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政體與有效政府

劉海波

王紹光教授《民主四講》一書總的意圖用他本人的話說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也就是說不能把流行的美式全民普選作為政治建設的唯一甚至重要標準。我非常贊同他的這個意圖。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又被禁錮于新的教條，如果說中國學者中流行的經濟自由主義危害了經濟改革的話，淺薄的政治自由主義則耽誤了中國的政治建設。我愿意從王教授書中的兩個重要論點引申開來談一談。這兩個重要論點對我們今天的政治思考很有價值。一個是：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有穩定的民主制度。他認為有效的政府是可持續民主的前提條件。另外一個是：在民族主義和民主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關系；相反，某些關鍵的民族主義要素是民主得以順利運作的先決條件。他認為不管是什么樣的民族主義，它們都擁有一些共同的要素，而其中一些要素對民主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評估王教授的兩個觀點，特別是認識民主與政府有效性這個問題，需要深厚的理論視野與對歷史材料的仔細比較、鑒別。我的視角是將有效政府作為一個結果，我認為政治共同體的特征和政體的特征都會影響到政府有效性，也就是說，政治共同體的整合與政體的制度構成都影響到政府有效性。政治科學既需要從政體的角度，也需要從政治共同體的角度看問題。全民普選是否作為制度的一個要件，要看具體的情勢。一個一盤散沙、相互仇恨的社會配之以全民普選只會產生最壞的結果。作為一個政治學家，我認為政治共同體和政體的特征都是可以塑造的。我們需要從共同體和政體兩個方面分析中國的政治發展。       

關于共同體因素與政體因素，我想舉一個例子說明。我國歷史上宇文泰的復古改制是罕見的成功改革之一，使關隴一隅之地最終一統天下，并開啟了盛唐時代。陳寅恪先生認為宇文泰有一個“關隴本位政策”。 依據陳先生的論述：然宇文氏只分有少數之六鎮民族，復局促于關隴一隅之地，終能并吞分有多數六鎮民族及雄據山東富饒區域之高齊，其故自非僅由一二君主及諸臣材不材之所致，蓋必有一全部系統之政策，為此東西并立之二帝國即周齊兩朝勝敗之主因，可以斷言也。宇文泰率領少數西遷之胡人及胡化漢族割據關隴一隅之地，欲與財富兵強之山東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蕭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質及精神二者力量之憑籍，俱遠不如其東南二敵，故必別覓一途徑，融合其所割據關隴區域內之鮮卑六鎮民族，及其它胡漢土著之人為一不可分離之集團，匪獨物質上應處同一利害之環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習，始能內安反側，外御強鄰。而精神文化方面尤為融合復雜民族之要道。……此種關隴文化本位政策，范圍頗廣，包括甚重，要言之，即陽傳周禮經典制度之文，陰適關隴胡漢現狀之實而已。

宇文泰的構造，既包括共同體的整合，也包括政體的構造，其中包括了虛構神話和禮儀的使用；也包括實際制度如府兵制、均田制等，結果北周擁有一個比北齊和江東遠為有效的政府。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全盤漢化”為后人稱道，實際這個改革解體了鮮卑共同體，胡漢也未能真正融合，反而制造了奢靡之風、腐敗政府，河陰之屠可謂肇端于此。

我們可以找到許多材料，來說明共同體因素與政體因素對政府有效性的影響。一個重要的結論是，并非任何人群都可以建立可以運轉的政體的，如果沒有 “人民”，也無法建立政體。共同體成員間的關系，是否高度認同，一體同心，不僅影響政府對外維護國家利益的能力，也影響政府內部治理的有效性。我們美國人民、我們中國人民作為客觀的現象，并非天然就存在，也可能被削弱甚至毀滅。偉大的政治家從來不會忽視維護穩固的共同體“我們”，虛構的政治論述、政治宗教，經濟政策和法律等，分別有助于這個目的。

中國上世紀在政治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就政府有效性而言，1900 、1920、 1930、 1950年的中國政府是非常不一樣的。1900年，兩萬洋兵登陸大沽口就能殺到北京，迫使當時的中央政府流亡；1950則朝鮮戰爭和美國在國門之外打了個平手。1950年的中國在和別國比較的意義上肯定比1900年還窮，甚至人民的平均財富在絕對意義上還少了。但是中國政治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穩固的中國人民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主要特征的中國政體建立了。如何評價中國上述的政治變化？如何評價中國共產黨的作用？

中國由一盤散沙、任人宰割的政治共同體解體的狀態到形成高度凝聚和整合的政治共同體；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建立、政治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形成；中國人民成為政治共同體的主體，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被確立為天經地義的政治倫理。其實，在政治意義上，人民和民族是一體兩面。我說，中國共產黨的建制本身和努力使中國成為一個“政治大國”或“政治民族”，中國共產黨是形成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組織紐帶。這么說是否為過？

中國政體的特征則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民主集中制，是否可以有不同于流行見解的同情理解？關于中國國共兩黨的成立和隨后的黨治，我認為中國現代的政治體制，因此有了很大的進步因素，“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成為了一個天經地義的政治倫理、政治道德。另外一個方面呢？表現在有效政府方面很明顯，無論是在決策的審議還是政策的高效執行上。政治是一個公共的事務，有公共利益才有政治，這方面，中國也是有突破的。比如說拿共產黨來講，以前大家都說共產黨有很大的缺點——“六親不認”。所謂六親不認，就是說一個人哪怕是做了很大的人物，那么親戚還可能處在窮困當中。還有許世友的故事，許世友的出身經歷，在正常的中國傳統社會中，亂世當中，就是一方草頭王。有傳說是紅四方面軍在延安受批評的時候，他要拉桿子出去打游擊。他后來說，我們的黨是什么樣的黨，軍隊是什么樣的軍隊，跟著我走？不可能的事情。許世友只是黨內的一個高級軍事將領而已，當不了草頭王的。這和英美的軍隊國家化和政治家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是否有可以類比的地方。再，毛澤東在黨內起落的例子。當年，共產黨建立根據地的時候，毛澤東是根據地和軍隊的創始人，但是中央仍然可以很輕易地罷免他，在遵義會議前有三年工夫閑居。這在北洋政府和軍閥軍隊肯定是不可能的，我打下了天下，你們幾個人開一個會，我就回家去了？遵義會議時候呢，毛只是一個閑散的隨軍行走的政治局委員，卻在會議上獲得了領導地位。不是因為他有兵權，而是他有正確的戰略。中國共產黨領導機構作為中國政體其中一部分，至少在某些時候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國共產黨里，八大、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反而具有審議性議會的特征，美國大陸會議和費城制憲會議的特征。陳云同志在黨內會議的發言頗有偉大議會政治家的發言特點。我們不能按照美國小學公民讀本的方法指導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

還有一件事情，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后，實際上建立了一個很有效的政府。這是怎么發生的呢？敗退臺灣以后，蔣介石指定“中央改造委員會”正式接掌“中央黨部”的職權。國民黨的“改造”整頓，不但對于國民黨退臺初期的混亂政局起了一定的穩定作用，同時，對臺灣的經濟發展也起到促進作用。蔣介石在“改造”國民黨之時，其內容乃至有關文件所用的術語，都會使人想到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建黨思想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原則。根據《蔣經國自述》的記載，蔣介石對于大陸失敗的原因曾在“日記”中作如下的檢討：“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先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是無異失去其靈魂，焉得不為之失敗？”對于國民黨黨改造方案，蔣介石研討結論是：“當政二十年，對其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后對于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為晚。……黨應為政治之神經中樞與軍隊之靈魂，但過去對于軍政干部無思想領導，馴至干部本身無思想，而在形式上，黨政軍三種干部互相沖突，黨與軍政分立，使黨立于軍政之外，乃至黨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無政治教育，不能使全黨黨員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對于干部亦未能有集體的、配合的、系統的領導與運用。于是，領導之方向不明，而無力貫徹政策之執行；使每一個干部只感覺受其拘束，無權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諉卸責任。要改正上述缺點，應擬定具體綱要實施才行。”看來，國民黨是由“威權”退向了“極權”，方起死回生，建立了有效的政府，不過當時若聽從雷震、胡適之他們的話，就是對臺灣廣大人民而言，究竟會有什么結果？

許多政治科學教材的寫作，都以“極權”、“威權”、“民主 ”為政體基本分類，實際上是無須表態的一種獨斷而教條的態度（從語言可知）。我們應當反思。

我曾經把民主集中制同英國的議會內閣體制進行類比：如果在歷史和現實中尋找一種體制，保證政治部門對行政部門的有力控制、決策和執行的協調和決策的審議性，同時又對中國情況有可借鑒性，那么當為英國的議會內閣體制。英國體制是議會中產生一個小規模的委員會——內閣，相對獨立于議會，既領導議會立法，同時其成員作為關鍵行政部門的首長督促立法的執行。英國內閣說到底乃是中央政府的政治部門，不是行政部門，內閣和議會之間，乃是政治部門內部的分權，不是立法與行政的分權，內閣的強大，乃是得到議會的支持或對議會的有力控制，不是得到了部門或地方的支持。這種體制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并不沖突，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高度集權而不發展為獨裁，在權力制衡條件下實現決策和執行的協調。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民主集中制主要適用于政治組織的原則。

民主這個詞匯，在人們的使用中，有太多的含義。并且民主同時被賦予價值本身的含義，這樣說“民主是個好東西”，等于說“好東西就是個好東西”。麻煩的是，人們有經常用指稱具體的某種制度的民主同作為價值本身含義的民主混淆起來，也許是一種話語策略。我想人民民主用來描述政治共同體的特征更準確一些，自由民主描述的是政體的特征，黨的領導與民主集中制描述的是中國政體的特征。就政體的制度構成而言，只有在具體的條件下才能評判。中國政體肯定不是自由民主的，如果從共同體的特征而言，人民民主在中國不是假的。我的一個同事不同意說毛時代中國是極權政體，他認為是特殊的共和政體。我也這么認為，是嚴酷的共和政體，有點像斯巴達類型的古典共和政體。

這些事情我們沒有看到，只看到華盛頓沒有造反，大陸會議一舉行，華盛頓就得回家去。老說民國初年有一個民選議會，有民主政治家宋教仁，但是宋教仁不死，這樣的議會，又能有何作為？我們能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出現一些嚴重問題后，盡管很艱難，政策路線畢竟能轉向“和諧社會”與“科學發展”，能做到這些，是要有本錢的，還是共同體和政體這兩個因素。菲律賓和泰國就不一定辦得到。我國已經進行的非常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看到，例如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例如中紀委的設立，試想，沒有中紀委，我們今天的腐敗會到何等程度？ 

這么多年來，在取得經濟奇跡的同時，中國政治發生了衰敗（我認為這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沒有以往的政治成就，就不會有經濟成長，政治繼續強健，經濟成就會更驚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被削弱了甚至要被瓦解。在西藏、新疆已經出現了中華民族認同的問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農代表比例大幅度降低了，這并沒有增加政體運轉的效能，卻削弱了共同體的凝聚，因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功能主要在共同體的層面上，大量普通工農居于這一尊榮無比的機構正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體現。國企改制中，消滅了中國特色的低成本的中產階層，我敢說國企工人階層的消滅與地方政治的黑惡化緊密相關（例如東北）。新興白領階級的弱點是不僅人數少，而且是人民中的游離分子，他們面臨過度市場化的環境、呈現極度碎片化的存在狀態，他們沒有什么確定的政治認同，他們和他們的子弟不會為國家當兵打仗，如果把典型的外企白領當成美國公民，不是很愚蠢嗎？現在中國政治實際上缺失公共性，私門橫行，部門利益橫行，政治的內卷化和公共性的喪失。所以，不要把共產黨的傳統看得太壞，這個方面的喪失，反而是需要恢復黨的優良傳統的，繼往開來、返本求實。我們需要珍惜我們的共同體，穩固它，珍惜我們既有政體的優點并不斷完善它。

面臨今日中國的情勢，究竟是宇文泰還是孝文帝改革，是李登輝的政黨輪替還是蔣介石的政黨改造，更有借鑒意義呢？本文提出這一問題，真荒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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