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毛主席的書，掌握分析現實的科學原理

楊連旭　　

2010-4-29　　
　　
　

毛澤東不僅領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結束了我國長達半世紀的分裂和內戰，開創了至今的和平年代，而且在“一窮二白”的洋貨時代基礎上，在敵對勢力的包圍封鎖中，在不到30年內，建設成了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世界第六工業國、第十三科技國，擁有“兩彈一星核潛艇”名列前茅的軍事大國，人均壽命幾近翻番的第一人口大國，人民當家作主、文化大革命席卷全球、毛澤東著作風靡世界的第三政治大國。　　
至今，全世界也在推崇他，政治家們在仰慕他、軍事家們在學習他、勞動階級在懷念他、專家學者們在研究他、他的追隨者在各地奮斗著、……　

　
　　
——題記　　

　　
理論的全部意義是用于指導實踐的。讀毛主席的書，當然也要帶著問題學，學用結合，急用先學，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以求得到立竿見影療效。這就要求，讀毛主席的書，必須是在通讀全部的基礎上熟讀基礎，然后結合實際、突出重點。　　

那么，什么是毛主席基礎性的書呢？　　

就是毛主席有關論述立場問題和方法問題的著作，也就是論述毛澤東思想基本原理的著作。　　

　　
（一）　　

在那軍閥混戰的年代，如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蔣介石等白手起家、平地而起已占優勢的梟雄大有人在，然而最終卻被后起的毛澤東一鼓蕩平。　　
那么，這是因為那些梟雄的才智不如毛澤東、略遜一籌嗎？　　

不僅如此，更主要的是他們沒有像毛澤東那樣選擇立場。　　

立場決定取向、決定態度、決定方法選擇、決定得失成敗。　　

為了生存，人類的先祖選擇了群居；為了發展，人類組成了社會，開始了社會分工，發生了利益差別，出現了貧富分化，形成了階級階層，誕生了社會分化的最高形式——私有制。于是，人類社會進入了階級社會的歷史發展階段。　　

不同階級和同一階級的不同階層的利益差別，不僅構成了他們各自的立場，而且決定了他們不同的訴求。由此，產生了他們各自的思想。所以，階級立場決定著利益取向，利益取向決定著所思所想，決定著行動方向，這就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隨著立場，就發生我們對于各種具體事物所采取的具體態度。”（《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六七頁）同樣的事物，不同的立場就會產生“糟得很”和“好得很”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　　

不僅如此，不同的立場也直接產生“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于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必須面對著一個選擇什么樣立場的問題，即為什么人的問題，這是人生的基本選擇問題。　　

這個選擇是多種多樣的，基本選擇有為自我、為他人、為國家、為社會、為民族、為人民、為各種階級，在此基礎上還可以進行排列組合。　　
立場不僅決定人生的價值取向、人生態度、行動方向，而且更最現實的意義還是決定著如何所思所想、怎樣言行動做的選擇空間。　　
唯利是圖、自私自利的人，由立場決定，即便是明知是壞的方法，由利益使然，也不得不用；即便明知有好的方法，或者投鼠忌器，斷然不能用，或者因為沒有人民支持，用了也不靈。對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只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能為選擇科學的言行和正確的動作方法開辟最廣闊的空間，提供實現方法選擇最優化的可能。　　

蔣介石也懂得“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他也講精誠團結，可卻硬把全國軍隊分成“中央系”和所謂“雜牌”（《李宗仁回憶錄》）。　　
關于人民戰爭，蔣介石、閻錫山、李宗仁等梟雄也懂得，也奉行，也不是一點好事不做，可由于他們是站在地主和資產階級立場上的，自然也就不可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反倒凈干些“花園口決堤”之類傷天害理的勾當，當然也就不可能組織起真正意義的人民戰爭。　　

蔣介石也知道腐敗必然亡黨亡國，也明知蔣經國在上海搞“打虎”運動是對的，可為了家族的利益，他也不得不中止。　　
“　蔣　先生既不長于將兵，亦不長于將將。但是他卻喜歡坐在統帥部里，直接以電話指揮前方作戰。抗戰時，他常常直接指揮最前線的師長，抗戰后對共軍作戰，他竟然連團長也指揮起來。他指揮的方法是直接掛電話，或直接打電報，故戰區司令長官甚至集團軍總司令和軍長都不知其事。有時一軍一師忽然離開防地，而前線最高指揮官還不知其事。但是　蔣　先生的判斷既不正確，主張又不堅定。往往軍隊調到一半，他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益發使前線紊亂。”（《李宗仁回憶錄》）　　

然而，無論是出于“人身政治的延長”，還是“破壞體制的表現”，蔣介石就是不能改正這個缺點，遼沈、淮海戰役期間尤其突出。　　
可毛澤東則不然，他奉行的是“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后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為人民服務（　1945年4月24日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正是因此，毛澤東集中了所有的智慧，彌補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所以，只有像毛澤東那樣“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的立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能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自身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性，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也只有他們才能擔負起動員組織復興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中華民族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歷史使命。　　

相反，國民黨人蔣介石、閻錫山、李宗仁等梟雄，他們不可能“隨時準備堅持真理”、更不可能“隨時準備修正錯誤”了。所以，他們也就只好敗在毛澤東面前、心悅誠服了。　　
　　
（二）　

“為人民服務，這樣的大道理共產黨整日的宣傳，誰也懂。”　　

是的。對這樣的大道理，可能有不少人感到厭煩了！或許也有人以為，自己就是崇拜毛澤東，就是愛讀毛澤東的書、愛聽毛澤東的話。所以，立場問題早就解決了：毛澤東的立場就是我們的立場，我們也是為人民服務的。　　

第一、我們說，未必。1999年美國時代生活出版公司組織了一個24人的小組，從數百個事件和人物的名單中，選定了從1001年到2000年這一千年間的“100個最具影響力的事件和人物”，編輯出版了《人類1000年》的精美畫冊。不僅將毛澤東名列其中，而且他領導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也是100個事件之一，并且在100位人物中唯一選登了毛澤東的一條語錄：“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世界上崇拜毛澤東、愛讀毛澤東的書、愛聽毛澤東的話的人數不勝數。　　

美國總統福特認為：“毛澤東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法國總統德斯坦強調：“由于毛澤東的逝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　　

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說：“毛主席是人類的領袖，歷史的推動者。毛澤東統一了中國，給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觀，提高了工農的地位，并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廉潔的政府。”　　

美國總統克林頓指出：“毛澤東無愧于世界級領袖，‘毛澤東熱’在中國內部乃至國外不降反升現象，更令人不可思議，美國人應當研究他的思想精髓。”　　
然而，事實是，他們中相當多的人并沒有選擇毛澤東的立場。　　
以現今的歷史條件，崇拜毛澤東、愛讀毛澤東的書、愛聽毛澤東的話的人，其動機多種多樣，有人為毛澤東的才華所傾倒、有人為毛澤東的人格所迷戀、有人為其成功所吸引，更有人出自利益需要，還有人來自激情沖動，也有人則是被逼無奈，另有人是出于理性認識。所以，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極端自私自利的極少數人不會選擇，為其才華所傾倒、為其人格所迷戀、有人為其成功所吸引、出自利益需要、來自激情沖動的多數人只會一事一時選擇，只有出于理性認識的少數人才能始終如一的選擇毛澤東的立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事實不正是如此嗎？想當年，追求毛澤東的人有多少，可是真正選擇了毛澤東的立場，“讀毛主席讀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又能有幾人？曾幾何時，毛澤東的路線不就被棄之如敝履了嘛。
第二、即便是有人選擇了為人民服務，可那也并不一定就是選擇了毛澤東的立場。　　
道理很簡單，為人民服務只是毛澤東制定的宗旨，并不是毛澤東的立場。　　
那么，毛澤東的立場是什么呢？是“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　1947年　　
10月17日　，為佳縣縣委題詞）的立場。　　
對此，難免有人糊涂了：你說這么熱鬧，完全是故弄玄虛！為人民服務和“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不是一回事嘛。　　

不是的，絕不是的！人民、勞動人民和最大多數勞動人民，這是三個意義并不相同的概念。　　

所謂人民，是指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社會基本成員。毛主席強調：“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所謂勞動人民，就是所有以勞動為生的社會基本成員。不僅包括工人、農民、手工業者，而且包括軍人、教師、運動員、管理者、藝術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等等。　　
所謂最大多數勞動人民，就是以從事社會簡單勞動為生，并占勞動人民多數的社會基本成員。主要是由農民、工人、戰士、手工業者等構成。　　
所以，最大多數勞動人民，他們是收入低、地位低的社會弱勢群體，也是淳樸、善良、奉獻的化身和傳統文化的主要繼承者，更是構成社會的基礎成員。沒有他們的存在，其他社會成員，也就不可能產生和存在。　　
“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就是選擇了社會成員的大多數，就是選擇了民族傳統，就是選擇了決定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力量。　　
“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不僅意味著要為人民謀幸福，而且更意味著當其他勞動人民同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發生利益沖突時，當其他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同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發生利益矛盾時，必須義無反顧地維護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利益！　　

這正是毛澤東的奮斗歷史，也是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熱愛他、擁護他、懷念他，少數人恨他、罵他、怕他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　　
那么，怎樣才能始終如一的選擇像毛澤東那樣“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的立場？　　

必須掌握科學的歷史觀，富有堅決的獻身精神。　　

其實，即便是自稱、乃至果然也是選擇毛澤東立場的人，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未必就知道毛主席、周總理他們為什么能夠始終不渝地“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的立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果以為這僅僅是出自仁慈的天性，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既不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客義士，也不是悲天憫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更不是普度眾生的教父活佛，他們之所以選擇了“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的立場，主要是基于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把握。　　
毛主席正是拋棄了從神的意志、卓越人物的思想或從某種精神因素出發去解釋歷史事件，說明歷史發展的唯心史觀，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得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31頁）的真理，才自覺選擇了“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的立場。　　

馬克思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絕不僅僅是出于人人平等的政治理想，更是出于實現生產力順利發展的經濟高效。　　

同樣，落后國家之所以爆發社會主義革命，也絕不只是為了勞動人民的翻身解放，更是出于實現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當年俄國和中國，“先進的人們，為了使國家復興，不惜艱苦奮斗，尋找革命真理，這是相同的。”（《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無論是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還是孫中山“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亦或魯迅“我以我血薦軒轅”，這些家境優越的仁人志士的動機都是救國圖強，并不是為人民服務。即便是周總理，最初立志也是“為中華崛起而讀書”。　　
“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由此，中國共產黨成立，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了在最低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正因為救國圖強依然是第一要務，所以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以張國燾為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這時，毛澤東卻認識到了“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

正因為救國圖強依然是第一要務，所以革命的中堅諸如周恩來、葉挺、朱德、葉劍英、劉伯承、賀龍等，也多是地位顯赫的大人物，形成了單純的軍事主義思想。這時，毛澤東卻認識到了“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34頁）　　

由此，在毛澤東思想中，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整體利益和個體利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從總體上實現了完整的統一。　　

這樣，也只有這樣，他才能高呼“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他才能將

所建立的軍隊定性為“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八八頁）　　

毛主席強調：“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零一頁）　　

由此，在毛澤東思想中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從總體上實現了完整的統一。　　

這樣，也只有這樣，他才能發出“團結到底”（《團結到底（1940年7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和“組織起來”（《組織起來（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的偉大號召。　　

毛澤東之所以選擇了“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的立場，最初或許是自慈母的言傳身教、后來也許又受到我國“民重君輕”傳統思想的影響，然而最終卻必定是由于認識到了“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多余勞動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語（1955年），《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這樣，也只有這樣，他才能忠貞不渝地“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的立場，才能“讓人民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　　
　　
（四）　　

選擇了“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的立場，毫無疑問就要為他們去吶喊、去奮斗！　　

然而，現實的問題是，“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為他們去吶喊、去奮斗的人們并不一定就能得到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比如，辛亥革命的志士們要推翻清朝統治，建立“我們大家”的天下，既是在救國，也是在救民，可還是出現了　魯迅　先生在《藥》中所描述的情景。“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奮斗而犧牲了，愚昧的群眾并不知道這犧牲為的是誰，卻還要因了愚昧的見解，以為這犧牲可以享用，增加群眾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藥〉》)　　

群眾果然是愚昧嗎？是，也不是。　　

說是，是因為在我國還落后的條件下，群眾缺文化、少見識，他們容易從切身的感受、卻很難從歷史的高度看待現實的問題，不容易形成崇高和遠大的理想。　　

說不是，是因為他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面臨的首要的問題是要生存和生活，也就更注重實事求是，從切身的感受選擇自己的政治行動。　　

正因如此，“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和“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來說，僅僅選擇了“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的立場，還只是個必要條件，還必須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充分條件。　　

毛主席在指出：“如果我們單單動員人民進行戰爭，一點別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呢？當然不能。我們要勝利，一定還要做很多的工作。領導農民的土地斗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同志們，那時候，我們號召群眾參加革命戰爭，能夠不能夠呢？能夠的，完全能夠的。”（《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他反復強調：“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么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要使他們從這些事情出發，了解我們提出來的更高的任務，革命戰爭的任務，擁護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國去，接受我們的政治號召，為革命的勝利斗爭到底。”（《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這樣，也只有這樣，他才能指出：“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他才能強調“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中國這樣，也只有這樣，他才能規定他所建立的軍隊必須“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論聯合政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一零三九頁）他才能確立他所領導的政黨“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論聯合政府（　1945年4月24日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展開全面反攻，捷報頻傳時，就在1944年4月，日本侵略軍從河南開始展開了打通大陸架的“1號作戰”，僅用了38天，便攻占了鄭州、洛陽、許昌等83座城鎮，繼續前進，奪走了長沙、衡陽、廣西南寧、桂林、柳州，直指貴州獨山，七個航空基地和30個機場，全部落入日軍手中。

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國軍湯恩伯部長期駐扎河南，被稱作“河南四害，水旱蝗湯”，“不怕日寇來燒殺，就怕湯軍來駐扎”，在日軍以12萬人進攻中原40萬國民黨軍時，“湯恩伯指揮各部在一個月內便潰不成軍。在危急時刻，河南許多民眾竟群起攻擊敗逃的國民黨軍，將其數萬人繳械，這更加劇了中原崩潰。”（徐焰少將：《網上對國民黨抗戰有眾多不實吹噓》）

然而此時，在人民的支持中，中共軍隊卻轉入了戰略進攻，不僅收復了大量失地，而且搶占了回擊日后國民黨發動內戰的戰略先機。　　

“花園口決堤十年后，當年黃泛區附近爆發了規模宏大的淮海戰役，當地幾百萬民眾用雙腿和手推車更清楚表達了自己對蔣介石抗戰時作為的看法──那就是全力支援解放軍打倒他們切齒痛恨的國民黨政權!”（徐焰少將：《網上對國民黨抗戰有眾多不實吹噓》）　　

（五）　　

不僅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而且講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方法。這是毛主席又高人一籌、獲得成功之處。　　

那么究竟該怎么為人民服務呢？　　

第一、“我們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2年12月）》《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頁）　　

毛主席指出：“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沒有必要，因此生活福利都要逐步提高。”(《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頁。)　　

可是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軍隊和政黨并不是地主老財，能給人民以什么東西提高生活福利呢？　　

對此，他反復強調：“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問題。我們搞了多少年政治和軍事就是為了這件事。”“政治、軍事的力量，是為著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目的是為著解放生產力，發展經濟。”(《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109頁。)　　

正因如此，毛澤東在土地戰爭時期，提出了“把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在抗日戰爭時期，制定了“減租減息”政策；在解放戰爭時期，規定了土地改革綱領；建國之后，推行了農村合作化、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全面開展了社會主義建設。由此，人民高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第二、“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現實中許多人都有這樣的苦惱：他們自己對別人，對戀人、朋友，尤其是父母對孩子，一片赤誠、無微不至的關心愛護給予，可對方很多時候不但不感激，反倒反感。原因何在呢？　　

方法不對！讀毛主席的書：“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于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后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如何解決呢？聽毛主席的話：“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在創作上就叫做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于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怎樣解決呢？“要聯系群眾，就要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愿。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愿望出發。有許多時候，群眾在客觀上雖然有了某種改革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還沒有這種覺悟，群眾還沒有決心，還不愿實行改革，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經過我們的工作，群眾的多數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愿實行改革，才去實行這種改革，否則就會脫離群眾。凡是需要群眾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自覺和自愿，就會流于徒有形式而失敗。……這里是兩條原則：一條是群眾的實際上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里頭幻想出來的需要；一條是群眾的自愿，由群眾自己下決心，而不是由我們代替群眾下決心。”（《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　1944年10月30日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第三、“要給被領導者以物質福利和政治教育。”(《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頁)　　

解決人民群眾現實的生活問題，給他們直接的物質福利，目的是使他們接受政治號召，積極投身革命和建設事業中來。所以，必須教育群眾，“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并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2年12月）》《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頁）讓人民認識到現實利益同長遠利益、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自覺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奮斗。　　

正因如此，最大多數勞動人民不僅出生入死地跟著毛澤東鬧革命、搞建設，而且永遠熱愛、支持他，成為任何反毛勢力永遠打不破的銅墻鐵壁。　　

“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2年12月）》《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頁）除此之外，任何黨派，任何人，不管怎樣富有犧牲精神、無論理想多么崇高，也如魯迅先生所言：“你們的‘理論’確比　毛澤東　先生的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去。”（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所以，反毛分子企圖依靠怨婦般的喋喋不休和施舍些許小恩小惠，就動搖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毛澤東信念，豈不是蚍蜉撼樹！　　

我們再次強調指出：無論什么黨派，不管什么人，要想動搖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毛澤東信念，唯一的、也是最簡單的辦法，那就是：比毛澤東干得好，表現的更出色！讓最大多數勞動人民感覺到，在沒有毛澤東的日子里，他們最幸福，國家最強大。　　

問題是：“誰有這個本事呢？”　　

其實，誰也明白，時下反對毛澤東最有成效的做法，就是到最大多數勞動人民中去，到藏族人民中、到毛主席紀念堂前、到韶山毛澤東廣場、到南街村、到那些給毛澤東蓋廟，到所有崇拜毛澤東的群眾中，去揭露和批判毛澤東。　　

問題是：反毛分子們有這個膽量嗎？　　

沒有，他們絕對沒有！所以，只能整日躲在陰暗的角落里蒙蔽些許幼稚青年。可這些青年中的多，回到家中一宣揚，即會因為父母一番擺事實講道理而清醒，聯系上不起學、買不起房、找不到工作的現實，反倒認清了這些教唆犯的面目。　　

血淋淋的殘酷現實教訓了中國，人民大眾的毛澤東信念早已形成了浩渺無涯的汪洋大海，反毛小丑連滄海一粟都算不上。既然薄熙來治下的重慶衛視已經擔當起了宣傳毛澤東的重任，那么，民間的社會主義者們，請把主要精力放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上吧！　　

幾個臭味相投的人，整日躲在陰暗的角落里反毛，既如茍延殘喘一般，也絲毫動搖不了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毛澤東信念，毫無實際效益。　　

　　
（五）　　
當年同樣選擇“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的立場，富有堅決的獻身精神且先于毛澤東負有全責、掌握決策的共產黨也大有人在，可卻無一例外的給革命事業造成了損失，不得不讓位給了毛澤東。　　
那么，是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周總理他們與毛澤東相比，才智略遜一籌嗎？　　

不是的，絕不是的。陳獨秀的理論能力、瞿秋白的文采飛揚、周總理的政治魅力、李立三的鼓動能力均不在毛澤東之下，關鍵是他們沒能像毛澤東那樣及時地、完全徹底地掌握正確的方法。　　

毛主席強調：“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34頁）　　
方法決定思想、決定言行、決定得失成敗。所謂方法，就是為達到目的而采取的途徑、步驟、手段等。“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僅僅是為選擇正確的方法開辟了最廣闊的空間，提供了實現方法選擇最優化的可能，而把這種可能變成現實，還需要艱苦的努力。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所以，正確的方法首先自于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毛澤東社會實踐的領域之廣闊、經驗之豐富，是人所不及的。陳獨秀、瞿秋白主要擅長文化和黨務活動、李立三熟悉學運和工運、周總理則是側重學運、黨運和軍隊，而毛主席不僅組織過學運和工運，而且也曾當過兵，任過教，并獨立領導了有廣泛社會影響的“驅張”政治運動，既參與了建黨，又親建了基層黨組織，不僅出任過負責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中央局秘書，而且曾擔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秘書、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尤其是他的農村實踐，更是當時的其他領袖的不可同日而語的。　　

不僅如此，毛主席博覽群書、博古通今是舉世公認的事實。如此豐富的直接和間接的實踐活動，自然也就為他老人家“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實現“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奠定了無人可比的基礎。　　

“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奠定了無人可比的基礎。　　

無論什么階級，不管什么立場，豐富閱歷、增長知識，對任何人來說都是百利而無一害的。朋友們，勤于實踐、努力讀書吧。　　

問題是，現實中同樣閱歷豐富、博覽群書者大有人在，可遇到實際問題，束手無策者和一錯再錯者也不乏其人，原因何在呢？　　

除了立場因素決定了必然無策、必定出錯之外，同樣立場、同樣閱歷和讀書的人，解決問題能力的不同，主要還是由“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這個因素決定的。而這種“改造制作工夫”則來自于科學的方法論，即正確的思維方式。　　

所謂思維方式，即方法論，就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就是人們用什么樣的方式、方法來觀察事物和處理問題；就是思維主體在實踐活動基礎上，借助于思維形式，認識和把握對象本質的途徑和思路，并以較為固定的、習慣的形式表現出來。究其實質，就是大腦活動的內在程序。　　

毫無疑問，大腦活動內在程序的正確與否、功能大小，直接決定著思維結果的正確與否、偏差大小。　　

毫無疑問，小資產階級中產生的西化反毛的極右分子和社會主義極“左”分子，他們的大腦活動內在程序就是扭曲了的。對待最大多數勞動人民，這些極端分子一副鐵公雞的摸樣，一毛不拔，甚至連篇百字文也舍不得寫，幾個人在一起耍耍嘴皮子、噴噴唾沫星，竟然就恬不知恥地自以為是人民化身、能代表人民了。　　

極端分子開口閉口、國家掛在口、人民不離口，作出了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擺出了一副為民請命的姿態，可他們關注的焦點僅僅是諸如房價、物價、拆遷、治安等，這些同小資產階級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問題，而對諸如就業、職業培訓、勞工工資、勞動保護、罷工自由、城鄉差別、農資價格、村容村貌、村民選舉等等，這些關乎工人學生、農民工和農民直接利益的問題，則興趣不大，對水土流失沙塵暴、國家財政赤字、科學技術發展、生產力素質等等，關乎國家人民根本利益、長遠利益的問題，更是感到索然無味。　　
所以，就本質而論，極端分子是自私自利的人，他們除了能代表自己、代表小資產階級中自私自利的人之外，誰也代表不了。　　
　　
（六）　　

思維形式有發散的、抽象的、形象的、逆向的多種多樣，可思維方式卻只有兩種基本的程序，即辯證法和形而上學。　　

作為思維方式的形而上學，是以孤立、靜止、片面的觀點解釋自然界和認識問題的思維方式。其程序的設置是：“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應當逐個地和分別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變的研究對象。他們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他們的說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恩格斯：《反杜林論》第63頁）即“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由此，形成片面性的認識且極端化、絕對化的傾向。　　

而與之相反，辯證法，是用聯系、發展和全面的觀點觀察事物的思維方式。其程序的設置是：在辯證法看來，對立的兩極“是彼此不可分離的”，“是互相滲透的”。“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觀念上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恩格斯：《反杜林論》第64頁）。　　

顯然，辯證法要比形而上學優秀。然而歷史上，以形而上學比以辯證法解釋自然界和認識問題獲得成就大的，也不乏其人。這又是為什么呢？　　

因為世界觀的不同。唯心主義世界觀“認為，世界上各種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從它們一開始存在的時候就是如此。后來的變化，不過是數量上的擴大或縮小。他們認為一種事物永遠只能反復地產生為同樣的事物，而不能變化為另一種不同的事物。”（《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唯物主義世界觀，“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系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系著和互相影響著。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雖然世界觀主要解決世界“是什么”的問題，方法論主要解決“怎么辦”的問題得，可兩者相互間卻不僅沒有必然的聯系和組合，而且也不是單一不變的。同樣的世界觀，可以有不同的方法論；同樣的方法論，可以有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不同的環境，也或許有著不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也就是說，世界觀，無論是唯心論，還是唯物論，大腦活動的內在程序設置為既可能是形而上學，也可能是辯證法，亦或兼而有之；方法論，無論是辯證法，還是形而上學，世界觀既可能是唯心論，也可能是唯物論，亦或兼而有之。所以，形而上學唯物主義者和辯證唯心主義者也能獲得成就。例如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形成的就是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尤其是牛頓（IsaacNewton，　1643年1月4日　—　1727年3月20日　，英國偉大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和自然哲學家），就根本來說，他的世界觀是唯心論的，但這并不妨礙他以辯證法的方法論研究物質世界，發現科學規律，然而卻又決定了他必然得出“第一推動力”來自上帝的結論，埋頭注釋《約翰啟示錄》，著作130萬字的神學。　　

毛主席所倡導的世界觀只是唯物論、所推崇的方法論只是辯證法。毛澤東哲學就是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完全統一，是徹底的唯物辯證法。　　
而與之相反的，則是唯心論形而上學，卻又普遍在人們中運用著。究其原因，“世界上只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最省力，因為它可以由人們瞎說一氣，不要根據客觀實際，也不受客觀實際檢查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則要用氣力，它要根據客觀實際，并受客觀實際檢查，不用氣力就會滑到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方面去。”（《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按語（1955年5月）》，《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人民出版社版第70頁）　　

正因如此，勤奮出天才，天才出偉大。毛澤東的勤學苦思，成就了他的偉大。　　

毫無疑問，小資產階級中產生的極端分子就是一群好吃懶做的唯心論形而上學者。他們不深入群眾、不了解實際、不讀書、不看報，憑著道聽途說的只言片語，就想當然的自以為，自己所說的就必定是歷史的真實，所想的就必定是無比正確的，七個不服八個不忿，只顧賣弄。　　

更有甚者，只不過是如胡傳奎的隊伍剛開張時的那么幾個人，湊在一起發牢騷放怨氣，卻自我想象成了一個人數龐大的派別，本是連村小組長、排長也不是的人，居然以領袖自居，一味鼓吹著組織建設、擁護誰、打倒誰，張羅著顏色革命、暴力奪權。比當年那些初中生的紅衛兵還幼稚可笑，可卻又沉溺于這虛幻之中樂此不疲、不可自拔。這既便不是精神有問題，也是從狂熱發展到了狂妄、乃至癲狂。　　
道理很簡單！且不說在我國13億人口中，不僅幾個人的支持反對根本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單就說暴力奪權，若是果然如他們所想所說的那般容易，村長和連長早就奪過去了，還輪得著他們嘛。　　

道理如此簡單，一些極社會主義者中的“左”分子竟然不懂，蛻化變質成了拒諫飾非、武斷專橫、胡攪蠻纏的偏執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焉有不敗之理。　　

而另有些反毛反共的極右分子則未必不懂。然而極端的自私自利性，促使他們“唯恐天下不亂”，企圖煽動民眾，便仿效當年一些國軍軍官，自己躲在暗處扇陰風、點鬼火，高喊著“弟兄們給我沖！”一看大事不好，掉頭先跑。　　

對這些不逞之徒，善良的人們必須保持足夠的警惕，不要成為他們的炮灰。須知：　　

第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在我國，僅憑著小資產階級，就想顏色革命、暴力奪權，那是癡人說夢。到頭來，不過是一場騷亂，幾個替死鬼。　　

第二、勞動人民絕不是聽人喊幾句漂亮口號就激動的小資產階級分子。誰如果以為勞動人民只是沾火就著、有人煽動就造反的白癡，那么，殊不知，這個世界的白癡，就是他自己。　　

（七）　　

人的世界觀、方法論及其形成的產品，構成了人的主觀世界。據觀察，其實絕大多數人都是混合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也就是說，絕多數人的頭腦中，既有著唯心論，也有著唯物論，既安置了形而上學，也裝置了辯證法的程序，以供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事制宜地選擇組合和生產。正因如此，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于是，人們必須永遠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才能不斷成功。所以，毛主席強調：　　

“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改造主觀世界之首要和基本的意義就是：“事物發展過程的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列寧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模范地作了這樣的分析。這是研究任何事物發展過程所必須應用的方法。”所以，“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并推斷革命的將來。”（《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那么，怎么樣才能學會這個方法呢？　　

第一、掌握根本規律。毛主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二、把握矛盾變化。毛主席強調：“對于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產黨人都應當注意的。”（《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第三、捉住主要的矛盾。毛主席指出：“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然而毛主席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發現改造主觀世界的規律并沒有自己秘密壟斷，而是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實踐論（1937年7月）》、《矛盾論（1937年8月）》、《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等著作公之于眾了，可為什么其他領袖不能獲得毛主席那樣的成功呢？　　

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在復雜的環境中工作，每個黨員，特別是干部，必須鍛煉自己成為懂得馬克思主義策略的戰士，片面地簡單地看問題，是無法使革命勝利的。”（《農村調查（1941年3月、4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所以，在把握了我國社會的一般的結構和一般的發展規律制定正確戰略方針的基礎上，還必須理論聯系實際，“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有的放矢、實事求是地采取靈活的政策和策略。正如毛主席所強調：“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他老人家指出：“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們所犯的錯誤，研究其發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們離開了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主觀地決定自己的工作方針。”（《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1948年4月1日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即便是“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也難免出錯，毛澤東畢竟是人不是神，更何況神仙也有錯呢。所以，毛澤東也會有錯誤的，可毛澤東為什么卻勝過神呢？　　

毛澤東反復強調：“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還有什么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舍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論聯合政府（　1945年　4月24日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正因如此，毛澤東才能不屈不撓地走群眾路線、堅持真理、改正錯誤，不僅自己出生入死，而且貢獻了親人后代。　　
“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為人民服務（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也正因如此，毛澤東獲得舉世無雙的劃時代成功！以他老人家所處的地位、所有的條件、所受的打擊、所經的困苦，所開創的事業，古今中外無人可匹。　　

也正因如此，毛主席把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黨的三大優良傳統和作風。

所謂毛主席著作，就是他老人家以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和方法，“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　1947年10月17日　，為佳縣縣委題詞）、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態度和唯物辯證的方法，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實事求是地“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所思所想、所作所為的結晶。　　

這就是需要我們學習毛澤東直到永遠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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