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馬克思主義中本來就有人性論，但我們仍然需要與時俱進，進一步深入研究人性問題，不斷開拓理論研究新境界。對人性的深入研究，是對人性的尊重，是以人為本的體現，是開辟人性進化乃至歷史發展新境界的需要。否定人性的存在，實際上是把人當作一個木偶，抹殺了人在歷史中的積極性主動性。這實際上也是一種人性論，然而這是一種最愚蠢地踐踏人性的人性論。

一個人如果自身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他就無法理解精神健康，也就不知道自身的缺陷。一個沒有考慮價值體系問題甚至否定價值體系的存在的人，也仍然堅持著自己的價值體系。這樣的人對自己的發育不全缺少認識，自信心十足地認為自己真理在手、正義在胸，其結果是信心十足地堅持著錯誤，推動著人類的自我毀滅。

我們關于價值體系的研究之所以是必須的，就在于它打破了人類沉迷于資本主義價值體系而不自知的獨斷論，使人們對人性的認識進入一個新階段，進而開辟歷史發展新階段。歷史的進步，也就是價值體系的進步，它堅持不懈地推動著人們對自身認識的深入發展，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到，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價值體系進化的過程而已，無須繼續沉溺于性善性惡的抽象思辨中了。馬克思早就預見到了這一情況：“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份。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1]

在我所喜歡的外國作家中，最喜歡的兩位都姓馬，一位是馬克思，另一位是馬斯洛，他們都刷新了人類對人性的認識。價值體系一詞便是來自馬斯洛，這位先生超越了弗洛伊德等人的心理學，他不僅研究現實的人，而且提出了關于人性的理想目標，他認為：“如果一個人只潛心研究精神錯亂者、神經癥患者、心理變態者、罪犯、越軌者和精神脆弱的人，那么他對人類的信心勢必越來越小，他會越來越‘現實’，尺度越放越低，對人的指望越來越小……因此對畸形的、發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進行研究，就只能產生畸形的心理學和哲學。”[2]

但如果我們把馬斯洛的研究放到馬克思主義的大框架中來看，便會發現，這種“畸形的、發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正是私有制社會的結果，正是馬克思所描述的“異化現象”，處在這種異化狀態的人自然就無法想象正常的健康的成熟的人性。馬斯洛說：“不僅是弗洛伊德，而且漢密爾頓、霍布斯、叔本華等都是通過觀察人類中的被異化者而得出他們的結論的。科學家們對諸如幸福、歡樂、滿意、寧靜、滿足、風趣、游戲、健康、欣喜與入迷等這些人類行為的積極方面視而不見，而且還忽視了仁慈、慷慨、友誼等好的秉性。科學研究的重點，被放到了人的缺陷上，而對人的力量和潛力卻很少或根本不加考慮。”[3]

實際上，所有的社會科學都要面臨這個問題：如果人們不能超越私有制對人們精神的束縛，他所搞出來的各種學問肯定都是以那種“畸形的、發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作為不言而喻的前提，其客觀后果都在強化著私有制觀念，強化著叢林法則，把人性鎖定在畸形和不成熟的狀態中。經濟學家們宣稱自由競爭和生存斗爭是最偉大的歷史成就，還有當今倡導私有化的改革精英，他們所翻來覆去地堅持的也無非還是這些老調子，他們的那一套價值體系決定了他們沒有能力想象一種新的人性和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經濟政治制度，所以他們提不出什么推進人性進化的新方案來，他們只能參照西方制度提方案。

而馬克思、馬斯洛，包括毛主席，都超越了私有制的束縛。他們堅持著一種更高的人性標準，他們所主張的共產主義也無非是要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的發展。社會主義不是一個把人們嚴密地組織起來、像機器一樣自動化的社會，不管這個社會中收入是否平等，也不管人們是否能吃得好和穿得暖，而是要以合理的非異化的方式來進行生產，不讓生產活動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哪怕是人們吃得很飽穿得很好，各項福利事業很健全，只要人們仍然以財富的私人占有為核心價值，那他們照樣還是庸人，仍然還是“畸形的、發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人們彼此之間仍然互相對立著，在這種關系中自然會發展出階級分化，“私有財產的關系潛在地包含著作為勞動的私有財產的關系和作為資本的私有財產的關系，以及這兩種表現的相互關系。”[4]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在產品的價值形式中，已經包含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形式、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對立、產業后備軍和危機的萌芽。”[5]毛主席在文革后期也發現了這個問題，談到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八級工資制，商品交換等等，這些都會影響到人們的思想意識，束縛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此基礎上，現在我們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目標，則是對人性的新的深入理解，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找到實現社會的科學管理的大門。

所謂“以人為本”，并非僅僅是要求黨和政府關注民生，更重要的是建設一個全面的價值體系，喚醒民眾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追求，而不僅僅是以物質生活的滿足作為核心價值。共產黨人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須關注人民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需要。這種需要處在價值體系的高端，當我們關注著這個體系的高端的時候，其他低層級的需要便可以互相之間保持和諧，從而使它們得到正常的滿足；反之，如果我們由于專注于基本需要的滿足而忽略了高級需要，基本需要就會越過正常生理需要的界限，畸形地發展起來，壓抑、遮蔽了高層級需要的發展，把人生引入歧途，并且導致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自身的沖突，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在存在著異化的情況下，人們的基本物質需要并不會由于我們對它的“重視”和“抓緊”而得到滿足，無論生產力發展得多么快，也無論政府為民眾做多少好事，都無法趕上人們的物欲膨脹的速度，結果便培養出了日益增長的欲望、怨氣。

那些忽略了價值體系的建設的人們，其實仍然在進行著價值體系的建設，只不過是沒有用科學合理的價值體系而是用落后的價值體系來教育黨員干部隊伍和人民群眾，其結果是必然要培養出腐敗的干部隊伍和沸騰的民怨。不同群體之間，不同個體之間的利益沖突日前尖銳，怨望越來越多，糾紛越來越難解決，社會管理工作日益陷在應付各種危機的處理上，進入老子所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惡性循環之中，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最終將難以為繼，危害社會的和諧穩定。由于價值體系的不完善，關心人民群眾的舉措反而損害了民眾的利益。列寧就注意到這種情況，我們本來想進入這個房間，腳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在由這種惡性循環控制了社會運行過程的情況下，想要提高社會管理科學水平，就只能是南轅北轍，可望而不可及。

由此可見，所謂以人為本，也就是要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核心來重組社會生活，而不是以經濟指標的增長為核心來組織社會生活。只有了解了人性的進化過程，并且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根本目標，才能形成一個健全的價值體系，人的其他各種需要才能得到健康的發展，共產黨才能在社會管理上進入自由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