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記述的“毛主席談周期律”是原話原意嗎？

日前，本人在“思潮碰撞”欄目貼出《俞可平是怎樣曲解和偽造馬克思原話的——評<馬克思論民主的普遍性>》一文，受到了許多網友的關注。楚文極網友還在跟帖中評論說：“讀了前半部分，還覺得俞可平是由于水平不夠犯的錯誤。讀了后半部分，才發現是立場問題，是有意的歪曲。近些年，在民主問題上打著紅旗反紅旗，是右翼的慣用伎倆。對經典作家的話斷章摘句是一種比較粗劣的做法，比較精致的做法有：片面援引巴黎公社的經驗、抗日根據地投豆子選舉的經驗，片面引用毛澤東黃炎培的對話、40年代中共關于民主自由的言論。由于痛恨官僚買辦，許多群眾也被蠱惑。對此，嚴肅的學者應該加以清理。”

這里，本人要感謝楚文極網友的評論，同時也對他所指出的“在民主問題上打著紅旗反紅旗，是右翼的慣用伎倆”深有同感，特別是其中“片面引用毛澤東黃炎培的對話”這一條，更是早有思索。因為，最近以來，這是一個被熱烈爭議的話題，一些右派借此發表了許多謬論，甚至對毛澤東同志進行了多方面的污蔑、攻擊，不能不辯論清楚。本人不是什么“學者”，但也想簡要談一下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供諸位網友參考。

所謂“毛澤東黃炎培的對話”，大家知道，是指1945年7月初，黃炎培等人訪問延安時，黃同毛主席之間有關“周期律”的一段談話。據黃炎培在《延安歸來》一書中的記載，這段對話是這樣的：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來延安）感想怎樣? 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致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浚S炎培著《延安歸來》第二篇“延安五日記”）

對于這段記載，尤其是其中毛主席的那段話，應該怎么理解，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在力求正確理解之前，必須明白這樣幾點：

第一，黃所記述的毛主席的那段話，并不是毛主席的原話，而是黃炎培事后追記的。黃炎培等人1945年7月1日到訪延安；7月4日下午，毛主席與黃炎培作了一次長談；7月5日黃等人回到重慶。據黃炎培1945年7月9日的日記記載，這天開始，由他口述，張乃璇記錄，補記訪問延安的五天日記。他與毛主席的對話，就記在《延安歸來》的第二篇“延安五日記”中。顯然，他所記述的毛主席的話，是不可能經過毛主席審閱的，也就不能直接當作毛主席的原話來看。

第二，黃所記述的毛主席的那段話，并不能反映毛主席談話的全貌，而是被簡略了。從黃炎培后來的一系列回憶看，他在與毛主席談話時并沒有作筆記，其內容是事隔幾天后補記的。這樣，他對自己的話記憶得比較清晰，甚至在補記時還能稍加完善，而對毛主席的話，就只能記其大意，顯得比較簡略。大家看上面那段記述，黃的話占了絕大部分篇幅，毛主席的話卻只有寥寥數語。這一點，也許同當時的客觀環境有關。按照國民黨1931年以來實行的報刊圖書審查制度，《延安歸來》這樣的書是不可能出版的，黃炎培決定不將書稿送國民黨檢查機關檢查，而由他負責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屬下國訊書店直接出版發行。為避免國民黨當局的進一步迫害，估計黃在撰寫書稿時，只能將毛主席的談話加以壓縮了——這只是本人的揣測，但也合乎情理。

第三，黃所記述的毛主席的那段話，很可能沒有完全體現毛主席的原意，而是按黃炎培的理解被“改造”了。這也是本人的揣測，但也合乎情理。因為，眾所周知，對某人的同樣一些話，具有不同觀點的人理解起來往往會不一樣，轉述的時候甚至會“各取所需”。據長期在黃炎培身邊工作的尚丁回憶，“黃炎培曾長期以中間派自居，不過，他從延安歸來以后，即強調自己是‘中間偏左’?！睙o論是中間派，還是“中間偏左”，要準確理解毛主席的話的原意，都是勉為其難的，而只能按照自己的觀點，取其大意而已。其實，這一點不獨黃炎培的記述是如此，其他種種回憶錄之類的圖書記載的毛主席的談話，也是如此，故而必須具體分析，不能盲目相信，特別要警惕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偽造的所謂“毛主席的談話”。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黃所記述的毛主席的那段話，沒有完全反映出毛主席當時關于民主問題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觀點。這一方面是由于毛主席與黃炎培那次談話的內容比較廣泛，民主只是其中的一個話題，不可能花很多時間；另一方面是因為雙方對話的這種形式，也不可能讓毛主席就某一問題全面闡述自己的看法。所以，如果以為黃所記述的毛主席的那段話就是他關于民主問題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觀點，那就很容易產生誤解，甚至曲解。比如，前些時候有人把這段話“濃縮”成所謂“只有民主才不會出現人亡政息”，并說這是“毛澤東主席同黃炎培先生說過”的，就完全是一種歪曲了。

由于以上這幾點原因，所以，不能把黃所記述的毛主席的那段話，直接當作毛主席的原話來看，也不能認為毛主席當時就“周期律”問題，只對黃講了這么簡短的一些話，更不能以為這段話肯定符合毛主席的原意；特別是不能把這段話理解成是毛主席關于民主問題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觀點的歸納和概括，因為從字面上來看，這段話只是一般的民主主義言論，是連黃炎培這樣的資產階級中間派都能夠接受的，是連國民黨反動派都無法公開反對的。而在今天，如果我們還是這樣去理解的話，那就必然會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當，也將毛主席的民主思想變成了右派也能接受和利用的東西！

那么，怎樣才能完整的、準確的理解黃炎培記述的毛主席的那段話，或者說，怎樣才能真正了解毛主席當時關于民主問題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觀點呢？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不局限于那段話，而是進一步地去學習、研究毛主席在這段時間有關這個問題的著作和論述，并且是他直接撰寫或發表的。這當中，最主要的，就是毛主席在這期間發表的重要著作《論聯合政府》。這是公認的毛主席當時論述民主問題最集中、最全面的歷史文獻。

大家知道，黃炎培是1945年7月4日同毛主席作那次談話的，而在這之前的兩個月多一點，也就是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做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在這個報告中，毛主席是怎樣論述當時全國上下都十分關注的民主問題的呢？只要通讀一下這篇著作，我們就能發現，毛主席當時有關民主的基本觀點有這樣一些：

一是中國急需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實行民主的改革，動員和統一全中國的抗日力量，使中國人民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這是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見“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一節）——這就是說，民主首先是一個國家政權問題，它的具體形式是由歷史條件決定的，必須體現人民大眾的基本要求。

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選的共產黨人和各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地方性的聯合政府。解放區內全體人民的力量都動員起來了，成為民主中國的模型，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項民主政策上，也起了模范作用。（見“中國解放區”一節）——這就是說，解放區的民主，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實現的，這種民主，已經成為民主中國的模型和模范。

三是國民黨統治集團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利益。這些極少數人所形成的反動階層，一面在口頭上宣稱實行“民主”，“還政于民”，一面又在實際上殘酷地壓迫人民的民主運動，不愿實行絲毫的民主改革。（見“國民黨統治區”一節）——這就是說，民主是有階級性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實行的“民主”，是完全代表反動階級利益的，對于人民，則是進行殘酷的壓迫，不給予絲毫的民主。

四是中國共產黨要團結全國人民，廢止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實行民主改革，鞏固和擴大抗日力量，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見“談判”一節）——這就是說，要真正實現全國范圍的人民民主，就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一個人民的新國家。

五是中國共產黨當時的一般綱領，是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即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但是，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因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斗還是長期的。（見“我們的一般綱領”一節）——這就是說，人民民主是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同時，無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階段還是社會主義階段，為民主而奮斗都是長期的。

六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見“我們的一般綱領”一節）——這就是說，人民民主的基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其根本原則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其目的是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七是軍隊和其他武裝力量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部分，沒有它們，就不能保衛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切武裝力量，如同其他權力機關一樣，是屬于人民和保護人民的。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見“我們的一般綱領”、“人民的軍隊”兩節）——這就是說，人民的軍隊，是鎮壓敵人、保護人民的，是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對敵人實行專政和對人民實行民主，是統一而不可分的。

以上這些，就是1945年4月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關于民主問題的重要論述，也可以說，是毛主席當時關于民主問題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觀點，既十分豐富，又非常全面，并且始終貫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主理論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很明顯，這么豐富的思想和觀點，是黃炎培兩個多月后所記述的毛主席的那些話遠遠不能概括的。退一步說，即便黃的記述是正確的，那也只是毛主席關于民主問題思想的一個看法、一個觀點，而不是全部。

就拿民主和“周期律”的關系來講，如果按照毛主席上述完整的民主理論來解答，則肯定不會這么簡略，也不會把跳出“周期律”單純歸結為一個民主問題。事實上，歷史上歷代王朝的興衰更替，都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即使近現代一些資產階級政權的人亡政息，也是綜合因素起作用的結果，而不僅僅是一個是否實行民主的問題。對社會主義國家而言，要跳出這個“周期律”，更是必須在包括廣泛實行人民民主等許多方面，采取正確、有效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措施才行。作為辯證法大師的毛主席，是不可能不懂得這個道理的。

比如，1963年5月，他曾經深刻地指出：“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轉摘自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報》）

這是毛主席綜合考察社會主義國家是否會“人亡政息”所得出的科學結論，是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社會問題的典范。從堅持三大革命運動到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從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到馬列主義的黨變成修正主義的黨，從階級敵人的猖狂進攻到我們的干部和許多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被敵人腐蝕侵襲、軟硬兼施，這種種因素毛主席都一一揭示了出來，而其中，是否堅持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又是最根本、最主要的。

特別要指出的是，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所闡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民主理論，在以后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重要著作，以及文革期間的一系列重要論述中，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和發展。

因此，如果有人像楚文極網友所說的那樣，“片面引用毛澤東黃炎培的對話”，拋棄毛主席有關民主問題的完整思想和一系列基本觀點，單獨地拿那段話大做文章，抽象地宣揚所謂的“民主”，并把這種“民主”當作是能否避免“人亡政息”的唯一因素，那就只能如本人在前面說的，必然會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當，或者將毛主席的民主理論篡改成了右派也能接受和利用的東西！

這就是在民主問題上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一種比較精致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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