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財經大學
　　社會與經濟行為研究中心
　　2009-2-15
　　2009-8-28 修改

　　茅于軾先生是我國公眾非常熟悉的具有多學科背景的主流經濟學家。他以特有的執著和一個人挑戰無數人的個人勇氣，在2008年的后半年，站出來為一個定義不明的“市場”大鼓大呼。他的觀點是，
　　（1）“耕地和糧食產量之間沒有直接的關系”；
　　（2）我國“基本不會發生糧食安全問題”，因為大饑荒這樣的事例“只會發生在經濟不自由的計劃經濟時期”，在市場經濟下存在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機制所以不會發生，而且我國糧食庫存和外匯收入都很充足，
　　（3）即使發生糧食饑荒，“也可從國際市場購買”。
　　他的經驗根據是：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中，在人口大量增加和耕地減少的情況下，全國糧食產量沒有下降反而保持了較大幅度的增長。據此3點，他批評中央政府設定的“確保18億畝耕地不許突破”的紅線是沒有必要甚至是錯誤和有害（于經濟發展）的，因為這直接導致了房地產市場上土地供給短缺和高房價，導致了所謂的“資源利用無效率”。
　　茅于軾先生上述三點判斷，依據的毫無疑問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推崇的“市場有效”論，或者再加上一個不明說的“市場友善”假設——“市場永遠有益于所有的人而且毫無害處”假定[1] 。我以“市場神話”來標記這種對于市場的烏托邦式的理解。似乎是因為在30年之久的時間里，我們大家受“市場萬能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太大了；而且不僅是我們自己，整個世界都是如此，所以許多的批評雖然用力不小，卻是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樣的自相矛盾而且無力的批評。
　　茅于軾先生反對“紅線”的言論一出，理所當然地引來無數批評，完全同意茅先生觀點的人幾乎沒有（除了“發現”這個結論的、由福特基金會資助的天則所課題組以外），批評的人非常多，但是能把問題講清楚的，卻又非常之少——幾乎沒有，因為大家都在同一個“自由市場”框架里。雖然時至今日“茅于軾與耕地保護紅線”之爭已經歸于平息，但是對其中涉及的許多根本性的、深刻的理論范式問題，至今沒有展開討論，因此本文重拾這個話題，借以對“市場萬能”神話進行一些初步的分析，以期為今后還會發生的類似爭論打開一條批判反思的新思路。
　　“市場”真的是萬能的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正是這樣認為的。它使用的最多的常規武器之一，就是把政府和市場對立起來，把國家計劃/戰略和市場對立起來，并堅持只有市場才是唯一能夠有效配置資源的途徑，政府只要一進入，就有犯“罪”之嫌（“政府犯有降低效率之罪”）[2] ；其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很少實際接觸經濟發展的歷史和實際內容，甚至不屑顧及這樣的事實：直至今天，世界上各國政府首腦互訪時所作的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制定兩國之間如何進行貿易和投資（即結構市場！）的規制。而且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最不屑一顧的，就是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市場推廣之后，一定會發生的經濟福利狀況惡化的后果，對于這種后果在長時期中最終會在何處終結（全球發展中國家一起淪落為“美國世紀”全球霸主的附庸）這個邏輯的終點，也從來不加思考，從來不予展望。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North，1999, pp.23-4）曾經對“市場”做過非常深刻的“只在家里說說的”（in-house）闡述；為了說明問題，恕我在此大段引用：
　　“其實哪里有什么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任何能夠好好地運行的市場都是結構化了的市場……就是說，要通過深思熟慮的努力，去讓人們競爭價格和質量，而不是去互相殘殺……你想讓政府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安排好這場游戲，這樣你可以強迫市場上的玩家都去競爭價格和質量，而不是去爭別的東西。這就是說，你必須以不同的方式結構（安排）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這就是說你必須建造一個勞動市場、一個資本市場。我對此的感覺非常清晰，因為在以往五六年中，我擔任了世界銀行顧問，研究過一系列政策問題，我們所研究的，正是如何把各種市場建造得能夠更好地運行。我深受教益。（例如）有了遠距離通訊后……在某個時間可能運行得很好的市場，在另一個時間里就不一樣了，因為技術可以把原本是自然壟斷的行業，改變成為競爭的行業。于是差別極大的政策被制定出來，差別之處就在于：你所希望的這場游戲應具有何種結構（安排），你希望看到何種結果在游戲玩下去的時候出現。”[3]
　　諾斯的這一段話文字1999年寫的；十年以來筆者從來沒有聽到或者看到任何一位研究者引述過他這個觀點；筆者自己也是在翻譯工作中，在無意之間遇到這段話的[4]。諾斯因為擔任世界銀行顧問而走出過經濟史研究的象牙塔，他一進入經濟政策領域，立刻就清晰地感受到，以不同的方式去結構和安排“市場”，本是政府應該做、而且必須做的事情，只有依據政府的權威，才可能把市場做一個“結構化”，之后市場才能正常運行。就算市場結構好了之后會具有“隱身之術”，“看不見的手”這個隱喻仍然是誤導的，因為市場除了“結構化”問題之外，還有一個多樣性和層次性的問題，即“市場”的性質是色種各樣的，不可以一概而論。把以互通有無和消費為主要目的的市場（例如比較傳統的小型農產品市場），與以快速套現為目的、以分散風險（不排除欺騙）為主要手段、永遠遏制不住制造泡沫的巨大沖動的最現代的金融市場對比一下，我們看到一個市場在地上，另一個在天上；前一個市場的參與者是相對平等的，而且市場很難被操控，后一個“市場”充滿了信息不對稱，以玩家的身份的不對等（強勢對弱勢）為基礎，不僅容易操控，而且事實上一直被操控，里面永遠包含著巨大的欺詐陷阱。在“全球化”時代，它的影響所及，包括了所有的國家、所有的市場、所有的人。看懂了這個基本框架之后，再聽人們常說的“讓市場解決問題”這句話，真的會讓人很擔憂。
　　“市場神話”包含的另一層內容，是所謂市場能夠良性“自我調控”，即在波動之后永遠會回歸一個可以計算出來的均衡點；它所依據的邏輯，就是市場上的價格“由供需雙方的力量共同決定”這個假設；這樣產生出來的“均衡價格”，被認為是既公平又合理的。這種狀態的市場在某種程度上存在過，現在也有時可以感覺到，“均衡價格”確實能夠比較接近公平合理；但是在市場“價值鏈化”、經濟全球化、金融國際化和證券化的今天，“由供需雙方共同決定價格”這種事情即使還存在，也只是在較小的地域范圍以內、以較小規模發生的例外；“均衡價格”這種事情已經變成可望不可及的“烏托邦”，大概永遠也不能再發揮功能了。今天一切具有較大規模和戰略意義的商品種類，只要是國際采購巨頭能夠介入的如石油，還有就是人民一天也不能沒有的糧食，都是在國際市場上定價的，定價的原則，都已經遠離了“供需雙方共同決定”這個自由競爭的理想狀態。今天世界上一切大宗商品都是主要由國際金融炒家操控的，只有在同“國際市場”相隔離的大山深處，商品的價格還是主要由供需雙方決定的。僅僅不久之前，2007-08年，全球糧食市場的價格水平發生過一場“靜悄悄的海嘯”，國際糧食的“市場價格”在很短的時間內飆升翻倍，而供需兩方面的波動均在常規范圍之內，遠遠不能解釋價格變動中出現的驚濤駭浪。能夠較好地解釋這次糧食價格“瘋狂”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的“生物能源計劃”這個旨在“從窮人的腸胃里開采石油”[5] 的能源－糧食戰略，一個借此要達到控制全世界“所有的人”的長期性的全球霸權戰略[6] 。
　　2008年夏天，在中國最偏遠的云南的紅河地區金平縣，筆者訪問過的一個普通下崗職工家庭已經一年沒有買過豬肉了；在那個夏天，抽樣調查數據已經能夠顯示中國的低收入人群在面臨食品價格波動時表現出來的“消費理性”行為：以低價格的劣質食品替代通常消費的普通食品。[7]
　　在主流經濟學和所有的教科書上，“市場”總是被假定為一種由人類創造出來的可以“自我約束”的“理性”制度。然而在事實上，以逐利為唯一目標的那些“市場 ”，是必須從外部約束的，它永遠不可能自我約束；今天正在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就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推崇的“自我約束的市場”理論的一次全面徹底的證偽。在過去的10年中，美國和歐洲的各類銀行，在美聯儲的鼓動下，在格林斯潘發動的“新金融革命”中爭相把自己的賬面上的資本價值用不受約束的金融杠桿膨脹起來，“創造”出十個全球一年GDP那么多的有毒資產--620萬億美元，從2008年秋泡沫應該破滅的時候至今，堅持不肯減記這種虛假的、有毒的賬面資產，死撐著等待它們的政府拿全世界的財富（如果能得逞）來填補它們制造出來的“有毒資產”黑洞。[8]對凌駕于全球經濟之上的如此“資本－金融市場”和其下的國際糧食市場，我們難道真的可以相信它們會“自我約束”或者自我調節？我們真的可以放心把自己的“飯碗”托付給會“造毒”的“自由市場”（以金融市場為首）？
　　英籍匈牙利思想家卡爾·波蘭尼稱“可以自我約束的市場”假說為“市場烏托邦”[9] 。早在65年前（1944年），他就警告過，如果我們允許“市場”凌駕于“社會”之上，如果任由市場把勞動力（人）和自然這兩種本來不屬于商品范圍的東西變成商品、當作商品，并且為了逐利的目的任意在市場上交易，那么人類將要面臨的，是萬劫不復的災難。資本主義的市場制度在人類千萬年歷史的長河中，只是最后才出現的一種制度，它的強勢推進引發的是社會的反抗；在波蘭尼眼中，經濟比市場所包含的內容要寬廣得多，社會又比經濟所覆蓋的內容更大更復雜，但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思考中，經濟已經被等同于市場，社會是被市場覆蓋的；波蘭尼人為，被資本主義市場驅動的現代社會總的演進過程是一種“雙向運動”，一個方向是市場自由放任的擴展，另一方向是保護性的“社會運動”，避免市場從社會中“脫嵌”而出，凌駕于社會之上。政府需要做出的是具有連貫性的政治決策，它在這里扮演的角色不僅僅是“干預 ”，還是規制的制定者和積極的執行者。不允許“市場”從“社會”脫嵌而出，是政府的職責。
　　在遭遇了無數有事實、有道理、有根據的反對意見之后，茅于軾先生絲毫不為所動，繼續堅持他和他的研究團隊在最近由福特基金會出錢進行的一項研究中所達到的結論：中國政府制定并堅持的基本農田制度是錯誤的，十八億畝基本農田保護政策應該廢止，應該馬上放開土地市場，讓房地產業得到足夠的土地資源去開發——住房的市場供給充足了，房價就會自然下降——這種天真的線性思維模式，簡直令人啼笑皆非。事實正好相反。最新的調查——2009-8-26新浪新聞——表明，半數左右被開發商“拿到”的被征的土地至今閑置；這其實不是新聞，事實一向如此。開發商和我們玩的游戲并不難理解，但是決不是“線性思維”能夠看懂的。
　　茅于軾先生所持有的觀點，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來看都是“正確”的，但是放到中國的具體情景中，用波蘭尼的“雙向運動”理論來看待，就是完全錯誤的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當前的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面前已經被全面證偽，現在是徹底批判反思的時候了。
　　中國僥幸同去年國際糧食市場上的海嘯擦肩而過，僅僅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讓美國的ABCD四大糧商、美國眾多的農工商綜合企業把中國的市場徹底“打通”（好像也快了）；今天我國食品的供給大體上充足并且是多樣的，這是我國政府對仍然活著的農業傳統花費了巨大的努力才維持下來的一個脆弱的、非常容易打破的平衡，2009年春天在中國北方發生的百年一遇的大旱，2009年夏天在南北方同時發生的嚴重的干旱，更加顯現出我國糧食體系的脆弱和維系的艱難：即使把18億畝耕地保住，一旦雨水不調順，國內的糧食和食品供給仍然會發生困難。難道我們情愿在國際糧食市場不可預計的“海嘯”一般上下變動的“不均衡價格”中，尋求解決國內糧食供給的支持嗎？
　　在一場“大國博弈”的全球化舞臺上，所有的國家不分大小都應該永遠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就是立足于本土糧食－食品生產體系，同外部和國際市場進行以“調劑余缺、互通有無”為宗旨的貿易，警惕危及一國人民生存的糧食－食品危機以任何一種方式發生的征兆，否則早晚淪為霸主國家的附庸；在資本強勢的經濟全球化中，糧食安全將會是常規性地處在威脅之中，永遠不可掉以輕心。在強勢的生物技術面前，在洛克菲勒家族用巨資支撐的國際食品巨頭覆蓋全球市場的毀滅性戰略面前，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想要保持自主性，都必須未雨綢繆，不計“成本”地保護自己的本土食品生產基礎，包括必須保證的土地和水資源，維護并且改進傳統的生物物種資源、保護以傳統知識為基礎的生產技術、大力支持改進傳統耕作所需要的技術創新，對基礎設施實施維護，萬分小心地保護維系民生的這個精巧而又“易碎”的基本體系——這是多么艱難而復雜的工程，哪里是一個書生氣的“市場萬能”論所能包容和理解！
　　盡管筆者同茅于軾先生有過數面之交，并且一向敬重他“直言”的科學家本色，但是這一次，我也不得不直言：茅先生，市場萬能假說實在大謬不然，十八億畝耕地保護政策不但是完全正確的，甚至可能已經出臺太晚。在今天這個以“美國世紀”為主導的全世界霸權-反霸權格局中，我們倒底應該干什么？我們面對著西方主流經濟學強勢的戰略性誤導，我們自己過度地否定包含了合理因素的“計劃經濟”理念，我們的發展戰略中忽視了必須對抗霸權這個要點，20多年來我們的政策事實上是允許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市場支配我們命運，現在真的是到了徹底反思的時候了！“市場萬能”神話中包含的邏輯悖論和事實上的謬誤，連沒有學過經濟學的人都能看清楚了，像您這樣敢于直言的科學家和主流經濟學家，為什么還要堅持千瘡百孔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什么不反思其中的謬誤，為什么在事關國計民生的核心問題上如此執著地堅持謬見，不能聽取批評意見？這次您可能真的是犯了一個不該犯的常識性錯誤！
　　（本文是提交2009-2-18 在河北徐水召開的“中國農村改革30年研討會”的論文，此處略有修改）
　　索引
　　1. 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和經濟體制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彼得·伊文思：“另一種全球化是否可能”，《國外社科科學雜志》2008增刊（拙譯）
　　3. 道格拉斯·諾斯：《理解經濟變革的過程》，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1999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99.〕轉引自本.凡恩：“經濟學帝國主義”，2000年（筆者與作者私人交流）
　　4. 恩道爾：《糧食危機》，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

　　注釋：
　　[1] 茅于軾先生一向坦言，他就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筆者在2008年10月中旬有幸與茅先生在上海財經大學出席同一場關于中國農業問題的圓桌會議，親耳聽到茅先生這樣說：“市場是一個好得不得了的制度啊！”
　　[2] 彼得·伊文思：“另一種全球化是否可能”（拙譯）：“政府犯有降低效率之罪”，《國外社會科學雜志》2008年增刊，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3] 這段話（轉引自本·凡恩：“經濟學帝國主義”〔即將發表〕的注39）對于還在堅持“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理論的人來說，可能不太容易接受甚至會懷疑它的中文譯文的準確性；為此將原文抄錄如下，期待高明指教，以改正可能的偏誤：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laissez-faire … Any market that is going to work well is structured … by deliberate efforts to make the players compete by price and quality rather than compete by killing each other … What you try to get government to do … is to structure the game so you force the players to compete by price and quality rather than compete in other ways. It means you must structure factor and product markets differently; it means you must structure a labour market, a capital market. I feel very conscious of this because for the last half-dozen years I have been an adviser to the World Bank on a set of policies in which we have attempted to look at how to structure various kinds of markets to work well. And it has been an education. With telecommunications … the structure at one moment of time which might work well, is not going to be the same as at another moment of time, because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industry from being a natural monopoly to being a competitive industry. And therefore radically different policies may be involved, with respect to the way in which you want the game structured to get the results that you want. ”
　　見道格拉斯·諾斯：《理解經濟變革的過程》，pp.23-4；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1999年；
　　Douglas North, 1999.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p.23-4；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4] 本·凡恩（Ben Fine）“經濟學帝國主義” (Economics Imperialism)，載于澳大利亞，經濟學思想史專業刊物 2000年。
　　[5] 黃紀蘇：“火燒經濟要火熄”，2008年12月，《國外社會科學》增刊（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聯合國）。
　　[6] 威廉·恩道爾〔美〕（William Engdahl）：《糧食危機》(Seeds of Destruction)，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
　　[7] 朱玲：“平衡食品保障和能源需求”，《經濟研究》2008年10期。
　　[8] “巴克萊銀行發瘋的會計原則”，譯文見另文。
　　[9] 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和經濟體制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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