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復興”將引向何方？　　

          ——評蔣慶、康曉光為代表的“大陸政治儒家”

                                        曹鐸之　　

                      引言　　

2011年1月，作為國家象征和政治心臟的天安門廣場上樹立起了一尊巨大如山岳般的孔子銅像。對此，各方立即做出了不同的政治解讀和回應。——這當中，反響最大的當屬國內“大陸新儒家”。他們可說是“歡欣鼓舞”，甚至奔走相告, 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激動。同時，有海外儒家學者更是驚呼：大陸政治風向，已是“一葉知秋”。　　

回顧“大陸新儒家”的緣起，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國內“大陸新儒家”已蔚為壯觀，影響正不斷擴大。——尤其自2004年7月的“貴陽會講”以來，發展勢頭極為迅猛。其中最激進、也是影響最大的，是以蔣慶、康曉光為代表的“大陸政治儒家”一派，他們積極致力于“儒學”的重新“政治化”，借助當前“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潮，大肆鼓吹復興“儒家政治”，提出要“儒化中國”、“儒化共產黨”，并要在中國建立一個體現所謂“王道政治”的“儒士共同體專政”等一系列政治要求和主張，使得一些對傳統文化有好感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跟著他們跑，至今已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視的政治力量。同時，其極具外在迷惑性和內在強烈的意識形態特性，著實應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和警惕。　　

那么，“大陸政治儒家”竭力鼓吹的儒家“政治復興”，究竟會將我們引向何方呢？——深入研究和分析一下這一派的言論，可以說：以蔣慶、康曉光為代表的“大陸政治儒家”，其“復興儒學”的政治本質，完全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是極端錯誤的。為什么這樣說呢？可從以下三方面加以說明。　　

一　　

長期以來，“大陸政治儒家”公開攻擊和詆毀馬克思主義，試圖否定和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首先，攻擊和詆毀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國家的立國之本。作為“大陸政治儒家”領袖人物的蔣慶，早在其1989年發表在臺灣《鵝湖》雜志上的重頭文章《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中，就明確提出：“儒學的根本原則與大陸的國家意識形態相沖突，復興儒學必然要同馬列主義發生正面對抗。”所以，他率先挑起了這場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斗爭，將攻擊的矛頭直接指向馬克思主義：
    （一）“馬列主義是一種狹隘的個人學說。……馬列主義只是一種個人理性構想出來的偏激的意識形態。”　　

（二）“在西方深厚的傳統文化中馬列主義沒有根。馬列主義表達的只是一種反對早期工業文明帶來的后果的極端情緒。”
    （三）“馬列主義是一種政治批判哲學，……只有批判否定、造反革命的內容。如果硬要用馬列主義進行德性教育，培養出來的只能是‘反潮流’、‘對著干’的造反派或天不怕、地不怕的‘白卷英雄’。”　　

……　　

這類歪曲事實、極具污蔑和攻擊性的言論，在蔣慶文章中比比皆是。而且十足的武斷、情緒化和極端化，只有根本否定性的價值判斷，而沒有任何具體的分析和論證，這些放肆的、詆毀性的語言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們攻擊馬克思主義的言論相比，簡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①　　

其次、公開與馬克思主義爭奪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指導權，試圖否定和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在1989年的上述文章中，蔣慶就攻擊說：“在當今的中國，一種外來的異族文化——馬列主義——在國家權力的保護下取得了‘國教’的獨尊地位，而這種異族文化既不能安立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表現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這使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生命無處安立、精神徹底喪失的局面發展到了最高極點。”他進而提出：“儒學理應取代馬列主義，恢復其歷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為當今中國代表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與民族精神的正統思想。” 　　

2005年，蔣慶在其《關于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一文中更是直言不諱地提出了儒學（教）要與馬克思主義爭奪當今中國的“王官學”地位和“憲法原則”地位的政治主張，他說：“要通過儒者的學術活動與政治實踐，將‘堯舜孔孟之道’作為國家的立國之本，即國家的憲法原則寫進憲法中去，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也就是說，要恢復儒教古代‘王官學’的地位，把儒教的義理價值尊奉為中國占主導地位的統治思想”。　　

甚至在一篇題為《蔣慶等人談當下儒學發展路線》的訪談文章中，他氣勢洶洶地說，在政治上“要馬統則不能有儒統，要儒統則不能有馬統，兩者不可得兼！”——說得多么堅定，毫不含糊！　　

對此，我們不禁要問：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真的是像蔣慶所說的是“在國家權力的保護下取得”的嗎？——稍有歷史、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現、當代中國之所以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正是因為作為中國兩千年來封建社會正統的政治理論——儒家學說，根本解決不了當時來自國內外各方面深重的危機，根本無法應對這一“兩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當時落后、挨打的中國，先后經歷了農民階級的“太平天國”運動、地主階級的“洋務運動”自救，接著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戊戌變法”運動，這一切都以失敗告終。繼而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辛亥革命”、“討袁”、“護法運動”，中國人試圖向西方學習，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帝國主義不讓走，國內的封建地主階級也不愿走，最終也沒能找到根本出路，這才轉向馬克思主義，向蘇俄學習，走“勞農俄國”的革命道路。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指引下，經過二十八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斗，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繼而經過長期艱辛的探索和實踐，逐步找到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的發展道路。盡管當前的現實發展中還存在一些問題，盡管馬克思主義在其自身“中國化”歷程中曾發生過種種偏差，但是所有這些問題，都只有靠進一步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　　

歷史告訴我們：一種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取決于這個國家對這種理論需要的程度。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恰恰證明了：不是馬克思主義需要中國，而是中國需要馬克思主義。說什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在國家權力的保護下取得”的，這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②　　

更有甚者，作為這一派核心人物的康曉光火藥味更濃，進而擺出一種要與馬克思主義進行“殊死決戰”的姿態。2004年11月，康曉光在中國社科院所作一篇題為《我為什么主張“儒化”——關于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保守主義思考》的演說中，就斬釘截鐵地斷言：“今后二十年到五十年內，儒家必將與西化派（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筆者注）在政治和文化領域進行一場決戰。——這是一場殊死的決戰，因為它關系到中華民族的未來！”　　

2010年9月，康曉光在其新著《陣地戰》一書新聞發布會的主題發言中繼而拋出了要打“持久”的“陣地戰”的提法。他說：“現實中多種文化都在競爭‘文化領導權’，大家都在奪取一個個的堡壘。‘文化陣地’是什么呢？實際上就是政府、社團、媒體、學校、教堂、家庭、幼兒園等等。如果傳統文化要想復興的話，就要和官方主導的文化（馬克思主義——筆者注）、西方的主流文化（自由民主主義——筆者注）去爭奪這些‘文化陣地’。所以我把傳統文化回歸‘社會化主體’的過程，理解為傳統文化與其他文化爭奪‘文化陣地’的過程，所以我這本書書名，就叫《陣地戰》。”——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難道還不夠明白、透徹嗎？！　　

正如長期研究中國“新儒家”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方克立同志所說：“蔣慶的文章，可以幫助我們看清這種思想主張的實質，了解在中國大陸‘復興儒學’到底意味著什么，明乎此，一些對中國傳統文化懷有好感而并非自覺地跟著這種思潮跑的人，可能就會頭腦清醒一些了。”他指出：“看看蔣慶、康曉光殊死決戰的姿態吧，我們對這場意識形態斗爭的嚴重性、尖銳性，難道還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嗎？！”　　

二　　

“大陸政治儒家”不僅攻擊和詆毀馬克思主義，而且公開攻擊和污蔑中國共產黨，試圖實質上否定和取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首先，攻擊中國共產黨執政是“為政不仁”，污蔑中國共產黨是公開掠奪人民大眾的“精英聯盟”。　　

1989年，蔣慶在其《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一文中，不顧事實地全面否定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建設成就，把社會主義中國的現實描繪得一團漆黑，問題成堆，甚至到了積重難返的程度。在他的筆下，中國“經濟停滯不前，人民貧困不堪”，“不斷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人民三十年來最基本的生存要求與正當的物質需要都得不到滿足”；“三十年來實行專制統治”，“當政者們以權謀私、貪污索賄、投機官倒、傾吞民利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當權者們互相暗算謀殺，其手段之狠毒，心計之卑鄙，可以說得上前無古人”，“這個社會每時每刻都面臨著動亂、崩潰的威脅與危險”；“邪說暴虐橫行，私欲惡見膨脹，人的生命尊嚴與存在價值得不到最起碼的尊重”，人們“道德淪喪”，“精神空虛，意志消沉，醉生夢死”，“現在生活在大陸的人們對道德的感受，就像生活在羅馬帝國滅亡時期的人們對道德的感受一樣已徹底失去了，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世界末日的來臨”。③　　

這一切，是事實嗎？新中國建立后，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將一個滿目蒼夷、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為一個蒸蒸日上、日益強盛的工業國，國民經濟和工業化水平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尤其是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以來，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的改善和提高。雖然，這期間也經歷了“反右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局部甚至是全局性的倒退與挫折，但我們國家的總體發展方向還是前進的、向上的，這一點是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的。蔣慶的這些話，顯然離事實相去甚遠。　　

2004年，康曉光在其《我為什么主張“儒化”——關于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保守主義思考》的演講中，公然攻擊中國共產黨執政是“為政不仁”。他十分露骨地污蔑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明智地拋棄了工人和農民，與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結成了聯盟。我把它稱之為‘精英聯盟’。‘三個代表’，就是這種聯盟的政治宣言。正是這樣一種新、老精英的統治聯盟，保持了中國的政治穩定，維持了中國經濟的繁榮。”他說：“‘精英聯盟’也就是‘掠奪聯盟’、‘分贓聯盟’。說白了就是‘精英勾結，掠奪大眾’。”他甚至說：“我不寄希望于‘朱門沒有酒肉臭’，只能寄希望于‘路上沒有凍死骨’。你可以有你的利益，甚至你可以喪心病狂地掠奪，但是你要給老百姓一條活路。”　　

這是何等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的謬論呀！——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首先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是以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工人和農民——這兩大階級，始終是我們黨和國家最根本的基礎和柱石，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最廣大人民群眾”中的最大多數。難以想象，我們黨和國家、政府，怎么可能會“明智地”將他們“拋棄”呢？！ 　　

毋庸置疑，我們的黨和國家、我們的政府，從來沒有、也根本不可能拋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這兩大根本的執政基礎。我們的黨和政府，從來沒有忘記工人和農民這兩大階級的根本利益，從黨中央提出“以人為本”的中心思想，到高度重視百姓“民生問題”；從積極擴大城鄉就業，到建立廣泛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從出臺維護勞工權益的《勞動保障法》，到高度重視農民工的工資拖欠問題；從密切關注農民的“三農問題”，到逐步取消農業稅、千方百計為農民“增收節支”……這一切，難道會是出自康曉光們所說的、一個具有“掠奪大眾”、“精英聯盟”性質的政黨、國家和政府所為？——這豈不是讓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嗎？！　　

其次，試圖通過“儒化”共產黨，從內部徹底否定和取代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及其領導地位。　　

2004年11月，正是在中國社科院所作的上述演講中，康曉光明確提出了要“儒化”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策略，而被外界公認為所謂的“策略新儒家”。他說道：“我們儒化的原則和策略是什么？——儒化的原則是‘和平演變’。儒化的策略是‘雙管齊下’，在上層，儒化共產黨，在基層，儒化社會。首先是儒化中共。用孔孟之道來替代馬列主義。黨校還要保留，但教學內容要改變，把《四書》、《五經》列為必修課，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有一天，儒學取代了馬列主義，共產黨變成了‘儒士共同體’，‘仁政’也就實現了。”他還說：“我比較樂觀地希望能實現這樣一種‘和平演變’。如果這種設想能夠實現，那既是共產黨的幸運，也是中華民族的幸運。” 　　

康曉光說得可真是夠露骨的，也真是夠聰明的！不愧為公認的“策略新儒家”！——其政治策略十分巧妙：表面上看，似乎并不像主張“全盤西化”的自由民主主義者那樣，公開質疑和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而僅僅是所謂“儒化”而已。但是，我們頭腦要清醒！——這一“儒化”，即實質上的“取代”。因為“儒化”者，即從里到外的“儒家化”，即中國共產黨要完全、徹底地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放棄千千萬萬革命先烈以生命所追求的共產主義理想；放棄中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制度；放棄黨“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放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根本執政理念，并且徹底、干凈地拋棄廣大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一句話，就是要完全、徹底地改變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的性質，蛻變而淪為其“儒家精英政治”的統治工具，真正成為其所說的、不折不扣的“掠奪大眾”的“精英聯盟”。所以說，其所謂“儒化”背后的政治本質和潛臺詞，就是要“取而代之”。無怪乎康曉光稱之為“和平演變”呢！——這種政治策略，與主張“全盤西化”的自由民主主義者的“和平演變”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并無二致。　　

試想，有一天，共產黨真的被他們“儒化”了，這時的共產黨，還是那個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嗎？試想，有一天，共產黨真被他們“儒化”了，中國共產黨，還能保有現在廣大人民群眾擁護的執政地位和領導地位嗎？試想，有一天，中國共產黨真的被他們“儒化”了，那真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幸運嗎？！　　

康曉光們深知：最堅強的堡壘，只有從內部去瓦解它，才是最有效的辦法。所以，他們千方百計、處心積慮，要從內部來演變它、瓦解它、攻陷它，最終取代它，這真是“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呀！——從中也可以看清楚康曉光們險惡的政治嘴臉。　　

歷史經驗和教訓，反復告誡我們：堅持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等各個歷史時期的領導地位，是我們的事業取得成功和勝利的根本保證。反馬克思主義者——不論是主張“復古更化”的“大陸政治儒家”還是主張“全盤西化”的自由民主主義者們，他們都竭盡其攻擊、污蔑之能事，竭力否定中國共產黨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及其領導地位，其本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使國家徹底改變性質和顏色。因此，是否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對立一個根本的原則問題。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我們決不能有絲毫的糊涂和動搖，否則就會全盤葬送我們的事業，葬送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三　　

“大陸政治儒家”公開反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試圖讓中國走上一條“儒家資本主義”的道路。　　

首先，反對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主張搞“全盤私有化”，其實質是為了走“儒家資本主義”道路打下經濟基礎。　　

1989年，蔣慶在其《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一文中就集中批判和否定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公然指責它不符合所謂“人性”和“物性”。他說：“中國大陸四九年用暴力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后，中國大陸的經濟生活就陷入了紊亂，畸形發展，不斷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是因為公有制從本質上來說是違背人性的，缺乏人性的基礎，非但不會促進經濟的發展，反而會窒息社會的經濟生活。”　　

他進而說：“公有制的最大弊病，不是在于經濟效益不高，而是在于違背了人性與物性。”反過來，蔣慶又用他的一套儒家學說，竭力論證其“全面推行私有制”的內在“合理性”及其所謂的“人性的基礎”。　　

讓人奇怪的是：儒家不是主張“仁義”和“性善論”嗎？為什么在蔣慶那里，實際上體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公有制，被認定為是不符合“人性”和“物性”的，相反，倒是充滿了剝削與壓榨的私有制，卻竟然具有了天然的“人性的基礎”，而成為“善”的象征和“天意的體現”呢？！——對此，蔣慶并沒有講，而是根本上回避了這個問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所主張的“人性”和“物性”的這一套理論，到底是為哪個階級的利益在服務的？其肯定私有制、剝削與壓榨及其合理性背后的本質，又會是什么？！④　　

其次，在政治上試圖建立一種帶有濃重封建主義色彩的儒家精英政治（即所謂“儒士共同體專政”），以否定和取代當前我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其實質是為了走上“儒家資本主義”道路掃清障礙。 　　

2003年，蔣慶在其名為《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的專著中提出了所謂“天道、歷史、民意”這一“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理論，作為“政治儒學”的核心內容和政治綱領。那么，在政治實踐中，到底會由誰來代表和體現其所謂的“天道、歷史和民意”呢？ 　　

2004年，蔣慶在其《“王道政治”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儒家三院政體”這一政治實踐上的構想。他說：“‘王道政治’在‘治道’上要實行議會制。議會實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別代表一重合法性。”即“通儒院”、“國體院”、“庶民院”，依次分別代表“天道、歷史、民意” 這一 “三重合法性”。他說：“首先，‘通儒院’議長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擔任，終身任職制；議員來源有兩個途徑：一是社會公推之賢儒，二是國家成立通儒學院，專門培養儒士任議員。其議員產生之規則可效仿古代‘薦舉制’與‘科舉制’。其次，‘國體院’議長由孔府衍圣公世襲，議員由衍圣公指定歷代圣賢后裔、歷代君主后裔、歷代歷史文化名人后裔等社會賢達人士產生。第三，‘庶民院’議長、議員按西方民主政治議會產生的規則與程序產生。”——這就是蔣慶的“王道政治”在政治實踐中的具體落實！　　

顯而易見，蔣慶的“王道政治”，從頭到尾是一篇關于儒家精英政治、摻雜了封建主義世襲“天意”和資本主義“議會政治”的、純粹“熱昏了”的胡話！——其“王道政治”中，除了假惺惺的“民意合法性”之外，重點寫入了建立在“天命論”基礎上的所謂“天道合法性”和為歷代王侯將相“傳宗接代”的所謂“歷史文化合法性”。而且，作為其“民意合法性”代表的“庶民院”，還是按照西方資本主義“議會政治”的規則與程序產生的，這就更加令人生疑了。難怪方克立同志說：“蔣慶的‘王道政治’，聽起來簡直像是隔世之夢話，但又確實是他們夢寐以求的（政治理想——筆者注）”。蔣慶先生，竟試圖以這樣的政治綱領，來取代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真是一條十分荒唐、可笑的“復古更化”路線。——假如這樣政治路線，最終能夠成功的話，則可想而知，我們的中國將會變成一個什么樣子！　　

更有甚者，其同道康曉光的政治主張，則更是直截了當和十分露骨。——在他那里，連假惺惺的“民意合法性”這些民主“遮羞布”也不要了，只剩下了一個赤裸裸的、封建主義的“儒士共同體專政”。　　

康曉光在《我為什么主張“儒化”——關于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保守主義思考》（2004年）的演說中大肆鼓吹和販賣他的“仁政理論”。他說：“‘仁政’是最好的政治，而‘儒士’是實踐‘仁政’的人。說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體專政’。”　　

他明確說道：“儒家可以承認‘主權’屬于全體人民，但堅持‘治權’（即統治權——筆者注）只能屬于‘儒士共同體’。這是因為，天道高于民意，而只有‘儒士共同體’才能體認天道。”——他進一步解釋說：“儒家認為，政治既要體現天意，也要體現民意。……天意高于民意，天意代表民意。總的說來，儒家認為天意和民意都可以由圣人和君子來傳達和實踐。”　　

好一個“天意高于民意，天意代表民意”！好一個“天意和民意都可以由圣人和君子來傳達和實踐”！——說白了，這不就是古代封建帝王“君權神授”的那一套東西的現代翻版嗎？ 　　

不過，我還是想請問康曉光先生：究竟為什么“天意要高于民意，天意能夠代表民意”？為什么“天意和民意”，只可以由你們這些所謂“圣人和君子”的儒家精英，來“傳達和實踐”，進而壟斷這一切呢？！ 　　

康曉光給了我們一個令人啞口無言的答案。——他說，因為“在現實中，儒家認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間有賢與不賢之分。儒家認為，‘大德’應該統治‘小德’，‘大賢’應該統治‘小賢’。也就是說，只有‘賢人’才配擁有統治權。……‘儒士’就是有賢德的‘仁者’，所以統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體’推舉，而無需全體國民選舉。”　　

他進而說道：“盡管儒家主張儒士共同體之外的人沒有統治的權利，但他們（指人民——筆者注）有獲得良好統治的權利。也就是說，被統治者有權利要求統治者行‘仁政’。這是被統治者的‘天賦權利’。” ——這是何等露骨的封建主義言論呀！真讓人不由得想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的那一套來！　　

好一個“被統治者的天賦權利”！好一個人民“有獲得良好統治的權利”！難怪魯迅先生說，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中國人民爭得做穩奴隸資格的歷史：若在治世，是暫時爭到了做穩奴隸的資格;若在亂世，則是想做奴隸還不得。康曉光的這個“被統治者的天賦權利”，與魯迅先生所說的“爭得做穩奴隸的資格”又有什么區別？！　　

中國社會，經過上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大潮和新中國建立的洗禮，“科學”和“民主”早已深入人心。讓人無法想象的是，今天，竟還有這樣的封建主義的殘余，大肆鼓吹這種荒謬的、露骨的專制主義言論，而且聲勢日隆、應者云集，這真要讓人不禁倒抽一口涼氣！　　

正如方克立同志所說，當前“這樣露骨地鼓吹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天然不平等，‘儒士’、‘賢人’有“天賦治權”的專制主義、蒙昧主義的言論已很罕見，對其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實質也就無需多加評說，讀了蔣慶、康曉光的上述文字，我想對大陸新儒家的政治思想應能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在上述演講中，康曉光總結道：“有人說，既然都是權威主義，用‘仁政’替代馬列主義有什么意義？——我說，當然有意義！而且是非常有意義！我們的現實是什么？——是私有制，是市場經濟，是精英聯合專無產階級的政！而儒家正可以容納私有制、市場經濟、精英政治。”　　

現在，我們終于弄明白了：原來用來污蔑共產黨的，正是蔣慶、康曉光們一心想要搞的那一套。而“私有制”和“精英政治”，正是他們的“王道政治”和“仁政”的潛臺辭和內在政治本質，即試圖讓中國走上一條“儒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而且是一條帶有濃重封建主義色彩的“儒家資本主義”道路。　　

令人吃驚的是，蔣慶、康曉光的一些后繼追隨者們，竟然將上述“儒家資本主義”道路，硬說成是一條“儒家社會主義”的道路，還說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這樣一條所謂的“儒家社會主義”的道路。——正如方克立同志所指出的：“當前三種‘儒家社會主義’論中，在輿論界影響最大的是第三種（指蔣慶、康曉光后繼追隨者們的“儒家社會主義”論——筆者注），與社會主義最不沾邊的也是這第三種。……可笑的是，竟還有人把它叫做‘左派儒學’！”——可見，這不是欺世盜名，又是什么！　　

綜上所述，“大陸政治儒家”的這種試圖以全盤私有制和儒家精英政治，來否定和取代當前我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政治立場和主張，是徹頭徹尾的公然“開歷史的倒車”，這是每一個具有良知和一般政治常識的中國人所決不能允許的！　　

                        四　　

在以前，如果我們還對蔣慶、康曉光為代表的“大陸政治儒家”抱有一絲認同和同情的話，則在認清了他們的政治本質之后，我們該怎么辦？筆者認為應當做到以下兩點。　　

第一，在政治上，要像反對“全盤西化”一樣，旗幟鮮明地揭露其反馬克思主義本質，與之明確劃清界線。　　

反馬克思主義，是“大陸政治儒家”的本質和要害所在。我們要頭腦清醒： “大陸政治儒家”，在思想是極端錯誤的，在政治上是危險的，決不能再稀里糊涂地跟著他們跑了。這方面，要做到“兩分開”：　　

1、要將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嚴格區分開來。　　

首先，我們決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把根本上的政治問題稀里糊涂地當成一般的學術問題來看待。——要知道，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斗爭，必然會以理論上的爭論和爭議的形式出現，這時候我們決不能毫無原則地“和稀泥”、“當老好人”。對于政治上錯誤的思想，就應當理直氣壯地加以批駁；該批駁的還是要批駁，決不能姑息縱容，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最終釀成后患。——兩千多年前的孔子曾經說過：“鄉愿，德之賊也！”正是針對那些毫無原則、立場、頭腦不清的人說的，這在當前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思潮的背景下，尤其值得我們深思和警醒。　　

其次，我們也不能“不分清紅皂白”地將一般的學術問題，無限上綱上線為政治問題來加以批判。——這既沒有必要，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方法與立場。學術理論，自有其發生、發展的規律性，還是要通過不同流派、不同觀點的不斷討論和爭鳴來得以實現。——應該說，我們在這一點上是曾經吃過苦頭的，所以要吸取教訓，不能將這一批駁無限擴大化。做過了頭，則就變成“過猶不及了”。　　

作為上述原則的具體落實和體現，關鍵是：我們要明確“大陸政治儒家”的概念，即什么是“大陸政治儒家”；判別和界定“大陸政治儒家”的客觀理論標準是什么。——筆者認為，“大陸政治儒家”應當是指：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大陸（或國內）政治上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致力于復興“儒家政治”，走“儒家資本主義道路”的那些人。換言之，即要同時具備以下兩點，才算得上是“大陸政治儒家”：　　

（1）、“崇儒反馬”。“大陸政治儒家”明確反對馬克思主義，積極致力于復興“儒家政治”，走“儒家資本主義道路”。反之，有些人僅僅是積極推崇、宣揚“儒學”，或者僅僅是同情“儒學”，但是他們并不反對馬克思主義，那當然不能算。即使他們自我標榜為“大陸新儒家”，也算不上是“大陸政治儒家”。　　

（2）、政治性。這一概念，是在政治上講的，決非在學術上講的。“大陸政治儒家”，是指在政治意義上和意識形態領域內明確打出上述旗號的那些人。除此之外，不論其怎樣推崇、宣揚“儒學”，不論其在文化、哲學、倫理、宗教（并非政治意義上的）等學術領域內持怎樣的觀點，都算不上是“大陸政治儒家”。比如大量一門心思搞學術的、純粹“形而上學”的“心性儒家”，他們在文化、哲學、倫理等儒家學術理論研究上見樹頗豐，但根本不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內的論爭，他們當然算不上是“大陸政治儒家”。　　

總之，我們要分清學術與政治的界線，嚴格將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區別開來。既不能將學術問題“政治化”，也不能將政治問題“學術化”。這就是我們應有的立場、原則和態度。　　

2、要將反對“大陸政治儒家”與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區分開來。　　

當前，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其假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之名，行反馬克思主義之實，這是毋庸質疑的。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政治、思想、文化資源中所包含的例如“中庸”、“和諧”、“民為邦本”、“德治”、“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等大量思想文化精華，那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汲取的寶貴思想、文化礦藏和精神財富。因此，我們要將二者截然區分開來，在繼承傳統文化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繼而綜合創新，將之發揚光大。
    第二，在當前社會深刻變革的形勢下，要旗幟鮮明地以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指導和引領社會思潮。　　

當前，我國正處在急速而深刻的社會轉型期，社會階層日益分化，人們的利益、思想、觀點、文化、價值取向日益多元化。但是，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政治思想教育，卻無形中有削弱和“邊緣化”的態勢，從而給包括“政治儒學”、“全盤西化”在內的種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以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空間。　　

近年來，蔣慶、康曉光為代表的“大陸政治儒家”在學術、思想界縱橫捭闔，不斷出書立說，到處演講，公開宣揚其“復興儒家政治”的立場和政治主張，影響正日益擴大。然而，至今除方克立、武高壽、張世保等同志外，卻少有馬克思主義學者給予正面的駁斥和反擊，甚至還有個別官方和正規的出版社為其刊行、宣傳那一套政治理論，這實在讓人感到錯愕！　　

早在1989年，蔣慶在其《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中就明確說：“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可能性，還在于中國大陸出現了‘信仰危機’。所謂‘信仰危機’是指中國大陸的人們，普遍不再相信馬列主義。……在現在的中國大陸，人們在精神上處于空白狀態，這無疑為復興儒學提供了一個最大的可能性。”其同道康曉光，在《我為什么主張“儒化”——關于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保守主義思考》（2004年）的演講中也說：“目前歷史唯物主義提供的合法性已經非常微弱了。共產黨自己的官員信不信都很成問題。讓老百姓相信就更不要說了。” 　　

這一切，正告訴我們問題的嚴重性。在意識形態領域內，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陣地，正一點點地被削弱和蠶食。相反，包括“政治儒學”、“全盤西化”在內的種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則乘虛而入，迅速占領這些陣地和空間，而且言明了要與馬克思主義打“陣地戰”了。我們不去占領，他們就要來占領了。而且，要和你展開“一場殊死的決戰”（康曉光語——筆者注）！　　

基于此，我們要正視當前的這一局面，旗幟鮮明地以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指導和引領社會思潮。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指導地位。同時，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積極探索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來整合和引領當前多樣化的社會思潮的有效途徑，充分鼓勵和挖掘不同社會階層和群體所蘊含的積極向上的精神潛力，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識，以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推進我們共同的事業！⑤　　

參考文獻：　　

1、《關于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系的三點看法》 作者：方克立   　2009年01月10日　  《紅旗文稿》　　

2、《評大陸新儒家“復興儒學”的綱領》   作者：方克立  《大陸新儒學評論》文集   上注①、③、④三處，均為基本原文錄自此文章　　

3、《大陸新儒學的馬克思主義分析——訪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方克立》       2007年第5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4、《背景、立場、問題及其命運------評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陸新儒家》  作者：張世保  《大陸新儒學評論》文集　　

5、《大陸新儒家與馬克思主義關系探論》 作者：張世保  《大陸新儒學評論（第二輯）》文集    ②處為基本原文錄自此文章　　

6、《評“儒教救世論”》  作者：武高壽  《大陸新儒學評論》文集　　

7、《自覺劃清“四個界限” 切實筑牢思想防線——學術理論界關于劃清“四個界限”的研究動態簡述》     作者：鐘欣    2010年第十四期《求是》  　　

8、《自覺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   作者：國防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執筆：王玉周）  2010年第十七期《求是》   上注⑤處，為原文錄自此文章　　

9、《燈下漫筆》    作者：魯迅  　　

10、《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   作者：蔣慶  １９８９年８、９月第１７０、１７１期 臺灣《鵝湖》　　

11、《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  作者：蔣慶  三聯書店   2003年5月第1版　　

12、《我為什么主張“儒化”——關于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保守主義思考》  作者：康曉光  2004年11月  北京大學燕南網站　　

13、《“王道政治”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 作者：蔣慶   2004年　　

14、《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  作者：康曉光  2004年第4期 《戰略與管理》　　

15、《關于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   作者：蔣慶   2005年　　

16、《關于<陣地戰>一書發布會的主題發言》 作者：康曉光   2010年9月　　

特別說明：　　

本文中①、③、④三處，基本原文錄自方克立同志的《評大陸新儒家“復興儒學”的綱領》一文中的相關段落；⑤處，原文錄自國防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的《自覺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一文中的相關段落；②處，基本原文錄自張世保同志的《大陸新儒家與馬克思主義關系探論》一文中的相關段落。 謹向他們表示誠摯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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