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在勞動社會主義運動中升華　　

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并不是馬克思等思想家“蠱惑”的結果，也不是列寧、毛澤東等“政治野心家”煽動所能發起的，它是勞動者利益和意識的集合，是他們根據自己的素質技能要求相應權利的斗爭。　　

勞動者依據人身權和勞動力所有權展開的斗爭，其實質，就是作為人本質核心要素的勞動在創造財富，服務人類的進程中，不斷突破交往中形成的既有關系和意識，使人性得以升華，也即勞動解放的過程。　　

勞動解放，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勞動主體的社會主體地位的確立；二是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這兩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　　

勞動主體的社會主體地位，也就是勞動者經濟、政治權利的規定與保證。資本雇傭勞動社會之前的階級社會中，勞動者的權利是很少的，且法律規定不明確，也沒有充分的法制保證。這既是勞動者素質技能低下的表現，也是其素質技能不能提高的原因。勞動者雖是勞動的主體，但由于沒有或很少有權利，因而沒有勞動的主動性，也沒有提高自身素質技能的主動性，更為重要的是沒有明確爭取權利的自主意識。權利是社會總體對個體地位和關系的界定，個體爭取權利，不同于爭取利益。爭取個體利益，是在法律規定范圍內，保證其既有權利的實現，這是個體人能夠做到的。而爭取權利，則要突破既有法律規定，必須由眾多個體人聯合，形成總體勢力，改變社會制度，在總體上規定個體人的新權利，包括那些沒有參加聯合，但處于同一社會層面的個人，也能得到法律規定的與參加聯合斗爭者同樣的權利。爭取權利是總體性的社會變革，對于勞動者來說，參加變革的個體人越多，其聯合的勢力也就越大，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　　

資本雇傭勞動制度下，勞動者在爭取權利的聯合中形成了變革勢力，這種勢力與資本統治的對抗與斗爭，為勞動者個人爭得了一定利益，并為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創造了必要條件。從公費教育到職業培訓，以及科學技術知識的普及等，都是勞動者通過其政治斗爭爭得的。而勞動力所有權又保證了素質技能提高的勞動者的利益，即可以賣得較高的價錢，由此激發了勞動者個人提高其素質技能的積極性。素質技能提高了的勞動者又會進一步要求和爭取其利益，從而鞏固并充實勞動力所有權和民主權。勞動者素質技能和社會地位的提高，越來越證明資本這種經濟關系和社會制度是與人的本質相悖的，在勞動解放進程中不僅是反動的，也是多余的，當勞動者的素質技能提高到可以充分實現其權利，并能有效地運用其權利來組織社會生產，協調社會關系的時候，資本雇傭勞動的關系就成為多余的，民主勞動制度也就應運而生。勞動解放至此也就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勞動社會主義運動是以勞動者素質技能為根據的，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技能素質增長，即其勞動力的質的提高；二是文化精神素質的提高，其表現就是認識到與其他勞動者利益的一致，或者說從個體意識上升到總體意識。勞動力的所有權只有從總體意識上形成，進而在個體意識中確立，并經聯合起來的斗爭，才能逐步成為勞動者爭取利益的依據。　　

初期的、基本的勞動社會主義運動，是依據勞動力所有權聯合起來爭取利益的斗爭，主要表現為提高勞動力使用權的價格、縮短工時、減輕勞動強度幾個方面。幾百年來，圍繞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減輕勞動強度，以及改善勞動條件等，雇傭勞動者聯合起來進行了無數次斗爭，付出了沉痛的代價，才逐步在法律上和經濟上爭得了勞動力所有權應得的部分利益。當我們看到今天西方國家雇傭勞動者的高額工資和每周40至35小時工作日的時候，不要以為這是——如一些人所說——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是幾百年雇傭勞動者聯合斗爭的結果，也是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內容。在此基礎上，勞動者的聯合，還迫使資本統治者不得不在社會保障等方面讓步，從而營造了現代西方國家雇傭勞動者相比好一些的生存條件。　　

從19世紀英國的“憲章運動”開始，西方國家的雇傭勞動者，進行了不屈不撓的爭取民主權的斗爭。與之同步進行的，還有“婦女解放”或“女權運動”——從將婦女排斥于公民權和政治權利之外這一點看，資本統治在政治上實際承繼了封建專制，不過是以資本寡頭專制代替了領主專制。　　

與爭取勞動力所有權利益的經濟斗爭不同，爭取民主權的政治斗爭，在開始以后相當一段時間是“非法”的。因為法律并未規定勞動者的民主權，他們的言論、結社、集會、示威等，都得不到法律保護，而且要隨時受到迫害和鎮壓。勞動者的政治組織長期處于“地下”狀態，是“非法”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可以任意捉捕其組織者，鎮壓其集會和示威活動。這在19世紀到20世紀的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即令進入21世紀，雖然西方國家的勞動者已擁有了法定民主權，但在世界上相當多的國家，勞動者的民主權依然沒有落實，他們的選舉權、言論自由權、結社權、集會權、示威權等，依然沒有法律保證，他們的政治組織，甚至工會等，仍被統治者宣布為“非法”，并任意取締和鎮壓。　　

從勞動者爭取民主權的歷史進程和現實狀況，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民主，并不是少數官僚“為民做主”，而是勞動者從其主體意識出發，依據人身權和勞動力所有權而展開的爭取政治權利的斗爭；民主，就是作為民的勞動者爭取成為社會主體的政治意識和行為，進而集合為民主權，并以民主權爭取保證其主體地位的過程。　　

爭取和保證民主權的斗爭，是貫徹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主線，不僅在制度化以前是如此，制度化以后也是如此。在勞動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前，這種斗爭主要是依據人身權和勞動力所有權而展開的，是針對“股份公司式”的財主和資主的，或者是針對更為落后的封建和官僚專制的。民主權的爭得，又會促進運動的發展壯大，并擴展為爭取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斗爭，由此建立公有制。在公有制中，勞動者的勞動力所有權是基本權利，并派生對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這兩個所有權又成為民主權的基礎，由此建立民主勞動制。　　

民主勞動制下的勞動者民主權是比資本雇傭勞動制度下的民主權更為充分的，這不僅在于它以公民權和勞動力、生產資料兩個所有權為根據，而且在于有一系列的法權規范和法制保證。然而，這并不等于說民主制下就沒有爭取和保證民主權的斗爭。那種利用國家公共權利機構來謀取私利，即將民主權和所有權集合而成的公共權利視為其個人權利的少數“公仆”，是民主勞動制的內在危害，也是對民主權的侵害。對此，勞動者依然要根據其公民權和勞動力所有權，及其派生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民主權，與侵害其權利的個人和行為進行斗爭，由此而強化和保證民主權。這是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在制度化以后的主要內容。　　

勞動社會主義運動是組織起來的勞動者爭取并保證其社會主體地位的社會運動，組織是聯合的形式，也是運動得以發展的內在機制。工會和政黨，是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組織形式。工會側重于經濟，政黨側重于政治，二者內在統一，相互呼應和制約。　　

經過多年斗爭，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立法中，幾乎都承認工會有代表職工與雇主或雇主組織進行集體談判，并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并規定了集體合同的簽訂程序，集體合同的形式和內容、有效期限、適用范圍，以及破壞集體合同的責任等。瑞典更實行了一種包括全部企業在內的全國性合同。集體合同作為工會與資方簽訂的有關工資、勞保、培訓、社會保障、爭議的契約，表明工會組織實際上已經集合了勞動力所有權所派生的占有權。這與股份公司所集合的資本所有權派生的占有權是對應的。　　

勞動力占有權經工會以集體合同方式的行使，無疑強化了勞動力所有權。當個體勞動者向資本家出賣其勞動力使用權時，勞動力所有權的占有權能體現于他是否出賣或出賣的價格上，但個體的力量太小，加上出賣者相互間的競爭，使勞動者個體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工會將個體勞動者的勞動力所有權的占有權能集中起來，就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并具有集體力的占有權，這樣，不僅可以避免勞動者的相互競爭，還使勞動者總體在談判中爭取有利地位，特別是在罷工等方面，會給資本家以巨大壓力。20世紀，特別是其后半葉，工會在行使勞動力占有權中發揮了明顯的效力，幾乎西方國家在工資、工傷、勞動保護、職業培訓、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的改進，都與工會組織的作用有直接關系，這同時也是勞動力所有權個體利益的體現。當勞動者不是個體，而是集體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使用權時，不僅形成了在市場上的集體力——它甚至能達到某種程度的壟斷，而且可以由專門的組織者和法律顧問更為專業、有效地運用這種集體力，依法爭取和保護勞動者個體的利益。　　

工會的形成與發展，經過了艱難的動員和組織，先從某幾個企業工會向地區性、行業性工會擴張，又在地區性、行業性工會指導和幫助下成立普遍性企業工會，進而是全國性和國際性工會，由此工會運動大普及，幾乎所有企業，以致事業和政府機構的公務員，但凡有雇傭關系的單位，都成立了工會。　　

政黨是在工會發展基礎上的升華，是更為密切的聯合。從法理上講，政黨是公民結社權的體現，但由于資本統治的限制，雇傭勞動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是沒有公民身份的，因而，也不具備結社權，不僅政黨，連工會都是非法的。雇傭勞動者或無產階級政黨的成立是以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為理論基礎的。《宣言》論證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和法權依據，提出“共產主義”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主義，從對資本雇傭勞動制的矛盾演化中指出共產主義的必然性。　　

《共產黨宣言》提出了明確系統的指導思想，是原則性綱領。它的發表及一批無產階級政治活動家在馬克思、恩格斯指導下的努力工作，促使雇傭勞動者的政黨逐步成熟。1869年，在全德工人聯合會的基礎上，成立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1875年又由拉薩爾派和艾森納赫派聯合，成立了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1890年改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這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導下的無產階級政黨，它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際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堅。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帶動下，丹麥社會民主黨于1871年成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于1879年成立，英國工黨于1900年成立。　　

無產階級政黨的成立，使勞動社會主義運動上升至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標志，在于明確的政治綱領，即爭取社會制度的變革。社會制度的變革，關鍵在于爭得政治上的民主權，并建立民主制。　　

政黨是比工會更為緊密的組織，為實踐其政治綱領，就要建立相應的機構，并制定紀律，這使其活動更加有效率。而以工會為基礎建立的政黨，又成了工會的核心和指導者，其黨員也就成了工會的組織者和骨干。由此，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結合起來，對資本統治的威脅也越來越大。資產階級在利用其政治權力鎮壓無產階級政黨的同時，也以各種方式聯合起來，     包括“雇主聯合會”及其合法的政黨。兩大階級的矛盾和沖突日益尖銳。　　

也正是在雇傭勞動者以工會和政黨組織壯大其勢力，并有效地進行社會變革的時候，20世紀初，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政黨卻發生了分裂。從總體上看，這種分裂在于斗爭的綱領，一派主張革命，另一派主張改良。前者以共產黨為主，后者以社會民主黨為主。20世紀的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就是在這兩大派的矛盾和并不密切的合作中展開的。到20世紀末，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政黨已有二三百個，遍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曾是其附屬國、殖民地的各個國家，帶領全世界的勞動者展開了與資本統治及封建領主、集權官僚地主的階級斗爭。20世紀人類的進步，實質上就是由這些政黨所領導的勞動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所促成的。而如何以統一的思想使全世界的勞動社會主義政黨聯合起來，存小異求大同，則是21世紀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主題之一。　　

20世紀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主要教訓，就在于不能完全充分貫徹《共產黨宣言》所號召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大原則，因黨的領導人在理念和綱領上的分歧，導致黨的分裂，從而不能在運動中密切聯合，統一行動，由此分散了力量，未能取得應有的制度變革成果。造成分歧和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一點，還在于未能明確并堅持勞動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原則，致使本來策略層面的分歧或差異造成綱領甚至運動性質上的分裂。　　

改良與革命的分歧，最先出自德國社會民主黨內，而且是由主張改良的伯恩斯坦挑明的，他在《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中，公開提出要把社會民主黨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的黨”。此論引發了論爭，李卜克內西等左派堅持革命，考茨基則力圖折中。這種爭論后來擴展到第二國際，列寧從俄國的實際出發，強調武裝革命，并逐漸成為革命的領袖，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列寧主義成為革命的指導思想。而改良派(考茨基也加入)則攻擊列寧和俄國革命，導致第二國際的大分裂，列寧及其擁護者將黨的名稱改為“共產黨”，并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推行武裝革命路線，而改良派更加明確地主張“議會道路”。由此展開了20世紀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兩條路線。　　

革命派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一是俄國革命及隨后蘇聯工業化的成功，并在反擊德意法西斯侵略戰爭后將革命政權擴展至東歐各國；二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三是受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影響，全世界掀起了以社會主義為旗號的革命運動，包括民族解放斗爭。革命的共產黨或工人黨、勞動黨以武裝斗爭在十幾個國家奪取并執掌政權，并在世界各國都建立了政黨，有的國家還成立了革命政黨領導的武裝。革命派中還有受斯大林排擠而分化出去的托洛茨基派，亦稱“第四國際”，雖在政治上成效不明顯，但在理論上，特別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上頗有建樹。　　

改良派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在于聯合勞動者，通過合法的手段，為勞動者爭取經濟利益，在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減少勞動強度、完善勞動保護，以及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發展公費教育等各方面迫使資本統治作出讓步，從而取得了西方國家在經濟上的實質性進步。與此同時，爭得了勞動者的民主權，使社會主義政黨合法化，并通過選舉擴大了自己的政治勢力，西方大多數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都在議會中占有明顯優勢，或上臺執政，或作為最大的在野黨制約政府。政治上的成就與經濟上的成就是相呼應的，正是明確了為勞動者爭經濟利益這一方針，才得到勞動者在政治上的支持；而政治斗爭的成就，又是實現經濟利益的必要手段。西方國家在20世紀政治上的進步，其主導力量就在于此。也是在宗主國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主張廢除殖民地的努力，與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爭相呼應，西方各國被迫改變了其殖民地政策，促進了民族獨立。　　

改良派與革命派在理論上的分歧是明顯的，這限制了他們在社會變革中的合作，但在具體的斗爭中，也有局部的合作，比如，西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經常聯合執政，或在重大問題上，特別是有關勞動者利益問題上，都是聯合行動的。也正是這種聯合，才使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　　

西方國家的變革，改良派是主導，但在全世界范圍內，革命派曾一度起主導作用，它不僅從總體上給西方國家的改良派以支持，而且也得到改良派在其作用范圍內的實際支持。這是一個并不公開的統一陣線。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直至20世紀60年代，這實質性的統一陣線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機制。西方國家在民主、自由、人權、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進步，如果沒有蘇聯、中國等國初級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優越性對西方國家勞動者的感召與鼓舞，及其對資本統治的巨大壓力，是很難實現的。而社會民主黨執政或在野期間對附屬國和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也是20世紀后半葉這些國家擺脫殖民統治，并推翻其本國反動勢力的必要外部條件。　　

然而，20世紀革命派與改良派的理論分歧，及其導致的分裂造成的損失，遠遠超過了其統一陣線所取得的成就。　　

勞動社會主義運動是全人類的總體社會變革，它在不同國家和民族也必然采取不同的形式，這是國家和民族的特殊性決定的。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上已有的幾次大變革，特別是資本雇傭勞動制取代封建領主制的變革中得到佐證，不用說日本這亞洲小島以“明治維新”實行君主專制統馭下的壟斷資本和軍國主義與西歐各國的差別，就是英、法、德、意等西歐諸國，其變革的形式及時間等，也都有很大差異。但這些差異并不表明變革的目標和一般性質是不同的，恰恰是由于這些差異，才構成了近代史上的一次次大的變革。無論是英國的資本所有者，還是法國或德國的資本所有者，都沒有理由說自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者，并指責他國的資本雇傭勞動制是“冒牌”的，是“修正主義”的等等。　　

比起資本主義者來說，勞動社會主義者更應明確并堅信：在主義的本質和原則一致的大前提下，各國、各民族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特殊形式是不同的，也應該是不同的。如果都按某一國家或民族的模式進行變革，不僅沒有實際的可行性，理論上也是錯誤的。我們應當承認差異，也要堅持總體的一般性，辯證地處理好理論的一般與特殊，根據本國本民族的實際情況，制訂切實可行的運動路線和策略，而且要理解別國同志的運動路線和策略，互相支持。　　

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總體性質，是社會變革，是人性升華，也就是革命。不僅社會關系及其制度要革命，每個人也都要革命。革命就是根本性的質變。但質變是由量變積累而成，改良作為一種量變的進程，實為質變的內容和過程。不可能出現沒有量變的質變。包括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是其前幾十年量變積累的集中體現，而且奪取政權后依然要繼續量變。中國革命最明顯地表明了量變與質變的辯證關系，幾十年的艱苦斗爭，清楚地記載著量變的進程。新中國的成立，不過是這些量變積累的成果，而其后的量變仍在繼續。西歐諸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以議會道路“和平演變”資本雇傭勞動制度，不斷地以量的積累擴大勞動者權利，提高其素質技能，強化其聯合，這本身就是在進行革命。而他們之所以不能采取武裝斗爭的方式奪取政權，是其具體的階級關系、勞動者的權利和素質技能，以及其國家的大小、地理條件等決定的。不能因此指責其不革命。應當指責或批評的，只是這些國家某些社會民主黨領導者看不到改良應包含的革命性質，并滿足于改良的量變成果，放棄革命的總目標，因此，當量變積累已經成熟時，也不能采取質變的方式，從而延滯了革命。　　

雖然因分歧和分裂而延滯了革命，但20世紀浩浩蕩蕩的勞動社會主義運動仍極大地促進了歷史的進步。勞動者素質技能及其社會地位的提高，是社會變革和人性升華的具體表現，而且這在人類總體歷史上是剛性的，21世紀的勞動社會主義運動，也就以此為起點。只要我們處理好改良與革命的辯證關系，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制度化就是必然的。　　

勞動社會主義運動質變的標志，就是制度的變革，即將量變進程所累積的成果，上升到質變，以法律規定下來，并以政權和法制保障其實現。從社會矛盾的角度說，量變或改良過程中，勞動社會主義的勢力雖在增長，但仍處次要方面，達到質變后，則上升為主要方面。由此，成為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的主導，并將勞動者所爭得的權利以法律明確規定，改變社會關系。　　

如果是在發達的資本雇傭勞動社會，勞動社會主義運動所要爭取的新權利，主要就是對集合于公共占有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當勞動者不僅擁有人身權、公民權和勞動力所有權，而且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并在這些權利基礎上派生民主權的時候，他們的社會主體地位就已經確立。這看起來簡單的權利增加，恰是革命性的變革，也是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制度化的基本。它不僅使勞動者個人多了一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更在于它使勞動者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必再因為沒有生產資料而不能自主勞動，只得將勞動力使用權作為商品出賣給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資產階級，并受他們的支配；而勞動者所擁有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又不是獨立的手工勞動的工具和小塊土地，而是整體的機器設備系統的一部分，他們并不能單獨使用其所有的那部分生產資料進行勞動，生產資料的整體性要求對其總體的占有，這就要求分散、個別的所有權派生出占有權，并集合起來行使；資本雇傭勞動制度下勞動者的民主權，只是由其人身權、公民權和勞動力所有權派生，當他們擁有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并綜合已有權利派生出民主權時，不僅使民主權的內涵增加，也使民主權的對立面發生變化，這個對立面不再是資主權或財主權，而是行使其民主權派生的公共權利機構和勞動力、生產資料派生的公共占有權的機構，這個機構如果不能有效地被民主權控制，就會成為侵害民主權主體的條件。　　

在中國這樣的資本雇傭勞動制度不發達的國家中，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制度化，更要明確勞動者的人身權、公民權、勞動力所有權、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民主權，但因勞動者素質技能相對較低，以及舊勢力舊文化的存在，實行起來困難會更大。　　

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制度化，有一個關鍵性環節就是奪取政權，這是勞動者成為社會主體，其聯合的勢力成為社會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標志，也是規定其權利和地位的社會機制。“政權”，是集合起來的總體政治權利，它以國家機構為載體，是統治階級行使其權利和意志的工具。奪取政權，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炸毀”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機器。這個新國家機器，不僅其執掌者是新的階級，而且它的構成及運行機制，也有質的變化。它以集合起來的總體政治權利之能之力，摧毀舊的統治勢力，其核心就是廢除舊的法權體系，建立新的法權體系，并以法制來保證，以政策來推行并落實這個法權體系。　　

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并不是把制度化作為終極目的，也并不因為建立了公有制和民主制就結束了運動。與歷史上曾有過的社會變革運動不同，勞動社會主義運動不是為少數人謀利益，以新的階級統治取代舊的階級統治，而是消滅階級，實現人性的升華。對于歷史上謀求統治地位而進行社會變革的階級來說，奪取政權，建立其統治的社會制度，就已經完成了變革，之后就是如何鞏固和擴大既得權利和利益，繼續其統治。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則以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和社會主體地位的實現為目的，制度的建立只是其關鍵性的階段，建立后的制度，還要不斷地改革和完善，以克服因制度自身的矛盾與缺陷而對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的侵害，并不斷強化和提升勞動者的權利，保證勞動者素質技能的不斷提高。　　

毋庸否認，一部分受舊統治階級意識影響的人，在參加勞動社會主義運動時，就抱有“打天下，坐江山”，謀求個人私利的意圖，奪取政權以后，他們會利用自己在公共權利機構中的職位，謀取私利。而更多的人，則把現有的公共權利看成個人的權利，雖然不犯法違紀，但卻會反對改革這既定的權利體系，甚至謀求以各種方式，將自己的權利傳給子孫。中國文化大革命初期某些高官子弟鼓吹“血統論”，喊出“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口號，試圖將其父輩的地位作為遺產由他們壟斷，以及文化大革命后種種樣樣猖狂的以其長輩之權謀私行為，充分表明了這一點。這是比集權官僚還落后的封建領主意識的表現。它在中國的負作用，是相當明顯的。　　

這種利用職務謀取私利的行為，是民主法制不健全的表現，也是公有制中所有權與占有權矛盾的表現。勞動力的所有權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歸勞動者個人，但由于社會化大生產，這兩種所有權又必須派生并集合為占有權，由相應的公共機構行使，派生并控制經營權、收益權等。為了監督占有權行使機構和經營權行使者，以及保證社會生活的秩序，要設立執法權、司法權的行使機構，以及管理社會生活的行政權行使機構。這些機構都是公共權利行使的工具或手段，而非權利主體，是由權利主體的勞動者或公民個人權利派生并集合的公共權利的行使機構。從法理上講，這些機構是受權利主體控制和監督的，但由于公共權利形成以后具有相對獨立性，而行使公共權利機構中的負責人又有可能利用該機構的特點，以舊的統治階級意識和統治術將公共權利機構變成不受權利主體控制，甚至控制權利主體的機構，而他們本人則成為公共權利的實際主體，不僅以權謀私，更有可能改變公有制和全部社會制度的性質。蘇聯的劇變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而中國陳良宇所暴露的集團之所作所為也正在證明這一點。這是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制度化后最大的危險，也是制度化后勞動社會主義運動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預見到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在不得不保留國家的情況下，對勞動解放的最大威脅就是國家機器，并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以克服這個威脅。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并不是在公有制中已不能存在的資產階級及其他舊的統治階級，而是那些在公共權利機構中的“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的個人。至于一些人所說的刑事犯罪分子、國內外反對新政權的人，是屬于由國家政權依法懲治者，對他們的懲治，是國家政權的職能。將這些人說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甚至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就是對這些人的懲治，是轉移斗爭方向以至歪曲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反對民主制，企圖擺脫民主權主體對國家政權及其權利機構的控制和監督。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只能是與公有制內在統一的民主制，是民主制決定了國家政權及其公共權利機構的性質，并制約它們的運行。　　

因此，當我們說制度化后勞動社會主義的繼續運動時，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建立和健全民主制，明確規定勞動者的民主權及其行使的機制；二是充分發揮并強化勞動者的民主權，改革和完善民主制。　　

這在理論上說似乎簡單，但實際做起來卻有相當大的難度。任何社會變革運動都是有組織的，勞動社會主義運動也不例外，運動的組織要求一定的專門負責人，隨著組織的擴大，這些負責人數量也在增多。組織性要求一定的等級和指揮系統，這也就形成了某種準官僚的體制，特別是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的組織，其組織性更強，也有更嚴密的紀律和上下級關系。奪取政權以后，前一階段的準官僚體制勢必被改造成新的公共權利機構，或者說，新的公共權利機構的負責人和骨干，要由準官僚來構成。這在形式上與“打天下，坐江山”有類似之處。　　

20世紀的歷史經驗，顯示了勞動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的矛盾及其危險。現在有人否認蘇聯、中國所建立的新制度的勞動社會主義性質，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能成立的。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指導下進行的，所代表的是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這是毋庸置疑的，不能因為革命的參加者并非純粹的產業工人，就否認其勞動社會主義性質。特別是中國革命，其主體是農民，但農民也是勞動者，覺悟了的農民以勞動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革命，建立了初級的公有制和民主制，這不僅是中國的大進步，也是人類的大進步。　　

問題在于如何建立制度和如何改革、完善制度。對此，深諳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真諦的列寧和毛澤東都有所考慮。但列寧所能做的，只是在建政時強調原則，他沒有時間去做更多的事就與世長辭了。毛澤東在奪取政權前就反復強調“繼續革命”，但由于集權官僚制和官文化兩千多年的傳統，并受蘇聯模式的影響，新中國的政治體制依然是行政集權體制，按無產階級專政的要求仍存在很大缺陷，這是他所無力左右的，后來他努力以改革克服這個缺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他的偉大創舉，也是對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及人類進步最重要的貢獻，其意義在未來的歷史進程中將不斷得以證明。但由于既得利益者勢力太大，以及所用“群眾運動”方式存在的問題，依然使缺陷延續下來。現在嚴重的腐敗及公有制經濟受到的巨大損害，正是制度建立時的缺陷膨脹的表現。　　

初級的勞動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了勞動者的所有權和民主權，但這是不充分，也未全面落實的。制度化后的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就是在已有的法律規定前提下，繼續堅持并發揚民主原則，提高勞動者的主體意識，強化他們的聯合，要發揮工會及其他勞動者的經濟組織，尤其是政黨在組織勞動者聯合方面的作用，集中行使其民主權，控制并監督公共權利機構及其公職人員，懲治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在此基礎上，根據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逐步改革和完善公有制與民主制，使勞動者的所有權與民主權進一步落實；確立勞動者對公共權利機構選舉、控制、監督、懲處的機制；強化立法權的主導地位和作用，有效制約行使執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公有資產與資源占有權等機構；在明確各公共權利機構法權關系的同時，密切其相互協調；加強對公職人員的教育和培訓，完善公共機構負責人的選舉制與公務員的職業制，嚴肅其紀律。　　

勞動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的運動，集中體現于其制度和體制的改革，是持續不斷的發展進程。這樣，不僅能貫徹勞動社會主義的精神，又使社會充滿活力，由此促進人性的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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