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文庫

《中國與社會主義》出版前言

Harry Magdoff & John Bellamy Foster

鄭國棟 譯

當今并不乏論述毛澤東過世后中國市場改革的書籍。然而，這本由馬丁．哈特－蘭茲博格〈Martin Hart-Landsberg〉與保羅．柏克特〈Paul Burkett〉所撰寫的研究有其獨特之處，這本書扎實地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一個主要的后革命社會（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是怎么從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經濟的。此外，目前中國的轉型說明了何以資本主義依其本質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會產生貧困、不平等和生態的破壞。

建成社會主義須經過漫長艱辛的歷程

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夕之間創造出來。要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人與經濟的基礎需要長期的過渡階段。如果我們要從過去的經驗受教，就得對后革命社會的成敗得失加以冷靜嚴格的批判分析。階級權力的轉移可造成真正的差異，這點現在應該是很明確了。這在建立一個新社會體系的早期階段已顯示出來：消除饑餓、創造充分就業、提高識字率、實施全民教育與全民健康醫療，并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支配。這些朝向社會主義的步驟行之不易。更有甚者，暗藏的陷阱可能會妨礙乃至改變更進步、更往前進的徹底變革的方向。

過渡到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必須走過一條漫長崎嶇、布滿陷阱與矛盾的道路。要完成下列任務需要時間：（a）把現有的生產力轉化成由工人與農民控管的企業，（b）為滿足所有人口的基本需求而創造新的生產力，（c）建立適應于協調合作的社會的法律—政治—文化的上層建筑。這些都沒什么快捷方式可抄。也沒有辦法設計出適用于每個國家并預見歷史進程中每個曲折變化的萬用妙方。必須給嘗試錯誤的過程留下余地，意即讓群眾知情并參與其事，包括賦予群眾權力以罷免行政官員，糾正錯誤。

社會主義的遠景包含一個沒有等級差別的平等社會，這個社會力求改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優先考慮最貧窮、最受岐視與無權力者的利益。因此，中國在革命后的約30年中，主要的趨勢就是傾注資源，努力達到平等，并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特別是那些被壓迫者的需求。到了1970年代末（大約涵蓋了革命黨掌權后的前三十年），中國已成了高度平等的社會，就收入分配與滿足基本需求而論，可說是全球最平等的社會。然而，此后從事實到理論都發生了令人震驚的轉向。黨政領導人鼓勵經由國內與國外投資大肆發展私有產業，宣稱要轉向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主導的意識形態來了個U字型的大轉彎。據稱，市場社會主義會讓物質的生產快速增長，增長的財富必然會向下涓涓滴漏，惠及社會的所有部門。

中國走向資本主義道路造成巨大的社會不平等

中國的新路線確實造成生產與國民總收入極度的快速增加。然而，創造出來的財富并未惠及多少人。結果，出現了一個非常富有的上等階層與一個生活舒適的中等階級，至于其它人則是：貧困、生活無保障、失業以及教育和醫療機會下降，官方終于承認轉向的后果，中國財政部的政治部門去年發表了針對這一問題的報告。2003年6月19日的《人民日報》網站登載了一篇內含這個報告主要內容的文章。文章一開頭就承認這份政府報告揭示了：（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懸殊惡化」；（2）「積聚起來的財富越來越集中，家庭財富的差距越來越大。」

從中國的經驗明顯可見，即使在工商業國有化后，依然存在階級斗爭的基礎。在革命的變革之后，舊社會的意識形態并沒有煙消云散，舊思想仍盤旋不去，與社會主義道路捍格不合。而官僚精英集團潛在與實際的頑抗，尊卑等級制度的延續，創建人民民主制度的復雜因素等等，也都造成緊張對立的關系。官僚精英與其它的特權群體堅持一種與社會主義道路對抗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為他們有違人民群眾需求的特權合理化。精英集團的成員念茲在茲者是把他們的優勢地位傳給子女，這是階級社會的常態。階級利益的沖突一代接一代。這樣一來，階級斗爭的形式雖與過去有所不同，卻持續不斷。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共產黨內甚至有些身居高位者心里也想走「資本主義道路」。

意識形態的斗爭與經濟增長的速度、方向的爭論連系在一起，不幸的是，增長本身成了「走資派」供奉膜拜的神祗，然而至關緊要的問題卻是：什么樣的增長？增長的目的是為了誰？為誰的利益而增長？增長該用來滿足知識分子、經理、企業主與官僚政治群體的欲望嗎？或者，增長的方向應該朝向改善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

在這兒我們無法充分討論這些問題。但有些方面應先提及。經濟增長可能迫切需要用來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房、建立醫療中心、供應每個人一日三餐、在貧民窟建設排水道與自來水。然而，增長過快可能對人與環境有害。這些都是區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在資本主義下，為少數人的利潤所驅動，在全世界范圍產生資本的積累，而全世界大多數的民眾則陷入悲苦之境。如哈特－蘭茲博格與布克特所揭示的，中國的情況證明了這樣的事實：為不斷增加利潤的增長或僅僅為了增長而增長，必定導致全然的社會不平等。

批判「市場社會主義」具有重要意義

左翼圈子里流行一種看法，相信「市場社會主義」是取代資本主義適當且有效的方法，哈特—蘭茲博格與布克特的著作大無畏地對抗這種信念，也具有重要意義。據稱，經濟計劃已證明失敗，根本行不通。這個問題給看成了找出正確的機制（計劃或市場）的技術問題，而不是階級或滿足人最迫切需求的問題。技術專家被以為有了解答，在上述的問題上，即是依賴市場的魔力。但瞧瞧中國成功的故事！理論家們對市場社會主義的熱衷與今天中國市場所激起的興奮之情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囿于傳統觀念的學者與滿懷貪欲、只見到中國創造出的巨大財富而見獵心喜的公司總裁，都無視于人民大眾的真正處境。總裁們為大發其財的機會而心馳神迷：中國一方面既有超乎尋常的大批低工資的產業后備軍，另一方面還有多得數不清的數以千百萬計的具有潛力的消費者。左派與右派都迷醉于中國仍在持續的異常經濟增長率。沒有人考慮到這種扭曲的經濟增長體制持續付出的巨大的人的代價。

這個論題可以簡化的方式來處理。一個國家的經濟有兩部分：消費與投資。花在投資上的較多，可用于消費的就會較少。經濟增長有賴投資的增君，得益于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但增加投資，特別是極其快速的增加投資，會減緩民眾消費的增長。雖然整體的消費可能增加，但如權力與財富的差距很大，富人的消費不免要犧牲窮人。一部分人的花費能比其它人多得多，投資與生產就會集中于為富人享用的奢侈品與設施。上面提到的中國政府報告（摘要于《人民日報》網站）承認階級的差距與不尋常的快速增長俱增：「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懸殊惡化。」

中國超高速增長的負面效果并不止于收入財富日益兩極分化與民眾消費的增長（就算低層民眾也有增長的話）日益減緩。中國轉向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亦步亦趨地跟隨資本主義全球化所規定的路徑。根據2004年5月4日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中國已準備加入最大的國外投資聯盟」。2004年5月26日《人民日報》網站報導，副總理吳儀「在由商務部贊助的中國企業〈走向全球〉的論壇上，發表一篇書面講話說，這個戰略不僅有利于中國的發展，也有利于全世界的繁榮。」再者，同一報導說，中國正扶助它的跨國公司：「高級官員說，中國將進一步促進「走向全球」的戰略，培植更多跨國企業。」2003年政府核準的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超過20億美元，預計還會快速增加。

中國生態的大災難

崇拜快速增長的偶像造成的另一后果就是生態的大災難。如中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副局長潘岳所說：「如果我們繼續走傳統工業文明的路子，就沒有可持續發展的機會……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已到了所能承受的極限。」（《紐約時報》，2005年5月24日）由于沒有或者未適當處理工業與人的廢棄物，長江的堤壩已成了污物與有毒物的淵藪。根據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兼高級研究員伊莉薩白．伊卡諾密（Elizabeth Econmy）的研究：

「中國對水、土地與能源等所有各種自然資源的需求急遽增加。森林資源已然耗盡，引發了接踵而來的一系列破壞性沖擊，如：沙漠化、洪水泛濫與物種滅亡。同時，水與空氣污染的程度猛然大增。……流經中國城市地區的河流的水有75%以上已不適于飲用或捕魚。六千萬人用水有困難，幾乎三倍于此的人每天飲用遭污染的水。中國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沙漠化，迫使每年數以萬計的人民遷移。……」（www.fas.harvard.deu/ffiasiactr/haq/20030I/030Ia00I.htm）

全世界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十個城市，中國有其七，大約300個城市的懸浮微粒總量未達「世界衛生組織」所訂下的可接受標準。

總結我們的論點：一旦一個革命后的國家開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路子，尤其在力圖達到很快的經濟增長時，就會一步接一步直到最終重現所有資本主義體制有害與破壞性的特點。中國今天令人注目的并不是它顯示了一個大有希望的「市場社會主義」新世界，而是它抹除過去人人平等的成就、制造巨大的不平等，對人與環境的破壞速度之快。在我們看來，哈特—蘭茲伯格與布克特的這本書破除了這個不實的虛構，即：中國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行一些最無節制的資本主義做法之際，依然幸存，故本書值得仔細研讀。如果經由市場通向社會主義意指把最迫切的人類需求與人類平等的承諾丟置一旁，那么這就是條走不通的死路。◎

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與階級斗爭
　

前言

中國的經濟經驗至今依然對困難重重的社會主義建設有足多可供借鑒之處。然而，當前的經驗大體上是反面教材。不幸的是，中國政府的「市場改革」規劃本說是要為社會主義恢復生機活力，卻使國家墜向越來越資本主義化、也越來越受外國支配的道路，對國內與國際都造成了龐大的社會成本。更加不幸的是，許多進步份子（包括許多仍支持社會主義的人）依舊為中國的經濟政策辯護，并鼓勵其它國家采納類似的政策。

我們認為，這種情況反映了大多數人對資本主義的動力和社會主義嚴重的認識不清，如果我們要在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上有長足的進展，就必須厘清這種混亂的思想。我們誠摯地希望這份對中國「市場社會主義」經驗的研究能對此做出雖小但有意義的貢獻。

許多人士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經驗，包括中國在意識形態和經濟上對當前世界的重要性。我們特別要感謝Mike Lebowitz, Barbara Foley, Leo Panitch, Sam Ginden, Patrick Bond, 李明騏, Andong Zhu, David Kotz, Victor Wallis, Susan Williams, Stephen Frost, and Tim ringle. 我們尤其要感謝Kor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編委們刊登了我們先前的一篇文章，其中包括了這本書的一些主要觀點的早期版本。謝謝Aimin Chen提供了我們《中國統計年報》的資料，以及Andrew Nash和每月評論出版社的全體工作人員提供的協助與鼓勵。我們也感謝我們的家人──Sylvia Hart-Landsberg, Leah Hart Landsberg, Rose Hart-Landsberg 以及Suzanne Carter, Patrick Burkett和Molly Burkett。最后，我們要對中國的勞動人民謹申謝忱，不僅是由于他們過去為改造社會所付出的心血，也由于他們持續不懈地反對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資本主義，為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斗爭。


　

緒論：中國與社會主義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49年建立之后的三十年中，中國與社會主義這兩個詞看來彷佛會永遠相連，成為一個鼓舞人心的統一體。中國在1840-42年與英國的鴉片戰爭中被迫蒙受戰敗的恥辱，從此承受著不斷擴張的租借條約港體制的禍害。中國人民不只為帝王及之后的一連串軍閥暴政統治所苦，更遭到把中國瓜分為勢力范圍的帝國主義荼毒蹂躪。漸漸地，從1920年代開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組織蜂起的廣大人民抵抗外國的宰制與剝削，并對抗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最終在1949年取得勝利，黨宣示它不僅要終止人民的苦難，更要建設社會主義，讓人民當家作主。

無庸置疑，中國革命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壯舉，革命后的數十年中，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達成了不少重大的成就。然而，我們認為，這不應該讓我們忽略三個重要的事實：第一，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中國人民還遠未實現社會主義的希望；第二，從1978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進行以市場為基礎的改革，改革據稱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事實上卻導向相反的方向，使得中國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最后，世界各地的許多進步人士仍支持中國的改革，并從中國的發展中汲取教益，對中國出口導向的快速經濟增長，他們有的認為這證實了市場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有的則認為，不管是什么性質的國家，國家政權積極指導經濟能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獲致成功的發展。

雖然我們過去也曾深受中國革命的鼓舞，但好一陣子以來，我們一直都認為，進步人士這樣繼續支持中國與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嚴重誤解了中國的改革經驗，更重要的是，這會大大妨礙真正推進中國與其它地區的社會主義所必要的理論與實際的認識的發展。

如我們在本書中所要論證的，我們認為，中國的市場改革并不通往社會主義的復興，而是通往徹底的資本主義復辟，包括日益嚴重的外國經濟控制。重要的是，這個后果并不僅僅根源于單純的貪婪和階級利益。只要一往市場改革的道路啟程，改革過程中一個接一個的每個步驟主要是由改革本身所造成的緊張與矛盾驅動。中央計劃的削弱導致更加依賴市場與利潤刺激，這又接著鼓勵給予私有企業優于國有企業的各種特權特惠，也日益給予外國企業與市場高于本國企業的優惠。正確理解中國改革過程的動力可支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市場社會主義無法穩定成形。然而，由于許多進步人士大多仍然認為中國在某種意義上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往往未能具有這個洞見。這種狀況無可避免地導致對社會主義的意義認識不清，從而強化了反社會主義者的意識型態觀點。

另外許多進步的學者與運動者認為，討論社會主義的意義與世界各地人民所面對的發展難題毫無關連。他們從中國的持續高速出口增長的紀錄總結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的典范，其經濟增長的戰略可以也應該讓其它國家效法。我們認為，并在本書中論證，這種對中國的禮贊是一個嚴重錯誤，不僅反映了對中國經驗的誤解，也反映了對作為國際體系的資本主義的動力與矛盾的誤解。事實上，檢視中國的經濟轉型對該地區的其它經濟體的影響，就可以明白，中國的經濟增長強化了競爭壓力與危機趨勢，危害了該地區各地的工人，包括中國的工人。

要不是我們在2003年5月到古巴參加一個國際馬克思主義研討會（注一），我們對左派與進步人士的不同意見或許永遠不會形成一本書。在古巴時，我們希望能夠學習到古巴如何因應它所面對的經濟困難，以及該國政府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與堅持如何形成其因應之道。我們一再聽說，許多古巴經濟學家將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增長戰略視為一個可以為古巴采用的誘人典范。

我們曾經希望這不是事實。但是，在研討會上，論及古巴面臨的難題時，幾位古巴經濟學家公開支持中國以外國直接投資（FDI）為基礎的出口導向的快速增長經驗，視之為古巴在當前國際形勢下維系其社會主義規畫的唯一希望。雖然這幾位經濟學家不過是在重復我們從其它國家的進步人士口中聽過的論點，但是，這些說法出現在一個討論馬克思主義對當代的重要性的會議上，而且這些經濟學家在彼時彼地發此言論也得不到什么好處，聽來格外令人難受。菲德爾.卡斯特羅（古巴總統）也在會議上，而古巴政府已經堅決拒絕了市場社會主義。

我們當然不是首批以馬克思主義觀點來批判中國發展的社會科學家。不過，我們清楚了解到中國對決定關于社會主義與發展的辯論正日益重要。而且，我們認為，對于中國改革后經驗的認識不清，標示了更深層次的對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理論與政治的淆惑不明，嚴重傷害我們爭取將世界從異化、壓迫與剝削解放出來的集體事業。因而，我們冒昧提出我們對中國與社會主義的研究成果，我們的批判集中在中國市場改革過程的經濟動力、社會后果與政治影響。雖然我們的作品聚焦在中國問題上，我們的希望和意圖是讓我們在此提出并探索的課題對中國以外的國家中關心社會發展與斗爭的人們也具有重要性。

第1章 中國如何發展至典范的地位
中國改革后的快速經濟增長使許多進步人士認爲，中國的經驗證明在既存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里另有可行的經濟增長之道，中國堪爲一個發展典范。有意思的是，雖然這些進步人士大部分大都不愿意承認，但許多主流的經濟學家也同樣認爲中國是個發展典范，。

中國增長的經驗之所以獲得贊頌的基本事實是廣爲人知的：高速的經濟擴張、快速上升的外銷、以及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表一與表二提供了這些趨勢的一些指標。根據官方資料，中國不但在1985至1995年的大部分期間享有兩位數的GDP（國內生産總值）成長率，同時在1997-98的東亞危機當中和之后也維持超過7％的年增長率。出口在擴張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從它高度的增長率和它對GDP之比日益增加顯然可見。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資料顯示，2000年，中國出口占全球6.1％，緊追在美國、德國和日本之后，位居全球第四大出口國。在1985至2000年期間中國的出口增長居全球之冠，比第二位的美國高出兩倍多。（注一）

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中國的凈值也暴增，從1985年的10億美金到2002年超過500億，占此時期全國資本投入的一個重要部分。「即使在2001及2002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流量分別降低約1/2和1/3時，流入中國的投資仍然持續擴大。」數量多到去年中國成爲「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首要目的國。」（注二）

然而，這些只是表面看到的事實。這些事實并不能說明爲何從左派到右派的發展經濟學家都據此而共同稱許中國爲發展中國家的典范。本書的以下幾章將著力于批判對中國經驗的這種觀點，但重要的是，我們先須探討産生這種觀點的變遷中的全球歷史脈絡。這樣才能夠幫助我們厘清許多理論和政治上的混淆，并搞清楚我們推進社會主義事業所必須克服的難題。

中國作爲新自由主義的典范

1989年后蘇聯解體，前蘇維埃共和國和東歐的前蘇維埃衛星國又采納了新自由主義政策，起初令新自由主義圈子彌漫洋洋自得的勝利氛圍。這些前「社會主義」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的建議與支持下，快速終止計劃經濟、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并開放進口市場和外國投資，似乎驗證了新自由主義「歷史終結」的想法。不幸的是，這些「休克療法」造成了重大的經濟崩潰（特別是在俄羅斯），時至今日東歐的工人還深受其害。這些挫敗對主流的經濟發展思想産生了兩個作用。

第一、它們激起了關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適當步調、次序和制度要件的辯論。（注三）保守的新自由主義者，例如 Jeffrey Sachs，將休克療法的災難后果怪罪于政府的腐敗和對改革的決心不夠。而新自由主義者的左翼，譬如Joseph Stiglitz，則質疑立即全盤自由化和私有化是不智的。后者推薦一個較爲審慎的改革計劃，主張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和信心應優先于貿然的貿易自由化和短期的資本流入。

然而，盡管有這些不同，這兩派新自由主義者同樣忠于競爭的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和資本的自由流動這些終極目標。因此，兩者都視出口競爭和吸引FDI爲成功發展的關鍵。就這點來說，主流派在發生休克療法的災難之后，對經濟發展問題的辯論實際上厘清了新自由主義共識的核心要素。

第二、在新自由資本主義之外「別無出路」（TINA）的思維持續當道下，后蘇維埃國家轉向自由經濟的失利促使新自由主義者去尋找新的成功故事，以樹立可讓其它國家效法的榜樣。從過去他們想利用南韓作爲自由市場的樣板國家（盡管南韓的貿易與FDI顯然并不是采取漸進或他種自由市場的政策），可以明顯看出這種策略是出于投機心態。問題是當時沒有其它顯著的資本主義發展成功的案例可用（注四）。因此，在1990年代早期，當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主要靠外國直接投資和制造業出口而獲致快速的經濟成長時，南韓馬上失去樣板國家的地位，由這些新興的跨國資本的輸出平臺取而代之。之后，東亞危機發生了，于是又需要尋找新的樣板國家。拿中國作爲典范既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保守派及其左翼在策略上的歧見，也反映了兩者的根本共識。（注五）

保守派新自由主義者對東亞債務危機的反應完全是一副投機嘴臉。他們唾棄這些陷于危機的國家──就在幾周甚或數日前還被贊許爲自由市場的成功故事──認爲他們是腐敗透頂的「戚友特權的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t）體制，亟需改造成全盤的自由市場。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和深陷危機的政府聽從了他們的建議，在蕭條并債務累累的經濟體中實施了貶值、金融財政緊縮和引起混亂的私有化計劃。一直要到類似后蘇維埃休克療法的災難儼然成形時，他們才稍稍收手（而大部分有厚利可圖的東亞企業卻被外國投資者給收購了）。

同時，爲了保衛他們政策的利益，新自由主義的保守派將注意力轉移至墨西哥。在1990年初期，他們曾建議墨西哥向東亞學習，墨國稍早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失敗也被他們怪罪于腐敗和戚友特權成風。然而，墨西哥在1996和2000年期間還是維持了經濟的正成長。更重要的是，墨西哥是透過開放外國直接投資和貿易、壓制工人的工資要求并一將國有企業與銀行私有化，把經濟改造爲制造業的出口平臺，才有持續的經濟增長。這樣，墨西哥變成了新的樣板國家，而且，比東亞更被看好。

可是墨西哥乍得的聲譽不過是曇花一現。在2001年墨國陷入了衰退，很大程度是因爲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它大爲依賴出口到今日已陷入衰退的美國。然而，即使美國開始了微弱的復蘇，墨西哥卻繼續停滯，因爲越來越多的國外出口制造商開始移往工資低得多的中國生産（注六）。保守派自由主義者最先的反應是譴責墨西哥腐敗，對成本效益和自由市場的改革也不夠盡心。然后，他們開始引用中國可觀的經濟記錄做爲新自由主義（尤其是「毫不動搖的堅持改革」）的威力的證明（注七）。世界銀行表示，如果中國成功而墨西哥失敗，那是因爲前者更有效地「從一個不友善的投資環境自我轉型」、更堅決地「在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擁抱全球化 。」（注八）

新自由主義的左翼對東亞危機有不同的反應：他們怪罪于過早放寬國內金融和（尤其是）短期的境外資本流動的管制。Joseph
Stiglitz和其它人也批評IMF和東亞政府所實施的緊縮的宏觀政策（尤其是高利率）、匯率調降，以及躁進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他們認爲這些只會加深這個地區的衰退，使得國內和區域的金融體系更爲不穩定，進一步削弱企業的信心。

新自由主義的左翼批評這些對策是正確的，即使他們對危機本身的原因的分析極爲膚淺──他們忽略了許多關鍵因素，諸如競相爭取FDI、以外商爲基礎的出口生産大量增加進口、區域和全球的生產過剩，還有與這些及其它的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的矛盾有關的資本市場自由化（注九）。不過，對我們目前的課題來說，左翼新自由主義者對危機的分析的重要之處是，它也導向對于中國的正面描繪。而這種描繪與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教義并無根本的歧異，此即「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極有可能使窮人受益」。（注十）

Stiglitz因此提出中國政權對資本的管制及擴張的宏觀政策來解釋中國得以免除東亞危機的最壞影響。（注十一）以此爲根據，他推而廣之把中國描繪爲「一個成功整合進全球市場的典范-但卻是用不遵照華盛頓共識的陳腐見解的方式達成的。」（注十二）根據這個分析，「中國采取私有化和減少貿易障礙…不過是以防止社會結構在這過程中裂解的漸進方式實行的。在幾乎不受IMF的指導下，中國達到高增長率同時減少了貧窮。」（注十三）不同于俄羅斯休克療法的經驗，Stiglitz說：

「中國將創造競爭力、新企業和工作等置于私有化和改造既有企業之前。中國了解宏觀穩定的重要性，從來沒有混淆目的和手段，也沒有過度對抗通貨膨脹。它了解到如果要維持社會穩定，必須防止大規模的失業，創造工作機會必須與企業改造同時并進。中國的自由化是漸進的，并且確保將被置換的資源重新配置到更有效的用途上，不任其荒廢閑置。」（注十四）

事實上，Stiglitz「1998年在北京的談話，稱中國是目前爲止，低收入國家邁向市場經濟最爲成功的。」（注十五）

這樣把中國經濟描述成順利而低成本的市場化是片面的理想化的說法。然而，它可以讓Stiglitz和其它的左翼新自由主義者振振有詞地主張在短、中期實行不完全受制于市場的自主政策，卻仍然矢言忠于把市場、自由貿易和FDI（簡言之，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的分工）作爲經濟發展的唯一可行之道的信念。Nicholas Lardy對新自由主義共有的這種核心觀點在中國的應用作了有用的概括：

「中國的經濟增長前景……持續強勁看好。相當程度上，是因爲前二十多年經改的積累結果。最重要的是，價格自由化逐漸進展至今，幾乎所有商品都已經由市場來制訂價格。同樣重要的是，改革大大加劇了競爭，不但是制造業，而且在建筑業，以及服務部門的許多部分的競爭都加強了。價格普遍由市場決定和競爭性的市場改善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外貿部門在加強國內市場競爭的作用特別重要，但往往被低估了。」（注十六）

這就是中國作爲（至少到目前爲止）首屈一指的新自由主義樣板國家的形象。

中國作爲進步的典范

由于號稱社會主義經濟體的前蘇聯和東歐解體，使得許多左派處于招架無力的守勢。自然地，左派經濟學家開始對中國感到興趣，雖然其原因（至少就表面來看）與新自由主義是徑相對立的。俄羅斯式的「休克療法」在意識形態和結構上都有急遽的轉型，中國與之迥然不同，政府依舊宣稱盡心建設社會主義。此外，中國較爲漸進的改革政策也造就了快速而且持續的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改革采取中央放權和市場導向的特色更加吸引了許多左派，特別是在學術圈里面。主流經濟學家一直認爲中央計劃和國有制是沒效率的，東歐政府放棄社會主義而擁抱資本主義似乎又證明了這個觀點的正確性。對許多左派來說，中國的改革規劃一開始似乎在資本主義和中央集權的國家社會主義之間提供了「第三條路」。國家雖然繼續維持它在國有企業里的核心角色，卻減少經濟的中央計劃，強化地方政府的權力，創造了新型態的企業組織（包括了小私有企業以及集體的鄉鎮企業），并且提倡根據利潤與生産力分發工資、加強市場關系以刺激所有企業（包括仍占主導地位的國有部門）的效率。這些「市場社會主義」政策似乎得以免于一般對中央計劃的批評，同時在日趨由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學術界里，這些政策也比較容易用主流的市場分析的論述來辯解。

在1990年初期，許多進步人士和左派學者在他們的著作里，即使對未來抱持謹慎態度，大部分基于中國強勁的經濟表現已經顯示其對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行性甚至優越性的堅定信念，。譬如M. J. Gordon就說：

「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經驗顯示了可稱之具有『市場社會主義』特色的政策提供了一個可行和成功的出路……雖然這些改革可能不是在他處該被完全照搬的模式，它們說明了一條中間道路是可行的。」（注十七）

同樣地，Victor Lippit也以中國經驗來質疑「冷戰已經結束而資本主義大獲全勝」的想法：

「中國的經濟成功迫使我們更仔細地思量廣爲流傳的社會主義終結論。中國的公共政策是爲了建立一個市場社會主義的體制，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和私有企業在其間可以并存。如果這種混合的生産方式可以維持下來，如果對國家經濟和政治生活的人民／民主控制可以建立起來，那么很有可能目前就是社會主義轉型的時期。如果相反地，資本主義企業凌駕國有和集體企業，資本主義轉型就排上了日程。重點是，鹿死誰手，尚未得知。既然社會主義發展的可能性還在，考量中國的案例可以在思考所謂資本主義已然勝利之說時，提供一個全新的觀點。」（注十八）

總之，中國市場社會主義改革的表面成功不但給了許多左派新的希望，認爲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不是真正的歷史終點，它在重新詮釋全球范圍內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斗爭時，也提供了正面的參照點。（注十九）

從分析和意識形態上，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産生共鳴的，不僅是學術圈，在一些僅存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中，對中國模式的興趣也很濃厚，特別是越南和古巴。畢竟，蘇維埃體制崩潰之后，古巴遭受了嚴重的經濟震撼。它亟需能夠創造外匯收入來彌補在市場和國外援助上的損失的新策略。

古巴政府以及古巴經濟學家們很自然地心儀中國的持續經濟成長，更驚訝于中國日益成功地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并制造工業品外銷。在初步研究之后，菲德爾?卡斯特羅在1995年訪問了中國與越南，古巴政府并制訂了一個深受中國經驗影響的古巴經濟重整計劃草案。（注二十）雖然古巴政府后來宣布不會追隨中國和越南走上市場社會主義，古巴經濟學家們繼續仰慕中國得以「整合進全球制造業生産和貿易的網絡」，一位古巴經濟學家稱這樣的整合爲「今日發展的必由之路」。（注二十一）

事實上，許多古巴經濟學家依然持續呼吁采取一整套政府政策來幫助古巴吸引與全球生産網絡相連結的更復雜的制造加工業，以作爲觀光和其它當前的外匯來源的補充。（注二十二）雖然這些經濟學家堅決否認，但是這個論點明顯地是要求古巴采納一個外銷導向、外國驅動的增長策略。這個策略將要求增強市場力量、創造一個混合型經濟、以及放松國有企業的中央管制──這些顯然都受到中國模式的強烈影響。

中國的改革過程以削弱社會主義爲代價而強化了市場力量與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古巴政府不愿表態正式承認中國是個典范是可理解的。（注二十三）更廣泛地來看，在整個1990年代，當改革的后果愈來愈明顯時，認爲中國正在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左翼人士減少了。但是，這個趨勢并沒有嚴重動搖較廣泛的進步圈子，他們仍然視中國爲經濟發展政策的正面模式。

視中國爲典范的想法在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證據已然確鑿之下，仍能不爲所動，是中國外銷與增長的成功及左翼的幾個歷史─知識傾向相結合的結果。在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曾分析先前資本主義勃發之際竄升的新興國家與區域中心，但一些依舊公開主張社會主義的人士，即使承認中國已經偏離社會主義，也鮮少分析中國的轉型對于世界范圍內的資本主義不均衡發展與更疊有何影響。（注二十四）

這種大規模、結構性的戰略─歷史性論述在1989年之后發展出來的「歷史的終結」氣氛之中已經不流行了，尤其是在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院化相聯系的后現代思潮興起的影響下。因而，許多社會主義者認爲，我們在發展理論與政策分析上，所能望者最多不過是反對新自由主義、主張政治民主的防衛性斗爭，而不是對資本主義的正面攻擊。這種觀點固然不必然導致對中國模式的全面支持，卻易流于不對中國的發展戰略提出整體批評，也不設想非資本主義的出路。

同時，另外許多進步人士已經對（蘇聯崩潰之前與之后）的官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徹底失望與疏離。這個群體非常自覺地希望從東亞找到一種社會經濟模型以用來對抗新自由主義并另尋出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日本是最受青睞的典范。進步人士拿日本的國家強力干預、號稱和諧的職場社會關系、充分就業、相對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優越的外銷成績當做證據，來主張日本的體制比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式資本主義對工人更友善，而且更有效率。在這種「進步性競爭」的觀點中，日本經驗顯示，爲了人道和經濟的理由，一個關注社會的國家與大公司體制的資本主義是可以而且應該追求的。（注二十五）

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日本經濟顯然進入了長期的停滯。進步性競爭的擁護者逐漸轉移目光到南韓，并偶而關注一些新興東南亞外銷平臺，尤其是泰國和馬來西亞。之后，1997-98年的危機來臨，這些國家陷入了困局。對這種進步觀點造成更大挫傷的或許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本國危機的對策是，大體接受新自由主義對危機的解釋，并采納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

許多進步派被迫尋找另類模型，他們既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工具，也沒有階級政治的觀點（必須要有這種觀點才會從工人-社區對抗全球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立場出發去尋找替代模式），這些進步派自然被吸引到中國模式。中國日益遵循類似當年東亞成功故事中的增長模式，但是，與那些國家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中國拒搞魯莽滅裂的自由化，因而安然渡過了區域性危機，只經歷了些微的動蕩。

事實上，這些進步派用來合理化他們仰慕中國體制的論點和新自由主義左翼非常類似，這也說明了爲什么Joseph Stiglitz的著作在左派中日益受歡迎。和Stiglitz一樣，這些進步派把中國的持續經濟成功歸功于它在貿易與財政金融上較有控制的自由化。同時，與Stiglitz一樣，他們稱許中國依賴外國直接投資，而非（中國政府依舊嚴密管制的）不穩定的短期資本流入。他們也都同意，要不是中國實行了抵制貨幣貶值的關鍵決策，東亞危機會更糟糕得多。

就這樣，進步派試圖利用左翼新自由主義者的分析來重申一些他們早期對抗新自由主義的進步性競爭論點。中國快速地增長，而且至少在口頭上還承諾堅守一個社會化的（國有和集體）經濟部門與計劃。但是，中國也已經放棄了中央管制并增強了市場的力量，甚至成爲全球頂尖的外銷國并吸引了大量的生産性外國直接投資。

一大批的進步／左翼力量因此轉而爲中國經驗背書，不太在意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一些學者甚至把他們對中國現行的經濟活力的贊賞延伸到遍布整個「大中華經濟圈」的華僑商業網絡。（注二十六）中國革命遺産的意義大多被貶低，只著眼在它創造出強有力的國家機器與其它條件，使中國的經濟蒸蒸日上，富有競爭力的作用，而不注重它賦予勞動人民與社區權力的潛能。中國過去在財富和收入分配以及大衆生活水平等領域的成就會被提到，多半是用來松散地連接到中國如何能成功地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例如，Walden Bello寫道：

「中國的經濟活力與一件我們在南半球的人民往往忽視的事情是分不開的：19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的一場社會革命消滅了土地與收入最不平等的分配，1970年代晚期市場改革被引進農業部門時，這場革命就爲中國做好了經濟起飛的準備。……同樣，中國也強調堅決從外國投資者手中奪回國家經濟控制權的解放運動，對未來的經濟發展所作的關鍵性貢獻。中國是一個強國，從革命中産生，并在數十年的熱戰與冷戰中淬練成鋼。……中國與大多數南方國家極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同外國資本之間的關系。北京面對外國投資者時非常強硬，而且在他與國際企業界的關系中占上風。然而，外國投資者仍然爭相涌進中國，無視各種管制。……尊重是中國政府從外國投資者得到的待遇，也是我們的政府無法得到的。在國家經濟利益的問題上，中國與我們這些國家的差別在于一個成功的革命民族主義斗爭已經建構成爲一個明智的政府。」（注二十七）

以這種方式，進步性競爭思想把社會主義與革命從人類發展與解放的工具轉化爲資本主義發展與競爭力的前提。擁抱這種觀點的人士往往忽視的一個事實是：外國投資者之所以會尊重中國政府、愿意忍受對FDI的種種限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政府愿意提供大量便宜又高生産力的勞動力。換句話說，強調中國革命后的成就同其當前的資本主義成功之間的表面聯系，轉移了注意力，使人看不到這種成功的前提：一個愈來愈無保障的勞動隊伍，其自我組織的努力不斷被全球最威權的國家政權之一所壓制。

在中國問題上的思想混亂

進步派和新自由主義者共同擁抱中國顯示了后冷戰時代存在的分析與意識形態上的混亂。不幸的是，在響應資本主義的矛盾之際，一忽兒吹捧這個樣板國家，一忽兒又吹捧另一個樣板國家，對左派的傷害往往遠大于主流的分析家和決策者。一般的理由是，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力量握有權勢，可以主導對事件的詮釋，從而控制意識形態的沖突。

更具體的原因是，一個又一個地追尋國家典范易于使人誤以爲根據個別國家的資本主義增長經驗可以建立起進步的政策綱領。正如馬克思、列寧與托洛斯基所認知的，問題在于如果不從更廣闊的區域與全球層次考察資本主義的動態變化與矛盾，就無法理解個別國家的成功故事。在資本主義的不均衡發展與危機之下，國家典范式的思維很快就導致一個接一個無休止地追尋成功的故事，而這些故事一個比一個更成問題。最終結果是，我們完全喪失了另類的視野、失去了理論的清晰度，也無法得到基層民衆的政治共鳴。

我們之前對中國上升到典范地位的描繪主要集中在新自由主義和進步人士圈子內的大略傾向。實際上，不管在左翼或右翼當然都不存在對中國問題完全一致的共識。然而，聚訟紛紜對進步派的損害往往比對新自由主義者還大。

新自由主義者常常對某個國家在自由市場改革上的進展程度有著不同意見（對一些人來說，再怎么解除管制和私有化都嫌不夠徹底），但萬一他們當前的樣板國家陷入始料未及的危機，他們的分歧就會極便于新自由主義見風轉舵。雖然他們現在奉中國爲典范，但也不難找到一些新自由主義者的警告：如果改革過程未竟全功，貪污腐敗不根除，未來可能會有挫敗。同時，新自由主義者現在用中國的改革經驗來批評古巴不將其經濟更徹底地市場化。（注二十八）如果中國的狀況惡化了，他們總是能找到另一個自由市場的成功故事以利于與古巴和其它「落后」國家對比。

然而，對有志于推動徹底變革，建立一個以工人─社區爲中心的經濟體制的人們來說，分析上的歧見往往涉及集體價值觀、遠景和策略的不同認知，這些不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是不可能輕易扭轉的。畢竟，對進步人士來說，不可或缺的是用清晰而一致的價值觀、遠景和策略鞏固起來的運動。但是，維護現狀者卻恰恰相反。對護衛現狀者來說，群衆在政治上渙散是一個正面價值，而成功的典范很快速地一個換過一個所造成的思想混亂只會更促使民衆中心無主、渙散無力。

總結來說，我們不僅不同意那些把中國視爲發展典范（不管是不是社會主義）的進步人士，我們還認爲他們推導出這個立場的過程凸顯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進步圈子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拒絕。我們認爲，馬克思主義既是理解資本主義，也是建設足以超越資本主義的運動的最有效的框架。因此，本書對中國的探討遠不只是關于一個國家的經驗的學術辯論，而是爲了發展可以幫助我們改造世界的清晰理論和戰略觀點。

第2章　中國的經濟轉軌

■Martin hart—Landsberg & paul Burkett/譯■方聞

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們于1978年宣布他們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方案時，他們辯稱，有必要克服該國日超嚴重的經濟停滯和浪費問題，而這些問題是由毛澤東時代過度集中的國家計劃和生產體系所導致的。中國1980年代的高速增長和工業轉變使得許多左翼人士——既有中國國內的也有國外的——深受鼓舞，他們將市場社會主義視為實現持久增長、商品和服務平等分配，以及經濟決策中的新型民主參與的有吸引力的工具。

然而，盡管左翼的很多人心存各種希望，我們的意見仍然是，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并未將該國導向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而是導向了一種日漸等級化和殘忍的資本主義形態。在這一章里，我們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被看作可以促進社會主義更新的改革進程，是怎樣和為什么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

對此問題最容易的回答是，改革進程受到了那些害怕失去其特權的黨的精英分子的劫持。面對人民的各種變革要求，他們試圖尋找一種改革方式，以使自己能夠實現對國家財富的更為牢固的控制，并且引領自己通過試驗和過失擁抱“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雖然，黨的精英分子確實從正在繼續的資本主義復辟進程中獲得了益處，對此已經很少存在疑義了，我們還是認為，導致這個結果的不僅是單純的貪婪。正如我們在下文中所討論的，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也是改革進程自身產生的結構性矛盾的結果。僅管每個國家的經驗都由特定的歷史因素所塑造，并且因此而具有獨特性，我們仍然相信，對中國經驗的這種理解為各處的社會主義者都提供了重要的教訓。更明確地說，我們相信，中國的經驗為否認市場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賦予工人權力的、穩定而進步的形式之可行性的意見提供了強有力的論據。

后毛澤東時代經濟改革的歷史背景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奉行的社會主義建設戰略，強調重工業、集中的經濟計劃、生產手段的國有以及黨對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中國革命和由此產生的國家政策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成功：結束了外國對中國的控制和農村地區的封建關系，實現了充分就業和基本的社會安全，并為勞動人民帶來了普遍平等。

然而，為取得這些廣泛而重要的成就，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與“大躍進”（1958-1961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相伴的動蕩，導致了巨大的不穩定和人員死亡。由于黨拒絕實行工業民主。包括反對工人在企業管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城市工人的受挫感也不斷增加。唯一合法的工會聯合會，中華全國總工會，被證明是毫無幫助的。（注一）他在黨的嚴厲控制下運作，主要職責是提倡生產和勞動紀律。（注二）在（1949-1952）、1956-1957年和1966-1967年間，發生了為獲得更高的工資、更多的自行組織和自主的工人罷工。（注三）對于這些有組織的嘗試，以及作為這些運動基礎的和由其產生的政治傾向，杰基·希恩（Jackid Sheehan）作出了一些判斷：

到了1957年春未，百花齊放運動和由前一年積聚起來的工業中的不穩定浪潮達到了高峰，黨的權威面臨的不僅是個別人的不滿，而是一部分勞動者有組織的群體性反抗。自治的工會被組織起來，通常名為“冤情申訴會”（譯注一），而且，盡管這樣的團體許多都局限于某一單個企業之內，但是，也存在企業和地區之間對于行動的某些聯絡和協調……工人們自己知道，既然所有的事情，從工資的等級到學徒的期限，都在所有行業和地區實行統一的標準，那么，他們所經受的困難一般而言都是國家在個人和管理方面的決策的直接后果，因此，“他們的大量暴怒都指向了在工廠、政府、黨和工會工作的干部。”（注四）

人民對于經濟、政治和社會趨勢的日益增長的不滿，最終導致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在前一天，一個紀念亡者的傳統節日（譯注二），多達50萬名中國人在天安門廣場放置了花圈和詩歌，以懷念周恩來（他于當年1月去世）。因為周恩來曾經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受到紅衛兵的批評（部分是因為他保護了一些受后者迫害的人），中國政府將這一行動理解為對其政策的批評，它“一夜之間拿走了廣場的花圈，這導致了4月5日之后一天里激烈而廣泛的騷動，工人控制并在各處的工作場所組織了由此產生的運動。由于工人們道出了對于廣泛存在的徇私、偽善和不平等的不同意見，政府的鎮壓是相當殘酷的。”（注五）

因而，盡管革命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就，中國人民在毛澤東于1976年9月去世時仍遠未享受到生活水平穩定而可靠的提高，或者對其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民主控制。所以。毛澤東的逝世為中國人民提供了一個重估以往的努力、作出新的嘗試和促進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機會。

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澤東批評為“走資派”的鄧小平，被證明是一個老謀深算的政治戰略家。他能夠充分利用剛剛開始的后毛澤東時期的不確定因素，在提倡“團結和穩定”的基礎上，迅速恢復了自己的聲望。（注六）1978未，他繼任毛澤東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在公開宣布堅持社會主義的承諾的同時，鄧小平追求的是創造他和其盟友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他們的觀點是，主要因為毛澤東的政策過于空想化，而不能保持對客觀形勢的科學了解，他已經使國家處于一種悲慘的經濟狀況之中。他們辯稱，黨最緊迫的任務是幫助增強國家的生產力，這就要求引入市場力量。只有市場力量能夠克服中國現存的停滯狀況，并確保推動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進程所需的經濟進步。（注七）

事實上，1970年代末的中國的經濟，尤其是在工業方面，遠非處于災難狀態。例如，從1952年到毛澤東時代結束，工業產量以年均11.2%的速度增長。盡管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期間存在對生產的破壞，工業生產仍然在以年均超過10%的速度發展。（注八）而且，這些進展是在很少外援的情況下取得的。實際上，除了1950年代期間蘇聯的援助外，中國面臨的是一個不利的經濟環境。結果，中國是第三世界中為數很少的在進入1980年代時沒有外債的國家之一。

總體而言，農業的發展遠沒有這么成功。例如，食品生產僅能勉強適應人口的增長。正如莫里斯·邁斯納（Maurricc Meisner）所言：

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后整二十年，農村的生活水平實際上陷于停滯，在一個低得可憐的基礎上，每年增長不足1%。后1952年至1975年，盡管工業總產值增長了十倍，農業產量只增加了兩倍。即使那些進展也是在巨幅增加農業勞動力規模情況下取得的（注九）

造成這一可憐記錄的原因包括：對農業投資不足，為了資助重工業而保持對農產品不利的交易條件。以及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普遍存在的農業管理的專權和缺乏靈活性。（注十）與此同時，通過人民公社制度，中國的農民在公共衛生、住房、教育、和社會安全方面確實享受到了富有意義的進步。此外，“1949年之前存在的財富的嚴重兩極分化消失了。”（注十一）即便就生產本身而言，中國的農業部門也仍然比許多別的第三世界國家做得好。正如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所指出的，“1977年，中國以（與印度相比）少14%的可耕地，生產了人均多30%至40%的食品，并且在多出50%的人口中實現了公平得多分配。”（注十二）

盡管如此，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中國的經濟面臨著嚴重的、日益增長的問題，這些問題只能通過采取新的國家政策來加以克服。在經濟發展更為復雜化的同時，經濟計劃變得過分集中，不能有效而迅速地對人民的各種需求作出反應。某些商品生產過剩，而另一些則供不應求，運輸和分配缺乏效率，還存在產品質量差的難題。

在工業生產的組織方面也存在各種問題，生產率在下降，只是通過不斷擴大資本投入和增加工業勞動力才維持了產量的增長。工廠在為其提供終身職業的條件下雇用工人，這意味著，在許多情況下，工人被雇來從事的活動毫無效益，工資在全國范圍內確定，而且基本凍結在1956年的水平。此外，工人很少得到機會或鼓勵，以對生產條件進行控制并根據需要對其加以改造。

經濟也由于投資不平衡而受到損害，以犧牲輕工業和農業為代價，過多的資金被投入到重工業中。農民深受這一戰略之苦：他們被迫把自己的產品以低價賣給國家。工業工人則苦于消費品的缺乏。

“文化大革命”是重振制度的一次嘗試，但也產生了消極的后果，這些后果不僅是對生產、投資和技術進步的破壞。它并未通過加強勞動人民的集體組織而賦予他們權力，而是通過上層精心組織的、持續不斷的運動使他們變得筋疲力盡，降低了社會和道德訴求對他們的吸引力。而且，隨之而來的是重新強調黨對生產和社會各個層面的等級森嚴的控制。（注十三）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工會基本上暫時停止了活動。當其于1970年代末恢復活動時，它們被改組以確保黨對其活動的更大控制。（注十四）

簡而言之，制度在磨損，而且，工人與農民的不滿在增長。迫切需要在中國過去成就的激勵下進行建設，同時賦予工人和農民權力，以創造新的決策和計劃結構。別的且不論，這意味著，在經濟和政府決策方面實行調整和分權，以增加有關的生產者對其勞動條件和產品的直接控制。遺憾的是，這并非毛澤東之后的政府回應人民對于變革的要求的方式。

后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進程

鄧小平領導下的黨認為，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需要提高國家的生產力，而不是進一步試驗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且，按照鄧小平的觀點，對市場的更多運用是提高生產力的最佳方法。市場將有助于克服過去的集中決策帶來的問題，并且為更有效率地利用包括勞動力在內的生產資源留下充分的余地。預言的結果是，將出現更快的增長和技術進步，加上消費量和消費者福利的持續增加。

使中國經濟市場化是黨的決定。不存在試圖通過加強市場力量以解決中國的許多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群眾運動。正如羅伯特，韋爾（Robert Well）所言：

“市場”被政府的命令強加給中國人民，這在強行結束毛澤東領導下發展起來的農村人民公社制度方面表現得尤為顯著，取而代之的是單個家庭的承包制度；在國有企業和所有其他主要的社會公共機構，包括學校在內，社會主義形式的群眾公共福利均被同樣迅速地強制撤消。（注十五）

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盡管開始市場化可能曾經是黨的決定，市場的規則很快就被證明是無法控制的。改革進程的每個階段都會產生新的緊張和矛盾，而它們只有通過進一步擴大市場的力量才能得到解決，這導致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日益鞏固。因此，情形并非如改革者所企圖證明的那樣，是“利用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事實已經是，市場社會主義“利用社會主義來建設資本主義”。（注十六）

改革進程：第一階段（1978-1984年）

在1978年12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更多地運用市場力量，作為實現“向社會主義現代（建設）的歷史性轉變”的關鍵。黨要求給予地區和省級計劃機構更大的許可權，讓國有企業經理擁有更多的組織生產的權力，并且鼓勵包括合作企業和私營企業在內的更加多樣化的生產方式。按照黨的聲明，經濟活動的總體結構和方向仍將由集中的計劃決定，但是，現在，新的增長將越來越多地通過這些新近得到加強的經濟角色的活動來推動和組織。構成這一新的道路的基礎并賦予其連貫性的核心因素是，對市場的創造性的和靈活的運用。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部門將受到新的追逐利潤的自由的刺激，而且，市場力量將確保它們各自的決定既對人民的需要又對黨制定計劃的全部初衷迅速作出回應。

1979年初，改革首先在挑選出來的幾個城市實施。國家推進市場社會主義的努力的核心是創建一個勞務市場。如果不能自由地分配“勞動力資源”，經理們將無法按照市場信號合理地調整生產，從而提高經濟的總體效率和生產率。因為政府明白，這一政策損害了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成就，它由通過小規模的實驗方案進行的勞務市場改革開始，按照這些方案，被挑選出來的企業的經理們得到授權，他們可以中止終身雇傭合同、懲罰工人，甚至關閉某些無效率的公司。

1983年，國家采取了一個重大步驟，它命令國有企業在合同的基礎上雇傭新的工人，這意味著他們的受雇時間受到限定，而且沒有正式的國有企業工人所享受的職業安全和福利。（注十七）“到1987年4月，中國的國有企業已經注冊了751萬名合同工，約占工業勞動力總人數的8%”而且，另外的600萬名國有企業工人面臨“將導致他們成為合同工的用工改革”。（注十八）合同勞動制度的一個明顯的后果是，在產業工人階級內部增加了不平等和分裂。

挑選出來的國有企業還得到允許，在完成計劃指標之后，生產并以高于政府的定價出售商品。另外，規模較大的國有企業還被允許，保留它們的一部分利潤用于投資和獎金發放。（注十九）

作為改革進程的一部分，私營部門也得到了新的鼓勵。開始時，私營企業被限定雇用少于7個家庭成員和“學徒”。然而，那個限制很少得到執行；1987年它就被完全廢除了。私營部門的勞動力總人數從1970年代末的24萬增加到1981年的110萬，和1984年的340萬。（注二十）

同時，國家鼓勵城市集體企業的發展，其中包括一些具有相當規模的生產輕工業消費品的企業、較小的生產傳統手工藝品的工業企業，以及相對較大的零售和服務公司。盡管起初它們對國有部門存在依賴，城市集體企業是（以利潤為導向的……而且，它們中的許多實際上是私營公司，為了獲得商品供應、信譽和稅收方面的便利而戴了一個偽裝的“紅帽子”）。（注二十一）集體企業的工人完全是工資勞動者，而非所在企業的主人。此外，他們享受不到國有企業工人的職業保護和利益，而且得到的報酬通常也比后者低。表3顯示，截至1980年

表三：國營企業與城市集體企業在總就業人口中所占的份額

注：國內貿易包括批發業與零售業以及餐飲業。

來源：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2（Beijing：china Statistics Press，2002）.

代中期，在制造業和國內貿易業的總就業人數中，城市集體企業已經占了相當大的份額。

盡管采取了這些積極行動，在（改革進程的）這一階段，國有企業仍然保持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國家計劃仍然指導著大部分的經濟活動。例如，直至198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依然雇用了近70%的城市工人。不過，正如表3所示，與1978年時擁有城市就業者78%的份額相比，這一數位還是表現出了顯著的下降。國有企業就業者的相對減少在國內貿易部門尤為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改革進程剛開始的時候，國家就將吸引外國跨國公司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原因之一是，外國企業被認為是引進黨所希望鼓勵的，以資本主義為導向的市場原則，并使其合法化的最好工具。黨不能指望立即將國有企業轉變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公司。經理和工人們對市場化進程很少有經驗，而且，預計他們中的許多人出于各種原因會反對該進程。另一方面，在組織和指導其經濟活動方面，外國企業被認為理應得到、并且可以準予大量自由，因此，他們就能夠為渴望進行的國內生產關系的調整提供樣板和激勵。

因而，1979年，鄧小平在廣東和福建省沿東南海岸為外國投資者指定了四個經濟特區，開始實施他所謂的“開放”政策，他辯稱，作為學習在市場經濟中如何行事的“學校”，外國投資將有助于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并帶來新的技術。這些特區被廣泛宣傳，但是在吸引許多投資方面起初并不是非常成功。為了試圖鼓勵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1983年，中國政府放寬了對合資企業中外資的限制性規定,并且允許外商獨資企業存在.

城市改革進程的最初影響之一是價格上的上漲。國有企業開始將銷售目標轉向不受控制的市場，在那里他們可以索要更高的價格。私人生產商跟著這樣做。按照官方的說法，價格1979年上漲了6%，1980年上漲了7%，實際的通貨膨脹率要更高。通貨膨脹使得國有企業工人的工資貶值，為了努力阻止工人反對改革，政府向國有企業追加了資金，以便他們可以提高工資。這種額外的開銷使政府預算出現赤字，1981年，國家開始發行公債以籌集資金，這是1950年代初以來的第一次。（注二十二）

一些國有企業的關閉和政府強加于國有企業的新的勞動規定也導致了失業。政府應對這一問題的方法是，加強對私管和集體企業的支持，這部分地是因為它們的活動不依賴于政府的資金。

1981年，由于通貨膨脹和工人對用工改革的抵制產生了對于社會和經濟不穩定的擔心，國家決定，暫時終止其城市改革的嘗試。它減緩了經濟活動的速度，并且對國有企業的活動，尤其是銷售和定價，重新實行集中控制。

在城市改革實施后不久，國家開始努力改革農村經濟，目標是，通過以市場為基礎的改革增加農業生產。1979年春，政府將糧食征購價格提高了20%，并且為農民超出限額出售給國家的糧食提供50%的加價。他同時還提高了其他農產品的價格。（譯注三）（注二十三）另外，它削減了國家對農村市場的管制，并提高了人民公社內部私人自留地規模的法定限度（注二十四）

1980年9月，政府采取了改革進程中的另一個重要步驟：它下令對農業生產實行非集體化。非集體化過程包括一系列階段，在此過程中，以人民公社為基礎的制度被以家庭為基礎的家戶生產制度所取代。到1981年，全部農戶中有近98%按照這一新制度的邏輯行事，利用集體的土地生產農產品以供在市場上出售。雖然在理論上土地仍然屬于公共財產，實際上，它已經變成了承包了其使用權的家庭的私產。（注二十五）1983年，政府公布了新的規定，從1984年起，允許土地承包者使用雇工進行生產，或者將土地出租給佃農。到1980年代末，土地承包者已經有了將其出租、售賣或傳給自己的繼承人的全部權利。

人民公社制度的終止，也帶來了政治和經濟權力向新的政府實體的轉移。1982年12月通過的憲法將以前人民公社所擁有的政治和行政權力賦予了新成立的鄉鎮和村政府。人民公社的工業資產也歸這些政府所有，并被改組為鄉鎮企業。

對進步人士，特別是中國之外的進步人士來說，中國改革戰略的一個很大的吸引人之處是鄉鎮企業的崛起。左翼對國家社會主義（譯注四）的批評主要集中于，對國有企業高度集中的控制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所帶來的缺乏民主和浪費。因為鄉鎮企業據說是由集體組織并以市場為導向的，他們被視為一個有希望的可供選擇的組織形式。

鄉鎮企業的數量增加很快，從1987年的115萬家增至1993年的2500萬家。（注二十六）到1993年，鄉鎮企業已經雇用了超過1.23億名工人，而在1978年時這一數位為2800萬（見表4）。，這些企業從未作為賦予工人權力和促進社會主義的工具發揮作用。實際情況是，很少鄉鎮企業屬于工人可以參與決策的集體經營；他們實際上是“帶著偽裝的私管企業”。（注二十七）在許多情況下，個別的政府領導人通過任命經理和指導收入分配對他們實行管理。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事實上是合資企業，外國資本通過對董事會的支配，在其中處于控制地位。他們可以而且確實會破產。通常，工人中許多是臨時工，管理人員有權隨意雇用和解雇他們。（注二十八）

此外，工人的收入一直很低。至于鄉鎮企業,（被透露不受許多旨在保護城市工人的權利和工作環境的規定的約束。在這樣的工作場所，工會通常不存在或者處于瓦解狀態，而且，它們的福利、權利、衛生和安全記錄都非常差）。這并不令人感到到意外。（注二十九）研究結果已經顯示，“通常、鄉鎮企業工人獲得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起薪，而必須通過加班和計件的定額獎金來掙得其余的部分。甚至連起薪都沒有保障，因為最低工資是由當地的鄉鎮當局設定的，而鄉鎮當局的物質利益——既包括公共利益，也包括私人利益——與企業利潤的最大化密切相關。”（注三十）其實，鄉鎮企業的“競爭力和利潤率”主要建立在“極其廉價的農村勞動力的大量供應”的基礎上，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和單個農民家庭的貧困化，這些勞動力被解放出來。（注三十一）

就其對就業的貢獻而言，199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在絕對和相對值上都達到了頂峰。自1996年以來，無論是鄉鎮企業工人的絕對數量，還是其在勞動力總量中所占的比重都在下降，盡管其仍然在農村的就業人口中占相當大的比例（見表4）。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趨勢是強調私有化的好處的新的國家政策所導致的。鄉鎮企業衰落的一個后果是，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根據大部分報導，目前已遠遠超過1億人）季節性地移民至城市地區以尋找工作。在那里，他們組成了一個巨大的廉價勞動力庫，私營企業可以用其來懲罰城市的產業勞動者。（注三十二）

前文強調過的農業政策的改變，導致了農業產量在1978年至1984年間的大增長。按照達斯納的說法，這“可能是中國農業史上經濟方面最成功的時期”。（注三十三）農村的總產值，包括鄉鎮和村辦企業創造的產值在內，以年均9%的速度增長，而與之相比，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后十年里，這一數位為4%。結果，在1978-1984年期間，農村的人均

收入翻了一番。（注三十四）

表四：鄉鎮企業的就業人口數

來源：Ming Lu, jianyong Fan, shejian Liu and Yan “Yan,Employment Restructuring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Monthly Labor Review 125, no.8.(August 2002);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 statist: cal Yearbook 2002(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2002)

盡管中國政府企圖證明，他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政策是這些收獲的根源所在，真正的功勞應當歸于政府提供的更高的農產品價格，以及他將投資轉向支持農業和以農村為基礎的輕工業。（注三十五）實際上，農業的發展到1985年就停止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終結導致了農村基礎設施和社會支持系統的衰敗和瓦解。糧食產量下降，農民發現很難養活自己及其家庭，開始拋棄土地去農村或城市的工廠尋找工作。（注三十六）

改革進程：第二階段（1984-1991年）

黨在1982-1983年間凍結城市改革和加緊經濟控制，這成功地穩定了城市經濟。并且，受到早期農村生產和收入增長的激勵，1984年，國家決定重新開始——實際上是加速——其城市改革的嘗試。作出這一決策是基于，黨認定，通貨膨脹和失業應主要歸咎于此前城市改革努力的有限性，而且，克服這兩個問題的最佳方法是將改革推向前進。當局相信，如果給于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更多的經濟自由，那么，他們將能為了降低成本和價格而更好地組織生產。同時，新的鼓勵私管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發展的計劃，將有助于使失業率保持在一個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內。

盡管，在最初，黨提出市場改革是為了提供一個增加中央計劃和國有企業運行的效率和效能的機制，改革的第二階段實際上包含了向更多地依賴市場力量和非國有部門生產的政策轉變。因而，雖然1982年舉行的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給予經濟計劃以「主要的」地位，而市場調節被給予「輔助的」地位（譯注五），在1984年舉行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黨采用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從而提高了市場力量的地位。（注三十七）

更明確地說，新的改革措施包括了對國有企業的集中控制和支持的進一步消減。在過去，國有企業從國家那里接受其所需的全部資金，作為回報，它們將所有收入上交給國家。新的改革措施結束了這種關系。現在，國有企業被要求通過保留（稅后）利潤和向國有銀行系統貸款，而非接受國家的撥款，來為其運行籌措資金。“因為貸款是生息的，而且必須償還，當局就想當然地認為，貸款將激勵工廠負責人以更為審慎和在經濟上更合理的方式利用稀缺的資金，從而緩和某些商品過剩而同時另一些產品持續短缺的嚴重問題。（注三十八）

國家也改變了其與地區和省級政府的預算關系。現在，這些政府單位被賦予了保留其所收取的稅入和利潤之更大份額的權利，以及如何使用它們的更多自由。這是為了進一步鼓勵這些政府單位繼續進行投資，并按照市場機會的要求組織其轄區內的企業的生產。

在決定依靠市場力量調整生產和投資決策之后，國家已很少有選擇余地，而只能結束對價格的控制。1984年10月，黨下令，允許大部分消費品和農產品的價格根據市場力量的要求自由浮動。大多數工業產品的價格也被允許自由浮動，但是要保持在國家計劃制定者設置的限度之內。只有基礎工業和重要工業的產品，像鋼、煤和石油，將繼續由中央政府定價。（注三十九）

黨對市場力量更緊的擁抱也要求進行新的重大的勞務市場改革。這些改革措施必須確保國有企業經理享有按照市場情況需要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自由。1982年，中國共產黨已經“在新的憲法中廢除了罷工的權利。”（注四十）但是，黨關于結束國有企業工人就業保障的計劃，是一項甚至更有爭議的改革措施。（注四十一）一個折衷方案在黨內達成，黨下令，1985年10月之前已受雇于國有企業的工人將繼續擁有其職業保障和福利，同時，新雇來的工人將在一段明確的時限內被置于一個合同制度之下。（注四十二）此外，如果管理人員感到他們沒有足夠的工作成效，可以將其解雇。

作為衡量中國的改革進程在多么快地推進勞動力商品化的一個尺度，到1984年，國有企業的正式工人僅占中國工業勞動力（這也包括農村的產業工人在內）總人數的40%。（注四十三）因此，在整個198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在制造業的總就業中占有相對穩定的份額，這掩蓋了國有企業工人平均就業安全水平的實際下降。并不出人意料，國有企業工人反對這些導向勞動力雙層化和增加管理人員特權的措施。正如杰勒德·格林菲爾德（Gerard Greenfield）和梁寶森（Apo Leong）所言：

存在工人對勞動合同制度的強烈抵制，雖然在官方的說法中，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中實施1986年《合同法》的失敗，被歸咎于官僚主義與人們對為何或如何做缺乏理解。盡管經理們于1988年獲得了甚至更大的、得到官方認可的解雇工人的權力，他們還是沒有克服工人對于勞動合同制度的抵制。1986年，國有企業中只有6%的工人被置于合同制度之下，到1994年，這一數位增加到了25%。（注四十四）

已經受雇的工人拒絕放棄其職業安全，而且，新就業的勞動者堅持要求有得到安全的國有部門工作的權利，同時，工人對新的合同制度的抵制也帶來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注四十五）結果，“在被引入工作場所之前，改革措施被（尤其是被工會）作了相當多的重新解釋、修正和削弱。”（注四十六）例如，新的以績效為基礎的付酬計劃，只是非常局部地得到實施。（注四十七）

同時，國家繼續將外國投資放在一個很高的優先地位。1984年，原有的四個經濟特區的土地面積被擴大，而且，另外的十四個沿海城市向外國投資開放。1985年，珠江三角洲，（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和長江三角洲三個大的區域（譯注六）同樣對外國投資開放。實際上，整個沿海地區都已向外國投資開放了。

這種嘗試被深圳的所謂“成功”證明為正確，據稱，深圳在鼓勵出口導向的外國投資方面取得了成功，使自己成為全國“城市改革的先鋒”。實際上，深圳遠遠沒有取得成功。（注四十八）在該地區存在許多經濟活動，大部分顯然是政府在為外國投資者——特別是來自香港的投資者——修建場所。然而，盡管香港的工商企業確實在該地區進行了投資，他們的貢獻卻被證明是最小的。他們的企業利用了該地區的廉價勞動力，在發展工業技術或進行技術轉移方向卻甚少作為。它們對增加中國的外匯收入也很少有助益。“在深圳生產的約70%的產品銷往中國的國內市場（通常是為了非法獲得外幣），而非被出口。而且，深圳進口的大多數商品（無論是來自國外還是來自中國的其他地區），并未在該特區自身范圍內消費，恰恰相反，被轉售給中國內地的買主以非法獲利”。（注四十九）

深圳主要發揮的是一個私人非法牟利基地的作用，甚至在這一點已經變得清楚之后，國家仍在繼續推行其特區戰略。1986年，政府為外國投資出臺了新的更為寬松的規定。這些規定包括，降低稅收和其他營業費用、在雇用和解雇工人方面給予外國公司更多的自由，以及使它們可以更容易地獲得外匯。

1987年3月，作為其提議的沿海發展戰略的一部分，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要求給予外國投資者新的優惠條件。1987年10月，在向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一份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中，他宣稱，中國“必須以更加勇敢的姿態進入世界經濟舞臺”，而且，其目標應該是發展一種“外向型經濟”。（譯注七）（注五十）趙紫陽的戰略得到了大會的支持。

像以前一樣，改革的嘗試幾乎立即開始導致嚴重的經濟不平衡和緊張。在追逐利潤的自由被增加之后，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提高了其產品的價格，并且開始通過借貸擴大自己的生產能力。地方政府也開始犧牲農田，將其轉作工業之用。建筑材料、投資品和原材料的價格飛漲。需求的爆炸引起了進口（特別是基本投資品和機器的進口）的急劇增加。1985年和1986年，中國的貿易天平上顯示了相當大的赤字，分別為149億美元和120億美元。（注五十一）

通貨膨脹也成了一個重要問題。繼1985-1987年間每年上漲近8%之后，在1988和1989年兩年，價格竄升均超過18%。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物價上漲甚至更多，達到30%。通貨膨脹的再次大幅增加迫使政府提高國家工資。這反過來又產生了日益增加的中央預算赤字：1986年的紀錄為59億美元，1987年的新紀錄為超過60億美元，1988年則創下了超過90億美元的另一個新紀錄。（注五十二）這些赤字的資金要通過國家借款來籌措，這反過來又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

通過膨脹、實際工資的下降和貿易與預算赤字等問題的嚴重性，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變得清晰起來。起初，似乎改革取得了輝煌的成功。在1980-1989年間，中國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9.7%，與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的韓國不相上下。

成功的更為直接的證據來自于，在改革的這一階段開頭的很少幾年內，城鄉生活水平的得到普遍承認的提高。正如上文所指出過的，1980年代初農業生產的增長和農村工業的建立與發展，導致了農村收入的快速增加。農村收入的增加，加上政府支持輕工業并愿意積累預算和貿易赤字，結合起來確保了對商品和服務的日漸增長的需求，以及這些商品和服務的豐富供應。

然而，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和農業投入品價格的上漲，最終給農業生產帶來了困難，到1980年代中期，農業生產開始陷入停滯。農業收入在1978年—1984年間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而年增長率在1985—1988年間只有5%，到1989-1991年間則僅為2%。（注五十二）1984—1987年間，農村工業產量的年均增長率達到37.7%，作為通貨膨脹和政府對城市工業政策轉變的結果，農村工業在隨后的幾年里也面臨著日益增多的困難。（注五十四）

通貨膨脹也沉重打擊了城市工人，政府承認，在1987年，20%的城市家庭遭遇了生活水平的下降。（注五十五）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一份未公布的報告估計，該年度中國城市人口的實際收入平均下降了21%。（注五十六）而且，由于通貨膨脹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加速，尤其是對那些受雇于國有部門的人來說，貧困問題很可能會變得更加糟糕。

由于貿易和預算赤字、通貨膨脹、食品短缺和工人騷亂的不斷增加，1988年末，政府最后決定中止其改革努力，并通過收緊貨幣供應與消減銀行貸款和投資放慢經濟速度。1989年，經濟進入衰退期。鄉鎮企業尤其受到損害，因為它們嚴重依賴銀行貸款。農村失業人數急劇增加，許多失業者開始向城市移民以尋找工作。城市工人對經濟條件的抗議也日漸普遍。作為回應，“政府采取了更為強硬的態度”。

國務院總理李鵬吩咐警察對“社會動亂”保持警惕，同時，對媒體的控制加緊了編輯們被告知，不要對經濟改革進行批評，不要談論政治改革，報道在某些地方與波蘭相似的產業工人反對價格上漲的罷工事件時要非常小心。（注五十七）

這段歷史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高漲、「天安門事件」以及隨后的政治鎮壓提供了背景，鎮壓特別針對那些與學生團結一致的、組織了自治工人聯合會的工人。在整個1990年，中國政府在政治上保持了其強硬態度，在經濟上則維持現狀。

改革進程：第三階段（1991年~現在）

放緩經濟速度再次幫助恢復了經濟的穩定，激勵政府于1991年恢復其擴張性的政策。并且，1992年初，鄧小平在對中國南方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巡視時，開創了中國改革進程的下一個階段。在對經濟特區深圳的一次視察中，他斷言，“只要能賺錢，對中國來說就是好的。”

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它決定建立一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譯注八）（注五十八）當然，市場在中國已經完全可以自由運行了。這一個階段的改革進程具有深遠意義的發展是，黨現在已經決定放棄它長期堅持的、將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經濟最主要支柱的承諾。

正如W·K·Lau所言：“官方的國有企業改革政策曾經被用這樣的說法表達，即通過增加國有企業的自主權和經理人員對創造的鼓勵、使國有企業服從于日漸增加的市場規則和國家促使其發展的干預措施等方式，搞活大部分國有企業。”（注五十九）然而，現在，中國政府已經決定，不僅通過鼓勵非國有部門的更快發展，而且通過對國有企業進行實實在在的私有化，收縮國有部門。

這一步驟要求，對黨早先的關于國有部門應該在經濟中發揮領導作用的主張，進行小心翼翼的重新說明，以保持中國發展的社會主義性質：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個關于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與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觀點相一致，公有部門將繼續保持“在經濟中的主體地位”。這要通過其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來實現，同時，通過在“支柱產業”的企業和“基礎產業”中的“骨干企業”中“控股”，國有經濟發揮對經濟的“主導作用”。（譯注九）換句話說，可以想象，私營部門平等地參與軍工企業之外所有領域的活動，而國有企業生產“特別的產品”。（注六十）

國家的計劃是，將指定的國有大中型企業轉變為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將擁有二至五十個股東。股份公司將擁有超過五十個股東，并可以公開發行股票。100個中央管理的國有企業和12500個地方管理的國有企業被挑選出來實行這種轉變，到1998年末，這一工作已經大體完成。（注六十一）

1994年末，私有化政策藉“抓大放小”的口號得到推廣。根據這項政策，國家決定，將繼續控制1000個最大的國有企業，而“剩下的所有國有企業將可以用來出租或售入私人之手”。（注六十二）通過將國有企業轉變為所謂的“股份合作制”，私有化在合法地進行或者無論合法與否實際上在進行。在股份合作制企業中，股份應該只賣給企業的“雇員”（因此其具有“合作”的性質）。然而，“雇員”（職工）一詞包括管理人員在內，而且，實際上，有利可圖的企業已經大部分通過管理人員買斷實現了私有化，而工人為了保全自己的工作，被迫認購不賺錢的企業。（注六十三）

自1995年以來，對小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在快速進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在許多左翼的和進步的經濟學家贊揚中國的經驗為社會主義提供了一種新模式之時，這一私有化運動獲得了動力。到1990年代末，國有企業只雇用了8300萬人，僅相當于總就業人數的12%和城市就業人數的三分之一多。它們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也下降到只占38%。（注六十四）

這些新發展的結果是，股份制成為主要的企業組織形式。例如：

1996年末，已經有4300家國有企業轉變為股份制。在1997年，中國有超過9200家股份制企業，既包括剛創辦的，也包括由現有公司（既有國有企業，也有農村企業）轉變而來的；其中107家躋身于中國最大的500家工業企業之列，62家躋身于中國最大的500家服務業企業之列。它們的凈固定資產總額（譯注十）為500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全部國有工業企業凈固定資產總額的20%多。（注六十五）

私有化進程仍在繼續。1999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將“放開政策”（譯注十一）擴展為除適用于小型國有企業外，也適用于中型國有企業。2000年7月，北京市政府甚至宣布，國家和集體所有權將在三年時間內逐步撤出所有小型和中型國有（和集體）（譯注十二）企業。（注六十六）到2001年時，國有企業僅擁有制造業總就業人數的15%和國內貿易業總就業人數的不足10%。

中國共產黨采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即私營企業天生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為這一私有化進程辯論。它企圖證明，過去的各種經濟問題應歸咎于，國有企業在將其生產和投資決策徹底轉向以市場為基礎的營利活動方面的失敗。它們繼續雇用太多的工人，生產缺乏效率，而且繼續過度地依賴銀行債務和國家補貼以維持運行。

然而，對關于私有化的理論與實證文獻的考察已經得出結論，對私營企業優于國有企業的這種全盤認可是未經證實的。更確切地說，一致的看法（至少在新自由主義中堅分子的圈子之外如此）是。私有化對效率的影響取決于有關行業的市場形勢（包括財務與技術情況）、私營公司的管理質量，以及私有化過程本身（例如，在對被廉價出售的國有資產進行定價時）的無效率和腐敗程度。（注六十七）此外，被夸大了的、私營企業所具有的比公有企業更高的“效率”經常被歸因于，前者可以不受妨礙地追求私人利益，而國有企業卻經常被賦予追求額外的經濟和政治目標——諸如提供就業和福利，以及固定資本結構升級——的責任，這些目標具有高度的社會優先性，即使承擔它們的企業無利可圖。實際上，對1987-2000年期間中國的國有和非國有工業企業的一項詳細比較發現，它們之間的贏利差距完全可以從國有企業更高的稅率和更嚴重的資金緊張狀況得到解釋，這兩者均反映出了政府明確的優先考慮事項和/或對國有企業的歧視。（注六十八）

事實上，中國的私有化已經被階級力量的運用和改革進程自身的性質所驅動。在基本的階級動力中，“共產黨的干部利用他們的黨證‘借用’國有資產使自己成為資本家，同時，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下，他們揮舞棍棒要打破工人們的‘鐵飯碗’——工人們享受就業、住房、食品配給和其他利益的權利。”（注六十九）由企業和黨的內部人士進行的這種“資產掠奪”，可能以許多種不同的方式發生，包括欺詐、將資產選擇性地轉移至（設在中國內地或香港的）獨立的分公司、將企業資金挪作私人用途（例如，孩子的學費、娛樂和旅游費用）、避稅和逃稅、在建立合資公司時低估國有資產、機會主義地運用股份企業形式（股份制和/或股份合作制）、非法出售或者以低估了的價格合法出售國有資產，以及/或者呆賬和銀行借貸活動。（注七十）

不管用什么手段，資產掠奪將國有資產轉變成了可以被用來剝削自由勞動力的資本性資產，這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原始債累”的再現，盡管此次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名義進行的。拉塞爾·史密斯（Rusell Smyth）引證說，“每天流失的國有資產，‘粗略估計’價值在1億元至3億元人民幣之間。”（注七十一）其他研究則為資產掠奪是一個嚴重問題的結論提供了另外的支持：

1994年，以對5萬個國營工業企業樣本的考察為基礎，中國人民銀行起草了一份調查報告，題為“關于國有資產流失的研究報告”。報告發現，國有資產中僅有5%實現了增值，而有62%出現了貶值，23%的國有資產則完全失去了其所有價值。根據同一年國有資產管理局對12.4萬個國有企業的一項獨立考察，資產流失和無法說明的費用總計占樣本企業總資產的11.6%。自1997年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情形已經變得更加糟糕。（注七十二）

這種結局并非僅僅由于個人的貪婪所致，而且是黨疏遠它所自稱的工人階級基礎的必然結果。市場改革進行得越多，黨就越“引起勞動人民的反感，并且因而它就越迫切地感到重建私有財產的需要，以便將其特權傳給官僚的子女。”（注七十三）正如Eva Cheng所指出的。黨“為在除名稱以外的所有方面實現資本主義”而作出的努力已經“得到軍隊、省級和地方官僚的狂熱支持，這些官僚追逐其個人財富的能力，已由于大力推進財政分權所提供的物質資源而得到加強”。（注七十四）

導致黨贊同私有化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在改革前的財政體系中，政府的收入主要源于對國有企業簡單的間接課稅和直接的利潤轉移。在1957-1978年，全部財政所得的75%來自國有工業。（注七十五）然后，計劃制定者將根據計劃重點和支持社會福利政策的需要，再拔款給國有企業以供其進行生產和投資。

然而，預算體系未能跟上改革的進程。在市場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有企業不再自動將其所有收入轉交給中央政府。它們確實在繼續納稅，但是，數量受到其不斷下降的利潤的限制，改革進程是造成國有企業利潤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通過向不承擔國有企業的許多就業和社會福利義務的、競爭性的私營企業開放市場，黨削弱了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和獲利能力。（注七十六）

在國有企業面臨日益增加的財政困難的同時，私營部門卻得到了快速發展。到1995年，它擁有中國40.4%的非農業就業人口，35%的注冊資本，33.8%的工業產量，45.1%的零售額和47.7%的出口額。（注七十七）此外，私營部門享受特殊的優惠稅率。結果，雖然私營部門的經濟活動約占全國的40%，它支付的稅款僅占11.4%。（注七十八）由此產生的影響是，財政收入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又1978年時的近35%下降至1996年時的不足11%。（注七十九）政府因而發現，自己面臨著日越增長的預算赤字。由于中央政府曾保證，作為其改革嘗試的一部分，在發揮包括衛生保健和失業保險在內的各種社會福利功能方面承擔責任，這一發展階段尤其受到社會穩定問題的困擾。

國有企業也發現自己日益缺乏資金。導致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它們難以承受的稅收負擔。從1982年至1996年，國家通過稅收拿走了國有企業凈收入的86%。（注八十）這鐘情況迫使國有企業增加它們對銀行貸款的依賴。然而，國有企業利潤的下降意味著，國有銀行在一再延長那些日漸沒有能力償還其債務的國有企業的信用期限。這將中國的銀行系統推入了險境：

新華社曾經報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承認，中國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占其全部貸款的26.6%。到去年（2001年）9月末，這些商業銀行所擁有的不良貸款合計達1.8萬億元人民幣（2170億美元）情況可能比聽起來更壞，因為與國際結算標準相比，中國實際上大大地少說了其不良貸款的數量。國有銀行只是在一筆貸款已經兩年沒有支付利息時，才將其歸入不良貸款之列相比之下，國際標準是，超過三個月未支付利息的貸款就被算作不良貸款。按照恩斯特·揚統計俱樂部（Eenst & Young）的說法，中國銀行的貸款幾乎有一半可能永遠不會被償還。（注八十一）

盡管意識到這一問題，當局由于害怕國有部門的破產將加劇正在醞釀中的財政危機并產生潛在更為危險的失業問題，不愿意下令停止貸款。這樣，改革進程在國有（企業）部門中產生了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又被傳送到中央政府的財政預算和國有銀行系統。（注八十二）

黨發現，私有化是對這種情況的最有吸引力的回應方式。首先，出售國有企業將帶來極度需要的國家收入。此外，新近私有化的企業被期望在運行資金方面較少地依賴國家銀行系統。“曾經是中國計劃經濟的一個主要重工業基地”的瀋陽市，為了解由此而產生的私有化進程的規模提供了一個好的例子。”該市政與一家英國投資銀行在香港的一個子公司組建了一家合資公司，并將126家國有企業和18個工業集團放入其投資組合，以出售給國內和外國的投資者。”（注八十三）

類似的動力也導致了大部分鄉鎮企業的私有化。隨著1990年代初改革進程的繼續推進，鄉鎮企業失去了許多它們早先所擁有的有利條件。正如塞繚爾·P ·S ·HO（Samuel P· S·HO）、保羅·鮑爾斯（Paul Bowele）和Xiaoyuan Dong所言；

作為1980年代中晚期鄉鎮企業擴張主要資金來源的銀行，受到了日漸增加的以更高效的方式運行、并更仔細地審查貸款申請的壓力。國有部門企業改革的深化，進一步減少了在企業自主權領域鄉鎮企業享有的超出國有企業的組織上的有利條件。此外，鄉鎮企業所生產的許多產品的市場已經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鄉鎮企業所面臨的市場競爭程度加劇，而且宏觀經濟趨于蕭條。在鄧小平南巡給予經濟的刺激之后，1993-1994年期間，鄉鎮企業主要利用銀行貸款提供的資金，曾進行了大量的投資，現在他們進入了困難時期。（注八十四）

對鄉鎮企業同樣具有毀滅性的是，隨著新的通過私人生產獲利的機會的出現，許多經理開始將鄉鎮企業的資產或產品非法地轉移到私營企業，在那里，他們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1990年代中期，在黨作出對所有小型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的表態之后，這種資產掠奪的速度加快了。確信，“他們的企業遲早會出售給自己經理們（認為），企業資產跌落得越多，在地方政府最后決定出售企業時，他們需要支付的價格就越低。”（注八十五）

面對利潤和工業生產能力的日漸下降，鄉鎮和村的官員從國家官員那里得到了暗示，并且從1996年開始快速廉價出售鄉鎮企業。鄉鎮和村的官員往往將他們控制下的鄉鎮企業賣給曾經管理過他們的個人，認為這是確保結束原先曾有助于鼓勵私有化的資產掠奪的最有效的方式。（注八十六）

這些新發展的結果是，現在，中國的經濟前途嚴重依賴私有企業的表現，這一現實得到了共產黨的承認，如果不是歡迎的話。2002年，黨對私管企業主開放了其黨員資格，而且，2003年12月，它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憲法進行修正，以向私人財產提供新的、更有力的法律根據，將其置于（與公有財產同等的地位）。

私有化并非中央政府被其改革嘗試的矛盾所強加的唯一戰略。如瀋陽的例子所顯示，國家進一步加強了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努力。吸引外國投資很重要，這部分地是因為，沒多少國內的投資者擁有足夠的資金，買的起預定要私有化的大中型企業的股份。外國企業還被認為很可能有助于在整個經濟中促進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他們也被認為能夠產生彌補中國日益增加的貿易赤字所需的出口。

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中國政府推行了許多政策，包括向其開放新的地域和行業。如政府所要求，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資——1986-1999年間外商直接投資的近90%——仡今為止集中于沿海地區。（注八十七）最初的外資大半來自海外的中國人；但是，從1990年代初開始，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投資者大大增加了他們的份額。（注八十八）到這一階段為止，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資集中于制造業。然而，似乎存在以投資者的國籍為基礎的專業分工。如埃莉薩·布朗斯坦（Elissa Braunstein）和杰拉爾德·愛潑斯坦（Gerald Epstein）所言：

一端是來自香港、臺灣等地的中國居民中的投資者，他們主要投資于勞動密集、低工資的出口企業；（另一端是）來自日本的公司，他們投資于為日本市場進行的半成品和更高質量產品的生產；美國和歐洲的公司則主要投資于他們希望其產品銷往中國市場的企業。當然，美國公司也以在訂立合同的基礎上雇用低工資的企業為其生產出口商品著稱。（注八十九）

在改革進程的這一階段，中國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的成功和這種投資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可以通過許多種不同方式來強調。例如，表2顯示，從1990年代前半葉開始，以美元計算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外商直接投資在總投資中所占的比例快速增長，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果是，外國制造企業的分公司在中國制造業總銷售額中所占的份額快速而穩定地增長，從1990年的2.3%，上升到1995年的14.3%和2000年的31.3%（表5）。

也許最重要的是，在政府的鼓勵下，外國投資者已經幫助將中國轉變為一種出口帶動型的經濟。1990年期間，出口在國內生產總值

（GDP）中的比率穩步攀升。從1990年的16%上升至2002年的超過26%（見表1）。而且，如表6所示，這些出口越來越多地為外資企業所生產；他們現在在中國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超過了50%。作為這一進程的一部分，制造業出口在出口總額總所占的比重從1980年的48.6%，增加到1990年的55.7%和1996年的85.5%，（注九十）這一新的發展的結果是，現在，中國經濟的增長變得日益嚴重地依賴外國跨國公司的出口活動。

這種轉變被1997—1998年間的東亞（金融）危機加劇。此次危機導致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停滯，并且可能引發中國經濟的減速，而這種減速會帶來關乎就業和社會穩定的嚴重后果。作為回應，中國政府努力安慰外國投資者，并為使其重新開始投資提供了新的激勵。首先，這要求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而付出持久的努力。中國獲得了成功，于2001年12月成為該組織的成員。

這一成就很可能導致國有部門的進一步瓦解，以及外資生產作為中國經濟的領導力量的地位的鞏固。正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所言：

中國經濟存在一個雙重產業結構。在擁有由外資企業所支配的具有高度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出口導向型制造業部門的同時，它也有由國有企業所控制的相當傳統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部門，除此之外，還有享受較高程度的政府支持和保護的農業部門。雖然國有企業擁有差不多一半的中國出口額，它們的銷售目標總體而言首先是指向國內市場的。國有部門已經經歷了數年的轉變和調整，但是，改革進程還遠未完成。因此，快速拆除貿易壁壘和取消補貼會將國有企業棄置于外國的競爭之中，這可能破壞其出口表現，并導致進口大潮的發生。（注九十一）

外國競爭加劇的可能后果是，國有部門出現大片破產或者私有化。而且，由于存在巨額的進口，中國政府也將被迫增加對出口依賴。考慮到中國的經濟結構，這無疑將意味著外資企業支配地位的進一步加強。

結論

如我們所已經看到的，中國經濟已經歷了一個被劃作三個不同階段的改革進程。第一階段包含著為了創造一個新的、更有效率的市場社會主義經濟而進行的對中央計劃的消弱。第二階段包括了對市場甚于計劃的重現。第三階段已經導致了對私營企業甚于國有企業的重視，以及日漸增加的對外國企業和市場甚于國內企業和市場的重現。這一改革進程凸顯了市場改革的“濕滑的斜坡”。一旦開始走上市場取向的改革之路，改革進程中的隨后每一步就大半是被改革本身所產生的緊張和矛盾所驅動的。這一動力似乎證實了近來馬克思主義者對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的理論批評。（注九十二）

我們對中國改革的分析也對那些進步人士提出了反駁，他們雖然低估中國對社會主義的明確的參考意義，但是繼續將其看作國家發展的一個典范。在這些進步人士看來，中國的成功與東亞“奇跡”國家的倒退的對比顯示，國家干預的經濟政策仍然比自由主義有效。但是，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中國的改革方案已經損害了國家進行計劃和對經濟活動加以指導的可行性，從而促使了對日漸嚴重地依賴外國資本和出口的發展模式的采用——同一種發展模式的矛盾已經在1997-1998年的東亞危機中暴露出來。（注九十三）

簡言之，不管其目的何在，中國共產黨所開創的經濟轉變進程，已經導致了一種與社會主義很少關聯的經濟。對左派而言，將其混為一談是在關于社會主義真正意味著什么的問題上制造混亂，從而加強它的那些反對者的意識形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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