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潛流：讀過岳青山系列文章，深知李銳一向是投機分子。據知情人透露，廬山會議期間，正是李銳向毛澤東揭發彭德懷等人搞軍事俱樂部，成為導致廬山會議發生轉變的重要因素。然此等投機分子在毛時代并不得志。改革開放后，投機分子李銳又攀附資改派權貴，開始瘋狂反毛。如此之行徑，實乃人類之恥辱。)

駁李銳對矛盾普遍性的攻擊和污蔑

—評李銳“非毛反毛”（41）岳青山

李銳在對毛澤東所謂“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全面批判和討伐之后，竟然把矛頭指向毛澤東的光輝哲學著作“兩論”。

他說：“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尤其是它的‘兩論’，即《矛盾論》、《實踐論》，這是須作專門研究的學術問題。這里只就其在實踐中造成重大影響的這幾個觀點，作些初粗淺論述。毛澤東歷來強調‘斗爭哲學’。早年就留下名言：‘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動’與‘斗’，是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的一個核心觀念，既是宇宙觀，也是人生觀，終其一生，好動喜斗，尤其實踐了‘與人斗其樂無窮’的諾言。他直言不諱：差異就是矛盾，矛盾無處不在。這可以說是斗爭哲學的核心。他認為世界上無處不存在矛盾、對立，沒有對立的情況是不存在的，辦任何事情都要經過斗爭，去克服其中的矛盾。這樣就把矛盾等同于對立，對立又等同于斗爭，只有靠斗爭才能最后解決問題。這樣把斗爭絕對化之后就完全忽視和排斥了矛盾的同一性，以至最后實際否認同一性，只有斗爭性了。”（《手記》第300—301頁）

李銳就這么批判和清算所謂毛澤東“左”傾路線的哲學基礎。他提出的基本論據有三：其一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宇宙觀和人生觀的“核心觀念”是斗爭哲學；其二是，毛澤東的“斗爭哲學的核心”，就是強調矛盾的普遍性，“認為矛盾無處不在”；其三是，毛澤東只承認矛盾的斗爭性，完全忽視和排斥矛盾的同一性。

這是“狂犬吠日”！絲毫也無損于《矛盾論》的光輝。倒是相反，它徹底暴露了李銳自己所持的哲學世界觀，原本是息怎樣一種貨色！

本文就先就矛盾的普遍性作一番解讀和評述。看一看客觀的物質世界，究竟是不是“矛盾無處不存”？《矛盾論》關于矛盾的普遍性的原理，李銳能不能撼動得了？而李銳否認矛盾的普遍性，又是哪家的世界觀？

一、從李銳的一篇“舊文”談起

李銳在xxx當政之后，如此瘋狂攻擊和否認《矛盾論》，這就不能不使人聯想起此人在幾十年前公開發表的一篇“舊文”。從這里談起，可以看到《矛盾論》面前，站立著兩個截然不同的李銳。李銳其人的人品、道德，原來如此！

1955年，李銳在當水利部副部長時，在《中國水利》（第1期）發表了題為《克服主觀主義才能做好長江規劃工作》的文章。這原本是一篇純屬有關三峽建壩的爭論文章。時任長江辦主任的林一山力倡建壩，李銳堅決反對。這個事關中國建設的重大問題，產生不同意見和主張的爭論，是必要的、正常的。現在三峽大壩已經建成，蓄水發電，實踐也基本已判明他們之間爭論的是與非。對此，本文無意評說。使人覺得有趣的是，此文鮮明反映出當時李銳對《矛盾論》的基本態度。即在這么一場純屬科學問題的爭論中，《李文》自始至終“高興”《矛盾論》理論武器，硬把林一山建議修建大三峽的正確主張，牽強附會，無限上綱，抬到了世界觀的嚇人高度人，扣上“主觀主義”的大帽子。

李文開頭就尖銳指出：“黨的八大的文獻強調克服主觀主和發揚黨的群眾路線問題，這兩個問題同目前長江規劃工作有密切關系。”“毛澤東同志告誡我們：“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指出，一年以長江規劃工作，以大山峽方案（水庫正常高水位235米高程）為主導的思想，是一主觀主義的思想，帶有很大的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接下，李銳就分別引出《矛盾論》關于主觀性、片面性、表面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論述，指責林一山的主張“是一種主觀主義”。

李銳這么一篇五千多字的文章，引用《矛盾論》的話，多達六處。凸現李銳那時，是多么“虔誠”地把《矛盾論》當成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對它是何等看重、推崇和崇拜！

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同一個李銳，在當xxx上臺，就搖身一變，瘋狂地非毛反毛，竟把《矛盾論》從馬克思主義經典眨之為“左”傾錯誤路線的“哲學基礎”，從天上打到地下。

毛澤東曾把機會主義者，稱之為“風派”，今天刮東風，他是“東風派”，明天刮西風，他又成“西風派”。

李銳就是這么一個善于察眼觀色，看風駛舵，兩面三刀，毫無原則的可惡、可鄙、可恨的“風派”。

二、毛澤東關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繼承和發揮學習和研究《矛盾論》關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有四個要點值得注意：

第一、堅持矛盾的普遍性是唯物辯證法基本要求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一開頭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299頁）辯證法和形而上學是“兩種相互對立的宇宙觀”。而它們之間相互對立的實質，在于是否承認“發展是對立的統一”，是否承認矛盾的普遍性。

這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常識。

馬克思指出：“兩個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及融合成為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法的實質。誰要是給自己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任務，就是立即使辯證運動終結。”（《馬恩全集》第4卷，第147頁）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針對杜林所謂矛盾的東西“只能歸屬于思想的組合，不能歸屬于現實”的形而上學觀點，深刻闡明了矛盾的客觀性和普遍性。他說：“運動本身就是矛盾。”從簡單的機械運動形式，到物質的更高級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乃至人的思維運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馬恩選集》，第3卷，第160頁）

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中指出：“統一物之分解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哲學筆記》第398、397頁）辯證法內容這一方面的正確性“必須由科學史來檢驗。”列寧從數學中，十和一，微分和積分；物理學中，作用和反作用，正電和負電；化學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社會學中，階級斗爭，闡明了矛盾的普遍性。

可見，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時里頭，對立統一是辯證法的核心、實質；世界上一切現象、事物、過程無不包含著矛盾，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發展是對立的統一和斗爭。

可見，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堅持矛盾的普遍性，只不過是繼承、發揮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思想罷了。

第二、毛澤東關于矛盾普遍性的精辟概括。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強調矛盾的普遍性，毛澤東的貢獻在于，對矛盾的普遍性作出了深刻的理論概括。

這就是他在《矛盾論》所說的：“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這個問題有兩方面意義。其一是說，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同上書，第305頁）

在這里，毛澤東從時間與空間兩個方、兩種視角精辟地概括矛盾普遍性原理。

就空間而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事事有矛盾。即是說，客觀世界存在著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矛盾，無一例外；矛盾即是現象，即是事物；沒有矛盾的事物，在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他說：“不論簡單的運動形式，或復雜的運動形式，不論是客觀現象，或思想現象，矛盾存在于一切過程中”，每一事物都存在著矛盾。

就時間而言，“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時時有矛盾。即是說，大千世界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貫串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矛盾即是運動，即是過程；沒有矛盾的過程，在世界上也根本就不存在。他說：“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又貫串一切過程的始終。新過程的發生又是什么呢？這是舊的統一和組成統一的對立成分讓位于新的統一和組成統一的對立成分，于是新過程就代替舊過程而發生。舊過程完結了，新過程發生了。新過程又包含著新的矛盾，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展史。”（同上書，第307頁）

毛澤東對矛盾普遍性的這種理論升華、概括，發前人之未發，是真正的“創新理論”。

而李銳卻公然否定矛盾的普遍性，否認“矛盾無處不在”，這不是“形而上學猖獗”到了極點，還能是什么？

第三、解讀“差異就是矛盾”。

李銳拿著放大鏡，在《矛盾論》中找到“差異就是矛盾”一說，就高興得手舞腳得跳起來，滿以為抓住了毛澤東的哲學形而上學的“杷柄”。大家看：毛澤東竟說“差異就是矛盾”，又把矛盾等于斗爭，斗爭就是你死我活，這不就是“左傾機會主義”！表露出一幅那么得意的奸詐笑臉。李銳說：毛澤東“直言不諱，差異就是矛盾，矛盾無處不在。這可以說是其斗爭哲學的核心。”

其實，李銳根本就沒有讀懂《矛盾論》里“差異就是矛盾”是何含義？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常識來看，對立統一還是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的普遍的根本規律。這是辯證法與形而上學兩種發展觀相互對立的焦點。

毛澤東堅持矛盾的普遍性，無疑是《矛盾論》的基本前提。否則，還有什么《矛盾論》可言！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為何提出“差異就是矛盾”？此一命題的科學內含又是什么？

應當看到，《矛盾論》所講的“差異就是矛盾”，有其鮮明的針對性，和特定的科學內含。

這是因為，這里提出差異就是矛盾的這個“差異”，不是說的兩個無緣無故的事物之間的“差異”，諸如喜馬拉雅山上的石頭，同張三家中的雞蛋存在的“差異”，也構成矛盾。而是說的同一個事物，在其發展過程的初始階段中兩個相互聯結的對立面間的“差異”，這種“差異”就是矛盾。

這是有感而發，是有其鮮明的針對性的。就是說，它是針對蘇聯德波林學派的形而上學錯誤觀點提出來的。

原來，蘇聯德波林學派有這樣的觀點，他們認為，矛盾不是一開始就在過程中出現，不是貫串于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的，須待過程發展一定的階段才出現的。換言之，在事物發展的初始階段，只有差異，并無矛盾。只有隨著過程的推移，到了新的階段，才產生矛盾。他們斷言，在蘇聯條件下富農和一般農民之間只有差異，并無矛盾；在法國革命前，工農資產階級組成的“第三等級”中，也只有差異，并無矛盾。

這樣一來，矛盾就是“有所不在”，而不是“無所不在”，矛盾普遍性就被否定掉了，辯證法中斷了。

毛澤東在批判德波林學派的這種形而上學錯誤觀點時，深刻指出，矛盾的普遍性，不僅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而且是指，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德波林派不懂得，這種統一體內部兩個方面的“差異”，本身就已經包含著矛盾，“差異就是矛盾”，只是矛盾尚未激化而已。諸如，“勞資之間，從兩個階級發生的時候起，就是相互矛盾的，僅僅沒有激化而已。工農之間，即使在蘇聯的社會條件下，也有差異，它們的差異就是矛盾，僅僅不會激化成為對抗，不取階級斗爭的形態，不同于勞資間的矛盾。”“這是矛盾的差別性的問題，不是矛盾的有無的問題。”（第307頁）德波林的錯誤，在于認定事物發展的初始階段，只有差異，并無矛盾，這就否定了矛盾的普遍性，陷入了形而上學泥坑。

不僅如此，毛澤東進而指出：德波林既然否認事物發展的初始階段同樣包含內部矛盾，就不能不把發展的根本原因，轉到“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這樣，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學的外因論和機械論去了。”

由此可見，毛澤東提出：“差異就是矛盾”，有著鮮明的針對性，有其特定的科學內含。他無非是把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堅持到底，把辯證法貫徹到底。

李銳否認“差異就是矛盾”，只是表明他自己同德波林等人，乃一丘之貉！

第四、提出“關于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的新觀點。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聯結的道理，升華為“關于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

如同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一樣，毛澤東的《矛盾論》也強調矛盾的普遍性、絕對性，但他是把矛盾的普遍性置于同特殊性緊密聯系之中來研究普遍性，而《矛盾論》的著力點，則更在于全面地深刻地闡明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他說：“矛盾的普遍性已經被很多人所承認，因此，關于這個問題只需要很少的話就可以說明白；而關于矛盾的特殊性問題，則還有許多的同志，特別是教條主義者，弄不清楚。他們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們不了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特殊性，對于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意義。因此，關于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應當著重加以研究，并且用足夠的篇幅加以說明。”（第304頁）

《矛盾論》從五個方面精辟地闡明了矛盾的特殊性。這就是：“各種物質運動形式中的矛盾，都帶特殊性”；“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過程的特殊矛盾”；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不但事物發展全過程中的矛盾運動，在其相互聯結上，在其各方情況上，我們必須注意其特點，而且在過程發展的各階段中，也有其特點，也必須注意”（第314頁）；還“必須從階段中矛盾的各個方面去看”矛盾的特殊性（第315頁）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把研究矛盾這五個方面的特殊性，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他說：“研究所有這些矛盾的特點，都不能帶主觀隨意性，必須對它們實行具體分析。離開具體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我們必須牢記列寧的話：對具體事物作具體的分析。”（第317頁）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毛澤東還深刻論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聯結：一則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區分是相對的，“由于事物范圍的極其廣大，發展的無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為普遍性的東西，而在另一場合則變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場合為特殊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普遍性。”（第318頁）再則是，“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即包含于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么共性呢？”（第320頁）三則是，矛盾普遍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而“一切個性都是有條件地暫時存在的，所以是相對的。”（第320頁）

進而，毛澤東作出理性的升華：“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第320頁）

這一關于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的學說，為我們黨長期堅特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根本思想原則，為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礎。

正是以此作為銳利的理論武器，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清算了黨內“左”右傾路線錯誤，統一了全黨思想。

正是以此作以銳利的理論武器，毛澤東找到了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經過艱難曲折斗爭，創建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的人民基礎民主專政共和國。

正是以此作以銳利的理論武器，毛澤東突破了“蘇聯模式”，找到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奪取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

三、“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待一切”

毛澤東自從建黨前找到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之后，畢生矢志不渝，對于那些背叛馬克思主義，改旗易幟的機會主義者，總是旗幟鮮明，從不妥協讓步。

在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就是這樣。

毛澤東把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堅持到底。既把它貫串到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又用它預見自然界的微觀世界。

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發展的全新階段，同資本主義相比，它有著很大的優越性。那么，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如同一切社會一樣也包含著矛盾？

本來，從辯證法的觀點來看，這不應當成為問題。既然對立統一是辯證法的根本規律，那么，社會主義社會不管怎么優越，無疑地也同樣是充滿著矛盾。這是辯證法的題中應有之義。

然而，斯大林卻未能把辯證法貫徹到底。

他看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適應，卻看不到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充滿著矛盾。在他那里，辯證法“中斷”了。例如，他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中就提出：蘇聯社會“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狀況完全適合，因為生產過程的社會性是由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所鞏固的。”（《斯大林選集》下卷，第449頁）這里所謂“完全適合”，就是“適合”到“完全”沒有矛盾。1940年，蘇共中央機關刊物《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雜志，曾就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矛盾問題展開討論，編輯部最后的結論竟說：“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完全適合，也就是說它們之間矛盾的消滅。”這種形而上學觀點在社會主義各國還很有市場，影響較大。

毛澤東面對著斯大林這么一位理論權威離開辯證法的巨大理論錯誤，敢于堅持真理，把辯證法貫徹到底。他堅持用對立統一的觀點觀察社會主義，提出了新觀點、新思想、新理論。這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的學說、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等等，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的理論寶庫增添了嶄新的內容。

1956年4月4日，毛澤東在書記處討論《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說：在消滅階級對立之后，社會主義社會還會有矛盾。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消滅階級對立以后，社會主義社會還會存在什么矛盾？至少還會有新與舊的矛盾，先進與落后、正確與錯誤的矛盾。按照辯證法，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沒有運動，生命就要結束，社會就要停止運動，以至滅亡。（轉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第22頁）

隨后，他《論十大關系》的結尾，作過這樣的概括：“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文集》第7卷，第44頁）

再過四天，他在會見拉丁美洲兄弟黨的代表團時更尖銳指出：“矛盾是永遠存在的，一萬年后還有矛盾。一個矛盾克服了，又一個矛盾產生了。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都有矛盾存在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有人以為一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就十分美好，沒有什么壞東西了，這是一種迷信。”（文集《第6卷，第66頁》這里講的“有人”指的就是斯大林等蘇聯人。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尖銳指出：“斯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并且教會許多人搞形而上學。”“對立面的這種斗爭和統一，斯大林和就聯系不起來。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學，就是那么硬化，要么為樣，要么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因此，在政治上就要犯錯誤。“（《毛選》第5卷，第347、345頁）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上的講話》，尖銳批評斯大林，“在一個長時期里不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才吞吞吐吐地談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說如果政策不好，調節不好，是要出問題的。但是，他還是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他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矛盾。”（《毛選》第5卷，第356頁）與此同時，他在《正處》中指明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時針對斯大林的錯誤，尖銳指出：“無論什么世界，當然特別是階級社會，都是充滿著矛盾的。有人說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找到’矛盾，我看這個提法不對。不是找到或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滿著矛盾。沒有一處不存在矛盾，沒有一個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文集》第7卷，第232頁）

毛澤東正是立足這樣的辯證法的理論基石之上，提出并堅持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方針和政策。

更加令人驚訝的是，毛澤東把辯證法徹底貫徹于微觀物世界探討。

無庸諱言，毛澤東在自然科學方面的造詣并不深厚，但是他作為辯證法的大師，一旦掌握了辯證法這個“偉大的認識工具”，用對立統一的觀點來觀察微觀世界，就真能“高瞻遠矚”，預見未來，以至使國際上著名的物理學家也為之膺服。

人類對于微觀物質世界的認識，也是經歷從不知到知、由淺入深的發展過程。

究竟構成自然物質的最小的“基本粒子”是什么？在19世紀曾有學者認為構成物質的最小“基本粒子”是原子。1919年英國物理學院家發現了質子，1932年英國物理學家查理威克又發現了中子。于是人們就把質子和中子看成到構成物質的最小粒子，認為這些中子、質子已不可再分了。那么，這種認識是否正確？

毛澤東基于唯物辯證法的指導，提出了遠見卓識的科學預見。

在五十年代初中央召開專門研究原子能的會議上，他問我國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質子、中子是什么東西構成的？”錢三強鑒于當時自然科學還沒有研究到這一步，便如實地回答道：“對這個問題，還沒有新的認識，根據現有的科學研究，還只知道質子、中子是構成原子的基本粒子。”

毛澤東卻不以為然。接著說：“我看不見得。質子、中子、電子還應該是可分的，一分為二，對立統一嘛！現在實驗雖然還沒有證實，將來條件發展了，將會證實它是可以分的。”1964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同我國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談話時，又一次提出基本粒子“無限可分”的科學預見。他說：“宇宙從大的方面看是無限的，從小的方面看也是無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而且可以無限地分割下去。莊子講‘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對的。因此，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也是無窮盡的。要不然物理學這門科學就不再發展了。”（《文集》第8卷，第389頁）毛澤東的這一科學預見，閃耀著唯物辯證法的光芒，證明辯證法確實是“偉大的認識工具。”

1978年，在美國召開的第7屆基本粒子物理學國際會議，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肖格拉在答記者的時候，有感于關于中國的高能物理學工作者，遵照毛澤東關于基本粒子仍然有結構、無限可分的辯證觀點，于1965—1966年最早提出由強子組成的“層子模型”，為了紀念已故的毛澤東主席，他提議把中國人最早提出的比基本粒子更深層次的物質粒子，命名為“毛粒子。”

一個外國人，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肖格拉，直面毛澤東在對微觀世界的科學的認知，如此尊重、敬仰。而一個中國人，到處自稱“毛澤東秘書”（毛澤東自己的說法是“通訊員”）的李銳，卻污蔑毛澤東“對科學無知。”這種強烈的、鮮明的巨大反差，說明了什么呢？

總上可知，矛盾的普遍性是對立統一規律的基本前提，而對立統一則是辯證法的核心和實質，李銳否認“矛盾無處不在”，否認矛盾的普遍性，就是否認對立統一規律是物質世界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就是否認唯物辯證法。這就不容分辯地表明了李銳這個自稱老紅軍的共產黨人固守世界觀，原來就是這么一種“猖獗”已極的形而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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