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正確認識解決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

若干重大理論、實踐問題的建議

                ——向建黨90周年的獻禮

（2011年5月17日）

李 長 征

[內容提要]本文本著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關于“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理論要徹底才能說服人的要求，從反映事物的本質及其本質聯系的基本事實出發，著重探討了新中國第二個30年，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所遇到的十五個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力求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包括毛主席、鄧小平和中央其他領導人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論斷的指導下，對如何正確認識解決這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了建議；還建議經過充分準備、在適當時候進行一次新的全黨整黨整風運動，并在此基礎上做出關于后30年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以這些建議作為筆者對建黨90周年的獻禮，目的完全是誠摯地期望黨中央，把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行動統一到全面堅持現階段黨的基本路線上來，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堅持共產主義最終目的。

黨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即“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無疑是完全正確的。它是在鄧小平、陳云等老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主導下，在總結新中國第一個30年黨領導的建國初期經濟恢復和建設，其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正反兩方面的豐富經驗，改革開放初期的經驗，并從國際國內新的實際和時代特點出發，于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形成確立的。我國在1978年以來的30多年中通過改革開放,社會生產力以更高的速度發展, 于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社會發展的許多領域也有顯著進步，正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切偉大成就都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的結果，也都是以建國后第一個30年的巨大成就為前進出發點和基礎的。但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西化分化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長期嚴重干擾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而我們領導上卻長期存在鄧小平多次指出的四個堅持這“一手比較軟”。

1983年10月，鄧小平的《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中指出，糾正了“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總結歷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斗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必須堅決克服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狀態。”[①] 針對1986年末有些學生鬧事，1987年1月鄧小平《在排除干擾，繼續前進》的談話中揭穿了那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煽動者的真面目：“他們一方面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張全盤西化，要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全盤搬到中國來。這些煽動者都是成名的人，我們要對付這些人。這些人恰恰就在共產黨里。” [②]

1989年6月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的講話》中，鄧小平強調：“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③]1990年5月他在會見一位外賓時又強調“主要問題出在黨內，甚至是黨內某些高層人物。”[④]1989年這次事件后這種狀況雖然一度有所改變， 1993年9月鄧小平雖然再次強調，對于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就是要堅持，不能改變這條路線，特別是使人不知不覺地動搖，變為事實。”[⑤]但自1992年初的近20來，“一手比較軟”的問題仍然長期存，而這同他本人只有在國內外敵對勢力放大火時，四個堅持這一手才暫時硬一陣，一見“火小”就鳴金收兵大有關系，并招致了嚴重后果。但是，對于他提倡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領導黨和國家果斷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的動亂暴亂，應予充分肯定。

1978年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促進了生產力的大發展：一是全國國有企業的資產總額大增長，從1998年的13、4萬億元提高到2009年的53．5萬億元，11年中翻了兩番，年均增長13．4%，相當于1978年國有資產總額4488億元的6倍（扣除價格因素）。二是全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大提高，實現利潤從1998年的213．7億元，2000年的2833．8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10700億元，10年中凈利潤翻了近三番，年均增長14．2%。目前國有企業每年取得的凈利潤是1978年國有凈資產（3201億元）的1．45倍。國有企業勞動生產率由1998年的2．9萬元增長到2007年的16．2萬元，提高了4．6倍，年平均增長20%，絕對額分別比集體企業和私營企業高33．9%和39.6%。三是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進一步發揮了支柱作用，承擔著保障國民經濟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和基礎設施供應的重大任務，投資和產值每年以10%-20%以上的速度增長，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不斷優化，國有經濟基礎穩固，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主體和主導的金融體系比較健全，在抗擊1998年爆發于美國、影響世界的金融危機中，展現了強大的實力，保證了我國國民經濟協調穩定發展，惠及世界。[⑥]

但是，我國當前的經濟制度的真實狀況，同憲法規定的“三為主”還有不少違背之處。我國憲法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包括國有經濟和城鄉勞動群眾集體經濟），“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違背憲法規定之處分別表現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國有資產總量的優勢已經嚴重動搖。私營企業2010年注冊資本17.7萬億元，加三資企業的資本總量，非公有制企業資產總量與國有企業資產已不相上下；2007年私營企業的銷售收入相當于國有企業的三分之二，實現利潤相當于國有企業的87.4%；固定資產投資比國有企業高1倍；在國內生產總值中非公有制企業占三分之二，國有企業僅占三分之一。二是國有企業控制能力嚴重下降。2009年在全國27個主要工業行業中，國有企業比重超過50%的只剩下油氣開采、石油加工、電力熱力供應、煤炭采選和水供應6個行業，其余21個行業完全由非公有制經濟控制。特別是建筑業、房地產業和第三產業，國有經濟的比重早已低于20%，更為非公有制經濟控制，這實質上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對我國經濟命脈的控制。即使如此，非公有制經濟要繼續進入壟斷性行業，國有經濟要繼續退出競爭性行業的鼓噪，至今仍然甚囂塵上！三是國有企業技術進步、自主創新能力不適應。我國國民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工業品總產量很大，但高科技產品的比重很低，重大科學技術和裝備基本處于利用別人成果而不是自主創新階段。我國所需全部化纖裝備、80%以上石化裝備、轎車工業裝備、數控機床、精密儀器儀表仍主要依賴進口。四是相當多的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方式不適應。主要表現為不能按照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效率規律科學經營管理，沒有充分發揮國有企業應有的民主管理、科學激勵、嚴格監督，理順生產者、管理者、所有者的社會主義平等關系。[⑦]

五是由于分配嚴重不公平，兩級分化嚴重，基尼系數現已高達0.52，高于新加坡的0.47。[⑧]由于生產大發展，我國居民生活水平雖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城鄉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及其生產關系，已經基本喪失主體地位、控制力和主導作用，內外資、城鄉私人資本及其剝削雇傭勞動的生產關系已經基本上控制了城鄉經濟和大多數勞動者，這就必然地產生了新的兩級分化。這是事實上否定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反而自覺不自覺地信奉推行法國庸俗政治經濟學創始人薩伊的生產三要素論的惡果。這種理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資本、土地這三個生產要素協同創造的，”[⑨]當然也就根本不承認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決定消費品的分配、特別是初次分配的決定性作用，[⑩]這就為內外資私人資本殘酷剝削廣大雇傭勞動者披上了“平等和諧”的偽裝！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經濟制度的現狀，已經嚴重違背了憲法規定的“三為主”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就必然地動搖了我國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及其物質技術基礎，進而作為生產關系總和的經濟基礎與階級基礎也隨之發生了急劇深刻變化；并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我國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領域，產生了更加復雜劇烈尖銳的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總之，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我國整個社會主義制度處于嚴重動搖和現實危險之中。2003年發難的“民間修憲”，2005年召開的“新西山會議”，2007年公然提出以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取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2008年出爐的“零八憲章”，藏獨、疆獨分裂勢力在2008年、2009年制造的3·14、7·5暴力破壞事件，2010年劉曉波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這七大嚴重標志性政治事件，有力地證明我國的新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黨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極右派和其他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他們的靠山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并不會止于摧毀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是還迫不及待地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實現自己直接的政治統治。資產階級自由化、西化分化同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已被他們推進到了你死我活的大決戰階段，他們竭力要把中國變為完全附庸于西方的資產階級聯邦共和國，甚至巴爾干化。

造成如此嚴重現實危險的根本原因，正是鄧小平所說的領導上四個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缺乏一貫性，甚至講得都很少，一手比較軟,因而未能正確認識處理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十五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一）在黨的思想路線問題上，必須確立社會實踐的總和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不能把直觀感覺、狹隘經驗暫時得到某種假象的證明，實用主義目的一時得以局部實現，誤作檢驗真理的標準。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繼承了前人的唯物論、辯證法，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踐觀和真理觀；列寧進一步加以發展，不但“把人類實踐的總和當作認識論的基礎”，而且提出了關于實踐標準的“確定性”即“絕對性”、“不確定性”即“相對性”的原理。[11]其實，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這樣長期復雜的社會變革，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我們的認識過程只能是“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往復循環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②綜上所述可見，檢驗什么是真理或謬論的唯一標準，只能是一定歷史階段或時期社會實踐的總和，或曰總結果，沒有其它標準，這就是實踐標準的確定性即絕對性，懂得這一點非常重要。

同樣，懂得實踐標準的“不確定性”即“相對性”，也非常重要。否則，就會把人們的個別、局部、片面的直觀感覺、狹隘經驗，和暫時達到主觀目的的實用主義，誤作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甚至是絕對真理，這就是實踐標準的不確定性即相對性。其實，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實踐觀和真理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實踐觀和真理觀是完全對立的，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上必須劃清兩種實踐觀和真理觀的界限。30多年來的實踐總和證明，把一村、一年的經驗在全國一刀切地推廣，并近于把它神化、永恒化，就是這種錯誤實踐觀和真理觀的典型表現。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共產黨的社會實踐證明，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才能更好地堅持黨的總路線和現階段的基本路線。在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許多人誤把“私有制高效論”的直覺、狹隘經驗，片面地只講生產力的“唯GDP論”及這種政績觀的實用主義目標的實現，誤作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甚至是“絕對真理”。因而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關系，面對公有制主體地位嚴重動搖造成的生產關系、階級關系、上層建筑領域的尖銳社會矛盾，也不思根本解決辦法。這決不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及科學發展的唯一科學內涵，是人們的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實際，指導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的方針政策，符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在“解放思想”、“理論創新”的名義下偏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基本方法和鄧小平理論的科學論斷，成為資本主義新老腐朽意識形態和其它錯誤思潮的俘虜，使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違背客觀規律和現階段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客觀要求。

（二）在黨的基本理論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繼承發展關系的科學內涵。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內涵,一是從新民主革命建設到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始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的指導思想；二是貫徹、體現于毛澤東思想和我國革命、建設實踐中的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立場、觀點、方法，這些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之源流；三是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中做出的、經過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實踐、包括經濟調整證明正確的許多科學論斷，都是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即1956年實現對私改造以后）的毛澤東思想，應當包含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內。況且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已經規定并闡明了“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思想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六個方面之一。[12]這是因為毛主席關于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科學論斷，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源流，本來就是客觀存在。

（三）在黨的基本路線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辯證統一關系。在這個重大問題上，長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片面性和錯誤傾向，主要表現在割裂基本路線全部內容的辯證統一：否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必須旗幟鮮明、一以貫之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和平演變；否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和反“左”不可逾越的底線；否定只有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前提下，改革開放才能真正成為強國之路，避免被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浪潮推向西方發達國家附庸的深淵；否定始終旗幟鮮明、態度堅決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獲得成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思想政治保障。許多人早已丟掉了這個根本保障。

（四）在用以觀察社會現實和歷史的世界觀、歷史觀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歷史唯物主義同西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根本對立和界限。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抽象的資產階級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錯在脫離社會關系，即階級關系。二者否定馬克思《致約·魏德邁》中強調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13]因此，信奉堅持資產階級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就必然背叛馬克思主義，否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搞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就會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就會復辟資本主義制度，包括搞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這已被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雅夫科列夫的現代修正主義所證明；也同樣被我國體制內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極右派的倒行逆施再次所證明。資產階級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又是形形色色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與自由化觀點的哲學基礎和理論根據。弄清楚上述兩個根本問題，我們才能在鄧小平所說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個堅持的對立”中明辨是非，使我們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一以貫之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西分分化，克服鄧小平多次批評的“四個堅持”“不夠一貫，一手比較軟”，[14]全面貫徹黨的基本路線。

（五）當今，和平和發展不是世界的主流，當今世界時代的本質特征，仍然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民族解放運動的大時代，但具有鮮明的新特點。鄧小平1992年明確指出：“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15]他并未說和平、發展已經是世界的主流。從實際情況看也是如此，雖然第三世界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無不如影隨形伴之以不同程度的殖民化，受到霸權帝國主義的“巧妙”掠奪、全面遏制和露骨的武力威脅；我們應當區分第三世界的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的反霸反帝革命運動，同真正的恐怖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當今世界大時代的論斷沒有過時，只不過是具有了最新特點，即當代的最新殖民主義——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統治全球化，剛攀過了下坡路前的頂峰，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尚未走出低潮。1991年12月底蘇聯解體后，霸權帝國主義把我國作為戰略重點，加緊實施和平演變、全面遏制、武力與戰爭威脅“三管齊下”的基本國策和國際戰略。2008年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使霸權帝國主義為了維護其世界霸主地位，更加注重對我國實行軟硬兼施的多變策略手段，但萬變不離其宗——霸權主義帝國主義的本性，依靠經濟科技軍事的戰略優勢，擴張其所謂“國家利益”。這一切在它徹底衰亡以前始終不會根本改變。這也正是世界上和平與發展兩個主要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的根本原因。霸權帝國主義為了實現其世界霸權，在有的問題上雖然也需要同我國進行有限合作，但這僅僅是實現其世界霸權并使我國附庸化的實用主義手段，我們務必高度警惕，以我們的兩手對付他們的兩手。

（六）從客觀事實出發，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來正確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其他勞動人民,同舊社會的資產階級殘余、新生資產階級、國際壟斷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

回顧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的歷史，瞻望未來，事實上人類面臨三大不同范疇、層次和性質的重要矛盾，不容混淆。

一是人類社會不斷增長的生存發展需要，同外在自然界之間的普遍、永恒的根本矛盾。人類起源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漫長歷史證明，人類同自然界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其對立性在于人類不斷增長的生存發展需要，同相對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是普遍、永遠存在的；其統一性不僅在于人類既是自然界的產物和組成部分，更重要的在于人類還會在長期實踐中能動地遵循自然的規律改造自然，創造屬人自然，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生存發展需要。因此，人類社會不斷增長的生存發展需要，同外在自然界之間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普遍、永恒的根本矛盾，各種社會形態及其各個發展階段概莫能外，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是如此。馬克思說得好，這是因為，人類“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16]不僅如此，“為了保證必要的、同需求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增長相適應”，還必須進行“累進的擴大再生產”，而這是永無止境的。[17]可見，人類社會同自然界之間的矛盾是普遍、永恒的根本矛盾。為解決這個根本矛盾，任何國家都不能停止生產一個星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除了反對外敵入侵的大規模戰爭，我國必須永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二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普遍的社會基本矛盾。為解決這個矛盾，在我國現階段必須堅持改革開放，迅速發展鄧小平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即發展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十分必要。但是，誤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當作我國社會關系范疇內的社會主要矛盾，從理論和實踐上看都是不符合實際的，因而是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認為，在一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前提下，生產關系決定生產方式的社會性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實踐證明，實際上淡化、撇開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關系，孤立地講發展“社會生產”，已經導致了忽視、甚至事實上否定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關系；而作為生產關系總和的經濟基礎，決定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又決定整個社會制度的性質。因此，在我國的改革開放中，只重視發展生產力，違背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關系這個社會主義根本原則，已經嚴重危害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

三是人類社會關系范疇內部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社會主要矛盾，特別是階級矛盾。在階級社會以及尚未消滅階級及其產生條件——剝削的社會中，作為人類社會關系內部的社會主要矛盾，只能是主要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而絕然不是前兩種重要矛盾中的任何一種。

1962年毛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18]毛主席在對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的修改中再次強調：“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19]鄧小平在1990年12月也強調：“馬克思說，階級斗爭不是他的發現，他的理論最實質的一條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無產階級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在四個堅持中，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條不低于其他三條。理論上講清楚這個道理是必要的。”[20]

在當代國際國內條件下，無論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是資本主義復辟前“正處在發達社會主義漫長的歷史階段的起點”②的原蘇聯，第一，都不可避免地既存在著本國歷史上階級斗爭的遺留和國際因素的影響；又有重新產生剝削和階級的條件“資產階級法權”的普遍存在，甚至生產資料私有制某種范圍程度的存在。第二，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包含的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本身，就決定了全體社會成員同生產資料之間的不同關系，及其在社會生產和產品分配中不同的經濟、社會地位；進而決定了他們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社會各領域的不同利益和要求，以及他們選擇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方向道路，這些都是客觀必然性。在這種國內外客觀條件下，我們長期存在四個堅持“一手軟”，體制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極右派，和國內外反共反社會主義敵對勢力對我國瘋狂進行西化分化，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各領域日益嚴重的資本主義化就不是偶然的了。以唯物史觀看來，上述兩方面的客觀情況，是我國這30多年來社會主義條件下特殊形式階級斗爭的深刻根源。處于不發達大的發展階段的中蘇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主要矛盾，必然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

為了解決這個社會主要矛盾，從思想政治上根本保障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性質，和穩定的社會環境，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正確地開展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并對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進行這種教育。我國1956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革命54年來，先后發生了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國內外、體制內外反共反社會主義極右派對我國實施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和平演變及其嚴重惡果，都證明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這也被具有70多年歷史的社會主義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復辟更有力地所證明。

（七）國內因素、國際影響所決定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平演變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是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特殊形式階級斗爭的主要內容、典型表現和基本特點。這種階級斗爭的實質，是我國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我國體制內外的新老資產階級右翼和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復辟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這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在我國1978年以來3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中，得到了比較典型而充分的表現。進入21世紀以來，以七大政治性事件為標志，這種階級斗爭進入了大決戰的階段。國內外敵對勢力迫不及待地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實現自己的直接政治統治，把我國變成美帝國主義為霸主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附庸。因此，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處于嚴重的現實危險之中，我們黨和國家在當前和今后的突出任務是在這場反對和平演變的斗爭中決戰決勝。

（八）從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過渡到不成熟的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從社會主義階段過渡到成熟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在這“兩個過渡”、“兩個階段”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堅持不斷革命，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即人民民主專政）。正如早在1850年馬克思于《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所說：“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21]馬克思所強調的“四個達到”正是必須長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艱巨歷史使命和根本原因。

（九）誤把人類不斷增長的生存發展需要同外在自然界之間的普遍永恒的根本矛盾，當作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這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夠一貫”、“一比較手軟”的主要思想理論根源。誤判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并在實際上把社會主義條件下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主要理解為歷史上階級斗爭的遺留，無視特殊形式階級斗爭長期存在的現實的國內根源和國際影響，特別是對其新的主要內容、典型表現、基本特點和嚴重性沒有明確認識或視而不見，這種理論錯誤在實踐上不但導致跌入了“階級斗爭熄滅論”的陷阱，也誤入了“唯GDP論”的迷途，只講發展生產力，不講“三為主”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生產關系。這兩個根本性錯誤，使“四個堅持”似乎沒有現實的和理論的根據。這是我們許多領導“一手軟”頑癥的最深刻的思想理論根源，現在必須正本清源。

（十）在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經濟體制改革”這個提法，混淆了優化、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所有制結構調整，同企業經營管理制度的規范化改革，導致了嚴重惡果。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物質生產力本身沒有階級性；而生產關系，即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核心的、人們在生產和產品分配中的不同地位，則決定社會的階級分化、階級結構和社會制度的性質。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因此，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調整生產關系方面的任務，一是優化、完善現階段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即“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2]按憲法的神圣規定，我國在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絕不允許突破上述“三為主”的底線，大搞私有化和按資分配為主，導致兩級分化。二是在經營管理制度規范化方面，使經營管理規范既要符合社會主義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效率規律，又要鞏固地建立所有者、管理者、生產者之間的社會主義民主平等的關系，也絕不允許反其道而行之。

但是，我國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由于許多人只知道物質生產力本身不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和平演變問題；但卻不懂得涉及生產關系的改革變化，必然帶有客觀存在的階級性，因而自覺不自覺地認為生產關系領域不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和平演變。這就混淆了所有制和經營理兩個不同領域的改革，打了亂仗，借口“經濟體制改革”，嚴重違背了生產關系范疇的“三為主”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這就導致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技術基礎，作為生產關系總和的經濟基礎，及其法律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均已嚴重動搖。我們黨、國家和人民應當從這種嚴重錯誤中得出的最慘痛的歷史性教訓是，在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對于凡是涉及生產關系的問題，我們絕對不能解除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武裝，這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思想政治保障。

（十一）在沒有進入成熟的共產主義社會以前，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必須自覺把握遵循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規律。

“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規律之一。恩格斯說，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有無數“關于量變改變事物的質和質變同樣也改變事物的量的情況”，而“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都有“轉折點”，[23]即人們常說的“臨界值”。這個規律是指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之一。

恩格斯所闡明的這一基本規律告誡我們：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及中、高級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要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這就要求我們在我國社會主義初、中、高各個階段，必須自覺地把握公有制經濟同內外資私營經濟質和量互變的臨界值，依靠國家宏觀調控，使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始終不低于臨界值。

馬克思經濟學強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的本質不是物，而是物掩蓋下的生產關系，核心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其本質含義是，處在生產料公有制生產關系中的勞動者占勞動者總人數的多數。”[24]因此，只有勞動者多數處在公有制生產關系中，才能說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這是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科學含義。用這個觀點來看，在全國公私二、三產業中，假設使處在公有生產關系中的勞動者占51%，也不能說生產資料公有制已占主體地位。這是因為，在同量資本的條件下，國有資本的有機構成（生產資料形態的固定資本）一般高于私人資本，如果要使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就業的勞動者占更大的比重，就要求公有資本（包括國有資本與集體資本）占全國企業社會總資本的比重必然大于78.1%。在這里，筆者的目的不在于提出一個具體的臨界值，而是重在提出這個問題和解決它的正確思路，拋磚引玉，以求得出科學結論。

但是，直到今天，公私兩種所有制經濟質和量互變的臨界值這個根本問題還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資產階級自由化極右派和其他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則是拋出種種謬論，在這個問題上竭力攪混水，蓄意誤導所有制結構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使公有制為主體失去了質量數量相統一的底線，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被嚴重動搖的根本原因之一。

  正確認識和把握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規律要求我們，在國內國際極為復雜的客觀條件下，在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經濟相互交織的矛盾對立統一體中，深刻認識具有客觀性的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核心的各種所有制經濟各自的本質屬性、不同的發展規律及其相互對立統一的關系，有針對性地科學選擇和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規范，科學地引導、制約和規整各種經濟成分，使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結果，必然是“三為主”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持續鞏固、完善，逐步發展到中、高級階段，直到消滅私有制和資產階級法權，為過渡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創造條件。在這種共同發展中，呈現著具有客觀性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經濟管理體制；具有人的主觀選擇性的經濟管理體制，反過來又必然從肯定或否定兩個不同方向反作用于基本經濟制度，并決定其興衰存亡。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具有規律性的因果關系。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能夠認識把握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規律[25]，在我國現階段所有制結構調整和管理體制改革這兩個根本問題上，決不允許反其道而行之，打著“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旗號，改掉現階段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使內外資私營經濟的發展突破“三為主”的底線。否則，必然導致對“三為主”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否定，以內外資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為主體及其生產關系取而代之。

（十二）在當代國際國內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即工人階級政黨，必須把防止和反對黨自身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平演變作為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根本思想政治保障切實抓好。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的偉大科學預見和戰略思想，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主義最終目標，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具有巨大的現實而深遠的指導意義和作用。他在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曾預言，“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已失去人民擁護，將來帝國主義一打壓，搞不好將來會亡黨亡國。”[26]果然，在他逝世15年后發生的蘇共亡黨、蘇聯亡國、資本主義復辟，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面臨嚴重現實危險，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大國較長歷史時期新的實踐總和及其總結果，已經有力地證明了黨和政府內、特別是隱藏在高層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極右派，是黨、人民和社會主義最危險的敵人；同樣也證明了“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錯誤遮擋不住、泯滅不了毛主席這種具有深邃歷史洞察力的科學預見和偉大戰略思想的真理性的無限光輝。它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兩個階段”、“兩個過渡”的基本原理一起，照亮了當今和未來的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的根本思想政治保障。但以此為理由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混淆兩類矛盾、打倒一切、無政府主義泛濫是極端錯誤的，按當時的國內國際形勢正常地進行反修防修教育是必要的，但無須采取這些錯誤做法，這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

（十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關鍵在于，黨中央領導集體必須是一個具有高度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堅強的領導核心。與此緊密聯系的是，全黨必須有一批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高級領導干部；必須在全黨加強、恢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自我批評的三大優良作風；嚴格黨的紀律，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確保中國共產黨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始終保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而不是其他什么類型的黨；更“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27]只有這樣才能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十四）在反對錯誤傾向斗爭的問題上，必須從改革開放30多年的客觀實際出發，正確認識和把握長期以來的主要錯誤傾向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毛主席總結黨在歷史上的斗爭經驗，早在1948年就明確強調：“反對黨內‘左’右錯誤傾向，必須依據具體情況決定方針。”“在我黨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右的偏向，而在我黨同國民黨分裂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左’的偏向”。[28]根據毛主席的上述論斷來看，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為我們黨和國家在改革開放中不可避免地要同國內原有的剝削階級遺留、新產生的剝削階層階級，以及國際資產階級一定范圍和程度的合作，所以黨內、政府內和各領域的事業單位也就容易產生資產階級自由化、西化分化這種右的錯誤傾向。誠然，在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的幾年，“左”的習慣勢力比較大，重點反“左”是正確的；但是，正如鄧小平在1987年3月所指出的：“有些人對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贊成，但不是完全不贊成。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29] 因此，把反“左”為主永恒化是錯誤的。

30多年來我國改革開放全過程與實踐總和已經充分證明，中國確確實實長期存在右的錯誤傾向，存在一個滲透于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體制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極右派，它又是西方國家和平演變、西化分化我國的“第五縱隊”。30多年來正是他們內外勾結，在我國進行了一系列的旨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和平演變、西化分化活動。因此，我國在國內存在著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世界上存在著霸權帝國主義的國際環境中，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和平演變，反對右的錯誤傾向，毫不動搖地長期堅持到底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我們黨和國家在改革開放30多年來，除了在初期和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發生的動亂后，我們的工作一度在主導方面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外，在其它時段，我們內部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四個堅持”“一手比較軟”的頑癥。因此，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十多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上，我們所犯的基本上都是反“左”永恒化的右傾錯誤。認為黨在歷史上犯“左”的錯誤多，在當代的改革開放中也必然多犯“左”的錯誤，這實為害黨禍國殃民的右傾教條主義。它不僅長期掩蓋了黨內“四個堅持”“一手比較軟”的嚴重右傾錯誤，而且長期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極右派和國內外其他敵對勢力打著反“左”的大旗保護自己，瘋狂反對、破壞“四個堅持”。現在是必須改正這種錯誤的時候了。

    （十五）在我國當前的重大歷史關頭，黨和國家的當務之急，是堅決糾正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嚴重右傾錯誤，重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主導力量、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恢復加強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鄧小平曾強調：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一旦發生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30]應當特別重視的，一是恢復加強城鄉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二是啟動鄧小平多次強調的農村經濟第二個飛躍，這是實現農業經濟和農村二三產業集體化、集約化，農村地區城鎮化，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方式，做到初次分配公平，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解決貧富懸殊、城鄉差別等尖銳社會矛盾的根本途徑，舍此沒有正確道路。當前重手出此兩招已經為時不早，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否則，必將成為我黨歷史、中華民族史、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史上的千古遺恨。須知財政轉移支付、發展公用事業和社會保險等辦法，僅僅是解決這些矛盾的輔助性辦法。至于農地向種田大戶集中的租地農場，把農戶捆在私營企業產業鏈最低端的私營企業帶農戶，各種私人資本股份合作經濟組織，剝奪農戶承包的集體土地使之變為城鎮的雇傭勞動者，所有這一切只不過是西方國家農業經濟、農村經濟資本主義現代化所走的老路，同社會主義集體化、現代化、農村地區社會主義城鎮化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在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上切不可再走邪道！

鑒于在以上十五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上，迫切需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中央其他領導人的正確思想統一全黨的認識和行動，謹向黨中央鄭重地提出兩條重要建議。

（一）借鑒1942年全黨整風運動的成功經驗，經過充分準備，在適當時候進行一次新的全黨整黨整風運動，解決黨的建設迫切任務。最重要的是重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中央其他領導人的正確思想斷武裝全黨，從思想政治上劃清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民主社會主義的界限；從組織上清除黨、國家機關和重要事業單位中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極右派分子、敵對分子、腐敗分子，以及黨內其他階級異己份子，維護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和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恢復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性質。否則，同樣是坐失最后良機，造成同樣的多重千古遺恨。

筆者熱切地期望，經過新的全黨整黨整風運動，大大強化和提高我們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國家政權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性質。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包括毛澤東有關科學論斷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引下，一以貫之全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和現階段“三為主”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決消除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平演變”的嚴重惡果——大大突破公有制為主體底線的私有化和內外資本主義經濟無限制地大發展，及其引發的兩極分化、經濟半附庸化、社會矛盾激化、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持續化，特別是發生“顏色革命”的現實危險。

（二）在新的整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在適當時候做出關于改革開放新時期30多年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決議應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包括毛澤東有關科學論斷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引下，從反映事物本質及其本質聯系的客觀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一分為二地對后30多年做出科學總結，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和行動，以保障勝利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筆者認為，具有90年光輝革命歷史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不僅創造了獨具中國特色的戰勝國內外一切敵人，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和理論；而且在這兩個歷史時期里，還創造了黨內反對“左”的右的錯誤傾向，依靠黨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眾的支持，糾正自己的錯誤的成功經驗和正確理論。因此，筆者深信，只要黨中央領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繼承發揚黨的上述革命傳統，運用上述致勝法寶，態度堅決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旗幟鮮明地開展反對國內外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和體制內外資產階級自由化極右派的斗爭，必將大大提高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水平，粉碎他們使我國資本主義化、殖民化的迷夢，鞏固發展毛主席為代表的老一輩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開創的社會主義宏偉基業,使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進入如日中天的新境界。如此艱苦卓絕奮斗的中國共產黨和各族人民迎來的，定然是祖國的江山永葆紅色青春，寰球必將是赤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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