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按語]：這篇文章發人深省，值得廣大讀者關注。新一輪戰斗正在打響，而且明顯地升級了，不再限于意識形態領域的紛爭，正在通過法律手段介入政治領域。這是我們所沒有想到的。本來，我們對“現代法治民主”精神還保有期待，但是現在看來，“主流精英們”搬到中國來的“現代法治民主”恐怕不能幫助弱者伸張正義，反倒可能淪為強者為所欲為、欺壓弱者的工具。這，不得不提醒我們，對“主流精英們”倡導的“中國現代民主法治”保持警惕。

“張勤德現象”值得警惕

-----兼評張勤德利用兩篇文章誹謗他人名譽的法律后果

北天濟律師事務所 高級律師 鄭勝利

2006年7月18日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中心編者按：鄭勝利律師發來這篇文章，我們不能不發，因為本網理論欄目里曾刊載過張勤德先生的一篇文章，也算是一種平衡。但不管怎么說，盡管張勤德先生的文章火藥味是濃了些，但鄭律師此文的出籠，火藥味就更不一般了。在這場“矯正”與“反矯正”過程中，“誹謗”和“侮辱”一再升級，誰都在攻擊對方。張德勤先生的文章是從政治角度批判過一些人，但相比起鄭勝利律師的這篇文章，張勤德先生的“攻擊”又算了什么！如果說張文略有人身攻擊，那么，鄭律師的文章就是赤裸裸的人身攻擊了。特別是中國社會有個極壞的毛病，就是不讓人講話，總想將對手置于死地。

     改革開放之后，這種專制傳統又披上現代法制的外衣，動不動就訴諸法律。可是當前我國的法律現狀是什么？法律依據又是什么？有多少司法裁判能做到真正的正義、公正？特別是請鄭律師等注意：政治問題是否能用民事手段來處理？革命導師曾經說過一句話：精神的堡壘必須用精神的武器去摧毀。張勤德寫文章批判你，你也可以寫文章批判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何必要訴諸法律？法律參與這種事情是否有不當之嫌？

    因此，我們既要防止語言暴力，更要防止司法暴力。不公正的司法暴力比語言暴力還要惡劣一千 倍。譬如，我中心主任仲大軍先生寫文章評論了一下格力電器公司產權改革的方案，就被格力董事長朱江洪告上法庭，就被珠海法院判罰10萬元。這種司法裁判還算是主持公道和正義嗎？簡直是助紂為虐，為虎作倀！在這種整個司法腐敗的大環境下，我們的法律工作者還真地能感覺到自己是在伸張正義嗎？還有臉冠冕堂皇地以正義和公正自居嗎？

    以我們的觀察，當今動不動就告人狀的人大多是有權有勢的人，他們有錢能打得起官司，有錢雇得起律師，并且他們有人能買通關系，當他們說不通理的時候，就要訴諸司法暴力。司法已經變相地成為另一種專制（金錢和強權）的代名詞。因此，我們勸告鄭勝利律師，你可以寫文章批判，但千萬別在人民大眾面前打司法牌，這是要遭到恥笑的。

    中國不是正在走向現代化和走向民主法制嗎？那么就看看美國兩黨之間的相互批評，看看美國民主黨如何激烈地批評甚至是辱罵共和黨，看看美國的政客們是否有過捍衛名譽權！中國今天的左右兩派如果建立不起民主的對話機制以及和平共存的關系，那么中國社會今后就很難進入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國的命運就可能永遠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資產階級專政”，中國和諧社會的目標就是一句空話。

     因此，我們建議鄭律師以及他的委托人靜下心來，還好想一想，不要做“你不仁，我不義”的事情。在中國，如果這種現實不從根本上得到改變，那么誰都不會是勝利者。當然，在這里我們也要提醒張勤德先生，適當地跟上時代步伐，不要做過于落后于時代的事。我們這些話不是為哪一方辯護，而是說給全社會聽的。

    最后，我們還有種感覺，隨著鄭勝利律師文章的出籠，中國右派專政的時代可能已經到來。左派已經是勢單力薄了，左派早已是強弩之末，財大氣粗的右派這時還要踏上一只腳，這種做法已經孕育著專政的意味。為了使中國歷史的天平不要過度傾斜，明智的人們要從力量平衡原則出發進行制衡。

    楊小凱先生曾指出了中國社會一個很重要的現象，那就是社會力量總是依附強勢集團。當1949年國民黨失勢時，中國的民主黨們統統投奔了共產黨。結果使力量的天平來了一個大傾斜，導致中國社會在力量非均衡的一黨專政狀態下出現了許多不該發生的事情。今天我們要塑造新的政治科學，那就是和諧社會，力量均衡。]

一、

    先說說張勤德這個人。張勤德，何許人也？據他本人的論文集《焦點對話》介紹，該君1946年出生于河南省民權縣農村，1961年在黑龍江省肇東縣某軍工企業參加工作，當過工人、教員、政治干事，1978年在黑龍江省委《奮斗》雜志社當編輯、編輯室副主任、主任，其間獲得兩個大專文憑，并于1987年被評為副編審，1989年調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參見張勤德：《焦點對話》作者簡介部分，大眾文藝出版社，1999年6月版）。張現為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中央黨校兼職研究員，行政官位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局長。

    張勤德先生分別于2005年2月21日在東亞經濟評論網上發表了《催人警醒的改革十大教訓》（以下有時簡稱《教訓》）和2006年5月16日（這天恰巧是文化大革命發動40周年紀念日）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網上發表了《“西山事件”的三點警示》（以下有時簡稱《警示》）兩篇文章。

    分析從這兩篇文章，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張勤德先生的思想基礎和行文風格深受文革遺風影響，他在文章中對他人侮辱誹謗進行人格攻擊的卑鄙手法，一點也不比當年的姚文元、張春橋、戚本禹、“梁效”等人遜色。

    坦率地說，一兩個月前，本人還真不知張先生的大名，也不知道有評價改革開放的大爭論。一是孤陋寡聞，多年很少關心國事，認為埋頭拉車更現實；二是早就聽說改革開放是國策，以前的口號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后來是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又救中國又救社會主義，好像小平同志就說過，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改革開放能錯到哪里去？一個偶爾的機會，在網上看到了張勤德先生的兩篇大作，才知道中國正在上演著熱熱鬧鬧的大爭論，也才曉得張勤德是某一方觀點的“角”，是這派觀點的旗幟性代表性的風云人物。

    本來，對某個重大問題那怕是國策問題發生點爭論，甚至想爭出點大是大非的結果來，對經過大風大浪考驗的中國老百姓來說，誰都不會大驚小怪。雖然鄧小平有發話，允許看，不爭論，大膽試，大膽闖，錯了改；鄧小平還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但“不爭論”一定是有時間條件的，當歷史進入一個拐點時，爭論最終肯定要爆發，特別是中國人從來就有喜歡“爭論”的傳統，也有人從來就沒有放棄過要大爭特爭長期爭、明里不爭暗里爭的各種準備，所以那怕中央再作出不要爭論的表態，爭論仍會以各種方式、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表現出來，有時甚至會以激烈激憤極端極致的方式表達出來。就好比沙S襲來，你不喜歡，它也要來。

    因職業原因，張勤德喜歡爭論，我們可以理解。對張勤德的學術觀點和學術風格，我不敢茍同，我認為它最大的特點是，裝腔作勢，上綱上線，用“馬列主義”嚇唬人，“左”得殺氣騰騰，狂得沒有邊際，處處充斥著夢囈、鋼烈、好戰和火藥味，都60好幾的人了，有些想法也幼稚得讓人好笑；我還認為，張勤德從來就不懂經濟，不懂改革，更提不出深化和完善改革的良方利策，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改革派，而是一直在持九斤老太的陰暗心理，窺視著改革，懷疑著改革，挑剔著改革，反對著改革，巴望著改革失敗，用一句文革時最時髦的話講，就是在打著紅旗反紅旗；我為“非主流學者”（張把他認為對立派的人稱為“主流學派”，姑妄我反稱之）選擇張勤德為他們陣營里的頭面領軍人物之一而遺憾，因為若按張勤德所開藥方來治療或康復中國這個“亞健康”巨人，中國只有死路一條。

    張勤德的膚淺和狂妄，在于他缺乏接受正規教育的文化沉淀和歷史總是陰差陽錯地使他一再成為同類中的受益者。盡管如此，這個社會特別是持不同觀點的善良人，仍有雅量維護和尊重張勤德的學術自由，不會妨礙他四處兜售自己的偽學問。

    但當今社會絕不能允許“張勤德現象”蔓延和擴張！

二、

    什么是“張勤德現象”?

    “張勤德現象”，就是當前一股千方百計地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尋找各種借口，特別是以反思改革失誤為突破口，要把一場學術爭論上升為一場政治批判，甚至是造勢想搞成一場政治運動，以達到揪出一大批所謂“共產黨的叛徒、帝國主義的走狗、禍國殃民的罪犯、全國人民的公敵”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資改派）”的極左思潮。

    對這股逆流，如果不加制止，任其蔓延，它將可能演變為引發中國社會全面動亂的最大破壞源。

    “張勤德現象”集中體現在張勤德寫的《催人警醒的改革十大教訓》和《“西山事件”的三點警示》兩篇文章里。這兩篇文章并不長，標題也陰陽怪氣的，但可怕的是，被他在文章中指名道姓地公開進行政治性攻擊和批判的人竟有47人79人次，他強行扣在這些人頭上的各種落后或反動的政治結論性帽子多達上百頂。

    張勤德這種橫吃豎咬的霸王風格，也反映在其他文章中，如在《“庸俗發展觀”是百病之根》中，他就公開點名批判很多人。比如文章一開頭他就寫道：“在答‘主流學者’的前三篇拙文里，我大量引證了厲以寧、吳敬璉、邢賁思、周其仁、王東京、高尚全等人的自由化言論。問題是，這些公開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資改派，在‘大災之年’不但沒有被清除出黨，相反卻或者壟斷話語權，成為聲名顯赫的‘主流學者’；或者步步高升，成為手握大權的高中級領導干部；或者一夜暴富，成為頂級公司的老總 ”。看，張就是這樣，在任何場合都敢給與他觀點相左的人戴上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但《催人警醒的改革十大教訓》和《“西山事件”的三點警示》兩篇文章，仍是“張勤德現象”的主要代表作。

    張狂妄至極，空前絕后，連文革中的四人幫及其爪牙都望其項背而自嘆弗如。

    “張勤德現象” 是文革結束后，學術領域里第一次出現的奇怪現象。它讓人們心驚膽顫，使人們不得不聯想起文革前夕大有“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勢的“姚文元現象”。文革的慘痛教訓之一是，在政治上到處“揪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結果揪出了一大片，揪得國家大癱瘓，社會大動亂，民族大遭殃，人民大受難。正是姚文元當年的《評 新編歷史劇 [海瑞罷官] 》，成了點燃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難道張勤德真想火上一把，想把 “張勤德現象”變成現代版的“姚文元現象”？ 

    張勤德的政治品質昭然若見，他就是要對他認為是“資改派”的人開展政治批判，進行政治圍剿，實行政治屠殺，看他那氣吞河山的口氣，最好是由他帶領新時期的“無產階級造反派”，再來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性政治運動，或發動一場血腥鎮壓才解他憋在心中已十多年的惡氣。

    張在《教訓》和《警示》兩文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張在《警示》文章中，抓住一個學者在2006年3月4日一個學術機構組織會期一天的《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上有些出格的即興發言，煞有介事地把整個會議定性為“在國務院系統的北京杏林山莊”發生的“西山事件”，定性為是一次發動“顏色革命”的“政治事件”。

    文章中，他可以以“我”劃界，想當然地把14個人點名為政治反動的“西山會議派”（歷史上的西山會議派是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大革命前夕，國民黨內反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反對國共合作、分裂國民黨、以反共先覺自居的極右頑固勢力），指名道姓地把46人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資改派），打成“自由化精英”、“資改精英”，并污蔑廣大認同改革、支持改革的學者，說“這些‘自由化精英’由于掌握著一部分權力，能夠對反對他們的人進行打壓，所以特別猖狂；由于腐敗行為已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少人成了百萬富翁，所以特別貪婪；由于長期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已習慣于用‘右色眼鏡’看問題，所以特別頑固；由于多年積累的政治經驗，很會當‘變色龍’，所以特別狡猾”。

    他一方面承認同他爭論的對立面屬于思想認識范疇內的問題，評價人家是“身在右中不知右，總認為自己做得是正確的，對人民是有利的”，批評別人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潮”、“是右傾教條主義”，但另一方面又公然指責說，別人有明確的反革命目的、有鮮明的政治綱領、有縝密的行動計劃，要公開推翻人民政權，“西山會議派此時亮出‘匕首’，意在通過‘顏色革命’奪取最高領導權”，“是共產黨的叛徒、帝國主義的走狗、禍國殃民的罪犯、全國人民的公敵”。

    他為了給“西山會議派”全面網羅由他設定的政治罪名，可以把死去很久的人、根本沒有參加會議的人和相互沒有聯系的人，甚至相互不認識的人，通通羅列進“西山會議派”的黑名單。比如被他在《警示》一文里點名為“西山會議派”的14人中，只有4人參加了“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另外10人，有的早已謝世，有的根本不知道有此會議，有的退休在家頤養天年。但張勤德妙筆生花，硬是拼湊出了一個他想象中的高層政變集團。

    他可以不顧別人完整的意思表示，去頭掐尾地引用張三的一句話甚至一個詞，說這是張三的全部意思表達；他還可以引用李四的一句話，同時引用王五的另一句話，然后認定這是李四和王五共同說過的話；進而再把張三、李四、王五等N個人說過的不同意思的話，串聯成一個按“主題需要”而任其減裁的思想體系，美其名曰“大量引證他們的自由化言論”，從而達到指認這些人都是“西山會議派”或“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資改派）”的目的。

    為了表明他對“西山會議派意在通過‘顏色革命’奪取最高領導權”的判斷準確，他引述周瑞金（皇甫平）在其他場合、其他時間說的“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歷史的拐點”這句話后，居然嫁禍于人地說：“這句話給人的印象是，好像很快要來一次新的歷史大轉折了，而這種轉折往住是要更換領導人、改變路線的”。此時閑賦在家抱孫子的周瑞金（皇甫平），因為這句話，競渾然不知地被他給戴上了“西山會議派”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資改派）”的大帽子。

    《中華工商時報》2001年元旦評論員文章說：“從法律和政策的角度而言，民營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實現角色切換，已不成其為問題”。這話本身沒什么錯，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用“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肯定了這一說法，浙江、江蘇等沿海省市GDP中民營經濟占到90％左右的客觀事實和2004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在實踐上和法律上也印證了它的正面意義。但張勤德在2005年發表的《教訓》一文中，仍指責《中華工商時報》說，這是“極力推行私有化改革，用私營經濟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2003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產物，它有命題提出時的時代背景，有形成科學體系的時間過程，有系統完整的科學內涵。張勤德在《催人警醒的改革十大教訓》一文上說，“2002年1月12日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呼喚下一個偉大思想’。……，科學發展觀便屬于這樣一個偉大思想”。可見張勤德也承認，直至2003年10月，在總結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改革開放實踐的經驗和教訓后，科學發展觀這個偉大思想才由胡錦濤總書記第一次莊嚴提出。但張勤德出于卑鄙目的，在同一篇文章中，硬要將6年前即1997年初就出版發行的《交鋒》一書扯進來，硬說《交鋒》在“反對科學發展觀”。今天來看，《交鋒》可能會有一些不足，但任你橫扯豎扯、十八扯，怎么也扯不到它“反對科學發展觀”上來！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平日里張勤德總是道貌岸然的極左分子，在他同期所寫的另一篇文章中他還在大批英國《金融時報》，這會兒他居然忘了自己一貫扮演的角色，忘了自己正在搞“崇洋媚外”，連中國的“下一個偉大思想”----科學發展觀，他都要抬出來說是老牌英帝國主義的反動報紙《金融時報》“呼喚”出來的，足見在這個問題上，此時的張勤德做人特不地道，對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也不通曉。這件事說明，逢人就問人家姓馬姓修的人，是個根本不懂馬列的偽馬克思主義者，是個煽情鼓噪的實用主義者。

    學者陸學藝按照社會學的規律，通過對我國工人、農民、下崗職工等階層在社會貢獻、政治參與、經濟收入、勞動強度、文化水平、維權能力、生活狀況等方面的指數定量分析，認為我國工人、農民、下崗職工目前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是人數最多生活最苦的社會弱勢群體，應當引起全社會的關心和關愛。陸的研究結論并無偏頗，只要不是別有用心并稍有一點社會常識的人，都會承認這個結論的基本真實性。但“左”得出奇的張勤德，硬要說“陸學藝等則將當今中國社會分為10個階層，把工人、農民、下崗職工打入8、9、10的最底層”，并且是“否認工人的企業（主人）和社會主人的地位”。陸學藝真有把中國人口最多最苦的社會弱勢群體“打入” 社會最底層的本事嗎？沒有嘛。如果這只是一種“打入”的主觀愿望，而不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實反映，那好辦，我們命令陸學藝們不“打入”或撤銷“打入”就是了。不“打入”或撤銷“打入”后，再按張勤德的指令，把工人、農民、下崗職工“供奉”在最高階層，那我們就可以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吶喊，改成“農民最富、農村最好、農業最幸福”的圣經，中央也沒有必要再實施什么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戰略了。 

    寫到這里，我不禁想起列寧同志的一句話，他說，把顯然愚蠢的思想加到他的論敵身上，然后加以駁斥，這是不大聰明的人慣用的手法。這句話，挺適合張勤德先生的。

    另外，張勤德在《警示》一文中，抓住個別人的錯誤言論，人為地設定了一個代表“一夜之間非法暴富者、洋買辦階層、老地主資產階級的遺老遺少、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干部中的腐敗分子、西方敵對勢力的代理人”的動亂源，人為地想象了一個已圖窮匕首見的敵對階級，人為地營造了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和平演變”的險惡環境，且大談這個敵對階級己“亮出匕首”，“一場新的‘顏色革命’由準備階段進入了逐步發動的階段”，“國內外敵對勢力搞的‘顏色革命’，既可能采取街頭政治、經濟動亂的形式，又可能采取宮廷政變甚至腥風血雨的形式”，等等，張勤德這種大樹“敵情”觀、大刮“動亂”風、大打“顏色 ”牌、大念“政變”經的險惡用心，就是想利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差錯，搞亂人心，搞垮改革，搞亂社會，搞丟政權。

    張勤德擅長大談他那空洞教條的所謂“社會主義”，凡事都要按他的標準拿出由他量身設計的“四姓”（姓社姓資、姓公姓私、姓馬姓修、姓一黨姓多黨）尺子丈量。比如他說，“實行兩個不問（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的資改觀，導致了污染嚴重、腐敗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惡化、國資流失、“三農”問題積重難返等等，是有目共睹的。”

    張的作法，不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是干擾改革開放。

    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發展史、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史，等等，都有一個繞不開的試錯階段，人們正是在不斷的試錯過程中找到和完善糾錯機制，才求得了更高層面的發展。某種意義上講，我們黨、我們國家走到今天，就是在不斷地犯錯誤和不斷地認識錯誤、改正錯誤中發展強大起來的。例如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就是中共在“摸著石頭過河”二十多年后，在認識改革規律上的一次重要升華。

    改革中出現的有些問題是試錯性質的問題。就像上帝都會原諒年輕人犯錯誤一樣，歷史也會原諒我們改革試錯過程中的錯誤。魯訊就說過，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可敬的。螃蟹有人吃，蜘蛛也一定有人吃，不過不好吃。吃螃蟹的人可敬，吃蜘蛛的人同樣可敬。我們改革成功的部分，就是吃到了香美可口的螃蟹，我們改革不成功的部分，就是吃到了極像螃蟹的蜘蛛，今后多長點記性，不把或少把蜘蛛當成螃蟹吃就是了。

    當然，改革進入了攻堅階段，我們的領導高層和理論高層，也應該冷靜而認真地反思改革現狀，總結教訓，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想方設法維護好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并應盡量減輕改革的社會成本，防止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心理承受能力崩潰，避免出現大的社會動蕩。

    應該承認，從實效來看，前段時期的醫改、房改、教改以及國企改的確有很多瑕疵，很不盡如人意，現在有人敲打，敢于反思，認識錯誤，說明我們找到了解決問題的一半方法，只要善于反思，真抓實改，我們也一定能找到解決問題的另一半方法。犯點錯誤，沒有什么可怕和悲哀的。文革錯誤還不大嗎，我們照樣從試錯的歷史中走了過來。今天，中共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能力和國家的強盛，與10年、20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糾正起改革試錯過程中的錯誤來，我們應該更有信心，也更有力量。

    但我們應堅決駁斥張勤德動輒上綱上線、什么事情都要按張氏標準先問姓社姓資的教條主義作法。其實，有些問題如污染嚴重、腐敗增多、治安惡化、“三農”窘境、下崗職工困難等，不是姓資姓社就能決定的，而是特定的歷史遺留問題或改革自身的產物，只能在協調發展或者科學發展中逐步解決。

    張勤德喜歡用香港比喻，以說明有利于生產力發展不必然是社會主義。同理，我認為香港的環境治理、社會治安、廉潔清明要比大陸好得多，因此我們也不能說，污染嚴重、腐敗增多、治安惡化、“三農”窘境、失業突出等必然屬于資本主義，我們更沒有理由把改革中必然會產生的問題或我們試錯階段的失誤，比如現階段突出存在的諸侯經濟、政績經濟、壟斷經營、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等問題，統統歸為是“資改派”搞資本主義改革的結果。

    那樣做，既庸俗了資本主義，更庸俗了社會主義，只能搞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或“文革”式的社會主義。

    有人說張勤德是“新左派”，我不贊成，我認為他是“極左頑固勢力派”，是“張勤德現象”的主要代表人物。因為，當前對我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開放和搞市場經濟再評價的這場爭論，是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后爭論的繼續，在這個新爭論高峰期，實質上不是張勤德等人所指責的改革主流派要不要社會主義的問題，而是爭論雙方（不包括善意第三方）誰要真社會主義誰要假社會主義的問題，雙方之間是要改革的、發展的、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的、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還是要空洞的、教條的、僵死的、幾十年上百年一成不變的“社會主義”的爭論。

    張勤德還存在著嚴重的政治陰暗心理，這主要表現在，他對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或者說沒有按他們的極左設想去否定改革開放而心灰意冷。盡管他一會兒在《催人警醒的改革十大教訓》中預言，這場決定“兩個中國之命運生死博殺的”斗爭要搞“十年”，一會兒又在《“西山事件”的三點警示》中揚言，“表面看來資改派的力量相當強大，由于他們脫離人民，損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終歸是一只紙老虎，在這場斗爭中也絕對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這一點，多則三年，少則一年便可見分曉”，但他終知他那堂吉柯德式的斗士風格，最終只能落得個螳螂擋車的可悲下場。

    這點，我們可以從張勤德戴著“左”色眼鏡撰寫的、有其自身表述特色的《警示》一段文字中，看出他那酸溜溜而又無可奈何的不平衡心理：這些人的行為“竟然得不到應有的處理，足見那么多黨組織軟弱渙散到了何種程度，足見司法機關的有法不依已惡化到何種程度。這都證明右傾思潮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如果我們再犯縱容右傾思潮泛濫的低級錯誤，那就太可悲、太可憐了”。

    張勤德這番感嘆，挺孤獨的。但“張勤德現象”并不孤獨，它有其在當今中國存在的必然。善良的中國老百姓啊，我們一定要警惕“張勤德現象”的蔓延，防止出現更多的“張勤德分子”，更要防止自己當了張勤德的俘虜，不自覺地成為張勤德一分子，歸根結底，我們一定要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一定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千萬不要再上姚文元、張勤德這類政治騙子的當，在思想上行動上千萬不要去參加自稱捍衛社會主義實際葬送社會主義的“左派”們想引發的各種內亂！

    “張勤德現象”還告訴我們，文革已發生四十年、結束三十年，“文革陰影”直接扭曲了我們今天50歲以上的三代人，間接影響著包括“憤青”在內的后來兩代人，給幾代全體中國人帶來的是思想道德大滑坡，文化傳統大傷害，現在提出“八榮八恥”既是一種繼承，也是一種補課，為肅清文革影響，我們應多管齊下，比如應慎重考慮百歲老人巴金先生的建議（其實也是經歷過文革的幾代人的共同建議），在必要的時候，用必要的形式，花必要的時間，對我們的下兩代人進行“文革反思”再教育，從根本上杜絕“張勤德現象”死灰復燃。

三、

    該就張勤德誹謗他人的法律責任問題，與他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爭一爭了。

    目前，我國初步具備了寬松穩定、團結和諧、依法辦事的政治環境和法制環境。這個條件基本保證了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可以獲得充分行使，即每一個公民對其他公民的思想、言論、行為等所引起的社會價值均可以依法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這點，對張勤德也不例外。如果他是在學術爭論的范圍內，對評價對象提出辯駁、批評甚至反對意見，那怕情緒沖動一點，言辭激烈一點，腔調怪異一點，思維激進一點，觀點偏頗一點，甚至行動出格一點，社會都能包容，大眾也能諒解，我們這些局外人也不愿參乎，就是受評價對象也應有一定的容忍度，應允許人家就是要同你唱反調，允許人家說另一種話、唱另一首歌甚至演另一臺戲。

    遺憾的是，張勤德走得太遠，他的文章內容已經遠遠超越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學術爭鳴范圍，已經超出意識形態問題的爭論原則，他的這兩篇文章已有故意“捏造他人政治上犯有嚴重錯誤甚至有犯罪行為的虛假事實”和“散布這些虛假事實”的兩個具體情節，他己構成法律上用誹謗的方式侵害眾多公民名譽權的侵權行為，甚至犯罪行為。對此，張勤德在民事責任上，應該對被侵權人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如果被侵權人要求，還要賠償精神損失；張勤德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行為，情節嚴重，還可能承擔刑事責任，被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名譽和名譽權是什么？名譽，是指社會對公民個人的品德、情操、才干、聲望、信譽和形象等各方面形成的綜合評價。名譽權則是法律規定公民享有的保有和維護自身名譽的權利。

    誹謗又是指什么？誹謗，是指為了毀壞他人名譽，無中生有捏造事實并加以散布的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民法通則》第101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刑法》第246條規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最高人民法院在有關審理民事關系中的名譽權案件的司法解釋中指出：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侮辱或者誹謗他人，損害他人名譽的，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因撰寫、發表批評文章，文章的基本內容失實，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死者名譽權受到損害的，其近親屬有權起訴。

    本案例中，張勤德侵害公民名譽權的民事責任甚至刑事責任，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認定：

一、 有40多名受害人的名譽權受侵害的大量事實存在；
二、 張勤德損害這些人名譽的誹謗行為，不僅違法而且因情節嚴重已經構成犯罪；
三、 這些損害后果與張勤德的違法犯罪行為有直接因果關系；
四、主觀上，張勤德有侵權故意和犯罪故意。

先看被張勤德在兩文中公開點名批判的人員名單（按被點名先后順序）：

1、 馬立誠 （時事評論家、《交鋒》作者，被點名2次）；
2、 凌志軍 （時事評論家、《交鋒》作者，被點名2次）；
3、 李慎之 （己故，著名政治學家，被點名3次）；
4、 胡 繩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黨史專家）；
5、 張五常 （香港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被點名5次）；
6、 何 偉 （北京開達經濟學家咨詢中心主任、著名經濟學家）；
7、 王 蒙 （著名作家、文化部前部長）；
8、 吳敬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被點名4次）；
9、 李君如 （中央黨校副校長、著名理論家）；
10、魏 杰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經濟學家）；
11、厲有為 （原中共深圳市委書記，被點名2次）；
12、劉 吉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被點名3次 ）；
13、朱厚澤 （原中共貴州省委書記、中宣部原部長）；
14、鐘偉志 （資深記者）；
15、任仲夷 （己故，原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被點名2次）；
16、錢理群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被點名2次）； ；
17、鄧伍文 （江蘇電視臺記者）；
18、李 銳 （中組部原常委副部長，被點名2次）；
19．何煉成 （西北大學教授、經濟學家）；
20、王 玨 （中央黨校教授，被點名2次）；
21、樊 綱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經濟學家，被點名3次）；
22、梁守民 （經濟學家）；
23、盛 洪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家）；
24、張寒松 （經濟學家）；
25、張賢亮 （寧夏文聯主席、著名作家）；
26、于光遠（ 著名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被點名2次）；
27、張維迎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經濟學家，被點名3次）；
28、厲以寧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
29、曉 亮 （經濟學家）；
30、陸學藝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被點名3次）；
31、王東京 （中央黨校教授）；
32、田紀云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原副總理、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
33、陳志武 （美國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
34、王延效 （社會學家、憲政法學家）；
35、張曙光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被點名3次）；
36、周其仁 （北京大學教授、浙江大學教授）；
37、茅以軾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著名經濟學家，被點名2次）；
38、許良英 （著名科學史家）；
39、李 郁 （經濟學家）；
40、邢賁思 （《求是》雜志原總編輯）；
41、戴圓晨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42、高尚全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著名經濟學家，被點名3次）；
43、鄭必堅 （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著名理論家）；
44、新 望 （《中國改革》雜志主編）；
45、周瑞金 （筆名皇甫平，《人民日報》社原副總編輯）；
46、賀衛方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被點名2次）。

    以上被張勤德點名的自然人共計46人，78人次，其中被點名2次以上的18人，占40％，被點名次數最多的達5次。另外，法人組織《中華工商時報》被點名批判1次。還有2人被不點名的批判。

    張勤德在兩篇文章中，用“他們”這個復數詞，指責被他點名的每一個人。這種行為在法律上是把他個人的武斷結論共同指向每一個被他點名的人，即每個人都是他捏造事實的同等受害者。

    張勤德到底捏造了哪些事實？太多了，信手摘錄一點點。比如他在《催人警醒的改革十大教訓》一文中，指責上述被點名人中的42人是“主流學者”，他說：他們把“蘇東劇變即‘復辟’硬說成是改革的”；

“他們極力否定過去，否定人民領袖，進而徹底否定社會主義”；
“他們用各種假社會主義搞亂、取代甚至公開鼓動推翻社會主義”；
“他們仇視人民民主專政，主張照搬西方的政治體制”；
“他們反對GCD的領導，叫嚷要容許存在反對黨”；
“他們瘋狂地攻擊馬克思主義”；
“他們極力推行私有化改革，用私營經濟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他們反對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張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他們堅持單邊發展觀，反對科學發展觀”；
“他們宣傳自私是人的本性，倡導‘私欲動力論’”；
“他們主張培植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并把他們作為主導力量”；
“他們否認工人的企業和社會主人的地位，把他們打入社會最底層”；
“他們搞民族投降主義，主張當美英帝國主義的洋奴才”；
“他們用理論騙子、政治騙子的手法騙人”；等等。

    張勤德在《“西山事件”的三點警示》一文中，指責上述被點名人中的14人是政治上反動的“西山會議派”，他寫道：

    “‘西山會議派’不是個孤立的小幫派”；

    “他們所代表的思潮主要是新自由主義；所代表的社會制度是逐步西化、分化、附庸化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所代表的勢力主要是由一夜之間非法暴富者、洋買辦階層、老地主資產階級的遺老遺少、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干部中的腐敗分子等等構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同時，他們還是西方敵對勢力的代理人。這就決定他們必然背棄人民群眾的利益，必然和我們作拼死的博殺”；

    “它實質上是改向（改變社會主義方向），是和平演變，……，因此，應當把他們叫做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簡稱資改派）”；

    “他們把數十年來的成就統統歸功于資改觀，把錯誤和問題統統歸罪于人民政府”；

他們“要讓‘中間階層成為治國的指導’，正是為了使高中級干部背棄人民的利益，使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

    “他們把在大陸推行‘臺灣模式’作為政治綱領”；

    “‘西山會議派’此時亮出‘匕首’，意在通過‘顏色革命’奪取最高領導權”；

    “‘西山會議派’此時拋出政治綱領，標志著一場新的‘顏色革命’由準備階段進入了逐步發動的階段”；

    “從他們為發動‘顏色革命’所作的意識形態工作上，便不難認清他們的活動是多么猖狂”；

    “他們為了在這次‘顏色革命’中奪取最高領導權，公然在這次會議上對現任最高領導人進行了集中的指責和攻擊”；

    “‘西山會議派’此時發動‘顏色革命’，……，想鋌而走險”；

    “‘西山會議’使資改派自我撕下畫皮露出惡魔真面目，……意味著更公開當共產黨的叛徒、帝國主義的走狗、禍國殃民的罪犯、全國人民的公敵……”；

    “國內外敵對勢力搞的‘顏色革命’，既可能采取街頭政治、經濟動亂的形式，又可能采取宮廷政變甚至腥風血雨的形式”；等等。

    歸納張勤德的這么多表述，一言以蔽之，張勤德無非是在說，包括但不限于被他點名的人，他們都是政治上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在搞和平演變、搞臺灣模式、要使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的敵對分子，其中“西山會議派”己經磨刀霍霍，或圖窮匕首見，正在逐步發動政變性質的“顏色革命”，準備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

    我就不明白了：你張勤德東拼張三的一句話，西湊李四的一個詞，就敢把人家幾十個人捏拿成政治上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資改派體系、自由化精英集團？僅因個別人有錯誤言論，就敢捆綁幾十人，捏造一個有綱領、有路線、有行動、有內外策應的顛覆國家最高政權的高層刑事犯罪組織？

    你張勤德這樣作，憑的是哪門子法？

    真比“莫須有”還要狂妄！

    真比“文字獄”還要荒唐！

    我還鬧不明白：田紀云講 “個人利益是決定性的”這句話，怎么會被你戴上政治上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帽子，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于光遠寫“我們非常缺少現代市場經濟的文化”這幾個字，為什么又成了你張勤德扣在人家頭上“要把社會主義思想文化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的思想文化”的屎盆子？朱厚澤講一句 “爭取自由的呼喚始終回蕩在因不自由而歷經痛苦的千萬人中間”的話，怎么又會受你張勤德說“他仇視人民民主專政，主張照搬西方的政治體制”的指責？王蒙說“20世紀的一大遺產正是理想主義的碰壁”，你怎么能得出“王蒙充滿階級仇恨地咒罵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必然結論？你說“有些‘主流學者’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比如，邢賁思”，又有什么根據？……

    太多了，這不是寫起訴書，不必嘮嘮叨叨地枚枚列舉。

    我只能說，張勤德對被他點名批判的絕大多數人，都存在捏造事實和定性錯誤的嚴重政治問題，張勤德并有將《催人警醒的改革十大教訓》、《“西山事件”的三點警示》向互聯網投稿的行為。這兩篇文章，刊載于中外幾十家網站，至今仍在網上四處散布，有的網站還作“四星半級的熱薦”文章，供網民廣泛瀏覽，有些文章點擊數高達數十萬人次。張勤德的行為，已對被他公開點名進行政治批判的眾多公民的品德、情操、才干、聲望、信譽和形象等構成嚴重侵權，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的后果，由于情節嚴重，張已構成刑事犯罪。

    一般來說，我國刑法對誹謗罪實行告訴才處理原則，因此是否追究張勤德的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或選項追究其中一項法律責任，主動權掌握在被侵權人手中；被侵權人死亡的，其近親屬有權起訴。

    因此，建議張勤德先生好好掂量，真心悔悟，爭取主動，在眾多受害人提起訴訟之前，公開對受害人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向廣大網民賠禮道歉。

    否則，我相信，等待張勤德的將是法律的公正判決。

    2006年7月10日

    （ 作者為 北天濟律師事務所 高級律師，聯系電話： 13311091197 010-65546647/6648，傳真： 010-65546649，E-MAIL： [email protected]，地址：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北大街8號富華大廈A座11層J室, 郵編：1000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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