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重塑了一個民族的性格

辛若水

（一）深遠地影響

毛澤東的影響，確實是深遠的。雖然許多人力圖淡化他的影響，淡化他的一切；但是，越來越多地人認識到了他的價值，他的意義。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上，只有毛澤東，才真正稱得上偉大。如果毛澤東都不是偉大的，那其他人，恐怕用顯微鏡都看不到的。當然，一些人所以有意地淡化毛澤東的影響，主要是因為文革。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文革是我們這個民族集體的精神自殺。但是，這種集體的精神自殺，并不是為了滅亡，而是要向涅槃的鳳凰那樣，浴火重生。文革確實是在引火燒身；就是毛澤東自己，都報著粉身碎骨的態度。當然，我們現在已經徹底地否定了文革，文革的矛頭所向，也就變得模糊了。實際上，文革的矛頭所向，應該永遠地模糊下去，直到什么也看不見，才好呢。但是，現實的發展，讓文革的矛頭所向，重新變得清晰起來。我不知道這是歷史的大幸，還是大不幸?，F在，人們終于知道，文革是向官僚主義開戰的。有的人講，官方是永遠不會肯定文革的，因為文革就是針對著官老爺的。其實，這樣講，并不對。因為同是官方，也是不一樣的。毛澤東時代的官方，從牙縫里都沒有露出否定文革的意思。因為否定文革，就意味著否定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所以，毛澤東的繼承者華國鋒提出了“兩個凡是”。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兩個凡是”，自然顯得愚執、可笑；但是，正是這種愚執、可笑在捍衛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然而，歷史是說不清的。毛澤東的文革之路，在他作古之后，是走不下去的。我們可以說，歷史需要變革，需要告別專制，需要告別愚昧，需要走到光明的大道上去。那就讓歷史去選擇自己的路線吧；而我們則要以歷史的態度去對待整個的毛澤東時代，尤其十年文革。實際上，人們對十年文革的否定，是非常匆忙的。一方面，那個時代的創傷，沒有往深處挖；另一方面，對毛澤東的“三七”開，只是一種理論，并沒有成為信仰。就是最偏執的人，也會認為“三七”開是非常公允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只有毛澤東思想成為了一種信仰；而信仰又是沒有法子“三七”開的。所以一旦毛澤東被“三七”開，那么，這種信仰就會變得黯淡。在真誠的信仰者，“三七”開沒有絲毫的作用；相反，“三七”開本身，會被理解為別有用心。其實，評價毛澤東的問題，是非常棘手的，稍不留神，就會滿手是血。匆匆地做一個結論，也許能安撫一時的人心，但卻很難堵住后世的悠悠之口?！扒锕ψ铮l人曾與評說”。評價偉大的歷史人物，也許是需要資格的。如果評價者的人格遠在被評價的對象之下，就會使評價本身變得毫無意義。歌德不是講過么：為愚蠢的人們贊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那為愚蠢的人所詆毀，又是怎樣的感覺呢？在我想來，對毛澤東的評價，還是擱置的好。因為我們現在對文革的研究，是很不夠的。在人們連真相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又怎樣評價呢？也許，文革真的關系著千秋功罪。文革對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影響太大了。我們現在雖然回避這種影響，但是，并不因為我們的回避，就不存在。在毛澤東看來，文革是他一生最偉大的事業，從他的政治遺囑中，就可以看出來。毛澤東說過，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統帥，都會去掉，最終只剩一個“teacher”，即教員。是的，在改革開放中，人們確實把毛澤東當做了教員，只不過加了“反面”二字。但是，現在，許多人認識到，這是一種冤枉。因為現實的發展，已經讓反面教員具有了正面的意義。毛澤東雖然不是紅學家，但對《紅樓夢》有著極深的研究，他講《紅樓夢》的總綱就是第四回，“護官符”?，F在來看，這個觀點，意義太大了。毛澤東講過，做了大官，就要保護大官的利益，這正是古代所謂的“官官相護”啊。其實，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向官僚主義開戰的。在毛澤東眼里，腐敗的官僚，已經不是人民的一員，而成為了官僚階級，即特權階層。毛澤東是想用自下而上的群眾革命，打跨官僚階級。但是，他無可避免地失敗了。所以，我們現在講毛澤東的影響，似乎只能從文化上講。而在文化上，毛澤東確實重塑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

（二）華夏民族的文化性格

既然講毛澤東重塑了一個民族的性格，那就先看一下，我們這個民族原本的文化性格是什么?？梢哉f，華夏民族的文化性格，是由儒、道、釋三家共同塑造的，在兩千余年的封建史上，儒家文化成為官方文化、中國文化的主流。這是基本的事實，那么，儒家文化對我們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哪些影響呢？也就是說儒家文化塑造了我們民族文化性格的哪些方面呢？實際上，儒家文化主要塑造了我們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我們知道，“儒者，柔也”；既然是柔，那就不是劍拔弩張，而是溫柔敦厚。溫柔敦厚是儒家的詩教。儒家的詩教讓每個人都思無邪，都那么溫良恭儉讓。也可以說，溫柔敦厚，是真正文明人的性格。真正優秀的文明、文化，都會讓人變得溫柔敦厚，變得文雅。而與文明相對的，就是野蠻。在文明人眼里，那自然粗鄙得緊；但是，溫柔敦厚的文明人，往往為不怎么有文化的野蠻人所擊敗。這又是為什么呢？就是因為野蠻人雖然不那文雅，但卻有原始的生命力在。而文明人呢，雖然溫柔敦厚，但恰恰失掉了這種原始的生命力。也就是說，儒家文化所塑造的溫柔敦厚的性格，是有極大的缺陷的，并且這極大的缺陷，可以成為致命的。李澤厚先生曾經提出過儒道互補，即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看似相反，實則相成，共同塑造了我們民族的文化性格。那么，道家文化塑造了我們民族文化性格的哪些方面呢？我覺得，它主要塑造了我們任性逍遙的性格。當然，這種性格，主要體現在知識分子身上；但，對普通的民眾，影響也很大。不是有人講么？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在得意的時候，是儒家；在失意的時候，則是道家。儒家雖然溫柔敦厚，但還是積極進取的；道家呢，雖然任性逍遙，但更熱衷于激流勇退，不敢為天下先。很長一段時間，道家文化是被人指責的，因為它消極，不思進取，對世事冷淡，泰山崩，黃河溢，而那些道家的隱士們，都目不見，耳不聞。誠然，道家有消極的一面；但是，它同樣有積極的一面，譬如“無為而無不為”，并不是什么也不作為，而是通過“不作為”的方式來“作為”。道家的陰柔與儒家的溫柔敦厚，也是有許多相似的，可以說都是文明的產物。另外，道家最為寶貴的方面，就是保持了個體的精神自由，譬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個體的精神自由，對知識分子來講，是最為緊要的。但是，我們的儒家文化，似乎只注重人格的獨立；而只有道家，才充分展開了精神的自由。溫柔敦厚，任性逍遙，構成了我們民族性格非常完美的一面，但是，這種完美，卻隱藏著巨大的缺陷。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也參予了我們民族文化心理的塑造。佛家文化，應該說是與中國本土文化異質的文化。它強調人生皆苦，人生的目的不過為了最終的解脫；它雖然也有救世度人的一面，但總的來講卻是出世的、超越的。當然，任何文化要想在中國生根發芽，必然有一個中國化的過程。佛教中國化，所誕生的就是禪宗。原來佛教的精義，早已失盡，但是禪宗卻興旺發達起來?？梢哉f中國化的佛教，即禪宗，主要塑造了我們民族文化性格虛幻空靈的一面。人都是要歸于幻化的，既然如此，執著現世，便不免有許多悖謬。如果在美學上講，虛幻空靈自然具有極大的意義；但若施之現實人生，恐怕還是消極面居多?？偟膩碇v，儒道釋三家文化主要塑造了華夏民族溫柔敦厚、任性逍遙、虛幻空靈的性格。把溫柔敦厚、任性逍遙、虛幻空靈統一起來，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和諧”了。但是，和諧的文化性格有太大的缺陷了。中國近代的屈辱歷史，很大程度上就根源于這種和諧的文化性格，而中國要走出屈辱的歷史，也只有重塑這種和諧的性格。那么，又怎樣重塑我們民族的文化性格呢？我們知道，與和諧相對立的就是斗爭。也就是說，斗爭哲學可以重塑我們民族的性格。而毛澤東的哲學，恰恰就是斗爭哲學，仿佛正是斗爭哲學陷天下于洪水猛獸。實際上，這是很深的誤解。是斗爭哲學重塑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是斗爭哲學改變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命運。我們即便做不到“吃水不忘打井人”，也不應該詆毀過去的歷史啊。

（三）所謂的斗爭哲學

 我們現在自然不喜歡斗爭哲學了。我們早已厭倦了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我們總覺得，還是和諧的好。但是，講和諧的哲學是需要條件的；而我們現在在恰恰具備了這個條件，即太平盛世。但是，孕育斗爭哲學的并不是太平盛世，而民族生存的激流險關。如果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險關，還在那里講和諧，那就只有挨打的份兒了。我說過的，華夏民族的性格是由儒、道、釋三家共同塑造的。所謂的溫柔敦厚、任性逍遙、虛幻空靈，實際上就是一種和諧的性格，但是，這種和諧的性格，恰恰有致命的缺陷，因為它缺乏斗爭的因素。中國在近代史上，所以倍受欺凌，和我們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絕不是沒有關系，所以，在民族生存的急流險關，我們需要的決不是溫柔敦厚，而是拿起武器，起來斗爭。我們講毛澤東的斗爭哲學重新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實際上就是講中國革命重新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國革命的歷程，是伴隨著前仆后繼的流血犧牲的。中國革命，改變我們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而把斗爭的精神注入到我們這個民族靈魂的深處。從本質上講，溫柔敦厚這種性格，并沒有什么不好，它反而是文明的標志；但是，這文明的標志，顯得那么懦弱無剛，在外敵入侵面前，表現得那么軟弱。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完全有必要改變我們民族的性格，不再那么懦弱，而是起來斗爭。我覺得，毛澤東斗爭哲學的意義也就在這里。那種“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精神，就是再過一萬年，也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在漫長的歷史中，我們這個民族是追求和諧的；但是，這種對和諧的追求，并沒有法子改變近代的屈辱。我們對人家講和諧，人家卻把屠刀架在我們的脖子上，而這個時候，就需要激發我們民族的血性了，正所謂“中國人民又豈能俯首對屠刀”。講和諧，是需要條件的；如果不具備這個條件，那只能換來屈辱甚至滅亡。當年，日本帝國主義不也講“大東亞共榮”嗎？表面來看，也符合現在所謂“和諧”的哲學，但那是真正的和諧嗎？那個時候，已經到了我們民族生存的最后關頭，只能奮起抗爭了。有人講，要和平，就必須準備戰爭。同樣地，要和諧，也要有斗爭的準備。我們不能因為現在講和諧了，就說斗爭哲學一無是處了，恰恰相反，是斗爭哲學造就了我們現在講和諧的基礎。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斗爭的精神，永遠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的斗爭哲學，基本應該肯定的。但是，當斗爭哲學發揮到它的極致，也會帶來許多不好、缺點。文革中，應該是最講斗爭哲學的時代吧。但是，那種斗爭卻成了人為的，于是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是不是時時處處都是好的，早就引起了人們的置疑。而我們現在講和諧的哲學，實際上就是對斗爭哲學的反撥。從本質上講，斗爭哲學屬于二元論，總是要一方壓倒一方，一方吃掉一方，也就是所謂的你死我活。但是，你死我活所造成的往往是同歸于盡。所以，現在人們便講，你活，我也活；大家互利共贏，又何必拼個你死我活呢？能認識到這一點，自然是由于時代的進步。原來的意識形態，已經改變了，當然這主要根源于經濟基礎的變革。講和諧，并不是一件壞事情，相反，卻非常得好，至于是不是好得不得了，還存在許多爭議。但是，我更珍視斗爭哲學在我們民族性格中所注入的斗爭精神。講和諧，就不準斗爭，這樣的道理是沒有的。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斗爭，是不行的。不去斗爭，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許多時候，和諧也不過誘人的幌子。時代，從來就沒有絕對完美的，也沒有糟糕透頂的。我在想，斗爭哲學是通過什么重塑了我們民族的性格。我剛才講過，是中國革命；但是，被排除在中國革命之外的十年文革，所發揮的作用的似乎更大些。我們知道的，改變一個民族的性格是很難的。十年文革究竟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如果去全盤否定斗爭哲學，顯然是不對的，那樣做，甚至會引發對中國革命的否定。我們要做的也只是積極的揚棄斗爭哲學。我們這個民族所要告訴世界的，決不只是我們擁有溫柔敦厚的文化性格，我們還敢于斗爭，善于斗爭。

（四）別樣的圣賢

在毛澤東心中的圣賢，和我們一般所謂的圣賢，大抵并不一樣。我們所謂的圣賢，大抵一團和氣，譬如孔夫子就是這個樣子；而毛澤東心中的圣賢，是敢于斗爭的，他把魯迅視為現代中國的圣人，并稱之為“魯夫子”即是明證。我在研究魯迅的時候講，魯迅哲學的靈魂，即是人類強權；而這和毛澤東的斗爭哲學并無二致。我們的問題是，究竟斗爭哲學好，還是和諧的哲學好。孔子的哲學可以說是和諧的哲學，總是溫良恭儉讓；可以說，這種哲學塑造了我們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然而，我越來越覺得，這種溫柔敦厚的性格，有太多的缺陷了，近代中國的歷史，充分展現了我們民族性格的缺陷，太溫柔敦厚了，就很容易讓人欺負。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險關，我們所以淪入了做亡國奴的邊緣，不正是因為溫柔敦厚的性格么？所以，我們需要在溫柔敦厚的性格中，融入敢于斗爭的因素。所以，我認為斗爭哲學并沒有過時，也不會過時。只有敢于斗爭，才有希望。如果只是畏畏縮縮，那就是死亡的道路。實際上，敢于斗爭的人并不很多，有些人，即便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也往往得過且過的。魯迅形容中國人，有個說法，叫做“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其實，“哀其不幸”，不過一種人道主義情愫，而“怒其不爭”才是靈魂所在。為什么不敢于起來抗爭呢？這大抵根源于我們的民族性格。在儒家，有所謂“溫柔敦厚”的詩教，講什么“哀不而傷，怨而不怒”，“思無邪”；也正是這種詩教，把我們大多人培養成了順民。所謂的順民，不只奴在身，而且奴在心。有人講，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專制主義與奴隸主義。這大致不錯的。專制的時代，最需要的就是順民；而順民的哲學就是奴隸主義。魯迅先生不是講么？中國就兩個時代，一個是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一個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做奴隸不可得，這指的大抵是亂世；而做穩了奴隸呢，則是太平盛世了，中國歷史，就是一治一亂；大家向往的自然是太平盛世，但那又不過了做穩了奴隸而已。那么，什么時候，才能擺脫做奴隸的地位呢；也就是說，什么時候，可以出現不同于做奴隸不可得的時代，亦迥異于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第三種別樣的時代呢？也許，在人類的史前時期，只有把這第三種別樣的時代，放在烏托邦里吧。我在想，孔夫子這樣的圣賢，其全部學說，也大抵不過教人做穩奴隸吧。而毛澤東、魯迅先生，他們的主義、思想，才是為了讓人們起來做主人的。在以往的時代，主人翁意識提得非常響亮；可我們現在，已經滿足于做打工仔了。因為我們很清楚，主人翁的意識雖然很重要，但是換不來錢。打工仔的地位，雖然不好，但畢竟可以糊口。讓人做奴隸的學說，當然要披上溫柔敦厚的外衣，但其內里卻是兇殘的；用魯迅先生的說法就是“吃人”。但是，斗爭哲學，卻看透了儒家文化吃人的本質，所以它便講“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就是造反有理”?？梢哉f，在某種意義上講，儒家文化就是軟刀子；我們知道，軟刀子殺人不覺死。但是，斗爭哲學卻讓人知道將死的痛苦，已死的悲哀，讓人們起來反抗，爭取生的前途。好聽的話，誰都會講。儒家哲學，那些好聽的話，就是全無廉恥的人，都可以倒背如流。但是，這些哲學的花招，又有什么用呢？人們評價一個時代，一個社會，并不看那些耍花招的哲學，而是看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真實，只有在這真實中，我們才可以發現真正的時代精神。在斗爭的年代，儒家的哲學嚴重地貶值了。人們提到孔子，總說他是資產階級的敲門磚。而我們現在呢，在大規模地祭孔，而孔子又成為了至圣先師，高巍巍地站在云端上。難道是以前的預言，成為了現實。我們總覺得以前的預言是荒謬的；但是，荒謬的東西為什么可以是我們今天的現實。作為現代圣人的魯夫子，是遠沒有作為古代圣賢的孔夫子吃香的?？追蜃?，在自己本心，恐怕是樂于做圣賢的；既然不能建功立業，退而求其次，做圣賢也蠻不錯的。但是，在魯迅，恐怕是不愿做圣賢的。而毛澤東呢，大抵更愿做大鬧天宮的孫悟空。從圣賢的真實意義來講，魯迅、毛澤東大抵都算不上了，然而，也正因為算不上，所以他們超越了圣賢。

（五）重塑民族性格的意義

我們現在幾乎已經找不出毛澤東重塑民族的性格有什么意義了。因為毛澤東時代早就成為過去，而我們的民族也闖過了生存的激流險關，而現在則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我們覺得，用斗爭哲學來重塑的民族性格并不怎么好。雖然當年共產主義中國用自己的傲慢，贏得了全世界的喝彩。但是，我們似乎并不喜歡當年的傲慢，也不喜歡當年的性格。我們似乎覺得溫柔敦厚的性格并不錯，我們就是要溫柔似水的。也許，在和諧的世界里，溫柔敦厚的性格更有魅力。雖然我們現在講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主題，但是，大家都很清楚，這和平與發展都是需要武力去捍衛的，也就是說建立在武力的基礎之上。既然如此，那完全的溫柔敦厚，就是不合適的；我們民族性格的深處需要斗爭的精神，當然，我們現在所講的斗爭的精神，已經不同于毛澤東時代的。毛澤東時代的講的斗爭，總是你死我活的；而我們現在的斗爭，不是我吃掉你或者你吃掉我，而是促成和諧，達到雙贏?，F在人們對儒家文化的態度，和以前相比，不只是有所變化，簡直是顛倒了個兒。人們不但不說儒家文化的錯處，反倒對五四時代先賢們對儒家文化的批判，進行了質疑。難道儒家文化，就“吃人”兩個字么？儒家文化有很多好的東西呢，譬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以奪志也”，這些都是精華嘛?？梢哉f，這樣的說法，并不是沒有道理：然而，其根本的缺陷卻是離開具體的歷史背景，空談學理。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儒家文化已經成為了主要的障礙，這是基本的歷史事實。從儒家文化中是開不出自由、民主的，而只有牢不可破的專制。而要打破這種專制的局面，給黑暗的古國帶來光明，也只有采用激烈地反傳統的方式。五四，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開始，而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也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響徹云霄。對于打倒孔家店，我是認同的，因為打倒孔家店，就是打倒專制主義的靈魂?？鬃拥膶W說為專制主義所利用，這是歷史的事實，更何況，專制主義并不外在于孔子的學說；也就是說專制主義就在孔子的學說之內。打倒孔家店，并沒有打錯；而我們現在堂而皇之的祭孔，也許，只能解釋為歷史的倒退。其實，許多時候，歷史是不免倒退的，尤其在意識形態上?，F在不是有所謂的國學熱嗎？我們的傳統文化仿佛又要借尸還魂了。對于傳統文化，我們有過太多的陶醉；這種陶醉本身，就是中毒的表現。而要解毒，也只有用現代的觀點、方法，來改造傳統文化。遮蔽傳統文化黑暗的一面，是不對的；相反，我們應該看清它。對于傳統文化，說到底，還是應該有一種理性的態度。一例地打倒固然不對，但毫無原則地繼承也并不好。現在，人們總覺得傳統文化就是好頂頂好；但大多人，對于傳統文化，都是知之有限的；也許是說，所謂國學熱、傳統文化的復興，夾雜著太多情緒性的東西。在我想來，什么熱不熱、復興不復興，都是無關緊要的，我們最需要的是扎實的研究。為斗爭哲學所重塑的民族性格，終于漸漸地消失不見；而我們又回復到了溫柔敦厚的路上去了，也許要永遠地溫柔敦厚下去吧。那么，毛澤東重塑民族性格的努力還有意義嗎？當然是有的。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講過，“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拔拿髌渚瘛?，我們就不說了，因為含義很明顯，我們要思考的是，他為什么用“野蠻其體魄”而不是“強健其體魄”。我覺得，“野蠻”是有一種原始的生命力在的。而我們民族的性格，是溫柔敦厚的。在溫柔敦厚的性格里，最缺乏的就是原始的生命力。改造中華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也許最緊要的就是注入這種原始的生命力吧。改造中國，改造社會，曾經是一種非常偉大的理想，但是，現在有的人卻說，社會是可以改良的，甚至也可以改革的，但獨獨不能夠改造。因為改造有一個前提，即這個社會一無是處，罪孽深重，然而，這說法何其的荒謬。如果以這樣的觀點，去看待歷史，那許多偉大的歷史事件都是可有可無的，許多偉大的理想，不懈地奮斗都是徒勞無功的。說實在的，我依然認同對社會，對人性的改造。也正因如此，我才講毛澤東對中國文化最深遠的影響，就是重塑了一個民族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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