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主義是顛撲不破的偉大真理（修訂稿）

——駁《炎黃春秋》核心作者尹振環對于列寧主義的攻擊

奚兆永

［作者說明］由于作者疏于校對，拙稿有不少文字錯誤，影響讀者閱讀，在此謹向讀者致歉。有署名“昆侖山Z134”的網友寫了一篇《讀后感》指出了拙作的一些文字錯誤，在此，謹向他表示感謝。

鑒于以上情況，我對拙稿作了一次校訂，并在某些地方作了一點增補，成此“修訂稿”，請讀者繼續指正。

至于有網友認為，普列漢諾夫關于社會主義革命要求“國內居民具有極高的覺悟水平”在原則上也是錯誤的，我不贊成這個意見。革命離不開群眾的參與，如果群眾不覺悟，革命是搞不起來的，也是不能成功的。應該說，經歷了1905年“革命的預演”的俄國無產階級，特別是士兵，他們是有很高覺悟的。在這個問題上，普列漢諾夫以“國內居民具有極高的覺悟水平”這一條件不具備來否定革命是錯誤的。

一、從反毛澤東思想、反斯大林模式到反列寧主義

《炎黃春秋》以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為目標，因此他們反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反對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是必然的，反對斯大林和所謂“斯大林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蘇聯也是必然的。至于他們反對馬克思和列寧，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應該說也是必然的。為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大業”，他們不僅要反對馬恩列斯和毛澤東，還要“顛覆”一百多年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顛覆”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不過，君之志不可謂不大，不過君之能力則遠遠不夠，相差甚矣；要反對馬恩列斯毛這樣一些思想巨人，要顛覆一百多年世界和中國的歷史，真是談何容易？！就像一群螞蟻，竟想要撼動大樹，你們做得到嗎？在這方面，他們起初還有一點自知之明，不敢那么大膽，至多也只是跟在國際反共、反華勢力后面反對毛澤東、反對斯大林，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反對列寧、反對馬克思。一來是因為他們的那些作者雖然也有些是所謂“老革命”，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其實讀得不多，要反對馬列實在并沒有什么本錢；另一方面，他們也很清楚，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作為指導思想寫進憲法和黨章的，如果公開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會暴露他們自己的真面貌，而這對他們來說顯然也是不利的。所以在一定時期他們還比較克制，不是那么囂張。但是，隨著斗爭的日益白熱化，他們生怕錯過時機，也就顧不了那么許多了。在《炎黃春秋》最早把矛頭指向列寧和列寧主義的，是謝韜在2007年第2期發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在那里，他公開叫嚷什么“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東方國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列寧主義是布朗基主義的繼承和發展。”還說什么，“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社會民主黨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列寧標新立異，1918年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成立第三國際，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對此，我曾在當時寫的《列寧主義不容詆毀》一文里進行了批駁。前不久，《炎黃春秋》又在2010年第7期發表了其“核心作者”尹振環寫的《普列漢諾夫與列寧的爭論》一文，對列寧的名著《四月提綱》大肆曲解，攻擊列寧所領導的革命和革命策略，并且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人的專政”。對于尹振環的這一攻擊，當然應該給予批駁。

必須指出的是，謝韜、尹振環之流攻擊列寧主義，并不是他們的發明，國際帝國主義和形形色色的反動派一直就是攻擊列寧主義的。美國政府的重要智囊、蘇聯和國際問題專家茲·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說，“第三個有關斯大林的問題還未公開提出過，但卻有著更加深遠的影響，即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之間的關系問題。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一書的結論是，斯大林的恐怖做法來源于列寧主義，并具體地指出，來源于列寧的強制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然而，為了保持其歷史的合法性，蘇聯領導人不得不在邪惡的斯大林和完美無缺的列寧之間劃清界限。”（茲·布熱津斯基：《大失敗》，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頁）布熱津斯基此論一出，許多反共斗士好像茅塞頓開。在香港，有反共刊物《爭鳴》之編輯名溫煇者，乃積極寫作《列寧主義批判》，先在《爭鳴》連載，后又結集出版，該書還把普列漢諾夫的所謂《政治遺囑》作為附錄，用以壯大聲勢。他在內地的一些同道如謝韜、辛子陵之流得知后，如獲至寶。于是具有同樣思想觀點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也就很快在《炎黃春秋》上出現，從而形成了南呼北應的態勢。至于尹振環的文章《普列漢諾夫與列寧的爭論》，那跟《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也是一脈相承，其源實際上也來自香港，來自溫煇的《列寧主義批判》一書，只不過在今天發表，顯然與當前的形勢有關。可以看得出，那些反共的斗士們已經有點迫不及待、要狗急跳墻了。

二、尹文對列寧《四月提綱》的嚴重曲解

尹文在介紹《四月提供》時說，“這個提綱的主要點是：⒈‘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及跟隨無產階級的貧苦農民手中’，‘全部政權歸工人（農）代表蘇維埃’；⒉‘不要議會制共和國，要從下而上遍及全國的工人、雇農和農民代表蘇維埃共和國’；⒊‘廢除警察、軍隊和官吏’； ⒋一切官吏應由選舉產生，并可隨時撤換，薪金不超過熟練工人的工資；以及“把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立刻把全國所有銀行合并成一個銀行’，‘監督社會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等等。顯然，這個提綱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提綱，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提綱。”

從尹文的上述介紹和結論看，他對列寧的《四月提供》存在著嚴重的歪曲。

應該說，尹文對《四月提綱》所謂“主要點”的介紹既不全面，也不忠實，是很不嚴肅的。在《四月提綱》里一些非常重要的內容，尹文都故意將其隱匿，避而不談，而在《四月提綱》里列寧作為一個問題提出的觀點，尹文卻故意將其作為不同觀點分作幾條來介紹，故意制造混亂。比如列寧在《四月提綱》第一條說，“這次戰爭從俄國方面來說，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條件下，無疑仍然是掠奪性的帝國主義戰爭，因為這個政府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在我們對這次戰爭的態度上，決不允許對革命護國主義作絲毫讓步。”（《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頁）這一條是列寧對臨時政府采取否定態度的一個重要根據，是他全部立論的一個重要基礎。對此，列寧自己也十分強調。他說，“我們必須特別細致地、堅持不懈地、耐心地”進行宣傳，特別是，“要在作戰部隊中廣泛宣傳這種觀點。”（同上，第14頁）但是這個觀點在尹文里卻沒有作任何介紹。

又比如，列寧在《四月提綱》第二條中說，“俄國當前形勢的特點是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向革命的第二階段過渡，第一階段由于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這應當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同上，第14頁）這里所說的革命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過渡所涉及的實際上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可以說是《四月提綱》的一個核心問題，但是，在尹文介紹的“這個提綱的主要點”里竟然也沒有提到。

再比如，列寧在《四月提綱》第三條說，“不給臨時政府任何支持；指出他的任何諾言，特別是關于放棄兼并的諾言，完全是謊話，要進行揭露，而不是‘要求’這個政府即資本家政府不再是帝國主義政府，這種要求是散布幻想，是不能容許的。”（同上，第14頁）但是列寧的這些思想都沒有作為《四月提綱》的“主要點”來進行介紹。

相反，《四月提綱》的第五條被尹文分割為2、3、4三點孤立地加以介紹，使人看不到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其實，《四月提綱》第五條是列寧根據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政》中所總結的由巴黎公社提供了原型的那種國家類型所作的闡述，列寧稱它“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類型的政權”。（《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頁）尹文在引用列寧“廢除警察、軍隊和官吏”時未引用其注“即以普遍的人民武裝代替常備軍”也是不應該的，因為這會給人造成錯覺，似乎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就不要專政工具了。這當然是錯誤的。尹文最大的問題是其對《四月提綱》說下的結論，他把列寧的《四月提綱》說成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提綱”。這是對《四月提綱》的嚴重的曲解。這個問題，列寧在提綱第八條說得十分清楚，他明確指出，“我們的直接任務并不是‘實施’社會主義，而只是立刻過渡到有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社會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同上，第16頁）而尹文對此卻裝聾作啞，故意隱匿列寧這一極其重要的思想，好像提綱里根本就沒有此說。很清楚，列寧提出“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向革命的第二階段過渡，第一階段由于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這應當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并不是要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立刻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而是要把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轉移到無產階級手中。應該說，這一思想并不是在《四月提綱》里才提出的，列寧早在1905年7月寫作《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時就已指出，“革命的結局將取決于工人階級是成為在攻擊專制制度方面強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軟弱無力的資產階級助手，還是成為人民革命的領導者。”（《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頁）他還說，“馬克思主義教導無產者不要避開資產階級革命，不要對資產階級革命漠不關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相反地，要盡最大的努力參加革命，最堅決地為徹底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把革命進行到底而奮斗。我們不能跳出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范圍，但是我們能夠大大擴展這個范圍，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這個范圍內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斗，為無產階級的當前需要、為爭取條件積蓄無產階級力量以便將來取得完全勝利而奮斗。”（同上，第558頁）但是，在二月革命中，領導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列寧提出《四月提綱》其實就是通過揭露李沃夫領導的臨時政府繼續進行帝國主義之間的掠奪性戰爭，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改變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權轉到無產階級的手里。這里說的“兩個階段”的問題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是誰掌握革命領導權問題，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掌握革命領導權的問題，而絕不是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

當然，在《四月提綱》里，列寧提到了“一切土地收歸國有”、“把全國銀行合并成一個銀行”和“監督社會的產品生產和分配”，尹文把這些統統都看作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措施，其實，這些措施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根本談不上是社會主義的措施。必須指出，“土地國有化”并不是無產階級提出的口號，資產階級早就提出了這個口號；而銀行和辛迪加的國有化在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在戰爭時期也早有先例，這就是人們都很熟悉的“國家資本主義”。列寧說，“這類措施在戰時已有許多資產階級國家實行了，因為這是同日益逼近經濟的徹底崩潰和饑荒作斗爭所絕對必需的。”他還說，“土地國有化，把一切銀行和資本家的辛迪加收歸國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立刻加以監督等等措施，絕不是‘實施’社會主義。應當絕對堅持實現這些措施，并盡量用革命的方法來實現。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在經濟上完全可以實現；不采取這些措施，就不可能醫治戰爭的創傷；不可能防止即將臨頭的破產；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絕不會不去侵犯那些正是靠‘戰爭’大發橫財的資本家和銀行家的空前的利潤。”（《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請注意，列寧雖然強調這些措施的重要意義，但他同時強調這些措施“絕不是‘實施’社會主義”試問，連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都能夠實行的措施，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后為什么反而不能實行這些措施呢？

事實上，列寧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并不否定當時革命所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不只是在《四月提綱》里，就是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后寫的一些文章里，列寧都沒有忘記某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而不完成這些任務，就不能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變革。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說，“我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內容，指的是消滅俄國社會關系（秩序、制度）中的中世紀制度，農奴制度，封建制度。到1917年，俄國農奴制度究竟還有哪些主要表現、殘余或遺跡呢？還有君主制、等級制、土地占有制、土地使用權、婦女地位、宗教和民族壓迫。試從這些‘奧吉亞斯的牛圈’（奧吉亞斯是希臘神話里的國王，他的牛圈養了3000頭牛，30年從不打掃，以致糞便堆積成山。列寧用以喻藏污納垢之所。——《列寧選集》編者注）——順便提一下，一切先進國家在125年和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國在1649年）完成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沒有打掃干凈的奧吉亞斯的牛圈——試從這些奧吉亞斯的牛圈拿出任何一間來，你們都會看到，我們已經把它打掃得干干凈凈。從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憲會議（1918年1月5日）這十來個星期里，我們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以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他們執政的八個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倍。”“我們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作為我們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工作的‘副產品’順便解決了。”（《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566頁）

尹文還說，“列寧的這個提綱，當時幾乎找不到一個支持者。加米涅夫、斯大林認為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提綱’。在彼得格勒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對列寧提綱只有兩票贊成，十三人透了反對票，一人棄權。至于布爾什維克，幾乎全部認為是‘胡言亂語’。”企圖以此來說明列寧因為提出《四月提綱》使他成了一個孤家寡人。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不錯，在列寧提出《四月提綱》后，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并沒有一下子全部接受提綱的觀點，在有關的會議上對提綱都曾經有所批評。斯大林在4月6日（俄歷）中央委員會俄國局會議討論提綱時曾發言說，四月提綱只是一個提要，沒有事實，沒有關于小民族的答復，不能令人滿意。（蘇聯《歷史問題》1956年第8期，轉引自劉彥章等編：《斯大林年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而加米涅夫則在《真理報》發表《我們的分歧》一文，批評列寧的提綱“出發點是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并且指望這個革命立刻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麥德維杰夫：《讓歷史來審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頁，轉引自前揭《斯大林年譜》，第77頁）這與尹文所說的《四月提綱》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提綱”顯然不是一回事。在這方面，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評傳》一書里顯然夸大歷史了與列寧的分歧。比如該書引證幾年后（1922年）拉斯科爾尼科夫的追述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回來后在我們黨的策略中規定了斷然措施。必須承認，在他回來之前，黨內肯定是非常混亂的……人們認為，掌握國家政權的任務是一個遙遠的理想……人們認為，在某種條件下支持臨時政府就夠了。黨沒有一個有權威的領袖能夠把它團結成一個單位領導它。”（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頁）事實上，斯大林在一些重要問題的觀點上與列寧《四月提綱》的觀點是一致的。這我們只要看看斯大林在列寧回國之前的三月份所寫的一些文章就可以了然。比如他在3月16日發表于《真理報》的《論戰爭》一文中說，“我們深信，俄國事變的進程將會是暴露出‘自由在危急中’這種狂叫的全部虛偽性：‘愛國的’煙幕一消散，人們就會親眼看到俄國帝國主義者的真正用心——想展令海峽，占領波斯……”（《斯大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頁）這和列寧在《四月提綱》的第一條里說的“這次戰爭從俄國方面來說，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條件下，無疑仍然是掠奪性的帝國主義戰爭，因為這個政府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在我們對這次戰爭的態度上，決不允許對革命護國主義作絲毫讓步”顯然是完全一致的。

當然，列寧作為俄國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思想極其敏銳而深刻，一些人不能一下子理解他所提倡的提綱也是很正常的。毛澤東說，“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里，而是在少數人手里。”（《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頁）這個道理，連托洛茨基也懂得。他在談到列寧的《四月提綱》最初不被一些人理解時說，“一個天才領袖在確定自己的方向方面比別人快，估計局勢 比別人透徹，看得比別人遠。在一個天才領袖和他的最親密伙伴之間產生巨大差距，這是不可避免的。”（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頁）

但是，列寧的“親密伙伴”也絕不是一些庸碌無能之輩。他們會很快跟上自己的天才領袖的 思想。事實也是如此。無論是斯大林，還是其他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都很快接受了《四月提綱》的觀點，在新的基礎上實現了統一。斯大林在4月24日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七次代表會議上作《為捍衛列寧同志關于目前形勢問題的決議案而發表的演說》，而加米涅夫也在同日舉行的瑪利亞宮會議（臨時政府和工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聯協會議）也作了宣傳列寧觀點的發言，加米涅夫講完之后，部長席上發出了喊聲：“那你們就把政權拿去吧。”（見《斯大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6、45頁）可是，托洛茨基出于斯大林的仇恨，竟說什么，“為了裝得好像是在為自己的立場的改變作一種解釋，他利用了外交部長米留可夫再約19日的一項照會（宣稱繼續戰爭——引者注）。……列寧對革命的看法是以階級的相互關系為基礎，而不是以某種孤立的外交照會為基礎的，這種智慧同政府的其他沒有什么區別。但是斯大林對一般概念不感興趣，他所需要的只是某種借口，以使他可能改變，……最初，他說，‘擬定綱領的是代表蘇維埃，而現在卻是臨時政府了。’米留科夫照會之后，‘政府在進攻蘇維埃，蘇維埃在退卻。在這種情形下談蘇維埃監督政府的問題，等于講空話。’這番話聽來是牽強的和錯誤的。但是詭計成功了；斯大林這樣就設法使自己及時同反對派分離，當投票時，反對派只得到7票。”（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頁）其實，正如本文在前面已經指出的，斯大林早在3月16日發表的《論戰爭》一文里就已明確表達了其反對臨時政府在戰爭問題上的帝國主義政策，而不是在4月19日米留科夫發布照會之后，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斯大林利用外交照會改變觀點的問題，至于他反對加米涅夫的“監督”說顯然是順理成章的；不僅如此，斯大林還在4月25日發表在《真理報》的一篇報道——《關于瑪麗亞宮的會議》里正面地報道了加米涅夫的發言，我在前面也已經做了引述，托洛茨基說說的“牽強”、“詭計”顯然是沒有根據的；托洛茨基的這類說法只能看作是他對斯大林的惡意攻擊，是完全不可信的。

后來的事實也證明，列寧的《四月提綱》是完全正確的。正是在它的指導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人們說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十月革命首先完成的卻是民主革命的任務，雖然列寧說它是“副產品”，是“順便解決了”的。

總之，尹文歪曲列寧《四月提綱》的性質，否定列寧提綱在俄國革命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觀點是完全經不起檢驗的。

三、關于所謂“是一個人專政，還是‘無產階級專政’”

尹文說，“這是一個老問題，又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1893年時，普列漢諾夫在他的《社會主義和政治斗爭》這本小冊子中就這樣寫道：階級的專政和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集團的專政是離得像天和地那樣遠的。1917年7月26日，普列漢諾夫寫道：“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一旦把軍隊抓在自己手中，就會為列寧分子的無產階級專政奠定基礎，然而這是迄今為止其他各派都認為這種專政是不合時宜的，因而是有害的。”但列寧堅決主張“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認為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普說：“革命民主派多數派一致認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還沒有到來’。”真的這種專政實現了，那將是什么樣的專政呢？普列漢諾夫毫不含糊十分肯定地指出：那時我們面前將不是工人階級的專政，而是幾個人的專政。在當時大氣候的影響下，批的話要委婉多了。其實同樣的話，1875年恩格斯就說過，而且說的更加肯定：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其一成功以后實行專政的必然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于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專政。

尹文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引用了普列漢諾夫和恩格斯的話。但是，他的引用是極不嚴肅的。比如普列漢諾夫的《社會主義和政治斗爭》一文，根本就不是尹所說的是1893年所寫，而是他1882年剛剛由民粹派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時所寫的一篇論著。對于民粹派，我們不僅應該看到它的歷史局限性，同時也要看到它所具有的革命民主主義的一面。這正如對于布朗基，南昆山而看到了他是一個過時的革命家，但是并不否定其所起的革命作用一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為普列漢諾夫所譯《共產黨宣言》寫的序言中就肯定“俄國已是歐洲革命運動的先進部隊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頁）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俄國民粹派的一些領袖人物如拉甫羅夫等人的觀點雖然并不那么一致，但是并不用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他們，而是與他們保持著友好的聯系，并且力求影響他們。普列漢諾夫的《社會主義與政治斗爭》是對民粹派的觀點殺了一個“回馬槍”，但也不是對民粹派采取全盤否定，更不是針對列寧而言的。再說，當時的列寧還只是一個年僅十三歲的少年，普列漢諾夫的話怎么可能是針對他的呢？值得一提的是，當列寧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對普列漢諾夫是非常敬佩的，他對普的這一論著非常贊賞，稱它是“俄國社會主義的第一個宣言書”。他在1899或1890年 寫的《論宣言書》一文中曾這樣寫道：“世界社會主義的第一個宣言書《共產黨宣言》，已經確立了一個從那時起就成了一種起碼常識的真理：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工人階級只有轉向政治斗爭，才能脫離萌芽狀態和幼年時期，才能成為階級的運動。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第一個宣言書，1883年出版的普列漢諾夫的小冊子《社會主義和政治斗爭》，證實這個真理適用于俄國，說明俄國革命運動究竟怎樣和究竟為什么一定會使社會主義和政治斗爭結合起來，使工人群眾的自發運動和革命運動結合起來，使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結合起來。”（《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撰文第二版，第273頁），列寧如此肯定普列漢諾夫此著，普氏此著又怎么會是批評列寧的呢？至于尹文所引普列漢諾夫在１９１７年7月26日文章的話，我發現其中許多內容都是普列漢諾夫1917年7月26日講話里所沒有的。比如尹文加了引號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一旦把軍隊抓在自己手中，就會為列寧分子的無產階級專政奠定基礎，然而這是迄今為止其他各派都認為這種專政是不合時宜的，因而是有害的”一句，普著原文里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話，不知尹文所出何據？還有加了引號的“革命民主派多數派一致認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還沒有到來’”一句也與原著所說有很大出入。普著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就拿列寧的著名口號‘全部政權歸工農代表蘇維埃合格例子來說吧。實現這個口號就會大于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民主派多數派懂得，實行這盒子專政的時代還沒有到來。因此他們否定了列寧的口號。由于這個緣故，他們都某些代表在7月3—5日幾乎遭到了槍殺。但是，有組織的革命多數派雖然否定了口號本身，卻通過自己的各種名稱的委員會對政府采取了這樣的行動：好像政權已經屬于工兵代表蘇維埃了。他們希望控制政府的行動。既然政府是聯合的，那就不難設想：在這種情況下，參加政府的資產階級各階層的代表會有什么感覺。如果革命民主派多數派善于批評自己的行為（這比起向其他黨派進行含有敵意的攻擊來自然要困難得多），那他們就會懂得，這是一件十分可悲的，絕對不應再犯的錯誤。但是這個本來應該認識到而且絕對不應再犯的錯誤，我們的各種名稱的委員會在談判成立新政府的時候卻沒有認識到，并且重犯了。這是無可爭辯的。各種名稱的委員會在同亞.費.克倫斯基打交道的時候提出了許多苛刻的要求，這些要求只有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理論才能得到解釋。”（普列漢諾夫：《在祖國的一年》，三聯書店出版社1980年版，第280-281頁）

在普列漢諾夫的這段話里根本就沒有什么“革命民主派多數派一致認為”這樣的說法，相反，他對革命民主派多數派的行動一再進行批評，說他們雖然否定了列寧的口號本身，但是卻通過自己組織的各種名稱的委員會采取了這樣的行動，實際上是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的精神來行動的。從這段話里我們看到，普列漢諾夫與其說是在與列寧進行論辯，毋寧說是他在對“革命民主派多數派”進行嚴厲的批評，因為他們在實際上接受了列寧的理論，并且是按照這個理論行動的。正因為革命民主派多數派實際上接受了列寧的思想，原本處于少數派地位的擁護列寧主張的人正逐漸變為多數派，而這也正是列寧在《四月提綱》里提出的一個重要思想，尹文引用普列漢諾夫的話原本是想說明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少數人的專政，而披露后能否的話恰好證明，列寧的主張正在為越來越多地人所接受和踐行，少數派正在變為多數派，而到十月革命時情況就更是如此。事實不是證明了而恰恰是駁倒了尹文的“論證”。

至于尹文引用恩格斯1875年針對布朗基派流亡者講的話來反對列寧，顯然也很不恰當。實際上，列寧早在1897年寫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文里已對民意黨人的布朗基主義提出了批評。他說，“在民意黨人中間，布朗基主義，即密謀主義的傳統非常強烈，以致他們只能把政治斗爭設想為政治密謀這種形式。社會民主黨人沒有這種觀點狹隘的毛病；他們不相信密謀，認為密謀的時代早已過去，認為把政治斗爭歸結為密謀，就是極大地縮小了政治斗爭的范圍，這是一方面，同時這也意味著選擇了最不適宜的斗爭手段。”（《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頁）怎么能夠把列寧當成是布朗基主義者來批評呢？當然，對于布朗基我們也要一分為二。馬克思在一封信里曾這樣說到布朗基，他說，“請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關心那位我一向認為是法國無產階級政黨的頭腦和心臟的人的命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2頁）我們還知道，巴黎公社是由布朗基領導和發動的。馬恩最初并不贊成舉行巴黎公社起義，但是，當公社起義發生后，他們都給予了熱情的支持。這也說明，馬恩對于布朗基并不是全盤反對的。當然，時代在前進，在出現了馬克思主義以后，繼續堅持布朗基的少數革命家的密謀手段是不合時宜的，因此，恩格斯在1875年寫的《流亡者文獻》里對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33人簽字的綱領提出了批評，但是這個批評絕不是針對列寧的——當時列寧還只有五歲；如前所述，列寧在1997年所寫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文里曾尖銳地批評過布朗基派把政治斗爭歸結為少數革命家才用密謀手段的思想，怎么能夠把列寧說成是布朗基主義者呢？恩格斯說，“布朗基主要是一個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這一點上，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是他既沒有社會主義的理論，也沒有改造社會確定的實際建議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動中主要是一個‘實干家’，他相信組織得很好的少數人只要在恰當時機試著進行某種革命的突襲，能夠通過最初的若干勝利把人民群眾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就能實現受理的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頁）而列寧則完全不同。列寧不僅是一位革命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和理論家。他有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在醉心于最狹隘的實際活動的傾向同時髦的機會主義說教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下，必須始終堅持這種思想。”（《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頁）列寧非常重視革命理論，學識極其淵博，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都有精深的研究。他還十分重視革命理論的灌輸，堅決反對自發性和工聯主義的傾向，他在《怎么辦》一書里對此作了極其深刻的闡述。某些人反對列寧和列寧主義，把列寧說成是布朗基主義者，這只能說明他們對列寧和列寧主義的無知。

至于尹文把列寧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幾個人的專政更是毫無道理的。列寧對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關系曾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里作過一個經典的闡述：

“‘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群眾的黨）？’——單是問題的這種提法就已經證明思想混亂到不可思議的無可救藥的地步。這些人竭力要標新立異，結果卻弄巧成拙。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只有把不按照生產的社會結構的地位區分的大多數同在生產的社會結構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團對立時，才可以把階級和群眾對立起來；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被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這都是最簡單明了的道理。”（《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頁）

他還深刻地指出：

“現代（20世紀的）帝國主義造成了某些先進國家的壟斷特權地位，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第二國際中紛紛出現了叛徒領袖、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這樣一種人，他們只顧自己這個行會的利益，只顧自己這個貴族階層的利益，于是機會主義的政黨就脫離了‘群眾’，即脫離了最廣大勞動階層，脫離了大多數勞動者，脫離了工資最低的工人。不同這種禍害作斗爭，不揭露這些機會主義的、背叛社會主義的領袖，使他們大丟其丑，并且把他們驅逐出去，革命無產階級就不可能取得勝利；第三國際說實行的就是這樣的政策。

“為此竟把群眾專政和領袖專政根本對立起來，實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們在‘打倒領袖’這一口號掩飾下，實際上把一些胡說八道、滿口謬論的新領袖拉出來代替那些對普通事物還能持常人見解的老領袖。德國的勞芬貝格、沃爾弗海姆、霍納、卡爾.施勒德爾、弗里德里希.文德爾、卡爾.埃勒，就是這樣的新領袖。埃爾企圖使問題‘深入一步’，他宣稱政黨是根本不需要的，是‘資產階級性’的，這真是荒謬絕倫，簡直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堅持錯誤，深入一步地來為錯誤辯護，把錯誤‘堅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錯鑄成駭人聽聞的大錯了。”（同上，第152-154頁）

列寧的以上論述從正反兩個方面給我們闡明了群眾、階級、政黨與領袖的關系。事實一再證明，沒有政黨，階級就會一盤散沙，而沒有領袖，政黨就會群龍無首。當無產階級還沒有自己的政黨來領導時，當無產階級沒有產生自己的領袖時，他們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而對他們有了自己的政黨和領袖時，他們就從一個勝利走向又一個勝利了。當然，第一個階級的政黨變了質，當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成了叛徒領袖時，原來革命的政黨就要變質，革命就會由勝利而轉為失敗。革命政黨和領袖對于無產階級的命運來說，其所起的作用是怎么評價也不會過高的；尹文否定革命政黨和領袖作用的觀點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四、駁“組織的只是饑荒”論

尹文說，“針對有些人號召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大談組織社會主義這種‘十足的極其有害的空話’，1917年5月21日，普列漢諾夫寫了篇《請有覺悟的工人們注意》，說：‘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時候，都能按照社會主義原則來改造社會的。社會主義制度至少要有以下必不可少的條件為前提：（一）生產力高度發展；（二）國內居民具有極高的覺悟水平。在不具備這兩個條件的地方，根本談不上組織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否則,‘組織的只是饑餓’。在殘酷的經濟危機’情況下，普列漢諾夫號召各黨派支持臨時政府，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共濟國難，盡快走出戰亂帶來的饑寒，這才是緩解燃眉之急的當務之急。普列漢諾夫諄諄告誡工人階級：‘你們應該盡力避免危機’。”

尹文還說，“過了一個月后，1917年6月29日（應是6月20日——奚注），普又寫了篇《錯誤的邏輯》，說：‘俄國還沒有磨好要用它將來烤成餡餅的那種面粉。‘當它還沒有磨好這種面粉前為了勞動者本身的利益，必須讓資產階級參加管理。’這特別重要。要遏制列寧的策略，別走錯了！不是除了社會主義革命之外，就沒有別的事了。”

顯然，無論是尹文，還是尹文所引用的普列漢諾夫的觀點，都沒有正確了解列寧的觀點。實際上 ，無論是在《四月提綱》里還是在這之后，列寧都沒有號召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列寧所主張的是“一切政權歸蘇維埃”，是要掌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在完成民主革命之后進而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如前所述，當時的任務并不是實現社會主義，而只是要推翻臨時政府。因為這個政府還要繼續堅持戰爭，而這個戰爭已經把人民拖進災難的深淵。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之爭的實質就是對戰爭臨時政府的態度：普列漢諾夫主張信任臨時政府，繼續進行戰爭，希望由臨時政府領導俄國發展資本主義；而列寧的主張則是結束戰爭，不給臨時政府任何支持，把政權由臨時政府轉到工兵代表蘇維埃手里，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并且適時地將這一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列寧說，“臨時政府散布謠言，說經濟將不可避免地遭到完全破壞，這不僅是嚇唬人民，要人民讓現在的臨時政府繼續掌權，而且也隱隱約約地表明了一個毋庸置疑的時刻真理：為著資本家的利益而進行的戰爭，已使世界各國人民走投無路，瀕于滅亡，除了政權轉歸革命階級經采取革命措施的革命無產階級以外，確實別無出路。如果我國還有糧食和其他物資儲備，新的工農政府也會支配。既然資本主義戰爭把經濟破壞到連糧食都沒有了，那么資本家政府只會是人民其中的境況惡化，而不會使它好轉。”(《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10頁)常識告訴我們，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政權掌握在哪個哪個階級手里，這一點決定一切。問題是，在戰爭造成極大困難的形勢下，究竟是由資產階級掌權對勞苦大眾有利，還是無產階級掌權對勞苦大眾有利？顯而易見，當然是后者更為有利。

普列漢諾夫認為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社會需要生產力高度和人們思想覺悟的極大提高，這在原則上當然是對的，但是，如果把它簡單化和絕對化，那就很成問題了。早在1899年或890年初，列寧就對一些人說什么“大多數俄國工人還沒有成熟到能夠進行政治斗爭”的觀點進行過批駁，他說，“如果真是這樣：那無疑于宣判了整個社會民主黨的死刑，因為這就是說，大多數俄國工人還沒有成熟到能夠接受社會民主主義。其實，世界上無論什么地方，不論過去或現在，不和政治斗爭緊密相聯系的社會民主黨是沒有的。社會民主黨不進行政治斗爭，那就等于干涸的江河，這真是一個莫大的矛盾，這不是倒退到我們那些忽視“政治”的老祖宗的科學社會主義，就是倒退到無政府主義或者是倒退到工聯主義。”（《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73頁）十月革命后，列寧又對甚囂塵上的所謂“我們還沒有成長倒是想社會主義的地步”、“我們還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等一類論調——也就是和普列漢諾夫一樣的論調進行了批駁。他說，“他們都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卻迂腐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他們一點也不理解。馬克思說在革命時刻要有極大的靈活性，就連這個直接指示他們也完全不理解，他們甚至沒有注意到，例如，馬克思在通信中（我記得是在856年 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夠造成一種 革命局面的德國農民戰爭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就是馬克思的這個直接指示，他們也像貓兒圍著熱粥那樣繞來繞去，不敢觸及。”他還說，“他們誰也沒有寫道問一問自己：面對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所造成那種革命形勢，在毫無出路的處境逼迫下，難道他們就不能奮起斗爭，以求至少獲得某種機會去為自己爭得進一步發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尋常的條件嗎？”（《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777頁）

應該說，普列漢諾夫的這個被列寧批駁過的思想，在中國還很有市場。前面提到的那個寫《列寧主義批判》一書的溫煇，也在他的書里大肆宣傳普列漢諾夫的這一思想，他寫道：“不錯，布爾什維克的確進行了革命，而且取得‘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勝利’，但是，請問，這樣的勝利和用人工流產的方法把未成熟的胎兒從母體中強取出來有什么大的分別呢？這個早產兒絕對不是早產一年半載，而是若干世紀的超前。因此，蘇俄——蘇聯的生命之路充滿險阻。從1917年到現在，不知多少原來比俄國更加貧困落后的國家，由于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在經濟上都起飛了，成為發達國家或準發達國家了，而蘇聯，現在不是要靠這樣那樣的改革才由可能擺脫困境嗎？”（溫煇：《列寧主義批判》，香港百家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44頁）

溫煇的這一宣傳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作比喻時也違反了起碼的常識，真是讓人哭笑不得。試問：早產和人工流產是一回事嗎？人工流產俗稱打胎，是用人工的方法將已開始具有生命的胎兒打死，使其不能繼續成長為能夠出世的嬰兒；而早產則是胎兒在不足月的情況下出生。一個是生命在出生前的死亡，一個是新生命的提前出世，怎么能將這兩者混為一談呢？早產兒雖然先天不足，但是如果后天調護得當，一般都能夠健康地成長，有些早產兒還是智慧超群的人杰，據說，我國古代的著名思想家老子和英國近代著名政治家丘吉爾都是早產兒。溫煇究竟有什么理由要否定早產兒生存的權利呢？這顯然是說不通的。至于溫說蘇俄的早產“不是一年半載，而是若干世紀的超前”更是荒謬絕倫。早產的前提是有生命的胎兒已經存在，或者說新社會的雛形已經在舊社會的母體里存在，怎么能夠讓其長期生活在母體里而不準其降生呢？一般來說，一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時間也就是幾百年，怎么能夠設想，一個新社會的胎兒在舊社會的母體里存在的時間也要幾百年？溫煇這樣說，除了說明他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迷戀和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仇視外，是什么問題也不能說明的。

必須指出的是，新的生產關系不是自然而然地代替舊的生產關系的，新的社會也不是自然而然地代替舊社會的。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人的主觀能動性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馬克思說，“暴力是每一個孕育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9頁）普列漢諾夫在其所著《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中批評米海諾夫斯基時也說，“主觀學派的大將以為‘經濟’唯物主義只應該說到‘生產與交換形式的自己的發展’。思想深遠的米海諾夫斯基先生，這個‘自己發展’是什么東西呢？如果你以為，按照馬克思的意見，生產方式能夠‘自己’發展起來，那么你就大錯特錯了。什么是社會的生產關系呢？這就是人們自己之間的關系。沒有人們，它怎樣能夠發展呢？”（《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一卷，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759頁）應該說，普列漢諾夫在這里說得很好，但是，他在《在祖國的一年》所言卻是與之極不一致的，那里所言似乎只注意到物即生產力的水平，而沒有注意到人在變革生產關系方面的作用。這顯然不是一種進步，而只能是一種退步。

溫煇還說什么“從1917年到現在，不知多少原來比俄國更加貧困落后的國家，由于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在經濟上都起飛了，成為發達國家或準發達國家了，而蘇聯，現在不是要靠這樣那樣的改革才由可能擺脫困境嗎？”顯然是沒有根據的。蘇聯在十月革命后，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特別是在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經濟大蕭條的情況下，蘇聯的經濟尤其是其工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到40年代，蘇聯工業已由歐洲第四、世界第五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這樣的發展是無論哪個資本主義國家都不能與之相比的。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和國防實力，在40年代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對于戰勝德日法西斯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丘吉爾在1959年12月英國議會紀念斯大林誕生80周年的演說里曾經回憶起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備受人們尊敬的情況，這當然與斯大林的個人魅力有關，但是，也是和蘇聯的強大以及它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分不開的。當時的蘇聯不僅已經是一個世界大國，而且已經是一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試問：1917年以后走資本主義道路發展起來的國家又有哪個能夠與其相比？有人可能會搬出人均GDP，但是人均GDP再高也不等于它就強大。我們看到，現在世界上有些國家的人均GDP雖然很高，但是它并不是世界強國，對于世界的影響也不大，這樣的國家是無法與當時的社會主義的蘇聯相比的。應該說，蘇聯后來的困境完全是由那些列寧和斯大林的不肖子孫所實行的修正主義路線造成的，怎么能夠把責任推到到列寧和斯大林身上，怎么把帳算到社會主義的頭上呢？難怪在蘇聯解體20年后，人們還深深地懷念著當時十分強大的社會主義蘇聯，他們以那個十分強大的蘇聯而自豪，為失去社會主義的蘇聯而對那些毀掉了蘇聯的叛徒們倍感痛恨。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至于尹文說到十月革命初期的“饑荒”，應該說，那是帝國主義戰爭造成的，是富人的囤積居奇造成的。本來，只要進行合理的組織，這些問題并不難于解決。在戰爭期間，在糧食、燃料等等嚴重缺乏的情況下，只要實行配給制就能夠維持社會的穩定，就不致造成餓死人的現象。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國家都是這樣做的。在這個問題上，尹文也好，普氏的論著也好，顯然是把原因和結果顛倒了。應該說，是戰爭、是地主資本家囤積居奇、暗中破壞造成了饑荒等災難，而臨時政府的不作為和縱容態度也加劇了饑荒和災難。在這種情況下，列寧提出組織的問題，顯然是十分必要的。他在《大難臨頭，出路何在？》這本小冊子里提出了當時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同時也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辦法。這些其實也就是組織問題。實踐也證明，解決這一類問題，正是避免饑荒和災難的必由之路。

寫到這里，還要說一說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和無產階級對戰爭的態度問題。人所共知， 1914年夏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次帝國主義國家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非正義戰爭，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當然一概反對這場戰爭。但是第二國際的各個政黨卻支持本國帝國主義政府“保衛祖國”，墮入了社會沙文主義的泥坑。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和一些國家的左派，遵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所倡導的“工人無祖國”的思想，以大無畏的反潮流精神，采取了反戰的態度，并與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這是列寧隊攻擊共產主義運動所作出的一個偉大貢獻。

但是尹文卻學著當年普列漢諾夫的腔調，說什么比利時和法國式遭到進攻的國家，不僅從比利時看，而且從法國方面看，這是一場正義戰爭，國際社會民主黨人應當根據“道德和權力的通常準則”，同情他們都“自衛”。并且還“創造性地”將其與中國的抗日戰爭相比，說列寧的做法就像要中國人民不去抗日，而要無產階級發起反對國民黨的堅決斗爭一樣的不顧民族大義的荒唐。

顯然，無論是尹文，還是他所遵從的“祖師爺”普列漢諾夫，都把事情弄錯了。法國參加協約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并不是因為它受到了進攻，而是因為它作為帝國主義國家要進行領土擴張，爭奪更多的殖民地，列寧將這次戰爭稱為“最大的奴隸主之間為保存和鞏固奴隸制而進行的戰爭”。（《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3頁）當時的法國，其本土面積只有50萬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960萬人，而殖民地的面積竟高達1060萬平方公里，而殖民地人口達5550萬人，是一個典型的帝國主義國家。法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國人民進行反侵略的抗日戰爭，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戰爭，尹文將它們相提并論完全是別有用心的。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非正義戰爭性質，從大戰后舉行的巴黎和會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人們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舉行的所謂“和會”稱為是“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在這次“和會”上簽訂的《凡爾賽和約》規定恢復1870～1871年普法戰爭以前的德法邊界，阿爾薩斯和洛林歸并法國，法國帝國主義明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受益國。

五、普列漢諾夫幫不了一切反列寧主義者的忙

一切反對列寧和列寧主義的人，幾乎都要把普列漢諾夫抬出來，因為普列漢諾夫的名頭很大，似乎抬出他來就可以壓倒對方。其實，人們對于普列漢諾夫恰恰是應該一分為二的。誠然，普列漢諾夫是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在1882年翻譯出版《共產黨宣言》的俄文本的第二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巴枯寧在60年代翻譯出版的），1883年與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等建立的“勞動解放社”是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人們把他稱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他批判俄國民粹主義，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了一整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連列寧也是他的學生。在俄國，他不愧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但是，由于他長期僑居國外，脫離了俄國國內的革命斗爭，脫離了與國內廣大革命群眾的密切聯系，這就使他在理論的運用上，在一些重大策略的制定上，就不能不出錯。自1903年以后，他和列寧在一系列問題上都發生了分歧、爭論和斗爭。但是，實踐證明，在所有這些分歧和爭論中，正確的是列寧，而不是普列漢諾夫。這一點，普列漢諾夫在晚年實際上也有所認識。在普列漢諾夫妻子寫的回憶錄里還有這樣的記載，即他在臨終前還說了這樣的話；“是呀，在我們所有的共同斗爭中，列寧原來是對的，而我普列漢諾夫是錯的”（轉引自王蔭庭：《普列漢諾夫哲學新論》，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頁）。值得注意的是，在普列漢諾夫寫的最后一本文集《在祖國的一年》里，他寫了大量反對列寧的文章，但是，這些文章都是在十月革命　以前寫的，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只寫了三篇文章。這里當然有疾病的原因，但是，人們看到，這三篇文字都沒有攻擊列寧的內容；相反，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里還說了這樣一段意味深長、耐人尋味的話：

“過去我經常說，并且也經常寫道：我們只應當有一個無條件的原則，就是人們的幸福是最高的法律。我不止一次地說明，把這個原則翻譯成革命的語言，還可以這樣來表達：

“最高的法律——這就是革命的成功。

“我不記得我是否多少有點詳細地論證過這個思想，在我看來，它的準確性是一目了然的。現在發現，我在這方面大錯特錯了。”（普列漢諾夫：《在祖國的一年》，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473-474頁）

本來這是一個正確的思想。俄羅斯有一句話，叫做“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當中國革命勝利后劉少奇和毛澤東先后訪問蘇聯時，斯大林曾這樣對他的貴賓說：“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凡屬勝利了的都是正確的，你們做得對，你們勝利了。”（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１４頁）應該說，在十月革命取得偉大勝利時，作為反對者和失敗者是沒有資格對列寧進行批評的。但是，普列漢諾夫還是心有不甘，為了替自己的失敗辯護，就只有將所謂“無條件地說革命成功是最高的法律”此話是大錯特錯的了。他這樣說，其實是宣布自己在與列寧的爭論中已經敗北。

他在這篇文章里還說了不少為自己辯護的話，他說他想起維克多.阿德勒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他說過的一句話：“列寧是您的兒子”他寫道，“對于這句話我曾經答復他說：‘如果  是兒子，那顯然是不合法的’。我至今都認為，布爾什維克的策略是從我依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所宣傳的那些策略是從我依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所宣傳的那些策略原理中得出的完全不合法的結論。”（同上，第485頁）這些話好像是宣揚自己歷史的功績，實際上也是無可奈何地宣布了列寧的勝利和自己的失敗。

連普列漢諾夫都承認了自己的失敗和列寧的勝利，利用普列漢諾夫的觀點來反對列寧主義又怎么能夠獲得成功呢？對于一切反列寧主義的人來說，普列漢諾夫是幫不了他們忙的。至于后來出現的所謂《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從許多方面看都是一些人偽造的贗品，過去我曾撰文對此發表過一些看法，這里就不贅述了。

列寧主義，按照斯大林的定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選集》上卷，第185頁）有人說 ，今天的時代已經變了，已經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列寧主義已經過時了。不對，時代并沒有改變。所謂和平與發展，只是某些人的愿望，并沒有成為現實，也不可能成為現實。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世界都不會有真正的和平；而不發達國家的發展也必定要受到其阻礙。這是必然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今天，帝國主義正在走下坡路，但是它并沒有消亡，他還在世界各處搗亂，剝削和壓迫全世界的人民；無產階級革命雖然處于低潮，但是引起革命的原因不僅沒有消失，實際上還在增長，革命或遲或早必然會發生并且將必然取得勝利。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仍然是顛撲不破的偉大真理，仍將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戰勝敵人強大的思想武器。

列寧主義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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