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語境下的中國模式

田忠國

我過去曾寫過一篇叫“自由主義語境下的中國出路”，重點講的是中國如何在自由主義圍困下的突圍問題。本文則把重點放到突圍后的建構問題上。一般而言，人們的習慣思維方法是破而后立，但我個人認為，立而后破是一條最有效的解構途徑。也就是說，通過建構人民民主制度，解構自由主義對我國的思想文化的解構和圍困，走出一條既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的中國道路，也既中國模式。我還認為，中國模式有三大要點，一是中國化的思想文化。二是中國化的人民民主政治機制。三是中國化的動態相對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擁有了這三點，我以為中國才真正擁有了中國模式。

一、中國化的思想文化

一個時期以來，去中國化，非毛化思潮甚嘯塵上，殊不知，去掉中國化，去掉毛澤東思想，中國還是中國么？其實，這個問題是不用回答的問題。五千年以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一個簡單的道理就在于，中國有獨具特色，源遠流長的中國思想，中國文化，也正因為如此，五千年后，才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朵照耀古今的思想奇葩。我之所以說毛澤東思想是照耀古今的思想奇葩，原因就在于，如果說世界歷史，在治國理政上都是一個順治的過程的話，毛澤東思想的治國理政則完全是逆治。但問題是，什么是順治呢？以上治下，以吏治民，我稱之為治國理政的順治。而以民治吏，以吏為民，我稱之為逆治。

順治，善政時則官善民安，惡政時則官逼民反。　俞可平　先生曾經一再強調，中國要走善政之路，或許面對現實，也是無奈之舉（對　于俞　先生的所有文章，只要見到，我總是認真研讀的，其中幾乎所有的觀點，我都贊成，但唯獨民粹主義和善治觀點不贊同，因為，善政的關鍵在于官員有善念，而官員的善念，關鍵要有民治，也就是毛澤東的逆治思想）。逆治呢，則以民治吏，以吏為民，使其根在民，其思、其行為民。這樣說，有人一定會說了，這是我的猜想，但是事實上，在毛時代，公社干部是一邊檢查工作一邊干活的，也就是說，他們檢查工作到哪里，就干到哪里。如果光檢查工作不干活，不論官大官小，你是過不了村民這一關的。因為，你會遭到村民的嚴厲批判。

我個人認為，如果沒有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和馬克思主義，就沒有毛澤東的大歷史觀，大發展觀，沒有毛澤東的大歷史觀，大發展觀，就不可能有毛澤東思想，也不可能有毛澤東治國理政的逆治思想。也就是說，是中國五千年的思想文化、五千年的社會實踐和世界歷史中的思想文化、社會實踐，孕育了毛澤東的思想。如果從這個角度說，我們會發現，毛澤東思想的出現，既是歷史的巧合，也是歷史的必然，因為，說它是巧合，就在于，世界歷史發展到某個必須有的拐點，而這個拐點的出現，意味著必須有人破解這個歷史拐點的密碼，并從思想理論上助推這個拐點成為現實的時候，中國出現了毛澤東，這是歷史的偶然現象，或者叫歷史的偶合。但如果從歷史發展的必然角度，我們會發現，這種偶然現象，其實是歷史的必然，也就是說，當歷史成為一種災難性結果的時候，挽救中國災難，就成了有志者的必然選擇，值此之際，不出現毛澤東，也必然會出現李澤東、王澤東等等。

有人可能認為，西方的民主模式，可以拯救世界性災難，但是，世界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西方式民主，也和世界其它歷史時期一樣，是制造災難的最大源頭。因為，西方式民主并不能解決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機制問題。這樣說有人可能會問，什么叫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機制問題？主導人類歷史發展的思想文化、政治經濟機制，我稱之為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機制。但是，不同的思想文化、政治經濟機制，決定了人類歷史發展不同的動力機制。

從世界范圍看，既有前蘇聯的動力機制，也有中國前三十年的動力機制模式，亦有西方國家的資本機制動力模式。如果從中國建國后的中國歷史上看，既有前三十年的動力機制模式，也有后三十年的資本機制動力模式。中國前后三十年的動力機制模式不同，社會效果也有巨大的不同，前者，使中國始終保持在動態穩定、不斷革命、不斷進步的狀態，后者，使中國的財富，在前三十年積累到峰值時，完成了量變過程，但是，一個不容置疑的重大問題是，在量變過程中，中國也戲劇性的完成了財富積累的轉移，也就是說，由全國人民共同創造并積累的財富，突然之間轉移到少數人手中。

如果說中國前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存在一定問題的話，后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存在的問題比前三十存在的問題要大得多。因為，中國和世界各國一樣，階級矛盾由相對緩和，在自由經濟機制下，形成了新的階級對立的歷史時期。由此可知，中國要想繼續發展，就需要完成中國五十八年歷史經驗的整合，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完成科學和諧的發展模式的探索與建構。我個人認為，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建構起既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的科學發展模式。

要建構中國模式，就需要研究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民主觀念，并使價值邏輯程序化、規范化、制度化。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個人認為，就沒有真正的中國模式。

二、中國化的人民民主政治機制

下面是“制度創新再思考”的全文。

一般認為，制度創新是為社會發展提供動力機制和制度保障的，但能否為社會發展提供動力機制和制度保障，卻因制度創新的基礎（思想）不同和目標不同，卻會產生與之完全不同的效果。比如說，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一個制度創新者，擁有資產階級思想，以獲取高額占有率為其最終的人生目標，其思想中的價值邏輯，既制度程序，必然以實現占有機制為目標，而一個具有社會主義思想觀念的人，在制定制度程序時，其思想中的平等民主的價值邏輯，必然以平等分享、平等創造、動態均衡的社會發展為制度創新的目標。

而兩種思想觀念下的制度創新，其結果也必然是相反的。

從這個角度說，是以維護人民大眾政治經濟權利的角度搞制度創新，還是以維護少數人，比如說　茅于軾　先生曾說的總人口的5%左右的角度搞制度，就成了中國必須明確的制度創新方向。這個方向不明確，制度創新對于中國來說，既可能是福，也可能是禍，這是一。其二，制度創新的方向問題解決了，還必須解決制度創新的標準問題和制度創新的民主評審問題，也就是說，從制度的立項、理論探討到制度的制定，人民群眾必須全過程參與。

主流精英可能會說，人民群眾文化水平低，因為制度創新是國家的百年大計，所以不能讓他們參與制定制度。坦率的說，我只是個下井工人，如果主流精英有勇氣探討制度創新問題，并且能拿出系統的創新理論，而且比我見解深刻的話，我愿意拿出不足千元的月工資奉送，作為一個窮工人對主流精英特殊貢獻的特別獎勵。當然，主流精英會看不起那不足千元的小錢，但是，拿出全月工資獎勵你的理論貢獻，我就得一個月沒飯吃了，可以說傾盡國力。從這個角度說，錢雖然少，但也是最高榮譽。試想，世界上有哪個國家，以全國人民舉債一月搞獎勵的？唯我一“國”而已。

我個人認為，制度創新也是有路線、有方向的，而不是有的人所說的那樣，不講主義、不講路線、不講方向，默頭發大財，在制度上只管創新就是了。當然，解決路線、方向問題，首先要解決思想文化，因為，一般而言，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有什么樣的思想文化，就會有什么樣的方向、路線，簡單的說，就是價值觀念決定價值選擇。

一）、思想文化是制度創新的基礎

高樓大廈需要基礎，而有需要堅實的基礎，因為，沒有基礎高樓大廈就建構不起來了，或者建構起來了，也搖搖欲墜，不假時日。同樣，制度創新也需要基礎，因為，不同的思想就會產生不同的制度創新。從這個角度說，思想文化創新在先，制度創新居后。也就是說，一個社會有什么樣的主體思想文化，就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念、價值秩序，而價值邏輯形成的程序因果關系，是制定制度不可缺少的制度靈魂。也就是說，離開價值觀念，制度就即失去了靈魂也失去了明確的方向，而制度方向，則是制度意志的具體體現。

二）、價值邏輯是程序閉環的管路

價值邏輯是我在研究制度學過程中產生的一個新概念。有人可能什么會問，什么叫價值邏輯呢？價值觀念形成的內在的因果路徑，我稱之為價值邏輯。而價值邏輯內在的因果路徑，就是人們常說的價值程序。對于這種價值程序，我們可以稱作價值邏輯的程序閉環管路。由此可知，價值邏輯，也就是價值程序是制度的主體。離開價值程序搞制度創新，社會就會陷入道德觀念缺失和價值秩序失序的混亂狀態。

一般認為，中國改革三十年，財富總量大幅度增長了，貧富懸殊拉大了，形成了新的階級對立狀態。一般情況，主流精英認為，導致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在于餅做得還不夠大，餅做大了，貧富懸殊自然就消失了。左翼則認為，導致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由經濟制度機制，是經濟制度的必然。但產生經濟制度機制的是什么呢？人們很少探討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自由經濟機制在我國的安家落戶，是自由經濟思想文化的必然結果。由此可知，自由經濟思想是因，自由經濟制度機制是果。也由此可知，中國如果想走出經濟機制形成的困境，就必須展開一場思想文化的革命，用相對動態均衡的經濟思想，革自由經濟思想的命，重構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和價值秩序，良性的經濟發展模式才可能重現。

三）、民主機制是制度創新的保障

在談這個問題前，我想對民主做一簡單的解釋。此處的民主，是由民做主的意思。也就是說，我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民眾有選擇權、決策權、決定權。我個人認為，這是我國近期必須解決的首要任務，這個問題不解決，思想創新、制度創新和價值觀念的重構就無從談起。因為，這由我國現實所決定的。而我國的現實是什么呢？不足總家庭的0.4%，掌握了70%以上的財富（　茅于軾　先生透露的數據），而這不足0.4%的家庭，據　茅于軾　先生稱，主導著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也就是說，階級對立已然形成。試想，在一個階級嚴重對立，由不足0.4%的家庭主導政治經濟發展的社會，怎么可能有普惠于99.6%的家庭的制度出臺呢？

從這個角度說，我國必須破除這0.4%家庭的掌控，才可能有好的制度出臺。

而破除這0.4%家庭的掌控的唯一途徑，就是政治經濟制度的決定權，由原來的少數人決定，改變為由多數人決定，也就是說，由人民群眾自己選擇、決策、決定。

人民群眾對政治經濟制度的選擇、決策、決定權，即是人民群眾爭取的必然結果，也是高層推動的必然結果。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也就是高層的某些價值選擇（注意，我說的是某些，而不是全部，以免別有用心的人欲置我死地而后快）與民眾的價值選擇相背離的情況下，如何讓高層了解真實的中國民眾的向往與心態，并形成有效的互動渠道，就成了今天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就很難形成強大的國家意志。一般而言，所謂國家意志，就是民眾共同意志。而制度創新，就是維護民眾的共同意志，并確保民眾的共同意志不受侵害。

但是，在制度創新過程中，我們不是本著這種基本的立法、立制精神，而是走向了這種基本的立法、立制精神的反面。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精英失去民權制約和社會道德審判，導致精英喪失道德良知的結果。

從這些事實上看，我國要想搞好制度創新，一要進行一場思想文化的革命，重建毛澤東思想在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創建中的主導地位，重建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二是盡快構建人民民主制度機制，使我國的政治理想落到實處。三是使民眾的民主權利，作為制度創新的主體，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人民群眾只是精英制度的受治者，而不是參與者、制定者、審議者。

與此相關的，還有一個是自由。大家知道，世界上有兩種不同的自由觀，一種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觀，另一種與此相對立，是利他主義自由觀。前者，我稱之資本主義的自由觀，而后者則是社會主義的自由觀。前者對個人來說，特別是資本強勢者來說，是一種有價值的自由，但對弱勢群體來說，則是自由的災難。因為，強勢者可以利用各種優勢手段，自由蠶食弱勢群體的生存空間，如果弱勢群體反對，一方面違犯資本主義自由價值觀念下制定的法律，另一方面違背資本主義自由價值秩序。哪時候，你如果弱勢群體中的一員怎么辦？幾乎毫無辦法。但毫無辦法也不是沒有辦法，比如說暴力反抗或暴力革命。但是，雖然這些方法也還是方法，但對整個社會而言，代價就比較大了一些。后者呢，由于其個人自由的前提是利他，也就是利于整個社會，這樣的話就不會發生前邊談到的暴力反抗或暴力革命。

在現代社會中，自由的價值在于創造和限止，也就是說，對于不利于他人、不利社會發展、社會和諧的自由，進行限止。因此，我個人認為，只有社會主義的自由價值觀，才是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

四）、中國的路應該有中國人民選擇

一般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基本上形成了中國模式。于是有人主張，應該把中國模式推廣到世界各國去。且不說中國模式其它國家接不接受，單就中國模式創造的0.4%左右的家庭，占有70%以上的財富這一點來，我看就不宜，因為，中國的群體事件就夠熱鬧的了，如果全世界都這么熱鬧起來，我看離世界性的暴力沖突就不遠了。從這個角度說，推廣中國模式需要三思而后慢行。也就是說，解決了0.4%左右的家庭，占有70%以上的財富這一中國模式中的嚴重問題再推廣不遲。其實，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值得保持，但從平等分享創造成果的角度說，0.4%左右的家庭，占有70%以上的財富也必須反思，堅決調整。

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成了美國的經濟殖民地。

這一判斷準不準確，雖然有值得商磋之處，但基本事實證明，中國經濟有殖民化的風險。因此，中國走什么路，如何走，再也不能僅僅由郭京毅類的官員一個人說了算了，而應該交給中國人民選擇。

五）、創新制度就是創新未來的歷史

創新制度就是創新未來的歷史。我之所以這樣說，因為，站在未來的未來看未來，未來是未來的未來的歷史。也就是說，創新制度，是為了今天和未來的更好發展。但要把握好現實與未來的關系，就必須擁有大歷史觀和全球發展、科學發展觀。因為，未來的發展，其實是歷史文化和未來文化觀念的必然產物。但從我國對歷史的態度上看，我國即失去了大的歷史文化，也失去了大的未來文化。而這樣的結果，其價值選擇也必然是短視的。短視是不利于我國發展的。這一點，我個人認為應該引起高層的足夠重視，盡快調整沒有歷史和未來的發展觀念。

三、中國化的動態相對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

中國是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十幾億人口，面對的是一個資源相對不足但又嚴重過盛的局面，中國怎么辦？我以為只有一條路好走，這條路就是相對動態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有人可能會說，資源相對不足，但怎么可能又嚴重過盛呢？這是因為，從資源總量的人均值上來說，中國的資源不足，但由于貧富差距拉大，少數人的占有率奇高，民眾消費能力基本喪失，又導致了另一種情況的發生：生產過盛。一般認為，生產過盛就是經濟危機。用馬克思經濟學的觀點看，經濟危機就是由剝削造成的，我稱之為占有率膨脹式涌堵現象。也就是說，過高的占有率，擠占了經濟運行必須具備的消費閉環鏈節中的其中之一環，使經濟運行失去了生產與消費的互動能力。我個人認為，世界上哪個國家都能發生經濟危機，唯獨中國不行，因為，中國是個人口大國，因經濟危機引發的其它災難性后果，都是巨大的，是中國乃至整個世界都無法承受的。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正在發生經濟危機。

在拯球這場經濟危機的時候，中國無疑在正確的時間做出了一個完全錯誤的選擇：投資和刺激生產拉動內需。有報道稱，日本和一些國家采取了人均發錢，刺激消費能力的辦法，拉動經濟增長。對于因消費能力導致的經濟危機來說，這樣的選擇無疑是正確，因為，由消費能力問題導致的經濟危機而不解決消費能力問題，無疑是弱智的表現。

投資和刺激生產拉動內需，會引起什么樣的后果我們且不管它，因為，這不是一個平民百姓所能改變的未來。但是，經過投資和刺激生產拉動內需的巨大陣痛之后，留給中國的唯一選擇，我想必然不是弱肉強食的經濟自由，而是中國化的動態相對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

結束語

說起人民民主，我不得不說一個問題：自由。因為，在我看來，不論是社會主義的民主，還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沒有自由就沒民主。但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一種有責任的自由，也就是說，責任在前，自由居后。當然，對于自由主義者來說，有責任就沒有自由，或者是一種戴著責任鐐銬的有限自由。其實，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我以為就從不存在絕對的自由，而是社會價值秩序制約下的自由。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價值秩序，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方式，而社會主義的價值秩序，則屬于社會主義的自由。或者說，自由的價值秩序，是民主的基礎。所不同的只是，社會主義的自由價值秩序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而資本主義的自由價值秩序，則是資本主義民主的基礎。而中國的社會主義自由價值秩序，就是毛澤東的自由思想。因為，在中國，只有毛澤東洞悉了自由與責任的關系。而一個社會，只有在自由與責任的對稱關系中，才能找到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機制。

韓德強在“首都各界隆重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15周年”時說，盡管大家都強調要團結，但是到了現實生活中我們卻經常發現團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大家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主意。紅軍長征的時候有毛主席把大家團結起來，由此可以看出領袖是團結的靈魂。現在我們應該開始一個重新崇拜毛澤東的運動。沒有對于毛澤東的崇拜就沒有共產黨的團結，打掉了對毛主席的崇拜就打掉了共產黨的靈魂。但同時，我以為，還要在中國掀起一場人民民主價值邏輯的建構運動，把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和人民民主機制之下。

　2008年12月29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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