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人民日報：決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底氣在哪里？
新華網北京２月１３日電 ２月９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房寧的文章：《我國決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現對其文章簡評如下：
原文：
“多黨制是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多由兩個或多個資產階級政黨，通過競選輪流執政。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種體現了人民選擇的民主制度。而實際上，這種制度并沒有改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權是由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其中的大資本集團控制的實質。”
評：這一段揭穿了西方資本主義多黨制政治制度的本質。呵呵，原來人民日報在深入改革不動搖的今天，也還能發表出代表馬列主義觀點的文章啊！
原文：
“在西方多黨制度下，依然是私人資本控制著公共權力。西方多黨制是處于資本主義社會體系中的政治制度。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關系、產權制度從根本上決定著政治權力的形成和運行。在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經濟制度之下，經濟資源與財富的占有和分配嚴重不平等。掌握較多經濟資源的階級與集團，必然要利用其掌握的經濟資源，通過各種途徑影響進而控制社會公共權力，以保護和擴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恩格斯說過：“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決于金錢，所以他們要取得政權就只有使金錢成為人在立法上的行為能力的唯一標準。”因此，金錢政治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痼疾。”
評：
這一大段寫的很有意思，也非常符合馬列主義觀點，讀來讓人既親切，又有些迷茫。
說這一大段寫的很意思，是因為文章中所強調的“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關系、產權制度從根本上決定著政治權力的形成和運行。”論點，也正是改革以來姓資還是姓社“不爭論”的焦點。發展是硬道理，所以姓資姓社并不重要，才有了“國退民進”的大改革。改革后的經濟基礎已經由公有制經濟占主導轉變為私有經濟占主導，或平分秋色了，即使是國有的，在管理上也已經是形成少數利益集團的私有制的管理模式，實際上與私有經濟制沒有多大的區別。“民”是大進特進了，“國”是大退特退了，私有經濟已經占有大半個江山，現在才來高唱“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不是有點意思？這難免讓人聯想到刻舟求劍這個寓言故事。船已經走的很遠了，還能在刻舟的地方找到遠遠丟在后頭的劍嗎？
若是承認馬列主義“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一觀點，那么能否承認恩格斯所說的：“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決于金錢，所以他們要取得政權就只有使金錢成為人在立法上的行為能力的唯一標準。”這一科學論斷，也會即將變成我們社會的“痼疾”啊？
若是仍然高舉馬列主義，仍然承認“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一馬列主義觀點，而又不走公有制道路，不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基礎，難道私有經濟基礎能保證紅色政治不變色？這就讓人摸不著頭腦，迷茫了。
原文：
“掌握巨大財富與金錢的大資本集團，把現代西方國家多黨競爭與選舉演化為一場按商業規則運作的政治推銷活動，通過對競選規則的控制，通過媒體的運作、炒作，控制公眾的信息接受，廣泛而深刻地影響社會輿論與公眾認知，進而影響選民的選擇，最終取得競選的勝利。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４日公布的報告顯示，２００４年競選一名參議院議員的平均費用約為２５１萬美元，最高達３１４８萬美元；競選一名眾議院議員的平均費用約為５１萬美元，最高達９０４萬美元。試想，沒有大資本集團的資金支持，怎能進行權力的角逐？不依靠金錢的力量，又怎能在角逐中取勝？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無論哪個政黨上臺執政，實際上都是代表資產階級和大資本集團的政治力量控制國家政權。
多黨競爭具有擴大社會分歧的傾向，不利于社會和諧穩定。多黨競爭必然要爭奪選民，爭奪選民首先要“切割”選民，將選民的利益分歧公開化、對立化，從而形成競爭黨派各自的政治基礎。加之在多黨制度下，各個政黨以奪得或控制政權為唯一目標和根本價值，在權力爭奪中不擇手段、相互攻訐，結果必然是形成擴大和深化社會分歧的政治機制。這一缺陷在西方國家處于工業化社會轉型期時表現得尤為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國家竭力向發展中國家輸出的多黨競爭的“民主制度”，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嚴重后果，使不少本來已經邁向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陷入長期的社會紛爭，更使一些國家內戰頻發、民不聊生。造成這種不幸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處于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大多處于社會矛盾的多發期、易發期，而從西方輸入的多黨制造成了社會矛盾的顯化、激化，成為這些國家社會矛盾升級的導火索和加油站。這是造成當今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長期動蕩不寧的重要原因之一。”
評：
這兩段，主要是揭露資產階級民主選舉，一人一票的虛偽性，表面上看起來，很民主，而這種民主實際是受金錢操縱的，是金錢民主。并由此得出兩個結論，一是認識到：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無論哪個政黨上臺執政，實際上都是代表資產階級和大資本集團的政治力量控制國家政權；二是認識到：“西方國家竭力向發展中國家輸出的多黨競爭的“民主制度”，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嚴重后果，使不少本來已經邁向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陷入長期的社會紛爭，更使一些國家內戰頻發、民不聊生。”這種種金錢民主在改革后的中國也有所萌芽，縣級選舉，金錢買票時而發生，村級選舉已經是司空見慣很普遍的了。既然認識到金錢民主的危害性，在私有經濟占主導成分的市場經濟中，僅靠在人民日報上說一聲“決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就能萬事大吉了么？難道不懂得樹欲靜而風不止的道理嗎？
原文：
“我國決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而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現階段，我國正處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也正處于發展的“黃金期”與社會矛盾的“凸顯期”。在這個時期，各種人民內部矛盾伴隨著因社會快速發展而出現的社會不平衡大量產生、發生。當前，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是團結一致、抓住機遇、實現發展。為此，需要把人民內部的利益分歧與矛盾控制在最小的范圍，使之不影響大局。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決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決不能走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錯誤道路，因為那是取亂之道、取禍之道。我國需要的是從本國實際出發，汲取世界各國的經驗教訓，走出一條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事實上，我國已經找到并走上了一條正確的政治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首先，這條道路有利于形成反映中國人民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針政策。在我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不是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的代表，而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的代表，因而能夠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條件和要求，正確把握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出正確的方針政策，努力做到使全社會、全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其次，這條道路有利于統籌兼顧各方利益。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在運行中既能夠反映人民群眾中不同群體的意見和呼聲，又能夠從全局出發將人民群眾的各種意見集中綜合起來，使國家的法律與政策能夠兼顧各方利益，妥善化解人民內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協調人民內部的局部利益、個別利益與整體利益、根本利益。”
評：
這最后一段為“我國決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講了三點主要理由：
其一：“當前，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是團結一致、抓住機遇、實現發展。為此，需要把人民內部的利益分歧與矛盾控制在最小的范圍，使之不影響大局”；
評一：毛主席也曾教導我們說：要團結，不要分裂。團結自然是和諧的象征。猶其是在當前全世界金融危急中，只有團結才能更有利戰勝困難。這個道理誰都懂。只是，私有老板無限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尅扣工人工資，甚至拖欠工人工資，怎么才能讓工人與私有先進生產力達到團結？再者，只要不是白癡，工人無論如何不會認同，資本家的利益與工人的利益一是一致的。政策上怎么把這種利益上的矛盾控制在“最小的范圍，使之不影響大局”？是對工人減薪？還是限制資本家貪得無厭的榨取利潤？
其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不是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的代表，而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的代表”；
評二：這種句子去掉一個主語，哪一個政府都可以講，哪一個朝代都可以講，可以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美國政府可以講，過去國民黨政府同樣可以講，唐宋元明清皇帝講了也沒有大錯。除了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公然宣稱共產黨是代表工農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沒有哪一個統治者敢于說只代表一個階級利益，不代表全部階級利益的。不知，這個“共同代表”與以往朝代有什么區別？
其三：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在運行中既能夠反映人民群眾中不同群體的意見和呼聲，又能夠從全局出發將人民群眾的各種意見集中綜合起來，使國家的法律與政策能夠兼顧各方利益，妥善化解人民內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協調人民內部的局部利益、個別利益與整體利益、根本利益。
評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上有五棵星，這五棵星分別代表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反映在毛主席領導時代的人民代表大會制中的代表，也是按照這五棵星選舉的，其中一線生產工人，在田里種田的農民在代表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如今人民代表大會中的代表，在田中種田的農民有多少？在私有企業打工的工人代表又有多少？沒有這些勞動者代表，誰來代表他們的利益？他們中“不同群體的意見和呼聲”又由誰反映出來？或許說工人農民沒有文化，可是，沒有文化，難道連維護自己的利益也不知道嗎？
國退民進，而不必擔心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底氣在哪里？對于從毛澤東思想時代過來的人來說，還真的理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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