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筆桿子　　

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進程中，知識精英成為了走資派的先鋒隊，而媒體又成為知識精英的有力武器?！　?/p>

看起來這是個歷史之謎：知識精英是社會主義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卻又成為了社會主義的掘墓人。很多人至今無法理解：蘇聯體制耗費了大量資源，為知識分子們創造了舒適的條件，蘇聯的作家沒必要為了自己的處女作成功發表而飽受冷板凳之苦，學者們也沒必要害怕會在學術兼職的苦海中，在薪金微薄的教學工作中迷失自己，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蘇聯知識分子轉而信仰西方式的民主資本主義？　　

的確，在改革之前，知識分子只要遵循黨的路線，就能得到舒適的生活，也能得到事業追求上的滿足。受到賞識的作家和藝術家，拿著高薪，也可以進駐豪華別墅，在那里開展自己的工作。自然科學家則得到各研究機構的科學學術網絡的大批資助，沒必要花時間去求基金會的施舍。社會科學家在對社會和經濟問題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時，更可以獲得穩定的資助。 　　

但是，用盧布買來的信仰并不堅定。即使在改革之前，有些人就在西方朋友面前表示自己的懷疑。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嚴格監督，與獨立發展和表達觀念、知識、價值和想象的知識分子的本質要求相沖突。知識分子們被迫戴上緊箍咒，而施法的人卻是那些對他們的專業知之甚少的黨委領導，因此，他們只有怨恨?！　?/p>

公開性突然解放了這些長期受壓抑的知識分子，使他們能夠自由表達對體制的批評。他們甚至被邀請這樣做。于是他們的熱情高漲了起來。對長期壓抑他們的共產黨官僚的怨恨，使他們對黨的批評越來越尖銳。很自然地，他們開始喜歡個人言論自由的西方觀念，要求改變現行體制，保證這種自由暢通無阻。言論自由與商品和服務市場的自由密不可分，個人獨立于國家只有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下才能得到保證，這些西方意識形態和觀念深深吸引了知識分子?！　?/p>

更重要的是，許許多多的蘇聯知識分子根本就不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為他們創造了優越的物質條件，在他們看來，他們的物質條件不管是在絕對的意義上，還是相對的意義上，都要比生活于資本主義西方的知識分子糟糕許多倍。雖然可以免受市場風險的干擾，雖然一般來說工作條件還算不錯，但蘇聯知識分子所得的報酬比體力勞動工人一點都不多。西方客人經?？梢詮哪箍浦R分子口中聽到如下抱怨:“我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剛好和一位卡車司機隔壁，我的房子并不比他的好。”蘇聯知識分子不無正確地看到，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的物質條件，一般來說，在西方的資本主義中比在蘇聯的國家社會主義中要高。最有成就的西方作家、藝術家和演員能夠聚斂到大量個人財富，而這是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個人想都不敢想的。隨著80年代后期與西方的接觸越來越多，蘇聯知識分子越來越樂意會見的，就是那些最有成就的西方知識分子，由此得到的有關西方這一群體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印象，也就越來越歪曲。雖然知識精英口口聲聲自由平等，實際上也未能免俗，不過是追求本階級的利益而已?？梢韵胍姡谥袊珴蓶|把他們打發到農村，跟農民同吃同住，使之斯文掃地，難怪知識精英對毛澤東恨之入骨了?！　?/p>

媒體反映了蘇聯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上的巨大變化。在整個改革期間（1986—1990年）長期擔任蘇聯總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在80年代末就認為，蘇聯的大眾媒體，盡管是由黨和國家出資興辦的，卻已經變成瓦解國家和反對社會主義的“一支重要力量”。確實，許多蘇聯媒體在80年代后期越來越對蘇聯社會和經濟體制持批判態度，越來越偏向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把它當作是蘇聯應該仿效的模式。蘇聯的媒體非常集中化，因此激進的莫斯科知識分子能夠把他們的觀點撒播到國家的每個角落。烏拉爾山脈南部城市、著名的鋼鐵生產基地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市前共產黨書記亞歷山大·蘇維茨基指出，來自莫斯科的電視廣播和報紙雜志的輪番轟炸，已經使得“（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市）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以及相當多的工人都開始擁護葉利欽和美國生活方式了”。在此情形下，盡管發動政變的蘇聯國家領導人掌握著國家大權包括軍權，仍然難免陷于孤立而迅速倒臺。批判的武器戰勝了武器的批判（必須指出，如果不是因為握有蘇聯體制實權的官僚精英贊同私有化，那么知識分子根本不可能發出聲音）?！　?/p>

蘇聯東歐的教訓告訴了我們什么？掌握媒體這一批判的武器，將成為極端重要的工作。毛主席說得好，“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辈徽摳筛锩€是反革命，都要先造輿論。雖然說槍桿子里出政權，沒有筆桿子輔助，遲早會成為光桿司令。在即將到來的中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決戰中，目前輿論陣地已經為走資派占領，絕大部分媒體吹的都是走資派的調子，社會主義者只能在少數幾個網站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種情況不改變，不用多久，中國也會面臨同樣的命運。　　

（二）要向資產階級革命派學習辦報紙　　

毛主席多次和時任《人民日報》主編的吳冷西談道，資產階級革命派辦報紙，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毛主席詳細講了清朝末年有名的“蘇報案”。《蘇報》是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輿論機關，蔡元培、章太炎、鄒容、章士釗、柳亞子等都在該報發表文章，抨擊　封建　君主專制，鼓吹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并同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派進行論戰?！疤K報案”是由鄒容寫的《革命軍》引起的。他寫這本小冊子時只有18歲，署名“革命軍馬前卒鄒容”?！陡锩姟芬怀觯虾５摹短K報》為之介紹宣傳，章太炎為之作序，影響極大。于是，清政府大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蘇報》，章太炎當警察拿著黑名字來抓人時挺身而出，說：“別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睆娜萑氇z。鄒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師（鄒稱　章為　老師，章比鄒大15歲）單獨承擔責任，毅然自行投案，終于病死獄中，年僅20歲?！短K報》當時的主編章士釗倒沒有被捕?！　?/p>

毛主席很稱贊這些資產階級革命家。他談道，鄒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筆直書，熱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淺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軍》就很好讀，可惜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歲，前半生革命正氣凜然，尤以主筆《民報》時期所寫的文章鋒芒銳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為革命政論家；后來雖一度涉足北洋官場，但心在治經、治史，以國學家稱著?！◆斞浮∠壬v觀其一生，評價甚高，但對他文筆古典，索解為難，頗有微詞。他出版一本論文集，偏偏取名《訄書》，使人難讀又難解。　　

至于章士釗，毛主席說，這位老先生是他的同鄉，湖南長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論家，除擔任《蘇報》主筆外，還給其他許多反清報刊寫文章，其后赴歐洲游學，回國后在北洋政府任過教育總長等職。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讀，沒有那么古典、怪僻，也較梁啟超謹嚴而有條理?？箲鹬幸恢蓖尹h保持聯系，建國后同我黨合作，他自己說他“反動而不反共”?！　?/p>

毛主席說，梁啟超一生有點像虎斗蛇尾。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　　

毛主席又說到梁啟超寫政論往往態度不嚴肅。他講究文章的氣勢。但過于鋪陳排比；他好縱論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給人以輕率、粗淺之感。他自己也承認有時是信口開河。　　

毛主席說，寫文章尤其是政論最忌以勢嚇人，強詞奪理。梁啟超那個時候寫文章的人好賣弄“西學”，喜歡把數學、化學、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論，用自然科學的術語來寫政論，常常鬧出許多笑話。做新聞工作既要知識廣博，又要避免膚淺，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學習做到?！　?/p>

毛主席還談到，梁啟超創辦《時務報》開始確實很辛苦，他自己寫評論，又要修改別人來稿，全部編排工作和復校工作都由他一個人承擔。后來才增加到七八個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廣東人?，F在我們的報社，動輒數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主席在船上對這幾位清末民初的政論家講了這許多話，顯然他在青年時期對他們印象甚深，也同他自己從辦《湘江評論》開始一直寫過許多政論有關。他更多的興趣在于這些政論家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與文風。　　

（三）臺灣資本主義進程中的理想堅守　　

（本節摘自張文中對臺灣著名作家陳映真的訪談。在臺灣，處于全世界退潮的大背景之下，仍然存在著像陳映真這樣一批具有左翼社會堅持和社會理想的知識分子，沒有停止對資本主義異化的批判，即使全世界只剩下一個人，也不放棄這種批判的鋒芒。這樣的理論勇氣和理想堅持，實在令人欽佩）　　　

六零年代以后，臺灣的經濟逐漸以出口加工的形式，和勞動力密集的產業，跟香港、新加坡、南韓一起，趕上了戰后資本主義的景氣。臺灣實行的是“反共復國強兵”的經濟發展，而不可避免地，現代意義的工作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同時，比日據時代更多的、更為現代的資產階級也出現了，成為社會主導的階級?！　?/p>

所謂戒嚴體制，或者反共軍事體制，一般只看作是一種政治上的壓迫，實際上這種壓迫構造的最大功能是讓資本──臺灣內部的資本也好，外來的資本也好，在臺灣得以肆無忌憚的積累，而不必擔心勞動階級的反抗，不必擔心這種勞動階級的痛苦引起知識分子的不滿。臺灣的經濟發展，新加坡的經濟發展，韓國的經濟發展，莫不皆然！說資本主義會帶來民主，在民主的環境下才能發展資本主義，是天大的謊言！　　

臺灣的新興資產階級起來了，變成臺灣社會主流的階級，很自然地想從國民黨那里分得一點權力?！包h外運動”經過幾代的發展，到七零年代，本省藉的精英增加了，年輕一代起來了，臺灣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不斷激進化。這種右派的民主運動逐漸受到海外臺獨的影響，他們對受到的壓迫沒有階級觀點，不善于把臺灣的社會矛盾放在階級上去分析，他們只是認為“那邊”來的人，來壓迫我們“在地”的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等等。這個運動發展到七零年代末期，沖突越來越大，終于爆發了“《美麗島》事件”和“高雄事件”。　　　

從七零年到八零年，是臺灣第三波左翼運動的十年。一九七零年，臺灣和海外知識分子中間發生一個很大的思想運動，就是“保釣”。當時，甚至有人稱它為“新五四運動”。那一年，出現了釣魚臺問題，大家很憤怒，是非常單純的民族主義，咱們中國的土地，怎么讓美國送給日本了？從此作為出發點，面臨很多問題。比如，國民黨告訴青年人，你不要被共產黨利用，美國和日本是我們的重要盟邦，誰要這么調皮，就有共產黨嫌疑。北京當時是在文革時期，調子很高，神圣不可分割的領土呀，打倒美帝國主義呀。在兩邊這樣的情況下，運動分裂了。留學生應該“站邊”了，你選擇哪一邊的中國？產生了“我是誰？”的問題，“中國是什么？”的問題。一批人，像馬英九，是反共愛國聯盟，他們要求的只不過改革保臺，但還是要反共，還是以前《自由中國》的老問題，就是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反共？更多人是向左轉，覺得北京才是我們的政府，你看立場站得這么穩！大量的人去找三十年代的文學和共產黨的文件學習，真是產生了觸及靈魂的改變，有的人因此離婚了，有的人放棄學業了。這種情況，后來侵染到島內來。那時已經有各種復印技術，他們把大量的宣傳品寄到臺灣，雖然受到郵檢的攔截，但終究還是流進來不少。第三波左翼運動，就這樣起來了。跟過去兩波的左翼運動完全沒有關系，是臺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內部矛盾和社會矛盾，再加上左翼思潮突破了冷戰和內戰的思想框框，看到了社會，看到了階級，看到了國際上的帝國主義問題。這是一個完全新的視野。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雜志，《夏潮》。以《夏潮》為中心，集結了一批“泛左翼”的知識分子，跟當時臺灣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想法完全不一樣，在當時起到很大的影響。　　

這兩個運動，都因為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被全面鎮壓了?！啊睹利悕u》事件”發生后，臺灣的思想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美國的壓力下，國民黨不得不舉行公開審判，第二天報紙上是全版的法庭問答，電視上也有浮光掠影的報導，這對臺灣社會是很大的震動。啊，你看咱們臺灣的那么多的人才，就被他們外省人抓起來了？于是，引起很大的同情，這個運動基本沒有被國民黨壓下去，反而那些被捕人的太太出來競選立法委員，以“哀兵”、“犧牲者”的身份取得極大的社會同情，以高票當選，從此“黨外運動”就急速地向臺獨方向扭轉，這是八零年代以后的事情。　　

我們左派處在什么位置呢？我們當然反對臺獨，可是又不能在這種高壓下去指責臺獨，如果那樣，你不是跟國民黨統治者一起去鎮壓他們嗎？所以就搞得很尷尬呀，眼看著“黨外運動”的理論不斷、不斷地向臺獨發展，但不能出手，哎呀，簡直是很被動，被動得不得了！這個時候，我就想，不如另開戰場吧，就想到了另辦一本雜志，就是《人間》?！　　?/p>

《人間》雜志的宗旨，在當時臺灣社會是非常獨特的。雖然它是左翼運動的延續，但是并不強調鮮明的黨派色彩，著力關注臺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的種種異化現象，以及弱勢族群的生存狀態，形式也很新穎，所以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對它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p>

《人間》，是結合了兩種臺灣當時條件已經成熟、可是還沒有發展的文藝形式，一種是報導攝影，又稱紀錄攝影，另一種是報導文學。因為臺灣過去的高壓，報導文學很難發展，它有很鮮明的左翼傾向性，干預現實，在臺灣很難發展。紀錄攝影也是這樣，用攝影來表現，以一組照片來反映社會問題。所以，我想是不是把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在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社會里，人們對文字的閱讀習慣，已經越來越淡，看圖片的人越來越多。美國從三零年代開始就有報導攝影，有幾輯報導美國大蕭條時期的專題，我們看了非常震撼。我想：這就是我們要的?！　?/p>

當時，集結了一些年輕的朋友，一起探索，一起摸索。我們用這個雜志避開了“統獨”的爭論，凝視我們具體的事實上的生活中的矛盾，開辟另一個戰場。不談民主自由啦，或共產主義啦，不跟你玩這個啦！我玩的，不是從艱澀的理論，而是從生動的影像表達和文字表達，來認識臺灣。我的主張是，思想要清楚。這個雜志是什么樣的雜志？它的宗旨是什么？要不然，你穿一件白衣服，我搞不清楚你是醫生，是廚師，還是理發師？面貌要清楚。面貌如何清楚呢？我就想建立一個書寫的、像憲法一樣的條文－－我這樣講也許太夸張了－－這兩條是我們全體同事，都可以瑯瑯上口的。一條：“《人間》雜志是以攝影的語言和文字的語言從事臺灣生活的發現、批判、紀錄、報導的雜志?！边@是一種比較中性的說法。第二條就比較主觀了：“《人間》雜志是從社會弱小者的立場去看臺灣的生活、歷史、自然環境和命運?！薄　?/p>

為什么要設這么兩條呢？因為你背著照相機一出門，社會非常紛繁復雜，你根本會覺得每個都很重要。不斷去拍，也不行。這兩條，就變成指導你怎么選擇題材、怎么拍、怎么寫的問題。幾期下來，我們對雜志的色彩都非常清楚了。臺灣資本主義的歷史從六零年代中期得到發展，我稱之為“反共軍事法西斯結構下的經濟發展”，社會問題非常嚴重。臺灣不僅受到國民黨的壓迫，還受到美國的壓迫。美國人到臺灣來，非常舒服，不像他們到中南美洲去，因為那邊有左派力量，就斗爭呀，抗議呀，搞得焦頭爛額。臺灣？只能放鞭炮歡迎你！　　

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就像資本生產一樣，它把對資本有用的東西取走，沒有用的東西就當作報廢品扔掉。人也一樣，當煤炭是主要能源時，煤炭工人的生活過得比較好，但是一旦石油變成能源時，煤炭工人就像報廢品一樣被扔了。他們有硅肺，生活貧困，但是沒有人去理他們，因為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中他們已經成為廢品了。資本主義生產是強者的經濟，上雜志上電視臺都是青春美貌?？墒?，在我們雜志里的，都是“沒有臉的人”。這些在資本主義社會被忽視的“沒有臉的人”，是我們具體日常生活現場里面的一張一張真實的臉孔。我們的報導，完全是從生活的現場出發的。污染，不是理論，我們具體從污染造成的各種影響，記者聞到的水，是兩丈深的水井里提上來還得隔得遠遠地聞，不敢湊近。污染造成的皮膚受害的情況，也是用肉身，用感受去了解。當然，我們的編輯方針，也不是那種沒有經過提煉過的感性。我們的要求是：既不教條，也不是單純的感性。 　　

可以這樣講，《夏潮》培育了一批年輕人，讓他們向左轉。之后的《人間》雜志沒有什么馬克思主義的詞語、名詞或教條，卻讓讀者認識到的，不是他們每天消費生活中認識到的社會，而是以另外的生活現場去認識這個社會。很多人給我們寫信，說如果不是你們報導，我們根本不知道社會是這樣的?！　?/p>

《人間》雜志辦了四年──我也沒有想到這個雜志的影響會非常大──出了四十七期。停刊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財務不行。因為這種雜志跟其它不一樣，只有少數廣告，而資本主義下的雜志是靠廣告的。我們一個很大的問題，是雜志印刷非常好，成本高，內容是黑白照片，而且表現的是社會比較陰郁的一面，很多人說看了很痛苦，這樣的媒體就不適合宣傳舒適、幸福、快樂的商品廣告。一張宣傳可口可樂、充滿了幸福的、現代感的廣告，一翻過來，是一個老頭蹲在墻角抽煙，很不協調嘛！　　　

八零年代，環境運動、工人運動起來了。很多環境運動，是我們《人間》雜志搞起來的，勞動運動也都是我們報導的，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沒有辦法取得領導權。為什么？因為在戒嚴時期勞動運動的力量很微弱，需要有一個政治力量來支持，這個政治力量只有民進黨。我們搞了半天，結果這些隊伍都插上民進黨的旗幟。你有什么辦法呢？一點辦法都沒有！你也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需要一個保障，而你能保障嗎？你說，你們干沒事，有事我來頂！行嗎？民進黨有許多立法委員在那里，啊，某某立法委員，是我們這個環保團體的顧問。國民黨一聽，總是比較顧忌嘛。我陳某人做他們的顧問，沒有用，哈哈，反而有害！　　

但是，這種情勢，目前發生很大的變化，因為民進黨執政以后，從一個批判者變成支配者，從一個反對者變成維持現狀者，這種巨大的變化使社會運動很彷徨，感情還依附民進黨，可是在運動上民進黨怎么就跑到資方去啦？這種矛盾正在產生。這就是左派的一個機會。什么機會？揭發過去幾十年來社會運動的矛盾，促使大家來反省。過去十幾年來社會運動不能說沒有貢獻，可是在什么地方錯了？為什么今天變成這樣？　　　

在資本主義社會，誰搞思想性的雜志，誰倒霉。不止在臺灣，日本如此，美國也是如此，韓國也許好一點，社會運動比較廣泛。這是高度資本主義化以后精神知識的極度商品化的現象，除非這個資本主義遇到重大的危機。臺灣目前的失業狀況不斷突破，刺激人們去思想，這比我陳某人寫十篇文章還有效！以前，你說民進黨不行，人家會罵你，現在他們自己也開始罵了。　　

生活還是很重要的。除非你相信資本主義是人類最后的福祉，像那個日本人福山說的歷史到資本主義就終結了那些東西。我認為，人類必須想辦法擺脫貪婪、丑陋、競爭激烈的生活軌道，去尋求另一種現在被廣為嘲笑的、公平的、富有正義的、像一個“人”的生活。當然，這樣的社會主義未必像第三國際那樣的方式，歷史發展本來也不應該重復過去，在批判現在掠奪性的、殘酷的、貪婪的社會經濟制度之后的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你稱呼它什么都無所謂。我們應該給予社會主義一個選擇的機會，而不是像現在絕大部分人那樣都變成犬儒，或者像后現代主義那樣冷嘲熱諷，虛無化，無政府主義化，什么都反對地過日子，然后自己也不快樂，又脫離了廣大的人民生活。作為一個作家，更是如此。我總覺得，文學畢竟要給失望的人以希望，給受到恥辱的人以尊嚴，給挫傷的人以安慰，給絕望的人以一點希望的火星。你可以笑我。笑這種思想的人，現在太多了！不過，我覺得無所謂。我，就是這樣想的。 　　

（四）警惕媒體“二丑”　　

魯迅說：“浙東的有一處的戲班中，有一種腳色叫作‘二花臉’，譯得雅一點，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勢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傊荷矸荼刃〕蟾撸愿駞s比小丑壞。他不是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是仗勢欺人的宰相家丁。他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他有點上等人的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臺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家伙！這回可要倒楣哩！”　　

媒體中也不乏“二丑”的角色，如果不帶眼識人，很容易被其“公正”的面具所騙。　　

解放前的大報《大公報》，就是這么個假“大公”?！洞蠊珗蟆窂奶旖蚱鸺視r是由三個人的“合作社”從別人手里接辦的。這三人“合作社”是吳鼎昌出錢，胡政之經理，張季鸞主筆。吳、胡、張三人合辦《大公報》時相約只辦報不做官，但后來吳、胡都做官了，只有張季鸞沒有官職，他卻是蔣介石的“國士”。張本人年青時在日本留學，雖然許多留學生都參加黨派，但他始終以超黨派自居。此后，特別是在國共合作時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標榜。他在重慶經常來往于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他同陳布雷交往甚深，同時也常到曾家巖走走，到處打聽消息，然后從中做他的文章。　　

 “九·一八”后，國民黨報紙的威信掃地，蔣介石采納了張群、楊永泰的建議，采取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運用民間的有力報紙，對政府“小罵大幫忙”，于是就對《大公報》“特加青睞”，另眼相看。民國二十一年吳鼎昌到上海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但不包括“剿共”在內，其作用即在團結一切反動力量，以反對人民、反對共產黨，鞏固蔣介石、汪精衛的統治，所以得到國民黨各種御用團體的響應。這也是《大公報》與蔣介石合作的第一聲?！　?/p>

民國二十三年蔣介石在南京勵志社大宴群僚，各院部會長以下到者數百人，首席的主客卻是《大公報》主筆張季鸞，蔣介石對他推崇備至，與席者大有“韓信拜將，一軍皆驚”之概。從此張季鸞就成為蔣介石的顧問，可以不待通報，直接跑進去見他?！洞蠊珗蟆芳蠢眠@機會，常在評論中或新聞中透露一些蔣黨新聞檢查所不許發表的消息，新聞檢查所如要檢扣，張季鸞打一電話去說：“這是委員長說的，由我對委員長負責?！毙侣剻z查所的奴才們決不敢去問委員長，只好通過。　　

《大公報》對蔣介石的幫忙是無微不至的，但他的方式很巧妙：平時對蔣政府常加批評，好像它真是“大公”一樣，但仔細分析起來，它決不批評蔣政府的基本政策，更從不批評蔣介石本人，只講些枝節問題和蔣下面的二三等或四五等角色。其作用即在麻痹讀者：基本政策方針是“對”的，只是若干具體辦法錯了；蔣介石是“好”的，只是部份的官吏不好，這是所謂“小罵”?！　?/p>

至于“大幫忙”的手法則更為高明：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時，國民黨所有報紙都大罵張學良、楊虎城，人家一看就說是一面之詞?！洞蠊珗蟆凡⒉蝗绱松担_始大夸獎百靈廟的勝利與百靈廟勝利的艱難與偉大，這首先造成一個“政府已在抗戰”的印象，其次略說一說西安事變是一個不幸事件，最后則提出是非曲直，大家應聽一聽綏遠抗戰將士的意見與主張。它并沒有正面明白提出誰是誰非的話，而要大家聽傅作義的話，又在傅作義的頭上戴一頂“抗日將士”的大帽子。文章這樣做法，對張學良、楊虎城的打擊，比國民黨報紙的一味謾罵者要毒辣萬倍；對南京政權的幫助也十分有力。這就是《大公報》一貫使用的手法，表面上使讀者覺得它頗為公正，并不偏袒蔣政府，實際上則偏袒得最有力，最有效果。有時《大公報》對于國民黨的政策也作某些批評，說那樣不行，會失敗，但其作用則在提醒國民黨，要國民黨聰明些，提防吃虧，基本上仍是幫助國民黨說話的。
《大公報》對國民黨的幫助這樣大，所以成為蔣介石每天唯一閱看的報紙，而許多國民黨要人不論是那一派的，也都很注意《大公報》。政學系就利用這一點取得了若干政治上的便宜，當某一問題或某一重要職位的人選尚未決定的時候，《大公報》就先進行輿論準備，使政學系獲得優勢或有利條件。如民國二十六年吳鐵城調廣東省主席，所遺上海市長一職，各派逐鹿，在人選難以確定時，以秘書長俞鴻鈞代理，以后《大公報》即傳出“俞鴻鈞將真除”的消息，俞鴻鈞的資望是不足擔任上海市長的（以能力講，他當然比吳鐵城強得多），但競爭的各派，如自己不能到手，也不愿競爭的對手得到，政學系就利用這點拖延決定繼任人選。最后一次，蔣已同意給錢大鈞，第二天的中政會就要提出通過，政學系知道了（那時張群兼中政會秘書長），當晚通知《大公報》，就在報上登出一則“專電”，說“上海市長決定由俞鴻鈞真除”。中政會開會時，《大公報》，上海版的航空報已早到南京，大家紛紛猜測，“是否蔣的意見又變更呢？至少表示蔣還沒有最后決定吧！”于是反對錢大鈞的增加了勇氣，結果錢大鈞的市長就沒有到手，下一次，俞鴻鈞就真的成為正式市長了。這僅是一個例子。
《大公報》并不直接拿國民黨的津貼，但比接受津貼的報紙要多得實惠數百倍以至千倍。如日本投降之前，重慶的美匯市價要三千元蔣幣換美金一元，《大公報》從財政部獲得外匯二十萬美元，是照最低的官價二十元蔣幣換美金一元計算的，就是以四百萬元換到價值六萬萬元的外匯，其所得超過一千個職員全年的薪金，比《大公報》全年的開支要大幾倍，那里有這樣大的津貼！　　

又如抗戰剛開始時，《大公報》向海外買進一大批紙，運到了香港，價值近十萬元。那時俞鴻鈞真除市長不久，胡政之去對愈鴻鈞說：“紙已到香港，報館一時無錢，請市長打一電報給廣東吳主席請代墊一下，并把紙代運到漢口?！庇狲欌x當然立即照辦，不僅敲了一筆大竹杠，而且那時粵漢路運輸極擁擠，化了大錢也不易運輸，《大公報》不僅很快運到，還叫別人出錢（這筆紙錢和運費，當然由俞鴻鈞彌補）?！　?/p>

北京政權也有自己的“二丑”，就是棲于香港的鳳凰電視臺?！　?/p>

嘗記得余秋雨“大師”在鳳凰電視臺每天都在為自己做一個廣告說：“為什么有些人這樣生活？為什么有些人那樣生活？只能從文化里找答案。”（大意）然后，鳳凰電視臺接著就吆喝中國人民和他一起去“拜文化為師”。這是什么意思呢？難道說資產者暴富，聲色犬馬；勞動者貧困，一貧如洗，只能從什么“文化”里找答案嗎？貪官污吏是什么文化？貧窮的“農民工”又是什么文化？看來，他一方面要蒙騙老百姓，一方面還要向一些人討好。這種人正是要用一種貌似“文化”的嘴臉，來掩蓋當前社會的不平，掩飾社會的腐敗?！　?/p>

另外還有一例，不久前法國政府收回了人民所反對的勞工法。二個多月來，法國的工會和學生會，顯示了自己的力量。香港鳳凰臺的評論員何亮亮，幾分鐘前卻立刻表達了中國“主流”的意思。他馬上判斷說，這一次在法國沒有贏家。在實際上，他指責了法國民眾，認為法國將承擔沒通過新勞工法所帶來的法國經濟沒有競爭力的后果。他說法國、德國和英國都是“吃大鍋飯”的。至此，我們才明白了這些中國“主流傳聲筒”的意思。照鳳凰臺的說法，西歐北歐都是“吃大鍋飯”的，都沒有經濟競爭力，都應當實行中國式的“改革”，貧富懸殊，可以隨意開除勞工，才可能有經濟活力。香港鳳凰臺完全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傳聲筒。幾乎從來沒有站在人民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鳳凰臺前些年倒還騙了不少善良之人，現在越來越露出中央二臺的馬腳。有時候會灑幾滴鱷魚淚，但基本立場是為了官僚買辦辯護的。有心人留意一下劉老板的背景，就知道它實是黨內走資派的代表了。諷刺的是，就連這樣的“二丑”也代表了媒體的良心。如今的媒體有何意味？絕大部分不外乎混飯吃而已，而且要受權力與資本雙重管制。再了不起的記者，也不過是說出真相而已，但問題在于指出方向。這不是他們所能勝任的。何況這種“真相”還是有選擇性的。很多時候，媒體公布的事實并不是民眾想知道的，而是媒體想讓民眾知道的。其實民眾并不需要多少分站和記者或者多少版面，而只需要一枝筆，就像毛澤東、梁啟超、李敖手中的那支筆?！　?/p>

（五）發出我們的聲音　　

《新萊茵報》是德國1848-1849年革命時期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戰斗機關報?！　?/p>

馬克思早在巴黎時就有了創辦日報的想法，他打算通過報紙來廣泛宣傳和組織群眾進行革命斗爭。但籌辦報紙并不是一帆風順的?！　?/p>

當時科倫的一些民主黨人已在準備創辦一家報紙，宣傳的范圍只限于科倫一個城市，并打算把馬克思排擠到柏林去。馬克思到達科倫后進行了緊張的活動，闡述他的辦報主張，只用了二十四小時就爭取了多數支持者，把辦報的倡導權奪了過來。緊接著是設法為報紙籌集基金。原設想籌款三萬塔勒，一半作為固定資金，一半作為活動資金，按五十塔勒一股向各界人士征集股金。馬克思留在科倫，恩格斯到巴門，其他盟員分散到各地去籌集股金。但一個多月過去了，認股總數只有一千三百塔勒。恩格斯從巴門來信說：“認股的事，在這里很少希望?！B激進的資產者都把我們看成是他們的未來的主要敵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們手里，因為我們很快會把它掉轉過來反對他們自己?！毙胖羞€講到：“從我的老頭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他寧愿叫我們吃一千顆子彈，也不會送給我們一千塔勒。”恩格斯不得不從父親給的生活費中擠出幾百塔勒，并千方百計找人認了十四股。馬克思也從父親的遺產中拿出一筆錢，加上通過征求訂戶收到的訂費，總共籌集到了一萬三千塔勒，勉強解決了出版報紙的資金問題?！　?/p>

盡管遭到當局的種種迫害和阻撓，《新萊茵報》還是英勇地捍衛了革命民主主義的利益，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　?/p>

由于《新萊茵報》始終堅持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和支持一切民族的解放斗爭，它贏得了廣大人民和堅定的民主派的信任。三個月內它的印數就達到了五千份，這是當時德國極少數幾家報紙才能達到的數字。同時它的鮮明的政治立場也自然引來了德國封建勢力和大資產階級的敵視和迫害。創刊號的文章激烈反對資產階級議會這個“清談館”的行徑，使一半資產階級股東退出。剩下的一半股東由于馬克思堅決支持巴黎工人六月起義也全部退出了?！?月6日　科倫法院傳訊馬克思，控告他侮辱國家官吏和警政人員，搜查了報紙編輯部。8月初科倫警察廳通知馬克思，科倫市政當局不承認他是“普魯士臣民”，妄圖再次把他驅逐出境?！?月26日　科倫實行戒嚴，《新萊茵報》同其他民主派報紙被勒令?？?。　　

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戰友經過種種努力，使報紙于　10月12日　復刊。　11月14日　馬克思再次被法院傳訊。1849年2月初普魯士政府又接連兩次控告馬克思危害國家。馬克思在法庭上義正辭嚴，始終為《新萊茵報》的文章進行辯護，無情地揭露反動政府的種種無恥的迫害，大聲宣稱“目前報刊的首要任務是摧毀現存制度的一切基礎”！不僅如此，馬克思的信件被非法截拆，警察和便衣對他跟蹤盯梢，寫匿名信進行威脅等等。《新萊茵報》編輯部的其他成員也受到種種迫害?！　?/p>

1849年5月，普魯士反動政府相繼鎮壓了德累斯頓、愛北斐特等地的人民起義后，立即把刺刀對準了《新萊茵報》。反動政府先對恩格斯發出了通緝令，當馬克思剛從外地回到科倫時，驅逐令已經等著他了。緊接著德朗克和維爾特被驅逐，威廉.沃爾弗和斐.沃爾弗被通緝?！缎氯R茵報》不得不在　5月19日　出了它的最后一號就?？?。這最后一號是用紅色油墨印刷的，發行了數千份。它莊嚴告別讀者：“《新萊茵報》的編輯們在向你們告別的時候，對你們給予他們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謝。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后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　　

《新萊茵報》在這場激烈的革命風暴中“真正像榴彈一樣”打擊了敵人，嚴酷地鞭撻了一切反動派和革命的叛徒，堅毅地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它即使在退卻時也是帶著自己的槍枝，奏著軍樂，高舉著紅色的旗幟！　　

　200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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