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韜鼓吹民主社會主義文章的翻版

——三評《炎黃春秋》何偉《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樣影響我們》文

奚兆永

《炎黃春秋》第8期發表的何偉教授的《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樣影響我們》一文可謂是有破有立。它的“破”在于它否定科學社會主義，說馬恩“沒有科學社會主義這一概念”，“這一概念是后人的杜撰”；說“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也不是‘科學社會主義’”，說“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把本國人民害苦了”，毫無可取之處。應該說，它的這個“破”完全背離了歷史事實，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對此，我已寫過兩篇評論文字，對其進行了批駁。至于它的“立”，則表現為它對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吹捧。應該說，它的這個“立”也十分脆弱，因為它所鼓吹的東西不過是是謝韜三年多年前就寫的那篇《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和中國改革》文章的翻版，謝的那篇文章曾遭到理論界的廣泛批判，筆者曾為此寫了二十篇系統的批判文章，而胡錦濤總書記在2007年6月25日的講話更非常明確地否定了這一錯誤思潮，肯定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我國的指導地位。但是，人們也看到，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在當前不僅有某種回潮的跡象，而且其勢洶洶，頗有一些東山再起的勢頭。在這方面，不僅有“理論”，而且有行動，有人正積極為趙紫陽翻案，這在《炎黃春秋》上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現在更是緊鑼密鼓地加緊進行。何文在此情況下出籠，其意圖當然也十分清楚。因此，我決定在寫了兩篇評論文字之后再寫此三評對它所欲立的這個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繼續進行批判。

一、謝韜、辛子陵、何偉為什么那么熱衷于引用所謂王震的話

2002年，曾任我國駐英使館商務參贊的于日先生在一個內部刊物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旅英十年——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文章，其中“披露”了這樣一件事：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已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當時主管工業的王震副總理訪問英國，對英國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進行了較全面考察。我參加了部分接待工作。訪問后期有人問王副總理對英國有什么觀感，王出人意料地說了這么一段說：“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對于日的這篇宣揚民主社會主義的《旅英十年》，一些人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吳江先生不辭勞苦很快就將其大段摘抄后拿到影響較大、公開發行的《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雜志在該崁年第1期上“再發表”；而事隔五年之后，謝韜、辛子陵又在自己的文章里或直接或間接地引用了這篇文章的觀點；現在，何偉又間接從辛子陵那里再次引用。不過對于于日所“披露”的所謂王震的話，他們的看法卻不盡一致。吳江未公開提王震之名，但稱其言為“信口開河”，而謝韜、辛子陵、何偉則奉為至寶，特別是辛子陵，一再加以引用；何偉也不甘落后，雖然沒有看到于日的文章，也要從辛子陵那里加以轉引。謝韜 網上發布的《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里說，“王震聽說英國大部分工人、職員、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約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普通百姓，都擁有在中國人看來相當闊綽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轎車，每年度假可以出國旅游，感到非常驚訝。這種生活質量叫共產主義也不為過呀！”后來大概感到此說有問題，——他甚至把王震訪英的時間都搞錯了，說成是“上世紀80年代初”，因此在2007年2月《炎黃春秋》發此文時將其改為：“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改后的說法顯然與于日所披露的所謂王震的話有關。后來，辛子陵先是在網上接著又在《炎黃春秋》發表了兩篇文章，都引用了王震的這段話。我在批駁謝辛文章時曾指出，英國經過幾百年的資本主義發展，由于對內剝削本國工人階級，對外掠奪殖民地，社會財富確實是大大增長了。但是這些財富主要是集中在資本家階級的手中，工人階級的生活較之過去當然也有所改善，但是比之于資本家，根本就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是無法相比的。王震看到英國工人的生活水平比他這個副總理高，心里似乎感到不平衡，但是他沒有想到，英國是一個經過幾百年發展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我國還是一個才發展了幾十年的發展中國家，存在著這樣的差距應該是很自然的。在這個問題上，還要看到，在英國這樣一個剝削全世界的國家，資產階級有可能從他們所得到的超額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收買工人貴族，而一般工人也能從中分占一個部分好處。為此，文章還引用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寫給馬克思的信里的一段話：“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自然，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345頁）馬克思對恩格斯的這一看法也很贊同。1872年9月3日，當馬克思在第一國際海牙代表大會就巴里的代表資格證發言時，他也說，“如果巴里不是所謂的英國工人領袖之一，這是他的榮幸，因為這些人或多或少都被資產階級或政府收買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724頁）至于說英國已經消除了三大差別，我曾指出，如果我們從全世界的角度看問題，那么，少數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世界范圍的城市，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就是世界范圍的鄉村；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代表了世界范圍的城市、工業和腦力勞動，而發展中國家則代表了世界范圍的鄉村、農業和體力勞動。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這些國家內部，三大對立或許會有某種程度的緩和，但是，在全世界范圍的這三大對立反而進一步加劇了。這只要看一看世界上南北之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擴大的事實，就很清楚了。這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依靠他們在資本、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大搞不等價交換，對發展中國家大肆進行剝削，結果形成了今天這樣一種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局面，這實際上是三大對立在世界范圍的發展。

對于所謂王震的講話，我過去曾認為，王震是一位赳赳武夫，是一位實干家，而不是一位理論家，他的話不足為訓。現在看來，這種看法還是過于表象了一些。王震是一位理想信念堅定、原則性很強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歷史上，他曾接受毛澤東的重托，完成過毛澤東所交付的極其艱巨的任務，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肯定和贊揚。他不像有的人那樣風吹兩邊倒，朝三暮四、朝秦暮楚，而是始終堅守著自己的無產階級立場。他一貫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80年代后期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身為總書記的趙紫陽卻不積極加以抵制，甚至還加以庇護，以致許多人對反動電影《河殤》大唱贊歌。在這種情況下，王震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表示：“如果中央稱贊，黨的總書記稱贊，我也不稱贊，無非是開除黨籍。這次我就要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是空的。政治運動不搞了，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不能放棄。否則，你不運動人家了，人家來運動你。”（《王震傳》，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4-655頁）相反，他對于后來創辦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中流》雜志卻給予了堅決的支持。他在1991年12月寫給林默涵和魏巍的一封信中說，“我喜歡《中流》，很多老同志和中青年同志都跟我提到《中流》，夸贊《中流》。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你們貫徹黨的基本路線，理直氣壯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高舉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旗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份刊物一身正氣，不落俗套，以清新、犀利、潑辣的風格，贏得了廣大讀者、包括青年讀者的重視和喜愛。在兩年的時間里，《中流》成為獨具特色，較有影響的一份刊物，這很不容易。”（《“中流”百期文萃》，金城出版社1998年版，扉頁）正因為他如此旗幟鮮明，因此長期以來一直為那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所仇恨，于文的“披露”和謝、辛、何等如此熱衷地引用所謂王震講話顯然是別有用心的。這一點，從何文的如下的話里也可以看出來：“王震是黨中央領導人中反對自由化最積極的人之一，這次訪問英國回來他也犯了自由化——贊美資本主義。”我懷疑，所謂王震在英國的講話很可能是資改派精英們出于對王震的仇恨而進行的捏造，目的是對他進行惡意中傷。

其實，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難看出于日的所謂“披露”是破綻百出的。首先，王震是副總理，后來是國家副主席，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言論和著述應該由中央有關部門來公布，而不應該由一位駐英使館的商務參贊來“披露”。而且，所謂王震的講話據說是他1979年訪問英國后期說的，作為新聞，應該由當時新華社記者或外國記者報道，也不應由于日參贊到2002年在王震逝世9年之后才在文章中“披露”。其次，新聞也好，歷史也好，都講究真實性，但是，以“新聞三要素”來衡量，于日“披露”的所謂王震講話的時間、地點和人物都存在明顯的問題。以時間來說，于日說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已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而事實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的時間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而王震出訪英國和瑞士的時間是在11月份，他回到北京的時間是11月26日，明明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怎么說是“已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呢？這個錯誤說明作者對當時的國家大事并不清楚，對于王震出訪英國的情況也不熟悉。至于王震說話的具體時間、地點和人物，于日也是含糊其辭，只說是“訪問后期有人問王副總理對英國有什么觀感”，至于這個“訪問后期”是哪一天？這個“有人問”是哪個人問？是記者還是官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還有，這個問是在什么地方或什么場合問的？一概都不清楚，使人懷疑他是不是真正的當事人。如果說是因為事隔23年，已經不能準確回憶，為了對讀者負責，也應查閱有關資料或向當時在場的人去了解，說出準確的時間地點和人物來。否則，發表這樣模模糊糊的所謂“記事文章”（吳江語，見《吳江論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頁）顯然是不負責任的。于文的破綻還不止這些。如在講到“朱镕基總理為英國‘私有化’正名”時說：“1998年4月，朱镕基作為總理第一次出國訪問再次訪英。訪問期間會見了美國前總統老布什，老布什問朱：英國的‘私有化’是成功的，據說你們也在搞，進程還順利嗎?朱表示：你說的那個‘私有化’我們叫作‘民營化’，我們的部分國企正在這么搞，進展還順利。”而我們在2001年3月15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聽朱镕基講這個問題時的說法卻大不一樣。朱說，“記得1998年我在倫敦參加亞歐領導人會晤，與正在倫敦的美國前總統老布什見面的時候，他第一句話就問我，你們中國的私有化搞得怎么樣了？順利嗎？我當時吃了一驚，我說布什先生，中國不搞私有化，我們搞的是股份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之一。”（《朱镕基答記者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頁）對于美國前老布什如此隨便地與中國的一個總理說話，對于他們如此“關心”中國的私有化，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感到有一種受到侮辱的感覺。但是在看了于文的“披露”后，我同時又感到，兩個來源的介紹顯然是不一樣的：于文說的是“私有化”，“民營化”，而朱自己則說否定了私有化的說法，說的是“股份制”。當然，從實質上來說，把國有企業的股權出賣給私人企業或本企業的職工，其實就是私有化，但是朱在老布什面前否定私有化的說法畢竟還維護了一點國家的尊嚴，而按照于文的說法就完全同意了老布什的私有化的觀點。兩者顯然是不一樣的。而且，朱镕基與老布什會面完全不需要于參贊在場，于文所說又是從哪里來的呢？這些無疑都會增加人們對于文的懷疑。辛子陵也好，何偉也好，他們那么熱衷于引用并不可靠的于文“披露”的所謂王震的講話，不能不使人感到他們的居心叵測。順便說一句，當時擔任駐英大使的柯華曾經全程陪同王震在英國進行考察，而于日自己也說，他只是“參加了部分接待工作”，柯華大使與王震的接觸顯然比之于日要多得多，但是，他在1999年所寫的《在馬克思的墓前》一文里就沒有講到于日所“披露”的那番話。這也可以說明，于日“披露”的那些話是極不可靠的，有極大可能是偽造的。

二、社會制度的變遷是靠普選權，還是靠暴力革命？

何文說，“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在發生變化，因而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和策略也應發生變化，馬克思主義也會與時俱進。”。

從表面上看，何文說“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在發生變化，因而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和策略也應發生變化”之類的話，從生產力說到生產關系，再說到上層建筑的發展變化，似乎也冠冕堂皇得很，好像也有點馬克思主義的樣子，而實際上，從精神實質上來說，這些話不講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與斗爭，不講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和斗爭，完全否定革命的意義，是地地道道的反辯證法的“無沖突論”，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毫無共同之處。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相互關系，以及它們和社會革命的關系，馬克思有一個十分完整的論述：“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的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發生變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頁）在何偉那里，生產力的發展直接導致生產關系的變化，在兩者之間既沒有矛盾，也沒有沖突，當然也不需要革命；而在馬克思那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最初是適應的，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但是，當生產力進一步發展時，生產關系就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了，它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就需要用社會革命來打破這個舊生產關系的桎梏，否則新的生產關系就建立不起來，同樣，上層建筑也必須通過社會革命才能打破舊的上層建筑的桎梏，否則，與新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的新的上層建筑也經歷不起來。在這里，革命和暴力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是誰也不能否定的。這是因為，代表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階級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他們必然要依仗他們所掌握的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優勢進行拼死的反抗，而代表新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新興階級也必定要通過長期的艱苦的斗爭才能擊敗那些表面上強大、實際上已經衰朽的階級。這種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正是社會能夠前進，能夠用新的社會制度代替舊的社會制度的偉大動力。

馬克思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頁）恩格斯說，“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獲得勝利的政黨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爭得的成果，就必須憑借它以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對資產者沒有運用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哪怕支持一天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里有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的太少了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頁）馬恩的這些觀點，在列寧、斯大林和民主黨的著作里也都論述得很充分。列寧說，“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人民群眾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時期這樣以新社會制度的積極創造者的身份出現。在這樣的時期，，人們能夠做出從市儈的漸進主義的狹小尺度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跡。”（《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頁）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利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頁）

在這方面，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孫中山也很懂得革命的意義。早在一百年前，即1910年2月28日，他在舊金山麗蟬戲院演說，就專門講了革命問題。他說，“‘革命’二字，近日已成為普通名詞，弟恐諸君以為革命為不切于一己之事而忽略之，而不知革命為吾人今日保身家、救性命之唯一法門。”“在美華僑多有不解革命之義者，動以‘革命’二字為不美之名稱，口不敢道之，耳不敢聞之，而不知革命者乃圣人之事業也。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為證也。某英人博士曰：‘中國人數千年來慣受專制君主之治，其人民無參政權，無立法權，只有革命權他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議院立法改良之；中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這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觀之，革命者乃神圣之事業、天賦之人權，而最美之名詞也。”（《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441-442頁）

但是，有些人總是害怕“革命”二字，特別害怕在“革命”二字之前再加“暴力”二字。在這個問題上，一百多年前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是這樣， 2007年謝韜寫《民主社會主義和中國前途》一文是這樣，今天何偉的文章也是這樣。謝何二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都引用了恩格斯在1895年為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寫的《導言》，想借此說明暴力革命已經轉變為議會斗爭。

謝文說，“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并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斗爭的條件。一八四八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里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筑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么階級斗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斗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并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斗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于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里，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謝韜說，“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后意見。他期待的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斗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應該說，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后遺言，是對《共產黨宣言》“舊策略”的重要修改。”

我在《恩格斯晚年放棄暴力革命論了嗎？》一文（載《紅旗文稿》2007年第10期）里曾對謝韜的這些觀點進行了比較詳盡的批駁。實際上，謝韜的這些說法完全是對恩格斯觀點的肆意歪曲。恩格斯在《導言》里曾非常明確指出，“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是決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革命權的。須知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是所有現代國家一無例外都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唯一權利，連梅克倫堡也是如此，那里的貴族革命是于1755年以‘繼承條約’這個至今還有效力的光榮的封建主義文書告終的。革命權已如此深入人心，甚至鮑古斯拉夫斯基將軍也只是根據這個人民權利才為自己的皇帝引申出舉行政變的權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8頁）他說，“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這種力量增長到超過政府統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圍，不是要把這個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消滅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同上，第609頁）恩格斯還警告統治階級說，“請不要忘記，德意志帝國，也如一切小國家和一切現代國家一樣，乃是契約的產物……。如果有一方破壞契約，契約就要全部作廢，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約義務的約束。這點已由俾斯麥在1866年給我們絕妙地表明了。所以，如果你們破壞帝國憲法，那么社會民主黨也就會不再受自己承擔的義務的約束，而能隨便對付你們了。但是它那時究竟會怎樣做，——這點它今天未必會告訴你們。”（同上，第610、611頁）試問，這里哪里有一點放棄暴力革命的思想？

當然，恩格斯也講了普選權和議會斗爭的問題，這些合法斗爭當然是需要的，這是培養和訓練工人階級，使其力量不斷成長壯大的手段，其目的也正是為了工人階級“到決戰的那一天”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把合法的議會斗爭與最后的“決戰”——暴力革命對立起來，企圖以和平的合法的議會斗爭取代暴力革命顯然是完全背離恩格斯的思想的。

至于把《導言》說成是恩格斯的“最后遺言”，也是毫無根據的。恩格斯在寫了 《導言》后，針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觀點，曾一再對他們進行批評和斗爭。1895年3月6日，恩格斯把《導言》文稿交給理查·費舍付印，而費舍在同一天給恩格斯寫了一封信，借口由于帝國國會要討論新的反社會黨人法草案，國內又形成了緊張局勢，要求恩格斯把《導言》中在他們看來過于革命的調子沖淡，并使其具有更為謹慎的形式。恩格斯看了費舍的信，非常生氣，于兩天后（即3月8日）給費舍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我盡可能考慮到你們的嚴重擔憂，雖然我十分愿意理解但還是不能理解——起碼在議論的中途——你們的擔憂是由何而起。然而我不能容忍你們忠于絕對守法，任何情況下都守法，甚至對那些已被其編制者違反的法律也要守法，任何情況下都守法，簡言之，即忠于右臉挨了耳光再把左臉送過去的政策。不錯，《前進報》上有時宣傳人們以過去宣傳革命的那種勁頭否定革命，而且他們以后又來宣傳。但我認為此事不可效法。

“我認為，如果你們宣揚絕對放棄暴力行為，是決撈不到一點好處的。沒有人會相信這一點，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政黨會走得這么遠，竟然放棄拿起武器對抗不法行為這一權利。”

“我還必須考慮到，閱讀我的著作的還有外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瑞士人、奧地利人、意大利人等，我絕不能在他們面前這樣糟蹋自己的名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1頁）

他在信中還說，“必須嚴肅對待的時刻還會到來（說知道多快到來）。請你們看看奧地利人，如果選舉權不很快實行，他們將盡可能直接地使用武力威脅！回想一下你們自己在非常法時期的非法行為吧，現在人們又想利用它讓你們就范！守法——目前暫時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們還是適用的，但絕不是不惜任何代價的守法，即使是在口頭上也罷！”（同上，第403頁）

半個月后，恩格斯又在3月25日給卡爾·考茨基的信中說：“我的文章（指《導言》——引者）由于我們那些害怕防止政變法草案的柏林朋友們的不堅定而受到了一些損害，在目前形勢下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26頁）他所說的“那些害怕防止政變法草案的柏林朋友們的不堅定”，指的是費舍和伯恩斯坦等人。

又過了一個星期，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又給卡爾·考茨基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使我驚訝的是，今天我發現，《前進報》事先不通知我就發表了我的《導言》摘錄，在這篇經過修飾整理的摘錄中，我是以一個愛好和平的、無論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現的。我特別希望《導言》能全文發表在《新時代》上，以消除這個可恥印象。我將非常明確地把我關于此事的意見告訴李卜可內西，也告訴那些（不管是誰）事先一個字也未通知我而給他這種機會來歪曲我的觀點的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32頁）

又過了兩天，恩格斯于1895年4月3日寫給拉法格的信中說，“李卜克內西剛剛和我開了一個很妙的玩笑。他從我給馬克思關于1848-1850年的法國的幾篇文章寫的導言中，摘引了所有能為他的、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進行辯護的東西。近來，特別是目前柏林正在準備非常法的時候，他喜歡宣傳這個策略。但我談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大的附帶條件。對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采用。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適用了。所以我請您等到全篇文章發表后再作評論（文章大概將登在《新時代》上），我天天等著小冊子的樣書。可惜李卜克內西看到的只是白或黑，色調的差別對他來說是不存在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36頁）

從以上所引的這些文獻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在堅持暴力革命方面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那些機會主義者以及有機會主義思想的人是多么的不同。把恩格斯說成是否定暴力革命的和平主義者，乃是對這位革命導師的莫大的侮辱。

由于何文的引文和觀點與謝文的引文和觀點是如此相同，因此，我2007年對謝文的批判現在完全可以用來作為對何文的批判，在這方面，幾乎不要再說什么了。

當然，何文和謝文之間也還是有某些區別的。如果說謝文在引文方面存在明顯的斷章取義，主要是表現為孤立地引用《導言》的某些詞句而沒有把它和《導言》的全文聯系起來、沒有把《導言》和在其以后寫的幾封信聯系起來的話，何文在這方面就走得更遠，它甚至對短短的一句話也要大動手術，把其中關鍵的話用省略號去掉，已達到掩人耳目的目的。比如謝韜的引文里“舊式的起義，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筑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一句是完全照原著照引的，而在何偉引用此句時卻只留下了頭和尾而把當中很重要的一句話就省略了。被他省略那句話即“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筑壘的巷戰”乃是前面“舊式的起義”的同位語，是對“舊式的起義”所作的解釋，實際上也是對它所作的限制，對于后面說的“現在大都陳舊了”來說顯然是極端重要的。省去了這個限制，恩格斯的意思就被泛化了，好像這是對整個武裝起義的否定。其實，這里恩格斯不過是對于1848年以后一些城市的道路變寬、變直，已經不適合進行巷戰這樣一種情況而言的。從中刪去這句話，這就歪曲或篡改了恩格斯此話的原意，這是顯而易見的。

三、關于股份公司和和平過渡問題

謝韜在2007年寫的那篇文章里曾大談股份資本是社會資本，大談早年馬恩思想和晚年思想的變化，其實他根本不了解《資本論》的創作史。馬克思根本不同于現在一些所謂學者，寫多卷本著作在寫了第一卷后馬上就拿去出版，然后才開始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寫作，而是把全部三卷都寫完后再去潤色和出版第一卷，因為他認為三卷《資本論》是一個“藝術的整體”（《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6頁）。因此當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第二、第三卷的手稿已經寫好，當然它們還有待加工潤色。后來由于馬克思又進行新的研究和過早逝世，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手稿整理出版的。因此，想用第三卷來否定第一卷是毫無道理的。這個問題，我在當時寫的《馬克思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嗎？》（載《當代經濟研究》2007年第7期）曾有較詳細的論述，不想何偉教授又重蹈謝韜的覆轍，說什么馬恩“在消滅私有制上也有轉變。從股份制出現以后，他們對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又出現了另一條途徑。”即所謂“不用剝奪，股份制可以使私人資本‘自行揚棄’轉變為社會資本。”他把這說成是所謂“晚期馬克思主義路線”,并說“第二國際執行的是晚期馬克思主義路線,也是考茨基、伯恩斯坦所執行的離線，也是目前民主社會主義黨所遵循的路線。”

如前所述，所謂早期晚期的說法是根本違背《資本論》的創作史的一個外行的說法。而《資本論》第3卷論述股份公司時講的“社會資本”其實應該譯為“公司資本”。我在1991、1994和2007年寫的三篇文章里都曾指出，德文的Gesellochaft(名詞)或gesellschaftlich(形容詞)，是一個多義詞，除了有“社會”的意思外，還有“公司”的意思。象Aktien(股份)和Gesellschaft合成的Aktiengesellschaft一詞就只能譯為“股份公司”而不能譯為“股份社會”。至于《資本論》中由Gesellschaft和Kapital(資本)合成的Gesellschaftskapital究竟是應譯為“社會資本”，還是應譯為“公司資本”，由Gesellschaft和unternehmung(企業)合成的Gesellschaftsunternehmung究竟是應譯為“社會企業”，還是應譯為“公司企業”，則應根據《資本論》整體的思想和該詞出現的具體語言環境才能加以確定。就我們所討論的這段話來說，緊靠這段話之前的一句話是:“這種以前由政府經營的企業成了公司的企業。”（《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0頁）這句話里的“公司的”一詞在德文原本里用的正是gesellschaftlich。在這里，gesellschaftlich未譯為“社會的”而譯為“公司的”，是完全正確的。顯然，緊接這句話之后的一段話里的Gesellschaftskapital和Gesellschaftsunternehmung也應與之相一致，譯為“公司資本”和“公司企業”，而不應譯為“社會資本”和“社會企業”。問題還在于，在整個《資本論》里，“社會資本”是一個具有特定含義的術語，它指的是“社會總資本”，即資本主義社會中互相交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所有各個單個資本的總和。馬克思曾十分明確地指出，“社會資本=單個資本(包括股份資本;如果政府在采礦業、鐵路等等上面使用生產的雇傭勞動，起產業資本家的作用，那也包括國家資本)之和，社會資本的總運動=各單個資本運動的代數和”。（《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3頁）在馬克思的這一公式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馬克思是把股份資本作為“單個資本”而不是作為“社會資本”來看的。顯然，現行中譯本那段話里的“社會資本”和“社會企業”應改譯為“公司資本”和“公司企業”才是。值得高興的是，2004年出版的《資本論》新版已經考慮了我的這一意見，在相關的兩個地方都加了這樣的編者注：“這里的‘社會’、‘社會的’，德文原文為‘Gesellschaft’，‘Gesellschaftlich’，又有‘公司’和‘公司的’含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495頁）毫無疑問，加這樣一個注對讀者理解馬克思有關股份公司的論述是大有好處的，不過，如果能作相應的改譯，那就更準確了。我之所以主張改譯，還有一個考慮：根據德語語法，當Gesellschaft作“社會”講時是不可數的名詞，而當它作“公司”解時則是一個可數名詞。因此，我認為，在上述情況下，還是應該譯為“公司”，而不應譯為“社會”。

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明確指出的是，股份制用“公司資本”取代“個人資本”，用“公司企業”取代“個人企業”，用“公司財產”取代“個人財產”，只不過是用一種資本形式取代另一種資本形式，用一種企業形式取代另一種企業形式，用一種形式的私有財產取代另一種形式的私有財產。顯然，這里否定的并不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本身，也不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本身。在這方面，馬克思曾十分明確地指出，股份資本只是“使各單個資本的表面獨立性和獨立存在被揚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頁），而不是消滅資本本身。他還指出，“資本主義經營本質上就是私人經營，即使由聯合的資本家來代替單個資本家，也是如此”。（《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2頁）這里所說的“聯合資本家”，指的就是股份公司。在《資本論》第3卷，他更明確指出，“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并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7頁）顯然，那種把股份制看作是“終結、否定了私有制”，甚至看作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的觀點，是完全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的。同樣，恩格斯也曾明確指出，“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資本關系并沒有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是要發生變化的。生產力歸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接沖突的線索。這種解決只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占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而要實現這一點，只有由社會公開地直接地占有已經發展到除了適于社會管理之外不適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3頁）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何文引用馬克思關于“股份公司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國度形式”的論述來證明有了股份公司這個形式就無需對資本進行剝奪了，這也是一個極大的曲解。說股份公司是一種過渡形式和說它是社會主義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說它是過渡形式只不過是說它是資本社會化的一種必經的更高的資本形式，只是在經過了這一高級形式把矛盾推向頂點之后社會才會發生根本的變革，而絕不是說它本身就已經是未來社會的組織形式。在馬恩所設想的未來社會里連商品都沒有，又怎么會有股份資本呢？對于馬恩來說，對資本進行“剝奪”乃是天經地義的。不僅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里講了“剝奪剝奪者”（《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2頁），恩格斯在為《資本論》第3卷對股份公司寫的一段編者注里也非常明確地說：“自馬克思寫了上面這些話以來，大家知道，一些新的工業企業的形式發展起來了。這些形式代表著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歐洲，到現在為止，最大的一個實例是聯合制堿托拉斯。這個托拉斯把英國的全部制堿的生產集中在唯一的一家公司手里。……因此，在英國，在這個構成整個化學工業的基礎的部門，競爭已經為壟斷所代替，并且一家最令人鼓舞地為將來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495頁）恩格斯的這段話是在馬克思逝世以后并且是在整理出版《資本論》第2卷以后寫的，當然是他晚年寫的，但是他對“剝奪剝奪者”的思想觀念卻絲毫未變；在他看來，不僅是股份公司，就是作為股份公司三次方的最大的托拉斯，也還只是為“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恩格斯并沒有放棄“剝奪”的思想觀念而另尋途徑，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所執行的路線，今天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所執行的路線，還有他們的中國跟班謝韜、何偉之流所想要執行的路線，并不是什么“晚期馬克思主義路線”，而恰恰是背叛馬克思主義的路線！

幾千年的文明史已經充分證明，“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頁）試問：歷史上有哪個衰朽的階級是不經過革命階級的斗爭和革命自動地退出歷史舞臺的？世界上又有哪個國家是不經過革命而只是靠普選權和股份制就由資本主義“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的？英國工黨和歐洲一些社會民主黨都曾經執政過，有的現在還在臺上執政，他們改變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和國家政權的性質了嗎？馬克思說，“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9頁）沒有暴力這個助產婆，新社會是不會誕生的。人們都知道，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產生是因為有一個原始積累的過程，而原始積累其實就是一個用暴力使生產資料和生產者相分離的歷史過程。同樣，社會主義的建立，也離不開暴力對資產者的剝奪，即“剝奪剝奪者”。謝韜跟著第二國際的老修正主義和當今世界的新修正主義者，說什么“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正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他稱贊英國、瑞典，甚至稱贊美國，但是，這些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我相信，全世界所有頭腦健全的人都不會把這些國家稱作社會主義國家，就連這些國家自己也不敢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當年謝韜跟著趙紫陽的回憶錄吹捧民主社會主義，遭到了人們的猛烈批判和黨中央的明確否定，結果以失敗而告終。如今一些人又繼承謝韜的衣缽，再次鼓吹趙紫陽曾經鼓吹的民主社會主義，其目的當然不是為了在中國搞社會主義，而是要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雖然會得到那些執意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的支持，但是，廣大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比中已經得到了深刻的教訓，他們深知自己應該走什么道路。他們是不會讓這些人胡作非為的。一些人可能還寄希望于那個超級大國，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那些號稱強大的發達國家實際上已經危機四伏，他們如同泥菩薩過江，連自身也難保，又能奈我社會主義何？正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對于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人民來說，他們對于前途是滿懷信心的。毛澤東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雖然毛澤東已經離開我們34年，但是他的思想卻永遠活在人們心里。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克敵制勝的法寶，是足以令一切反動派膽寒的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它必將引領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

修正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謬論必倒，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真理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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