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李銳誣謂毛澤東哲學是“斗爭哲學”？

—評李銳非毛反毛(43)      岳青山

這些年來，李銳總是誣謂毛澤東哲學是“斗爭哲學”，肆意非毛反毛。

他說：“毛澤東歷來強調‘斗爭哲學’。早年就留下名言：‘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動’與‘斗’，是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的一個核心觀念，既是宇宙觀，也是人生觀，終其一生，好動喜斗，尤其實踐了‘與人斗其樂無窮’的諾言。”（《手記》第300—301頁）

這就是說：“毛澤東歷來強調‘斗爭哲學’”；這個“斗爭哲學”既是毛澤東的宇宙觀，又是他人生觀；毛澤東“終其一生，好動喜斗。”

三十年來，我國的官員言論、新聞媒體、乃至理論“精英”，也時不時咕嚕所謂“斗爭哲學”。

因之，這個所謂“斗爭哲學”的問題，實在是一個不能不爭辯清楚的重大的原則問題。

（一）

旗幟問題，事關黨的基本指導思想，至關重要。毛澤東的理論旗幟，一貫清楚明白，歪曲不了。

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果真是所謂的“斗爭哲學”？

不是！根本不是！完全不是！

任何一個不帶偏見，或者不是心懷敵意的人，都能清楚看到，毛澤東歷來高舉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把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哲學基礎。

這種歷史的真實，任憑李銳靈牙利齒，巧舌若簧，可以指鹿為馬，但馬畢竟馬還是馬，鹿終歸仍是鹿。

 早在建黨之前，毛澤東在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時，提出了“改造中國和世界”的革命任務，就確認馬克思主義是“改造中國和世界”的“一面旗幟。”1920年底，他在致羅章龍的信中明確指出，中國革命要想得到成功，“除了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他說：“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旗幟立起來，大家才有所指望，有所趨赴。”（《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2集）進而指出，無論做什么事，都要以“主義”這指導。他堅決反對“沒有主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解決。”還認為，研究各門科學，各種學術，也要“以主義為綱。”

那么，這一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旗幟”又是什么 ？

1921年1月25日，毛澤東《給蔡和森的信》中提出的，“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依據，這個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頁）

從此之后，毛澤東一生高舉馬克思主義的偉大旗幟，“信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他決不容許“被人搖動”，決不允許改旗易幟。這就是他有別于不少人的高貴品格！

1942年2月21日，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他說：馬克思“不但參加了革命的實際運動，而且進行了理論的創造。”這就是“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7頁

1942年5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在的講話》再次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74頁）

毛澤東從1945年主持制定并經中央會議通過的《關于若干  歷史問題的決議》，到黨的八大至十大的黨綱、黨章，都是十分明確地把黨的指導思想的哲學基礎，稱之為“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90頁、《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30頁）

只不過，在此過程中，毛澤東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下，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側重，有所不同。諸如：

1929年6月4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突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史觀。他說：“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凡事要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74頁》

1937年6月5日，毛澤東在《關于十五年的路線和傳統問題》中，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法。他說：十五年來黨之所以犯路線錯誤，根本的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還不十分深厚，沒有“學好唯物辯證法。”（同上書，第508頁）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突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即“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664頁）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側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辯證法。他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他們“有正確的宇宙觀”，“他們懂得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68頁）

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中，強調的是哲學“唯物主義”。他批評王明等人把“中國共產黨人和馬、恩、列、斯并列”的錯誤，提出“現在應當在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于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

1955年3月21日，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突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他向全黨慎重地提出，“我勸同志們要學哲學”，批評全黨干部中“有相當多的人，對哲學沒有興趣，他們沒有學哲學的習慣。”他們不懂得在全部馬克思主義中，“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論”。

1957年2月27日，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則側重哲學“唯物論和辯證法。”

總之，在毛澤東浩如煙海的著作之中，他自己在論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地方，沒有一處說過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什么“斗爭哲學”。

這里還有一個重要的佐證，那便是《毛澤東哲學批注》一書。本書共492頁，匯集毛澤東從1936年11月到1965年期間，學習和研究十本哲學著作所作的批注。在這些哲學批注中， 批注最多的有五本。這五本書的天頭地腳、邊白中縫，乃至段末行間，他寫約二萬這了的批語。其中尤以《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第三版)批注最多，有一萬二千字左右。而最長的一條批注，竟有一千二百多字。在這個大部頭《哲學批注》中，沒有任何地方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稱之為“斗爭哲學。”

李銳如此曲解和詆毀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可謂用心良苦，而又惡毒。他把毛澤東的哲學歪曲和污蔑為“斗爭哲學”，什么唯物論，什么辯證法，什么認識論，什么唯物史觀，通通被毛澤東拋置九霄云外，剩下來的，只有干巴巴的、無情、殘酷的“斗爭”二字。

請問李銳：你咬定毛澤東“歷來強調斗爭哲學”，“毛澤東晚年常講，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既是“歷來”，又是“常講”，客觀根據何在？你滿口“實事求是”，那就請從這種“歷來”、“常講”的“實事”之中，搬出七八，至少也應當舉其一二吧。

我量你是搬不出來的。搬不出就是造謠！你該當何罪？

（二）

如此說來，那是不是說毛澤東就從來提及所謂“斗爭哲學”？

這倒不是。

在我閱讀到的業已公開出版的“毛著”中，毛澤東有二回提到過“斗爭哲學”。

第一回，出自《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口頭政治報告》。他是這么說的：“我們對國民黨的方針，是又團結又斗爭。講到斗爭，我們是有理、有利、有節的。我們是在自衛的立場上和它斗；這斗爭是局部的，對我們有利才斗；但這種斗爭又是暫時的，為了團結我們是有節制的。反過來講，自衛的、局部的、暫時的斗爭，要有利于團結。國民黨天天想打我們，但也不敢和我們作大的決裂。我們的斗爭是有節制的。比如我們去了一封信，要求派人參加會議，國民黨開始不肯，但結果我們還不是去了？至于我們說去三個，他說你去一個，一個就一個，我們不大爭，現在我們的代表已經到了華盛頓。同志們！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世界上有個“爭”字，我們的同志不要忘記了。有人說我們黨的哲學叫‘斗爭哲學’，榆林有一個總司令叫鄧寶山的就是這么說的。我說‘你講的對了’。自從有了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他們就向被壓迫的人民進行斗爭，‘斗爭哲學’是他們發明的。被壓迫人民的‘斗爭哲學’出來得比較晚，那是斗爭了幾千年，才有了馬克思主義。放棄斗爭，只講團結，或者不注重斗爭，馬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當、不起勁，這是小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文集》第3卷，第316頁）

再一回，是1959年8月16日在《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中說：“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斗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要讀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斗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斗爭止息了，新的社會斗爭又起來了。總之，按照唯物辯證法，矛盾和斗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資產階級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一點不錯。不過，斗爭形式，依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451頁）

從毛澤東的這二處講話中，可以清楚看到：（1）共產黨的理論旗幟從來就陽光、鮮明，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決不是什么“斗爭哲學”。

李銳無視毛澤東的全部著作，無視黨的歷屆全國黨代大會所通過的黨綱和黨章，硬說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純屬別有用心的曲解和污蔑。

（2）毛澤東說得清清楚楚，所謂“斗爭哲學”，那是國民黨軍的“總司令”，或“資產階級政治家”在攻擊共產黨時說的。

李銳卡頭去尾，把這些人攻擊共產黨的話，硬栽到毛澤東名下，而且說他還“歷來強調”，何其狠毒！

（3）毛澤東只是接過國民黨軍的“總司令”和“資產階政治家”的話，說你們如果硬要說什么，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那也是“一點不錯”，“你們講對了。”這只是也只能是從“一定意義”、“特定意義“上講的。

李銳撇開“一定意義”和“特定意義”，把毛澤東的哲學總括為什么 “斗爭哲學”，只能是別有用心！

（4）、毛澤東還指明，就算從一定意義或特定意義上講，“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那這種“斗爭哲學”也是向“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階級學來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矣。你們的老祖宗－“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正是“斗爭哲學”發明者、專利權的持有者。幾千年來，這些剝削階級難道不是憑借和利用“斗爭哲學”來統治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至于，馬克思主義帶領無產階級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那已是幾千年之后的事情了。再說，現今的國民黨、資本家不也在對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實行“斗爭哲學”？

其實，李銳自己這三十年來，不也是毫不停頓地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著“斗爭哲學”？

（三）

毛澤東是在什么特定意義上，講鄧寶山總司令或“資產階級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一點不錯”？既有較窄的政策思考，又有較寬的辯證考量。

先就較窄的政策思考來說。

這就是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兩黨關系而言的。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瘋狂的侵華戰爭之后，中國共產黨倡導和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為了趕走日本侵略者，救國救民。但蔣介石的國民黨則除了抗擊日寇外，更妄圖借抗戰消滅共產黨。于是，它就一次又一次發起反共高潮。因之，在統一戰線里頭，國共兩黨的矛盾、斗爭是不可避免的。

對此，黨應當采取什么方針呢？

王明的方針，是“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味遷就，取消斗爭，全然忘記了世界有個“爭”字。

毛澤東的方針，則是又團結又斗爭，堅持黨在抗日統一戰線中黨的“獨立自主原則”。這就是他在提及“斗爭哲學”之前所說的：“我們對國民黨的方針，是又團結又斗爭。講到斗爭，我們是有理、有利、有節的。……國民黨天天想打我們，但也不敢和我們作大的決裂。我們的斗爭是有節制的”。比如，我們要求派人參加聯合國會議，國民黨開始不肯，但我們據理力爭，還不是董必武代表去了華盛頓？至于我們說去三個，他說你去一個，一個就一個，我們不大爭，現在我們的代表已經到了華盛頓。毛澤東說“同志們！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世界上有個“爭”字，我們的同志不要忘記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才說，鄧寶山總司令講“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我講你說得對。”

毛澤東和王明的方針，究竟誰是誰非？歷史早已作出了明確的回答。

 李銳此人，邏輯混亂荒唐。

如果說，毛澤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對國民黨的方針有“斗爭”二字，強調權利是“爭”來，毛澤東哲學就是“斗爭哲學”，那么，此方針中又有“團結”二字，強調斗爭“以不破壞團結為限”，毛澤東哲學豈不又成了“團結哲學”？，

再就較寬的辯證思考而言。

除這“一定意義”或“特定的意義”，也有深層的辯證法思考。這就是矛盾和斗爭的“永恒性”原理。這就是他在《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中所說的：“按照唯物辯證法，矛盾和斗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資產階級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一點不錯。不過，斗爭形式，依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451頁）

這就是說，既然“矛盾和斗爭的永恒的”，沒有矛盾的斗爭，就不可能有事物的質變、飛躍和發展，那么，從這個意義上講，你們要說“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也是“一點不錯。”

但是，這決不能以偏概全，把毛澤東哲學就是“斗爭哲學”。

其實，在毛澤東的哲學辯證法里，客觀事物運動的泉源，歸根到底，固然是由事物內部的矛盾和斗爭引起的，否則，就不會有事物的質變、飛躍和發展。但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就否認矛盾的同一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所謂矛盾，原本是指統一物分解兩個方面的斗爭和同一，沒有斗爭，無所謂矛盾；沒有同一，也無所謂矛盾。 所以，毛澤東總是強調，“矛盾著的對立面又斗爭，又統一，由此推動著事物的運動、變化和發展。”只不過，唯物辯證法認定，矛盾的同一是有條件的、相對的，而矛盾的斗爭則是無條件的、絕對。（《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13頁）

按照李銳的邏輯，毛澤東從矛盾和斗爭的永恒性的意義上，說“資產階級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一點不錯”，就證明了毛澤東的哲學是“斗爭哲學”，那么，毛澤東同樣認定矛盾雙方不僅“又斗爭”，而且“又統一”，由此推動著事物的運動、變化和發展，豈不又表明了他的哲學成了“統一哲學”？

李銳離開這種“特定的意義”，把毛澤東的哲學說成就是“斗爭哲學”，顯然是惡意的歪曲和污蔑。

（四）

李銳以輕蔑的口吻嘲笑毛澤東，說什么“八十歲的高齡仍在說，八億人口，不斗行么？”（《手記》第301頁）

李銳笑得太早了。

毛澤東的這句話是什么意思?不是客觀真理？

其實，他是有感而發的。就是說，是針對那些放棄原則斗爭而提出反問。要旨無非是說，事物的質變和發展，各種矛盾的解決，歸根到底，離不開斗爭。此言無疑地是表明，他認為“不斗不行”。與此相反，李銳嘲笑毛澤東，無疑地也證明他認為“不斗最行”。二者盡管只有一字之差，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不同的立場。 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就成了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分水嶺。

毛澤東講“八億人口，不斗不行”， 既是唯物辯證法的要求，又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體現。

事實勝于雄辯。

僅以下面8件大事為例，就不容分辨地證實了毛澤東的這個論斷是客觀真理性。

第一件，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教訓。

 在第1次國內大革命向前發展的緊要關頭，蔣介石背叛革命，發起了反革命“四一二”政變，血腥屠殺共產黨和革命的人民。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被殺害的多達31萬多人，生氣蓬勃的中國大革命被葬送了。面對著反動派要將革命者斬盡殺絕的嚴峻形勢，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發明了“八億人口，不斗才行”，一味妥協退讓，“沒有想到武裝工農的必要，沒有想著造成真正的革命軍隊”，致使中國共產黨遭受到極其嚴重的打擊和破壞。

然而，無數共產黨人、革命先烈的鮮血也教育了全黨。毛澤東“八七會議上明確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他后來說得好：“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6頁）倘若不是“繼續戰斗”，共產黨豈不完了？

試問在這方面，“六億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銳的“不斗最好論”，后果會是怎樣？退黨、判黨不是必然下場？

第二件，“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由來。

八一南昌起義，毛澤東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找到了農村包圍、并最終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武裝斗爭是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八億人口，不斗不行”，沒有武裝斗爭，更加不行。毛澤東在論及中國革命為什么離不開武裝斗爭時深刻指出：“蔣介石對于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我們是按照蔣介石的方針辦事。蔣介石總是強迫人民接受戰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這是經過調查研究才找到的辦法。這個調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著東西了，我們就要調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處？可以殺人。他要殺誰？要殺人民。調查了這幾件事，再調查一下：中國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沒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發現了這個真理。”（《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25頁）

自從發現了這個真理，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經過28年人世罕見的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終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奪取了政權。

試問在這方面，“六億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銳的“不斗最好論”，結果又會是怎樣？ 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能自行倒塌嗎？

第三件，清除黃賭毒黑的兩個三十年

1949年，毛澤東帶領中央機關進駐北平。他看到妓院林立、黑道猖獗、滿目瘡痍，怒不可遏，對時任公安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長的羅瑞卿說；“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要下決心鏟出這些毒瘤，關閉妓院，掃黑除惡。

舊中國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眾多婦女倫淪為娼妓。以上海為例，解放前登記的妓院就有800多家，妓女9000多人。加上大量的暗娼，國民黨當時估計，上海妓女在十萬人以上。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委的領導下，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屆人民代表會議通過封閉妓院的決定，“決定立即封閉一切妓院”。一夜間就把北京妓院老板等454人全部集中，1290名妓女獲得新生。繼北京之后，掃黃颶風席卷全國。在中國延續三千多年的罪惡淵藪，從此絕跡。與此同時，全國又先后起發禁毒、禁賭和除黑的群眾運動，舊社會長期存在著的這些罪惡毒瘤，從此根除。

直至毛澤東辭世，黃賭毒黑未見“死灰忽燃”。這就開創了一代淳樸向上、勤勞奮進的世風。神州大地，到處是凈土。

三十年后怎么樣？

黃、賭、毒、黑死灰復燃，愈演愈烈。要說沒打，那也冤枉。年復一年都在打，甚至還喊嚴打，真打假打，天才知道。只是蘇打的結果，愈打愈烈。

現今中國，黃賭毒黑漫延到了怎樣程度，“提升”到何等“高度”？看一看東莞市妓女產業的“興旺發達”，重慶的黑道橫行霸道，那就再清楚不過的了。

東莞市如今已成了“中國的性都”，那里狡猾的性從業者在官員的幫助 下，建立了一個賣淫帝國。其產值占到服務待行業的20%到30%，妓女達30萬之多，是解放前上海市妓女(包括暗猖)的3倍。在那里，“掃黃”也是年復一年，其實只在忽悠百姓。在公安部的指示下，東莞市本月又一次高調開展打擊賣淫業的行動。只不過，該市公安局長崔健在新聞發布會上就坦言，每次他要打擊一家妓院的時候，都會面臨巨大的壓力—一些領導干部會聞風而至，替經營者求情。這個中緣由，除了那個的陰暗角落里建立出來的“利益鏈條”以外，“發展就是硬道理”，乃至“貓論”這個指導思想，不能不說是息息相關。東莞市娼妓業的產值已經占到服務行業的20%到30%，既然捉到了老鼠，還能不是好貓？

東莞市“黃”到如此程度，在全國亦只是一個縮影。

重慶市“黑”得如何？感謝薄希來書記揭開的蓋子。 據張軒副書記介紹，自今年6月重慶展開全市打黑除惡專項斗爭以來，成績喜人，到目前為止，已累計破獲各類刑事案件2328起，抓獲涉案人員2915人，繳獲各類槍支79支，子彈1482發，手雷4枚，冰毒62.01公斤；查封、凍結、扣押涉案財產17.43億余元。以黎強、龔剛模、岳村、陳坤志、陳明亮等為代表的黑社會團伙被繩之以法，以文強、彭長健、陳光明等為代表的黑“保護傘”鋃鐺如獄。重慶市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辦職務犯罪案件涉及縣處級以上干部要案20人，廳級干部10人，涉及政法干警29人，行政執法人員4名。有21人直接收受了涉黑人員的賄賂，目前已起訴5人，依法查處了市公安局原常務副局長、司法局原局長文強、市公安局原副局長彭長健、市公安局刑警總隊原副總隊長黃代強、治安總隊原副總隊長陳濤、北碚區原副區長趙文銳等一批涉嫌充當“保護傘”的違法違紀干部。 重慶打黑除惡工作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對長期盤踞重慶的重大涉案團伙受到毀滅性打擊。

重慶打黑是一面鏡子，一方面，凸現此前三十年對黑惡勢力沒有真打，內外勾結，狼狽為奸，致使黑社會勢力發展到如此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六億人口”，不斗真個不行。另一方面，也證明薄希來書記一旦真是按照毛澤東的“六億人口，不斗不行”的指示去做，黑惡勢力也就能迅速鏟除，“平安重慶”也并非可望而不可即。

 請問在這方面，兩個三十年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難道不是雄辯地證實了“六億人口，不斗不行”嗎？

如果按照李銳的“不斗最好論”，結果如何？這三十年的中國，何處覓凈土？

第四件，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

建國伊始，美國帝國主義為了把新中國扼死在搖籃里，除了經濟上封鎖、禁運之外，竟捍然發動侵朝戰爭，打到了我國東北邊疆，侵占了我國的神圣領土臺灣。這種明目張膽的侵略戰爭居然打起聯合國的旗號，還糾集眾多有仆從國家。而我們的人民共和國卻剛剛創建，國內千瘡百孔，百廢待舉，面對美國這個頭號帝國主義率眾多仆從國軍咄咄逼人的侵略，“八億人口，不斗行么？”

毛澤東以大無畏的民族氣慨，毅然決然兵伐朝鮮，抗美援朝。他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莊嚴宣告：“我們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國主義一天不放棄它那種橫蠻無理的要求和擴大侵略的陰謀，中國人民的決心就是和朝鮮人民一起，一直戰斗下去。這不是我們好戰，我們愿意立即停戰，但美帝國主義不愿意這樣做，那么好罷，就打下去，美帝國主義愿意打多少年，我們也準備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愿意罷手的時候為止，一直打到中朝鮮人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45頁)毛澤東諍諍誓言，句句鏗鏘，執地有聲，表現著解放了的中國人民保家衛國的剛毅決心和堅強意志。歷史正是這樣，中朝人民終于打敗了美國侵略者，逼得美國這個頭號帝國主義“第一次在沒能打贏的戰爭上簽定和約”。“紙老虎”在世界人民面前現出了原形。這個抗美援朝的的偉大勝利，再加上援越戰爭的勝利，逼使美國帝國主義在一段不短的時期里，不敢輕舉妄動，發動戰爭，極大地了維護了世界和平。

請問在這方面，“六億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銳的“不斗最好論”，后果又會是怎樣？美國帝國主義會放下屠刀，同我國“和諧”相處？

第五件、偉大的“三反五反”群眾運動。

早在進城前夕，毛澤東就向全黨發出警告：“敵人的武力不能征服我們，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聽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進攻，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8頁)在從西板坡進京的路上，毛澤東多次表明：我們要進京趕考，“不要做李自成。”

但毛澤東始料不及的是，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來勢如此迅猛，黨內貪污蛻化之風發展如此快速。1951年11月1日，東北局高崗向中央作了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進一步深入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報告。報告說，從9月開展三反 以來，沈陽市的部分單位中揭發出3629人有貪污行為。東北貿易部僅檢舉和坦白的金額就達5億人民幣(這是舊幣。新幣1元等于舊幣1萬元)毛澤東深感覺事態的嚴重性。他深刻地看到，這里反映出來的問題，決不只是東北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全國性的問題。于是，就為中央把東北局的報告批發全國，要求堅決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決心通過“三反”斗爭，懲治和克服黨內已經滋生起來的嚴重腐敗現象，確保黨的無產階級的先進性。

毛澤東歷來看準了的事，一旦下了決心，從來就是一抓到底。

如同以前集中精力指導抗美援朝和鎮反運動那樣，毛澤東又集中精力指導新的“三反”運動。他在中共中央關于開展三反運動的決定中加寫了一段重要的話：“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到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和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再不切實執行為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轉引自《毛澤東傳》(上)第207頁》

1951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華北局的報告，列舉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前書記劉青山和現任書記張子善均嚴重貪污浪費的事實。毛澤東立即轉發全國各中央局和省市委，并在批語中寫道：華北天津地委前任書記劉青山和現任書記張子善都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正在著手處理。“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轉引自《毛澤東傳》(上)第206頁)

12月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三反運動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指示，指出：“應當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是如同鎮壓反革命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打算親自動手，號召坦白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污犯。”(轉引自《毛澤東傳》(上)第207頁)同年，12月 17日，毛澤東在另一個批語中又尖銳指出：要“把三反斗爭當作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大戰爭，務必取得勝利。”(轉引自《毛澤東傳》(上)第209頁)

在毛澤東的堅強領導下，一場旨在整治和克服黨內已經滋生起來的嚴重腐敗現象的三反群眾運動，雷厲風行，席卷全國。劉青山和張子善事件，是三反運動中揭露出來的第一大案。他們分別是1931年和1933年入黨的老黨員，經歷長期革命斗爭的領導干部，對革命有功，卻被資產階級糖彈擊中。河北省委的處理意見“我們一致意見處以死刑”。華北局提議：“處以死刑(或緩期二年執行)”。毛澤東對此案處理極為重視。先是召集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研究處理意見，繼而征求黨外民主人土的意見，最后經慎重考慮，同意河北省的建議，對劉、張二犯判處死刑。就在公判大會之前，天津市委書記黃敬請薄一波向毛主席說說，考慮到他們過去的功勞大，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毛澤東聽到后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自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的干部。”(轉引自《毛澤東傳》(上)第218頁)據統計，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參加三反運動的總人數為393萬人，經核實，貪污1000萬元(舊幣)以上的共10萬余人，貪污總金額就6 億萬元。對有嚴重貪污行為的罪犯，判處有期處刑的9942人，判處無期徒刑的67人，判處死刑的42人，判處死緩的9 人。“三反”運動取得了偉大的成功，廣大的親歷者無不受益終生。連鄧小平出來時都不得承認，“三反”運動殺了劉青山和張子善，使我黨的清正廉潔保持了二、三十年。共和國前三十年，全黨干部清正廉潔，舉世罕見。固然“三反”運動功不可滅，但同毛澤東一貫的從嚴治黨，依靠群眾防治腐敗的基本方針，認真開展整黨整風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文革運動，密不可分。

請問在這方面，“六億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銳的“不斗最好論”，那結果會是怎樣？現今共產黨腐敗到如此地步，不就是鐵證？

第六件，“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

早在建國之時，毛澤東雖然已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但他深知，中國人民要真正做到不受帝國主義的欺侮，關鍵是靠國家的實力，靠“八億人口”的艱苦奮斗，把弱國變成強國。因之，他作出了國防的現代化戰略決策，作出了中國也要搞點原子彈的戰略決策。在那樣的困難條件下，我國要搞“兩彈一星”，許多人看似“異想天開”，“白日做夢”。可毛澤東橫下一條心，依靠我國科技大軍，憑著全國的社會主義大協作優勢，硬是把“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了。“六億人口，不斗行嘛？”

“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毛澤東戰略決策的偉大勝利。這對實現國防的現代化，保衛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保障國家的和平建設，具有深遠意義。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改革開放這些年來，有些人竟說什么那是個錯誤。理由是毛澤東不懂得“硬道理”，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這也是“不斗最好論”的反映。

最近，在一篇悼念我國的“航天之父”錢學森的文章中，講到錢老對此作了很好的回答。

他說：曾經一段時間有那么一些誤解，認為搞“兩彈一星”是個錯誤，花那么多錢，沒有用來發展生產。這不是個別人的意見。“不是這樣的。首先，我們搞‘兩彈一星’花的錢比外國少，因為有黨的領導，具體的就是周恩來總理和聶帥在領導我們。再就是中國科技人員的優秀品質，所以完成了這個任務，損失最小，花錢最少。當然也不是說我們沒有錯誤，也不是說我們一點冤枉錢也沒有花。但總的看，要比外國好的多。你說不該搞，那好，如果不搞，沒有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那我國會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經濟建設也不可能，因為沒有那樣的和平環境。”

請問在這個方面，“六億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銳的“不斗最好論”，“兩彈一星”“不該搞”，結果能不是錢老說的那樣？

第七件， 困難時期的“包產到戶”。

1961年后前后，中國經濟陷入了嚴重困境，全國不少農村陸續發生分田到戶與包產到戶的情況，尤以安徽為最。。

早在1960年3月中旬，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就報告過毛澤東，他們省打算搞包產到戶的試驗。毛澤東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 

令毛澤東深感震驚的是，中央領導核心里頭不少人也是主張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1961年5月，毛澤東離京外出，田家英向劉少奇匯報包產到戶問題，剛開過頭，劉少奇就接過去說，“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接著，他就提出“分田到戶”的意見。他對國內形勢的估計比較嚴峻，說這樣下去，無產階級專政要垮臺，我現在一天也不敢離開北京。田家英問劉少奇，他關于分田到戶的意見，可不可以報告主席？劉少奇說，可以。

7月2日，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包產到戶問題時，鄧小平說：“恢復農業，相當多的群眾提出分田。陳云同志作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提出是好的。”還說：“不管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于恢復，就用哪種方法。……對于分田到戶要認真調查研究一下。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過渡時期要多種多樣。現在是退的時期，退夠才能進。總之，要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轉引自《毛澤東傳》下卷，第1229—1231頁）“貓論”源于此處，論證的是包產到戶。7月7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七中全會與會者時，公開了他包產到戶的主張。他說：“在全國，鞏固集體經濟，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有些包產到戶的，要使他們合法化。現在實行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同上書，第1231頁）7月6日下午， 毛澤東約見陳云。聽取陳云申述了主張分田到戶的理由。陳說：“分田到戶不會產生兩極分化，不會影響征購，恢復只要四年，否則八年。”毛澤東不以為然，只是他認定陳云當面提出建議，乃正常之事。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農村部長鄧子恢，未經請示中央，就先后擅自在中央黨校和軍隊系統作過多次報告，闡明和傳播包產到戶的主張。

面對全國各地不同程度的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黨中央領導集體內，在事關農村發展方向的問題上，毛澤東與另外幾個人的政治主張的對立，如此鮮明、尖銳，是多年來不曾有過的事情。毛澤東深感事態嚴重，在八屆十中全會，作了“形勢、矛盾和階級”的報告，尖銳地批評了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錯誤主張

他認為，如何恢復國民經濟？主要是靠集體經濟，還是主要靠個體經濟？這個問題事關中國農村發展的方向的問題。這就是他所說的：“現在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干，究竟有多少？就全國來說，你們估計一下，是百分之幾，還是百分之十幾，還是百分之二十？不是就個別地方來說。個別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現在這個時期，這個問題比較突出。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還要不要？主要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已經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現在暫時不要動，不要免強糾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同上書第1241頁）

他還說：這里有一條底線，就是在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堅持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尋找多種形式；主要依靠個體經濟是不行的。這個問題的實質是“是搞無產階級專政，搞資產階級專政，還是小資產階級專政？我們到底走什么道路？”（同上書，1239頁）他還說：“ 如果全部鬧單干，或者大部鬧單干，我是不贊成的。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同上書，第239頁）根據毛澤東提議，此次全會正式做出關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回憶黨內高層此次矛盾和斗爭時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第151頁）

對毛澤東如此尖銳的批評，劉鄧在表面上是完全接受的。1962年8月11日，劉少奇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的中心組會議上說：“主席提的這些問題，在長期內，一直到消滅階級都是管用的。”他談到農業關系到我國的命運時更是強調：“非搞社會主義大農業不可。只能這樣想，不能有其他想法。”（同上書，第1244頁）

鄧小平說：“主席這次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很及時。不只是講國內問題和單干問題，內容是很廣泛的，包括整個國際國內的一個歷史時期，即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或叫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問題。”（同上書，第12243頁）

令人遺憾的是，鄧小平重新出山后，就把毛主席那次提出的“非常生要、很及時”，并且適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問題，拋向九霄云外，在全國強行推銷包產到戶，否定了集體經濟。

請問在這個方面，“六億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銳的“不斗最好論”，結果會是怎樣？ 這三十年中國農村的困境還不是證明？

第八件，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斗爭

中蘇分歧始于蘇共20大。在這次大會上，赫魯夫所作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丑化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會議，經討論先后發表了二論無產階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章，對蘇共領導的錯誤進行了原則的斗爭。1957年兄弟黨莫斯科上，蘇共領導提出的宣言草案，硬要塞進“和平過渡”這種鼓吹議會道路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中共中央針鋒相對地提出《關于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全面地、明確地闡明了我們黨的不同意見。1958年， 赫魯曉夫向我國提出：要在我海岸建設一個“長波電臺”和所謂“共同艦隊”時，毛澤東洞察到這是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劣惡行徑，意在“控制我們。”為了維護中國主權之尊嚴，他不惜冒蘇聯終止對華援助的嚴峻風險，義正嚴詞面斥尤金、赫魯曉夫：你們建議搞海軍“共同艦隊”，有一個所有權問題。你們提出各占百分五十，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因為我們不同意搞“合作社”，你們就不幫助，那我們一萬年不建設海軍也沒有關系。你要搞共同艦隊，索性把海岸都交給你們，我們去打游擊戰。（轉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第165、166頁）赫魯曉夫碰壁而還。 1960年夏天，蘇共利用羅馬尼亞工人黨三大的機會，對我黨突然襲擊，組織大規模圍攻，導演事先預謀的反華大演出。中共代表團發表嚴正聲明：“我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原則上是同赫魯曉夫是有原則分歧的”，“我們黨只信服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而決不會向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觀點屈服。”為了進一步壓服中國，一個月后蘇聯突然片面決定，在一個月內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一下撕毀了幾百個協議和合同。如此背信棄義的行徑，盡管當時給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困難，但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我們黨堅持原則斗爭，決不拿原則作交易，并沒有被壓倒或壓垮。1969年，蘇聯公然入侵阿富汗，中國政府公開聲明，怒斥其為“社會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

請問在這方面，“六億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銳的“不斗最好論”，結果又會如何？

第九件，珍寶島的自衛反擊之戰

赫魯曉夫推行修正主義和組織反華大合唱的行徑，屢屢碰壁，也就老羞成怒，于1969年，公然武裝侵犯我國的神圣領土-珍寶島。

蘇軍以1個遠東集團軍的1個坦克旅，3個摩托化步兵團，總計約20000人，在沒有事先警告情況下，對我國悍然發起了軍事入侵。在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看來，他們對于中國的軍隊裝備幾乎是比自己的還清楚。它認為中國當時最強的主戰坦克T59型，也就是蘇聯的T54A，全重只有36噸。如果與蘇聯最新的T62型坦克對比，可以說已方無需開火，使用自重就可以把T59撞翻。他們打了，滿以為一定旗開得勝！

面對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六億人口，不斗行么？”

毛澤東在接到邊防軍告警電報后，也做出了最快決定：打！就把他打疼！我英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奮起自衛反擊，趕走了蘇聯侵略者，捍衛了我國的神圣領土。結果真是“把他打疼了。”蘇聯人丟下了約1個團的裝備以及成批尸體，氣惱的回家去了。赫魯曉夫接到失敗電報后，召開了緊急軍事會議，先后撤職了隸屬于蘇聯遠東集團軍1位元帥（坦克裝甲諸兵種元帥），3名大將，4名中將，24名上將、少將。抓捕了遠東紅旗134師（主力師）營級以上全部軍事主管。

 請問在這方面，“六億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銳的“不斗最好論”，結果會是如何？

第十件，“與天斗其樂無窮”

李銳污蔑毛澤東的哲學是“斗爭哲學”，嘲笑其青年時期“與天斗其樂無窮”那三句名言。似乎毛澤東堅持“斗爭哲學”，強調“與天斗其樂無窮”，造成生態環境大破壞。這就全不講理了。不能否認毛澤東時代，也的局部的、少量的破壞生態環境的問題，。但總的說來，那時全國是藍天、白云、綠水，則是不爭的事實。假如毛澤東健在，中國決不會出現為了ＧＤＰ，競把7大水系污染得40%不能飲用，置老百姓死活于不顧的困境。在毛澤東看來，當著自然界對人類不和諧、不客氣之時，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也就不能不有一個改造自然的問題。換言之，即有同自然斗爭的問題。只有這樣，人類才能生存和發展。這便是他所說的“與天斗其樂無窮”的意思。

拿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來說，毛澤東確定的總方針，是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這基礎。“八億人口”，吃飯乃第一大事。發展農業，“水是命脈”。而自然之水，時而是利，時而成災。為了改變“靠天吃飯”的困境，“六億人口，不斗行么？”建國后，毛澤東號召全國億萬農民，持續不斷地展開以水利為中心的農田基本建設，掀起一個又一個興修水利的高潮。從建國到1983年，我國共建成八萬六千多座水庫，總蓄水量達四千二百多億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農用排灌動力，由建國初期的十二萬八千馬力，發展到七千八百多萬馬力，增加六百多倍。在缺水的北方，還新打機井二百四十一萬眼，為干旱農田開辟了地下水源。因此，我國的農田灌溉面積，從建國初期低標準的三億畝，增達六億七千萬畝，增加了一點二倍。建國前的三億六千萬畝易澇農田，有二億七千萬畝得到治理，占總數的四分之三。聯合國糧農組織1980年年報指出，我國農田灌溉面積，已躍居世界第一位，多于印度、美國、蘇聯等國家。這個偉大的勝利從根本上保證了安全前三十年我國糧食生產的穩步增長，基本解決6億人的吃飯問題，也為后三十年來農業的發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否則，79年后由于包產到戶業，農民無心也無力于大規模的水利建設，13億人吃什么呀!

可見，在人同自然的關系上，既有“和諧相處”的一面，又有矛盾斗爭的方面。“與天斗”是必然的，只是也要“有理、有利、有節”罷了。

請問在矛盾的方面，“八億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銳的“不斗最好論”，結果又會如何？

總上可見，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無論是面對“三座大山”壓迫，還是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乃至修正主義的打壓，理所當然地堅持革命，堅持斗爭，決不放棄原則，低三下四，委曲求全。就是對黨內矛盾，也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斗爭，達到新的團結。”  “八億人口，不斗行么？”這是邏輯使然。

（五）

李銳把毛澤東哲學思想誣謂“斗爭哲學”，凸現其用心之邪惡。

毛澤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他在長期艱苦的革命斗爭中，領導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奪取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并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為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振興、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毛澤東不僅贏得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愛戴和敬仰，而且贏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進步的人們的敬佩。全國廣大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撫今思昔，越來越懷念和崇敬毛澤東。

而李銳卻把毛澤東一生輕蔑地歸結“動”、“斗”二字。胡說什么：毛澤東“終其一生，好動喜斗，尤其實踐了“與人斗其樂無窮的諾言。”這只能是反映被毛澤東推翻和打倒剝削階級的心愿。此其一。

又其一、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中，是迄今以來第一位當之無愧的哲學家。他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和辯證法兩個領域建構起獨具特色的哲學體系，從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李銳卻胡說毛澤東哲學的核心是什么“斗爭哲學”，這就徹底否定了毛澤東的哲學體系的豐富內容，徹底否定了毛澤東哲學思想就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

最后、李銳污蔑毛澤東的哲學是“斗爭哲學”，還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玩的是“賊喊捉賊”的鬼伎倆，既以此掩蓋了剝削了階級對被剝削階級搞了幾千年“斗爭哲學”的歷史真實，又可借以轉移當代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繼續對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國家和人民實行“斗爭哲學”的客觀事實，而更加重要的是，還便于遮掩他自己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確立的社會主義、對中國的工農大眾不停頓地實行“斗爭哲學”的殘酷現實。

只不過，這樣一來，李銳這個“老紅軍”的反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真面貌就更加暴露無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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