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評論》2011年第1期   

政治經濟學發展年度報告

一．關于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問題

　　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發展和創新的基礎，2010年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研究取得了新的進展，主要成果集中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等三個方面。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中國革命、建設以及改革開放的重要理論指南。在新中國建立60年后的今天，中國政治經濟學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面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同時也面臨著更加有利的機遇，肩負著更加重要的職責。2010年1月在《政治經濟學評論》創刊之際，中國政治經濟學界的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以“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發展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為主題展開討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宋濤指出，要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劉國光提出，在實踐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劉詩白指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加深對資本主義制度及市場經濟的運行理論的研究。谷書堂指出，要慎重研究怎樣妥善處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胡鈞指出，要不斷深化和完善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吳宣恭指出，要從生產關系的主導因素探討中國經濟學的主線。洪遠朋指出，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要堅持，二要澄清，三要發展。吳易風指出，正確借鑒西方經濟學必須清醒地看到它有兩面性：一是階級性，二是在特定條件下的某種實用主義性。劉海藩指出，要在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創新和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商品經濟理論。洪銀興指出，要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顧海良指出，要把握真諦，著力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程恩富提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化呈現出五大科學發展態勢：一是注重對重大現實經濟問題進行體現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和政策探討；二是注重對經濟學原理的超越性發展；三是注重對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數學表達和分析；四是注重用現代政治經濟學引領應用經濟學的發展與創新；五是注重與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互動和借鑒。林崗指出，在新時期發展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應把握以下幾點：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論；二是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理論的研究；三是推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時代化；四是堅持作為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代言人的立場；五是正確借鑒西方經濟學；六是重視對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學；七是在增強國際性中發揚中國特點和民族風骨。劉偉指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至少要在以下三個基本命題上取得實質性進展：第一，如何認識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性和批判性？第二，如何認識所有制與市場機制的關系？第三，以怎樣的制度方式推動資源配置趨于均衡狀態？以上的這些討論對于在新的時期進一步推進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無疑是很有啟示意義的。

　　衛興華對新中國建立以來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研究與發展的歷史軌跡進行了評述，主張應分清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異同；主張用生產力多要素論突破二要素與三要素之爭，主張生產力的發展有其內在動力；主張拓寬生產關系的內涵；對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聯系與區別，以及市場調節與市場經濟的內在統一進行分析；對由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曲折復雜的理論與實踐過程，以還原其歷史本來面貌的視角進行闡述與評析。

　　逄錦聚提出，新中國成立60 年來的經濟快速發展，為經濟學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源泉和廣闊的發展空間，使中國經濟學在服務和引領經濟發展的進程中獲得了長足的進步，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包括四個主要的方面：一是堅持指導理論的一元化和知識來源的多元化；二是從本國實際出發，致力于改革創新與學習借鑒別國理論；三是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與引領經濟社會前進；四是創造寬松的學術環境與學者的自尊自勵。

　　邱海平撰文指出，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一個重要缺陷是，沒有將歷史唯物主義的不同內容進行科學的區分，把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與照搬其中的個別結論相混淆，從而導致了理論與中國實踐的矛盾。因此，必須以近代以來的世界體系為背景和出發點，把國家確立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起點范疇，進而展開對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關系、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各種所有制的關系等重大問題的重新說明，而這正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創新點。另外，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還必須進一步克服方法論上的教條主義和形式上的不規范等主要缺陷。[2]

　　新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材也反映了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的不斷發展。劉詩白教授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第二版）》密切結合當代國際經濟發展的新現實，密切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新進程，力求及時地反映出新的觀點、新的資料。[3]何自力主編的《高級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與創新探索》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體系的前提下注重面向現實，對價值理論、全球化、經濟危機、就業、分配和勞資關系、生態問題、國家理論等諸多理論熱點進行了探討。[4]衛興華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概論》是為國內高校政治經濟學教學所編寫的最新教材，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建設的新進展。[5]

　　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重要的基礎理論。2010年，我國學者對這一問題做了新的探討。邰麗華、陳翔云分析了人們在勞動價值論上的認識分歧之所以產生的內在原因，并指出了這一理論未來發展的方向。[6]蔡繼明引入新古典經濟學價值論和斯拉法價值論的核心理念，推廣價值創造的主體，提出了“廣義價值論”。[7]何煉成探討了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進程中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具體勞動類型的劃分、價值的源泉等一系列存在爭議的重要問題。[8]魯品越、桂徽，楊戈、楊玉生、朱正國、李翀等分別對創新型勞動、[9]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10]兩個“必要勞動時間”[11]和壟斷價格的形成 [12] 等問題進行了分析。

　　在關于轉形問題的研究中，榮兆梓[13]批判了薩繆爾森模型中不恰當的勞動消耗系數，指出西方經濟學由于未能真正理解勞動價值理論的深刻內涵，錯誤地建立了轉形理論的公式推導。丁堡俊分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部關于轉形理論的分歧，強調應將平均利潤公式作為轉形分析的不變性方程。[14]馮金華從偏離系數的概念出發，對既有轉形模型進行了重新審視，質疑了轉形問題本身的存在性。[11][15]

　　2010年，三位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著名學者的新成果引人矚目。在《產權理論與實踐》一書中，吳易風對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和西方產權理論進行了系統地梳理與比較研究，并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應遵循的原則和路徑提出了政策建議。[16]在《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背景下西方經濟思潮的新動向》一書中，吳易風教授通過分析當前危機的起因、發展軌跡和根源，提出了對西方經濟學的質疑和對馬克思經濟學的再認識，對西方經濟思潮的新動向進行了分析和評論。[17]洪遠朋教授在系統論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及其發展的前提下，對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資本問題、剩余價值問題、地租問題以及經濟周期等重大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并提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新思維”的構想。[18]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吳宣恭文集》集中了吳宣恭教授最具有代表性的經濟理論研究成果。《吳宣恭文集》分為上冊（產權·價值·分配）和下冊（改革·發展·理論）兩個部分，包括“所有制與產權理論研究”、“商品經濟與價值理論研究”、“分配關系研究”、“所有制改革研究”、“經濟發展問題研究”、“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理論建設”六大篇章，收錄了吳宣恭教授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至今的78篇論文，這些成果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歷程和進展。[19]

　　對于如何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人們的認識是不盡相同的，即使在馬克思主義學者內部，在許多重要理論的認識上，歷來就存在著分歧和爭論，這種爭論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是大有裨益的。2010年，圍繞著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假設問題展開的爭論很有意義，值得重視。近年來，程恩富多次提出并強調，創新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應具有的四大理論假設，即“新的活勞動創造價值假設”、“利已和利他經濟人假設”、“資源和需要雙約束假設”、“公平與效率互促同向變動假設”。對于程恩富提出的這四大假設，陳文通提出了商榷。陳文通指出，對于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如何認識，有四種觀點值得注意：一是教條主義地堅持馬克思主義，試圖把被“左”的思想曲解了的馬克思經濟理論運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二是宣布馬克思主義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力圖以西方經濟學取代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三是在改革的名義下，削足適履地重新解讀馬克思的經濟范疇和經濟理論；四是在創新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名義下，力圖把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和西方經濟學融合起來。程恩富的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四大理論假設大體屬于第四種觀點，這四個假設涉及價值的本質和源泉、經濟活動中的人的本質、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公平和效率的關系等重要問題，旨在確立“三個超越”的“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地位，而實際上則是將馬克思的經濟理論融入到西方經濟學的框架中。 [20]對于陳文通的質疑，余斌提出了異議.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不能聽任現代西方經濟學躲在由范式和假設等構成的堡壘中攻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程恩富為代表的國內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超越馬克思主義傳統經濟學觀點，借鑒西方經濟學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積極探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現代化的途徑，并與現代西方經濟學展開了正面的論戰，對這種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現代化的探索工作不能橫加指責。[21]劉鳳義則認為，假設是經濟學研究的一種基本方法，與西方經濟學相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假設運用上有三個基本特征，即唯物性、層次性和開放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假設運用的這三個維度構成了一個立體化的方法論體系。[22]上述關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假設運用的討論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化具有積極意義。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和集中體現，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和經驗的概括和總結，初步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

　　2010年，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繼續取得進展，一批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教材陸續出版，如李豐才所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崔建華所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3版)》、夏永祥主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第3版)、程恩富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第3版) 》等。[23]

　　何煉成和李忠民主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從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四個角度和農業、工業和第三產業三個產業的角度考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24]。

　　李太淼所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論》一書，就如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經濟制度這一問題，從自然資源和環境產權制度、國有企業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等若干方面進行了探討 。[25]

　　劉永佶所著《中國政治經濟學--主體、主義、主題、主張》一書，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看法。

　　洪銀興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為起點，探討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一系列重大的現實問題，包括經濟轉型、市場秩序的建設、宏觀調控、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城鄉一體化和區域經濟發展等。[26]

　　湯吉軍運用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的雙重補償理論分析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有機結合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重視投資成本補償機制和價值實現管理，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論述了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性。[27]

　　王曉林和石晶瑩就科學發展觀對于“政治經濟學而言是核心概念還是外生概念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在總結了各種不同言論的“重疊共識”的基礎上，認為應當通過將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范疇融入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來夯實其理論基礎。[28]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們也應當清醒地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不斷發展，新的情況、新的問題和新的矛盾也在不斷涌現。當前，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面臨著不少復雜的難題。劉國光在近期發表的《關于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若干問題》[29]一文，緊密結合中國當前的社會現實，對這些難題做了深入的探討，主要包括：（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和科學性。人們通常講，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就是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廣大人民是劃分為階級的，那么，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能不能代表剝削階級的利益呢？（2）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按黨的有關文件論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不過，當前有一個理論上的疑難問題，就是出現了內需不足、產能過剩的現象，同時，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在某種條件下還可能激化。那么，應當如何解釋這些問題與“主要矛盾”的關系呢？（3）不同于其他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社會主義本質是指社會主義制度不同于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等社會制度的最根本的特征。這個論述就生產關系來說是正確的，但不能完整地解釋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提出的社會主義本質。鄧小平那次講的社會主義本質包含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那么，我們怎樣才能解決社會主義本質論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踐之間的矛盾呢? （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計劃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共同的社會生產中，國民經濟要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改革后，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不能丟掉公有制下有計劃按比例的經濟規律。運用計劃手段指導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所在。除了上述問題外，劉國光先生還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收入分配改革等重要問題也作了深入分析，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劉國光先生提出的這些問題和發表的看法，是值得我們深刻思考和高度重視的。

　　（三）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科學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對于有效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對外開放事業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010年，圍繞著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發生的原因和趨勢，中國學者們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

　　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基本理論和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研究。

　　關于資本主義再生產、利潤率變化和經濟危機理論的研究屬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宏觀經濟學范疇，研究的主要內容在于以社會再生產和利潤率趨于下降的規律為基礎，解釋資本積累、經濟波動以及經濟增長和經濟危機的動態過程。在這一問題上，2010年的研究有了新的進展。謝富勝、李安和朱安東等把利潤率作為綜合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一個核心指標，并將勞資斗爭、價值實現和有機構成因素綜合起來，以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解釋利潤率波動或下降的根源；同時加入馬克思主義的貨幣、信用和金融危機理論，利用對美國非金融部門和金融部門利潤率變化的經驗數據完整地分析了新的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機理與過程。[30]

　　齊新宇和徐志俊在馬克思再生產基本模型（假設存在資本家和工人兩大經濟主體）的基礎上加入了政府部門，并分析了其行為對再生產實現條件的影響。[31]宋曉舒將研發費用引入擴大再生產模型，推導出了創新或消費轉型時解決消費品過剩的兩條途徑。[32]

　　戴蕾和王非運用馬克思的分工協作和資本流通與資本循環理論研究了產業集聚問題。[33]

　　喬榛跳出傳統的市場失靈和有效需求不足理論，運用馬克思的生產方式變遷對國家干預經濟的形式進行了解釋[20][34]。王朝明、李西源提出了可根據馬克思關于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社會總產品方面的論述構建馬克思主義的公共產品理論的觀點。[35]

　　任治君、牟新焱運用馬克思資本循環理論對利息的變動趨勢和波動進行了分析[[36]。

　　高峰從資本的積累過程及其基本矛盾出發，比較系統地闡釋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20世紀的發展與演變規律。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與資本主義市場的矛盾，由這兩種互相交織的基本矛盾所推動的資本主義演進過程，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是非均衡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時間上的非均衡發展主要表現為不同時期的顯著波動，由此反映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資本主義經濟在空間上的非均衡發展表現為地域上兩種類型的不平衡，即發達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前者在20 世紀發展的總趨勢是不同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后者的總趨勢是兩類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趨異。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在深刻演變的基礎上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它表明資本主義仍具有適應生產社會化而不斷調整自身的能力，同時也反映了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性質并未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經濟的腐朽性和不穩定性甚至有所加強。[37]

　　楊戈和楊玉生撰文指出：區分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對于正確分析價值自我擴張、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各種變量、政府對收入分配的干預，以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趨勢,都具有重要意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要區分一般生產勞動和資本生產勞動。只有在生產中所從事的勞動才是一般生產勞動;資本生產勞動是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在當代所有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第二產業”空前發展，在該產業中就業的勞動占總社會勞動的比例日益增長。理解包括服務部門在內的第三產業的增長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例如對利潤率的影響，關鍵之點是區分生產性服務和非生產性服務。他們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服務業的新變化進行了分析。[38]

　　楊曉玲和邢華彬撰文對資本主義壟斷的新變化和發展趨勢進行了研究。論文指出：20世紀中期以來,資本主義產業組織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由于以產品的技術優勢為主,技術和規模的內在統一成為壟斷組織尋求市場控制力的主要方式,經濟勢力成為壟斷勢力形成的重要基礎。建立在經濟勢力基礎上的壟斷勢力在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加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壟斷形式的多樣化和壟斷控制力的不斷加強。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加速發展和停滯趨勢都更加顯著了。[39]

　　2. 2008年爆發的世界金融與經濟危機仍然是本年度理論界研究的重點。

　　馬宇在對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對比的基礎上指出，新興市場國家與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具有不同特點，因此，在反危機政策方面也存在區別。他通過對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比較發現:在危機爆發階段,美國采取了超常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而東亞國家采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美國政府出臺政策較少考慮外部均衡和匯率問題,而東亞國家則將穩定匯率作為重要目標,通過緊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平衡國際收支和穩定匯率;美國政府直接對實體經濟進行救助,而東亞國家較少救助實體經濟。[40]

　　趙峰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金融化轉型及其內在矛盾是此次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根源。他以美國為代表和例證構造了代表其經濟結構的10個時間序列數據并進行了計量檢驗，結果發現，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在宏觀經濟結構、金融部門和非金融部門內部結構、收入分配和消費模式結構等方面均發生了顯著的結構性改變，從而論證了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客觀性。[41]

　　徐崇溫撰文考察了國際金融危機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沖擊、當代資本主義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表現出來的特征，以及危機后資本主義的走向。在此基礎上指出,在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由低潮谷底走向振興的發展中，我們的責任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認識到社會主義確實比資本主義好。[42]

　　張彤玉和時學成撰文指出，美國的收入差距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惡化，其背后原因與新自由主義理論思潮的興起有直接的關系。論文從新自由主義的內涵、興起的社會背景和新自由主義理論對美國收入差距的影響等幾個方面做了闡述,論證了新自由主義是次貸危機產生的原因之一的觀點。[43]

　　董瑞華對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進行了梳理，指出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有一個產生與發展過程,它經歷了萌芽時期、產生時期、創立時期和發展時期,并且在實踐中不斷豐富與發展。這一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暫時性,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理論武器。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證明了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具有重大的科學理論意義和革命實踐意義。[44]

　　李慎明主編的《國際金融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一書，從多視角對于金融危機的現狀及趨勢、西方思想領域的震蕩以及對于資本主義的生存和發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深遠影響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45]

　　對資本主義模式的探討

　　金融危機發生后，不同資本主義模式的發展方向受到了理論界的關注，因此，產生了一些研究資本主義模式的論著。

　　（1）關于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反思。有學者指出，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暴露了新自由主義模式的不可持續性，這種不可持續性表現在經濟運行、經濟結構和社會制度各個層面上。凱恩斯主義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目標之間的矛盾，因此，也不能挽救新自由主義危機。在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和資本主義自我調節的雙重作用下，新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將遭到極大削弱，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將出現多元化的局面。[46]劉仁營和左樂平認為，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破產；金融危機后不僅社會主義國家開始批判和反思新自由主義；其他模式的資本主義國家，例如福利資本主義、東亞模式資本主義和歐洲模式資本主義，都開始批判和反思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恰恰不是自由主義，而是新壟斷主義，是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從階段性局部質變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變化的實質是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破產。[47]張建剛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主要有趕超式、凱恩斯式、萊茵式和計劃式四種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它們在資本主義國家應對經濟危機和后進國家趕超先進國家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此次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又將引發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又一次高潮。[48]

　　（2）關于美國模式的調整問題。陳寶森認為，奧巴馬在競選中打著“變革”的旗幟入主白宮，標志著美國政治鐘擺自右向左的回歸和美國發展模式脫離新自由主義的重塑，是美國兩黨政治“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又一個新的輪回。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發展模式的身價暴跌。誰將是未來經濟發展模式的優勝者，是歐洲還是新興經濟體？看法迥異。歐美孰優孰劣的較量暫時仍然難分伯仲，還需要經過更長時期的實踐檢驗。[49]安然和王洛忠認為，當前經濟危機中流行的美國模式終結論是片面的。從現實績效來看,經濟衰退的延宕是消除泡沫、重建信心的過程,并不意味著生產能力的下降,對外部市場依賴性的暫時凸顯也不表明美國國際經濟地位的下降。從歷史經驗來看,危機-變革模式是美國模式存在、運行的常態。穩固的制度內核、周期性的體制調整和自由市場-政府干預之間的鐘擺運動,確保了美國模式的生命力。面對全球經濟危機中蘊藏著世界經濟重構、新興國家崛起的契機,更要客觀看待、理性借鑒美國模式的經驗。[50]

　　（3）關于日本模式。劉鳳義撰文指出，戰后形成的日本模式的合理內核在于，它通過一種特殊的社會結構把市場經濟納入政府、企業、勞動者共同協作的創新與競爭模式之中。然而，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日本選擇了新自由主義政策作為擺脫經濟困境的“良方”，導致了金融泡沫的形成、破滅和經濟的長期低迷，曾經輝煌一時的日本模式走向衰落。進入新世紀以來，日本模式非但沒有在堅持自身合理內核的基礎上進行調整，反而進一步強化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傾向，加劇了日本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在美國金融風暴的沖擊下，日本模式進一步陷入了危機。如今，日本模式中的合理內核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日本模式需要在削弱新自由主義的基礎上從深層制度結構上進行調整。[51]劉江永認為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以來，日本各界開始對美國模式和小泉純一郎執政時期的經濟政策進行反思。日本民主黨在這種背景下上臺執政，但不到9個月鳩山由紀夫首相便宣布辭職。菅直人執政后提出日本經濟的第三條道路和亞洲經濟戰略，而民主黨在參議院選舉中失敗后其執政地位大為削弱。未來的日本將繼續反思與摸索，對日本經濟回升來說，中國的重要性開始超過美國。[52]

　　（4）關于歐洲模式。裘元倫認為，在經受了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的沉重打擊之后，在“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西方國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明顯相對下降，其影響涉及經濟實力、國際影響力與吸引力，甚至道義力量等諸多方面。美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受到普遍質疑，而以“社會市場經濟”為典型代表的“歐洲模式”也并未從中得益。這反映了歐洲在最近這次危機與衰退中也表現不佳，同時也反映了歐洲內外對歐盟國家內部的經濟社會改革和歐洲一體化前景信心不足。但是，考慮到歐盟主要國家強大的經濟、科技實力與潛力，歐洲一體化已經取得的豐碩成果，“歐洲模式”仍然具有巨大價值。通過進一步的改革與聯合，歐洲前途并不暗淡。[53]沈文瑋和劉鳳義撰文對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模式面對金融危機的調整進行了分析。文章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使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模式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青睞。瑞典模式是戰后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其合理內核在于以社會平等、充分就業和完善福利為支柱,重視階級合作,突出強調勞動者的權利和社會地位,最大程度地發揮市場經濟的社會功能。20世紀80年代,瑞典模式由于實施了新自由主義政策,致使90年代初爆發了金融危機。之后,瑞典模式在堅持自身合理內核的基礎上進行了及時調整,既擁護全球化,又弱化了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使瑞典經濟很快進入了平穩增長期。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中,瑞典模式深受影響,但也顯示出了其獨特的優勢。瑞典模式所包含的合理內核昭示著資本主義未來調整的新方向。[54]

　　（5）關于福特模式和溫特模式。劉剛等在論著中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福特制大規模生產的危機及其向后福特制生產方式的轉變，引發了資本主義新一輪經濟轉型。研究表明，后福特制不僅表現為生產方式的一次重大變革，在本質上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和新形態。為了適應生產方式的轉變，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變革的重心是構建創業或創新環境，因而被稱為刨業資本主義或創新國家。后福特制的興起一方面促進了以IT為代表的新興產業的發展、經濟的全球化和以美國為代表的新經濟的出現；另一方面又造成全球生產能力的過剩和資本主義經濟基本矛盾的深化，孕育著新的經濟危機的到來。[55]陶文昭認為，溫特制從狹義角度指的是美國微軟和英特爾這兩家公司在個人電腦產業的壟斷地位,從廣義角度指的是信息時代的產業組織模式。它圍繞產品標準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資源,按照標準在全球范圍內從事生產,形成標準控制下的產品零部件、模塊生產與最終組合。溫特制是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產物,是對福特制等缺陷的克服和超越。溫特制具有一定的內在合理性。中國一方面要利用溫特制發展信息產業,另一方面要積極創新,實現跨越式發展。[56]

　　應當如何評估當前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狀況和發展方向這個問題上呢？我們認為林崗的下述概括是比較準確的：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研究受到了重視，政治經濟學教材的建設工作得到了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初步形成，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研究有了新的進展，對于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最新成果的介紹和研究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任務非常艱巨。經濟學中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逐漸被邊緣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根本扭轉，基礎理論研究薄弱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對當代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中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還不夠深入，盲目崇拜和照搬照抄西方經濟學的現象還比較普遍。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堅持不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密切聯系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以及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深化對馬克思經濟學基本原理的認識，完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澄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偏見、誤解和超越客觀歷史條件下的某些理論上的局限，以與時俱進的態度來完善馬克思主義經濟的基本理論，構造為當代政治經濟發展、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需要的新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使它真正成為經濟學科各個應用分支的理論基礎，真正保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我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歷史地位。[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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