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李銳怎能誣謂《矛盾論》否認同一性？　　

－評李銳“非毛反毛”（42）　　　

李銳詆毀和攻擊毛澤東的《矛盾論》，除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之外，還有矛盾的同一性原理。這個問題值得一駁，以正聽視。本文就李銳詆毀毛澤東“實際否認矛盾的同一性”的謬論作一番評說。　　

李銳污蔑毛澤東只承認矛盾的斗爭性，完全忽視和排斥矛盾的同一性，以至“實際否認矛盾的同一性”。他是這樣說的：毛澤東“把斗爭性絕對化之后，就完全忽視和排斥了同一性，以至最后實際否認同一性，只有斗爭性了。”“固然，所有的統一體內部都包含著斗爭，沒有毫無斗爭性的同一性；可是同一性先于斗爭性，如果不具有同一性，也就不會有斗爭性了。”（《毛澤東秘書手記》第301、302頁）　　

在這里，李銳攻擊毛澤東 “把斗爭性絕對化，完全忽視和排斥了同一性，以至最后實際否認同一性”。這顯然是信口雌黃。有趣的是，此人竟擺出一幅“哲學家”的模樣，公開亮出有自己的哲學觀點：“沒有毫無斗爭性的同一性；可是同一性先于斗爭性存在”。這倒是充分暴露了這位“老紅軍”的共產黨人所持的世界觀原來如此呀！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深刻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對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即對立統一規律，作了精辟的說明和發揮。他在這里對同一性所作的全面的、透辟的分析，乃《矛盾論》的重大理論成果。這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亦屬罕見。這種白紙黑字，任何謠言和詭辯，都是否定不了。　　

如果不是反毛狂人，那是決然得不出毛澤東只承認斗爭性，“完全忽視和排斥矛盾的同一性”，并“實際否認同一性”的荒唐結論的。　　

一、矛盾同一性的精辟論述是《矛盾論》的精采篇章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對矛盾的同一性，作了全面和深刻的論述和發揮，李銳的攻擊無疑是信口開河。　　

首先、從矛盾的科學規定來看。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反復指出，所謂矛盾，指的就是對立統一。他說：“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一切對立的成分，“因一定的條件一面互相對立，一面又互相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這性質，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著的方面都因一定的條件具備不同一性，所以為矛盾。”第336、329頁）他還說：“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第333頁）　　

可見，在《矛盾論》那里，所謂矛盾，就是對立的統一；同一性和斗爭性，乃矛盾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本質屬性，二者缺一，即無所謂矛盾。光有斗爭性而無同一性，正好象光有同一性而無斗爭性一樣，都不可能構成現實的矛盾。　　

怎么能說毛澤東只承認斗爭性，不承認同一性，“實際否認矛盾的同一性”呢？在《矛盾論》里，倘若只承認斗爭性，否認同一性，那還什么矛盾可“論”？　　

其次、從何謂矛盾的同一性來看。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對同一性作了經典的規定。他說：“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如下兩種情形：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自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所謂的同一性。”（第327頁）他還說：無論什么事物的運動都采取量變和質變兩種狀態。在量變狀態中，有著矛盾雙方互相依存的同一性，在質變狀態中，則有矛盾雙方互相轉化的同一性。簡言之，矛盾的同一性貫串于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　　　

在這里，毛澤東對矛盾的同一性論述得如此清楚、深刻和透辟，憑什么硬說毛澤東強調斗爭性，就“完全忽視和排斥矛盾的同一性”，并“實際否認矛盾的同一性”？　　　

再次、從同一性和斗爭性的關系來看。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論及同一性和斗爭性的關系時，提出一個重要的命題，斗爭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他說：“我們中國人常說：‘相反相成。’就是說相反的東西有同一性。這句話是辯證法的，是違反形而上學的。‘相反’就是說兩個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爭。‘相成’就是說一定條件下兩個矛盾方面互相聯結起來，獲得了同一性。而斗爭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第333頁）　　

在這里，毛澤東說得清清楚楚，矛盾的斗爭性原本說是兩個互相聯結的東西之間的斗爭，如果沒有任何“聯結”，那也　就無所謂斗爭。因而“斗爭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假如失其所“寓”，便無所謂斗爭性的可言了。　　

在這里，毛澤東指明了“斗爭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李銳卻說毛澤東只承認斗爭性，“忽視和排斥矛盾的同一性”，這不是造謠污蔑，還能是什么？　　　　　

至于，李銳提出“同一性先于斗爭性”這種理論命題，實在是荒謬到了極點。這種荒謬一則在于，李銳不顧邏輯，自相矛盾。他一方面肯定“所有的統一體內部都包含著斗爭，沒有毫無斗爭性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又接著提出“同一性先于斗爭性”。如果斷定“同一性先于斗爭性”，那就明確肯定“有毫無斗爭性的同一性”，那就不能承認“沒有毫無斗爭性的同一”。如果肯定“沒有毫無斗爭性的同一性”，那又何來“同一性先于斗爭性”而存在？。二者必居其一。　　

這就表明，原來李氏哲學就是這樣一堆自相矛盾的胡言亂語！二則在于，真理只能是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李銳提出“同一性先于斗爭性存在”，那就請擺出客觀根據何在？現實的矛盾中，何來“先于斗爭性”的同一性？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工業與農業的矛盾，等等，曾幾何時他們之間的同一性是“先于斗爭性存在”？三則在于，這種“先于斗爭性的同一性”，只能是抽象的同一、絕對的、虛幻的同一。一言以蔽之曰，形而上學的同一。倘使事物的發展果真有所謂“先于斗爭性的同一性”階段，那么，在此階段中事物發展的動力又在哪里？李銳能不深于“外因論”泥潭？　　

順便指出，《矛盾論》里的同一性和斗爭性一節，全文約4450多字。其中專論同一性就多達3340字，其余的篇幅闡明同一性和斗爭性的關系，至于斗爭性則著墨極少。白紙黑字擺在這里，怎能誣說毛澤東強調斗爭性，就完全否認了同一性？　　

當然，《矛盾論》對于斗爭性講的不多，絲毫也不意味著矛盾的斗爭性在事物的發展中不重要。相反，毛澤東深刻闡明了同一性和斗爭性的辯證關系，強調斗爭的絕對性和同一的相對性。這是毫不含混的。他說：“兩個相反的東西中間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夠共居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夠互相轉化，這是說的條件性，即是說在一定條件下，矛盾的東西能夠統一起來，又能互相轉化；無此一定條件，就不能成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轉化。由于一定條件才構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說同一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這里我們又說，矛盾的斗爭貫串于過程的始終，并使一過程向著他過程轉化，矛盾的斗爭性所不在，所以矛盾的斗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第333頁)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矛盾論》，無論是從對矛盾的科學規定，還是對同一性的理論概括，乃至對同一性和斗爭性的辯證關系上，作出了新概括，提出了新觀點，充分說明和發揮了唯物辯證法關于矛盾同一性的原理。這是白紙黑字，字字千金，李銳怎能無視事實，說什么《矛盾論》“完全忽視和排斥矛盾的同一性”，并“實際否認同一性”呢？　　

二、在同斯大林的形而上學的斗爭中捍衛辯證法的同一性原理　　

在研究唯物辯證法的發展中，不能不看到“斯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毛澤東正是在批評和糾正斯大林的形而上學中推進和發展唯物辯證法。　　

在《矛盾論》誕生的前夕，斯大林曾在《聯共（布）黨史》中，收入了他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里提出并論述了“辯證法四個基本特征”，即事物的相互聯系、事物的發展、事物的量變和質變、事物的內在矛盾。在關于事物“內在矛盾”的論述中，斯大林強調矛盾的正面和反面這種對立面的斗爭，新東西和舊東西間的斗爭，衰亡著的東西和產生著的東西間的斗爭，“便是發展過程的實在內容，由量變進到質變的這一過程的內容。”“發展是對立面的斗爭。”（《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138頁）全然沒有論及對立面的相互同一問題。這顯然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而這當時蘇聯，卻被認為是“絕對真理”。　　

毛澤東《矛盾論》對同一性如此全面和深刻的論述和發揮，明確提出生與死、佃農與地主、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等等看似“截然對立”的兩個方面之間，都存在著同一性。他說：“矛盾著的方面，不能孤立存在。假如沒有和它作對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矛盾雙方既互相依存，又互相轉化。盡管《矛盾論》是立足于從哲理上黨內機會主義，特別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徹底清算，但在實質上，也應當視為是對斯大林的形而上學的批評。　　

1955年，蘇聯著名哲學家羅森塔爾、尤金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第四版，更是依據斯大林的觀點，批評和反對的《矛盾論》中同一性的理論，說什么象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等現象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和互相排斥。　　　

毛澤東　1957年1月27日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曾尖銳指出：“斯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并且教會許多人搞形而上學。”“對立面的這種斗爭和統一，斯大林就聯系不起來。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學，就是那么僵化，要么這樣，要么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他說：斯大林講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有四個基本特征。第一個講事物的聯系，好象是無緣無故的什么東西都是聯系的。究竟是什么東西的聯系呢？就是對立的兩個側面的聯系。他第四條講事物的內在矛盾，又只講對立面的斗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按照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對立面是斗爭的，又是統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聯系的，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的。”蘇聯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第四版關于同一性一條，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辭典里說，象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等現象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和互相排斥的。這就是說，這些根本對立的現象，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它們只有互相排斥，不能互相聯結，不能在一定的條件下互相轉化。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其實，把辯證法堅持到底，就應當承認，“戰爭與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聯結，并且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和平時期不醞釀戰爭，為什么突然來一個戰爭？戰爭中不醞釀和平為什么突然來一個和平？地球上原來只有無生物，生物是后來才有的，是由無生物即死物轉化而來的。在生命活動的過程中，生與死也是在不斷地相互斗爭、相互聯結的。生與死不能轉化，請問生物從何而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能轉化，為什么經過革命，無產階級變為統治者，資產階級變為被統治者？”（《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47、348頁）　　

毛澤東的辯證法，有其鮮明的品格，這就是理論的徹底性。馬克思說得好，理論一旦被群眾所掌握，就會轉化成偉大的物質力量。而理論只有徹底，才能說服群眾。毛澤東糾正斯大林在同一性理論的不徹底性，指明了即使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矛盾的雙方同樣存在著同一性。否則，辯證法豈不就中斷了呢？　　

事實勝于雄辯。明明是毛澤東批評并糾正斯大林強調斗爭性，否認同一性的形而上學，怎能倒打一把，把斯大林的這種錯誤硬栽到毛澤東的頭上呢？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三、矛盾同一性在實踐中的巧妙運用　　

至于從同一性的實際運用來看，李銳的這一指控，就更加荒唐無稽了。　　

眾所周知，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斗爭中，最善于把同一性原理巧妙地運用到具體實踐中去，并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諸如：　　

早在建黨之前，毛澤東在探索和尋求中國革命的道路時，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的長文。他在這里尖銳指出：“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的，但還有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而這種民眾的大聯合之所以可能，因為民眾間有共同的利益。（《毛澤東早期文選》第338頁）毛澤東為什么要提出“民眾的大聯合”？民眾“大聯合”的哲理依據在哪里？這就是后來《矛盾論》的話說，民眾之間原本存在著“互相依賴、相互合作”的同一性。換言之，用同一性原理來觀察救國救民的方法，這就是“民眾的大聯合。”此其一。　　

其二、提倡并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毛澤東的《矛盾論》把對立面的“相互合作”視為同一性的一種表現。在抗日戰爭中他提出并堅持抗日統一戰線，是把辯證法的同一性原理巧妙地運用到抗日實際的光輝范例。　在日寇發起侵華戰爭之后，毛澤東高瞻遠矚精辟的分析了階級關系的新變化，看清了“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及時向國民黨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強調建立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此，他果斷地將長期以來反對國民黨的方針政策作了重大的調整，不惜向國民黨“保證”：（1）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民國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2）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4）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毛選》第2卷，第258頁）因之，就促成了全民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全國軍民浴血抗戰。在抗日戰爭的過程中，投降派妄圖分裂全國抗日統一戰線，同日溝和，毛澤東尖銳指出：“戰下去，團結下去，－中國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國必亡。”（《毛選》第2卷，第573頁）毛澤東和共產黨為什么要建立并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什么同蔣介石打了那么多年內戰又能夠“聯蔣抗日”？哲學依據就在于，在日本帝國主義要滅絕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國內各階級之間的同一性發生了新的變化。　　

這就說明，毛澤東是何等重視并善于利用矛盾的同一性呀！　　　

其三、還要看到，在整個中國革命中，毛澤東更是把革命的統一戰線視為克敵致勝的“三大法寶”之一。在大革命失敗之后，我們黨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統治下，由于受蘇聯的惡劣影響，總是把“中間勢力”看成“最危險的敵人”。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總結了18年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明確提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毛選》第2卷，第606頁）　　

怎么能說毛澤東“實際上否定了矛盾的同一性？　　　

其四、新中國誕生前夕，在經濟建設方面面臨著諸多矛盾，諸如：公營經濟與私營經濟、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城市與鄉村、 級與資產階級、中國與外國的矛盾。這些矛盾之間，確有相互排斥和斗爭的方面，但也相互聯結、相互依存的方面。毛澤東正是根據它們之間的這種同一性，提出　了接管城市后發展經濟的經濟“十六字方針”這就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　　

其五、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把矛盾的同一性運用到建設實際，可謂近乎極致。他說，這十大關系就是十對矛盾。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問題上，有人只看到它們之間的對立，看不到它們之間的統一；毛澤東反是。他說：“重工業是中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么發展重工業？”　　

又說，“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在適應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這樣，重工業是不是不為主了？它還是為主，還是的重點。但是，農業、輕工業投資比例要加重一些。加重的結果怎么樣？ 加重的結果，一可以更好地提供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　　

因此，他得出結論：“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前一種會使重工業發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鞏固，幾十年算總帳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全使它的基礎更加穩固。”(第268、267頁) 　　

此外，在生產力的布局問題上的“沿海工業的和內地工業的關系”、在重工業內部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的關系問題上的“　　

國防和經濟建設的關系”，等等，都是把矛盾的同一性巧妙地應用于經濟建設的光輝范例。　　

凡此種種和，不一而足。　　

總上可知，李銳自己連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常識，諸如，矛盾和同一性是何含義都沒有弄懂，就裝腔作勢，胡亂地揮舞著批判大捧，向毛澤東打去，這當然無損于《矛盾論》的光輝。倒是相反，使自己的“形而上學猖獗”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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