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主”與“大救星”——毛澤東主席逝世紀念日兼教師節有感

黎陽
2010．9．5．
有人用《國際歌》批判《東方紅》：國際歌說“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東方紅》卻說“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救世主”與“大救星”不是自相矛盾嗎？可見唱《東方紅》擁護毛澤東的人都無知。

真不簡單，反毛英雄們居然能認出“救世主”里有一個“救”字，“大救星”里也有一個“救”字，而且居然知道這倆“救”字是同一個字——看來這些用《國際歌》反《東方紅》的反毛英雄們還識得倆字，比文盲高級點。

不過這同時也暴露了這些反毛英雄們肚子里的墨水有也不多——僅僅因為“救世主”與“大救星”都含有一個“救”字就咬定兩個詞是同一個意思，其邏輯顯然是：兩個詞只要有一個字相同就是同義詞。然而“雞犬不驚”與“雞犬不寧”四個字里有三個字相同，相同比例更高，意思相同嗎？“全部”與“全不”不但都帶個“全”字，而且發音都一模一樣，難道意思也一樣？難道“全部錄取”與“全不錄取”是一回事？——真不知道這些反毛“精英”的小學語文是怎么學的。 

翻翻字典，“救世主”的英譯是Savior，解釋為“拯救者”；“大救星”的英譯是Liberator，解釋為“解放者”，這已經顯示出不同了。

再仔細推敲，“救世主”與“大救星”不但不是同義詞，而且實際含義截然相反。

“救世主”這個概念源于宗教，是宗教迷信的產物——什么是“救世主”？來自塵世之外的天國角色，神的使者，或者說就是神自己，總之是能創造世界、拯救世界的活神仙，屈尊降紆跑到人間來救苦救難普渡眾生來了。換句話說“救世主”不是人，超凡脫俗高人一等，神通廣大法力無邊，一出場就解決一切，什么苦難困難都一掃而光，根本沒有凡夫俗子們什么事。搬出“救世主”其實只意味著一條：普通老百姓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該做，只配耐著性子忍受一切，靜候“救世主”大發善心出來包辦一切——當然，這就免不了需要另外加上兩小條：一是要對“救世主”百依百順頂禮膜拜磕頭皈依；二是要對“救世主”傾家蕩產“無私奉獻”。 

“大救星”這個概念源于現實，是科學實踐的產物——人們總是說“盼星星盼月亮”、“抬頭望見北斗星”，把北斗星喻為“救星”。為什么？因為北斗星能告訴人正確的方向，讓人在茫茫大海茫茫夜霧中知道該往哪里走而不迷路。這正是“大救星”最核心最本質的東西——來自實實在在的現實而不是來自虛無縹緲的想象；并不包辦、代替、取消你走路，只是告訴你該如何走；而且這種告訴是無代價的，不要求回報，與要求你無條件頂禮膜拜、傾家蕩產“無私奉獻”、最后卻告訴你根本別走路、乞求等待“救世主”顯靈發慈悲的說教截然相反——當人們迷路迷航時是抬頭找指路明星，還是抬頭找救世主？是說“抬頭望見北斗星”，還是說“抬頭望見救世主”？兩者一樣嗎？能互換嗎？ 

決心自己走路而不知如何走的人需要“北斗星”。決心靠自己的奮斗掌握命運而不知如何奮斗的人需要“大救星”。守株待兔不走路的人不需要“北斗星”。不想掌握命運或不打算靠自己的奮斗掌握命運的人不需要“大救星”，只能寄希望于“救世主”。 

明白這些，立刻可以明白《國際歌》與《東方紅》這兩句歌詞的相互關系：

《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別指望天上掉餡餅。

《東方紅》：“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教你如何自己做餡餅（而不是要你等著天上掉餡餅）。

可見，《國際歌》與《東方紅》這兩句歌詞不但不相互矛盾，而且簡直珠聯璧和：前一個告訴你一切靠自己，后一個告訴你如何靠自己，承上啟下，一氣呵成，天衣無縫。

“救世主”與“大救星”的本質截然不同：一個是迷信，一個是科學。一個說，人民的命運在救世主手里，想改變命運只能等待神仙下凡發慈悲，等待“道德的血液”出奇跡；一個說，人民的命運在人民手里，要改變命運得靠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奮斗。一個宣稱能包辦一切，告訴老百姓要做的只有乞求、等待、等著天下掉餡餅；一個決不包辦，而是告訴老百姓該怎么辦，如何靠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總而言之，一個叫人“不要干”，一個教人“如何干”。 

“救世主”的本質是宗教。“大救星”的本質是科學。判斷“救世主”與“大救星”的區別，本質是判斷宗教與科學的區別。

科學與宗教的特征區別有哪些？

1．不怕不信與就怕不信：
科學的東西不怕不信，不怕爭論：真理越辯越明，不信可以驗證給你看。驗證所需要的條件明確而具體，結果可以重復。義和團不相信洋槍洋炮能打死人，以為畫符念咒登壇上法就能刀槍不入。那時跟他說破了嘴皮子恐怕也沒用。但到頭來大家都信了：事實勝于雄辯。年輕一代不信毛澤東沒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親身的實踐，只要是靠自己勞動吃飯的，遲早會認識到毛澤東的一套有沒有道理——“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事實勝于雄辯”。宗教則惟恐你不信，而且絕不允許爭辯，更不允許實事求是。不論哪種宗教，開宗明義第一章一定是要人們無條件相信某人或某神。傳教的天天忙忙碌碌，絕大部份氣力都花在這個“信”字上，無非叫人們覺得信了有什么好處，不信會有什么災禍。就是求簽問卦也一定要先來一句：“誠則靈”。對于所有的宗教，最要緊的都是一開始的這個“誠心相信我主（或我佛、安拉、老子、大成至圣先師衍圣公文宣王、圣母瑪麗雅、元首、總裁、改革開放…）”。對此一定要無條件盲從，不得懷疑，不得爭論，信心比黃金貨幣更重要……這么起勁在“信”字狠上下工夫也情有可原：宗教一旦沒人信，這個教就算完蛋了：“停止沒有出路，倒退死路一條”。生死攸關，當然要全力以赴。一旦“信”字關一過，皈依某教，入我門來，剩下的用形式邏輯一推論差不多都一樣。無怪乎形式上往往相似。 

2．唯物論與唯心論

科學是唯物論，一切立足客觀；宗教是唯心論，一切立足主觀。科學只承認客觀規律，不承認客觀規律受主觀意識的支配——不管“龍顏大悅”還是“龍顏大怒”，地球都照轉不誤。宗教則不承認客觀規律不受主觀意識的支配——只要不承認地球圍繞太陽轉，“日心說”就不存在了，只要不承認、不報道“豆腐渣”工程，“豆腐渣”校舍就不存在了。科學以符合客觀事實與否定是非，宗教以符合主觀教義與否定是非，僅憑主觀好惡標準來決定天使還是魔鬼、君子還是小人、精英還是劣種、改革還是極左。科學總是指出：這個世界是怎樣的，或在什么條件下會是怎樣——比如“哪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抗”。宗教總是聲稱：這個世界應該是怎樣的，而且不論在什么條件下都應該是這樣——比如“即便有壓迫，也不應該反抗”、“盡管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出現了貧富差距、貪污腐敗等弊端，但這不能成為重走毛澤東路線的理由”。人們可以運用科學規律因勢利導，趨利避害——比如，“要消滅階級斗爭，就得消滅階級和階級壓迫”。但要依著宗教，就必須按照教義改造客觀存在規律——比如“只要推行‘普世價值’，就天下太平”、“只要讓窮人都承認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就不會有階級斗爭”。 

3．辯證法與形而上學：

科學承認辯證法，承認真理的絕對性與相對性的辯證關系，承認真理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真理的長河是絕對的，但人類對真理的認識總是相對的。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就無窮逼近絕對真理。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因此人類對真理的認識和探索永遠沒有終結。經過驗證的各種科學理論流派總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而不會簡單地全盤否定、一筆勾銷任何經過實踐檢驗過的真理。比如，相對論并沒有消滅經典物理學，只是完善豐富了它。宗教堅持形而上學，總是認定自己的一套是絕對真理，其它一切都是邪門歪道偽神仙，至少也屬于二流貨色，夠不上嫡系正宗。“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宗教則是“教無第二”。雖不一定明確提出要消滅異教徒，但在捍衛教義的正統性、“純潔性”方面卻絕不含糊，沒有半點調和的余地。不信上帝、不尊孔孟、不頌安拉、不敬佛祖、反對改革開放、堅持共產邪說…名稱雖異，性質卻同：教中頭號大罪。 

把“大救星”與“救世主”混為一談、借口“反救世主”、“反個人崇拜”來反毛的人其實正是最熱衷當“救世主”、最熱衷搞個人崇拜的人，只是不準承認別人而只準承認自己是“救世主”、不準崇拜別人而只準崇拜自己而已。正是這樣的人每日每時無孔不入地在老百姓面前裝成個“救世主”模樣搞自己的個人崇拜——崇拜“精英”、崇拜“專家”、崇拜“學者”、崇拜“大領導”……說是“民主”、“反個人崇拜”，實際哪允許半點不同意見？哪有半點實事求是自我批評？他們倒是想讓老百姓崇拜他們，只是沒人買帳，搞不成，生氣了，嫉妒了，于是格外賣力大罵別人崇拜毛澤東。以為反毛英雄們慷慨激昂地大罵“救世主”是為了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是大錯特錯。這些人不過是賊喊捉賊，借口反“救世主”除掉大救星，自己好當“救世主”而已。他們這號“救世主”的本質不是宗教，而是邪教。 

正當宗教與邪教的最大區別在于：一個建立在自愿的基礎上，一個建立在強制的基礎上；一個容得不信，一個容不得不信；一個根本目標是追求信仰，一個根本目標是追求牟利。

反毛英雄們是否容得人們不信他們的那一套？有目共睹，用不著重復——如果這些不算邪教，那世界上還有什么算邪教？

“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要不勞而獲，要搶劫老百姓，要賣國求榮，就必須讓老百姓不反抗，就必須消滅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教導老百姓反抗壓迫、反抗剝削的毛澤東思想，就必須摧毀毛澤東“大救星”的形象，就必須混淆科學與迷信，把“大救星”誣蔑成“救世主”，讓老百姓從此不再信仰“大救星”、絕了靠自己奮斗反抗壓迫的念頭，從此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聲稱代表“科學”、“進步”的“精英”這現代“救世主”身上，子子孫孫一代又一代地等著“救世主”的“道德的血液”產生奇跡，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難而不反抗——而靠吮吸老百姓血汗為生的反毛英雄們最最需要的，不就是老百姓的“不反抗”嗎？既然消滅“大救星”、制造“救世主”這一系統工程是如此利益攸關，如此生死攸關，豈能允許任何不同意見出來攪局？當然要毫不留情全部消滅，決不手軟——這一切豈能建立在自愿的基礎上？豈能容得不信？豈能不變成邪教？ 

反毛英雄們的“救世主”邪教最本質的特色是“以暴力為基礎”：用暴力奠定“理論基礎”，用暴力推銷自己的主張，用暴力對付不同意見——不過反毛英雄們已經不同于一般的江湖小混混，其“暴力”已經升華，顯得文明了些，名曰“權力”。也就是說，“反毛英雄們的‘救世主’邪教最本質的特色”應“與時俱進”地改稱為：“以權力為基礎：用權力奠定‘理論基礎’，用權力推銷自己的主張，用權力對付不同意見。” 

明白了這點就不難知道“救世主”邪教和“大救星”最本質的區別。

“救世主”邪教的宗旨其實就一句話：“老百姓，別反抗，讓我壓榨你”。要實現這一條當然無理可講，只能靠暴力。隨之而來的種種“救世主”邪教“理論”，用魯迅的話說，“不過是隨后想出來的解釋。這種解釋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威權的宗教上，哲學上，科學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據，使得奴隸和牛馬恍然大悟這世界的公律，而拋棄一切翻案的夢想。” 說到底，“救世主”邪教就是讓老百姓自己承認自己低劣，活該受“精英”“救世主”壓榨而不反抗。大罵大救星，就是從反面讓老百姓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不敢依靠自己，聽憑“精英”擺布操縱。因此“救世主”邪教的一切總是圍繞著私利、權力、故弄玄虛和陰謀詭計轉。 

“大救星”的宗旨是其實也是一句話：“壓迫老百姓無理，老百姓反抗壓迫有理”，據此教導人民靠自己的努力掌握命運，并不包辦代替，更不從中牟利。這意味著“大救星”實際處于一種義務教師的位置。要教會別人怎么做，就需要講理。要讓人口服心服，就得有真才實學。有真才實學，就敢于認真，敢于實事求是，敢于面對現實，不怕別人質疑，而且胸有成竹，敢于通過實踐證明自己，不怕別人不服，擁有讓別人通過實踐最終認識到真理的充分自信。優秀的老師總是惟恐學生不懂，惟恐學生不自信，惟恐學生學不會靠自己的努力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本領，因此總是深入淺出、循循善誘，鼓勵、培養、保護學生自尊、自信、自立和凝聚，總是尊重別人、平等待人、以理服人。因此“大救星”的一切總是圍繞著“真理”、“講理”、“平等”、“尊重”轉。 

由此可知，判斷科學還是邪教、“大救星”還是“救世主”最根本的辦法是看對人民群眾即對普通老百姓的態度：尊重還是輕蔑？保護老百姓的自信還是打擊老百姓的自信？

——如果是科學，是“大救星”，那必定平等待人，必定對人民群眾充滿尊重，千方百計鼓勵、保護老百姓的自信心：只有這樣才能使人民群眾學會靠自己的奮斗改變自己的命運。

——如果是邪教，是“救世主”，那必定臭架子十足，必定對人民群眾充滿輕蔑，千方百計打擊、摧毀老百姓的自信心：只有這樣才能使人民群眾喪失斗志，乖乖忍受奴役而不反抗。

目標：使老百姓不反抗自己的奴役——用權力征服老百姓的頭腦，使老百姓徹底喪失一切自信，自己都覺得自己是低人一等的“劣等群體”，只配被“精英”等超人奴役而不應該反抗，只應該逆來順受等候“精英”“救世主”大發慈悲。 

手段：抬高自己，貶低別人——更確切地說，用權力抬高自己，用權力貶低別人，把“精英”與人民群眾的關系變成“救世主”與蕓蕓眾生的“神”與人的關系，使老百姓認為自己低賤，活該受壓迫受奴役，放棄反抗念頭，從而實現“老百姓，別反抗，讓我壓榨你”。 

如何用權力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1．自我吹捧，“扣著屁眼上樓——自抬自”

“精英”、“天才”、“高智商”、“學位高”、“知識淵博”、“正確觀點不需要投票”、“獲得倫敦經濟學院Lionel Robbins紀念獎學金”（特別注明：面向全英大學的最高獎學金，每次僅授一名）、“那些批評罵我的人，他的道德連我一個腳后跟都沒有！”“不用去現場調查就知道那里的情況，因為我是專家！”“我不與無恥的人辯論”…… 

2．互相吹捧，“花花轎子人抬人”
你送我一堆奉承，我回你幾聲恭維；你為我造勢，我給你當托兒……

3．靠頭銜、高帽子抬高自己

如今文藝界是“戲不夠，屁股湊”，學術界是“理不夠，頭銜湊”（一個靠下頭忽悠，一個靠上頭忽悠，也算“頭頭是道”）——《琵琶行》是“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救世主”邪教是“官銜學銜三兩筐，未曾開口先裝腔”。這是“救世主”邪教的鐵規律：沒頭銜沒資格說話，學問大小全看頭銜多少。當代中國除了死人的訃告之外大概就數“救世主”邪教的文匪“精英”們的文章署名或報道介紹頭銜最全，一不小心就能把這些文章署名或報道介紹讀出訃告味兒來。例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XXX”、“美國伊里諾依大學博士、銀河證券首級經濟學家XXX”、“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XX”、“人民日報副總編XXX”、“著名經濟學家、XXX大學教授、博導、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XXX”、“原《解放日報》評論員、《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評論’而聞名的XXX”、“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著名學者、京鼎律師事務所學術顧問XXX”、“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北京大學管理科學中心主任、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評議組成員、中日關系學史學會會長XXX”、“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亞洲開發銀行注冊顧問、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能源工作組中方專家、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能源組國際顧問組成員、LEAD國際培訓項目中國國家理事會成員、China Economic Review顧問編輯、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著名的經濟學家茅于軾”……即便一次普通報道，也必定少不了來上一句“著名XX學家”之類，惟恐別人不知其身份頭銜——簡直恨不能老娘出殯也要在招魂幡上醒目大書：著名XX學家XXX他媽。 

弄一大堆頭銜裝備自己，其實是色厲內荏不自信的表現。有真才實學的不在乎頭銜，也不需要靠頭銜招搖過市——《紅樓夢》、《三國》、《水滸》、《西游記》、《西廂記》等等名著的作者不需要用頭銜證明自己。人們說到《戰爭與和平》的作者時在乎的是“托爾斯泰”而不是“托爾斯泰伯爵”。對中國老百姓來說，錢學森、魯迅、毛澤東這些名字本身就足以說明一切，根本不需再要畫蛇添足加上什么頭銜不頭銜。而這正是“救世主”邪教的文匪“精英”們絕對做不到、絕對吃不消的——去了頭銜，誰搞得清那一顆顆禿瓢誰是誰，又是從誰家的褲襠里冒出來的？他們要顯出點人模狗樣，就非用權力給自己加上一堆頭銜不可。所以這簡直可以當成一條當代定律：只要一開口就先排出一堆大得嚇人的官銜學銜高帽子臭架子，不用問，準是“救世主”邪教的文匪“精英”推銷自己充滿墳丘子味道的訃告式文章或演講來了。這跟狗吃屎一樣非常自然：頭銜是權力的產物。沒本事靠成就獲得威望，就只好用權力弄幾個頭銜充數。用頭銜證明自己，就是用權力證明自己；用頭銜抬高自己，就是用權力抬高自己。沒了頭銜，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其惶惶不可終日比喪家犬也差不到哪兒去。“靠頭銜證明自己”是“救世主”邪教文匪“精英”們走江湖的看家本領：“精英”亮頭銜=黑社會流氓“拔份”：通過一番“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式的“盤海底”，弄清哪個山頭、第幾把交椅、誰是老大、誰是老二……分出高低身份，才能各得其所——沒身份的普通老百姓當然只有淘汰出局。 

4．靠扣帽子、打棍子、捏造罪名、人身攻擊、人身侮辱貶低別人

靠權力（不管是硬權力還是軟權力，是殺人權還是話語權）維持自己的地位，自然不免一開口就權力味十足：沒有說理，只有判決——老子的話就是終極真理，是非黑白老子說了算，通篇都是大權在手、不由分說、武斷專橫的判定句，劈頭蓋臉扣帽子、打棍子、羅織罪名、搞人身攻擊人身侮辱：你賤，你壞，你如何如何——“腦殘”、“智障”、“弱智”、“智商不高”、“智力低下”、“精神變態”、“心理障礙”、“精神錯亂”、“孤陋寡聞”、“典型的癔癥”、“政治精神分裂癥”、“臆想連篇”、“莫名奇妙的思維能力”、“思維混亂概念不清”、“精神怪物”、“靈魂扭曲”、“愚昧”、“無能”、“低劣”、“人渣”、“笨蛋”、“懶漢”、“刁民”、“暴民”、“毛左”、“文革余孽”、“出身低賤”、“民智未開”、“思想僵化”、“弱勢群體”、“競爭失敗者”、“沒受過教育”、“沒學歷”、“讀書少”、“沒質量”、“外行”、“你不懂，等你學會再來說”、“再讀幾本書再來說話”、“你IQ值不夠，理解不了”、“現在一提極左（毛左），立刻令人想起‘無知’‘白癡’‘糞糞’‘弱智’‘低能’‘狂妄’‘痞子’‘傻逼’等詞匯，想不這樣聯想都不行。毛左非傻即惡，這個結論不會錯”、“毛左們的特點是智商低，人性無，沒知識。總之，是進化不成功的物種”、“毛左分子多數患有心理疾病”、“毛那個人其實也是心理不健全的，而且他們家族里有精神性的遺傳病，也難關毛左的心理不正常了”、“毛糞就是邪教恐怖分子”、“毛主義和毛黨之下的群眾都是一群沒有姓名、沒有人格、不顧忌任何道德底線與法律的群氓，一群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群氓，一個相信革命就是暴力，就是對清洗他人的群體”、“孩子們，請別鬧了，省點時間好好讀書和修煉心境吧”、“大學生應當盡快養成對學術的敬畏之心”、“你還這么年輕，還談不上多少真本事。不要在自己雖然也熟悉但并無專業訓練的領域拒絕不同的聲音”、“請不要在教師面前炫耀你的知識有多豐富，難道還有你們的學術爭辯？”“大學四年尤不過彈指之間，不妨做一個多看書，少說話的經濟適應男”…… 

聽到小男孩喊“他明明什么也沒穿”，普通人會注意皇帝大人到底穿衣服沒有，而“救世主”邪教的文匪“精英”則必定把矛頭對準那個小男孩：你是小孩，沒資格管大人的事；你沒有身份，不配在這里說話；你別有用心，企圖自己出名；你不懷好意，蓄意傷害別人名譽……永遠對事實真相沒興趣，永遠糾纏刁難別人的“資格”、“地位”、“動機”之類，永遠把事實之爭、是非之爭變成身份之爭、地位之爭、動機之爭、權力之爭，最后把一切不同意見都變成一樁樁罪名——頭銜是權力的產物，帽子罪名也是權力的產物，這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 

“用權力抬高自己”——用權力給自己戴上一堆頭銜；

“用權力貶低別人”——用權力給別人扣上一堆罪名。

這也可以當成一條當代定律：只要拒絕擺事實、講道理，專門靠給對方扣上一堆充滿人身攻擊、人身侮辱、大得嚇人的罪名帽子混日子，不用問，準是“救世主”邪教的文匪“精英”們理屈詞窮、黔驢技窮，不得不搬出“用權力貶低別人”的看家法寶自慰、靠潑婦罵街混日子了。這也跟狗吃屎一樣非常自然：罪名是權力的產物。沒本事靠擺事實、講道理過日子，就只好用權力捏造罪名欺負人混日子。用罪名貶低對方，就是用權力貶低對方；用罪名壓垮對方，就是用權力壓垮對方。不靠權力鎮壓，自己這個“救世主”就混不下去，同樣與惶惶不可終日的喪家犬差不多。 

“救世主”邪教的邏輯是“水落石出”——水落方能石出。水不落，石頭永無出頭之日。不人為讓水低落，爛石頭豈能高高在上？不貶低別人，豈能抬高自己？不人為地用權力把老百姓變成低人一等的“劣等群體”，只會招搖撞騙的文匪豈能高人一等當上“精英” “救世主”？ 

“大救星”顯示的規律恰恰相反：“水漲船高”——老百姓站起來了，扎根于老百姓之中的大救星威望則節節高漲如日中天，想貶都貶不了——這就叫“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5．故弄玄虛、繁瑣哲學；說不服、繞糊涂

直接說“我神圣”、“我高貴”、“我睿智”、“我優等”、“你低劣”、“你愚昧”、“你卑賤”、“你無知”之類太原始、太露骨、太拙劣，只能唬住比較天真的人，時間一長這套把戲就不靈了。比較巧妙的招數是迂回包抄，用一個個精心設計的具體事例讓多數人自己覺得自己無知低能，不得不對“救世主”們甘拜下風——用權力間接“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實現途徑：用繁瑣哲學、文字游戲、文字陷阱、符號暗語、概念迷宮之類故弄玄虛，把本來并不復雜的東西變成只有自己懂、別人不懂、莫測高深的鬼畫符，讓老百姓莫名其妙，不由自主覺得自己孤陋寡聞、無知、低賤、愚昧，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還是“精英”博學、高貴、精明，于是只好一切聽“精英”的。 

比如，人只能遵守看得懂、記得住的規定和法律。我故意把規定、法律弄得無比繁瑣復雜晦澀難懂，再來上一大堆離奇古怪的名詞術語“潛規則”，讓你永遠看不懂、記不住、想不到，防不勝防，永遠不知道什么時候什么地方會犯禁觸地雷，你可不就只好依賴我這些“精英”“專家”“救世主”了？“用權力抬高自己、用權力貶低別人”的目的不就達到了？ 

“法律精英”賀衛方毫不隱晦：“法律行話”是“法學家的‘獨門暗器’”，用處是“增進行業內部成員之間的團結”、激發外行人“對于這個行業的好奇、尊重或畏懼一類的感覺”、“在內外之間劃界”、“強化某種行業化權力的合法性基礎”。（ 賀衛方：《“黑話”般的法律語言》http://boke.xizhengren.com/?uid-15514-action-viewspace-itemid-6171） 

賀大教授坦白得可愛，不打自招承認“精英”社會如同黑社會，“法律行話”不但是“黑話”，而且是能殺人于無形的“獨門暗器”——“外行人一看，腦袋立馬就大了”，于是“好奇、尊重或畏懼”、“強化某種行業化權力的合法性”——“救世主”邪教用繁瑣哲學、概念游戲這些隱形武器“抬高自己、貶低別人”的目的就此達到。 

與之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只有十一條，61個字。目不識丁的“大老粗”都能記住背熟，嚴格照辦，容易遵守，更容易監督。如有違犯立刻一目了然，馬上知道你錯在哪里，什么性質的問題，該怎么處罰。容易遵守，便容易監督；容易監督，便容易遵守。全黨全軍，從總司令到普通一兵都按同樣的規則辦事，人人遵守，人人監督，令行禁止，步調一致。不折不扣“規則面前人人平等”。 

在“法律精英”們眼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根本一文不值，半點“專業性、技術性”也沒有，簡直土得掉渣。然而就憑這土得要命的11條、61個字，就把一盤散沙凝聚成鋼筋鐵骨，就樹立了人民軍隊仁義之師的形象，就獲得了中國老百姓的擁戴，就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把“救世主”邪教的“精英”們搞出的全部法律法規都加在一起，有此能耐否？ 

“救世主”邪教與“大救星”的本質區別在這里體現得淋漓盡致：
——“大救星”的宗旨：教導老百姓靠自己的努力掌握自己的命運。既然要“教”，那就惟恐你缺乏自尊自信而學不下去，惟恐你學不會，惟恐不能把道理講到講透講明白；就必然千方百計地鼓勵、培養、保護你的自尊自信，不遺余力循循善誘，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就必然想方設法提綱挈領、簡明扼要、鞭辟入理、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一目了然；就決不會裝腔作勢忽悠別人，也不會隱晦曲折、七拐八繞、閃爍其辭、制造概念陷阱、玩弄文字術語游戲、拼命嘩眾取寵賣弄博學——說到底一句話：惟恐你不懂。 

——“救世主”邪教的宗旨：“老百姓，別反抗，讓我壓榨你”——根據“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有理”證明“精英救世主”壓榨奴役老百姓合情合理。要如此，就必須想方設法讓老百姓相信“精英救世主”是“優”，老百姓是“劣”；“精英救世主”是“強”，老百姓是“弱”；“精英救世主”高貴，老百姓卑賤；“精英救世主”高貴者最聰明，老百姓卑賤者最愚昧；“精英救世主”什么都行，老百姓什么都不行；“精英救世主”創造世界，老百姓適應世界；“精英救世主”就該支配老百姓，老百姓就該順從“精英救世主”……只有讓老百姓自己都覺得自己卑賤、無知、低劣、該被“精英救世主”奴役，才能實現“壓榨百姓不反抗”。這就決定“救世主”邪教惟恐老百姓弄懂事理而不再迷信自己——魯迅說：“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士大夫）也跟著不尊嚴了。”豈止文字，一切領域無不如此：如果哪里的規則象《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那樣簡明扼要、通俗易懂，一看就明白，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那還怎么顯示“精英救世主”的高明高級高貴高人一等？還怎么讓老百姓對“精英救世主”頂禮膜拜百依百順？所以人家要的就是你不懂。你懂了他就麻煩了：以后還糊弄誰去？那還得了？這就決定“精英救世主”邪教非把老百姓繞糊涂不可，非搞繁瑣哲學不可，非故弄玄虛不可，非陰陽怪氣玩弄文字游戲、文字陷阱、概念迷宮不可，非動不動拽上一堆外語術語或從人跡罕至的角落里尋摸出一堆棺材瓤子臭垃圾到處賣弄、顯示自己無所不知、學問淵博不可……總之一定要把本來并不復雜的東西復雜化、神秘化、模糊化，變成只有自己懂、別人不懂的鬼畫符、黑道話，讓老百姓莫名其妙弄不懂，喪失自尊自信、不得不對自己迷信和恐懼——說到底一句話：惟恐你能懂。 

“大救星”是惟恐你不懂，“救世主”邪教是惟恐你能懂。“大救星”是讓老百姓聽得懂算本事。“救世主”邪教是讓老百姓聽不懂算本事。因此，是“想方設法讓人懂”還是“想方設法讓人不懂”；是“千方百計簡明扼要、深入淺出、明白易懂”還是“千方百計繁瑣哲學、隱晦曲折、文字游戲、概念迷宮”——這不是水平問題、方法問題、能力問題，而是根本宗旨問題、根本立場問題、根本原則問題；是判斷“大救星”還是“救世主”邪教的關鍵根據——翻開《毛澤東選集》，你只會看到“簡明扼要、深入淺出、明白易懂”，絕看不到“繁瑣哲學、隱晦曲折、文字游戲、概念迷宮”，看不到故弄玄虛、堆砌典故、玩弄術語、賣弄外語，通篇沒有一句大話、空話、廢話，就好像在和人聊天，卻把問題分析的鞭辟入里，完全是和人講道理，用事實和真理把讀者說服。而如今泛濫成災的文匪、“精英”、“磚家”、“叫獸”們則只會東拼西湊、閃爍其辭、玩弄文字、賣弄博學、嘩眾取寵、信口開河、胡攪蠻纏、強詞奪理，誰有異議就立刻破口大罵倒打一耙，給人扣上一堆罪名——“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只要稍微認真做點對比，真偽立現，高下立現，“大救星”與“救世主”邪教的本質差別立現。 

知道了這個底，如果再碰上“精英”搬出某某冷僻的“學術權威”、從某某冷僻的書里摘出某某冷僻的話來證明他如何如何博學、你如何如何淺薄、教訓你說：“你不懂，等你學會再來說”、“再讀幾本書再來說話”、“你IQ值不夠，理解不了”、“孩子們，請別鬧了，省點時間好好讀書和修煉心境吧”、“盡快養成對學術的敬畏之心”、“請不要在教師面前炫耀你的知識有多豐富，難道還有你們的學術爭辯？”“做一個多看書，少說話的經濟適應男”之類，就不會被唬住，更用不著自慚形穢：這不過是“故弄玄虛、繁瑣哲學；說不服、繞糊涂”的老一套。煞費苦心從某個犄角旮旯挖出點冷僻玩藝來炫耀不過是“鴨子水面翻跟頭——賣弄花花屁股”，而且還就那么點屁股可賣，多了還拿不出來——戲法拆穿了一文不值：在今天這個世界上，不管是誰，沒讀過的書永遠比讀過的書多。想拿“我讀過你沒讀過的書”之類來證明別人孤陋寡聞、自己博學多才其實是忽悠，而且是很不高明的忽悠：你能找出我沒讀過的書來證明我讀書少，我照樣能找出你沒讀過的書來證明你也一個德形——誰敢說自己已經讀遍了天下書？ 

“讀過別人沒讀過的書”不能證明有真本事。理論聯系實際、學以致用解決實際問題才算真本事。從大家都讀過的“有字之書”和“無字之書”里發現別人沒發現的道理、而且放之四海而皆準，即便是沒讀過的書也無法駁倒否定——這才是真才實學的大本事。

由此還可以知道：開口閉口教訓別人“再讀幾本書再來說話”的人其實是無賴：因為這是無底洞，不管你再讀了多少書，人家照樣可以用“再讀幾本書再來說話”之類來剝奪你發言權，只要“話語權”在人家手里——這是個權力問題，不是讀書多少問題。把“權力問題”說成“讀書多少問題”本身就是個大忽悠：“故弄玄虛、繁瑣哲學；說不服、繞糊涂”。 

識破“故弄玄虛、繁瑣哲學；說不服、繞糊涂”伎倆的有效辦法是不看過程看結論——只要結論是要你相信“黑的是白的、白的是黑的”，那不管先前如何振振有詞、頭頭是道、娓娓動聽，肯定都是在騙人。就象看“永動機”，不管那些結構設計如何曲里拐彎頭頭是道，只要其最后結論是“永動”而否定能量守衡定律，那肯定必然在某處有忽悠。不清楚這一點，被那些表面的振振有詞牽著鼻子走，結果一定錯誤。學過中學物理計算做功的人都知道，算距離不如算位移——用“力”乘“距離”算做功，一碰上復雜運動過程就頭疼了，因為要求出距離就得被運動全過程牽著鼻子走，三繞兩繞就能把人繞暈，稍不注意就要出錯。而根據速度和位移算做功就容易得多，可靠得多——這實際就是“看結果變化勝過追蹤全過程”。小事如此，大事同樣如此。智勇雙全的統帥必定是讓對手“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談判桌上也休想得到”。如果讓對手在談判桌上得到了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那就證明這統帥有勇無謀，心中無數，算不過帳來，談判過程中被對方一通忽悠就糊涂了。可見判斷問題的標準是最后結論結果，而不是過程中的花言巧語彎彎繞。同樣，面對“精英”的高論，不管過程如何云山霧罩天花亂墜，只要結論是換個名詞花樣就可以做原來不可以做的事，那就不用問，一定在玩弄“救世主”邪教的那一套：“故弄玄虛、繁瑣哲學——說不服、繞糊涂”，試圖“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卻在談判桌上靠忽悠得到”。 

例如，本來“賣淫”是犯罪，如果換個名詞，叫“性工作者”就算“合法”，那就屬于“說不服、繞糊涂”——行賄受賄是“本來不合法的，塞倆錢就‘合法’了”；“說不服、繞糊涂”是“本來是罪惡，換個稱呼術語就‘正當’了”。類似的例子：階級——“階層”；資本家——“民營企業家”，私有經濟——“非公經濟”，私有企業——“非公企業”，私有制——“新公有制”，私有化——“市場化”，剝削階級——“新社會階層”，剝削——“代表先進生產力”，土地兼并——“土地流轉”，兩極分化——“先富、待富”，窮人——“待富人”（照此邏輯，富人——“待窮人”，活人——“待死人”……），犯罪——“不規范”……類似“化腐朽為神奇”的文字游戲：電梯工——“垂直交通管制員”；修鞋鋪——“皮鞋醫院”；修鞋工——“皮鞋醫院院長”；園丁——“景觀設計師”；廚師——“廚藝總監”； 黃豆炒豆芽——“母子相會”；一盤雞屁股——“朝天撅”……此外還有：“臨時性強奸”、“推坐”、“強迫嫖幼”、“用槍不當”、“躲貓貓”、“俯臥撐”、“自行從高處墜下而死”、“被自殺”、“被漲薪”、“被幸福”、“被就業”、“被中產”、“被增長”、“被車禍”、“被代表”、“被自愿”、“被和諧”……說到底都一樣：本來是一回事的，叫這幫文匪“精英”換個名詞術語一忽悠就好象變成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了，本來不值錢的就值錢了，本來不能做的就能做了——這就是典型的“救世主”邪教的伎倆：“故弄玄虛、繁瑣哲學——說不服、繞糊涂”。 

6．潛移默化，軟刀子殺人于無形
具體做法：言必稱專家、蔑視老百姓——“專家”充斥一切、把持一切。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不管任何事，一律“專家說”、“專家分析”、“專家建議”……開口“專家”閉口“專家”，老百姓如同根本不存在。老百姓對切身相關的一切沒有任何發言權，更沒資格決策。連物價漲沒漲、工資高不高、是不是“豆腐渣工程”、污染不污染、治安好不好、腐敗嚴重不嚴重、春運火車票價該不該漲、是不是強制拆遷……一切的一切都得“專家”說了算。這實際是剝奪了老百姓的思維權，甚至連知覺權都要剝奪：你的一切都必須“被代表”，你自己的一切思維判斷都不算數，甚至一切知覺感受都不算數。這背后的含義就是把老百姓置于“非人類”的地位——老百姓的意見、思維能力和感受能力已經毫無意義，有跟沒有效果一樣。你有意見也好，沒意見也好；能思維也好，不能思維也好；想也好，不想也好；這樣想也好，那樣想也好；這樣感受也好，那樣感受也好……反正都一樣，都毫無影響，都不予理會。這就象被殺的雞，叫也罷，不叫也罷，反正結果都一樣，沒人當回事。長此以往潛移默化的效果：老百姓習慣一切聽“專家”的，自己的事自己不會思考，不敢思考，思考出了結論別人也不信，最終習以為常，覺得一切思考都是“專家”才有資格做的事，讓老百姓自己對自己的思維判斷喪失信心，等效于剝奪老百姓的思維權力和思維能力——不知不覺把“精英”變成了“神”，把老百姓變成了“低等動物”，實現了“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大救星”與“救世主”邪教的本質區別是實實在在的客觀存在，而不是可以隨心所欲信口開河的文字游戲。判斷“救世主”邪教有看得見、摸得著的實實在在的標準——任何人，不管以什么身份出現，只要看不起人民群眾、貶低人民群眾；只要熱衷于自我吹捧、互相吹捧；只要用種種頭銜高帽子抬高自己；只要靠扣帽子、打棍子、捏造罪名、人身攻擊、人身侮辱貶低別人；只要陰陽怪氣故弄玄虛搞繁瑣哲學；只要言必稱專家、蔑視老百姓——不用說，一定是“救世主”邪教的文匪“精英”，一定與吸血鬼、寄生蟲、買辦漢奸、竊國大盜是一丘之貉。這些標準客觀、明確而具體，結果可以重復——這就叫科學。 

反毛英雄們用“國際歌”批判“東方紅”，客觀效果是促使我認真琢磨“救世主”和“大救星”的本質區別，不僅弄清了“國際歌”和“東方紅”的承上啟下、珠聯璧和的關系，而且還順便總結出了“救世主”邪教的幾大特征，用來幫助人們識破用“救世主”誹謗“大救星”、自己渾水摸魚當“救世主”的賊喊捉賊——如果沒有這群小丑“精英”的這番表演，我對“國際歌”和“東方紅”、“救世主”和“大救星”的關系還未必認識得這樣清楚、這樣透徹。 

更有意思的是，這讓我明白了“大救星”的本質就是導師，就是義務教師，因此“教師節”完全可以看成“導師節”、“大救星節”。9月9日既是毛澤東主席逝世紀念日，又是“教師節”——“紀念毛澤東”與“尊師重教”在此得到了完美的結合。 

有人說，把9月9日定為“教師節”是一陰謀，企圖用紀念教師來沖淡紀念毛澤東。如果真是這樣，那這個陰謀現在已經變成了一著臭棋——當人們弄清“救世主”與“大救星”的本質區別、明白“大救星”就是導師、把9月9日的“教師節”同時看成“導師節”、“大救星節”時，用“教師節”沖淡人們紀念毛澤東的企圖豈不恰好事與愿違、不折不扣“搬起石頭砸自己腳”？從這個角度看，人們實在應該感謝這群自命不凡的反毛“精英”，多謝他們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精彩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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