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等精英學者是怎樣玩弄“詞源學上的把戲”的？

近來，讀了一些知名精英學者的大作，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他們在論述關系到自身根本觀點的“主題詞”的時候，都十分重視或者說非常喜歡追根溯源、尋根究底，即把這些“主題詞”在古希臘語、拉丁語、英語甚至古漢語中的起源找出來，然后將它們的本意作為自己全部立論的根據。

這里，不妨舉幾個典型的例子來看一看：

1，俞可平談民主：

“作為一個描述政治生活方式的概念，民主（democracy）一詞最初源于古希臘語demos和kratia，前者意指‘人民’，后者意指‘統治’，合在一起構成‘民主’，意即‘人民的統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盡管千百年來政治家和思想家對民主有過無數的定義，但萬變不離其宗，民主的最基本意義始終是‘人民的統治’，或‘主權在民’、‘人民當家作主’。”
（引自俞可平《馬克思論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價值和共同形式》）

2，秦暉談專政：　　

“在西方語言中，‘專政’（dictatorship）一詞意出古羅馬的軍事獨裁官（dictator，音譯迪克推多），這本是羅馬共和國在遭遇戰爭時的一種非常體制，即臨時中斷共和，授予軍事統帥以不受羅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獨裁權力，戰爭結束后獨裁官即卸任交權與議會，而議會則許諾不追究其在獨裁期間的行為。……可見所謂專政，……作為一種戰時獨裁意味著民主的中斷，即有專政則無民主，‘民主專政’提法之不通，猶如說‘黑色的白’。”
（引自秦暉《專政、民主與所謂“恩格斯轉變”》）

3，徐景安談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一詞源于拉丁文‘socialis’，意為社會的、公共的、共同的、集體的。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就是社會主義的理念。……至于共產黨領導、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看是不是真的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引自徐景安《３０年改革的反思》）

4，唐逸談普世價值：

“‘普世的’是拉丁文oecumenicus的意譯，這個詞來源于希臘文，除‘普遍’之義外，還含有‘根’的意味，是一個富含價值意義的詞(這個詞自中世紀以來便被基督教會用來自稱‘普世教會’)。……只有作為一切價值基礎的價值，才是普世價值，那就是自由。”
（引自唐逸《什么是普世價值》，載于南方周末 )

5，何新談封建：

“‘封建’一詞的語源，出自《尚書》和《左傳》。‘封’，即分封。‘建’即建邦國。分裂國土，建立諸侯及封君的小邦國，這是這個語詞的本來語義。中國歷史中典型的宗法封建制度，是在西周。秦帝國是中國歷史上實行中央集權的第一帝國，它以郡縣制廢除了封建制。……秦漢以下的中國古代社會，是傳統社會，是農業社會，是君主制度，但并不是所謂‘封建制度’。……盡管中國的歷史情況與歐洲模式完全不合，歷史學家卻寧可置概念的混亂于不顧，也要把早已不存在‘封建制’的中國古代社會定名為‘封建制度’——以便使之與西方語言中的‘feudalism’（封建主義）一詞相合。”
（引自何新《中國古代史有待重新審視》）
　　　　
這幾位精英學者確實很有學問，考證主題詞語的來源極具學術性，對于不懂古希臘語、拉丁語、英語以及古漢語的讀者來說，恐怕會油然而生敬佩之意，對學者們大作中的論述、觀點，大概也會深信不疑了。

然而，看了他們上述的論證方法，卻又覺得似曾相識。在哪里見過呢？對了，是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其中，恩格斯就費爾巴哈對宗教一詞所作的解釋，講了這樣一段話：

“在他（按指費爾巴哈）看來，……宗教一詞是從religare一詞來的，本來是聯系的意思。因此，兩個人之間的任何聯系都是宗教。”

怎么樣，精英學者的論證方法同費爾巴哈對“宗教”含義的論證方法，是否如出一轍呢？如果把他們的那些話稍稍整理一下，就能更明顯地看到這一點了：

1，“在俞可平看來，——民主一詞是從古希臘語demos和kratia而來的，本來是‘人民的統治’的意思。因此，千百年來不管怎樣，民主的最基本意義始終是‘人民當家作主’。”

2，“在秦暉看來，——專政一詞是從西方語言dictatorship而來的，本來是‘民主的中斷’、‘獨裁’的意思。因此，有專政則無民主，‘民主專政’提法之不通，猶如說‘黑色的白’。”

3，“在徐景安看來，——社會主義一詞是從拉丁文socialis而來的，本來是‘社會的、公共的、共同的、集體的’意思。因此，只要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就是‘社會主義’。”

4，“在唐逸看來，——‘普世的’一詞是從拉丁文oecumenicus而來的，本來是‘普遍’的、‘根’的意思。因此，‘普世價值’就是一切價值基礎的價值，那就是自由。”

5，“在何新看來，——封建一詞是從《尚書》和《左傳》而來的，本來是‘分封、建邦國’的意思。因此，秦漢以下的中國古代社會，根本不存在‘封建制度’和‘feudalism’（封建主義）。”

這樣做，是否違背了他們的本意呢？應該說沒有，因為這正是他們所表達的基本觀點，只不過舍棄了一些具體的論述語言，表述得更為直截了當而已。

但是，恩格斯在上面的那句話以后，針對費爾巴哈的做法，緊接著又進一步指出：

“這種詞源學上的把戲是唯心主義哲學的最后一著。這個詞的意義，不是按照它的實際使用的歷史發展來決定，而竟然按照來源來決定。”

恩格斯的這個論斷，對那幾位精英學者是否適用呢？完全適用！他們不正是認為，一個詞的意義，是按照它的來源來決定的嗎？無論是“民主”、“專政”、“社會主義”，還是“普世價值”、“封建”，其意義都是由它們在古希臘語、拉丁語、英語以及古漢語中的來源決定的！

誰能想到，恩格斯在一百二十年前說的話，到今天還能用上。原來，精英學者在論證他們大作的主題詞語和基本觀點的時候，用的也是費爾巴哈用過的那種“詞源學上的把戲”，那種“唯心主義哲學的最后一著”！

在《費爾巴哈論》中，恩格斯指出，“我們一接觸到費爾巴哈的宗教哲學和倫理學，他的真正的唯心主義就顯露出來了。……按照費爾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的關系、心靈的關系”。所以，費爾巴哈認為，兩個人之間的任何聯系都是宗教，因為宗教一詞是從religare一詞來的，本來是聯系的意思。這就是詞源學上的把戲，就是費爾巴哈的唯心主義、也是一般唯心主義哲學的最后一著。其之所以是“最后一著”，是因為舍此，唯心主義就再也不能自圓其說了！

馬克思主義哲學則認為，存在決定意識，詞語（概念）是客觀事物的反映。事物是不斷發展的，詞語（概念）的意義和內涵也必然會隨之而發生變化。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原則。要是認為一個詞的意義，是由作為它的語言表現形式的來源決定的，而且“萬變不離其宗”，不管經過怎樣的實際使用的歷史發展，都“始終是”這個詞在詞源學上的本意，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義！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這里的關鍵，一個是“實際使用”，一個是“歷史發展”。就拿“宗教”這個詞來說，隨著長期的歷史發展和實際使用，它的含義已經是指基于對超自然支配力、宇宙創造者和控制者存在的承認，認為它們能給人以靈魂并延續至死后的一種信仰體系，包括相應的崇拜活動。因此，所謂宗教，就是相信在現實世界之外還存在超自然、超人間的力量和境界，主宰著自然和社會。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宗教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語）。所以，religare這個概念的內涵，早已不是它最初產生時的“聯系”的意思了。

再拿“封建”這個詞來說吧，確如何新所說，它在《尚書》和《左傳》即古代漢語中，是“封土建國”的意思。但是，在自那以后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在千百萬人的實際使用中，“封建”一詞是不是一直保持它最初的本意而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呢？當然不是。

實際上，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封建”一詞是一個多義詞，有三個釋義——（1）[the system of enfeoffment]：一種分封的政治制度。君主把土地分給宗室和功臣,讓他們在這塊土地上建國。歐洲中世紀也曾實行類似的制度。（2） [feudalism]：指封建主義社會形態。（3） [feudal]：喻思想保守、泥古,不開放。

其中第一個是“封建”的本義，后面兩個是“封建”的轉義或引申義。現在人們用得最多的，恰恰不是它的本義，而是其轉義或引申義，其中主要是第二義，即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封建主義社會形態”。這個概念的內涵，就是以封建地主階級占有土地、剝削農民（或農奴）剩余勞動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其基本剝削形式是封建地租，農民（或農奴）耕種封建地主的土地，絕大部分產品作為地租被封建地主剝奪。上層建筑主要是以等級制為特點的封建制國家。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以維護封建剝削制度和封建等級制，宣揚封建道德為主要內容。在封建制度下，社會基本的對立階級是地主階級和農民（或農奴）階級。農民（或農奴）生活貧困，無政治權利，他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十分尖銳。一般認為中國于春秋戰國之交進入封建社會。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

由此可見，這里的“封建”與封土建國的“封建”，雖然是同一個詞語，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意思，是兩個內涵不同的概念。這種情況，在語言現象中是十分普遍的，究其原因，就是因為隨著歷史的發展，隨著人們的實際使用，許多詞語的含義發生了變化，有的增加或減少了內容，有的被轉借或引申為反映其他事物、現象。“封建”一詞就是如此。

因此，誰說“封建”這個詞只能在“分封、建邦國”這樣單一的意思上來使用呢？誰說一講到“封建”就只能是指“封土建國”呢？我們今天說的“封建迷信”，是否就是“封土建國”的迷信呢？如果完全不顧“封建”一詞在“實際使用的歷史發展”中出現的多個含義，形成的多個概念，而是反過來用這個詞起源時的“本來語義”，來否定它的其他含義，甚至否認中外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主義，這不是詞源學上的把戲，不是唯心主義的最后一著，又是什么呢？

比如，何新在他這篇大作中多次使用的“社會”（古代社會、傳統社會、農業社會）一詞，最早是指舊時于春秋社日迎賽土神的集會。唐代柳棠《答楊尚書》詩云：“未向燕臺逢厚禮，幸因社會接餘歡。”亦用以稱其他節日舉行的集會。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秋社》記：“八月秋社……市學先生預斂諸生錢作社會”。后來，至明代又有“由志趣相同者結合而成的組織或團體”之義，至現代乃復有“由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構成的整體”的意思，即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社會”就有這樣數個義項）

如果其他人也按照何新的邏輯，以“社會”一詞的起源為理由，把他所稱的“古代社會、傳統社會、農業社會”，斥為“置概念的混亂于不顧，也要把春秋社日迎賽土神的集會定名為‘古代社會、傳統社會、農業社會’，以便使之與西方語言中的‘society’（社會）一詞相合”；或者呢，用“社會”一詞的“本來語義”，來根本否定它還有“組織或團體”、“由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構成的整體”等意思——不知何新能否欣然同意、完全接受？

另外，何新這段文字中的“詞”、“語”、“中央”、“帝國”等詞語，也都沒有按它們起源時的意義來使用。可以說，要是現代人像何新等精英學者所要求的那樣，對任何詞語都必須用其起源時的“本來語義”，都必須按其在《說文解字》或《康熙字典》中的解釋來著書立說的話，那就根本寫不成一篇像樣的文章！

由此可見，何新關于“封建”和“封建制度”、“封建主義”的論述和觀點，在語言學上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在邏輯上是十分荒謬的，至于在理論上的謬誤就不言自明了。

同樣，俞可平所說的“民主”，在古希臘語中盡管有“人民的統治”（實際上是“公民的統治”，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以及婦女、兒童，是不包括在公民之內的）的意思，但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體系中，民主是一種國家形式、國家制度，與“專政”相對而言。作為一種國家制度，民主總是體現著統治階級的意志，具有鮮明的階級性。這同古希臘語的demos和kratia，明顯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而且，無論是古希臘奴隸制下的民主，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實質上都不是“人民的統治”，只有社會主義民主，才是名副其實的人民當家作主。

同樣，秦暉所說的“專政”，在西方語言中盡管有“民主的中斷”、“獨裁”的意思，但并不是“有專政則無民主”。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專政是統治階級依靠國家機器，對于敵對階級和敵對分子實行的強力統治，它與民主是同一個國家制度的兩個方面，是辯證統一而不可分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對敵人的專政就是對人民的民主，對人民實行民主就必須對敵人實行專政。這樣的“專政”，與古代西方語言中的dictatorship，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所謂“有專政則無民主”，完全是一種非此即彼的詭辯。

同樣，徐景安所說的“社會主義”，在拉丁文中盡管有“社會的、公共的、共同的、集體的”這些意思，但是，從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出現起，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即是指一種新的社會理想和社會制度。在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中，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由工人階級領導全體勞動人民掌握國家政權。它的所有制一般采取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并以個體所有制為補充；它的分配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這與拉丁文的“社會主義”雖有詞意上的聯系，但作為理論概念則完全不同。

至于唐逸所說的“普世”一詞，則另有問題：它在拉丁文中盡管有“普遍”的、“根”的意思，但這并不意味著，只要用這個詞來與任何一個詞構成偏正詞組，后面那個詞、或者說概念，就一定是“普世”的。比如，他舉了“普世教會”一例，但是難道加上了“普世”這個詞，基督教的教會就成了人類社會“普遍”的“根”了嗎？這顯然是十分荒謬的。那么，為什么“自由”這種價值，一旦加上了“普世”這個定語，它就立即具有了“普遍”的“根”的性質了呢？要是這樣，我們豈不是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變成“普世”的嗎？！

總而言之，由于這些精英學者都是將他們大作的“主題詞”起源時的本意，作為自己全部立論的基礎的，因此，這個基礎一倒塌，其大作也就“忽喇喇似大廈傾”，不值一曬了。同時，也感到他們在論文寫作的立論方法上，到現在還在玩弄古已有之卻漏洞百出的“詞源學上的把戲”，實在是應驗了這樣一句成語——黔驢技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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