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5月30日，北京師范大學
主講人：汪暉
一、“跨體系”
跨體系社會，是一個生造詞，但有其根據。2008-2009年西藏和新疆均出現危機，關于民族區域自治一直有不同的解釋，一種是所謂民族自治，汪暉傾向于將民族區域看成整體概念，區域這個概念有其特殊性，它可能是跨族群、跨語言、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交匯。早些年討論這一問題時，王銘銘引用過“超社會體系”的概念，指的是跟現代實證社會學不同的一些概念，包括信仰、信念、習俗等很難用實證加以界定的范疇。在中國，有費孝通提出的“多元一體”。汪暉稱之為跨體系社會。例如在很多地區，即使相對傳統的村莊，也包含不同的族群，在西南少數民族家庭內部存在多民族構成。那么在一個跨體系跨文化的社會中如何討論平等？在政治經濟之外，如果涉及到信仰文化等象征符號，怎樣討論平等？除了一般的城鄉、貧富差別外，還存在社會內部產生的問題，如何在這些關系中界定平等？使用跨體系社會這一概念，試圖既保持多樣性又保持有機性。
二、“民主”
1、 民主實踐的不同類型
另外一個關鍵詞是民主。民主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好像不言自明，是最為正面的價值。但民主在今天也面臨極大危機，一方面它是許多社會不斷爭取的目標，另方面，已有的民主世界出現了廣泛的、在深度上前所未有的危機。主要的問題出在哪？
民主實踐可以區分出不同類型。其一，西方國家通常被看成民主社會體制，但這些國家在今天都面臨著民主危機，即社會民主的危機，今天社會的多種分化在這些國家也都出現了，特別在新自由主義浪潮之后，歐洲的社會民主面臨很大挑戰，其政治形式和社會形式發生了巨大的分離。其二，1989年社會主體體制瓦解后，出現前社會主義向后社會主義過渡的轉軌、轉型國家，它們的計劃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政治體制的改變，均以西方民主體制作為基本政治目標，但在轉軌過程中出現了各不相同的社會問題。最主要的表現是向多黨體制的過渡過程中，常常以原有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為背景，出現寡頭制。例如俄羅斯，看起來它的政治形式發生變化，但同時新的社會不平等被創造出來，實際上原有的社會等級被轉化為新的社會等級，并且被高度合法化，使得社會抗議變得更加困難，也就是通過民主把不平等的經濟和權力再分配合法化。其三，第三世界國家很多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形式，例如印度，作為最大的民主國家也沒有辦法解決平等問題。
2、 民主的多重危機
民主危機中的很重要部分是民主的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脫節，法國政治理論家皮埃爾·羅斯瓦龍，認為西方的社會民主遇到空前危機，導致危機的主要原因可歸納為：歐洲平等的社會體制是與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人們對戰爭和社會革命的恐懼有關，冷戰的結束使得大規模戰爭和階級革命似乎消除，導致西方體制內部發生崩潰的威脅和產生社會革命的威脅都消除了，兩種社會體制的戰爭消失的同時民主自我更新的外部體制消失，與社會危機相關聯的民主自我改進的動力弱化。另外，原來的工人階級也越來越弱化，自主性和主體性消失；原來代表工人階級自決的政治組織發生轉化，不知道這樣的黨在代表誰。階級與政黨在20世紀所形成的政治代表關系逐漸消失，使得原有的工人階級自主性消失。此外，發達國家在全球化下不斷進行產業轉移和去工業化，使得工人階級減少，階級基礎發生變化；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形成大規模的工人階級，但在政治公共領域里，這些人的政治代表性很弱，他們的聲音得不到政治表達。由此，一方面是在不同國家中展開的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去工業化，另方面是階級的自主能量和政治性的消失、爭取社會民主的動力體系的弱化。
從金融危機可見金融資本在今天已發展到空前規模，金融資本的特質是更高的流動性和投機性，它很少對單一社會承擔責任。與此相對，政治民主與民族國家相連帶，以公民為中心。金融資本的跨國性流動和生產消費的跨國化，使得建立在公民概念之上的政治體系如何應對全球化挑戰也成為問題。
社會構造的變遷過程中出現很多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造成新的利益集團與原有工業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產生持續動蕩。這一社會構成上的重組也對民主造成巨大影響。另外，后社會主義國家大部分在九十年代受新自由主義影響，通過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議會多黨制變成新的寡頭關系，多黨造成的是新的嚴重壟斷。
以上種種可概括為民主的代表性危機。民主政治的多重危機可大體概括為：政黨的國家化或多黨政治的中間化（黨派間競爭時似乎是對立的，但執政時則相差無幾。競選時試圖呼喚更多選民，而不是針對其所代表的利益群體，沒有清晰的代表性和政治價值，政黨政治的肌理出現危機），媒體的政黨化（媒體壟斷公共輿論，壟斷背后是各種政治經濟利益集團，造成輿論與實際社會需求之間的斷裂的。除此之外，還存在媒體所設定的政治議程），國家的公司化、資本化，政客的媒體化（政客想要討好大眾，大眾實際上與媒體是分裂的，只能變成討好媒體），社會大眾被甩出社會政治進程之外。
三、“平等”
1、 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
社會平等需要在以上背景下進行討論，需要探討民主的社會形式，不再造平等的社會形式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在今天的社會條件下，怎么分析平等？“平等”的相當一部分內涵來源于資本主義的歷史。政治學和哲學中對平等的最主流的粗略概括，是機會均等，也常以功利主義平等替換。另外一個是總效益平等或結果平等。機會平等表面上與結果平等相對立。比如在中國批評“大鍋飯”，說結果的平等導致沒有效率，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口號的實踐對中國的貧富分化起了極大作用。機會平等強調非歧視性，它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針對貴族等級和特權體制，事實上包含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的內涵。結果平等更多的跟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等體制的實踐相關，既包含權力，也包含義務，尤其涉及再分配，國家在再分配中的角色變得非常重要。再分配意義上的平等與機會平等的非歧視性相區別的是其非剝削性。在機會平等條件下的競爭也會產生不平等、產生新的剝削性關系，是很少有人能否定的，那么就需要通過國家和其他社會機制進行調整。社會主義通過公有制克服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克服剝削關系，是其理論根據。如果沒有一定的再分配機制，機會平等會變為制造不平等現實的說辭。
2、 非物化平等
阿馬蒂亞·森沿著羅爾斯的分配正義，在物和人的關系上強調非物化的平等，即平等的前提首先是基本能力的平等，基本能力指一個人能夠做最基本事情的能力。羅爾斯注重的是結果，即物的再分配，權力、自由、機會、收入、財富、自尊的根本是物品，而沒有從人和物的能動關系去理解利益。機會均等不側重人的能力，而是人的被動精神反應，不去看人有沒有主動的行為能力。由此機會均等等同于空洞許諾，一旦沒有相應的再分配體制保障，機會平等就是造成不平等的合法表述。沒有人的基本能力的平等，基本物品的再分配也不能保障平等實踐。試問一個人沒有得到基本教育，不能養活自己，身體不夠強健，怎么能獲取其他權力呢？而這點對于第三世界國家尤其重要，從能力平等的角度可以重新估價社會主義中國的某些實踐，例如讓普通農民擺脫貧困，普通教育的普及程度，社會流動的規模等，在分配之外，為普通勞動者提供實現能力平等的條件。
3、 齊物的平等
在以上三點之外，延伸出章太炎齊物的平等、多樣性的平等，它以能力平等為基本前提。現代平等最主要得特點是形式平等，通過讓大家變得一樣來討論平等，卻不能把差異建構為平等，相反差異常常被理解為等級制和不平等。但齊物的平等以差異為前提，差異之下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它要求以主體的能動性的平等，來對待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文化和文化的關系。怎樣讓差異同時成為平等？這就要求攜帶差異的主體是有自主能力的，差異平等是沿著“人”的方向來理解平等的。在我國傳統和社會主義的民族區域自治方案中都這樣的要素，在承認習俗和文化差異的前提下講平等，平等不是對生活方式差別的否定。特別是對差異的承認，需要通過對其主體性自身的承認來實現，需要通過使其具備內在自主能力來實現。今天，民族區域的危機是差異性平等的危機，既是平等的危機，又是差別的危機。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呈現出各種分化的現實（城鄉、貧富等等），但這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平等危機，還涉及到多樣性的危機，是原有生活方式遭到巨大傷害后呈現出的危機。在此需要追問差異性和平等如何達成平衡？社會平等不能重新變成抹平差異，而是將差異與平等建立新的聯系。
這個范疇也可以擴大到人與自然的關系。對自然與人的關系的再把握包含對自然的重新尊重和理解，自然自身需要被看做能動的力量，也就是章太炎說的“以不齊為齊”，人和世界之間也是多樣平等的關系。小森陽一在清華大學講日本地震時，提到一個現象：福島核危機一部分是天災，相當一部分是人禍，很多科學家在預言地震，警告建設核電站是危險的，但人們對此并不相信。科學的精神中包含對科學達到的限度的理解，一旦失去對這個限度的理解，就變成非科學的或盲從，科學的精神和宗教的精神在這點上有一致性。而在齊物平等的觀念中，人和自然的關系也被包含其中，平等必須從能動的角度去討論多樣性問題。例如援藏，西藏的90%投資依靠國家，為什么還是會出問題，還會產生不滿和矛盾？這個矛盾意味著除了一般意義上的平等，還有差異性問題，文化生活方式的問題，能動性的平等是否得到尊重的問題。差異并非一成不變，但這個變化需要在能力平等的條件下進行，不是強制性的迫使它去變化，這就是齊物平等概念。現在歐盟宣布文化多元主義的失敗，這就是差異平等的失敗，差異與平等必須互為前提。西方哲學中找不到這樣的概念來建立差異平等觀。中國思想中包含的智慧和制度實踐里的一些要素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理解差異性平等的實踐入口。
4、 具有國際面向的平等
第五個平等，是具有國際面向的平等。這點本來在差異性平等中可以覆蓋，特別提出的原因是，現代民主以民族國家為基礎前提，講的是國際法意義上的平等，萬隆會議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國家間關系的規范，今天依然有意義。但它僅涉及國家間關系，沒涉及社會內部所包含的國際面向。比如對于大量的移民和非移民性的勞工，他們能否獲得平等是西方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由于民族國家是一個基礎性單位，尤其是大型民族國家，它的任何實踐的影響都超出國家范圍，像中國、印度、歐盟這樣的超大政治共同體，都會對其他社會產生影響。
另方面，公民權作為民主邊界的前提使得受政治共同體影響的其他人群無權參與決策，比如美國的選舉我們顯然不能參與，但又必然受它的影響。現在有一個現象叫做亞洲再非洲化，指的是亞洲國家在非洲大規模投資。這就促使我們追問，民族國家的平等實踐中是否存在國際面向，能否超出公民權范圍？否則等于將內部平等強加于、凌駕于本國與他國社會的不平等關系上。這不僅是中國面臨的問題。雖然議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的機構能否允許非公民代表權的介入，還看不到相關實踐，但提出這個問題是重要的。我們需要反思20世紀國際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運動是帶有超國家性質的，它會產生出對第三世界非常有利的國際政策以及具有國際面向的國內政策。在當下生產和消費都大規模跨國化的語境下，中國也深受其害，這不是單一國家能夠敘述的問題，牽涉到公民權意義上民主的局限（但這樣說并不是要否定公民權）。
1989年可以看做冷戰的結束或社會主義體制的全面危機和解體，但隨之而來的是它的對立面的體制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支撐其自我更新的條件消失了。原來意義上的自由平等這個目標本身成為一個陷入危機的目標，這樣說也不是要否定民主和平等，而是要在新的條件下，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進行再思考，否則只能一步步進入更加危機深重的實踐，而這個可能性在今天是非常大的。所以理論上的思考和創造是非常迫切的，人們似乎再也沒有想象另外一種未來的能力，是今天最為深刻的危機。今天的處境和將來的實踐往什么方向走變成重要問題，這個使命是需要由年輕一代來承擔的。
問答
1、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民主的平等”概念，但并沒有深入闡述。第一個問題是怎么看民主平等？第二個問題是關于差異和平等的關系，怎么看差異政治和承認政治及其與民主的平等的關系？
答：羅爾斯在《正義論》之后的理論中有一些嘗試，比如關于政治自由主義和萬民法的討論。政治自由主義的討論試圖回應文化多元主義的問題。萬民法試圖在國際關系中討論非民主國家的正當性。
怎么看差異政治和承認的政治？如何界定差異，差異一旦被建構為穩定的本質，就會導致排斥性政治。需要能動的理解差異，它不是簡單的本質問題，差異的問題與自由相關，與能否獲得主動能力相關。在這點上，章太炎更加激進，他的思想從莊子和佛學綜合而來，章太炎認為以不齊為齊、破除名相才能平等。如果我們預設一個世界的本來狀態，那么它的呈現是通過命名來實現的，不平等也是通過命名和制度化實現的，所以必須把名相意義上的差異打破后看到的差異才是章太炎所說的差異。今天爭取平等的斗爭離開少數民族權力的概念是很難成立的，在這個問題里總是預設著多數和少數的關系，在這個范疇內討論的平等也總是預設著不平等，而放棄“多數”“少數”這樣的概念又常常導向對既定等級結構的肯定。章太炎所謂破除名相，既需要保存關于差異的論述，又需要在另外一個層面上意識到差異要在打破差異性名相后才能獲得。每個人本來的能動性是不能在語言秩序的等級關系中加以表述的，只有打破它才能得到呈現。齊物平等概念的特別意義，就在于似乎對立的兩個概念被綜合在一起，它以多樣性為前提否定既定的等級制，它對平等的追求以重新呈現差異為前提。西方的差異政治和承認政治都涉及到少數民族概念的有效性，一方面要承認少數民族的權力，一方面又要追求每個人的平等，它沒有章太炎背后的本體論，而陷入給一些人特殊照顧的理論，創造了新的不平等。文化多元主義的失敗跟這個問題有關。中國的思想實踐提供的可能性是超出當代歐洲思想解決方案的。西方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概念是權力，其有利的部分和產生問題的部分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2、如何理解西方民主進程和社會主義體系解體的關系？亞洲的非洲化這個轉變的發生原因何在？
答：現代社會主義實踐是資本主義危機的產物。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出現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的確立，是意想不到的，于是在冷戰構造下變成兩個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性質如何界定，有很多爭論，比如會說它保留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與資本主義相重合的是工業化，但它試圖創造的勞動主權明顯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社會主義國家試圖通過對生產關系的改造重構資本與勞動的關系。這是非常重要的實驗，比如在相當貧窮的國家內，雖然福利低但收入平等；雖然有工業化造成的城鄉分割，但社會再分配是相對平等的，可以保障最基本的生活，盡管錢少，但安全感很強。另外西方國家的民主進程并非都是由兩個陣營的競爭造成的。比如北歐國家未介入戰爭，從事大規模軍事工業，實現社會分紅。還需要注意的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體制間有對立性，但也有共同點，這就是霍布斯邦所說的，冷戰雙方體制的對立是典型的意識形態構造，實際上在好的、壞的方面雙方存在很多相似之處。
社會主義運動在19世紀的主要對立面是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20世紀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國家中又包含超著國家性，比如蘇聯、中國，比如亞非拉的反殖民主義運動。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20世紀總的主題，這是毛的概括。萬隆會議中的尼赫魯、鐵托、蘇加諾都是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者，離開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很難理解其中的動態歷史，很難理解不結盟運動，很難理解中國在極端貧窮條件下對亞非拉的支援。毛周都說過中國是被第三世界人民抬進聯合國的，這里邊存在著互動關系。而今天發生重大轉變在于生產消費不可能嚴格限制在一國范圍內。亞洲國家對非洲的資本輸出，會遭到西方國家的非議，一定意義上只要是資本主義經濟，都包含這個要素。但對中國來說有其他的參照，比如社會主義時期有大量的無常投資，無利息貸款。橋梁鐵路建設是二三十年才能收回成本的，不同于投機。關鍵在于怎么形成有利于當地的發展，而不是破壞性的。在這方面中國的自我要求要高得多。歐洲比如德國這樣的國家雖然自身高度發展，但對殖民地的基礎建設差到令人難以置信。
3、 新自由主義強調用政府的積極干預保障實質的平等，但中國的干預常常造成人為的壟斷和特權，如何看待？政府怎樣做才能保證實質平等？
答：國家或政府的角色在資本主義體制中不言而喻，只不過被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政府退出論而迷惑，什么時候美國政府是小的？只是看不見而已。福山最近對中國做出了積極的肯定，認為中國政府的能力高過很多國家，高過俄羅斯日本，甚至西方國家。但福山不清楚自己的意識形態限制在哪里。中國從未走過純自由放任路線，政府能力很強，在福山的表述里同時又把中國與俄羅斯、伊朗一同劃入集權主義國家。什么叫做政府的能力？政府能力指其對社會需求做出回應的能力，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將社會需求通過合法渠道迅速轉化到公共領域，任何形式的政府不能回應社會需求時，意味著出現民主危機。福山所處的巨大矛盾在于，一方面說中國有很多壓制，另方面又說中國有很強的回應能力。壓制和回應的關系是什么？把中國與伊朗、俄羅斯共同放入集權國家范疇，但他們都有多黨議會和競選。福山沒有意識到，這樣的排列，使得他的歷史終結論中民主作為最終的歷史形式成為問題，作為民主形式的指標變得沒有意義了。所以傳統上用以界定社會民主和政府能力的指標需要重新加以思考。
什么叫積極政府？是不是金融危機中實行銀行國有化就是積極政府？定位積極政府更重要的是它的靈活性和反應能力，而非一般意義的強弱。實質的民主很重要，每個社會成員的社會需求能夠在公共決策中得到體現，否則沒有就沒有民主的實質。中國政府的強力雖然在救市上有體現，但也要看到近年來社會危機的持續爆發，貧富持續分化不能在相應時間內得到彌合，經濟調整失敗，外匯儲備、出口導向、城鄉分化都沒得到真正解決。怎么把這些問題轉化為思考社會問題的真正動力，而非教條式的搬弄理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處在空前迷信的時代，不能面對實際社會問題，而被幾個范疇牽引。干預和壟斷的問題，需要在這個意義上去重新解釋。政府的反應能力強，首先是及時體現普通社會的需求，普通社會有各種條件參與和表達，否則干預背后是被凝固的社會關系和利益關系支配，干預就會變成壟斷，政府的靈活性是體現在這個意義上。那么所謂群眾路線、群眾參與，政黨和國家機構的成員定期去工廠實踐，算不算民主？要看這類民主要素能否擴展為民主形態。以上不是要否定中西各種經驗，重要的是重新分析真正的問題從何而來。一般社會看不到福山的矛盾之處，似乎其思想轉向才是最重要，但福山的表述自洽性很弱。西方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凝固，稍微有所打破就以為是大的解放，很難抓住問題再往前走。今天分析社會問題需要與理論再思考結合，需要從理論上發掘不同資源思考當代進程，讓自己的實踐和過去的資源成為能動的資源，否則講過去的傳統容易變成認同政治保守傾向，而非將其轉化為活的資源。
4、 民主危機的最壞程度是什么樣的？能夠糟糕到什么程度？
答：討論民主的危機不是要為專制辯護，而需要將民主變為活的資源。舉一個關于印度的例子。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國，有議會民主、憲政民主、多黨議會制民主（雖然到70年代還是國大黨一黨執政，后來才發展為多黨執政），作為憲政國家它沿用的是英國殖民法治，有言論自由。但民主危機的一部分是由于民主的空洞化，政治民主與社會形式相脫離，表示政治形式不能給社會以幫助，印度的死亡率和貧富分化程度很高，民主的幫助不多。民主在印度的最大成就按照印度理論家看，是提供了多樣多族群多宗教的政治認同基礎，但并非真正解決問題，宗教沖突依然嚴重。印度的基礎問題，一部分是政黨政治的危機，國大黨、人民黨盡管互相競爭，但兩黨本身黨都是專斷結構，不是真正民主。多黨制和議會結合，使得政治權利集中在政黨，而政黨本身國家化、去政治化變為執政的利益集團，腐敗嚴重。這個嚴重性又與法制相關，在印度雖然媒體披露的高官腐敗案很多，但沒辦法繩之以法，最多促使其下臺。由于法律與資本構造和利益集團相關，想通過形式主義法制完成對腐敗的解決變為不可能。印度民主最有活力的部分是地方性的社會運動，能夠真正反映普通人的利益需求；困難的地方是，權利集中于政黨，普通社會運動無法進入這一框架，民意無法進入政治機制，導致社會運動與政黨的矛盾關系。也就是說原有的政黨議會的結構模型出現了問題，在反應基層社會需求上出現很大危機，政黨和國家的開放性出了問題。
今天冷靜的、歷史的分析民主危機是必要，不了解這個，在轉軌中的國家繼續沿用形式民主，只能把原來的不平等關系合法化，同時剝奪了社會批判能力，因為看上去都已經民主了，這是嚴重的問題。但說這個不是來為專斷和不民主辯護，相反要去了解怎樣才能出現開放的政治體制，普通人的參與通道和制度化如何完成？在媒體越來越被少數利益控制、假借大眾民意自我表達的情況下，怎樣再造公共性？需要一方面爭取現實空間，一方面預設新的空間。社會斗爭必須對目前狀況有深入分析才能使網絡爭吵變成真正有意義的爭論。新的思想解放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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