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與柔—論“四項基本原則”的“原則”　　

——與理論界與學術界的專家們商榷。　　

徐漢成　　

毛澤東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改革伊始，鄧小平就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4頁.1979年3月30日）改革以后，直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講話，在這十四年中，鄧小平又多次反復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改革開放以來，理論界、宣傳界的少數人拉鄧小平倡導的“改革”大旗作虎皮，借“解放思想”之名，動輒祭起“創新”、“革新”的幌子，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共產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予以“修正”與“改良”。時至2010年1月19日，《光明日報》仍然刊登了署名“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題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偉大創新》的文章。不僅引起了一部分人們思想上的混亂，亦為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這一現象，不僅引發了學術界與理論界眾多有識之士的批評，亦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質疑。因此，筆者覺得很有必要就“四項基本原則”的“剛性”與“柔性”問題與理論界與學術界的專家們進行商榷。　　

須知，鄧小平所用的“必須、堅持、原則”均為“剛性”詞語。世間萬事萬物，皆有其本質的屬性與特征。在生物學中，男人與女人同樣都是人，屬性相同但卻各有其本質的特征。鹿與馬，雖外表相象，但其特征與功能卻是大相徑庭的。再如幾何學中的正方形與三角形，其屬性均為幾何形狀，但特征更是十分的明顯與了然，正方形的特征是四個角必須是九十度，如果缺了一角或有一個角不是九十度，便不可再稱之為正方形。社會科學也是如此，資本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又是一種社會形態，但社會主義又是與資本主義有著本質區別的社會形態。　　

因此，與自然界的萬事萬物一樣，“四項基本原則”亦有其“剛性”的不可變更的本質特征與屬性。如果特征和屬性可以隨意“創新”，那么，就無所謂堅持。試問？今天堅持，明天又來一個“創新”，明天堅持，后天再來一個“革新”，張三堅持了，李四又來一個“創新”，李四堅持了，王五又來一個“創新”，這樣的原則還能稱之為“原則”嗎？這樣的“原則”還怎么“堅持”？堅持還有什么意義？因此，“四項基本原則”是寫進黨章和憲法的“原則”，既不是可以任人操縱的皮影戲，也不是可以隨意升縮的橡皮條，更不是可方可圓，可大可小，可高可矮的變型金剛。　　

一、中共中央是應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主體　　

“四項基本原則”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不是用來裝點門面的花瓶，也不是虛無飄渺的夢幻境界。而是有血有肉有著實實在在的內容的、看得見摸得著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與經濟制度。誰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主體呢？毫無疑問，應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共中央、國務院及其領導下的各級黨委、政府。　　

長期以來，令人困惑的是：鄧小平既倡導了“改革開放”，同時又一再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中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論述多達幾十次乃至上百次，白紙黑字，擺在那里。但是，鄧小平去世后的實踐證明，在“改革”中，精英們只注重了“改革”，并沒有注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人們不僅要問，是不是鄧小平在文章中說的是一套，背后與黨的領導者說的又是另外一套？想必鄧小平作為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理應不是這樣的人物。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鄧小平是真心實意的要求黨的領導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那末鄧小平后來的領導人是否沒有遵循鄧小平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理論，令人不解的是，時至今日，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在主流媒體中，鄧小平理論仍然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如果我們黨是真心誠意的將鄧小平理論作為指導思想，那么也就理應堅定不移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如果不能始終如一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那末，就說明我們的黨既放棄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時又架空了鄧小平理論。　　

“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個相互對應、相輔相成的統一體。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系統工程。在四項“原則”中，從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時序及其功能來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核心，中國共產黨則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建立起來的政黨，從中國共產黨誕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以馬列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因此，共產黨的領導是基礎。無產階級專政則是由共產黨組織與建立的上層建筑，社會主義制度則是由共產黨組織與建立的一種經濟制度。這種上層建筑與經濟制度就共同構成了社會主義形態。　　

這里，我們不妨用一幅簡單的圖示作扼要的說明：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思想體系）——中國共產黨（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建立的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黨組織與建立的上層建筑）——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組織與建立的經濟制度）　　

鄧小平為什么再三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是因為他十分清楚“四項基本原則”的本質特征與內涵；他說：“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7頁）如果鄧小平并不知道“四項基本原則”的本質特征與特定的內涵，還再去說什么“堅持”，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二是因為有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如果沒有人反對，也就無所謂“堅持”；三是鄧小平深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于“改革開放”的特別意義：如果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的中國就極有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有人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那么富裕就是社會主義嗎？又有人說，我們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不知道社會主義在哪里，這就好比一個人生活在人世上幾十年還分不清男人和女人一樣的荒唐與可笑！　　

衡量一件事物的“新”與“舊”，應以歷史的發展為著眼點，在人類幾千年來的歷史中、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大到關乎人類社會發展，小到治世、治國、治吏、治家的學說浩如煙海，單是中國的歷史上就有儒、道、法、墨……等等，但是，由于受歷史與時代的局限，這些學說無一不充斥著帝王史觀與唯心史觀，充其量也只能是維護帝王統治的學說，如中國儒學的奠基人孔子早就提出“和諧”的治國理念，在其后的二千多年的歷史上，既有過“焚書坑儒”，亦有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社會和諧了沒有？人民幸福了沒有？戰亂停息了沒有？國家強盛了沒有？一直到了二千年后的清王朝，更是到了腐朽沒落的頂端，內憂外患不斷。因此，儒學也好，道學也好，帶來的并非是社會的強盛，而是中國的封建時代壽終正寢的大革命。為什么？“儒”也好，“道”也好，“法”也好，在這些學說中，沒有也不可能用階級斗爭的眼光看社會，沒有也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沒有也不可能有共產黨的領導，沒有也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道路，沒有也不可能有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　　

縱觀人類歷史的發展，原始公社解體后，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經歷了幾千年，資本主義也經歷了幾百年，誰也不能斷言，現代的資本主義就是人類社會的最高階段。只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是新的學說，新的思想，新的理論。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是人民的政權，只有社會主義才是新制度。私有制已經有了幾千年，市場經濟也有了幾百年，“和諧”治世的理念則有了幾千年。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硬是把新制度說成是舊制度，把新體制說成是舊體制；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說成是舊思想。把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思想、制度反而說成是新思想、新制度。　　

再談“新”的時代觀與發展觀，其實也不是什么新東西，早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的赫魯曉夫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階段”，中國黨的一些領導人也曾附和說“階級斗爭熄滅論”，到了八十年代末，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又提出了“新思維”就是這些“和平民主新階段”與“新思維”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導致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消亡，導致了蘇聯共產黨由執政黨變成了在野黨，將國際共產主義的進程拉向倒退。　　

 因此，“創新”的要害就在于一個“新”字。與其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可以“創新”，不如說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蹂躪與踐踏，與其說黨的指導思想也可以“創新”，不如說是對黨的指導思想的修正。　　

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剛性”的本質屬性　　

（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剛性”原則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人類解放的學說。　　

馬克思主義產生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與恩格斯通過多年對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考察與研究，揭示出了“剩余價值”的規律、階級與階級斗爭的規律。并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站在廣大勞動大眾的立場上，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進行了大量的、實際的分析與研究之后，得出了階級斗爭的結果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由此而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與科學社會主義形成了一個完整而系統的科學。　　

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剛性”的原則呢？階級斗爭的學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等這些都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剛性”原則。　　

（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發展的科學　　

馬克思主義既是完整而系統的科學。但又不是靜止與僵化的教條，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時俱進的，是可以延伸、拓展的。這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柔性”的一面。但是，絕對不存在也無所謂“創新”，我們之所以說馬克思主義無所謂“創新”。是因為馬列主義是一種“思想體系”，是一種“發展規律”是一種“科學原理”。而不是一種“模式”或“體制”，規律與原理的東西怎么可以“創新”呢？　　

前人的學說可以發展的，但絕無“創新”可言。如同中國歷史上儒家學說與道家學說，后來的人可以去對儒學或道學予以“創新”嗎？如果說可以“創新”，充其量只能稱之為“轉基因”，將“儒學”和“道學”弄得儒不儒，道不道而已！又如物理學中的“定律”，人們只有發現新的定律，只有在應用的空間予以延伸與拓展。是無所謂“創新”的。　　

列寧把將馬克思主義同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制定了關于建立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學說。他總結了蘇維埃俄國的實踐經驗，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指導思想。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使馬克思主義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列寧主義階段。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實際國情相結合，在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實踐中，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創立了毛澤東思想。　　

在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列寧與毛澤東僅僅是根據不同的歷史時代、結合不同的國情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而不是“革新”與“創新”了馬克思主義！正如斯大林在回答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關系時說：“我認為列寧沒有給馬克思主義“補充”任何“新原則”，同樣列寧也沒有取消馬克思主義的任何一個“舊”原則。列寧始終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實最徹底的學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為依據的。但是列寧不僅僅是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實行者，同時還是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繼承者。”　　

（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經受了歷史實踐的檢驗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至2010年，整整走過了90個年頭。在這90年中，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從1921年到1949年的戰爭與革命階段；二是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6年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的老一輩領導人相繼去世。在上述的兩個歷史階段中，中國共產黨一直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半個多世紀的革命與建設的實踐證明，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不僅使中國的戰爭與革命取得了全面的勝利，奪取了全國的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而且在1949年后至1978年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79年，鄧小平說：“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3頁）葉劍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目前，全國工業企業達到三十五萬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固定資產達到三千二百億元，相當于舊中國近百年積累起來的工業固定資產的二十五倍。從我們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國工業發展盡管有過幾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仍然達到百分之十一點二。”(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年大會的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9月30日)鄧小平又說：“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濟、技術、文化等方面現在還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事實。但是這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從根本上說，是解放以前的歷史造成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造成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7頁）在國際舞臺與對外關系上，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在他晚年為我們制定的關于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關于中國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爭取第二世界國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國、日本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的決策，是多么的英明，多么富有遠見。”（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0頁）三是在1978年后的改革中，作為改革倡導者的鄧小平也從來沒有宣布放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創造的國際環境，沒有毛澤東時代創建的強大的國防，沒有毛澤東時代打下來的堅實的工農業基礎，沒有毛澤東時代建立健全的上層建筑，沒有毛澤東時代確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改革”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要想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是決不可能的。　　

歷史總是迂回發展的，雖然，在二十世紀中葉與九十年代前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到了重大的挫折，一些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政黨與社會主義國家改變了顏色，但是，這并不能說明馬列主義已經過時。有人會說：毛澤東時代搞“個人崇拜”，那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已逝世多年，毛澤東也逝世三十多年，雖然，在毛澤東逝世后，一些自由化分子對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竭盡詆毀、漫罵之能事，但是，歷經了三十年改革后的廣大中國人民卻更加的崇敬毛澤東，更加的信仰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中國乃至世界范圍的毛澤東熱卻是一浪高過一浪。這些事實都充分證明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而這種普遍真理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的。　　

三、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一）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　　

毛澤東說：“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毛澤東—轉引自《人民日報》1975年2月22日）從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所作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除了所有制與舊社會不同之外，其他的沒有什么差別，在社會主義中，一方面，計劃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有計劃的組織、協調社會化的大生產，避免經濟危機，但仍然存有市場經濟，如解放后中國農民仍然留有的自留地，可以自行種植，可以自行發展家庭養殖業，農村與小城鎮的集市貿易延續了幾十年，這些都是屬于市場經濟的范疇。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生活資料仍然是私有制。　　

在這里，毛澤東所講的社會主義就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生產資料的占有不外乎私有制與公有制兩種形式，另外就是混合經濟，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是市場經濟與私有制，如果一個國家或社會，是市場經濟為主，在所有制上是私有制經濟為主，那么，社會主義本質還體現在哪里呢？我們還能將其稱之為社會主義嗎？顯然是不能的！如果說我們還可以將其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末，資本主義搞一點宏觀調控，搞一點國有經濟，是否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有“特色”的社會主義了呢？　　

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計劃經濟為主，生產資料為公有制，生活資料為私有制。這些就是社會主義“剛性”的原則，背離了這樣的原則，就不再稱之為社會主義。其中本質的核心就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　　

（二）社會主義制度的功能　　

在“四項基本原則”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共產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這三項原則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在人類的歷史上，原始公社解體以來，與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一樣，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亦是一種弱肉強食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她是有棱有角的，看得見、摸得著的，而不是虛幻的變化莫測的幻境。社會主義第一次消滅了人與人之間的剝削，消滅了人與人的階級差別，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無法實現的特殊功能，因此，社會主義才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人性化的制度，社會主義的本質核心是為了廣大勞動人民群眾，體現的是真正的公平與正義。　　

衡量是否是社會主義的標準既不是物質財富的多與寡，也不是生產力水平的高與低，而是看這個社會是否存有嚴重的兩極分化，是否產生了不同的階級，是否存有剝削的資產階級與被剝削的無產階級，　　

（三）社會主義也需要不斷的自我完善　　

正是因為社會主義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貧窮落后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所以，社會主義也需要不斷的自我完善，也需要不斷的發展與解放生產力，以滿足人們的物質文化需要。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其目的就是發展生產力。他說：“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鄧小平文選《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第3卷第370頁）從鄧小平關于改革的表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是將“制度”與“體制”是區別開來的。他所倡導的是“體制改革”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是建立與落實責任制,而絕非是“改變制度”。                     　　

在改革開放中，鄧小平為什么反復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動搖，是因為“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將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他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第3卷第123頁）“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第2卷第110頁）　　

但是他又認為：只要政權掌握在共產黨的手中，不改變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無論是采取那一種形式，只要能發展生產力，就不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他說：“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致富。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鄧小平文選《視察天津時的講話》第3卷第166頁1986年8月19—21日）　　

但是，怎樣才能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怎樣才能先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怎樣才能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沒有作出詳盡的表述，只是主張允許發展私有經濟。在鄧小平關于“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指導下，1987年，國務院出臺了《私營企業管理暫行條例》從此，私營經濟在我國有了合法地位。私有制的復興在中國拉開了序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允許發展私有制，中國的資本主義處于萌芽狀態。私有制的產生，即意味著剝削條件的產生，私有制的發展，即意味著剝削的發展，意味著資產階級的發展。小生產是每日每時地、不斷與自發的產生著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在生活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就是賄賂經濟，隨著私營經濟的蓬蓬勃勃的發展，在原料、市場、資金、人才等各方面擠兌著國有與集體經濟，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一部分中小企業的經營逐步陷入困境，混合經濟的矛盾日益突顯出來，此時此刻，中國的改革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是遏制私營經濟，鞏固公有經濟？還是削弱公有經濟，壯大私營經濟？于是，執政的黨和政府作出了一個令資產階級歡欣鼓舞的決策：“抓大放小”，所謂“抓大放小”就是“公”家的兒子養不活 ，不如改名換姓，讓私人抱養，此舉不可謂思想不解放，不可謂膽子不大，不可謂步子不快！　　

于是，在改革開放中就出現了一種十分奇特的怪象：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明確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另一方面，從國務院發改委，到各省、市、縣紛紛發布文件，掀起了“改制”大躍進的熱潮。公有制紛紛改頭換面、脫胎換骨，完成了從“公”到“私”的蛻變過程，一夜之間，企業的廠長或社會人變成了資本家，工人則由“主人”變為雇傭工。　　

所謂“改制”，顧名思義，就是改變所有制，改公有制為私有制或股份制。而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公有制。因此，“改制”從本質上講，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已超出了“改革”的范疇，違背了鄧小平倡導“改革”的初衷，不但離經。亦已叛道，不是動搖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是顛覆與改變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鄧小平不愿看到也不容許看到的。難怪子陵之流得隴望蜀，要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輔相成“合二為一”，合成一個新東西！　　

　2005年2月24日　，國務院出臺了《關于鼓勵扶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一是放寬非公有制經濟的準入政策，允許非公企業進入法律未禁止的銀行、證券、保險業，,二是加強財稅、信貸支持力度，拓寬了融資渠道，三是完善服務。已經把非公有制經濟確立為中國“市場的主體地位”。　　

上述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資產階級的形成到發展壯大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萌芽發展階段，其標志是鄧小平關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為指導；二是以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改制”為標志，中國的資產階級有了較大的發展；三是以2005年國務院出臺的《關于鼓勵扶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為標志，中國的私營經濟占取了主導地位。　　

關于在改革中是否會產生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問題，鄧小平自認為是胸有成竹，不會產生資產階級，他說：“我們的同志就是怕引來壞的東西，最擔心的是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恐怕我們有些老同志有這個擔心。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忽然鉆出個資本主義來，這個受不了，怕。影響不了的，影響不了的。肯定會帶來一些消極因素，要意識到這一點，但不難克服，有辦法克服。你不開放，再來個閉關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經濟發達國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鄧小平文選《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第3卷第90頁　1984年10月22日　）“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鄧小平文選《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第3卷第172頁1986年9月2日）　　

從鄧小平的上述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第一，鄧小平認為搞一點私營經濟，不會產生資產階級。第二，鄧小平認為：中國共產黨和改革開放政策也不容許產生資產階級。因此，他一連用了兩個“影響不了的” 。　　

但是，令鄧小平沒有料到的是：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嚴重的影響和削弱了公有制經濟，導致了兩極分化。更令鄧小平不敢想象的是，在私有經濟與公有經濟混合并存的時過程中，在公有制經濟遭到削弱的時候，他的繼承者們不是選擇遏制私有經濟，鞏固和發展公有經濟，而是竟然選擇了拋棄公有制的“改制”。　　

改革三十年后的結果表明，這樣的政策已經導致了兩極分化，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用鄧小平的話說，我們的改革就是走上了邪路。可見，鄧小平只考慮到社會主義柔性，并沒有考慮到社會主義“剛性”的本質特征，所有制一旦發生了動搖，就產生了剝削條件，就有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毛澤東說：“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三十年的改革實踐證明：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在中國是絕對行不通的，中國的改革導致了兩極分化，不僅產生了一個官僚資產階級，同時還產生了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因此，中國的改革已走上邪路！　　

衡量真假社會主義的標準一是看社會主義的“質”與“量”，所謂的“質”與“量”就是是否是公有制能否占主導地位。二是看這個社會能否產生“兩極分化”是否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如果這個社會制度產生了資產階級，那么，這個社會就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已經造成了資本主義不能再產生的條件，一旦破壞了這個條件，產生了新生的資產階級，這樣的社會還能被稱之為社會主義嗎？　　

四、中國共產黨的“剛性”原則　　

（一）指導思想的原則　　

毛澤東之所以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馬列主義指導下建立、發展、壯大起來的政黨，沒有馬列主義作指導，就不會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不同于資產階級的政黨，資產階級的政黨是“輪流坐莊”的社會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全中國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代表。是“專政”黨，這是區別于資產階級政黨的顯著的標志。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說：“現在毛澤東思想還是我們的指導思想。”（鄧小平文選《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第3卷第174頁1986年9月2日）鄧小平去世后，中共中央將鄧小平理論作為指導思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因此，雖然鄧小平理論不能等同于毛澤東思想，但是，將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并不排斥堅持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反之，如果放棄了或者不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就是既摒棄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時也放棄了作為黨的現階段指導思想的鄧小平理論！那么，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除了“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之外，其他的還有什么呢？　　

因此，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必須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就中國共產黨的“剛性”的原則。如果脫離或摒棄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即使不改變其名稱，也不能再稱之為無產階級的政黨了，充其量也只能是一個掛著馬列主義招牌、打著馬列主義旗號的資產階級政黨，　　

（二）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與其他“三項基本原則”的關系　　

在“四項基本原則”中，鄧小平把“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放在主要的、突出的地位，他說：“自從十月革命以來，更證明了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建設。”（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9頁）“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文選《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第三卷第324頁）鄧小平為什么把“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放在突出的地位？就是因為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　　

如果共產黨摒棄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放棄了共產黨的根本宗旨，那末，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理應也必將受到歷史的嚴峻的挑戰：一方面，國內外的資產階級就會說，西方社會與資本主義都是多黨制，共產黨既然搞了資本主義，也就不應一黨專政，近些年來，之所以一些人熱衷于西方的所謂“民主與自由”，之所以宣揚“開張憲政”，因由就在于此。另一方面，中國的廣大人民群眾也會說，共產黨既然摒棄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繼續作為執政黨對老百姓并無益處，理應也會支持多黨競選。　　

檢驗一個政黨是否是馬列主義的政黨，就是看這個黨是否將無產階級專政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作為執政黨的指導思想，就是看這個黨能否真正的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三）保持共產黨隊伍的純潔性　　

大千世界，萬事萬物，皆有優劣之分，所謂的“優”與“劣”，就是事物的“質”與“量”，同樣，共產黨也存在一個“質量”問題，這個質量就是共產黨隊伍的純潔性。　　

令資本主義家們歡欣鼓舞、社會主義者們困惑不解的是：二戰以后，世界上許多爭取獨立后的民族與獲得解放的國家一度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卻相繼改變了顏色，馬列主義的政黨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資本主義者們說，既然社會主義好，東歐為什么還會發生激變？蘇聯為什么還會解體？這就是共產黨隊伍的純潔性與政權的連續性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列寧與毛澤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無疑，馬克思、恩格斯是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權威，列寧、毛澤東是領導蘇聯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權威，但是，這些無產階級的領袖們不可能永遠活在這個世界上。因此，在和平的、暴風驟雨式的階級斗爭尚未發生的歷史條件下，走什么“路”的問題，在一定的時期內起主導作用的還是執政黨，如果執政黨的領導者掌握了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那末，他們就會堅定不移的走社會主義道路，反之，如果執政黨的領導者們在思想中產生了資本主義傾向，那末，他們就會將無產階級的政黨演變為資產階級政黨，將社會主義演變為資本主義。人類的歷史進程將作暫時的倒退。　　

斯大林去世后，蘇聯相繼出現了背叛了馬列主義的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之流的修正主義者，毛澤東去世后，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出現了胡耀邦、趙紫陽一類在思想上具有資本主義傾向的領導人。如果他們掌握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將不再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無產階級專政將會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資本主義將會在中國復辟！無論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還是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史中，都不能不算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毛澤東說：“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很容易”鄧小平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鄧小平文選《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第三卷第380頁）他又說：“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并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后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鄧小平文選《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第三卷第324頁）”　　

可見，執政黨的領導權是否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是一個事關黨不變修，國不變色的重大問題，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權是否掌握在真正的共產黨人手中，也是關系到執政黨的政治路線能否持之以恒的問題。　　

改革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的生產關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私有經濟的發展，為剝削創造了條件，中國已產生了大量的資產階級分子，作為實體階級的“資產階級”已經形成，階級斗爭在現實的社會中已實實在在的存在，在這種新的歷史時期，能否吸納資產階級分子加入到中國共產黨的隊伍中來，是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純潔性的大是大非的問題。　　

“改革”以來，一些人忌諱提及“階級”與“階級斗爭”意圖以劃分所謂的“階層”來掩蓋“階級”。2001年7月1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不講“階級”而只談“階層”，把一批包括“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人員”、“私營企業主”等在內的社會人員稱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他提出要“深化對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和認識”；他不區分“生產資料”、“資本”同“財產”的本質區別，只是說：“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　　

從社會學角度而言，毋庸置疑，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 私營企業主確實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如同在舊中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地主、資本家一樣，又有誰能說資本家不是資本主義的建設者嗎？但是，用階級分析的眼光看，他們又是剝削者與生產資料占有者，是資產階級，這就是他們的雙重身份。在改革就是為了“發展生產力”的呼聲中，在“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指導下，剝削有理，剝削有功一度成為了社會政治與經濟生活的主旋律。因此，進入21世紀后，有些領導人就愈益加緊鼓吹私有企業主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有些地方則擅自將私有企業主吸納到共產黨內。到了2007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部分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條規定：“年滿十八歲的中國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愿意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執行黨的決議和按期交納黨費的，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第二條則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由此，“階層”一詞首次寫進建國以后修改的黨章中。從上述關于黨員的規定表述來看，“其他社會階層”一定不屬于工農兵與知識分子，那末，這里所謂的“階層”所指的只能是“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與“私營企業主”了。當然“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這句話并不錯，但是，問題是什么才是衡量“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私營企業主”能不能稱之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如果將發展生產力作為衡量“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那末，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家是否在政治上都是先進的呢？毫無疑義，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是衡量“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　　

在當代中國，私人占有大量的生產資料是一個不容置辯的事實。資本家已是實實在在的存在并發展著，不管是“階級”也好，“階層”也好。只是稱謂不同而已，其本質上沒有絲毫的區別。不管人們是承認還是否認，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中國共產黨有六千多萬黨員，擔負著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權，如果我們這個黨的隊伍中占主體地位的是無產階級的先進代表，那么，我們這個黨就是純潔的黨，反之，如果我們這個黨的隊伍中有了百分之五十的資產階級分子，那么，中國共產黨還能稱之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嗎？這個黨還能為無產階級服務嗎？還能帶領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嗎？　　

五、無產階級專政的“剛性”原則　　

（一）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無產階級”；　　

什么是無產階級？什么是資產階級？對于舊中國，對于資本主義這個問題容量理解。列寧說：“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關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份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部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他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年6月）　　

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時代，農村實行了人民公社化，城市工商業實施了社會主義改造，生產資料成為公有。因此，相對于生產資料占有關系而言，全國所有的人都是無產階級，因為全體的黨員、干部、工人、農民等個人均不占有生產資料。反之，相對于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而言，全體的中國人民又都是有產階級，因為國家與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其中有一份額是屬于勞動群眾所有的。　　

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的條件下，沒有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的廣大干部、工人、職員、農民仍然是無產階級。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黨和政府各級領導干部在生產關系中與廣大人民群眾所處的地位是平等的，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鄧小平說：“我們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后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8頁）我們從鄧小平的論述中可以得到兩點結論：一、當時的黨內沒有由個人或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因此，他認為黨內沒有一個資產階級；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他認為在消滅了剝削條件之后也不會產生資產階級。因此，在社會主義形態下，全國的所有人民包括黨和國家領導者都是無產階級。　　

鄧小平的上述論述是在改革之初的1979年，當時的中國確實沒有了作為實體階級的“資產階級”。但是，人類社會不是從來就有階級的，“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關系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公有制的生產關系不僅可以消滅階級，還可以造成資產階級不能再產生的條件，私有制的生產關系不僅不消滅階級，相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　　

因此，階級的發生、發展與消亡均處于與一定生產關系相關聯的變動狀態。“改革開放”以后的三十年來，在“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的所謂解放思想的呼聲中，市場經濟與私有制的復興為產生剝削階級創造了條件，經過三十年的“改革”， 中國已產生了大大小小的資本家，資產階級不但已經形成，且已日益龐大，這已是一個婦孺皆知皆知的事實。就是說，現實的中國社會已經分化為兩大對立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　　

（二）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內涵”　　

第一是“執政”。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不同于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是國家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首先是為著鞏固共產黨的領導，鞏固社會主義。毛澤東之所以說：“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鄧小平說：“我們這個軍隊是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 （鄧小平文選《軍隊要整頓》第2卷第1頁）因此，“專政”第一要素是“執政”，即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和建立新型的國家后，其領導權必須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掌握在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手中，這就無產階級專政的首位的“剛性”原則。　　

無產階級賴以實施“專政”的手段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建立起來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這種政治、經濟、法律制度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是通過國家與各省市的最高權力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建立起來的。　　

雖然，當代中國已產生了資產階級，但是，國家的政權仍然掌握在中國共產黨的手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允許資本家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允許資本家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各級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參政議政，由于階級具有基于共同的經濟地位而產生政治傾向的一致性；基于共同的生活方式而產生心理習慣的相似性；以及基于共同的歷史命運而產生理想追求的聚合性。資產階級必然會提出有利于本階級利益的政治主張與施政綱領。　　

自2004年開始，在每年的兩會上，已經有了100余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資產階級分子）當選全國政協委員，還有150余人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從發展生產力的角度去看，如此多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進入了人大、政協是為了發展經濟，但是，從政治角度與階級分析的角度去看，參政議政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應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而不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試想，資產階級能夠對自己的階級實行專政嗎？如果我們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不是人民群眾的代表，而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或是資產階級分子，他們還能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說話嗎？這樣的“執政”還能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嗎？顯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資產階級分子一旦參與掌握政權，必將危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危及無產階級專政，危及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是“專政”。　　

鄧小平說：“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并且這種現象在長時間內不可能完全消滅。……對于這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9頁）無產階級賴以實施“專政”的工具是無產階級的軍隊、警察、法庭、監獄、政府部門、黨派等國家機器和政治組織。我們應該看到，一方面，在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只是在一國或幾個國家建成的，她的周圍還存有眾多的資本主義勢力，另一方面，國內還有大量的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殘余勢力，還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因此，無產階級執政的同時，就必然會有反“執政”。鄧小平說：“中央早就講過，對各種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的活動，從來都沒有什么‘放’的問題，從來主張不能放縱他們，不能聽任他們胡作非為。”（鄧小平文選《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第2卷第372頁1980年12月25日）鄧小平的上述表述說明了兩點：一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還有反革命分子，還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二是不能聽任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胡作非為。因此，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在于：除了對刑事犯罪分子實施打擊外，還要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勢力進行“專政”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又一個“剛性”的原則。　　

檢驗無產階級專政是鞏固還是削弱，一是看共產黨的領導權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無產階級手中，二是看資產階級分子有沒有進入到執政黨的領導崗位上來，三是看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予以強有力的專政。　　

（三）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必須繼續革命　　

為什么說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還要繼續革命？其目的是鞏固共產黨的領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實踐和經驗均表明：既然有了共產黨的領導，那么就會有人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既然有了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有人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既然有了社會主義道路，就會有人反對社會主義道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專政的問題上沒有也絕不會有調和的余地。訖今為止，難道有人斷言無產階級一旦奪取并掌握政權后，天下就會太平無事了嗎？沒有，也不會有，因為這樣本身就不符合辯證法。鄧小平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個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當時的解釋，即所謂‘向走資派奪權’，也就是撇開黨委鬧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實踐已經證明是錯誤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釋，可以在黨內繼續研究。” （鄧小平文選第2卷《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182頁）可見，鄧小平并沒有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只是否定了文革中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解釋。毛澤東說：“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轉引自《人民日報》1975年2月22日）鄧小平說：“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說過，階級斗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歷史的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來說，總是弱于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鄧小平文選《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第3卷第379頁）從鄧小平的上述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無產階級在奪取并掌握政權后，必須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這個“鞏固”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繼續革命的過程。　　

因此，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任務有三個主要方面：一是從政治路線上保持共產黨隊伍的純潔性，將混進黨內和政府內的資產階級分子清除出黨；二是從思想路線上批判資本主義傾向，保持共產黨隊伍在思想上的純潔性，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實施；三是打擊各種刑事犯罪分子，維護國家與社會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其目的就是保證社會主義制度的健康發展。黨不變修。官不變腐、國不變色。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只有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物質生產過程中，階級斗爭過程中，科學實驗過程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了。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毛澤東選集《實踐論》），鄧小平之所以倡導改革，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鄧小平之所以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因為他決不希望中國的改革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決不希望中國的社會主義葬送在他的手中。在改革開放中，鄧小平說：“堅持社會主義，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十億人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個災難，是把歷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鄧小平文選《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和平政策》第3卷第158頁）“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于這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動搖，并且要用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 （鄧小平文選《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第2卷第358頁）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是一個偉大的黨，除了根本宗旨是最廣大人民群眾服務之外，還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敢于堅持真理，糾正錯誤，實事求是的黨。改革三十年來，雖然，我國的生產力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但是，中國當前的政治路線與經濟制度也正在危及共產黨的領導，危及無產階級專政，危及社會主義制度，這既是一個擺在執政黨面前的現實問題，也是一個令全國人民警醒的問題！　　

二0一0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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