盟度過危機”的舉動，但在隨后的2004年，國內彩管的產量就超過了6000萬，達到6200萬。

　　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國內主流經濟學界對經濟現象解釋能力很弱，難以指導國內企業經濟實踐”這個印象，事實上，有關給“國內城市家庭提供第二臺乃至第三臺彩電”的觀點，在我介入對彩電市場的解讀之前，已有企業在開始實施，比如康佳就推出了“七彩小畫仙”，但是，因為缺乏對市場系統、完整的解讀，它將家庭第二臺彩電理解為一種更為簡便的替代品，故而遭遇市場挫折，按理說，局勢到了這一步，給出彩電市場的準確判斷完全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但很遺憾，經濟學界沒有一個人作出了這樣的解讀。

　　后來在房地產問題上，經濟學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再次讓我哭笑不得。

　　2004年3月，風聞“溫州購房團”即將登陸沈陽，我決定給這個正被全國媒體關注的“投機群體”予以迎頭痛擊。

　　但派出去的記者回來告訴我，她采訪了省內最知名的幾個經濟學家，他們都覺得這個行為很正常，甚至有人公開嘲笑了“溫州購房團是在投機”這一觀點。

　　我火了——不但是因為那幾個該去吃大便的所謂“經濟學家”，也因為眼前這個剛入行的記者眼里那明顯嘲弄的眼神，這些混蛋不但自己毫無學術底蘊和操守，而且還在以他們的聲望誤導下一代——惡狠狠地對這個年輕對記者說，現在，你把我當做一個專業人士，你來采訪我。我要告訴你的第一點是，“所有對他人的正當權利必然構成侵害的行為，都是不道德的”。然后詳細解釋了為什么溫州購房團的行為會對他人的權利構成侵害，以及可以用什么作為依據給出“溫州購房團行為非法”這個結論。

　　報道陸續出來了，也在國內引起了很大反響——很多媒體轉載，新華社遼寧分社也做了專題，但我內心卻很悲哀，我實在搞不清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究竟是怎么回事——莫非國人一戴上經濟學家這頂帽子，就象遭遇了一種魔咒，立即變得“唯書唯上”（說他們唯書甚至都不夠格，因為“書上”對“自由”的定義就明確界定了不能“對他人的正當權利構成侵害”，所以，即使他們是所謂“自由經濟”的倡導者，也應該對這類必然會對他人正當權利構成損害的行為予以譴責），并以此拒絕事實，拒絕數據，拒絕道德價值，拒絕后果分析？

　　從我99年重返新聞界，至今已整整10年，這10年間，在我的印象里，國內經濟學界對此期間發生的大事——國企改制，房產泡沫，金融危機等等，沒有做過哪怕一次正確的解讀或預警，相反，我發現，他們扮演的，反而是這些必然會給中國正常發展帶來災難性后果的事件的推波助瀾者，而對國企改制做過深刻解讀（左大培），對金融危機做過準確預言的人（喻權域），卻屢屢遭到這個群體的無情嘲笑，攻擊甚至謾罵。

　　中國經濟學界究竟患了一種什么病？中國需要為這種病支付多大的成本才能使其復歸理性？這可能是今天需要整個社會正襟危坐嚴肅面對和思考的問題。

　　我完全能理解政協委員劉革新發出的“淘汰一批主流經濟學家”這一呼聲背后所包含的苦惱，乃至憤怒！

　　該醒來了，中了魔咒的中國經濟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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