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最早于中共十六大上提出，到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趨于成熟，被作為執政黨的五種能力之一提出來。在即將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上，和諧社會理論將系統化。
貧富兩極分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天然敵人，隨著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引起各方關注，調整收入分配也已經提上了政府工作的日程。本刊記者近日專訪了對這個問題有系統思考的經濟學家劉福垣。
生產力水平所允許的體面生活
《南風窗》(以下簡稱《南》)：你個人如何理解和諧社會，或者說，什么樣的社會狀態可以稱為和諧？
劉福垣(以下簡稱劉)：和諧是矛盾同一性的人性化表述。和諧社會是主體生產方式的矛盾處在同一性相對穩定狀態的社會。現在咱們的主體生產方式是什么？是企業化的生產方式，就是勞動力轉化為商品，貨幣轉化為資本，生產目的是利潤。這個時候我們說的和諧是勞資雙方的和諧。我雇你，你必須給我創造價值，否則我不雇你；我給你打工，你必須給我符合勞動力價值的工資，否則我不給你干。這里面的統一性就在于按要素分配，按要素分配落實了，就統一了。
我們搞了市場經濟、勞動力商品化以后，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還處于轉型期、過渡期。我們的勞資關系還不是純粹的市場經濟下的勞資關系，夾雜了某些封建的因素。最尖銳的就是農民工，農民工從他的社會分工角色看，已經是當代的產業工人了，他應該從這個生產關系中、特別是在分配地位上拿到他的勞動力價格，而實際上只拿到了將近一半。每天十幾個小時的勞動，每個月才能得到五六百塊錢，按照中國現在的勞動力簡單再生產費用，每天工作8小時，每月25天半，至少應該拿到1000元。
這是勞動力的價值，但供求會影響價格，會上下波動。由于國家的社會保障沒有到位，老百姓沒有定心丸，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下，在和資本家談判的過程中，沒有恰當的談判地位，我們也沒有一個強大的工會替他們作主，因此把勞動力的價格大大地壓下來了，低于勞動力的價值，而且還經常不兌現。這樣形成的勞資關系，就不是純粹的市場經濟的按要素分配的勞資關系，夾雜著超經濟剝削的因素，甚至上一個時代的落后的生產方式中的分配關系也夾雜到這里面來了。
民工潮和民工荒的并存就反映了這個問題。民工潮是農民要換個活法，到城里打工；但某些地區出現民工荒，是因為工資長期低于勞動力價值，農民工感到吃虧，不僅是經濟上的，在精神上，他覺得作為一個公民沒有受到保護。所以給農民種地補貼每畝每年20塊錢，他就可以放棄外出打工的機會。按照經濟學上的機會成本，這個損失太大了，一個月五六百，一年就是五六千，他為什么放棄呢？說明農民所受的傷害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了，而是在精神上、人際關系上，他成了二等公民，不但被剝削，而且有被奴役的狀況。
《南》：和諧社會最重要的硬指標應該是什么？
劉：社會保障度。社會保障到什么程度，社會和諧到什么程度。我們不要求高，但至少要后顧無憂，即使失業了、養老了，也能過上現有生產力水平所允許的體面生活。
《南》：理論上說，按現有的物價水平，使打工者的勞動力能正常再生產，也就是說吃穿住用行，最基本的保障是不成問題的。
劉：起碼我們的最低工資里面，應該包括最低房租，我在你這打工，你給我的工資能讓我在附近租到房子，我的月工資25%左右就能支付月房租。我們的情況是恰恰相反，房租可能比工資都貴。我們把天通苑(北京北部最大的經濟適用房項目之一)的房子讓農民工白住，他都住不了，不要房租，只要水電煤氣、冬天的取暖費，他一年的工資都不夠。
我們要構建和諧社會，并不是要回到吃大鍋飯，而是要落實按要素分配。我們之所以要大聲疾呼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說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我們在往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政府職能也被市場化了，比如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品，政府沒有做到，在市場經濟的背后，我們的工人、農民、弱勢群體就缺了一個主心骨。
《南》：剛才談的是初次分配，就是沒有按勞動力的價值進行分配。執政黨已經在解決這個問題。二次分配的問題在哪里？
劉：再分配問題首先是稅收。我們的稅收有點殺貧濟富的味道，稅收來源于剩余價值的轉化形態，不是工資的轉化形態。我們現在的個稅，討論起征點是800還是1600，這是搞錯了方向，首先要想到稅收的來源，稅基是什么？是資本所得，不是勞動所得，稅收要調節勞資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而不是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應該是工資一分錢稅都不要收。你工資高沒關系，你掙1萬花5000，剩5000存銀行了，它就是金融資產，金融資產的利息要收稅，但我不動你的本。不管對誰，都該收資本的所得稅，而不是勞動的所得稅。
發展模式如何改變
《南》：關于勞動力價格問題，現在占主流的經濟學意見是，這正是中國的優勢所在，某些地區設置最低工資標準也有反對的聲音，認為人為提高勞動力價格會導致外資跑到別的地方去，導致工人失業，最終結果還是不利于勞動者。你怎么看？
劉：跑吧，我自己的消費就夠啦，中國的市場還不夠用嗎？你如果是為了這個(指廉價勞動力)來的，那你走吧。什么人走啦？不就是珠三角、港澳臺那些帶有半封建色彩的資本家走了嗎？真正的歐美大企業，要的也不是你的廉價勞動力啊，你(指記者)工資還可以吧，而真正在歐美這些大企業工作的人工資是你的好幾倍，這比外國還便宜。而亞洲到中國來投資的許多人，他不是稱職的資本家，是鉆政策的空子來了，土地不要錢，勞動力價格低，地方官為了政績把他弄來了，他享受完優惠政策，打一槍又換個地方。是這樣一批人，恰恰我們的改革開放讓這批人鉆了空子，壓低了工資，得罪了我們的社會基礎，這是絕對不應該的。
工人拿了工資，如果有社會保障，對這個國家有信心，他是敢于消費的，消費就是對企業的投資。轉變發展觀就是這個意思。要轉變為消費拉動、內需拉動，就得提高工資，光提高工資還不行，還得給社會保障，沒有社會保障，工資的相當部分就存銀行去了。現在的居民儲蓄率都達到37%了，就等于說37%的東西沒賣掉，生產這37%的人就要失業啊。社會保障花不了多少錢，但會讓人敢消費，甚至你(指記者)這樣的人，工資是應該月月光的。而且個別人還可以借錢消費，就像美國人一樣。美國全社會平均儲蓄率上個月(指8月)是-0.5%，因為什么，社會保障到位了。
東西一賣得掉，投資不就上來了嗎？我們的情況是什么呢，有錢的不敢消費，沒錢的不能消費，只能壓低價格出口。整個GDP很大，豐產不豐收，我們等于給外國人忙呢。廣東的一些小老板，他和工人一起給外國人打工，他所謂的利潤不是真正的利潤，是強拿工人一塊，因為他的利潤送給外國人了。
《南》：你區分了不太稱職的資本家和真正的資本家，后者雇傭的是高素質的勞動力，但數量也很少，而所謂不稱職的資本家在大量雇傭民工，他們走了，剩余勞動力的消化是不是會成問題？
劉：他們走了，我們自己的老板一樣雇啊。另外，如果消費上去了，他賺到錢了，怎么會走呢？在正常工資水平下，他也賺錢，不過超額利潤沒有了。
你走就走吧，我們自己的企業就起來了。我們現在是把親兒子綁著，讓外人發財。我們現在的民營企業拿貸款都很難，帶個“外”字到銀行就能貸到款，你就貸不來呀。外國人說來投資，他拿來多少錢？自有資金占1/3，另外2/3是在銀行貸的款，拿中國的錢發財。
所以，可以看看每年引進的外資有多少是外國人的，有多少是中國人的？有的干脆就是轉出去又轉回來的，不就是利用錯誤的政策嗎？
為什么要吸引外資？是一種改革的需要。我們不是真缺錢，銀行里趴著10萬億呢，缺的是一種把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機制。真正的問題在于機制，外國人的錢就能變成資本，你的錢就變不了，變的成本特別高。解決了這個問題，接下來的問題就解決了。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最近指出，這幾年我們的小企業少了850萬家，小企業的運作成本太高了，不偷稅漏稅甚至沒法活。一個政策讓企業不偷稅沒法活，這能行嗎？反過來，外資的日子就很好過。明確給人家三免兩減半，這個那個一堆好處，而且享受完了，人家撤了，到別處又注冊一個企業，還是外資啊。
500強來了，哪怕送給人家錢都行，這是什么心態？包括在北京，沃爾瑪都跑到市中心來了。問問沃爾瑪，在美國都不能設在市中心？我們的市區政府愿意要，是我拉來的啊，是我的政績。結果打擊了自己的企業，增加了失業人口。
這些東西太明顯了，為什么不能改呢？為什么不能并稅呢？“兩會”上并稅問題是第一號提案，竟然沒有討論。誰在阻擋這個東西？
為什么怕它走呢？真正的外國企業家，看重的不是你的低工資，不是三免兩減半，看重的是市場，你的市場大，在這搞企業就地就賺錢了。真正看重優惠政策的是那些沒出息的假企業家，上我們這來撈便宜的，而且給我們帶來的文化、理念都是落后的，都是上世紀30年代水平的，所以才出現血汗工廠。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能出現血汗工廠，說明經營方式倒退50年。
大分配要從根上理順
《南》：一個和諧的分配機制下，至少是每個人拿到他應得的那一份。搞市場經濟，按要素分配，情況就比較清楚。可能不太清楚的是計劃經濟年代積累下來的國有資產，到底應該怎么使用，怎么建立一種機制讓它和每個人發生聯系。
劉：很簡單，把產權制度落實了。國有資產必須有償使用，“有償”必須是按市場機制的，不能讓誰富就誰富。首先必須把中國的公有資產是多少說清楚了，《物權法》還在審議，要保護私有財產同時也保護公有財產，但前提沒搞清楚，怎么保護？公有財產有多少，私有財產有多少，兩家都沒有申報。起碼人大常委會要代表全體人民報告，公有財產若干。
這個前提明確了，才能在法律上明確，咱們大家都是公有財產的主人，占有是等量的，工人也好農民也好。但使用上機會是不等的，所以使用必須是有償的，否則就侵犯了別人的產權。有償的度必須按照經濟規律，該交多少租交多少租，該交多少息交多少息，政府沒有權力隨意減免。
為了吸引投資，政府隨便就把土地批租的錢給免了或減了，這是政府侵犯了全民的產權，因為土地是全民的。或者把土地批租出去之后，錢當稅花了，這也侵犯了全民的產權。租和稅是兩個概念，稅是國民收入強制再分配，為全民服務的；租是全民資產的收益，不能政府用，如果用，得人大立法，將租轉化為稅。同時政府可以對全民資產的租金收入收取資產稅、所得稅。現在是政府這個兜裝租，那個兜裝稅，混著給用了，這是房價貴，社會保障沒錢的根本原因。實際上我們的社會保障完全可以一步到位，公有土地值多少錢？收一點租就啥都夠了。現在是該收的租沒收，或收了之后，用于政績工程，去搞超前的樓、堂、館、所，超前的美化、綠化、亮化。
國撥土地成了企業的搖錢樹。比如北京有個廠，在長安街上，現在搬到亦莊開發區去了，搬走之前把地賣了，用賣地的錢不但建了一個現代化的新廠，而且把改制淘汰的工人每人幾千送走了。這就瓜分了全民的資產，工人也參與瓜分了，因為農民也是這塊土地的主人，憑什么你在開關廠干過，下崗之后就可以拿走一塊？不管拿3000拿5000，這是一個質的差別。大慶一個工人下崗10萬，鶴崗一個工人下崗3000，農民工下崗一分沒有，瀟瀟灑灑就走了。都是共和國的主人哪！這就是大分配的問題，從根上必須理順。
《南》：這也就是說中國現在有條件可以搞社會保障先到位？記得你說過，沒有社會保障的經濟一定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并且認為，中國現在完全有能力實行全覆蓋的社會保障。
劉：是啊。因為你不搞社會保障先到位，職工還是被固定到某一個企業里頭，即使花錢買改革，一個企業改好了，其他企業也克隆不了，有的企業資產全賣了，也不足以安排下崗職工。
《南》：這和通常所認為的中國的財力無法承擔全面社保的觀點是不同的。
劉：我的觀點概括起來四句話：一步到位，全覆蓋，高保障度，全國統一。
現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操作的那一套，不是真正的社會保障，是商業保險，一種市場化的運作，等于是按要素分配的時序性安排，屬于一種強制儲蓄。其中還有個現值和未來值的矛盾，攢了40年到退休攢到40萬了，但那時這40萬值多少錢？可能你的兒子一個月就掙10萬了。另外，所謂的做實賬戶，需要幾十年的工夫，社會保障長期不到位，居民就長期不敢消費，一個勁地向銀行存款，內需就長期難以啟動。由于社會保障基金沒有納入財政預算，不是來源于全社會的總稅收，而是根據用工單位的工資基金扣除20%，這就等于征收勞動力消費稅，打擊企業用工的積極性，不利于增加就業。
這是私人資本主義階段強制儲蓄的一種辦法。而我們中國向來就不是私人資本主義階段，我們搞的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咱們的工人不是真正的一無所有，因為我們搞了20多年的計劃經濟，有公有資產，1979年改革的時候沒有量化到個人。這是真正的中國特色。這些資產的利息租金部分，社會保障就用不了。所以中國的社會保障有錢一步到位，不一步到位就等于否認歷史，否認巨額公有資產的存在；不包括誰就是否認誰的共有權；不能做到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就被人為地分割。只要我們認清了中國特色，不浪費中國特色，我國落實上述四句話，可以說是舉手之勞；如果繼續堅持土地批租等錯誤做法，浪費了中國特色，將遙遙無期。不等賬戶做實就要出大問題。時代不同了，發展的階段不同了，這些我們要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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