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重慶模式”研討會的書面發言

　　如果有“重慶模式”，我期待的“重慶模式”是這樣的。

　　一，“中國拐點”與“重慶模式”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總量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全球制造業梯度轉移進程中有沒有“中國拐點”呢?

　　全球一般制造業一直是梯度轉移的。在中國進入全球制造業梯度轉移工業化道路之前，全球一般制造業的格局是少數人為多數人搞制造，但在中國加入全球一般制造業梯度轉移道路之后，全 球一般制造業出現了“中國拐點”——由少數人為多數人搞制造轉變為多數人為少數人搞制造了。在全球一般制造業出現“中國拐點”之前，一般制造業100元GDP轉化為國民收入70元，在工 業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農民轉化為市民，社保、醫療、教育、生態等現代化水平都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可是，當全球一般制造業梯度轉移進程出現“中國拐點”之后，一 般制造業100元GDP轉化為國民收入只有30-40元了，因此，我國“出口導向”工業化搞了快30年了，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了，但有戶籍的農民數量還有9.4億，比30年前還多出2億多，社保 、教育、醫療、生態等現代化水平遠遠落后于亞洲“四小龍”及更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的同期水平。即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業化。這就是制造業全球梯度轉移進程“中國拐點”出現之 后的重大改變——發展中國家依靠“出口導向”工業化實現城市化、現代化的發展道路走不通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民呼喚“重慶模式”。

　　二，“中國難題”與“重慶模式”

　　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現代化的根本任務就是減少農民。但改革開放30年，雖然是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30年，但農民戶籍人口實際并沒有減少，還由7億增加到了現在的9.4億。30年來，已 經有了2億多農民工處于候鳥式的生存狀態，危機四伏。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后的現實是：2.4億戶小農經濟長期依賴2億多農民工的打工收入維持其家庭經營的簡單再生產，否則就會出現大面積的小農破產;如果長期依賴農民工打工收入維持小農家 庭經營，農民工市民化——減少農民就遙遙無期。這就是“中國難題”，即：不減少農民，農民問題就日益嚴重;減少農民，農民工問題就日益嚴重。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民呼喚“重慶模式”能夠回應“中國難題”。

　　三，“深圳模式”與“重慶模式”

　　“深圳模式”是中國承接全球資本主義工業化梯度轉移的必然產物。在80年代中國資本嚴重短缺的時期，“深圳模式”(溫州模式、晉江模式、順德模式等都屬于“深圳模式”)對引進資本 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在“中國拐點”出現后， “深圳模式”就表現出了極其鮮明的“殖民經濟”性質——發展經濟并非以滿足本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為目的，而是以為資本服務為 目標，以滿足發達國家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為目的。當下，“深圳模式”已經無法回應“中國難題”了，只會加深“中國難題”。“深圳模式”已經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

　　中國和全世界后發國家都呼喚一個有別于“深圳模式”的新現代化模式，“重慶模式”被出現了，“重慶模式”的本質應該是在堅持自主性、主體性的原則下實現現代化，發展經濟目的是為 了滿足本國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在發展中實現更加自主性和主體性的現代化。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寄予中國出現“重慶模式”——為探索全球化背景下后發國家在“中國拐點 ”出現后的現代化新道路。

　　四，“重慶模式”下的三農現代化

　　首先，“地票交易”制度是“重慶模式”的核心之一，這個制度至少部分糾正了“深圳模式”下農民無“種廠子”、“種房子”權利的錯誤，讓邊遠地區的農民也能分享地權開發收益。這無 疑是個巨大的突破。

　　其次，大規模的農民市民化是重慶模式的另一個核心。體現了為人民而發展、發展為了人民的自主性和主體性。

　　上述兩點是重慶模式對三農現代化的重要貢獻。

　　但“重慶模式”在三農現代化方面也有明顯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對農民共同體的重要性”的認識不足，對農村內部制度創新認識不足，對農民自主退出村社的機制建設認識不足。“重慶 模式”應該吸收薄一波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的《給中國扶貧開發協會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的信 》中的 核心內容。“重慶模式”在實現三農現代化方面最鮮明的特色應該是實現共同富裕 ，并以完善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經濟為著力點，重建農民共同體，并把公司和資本置于農民共同體之下，而不是把公司和資本置于農民共同體之上，以此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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