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徐景安關于“普世價值”的觀點
奚兆永
一段時間以來,有關所謂“普世價值”的說教甚囂塵上,在這方面,徐景安先生可說得上是一個非常積極的鼓吹者。他針對中國社會科學院陳奎元院長在全院大會上的講話,發表了不止一篇進行攻擊的文章,而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關于“普世價值”的。
一、有沒有所謂“普世價值”?
在討論有沒有“普世價值”問題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普世價值”;而為了弄清楚什么是“普世價值”,最先碰到的問題是關于“世”的含義。在中國,“世”字有多種含義,在我們討論的問題上,它似乎應該作“社會”、或“時代”來解釋。這樣說來,所謂普世價值,也就是適合所有各個社會或不同時代的共同的價值。
究竟有沒有這樣的適合各個不同社會、適合各同時代的共同的價值或所謂“普世價值”呢?
馬克思在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寫的序言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作了經典的表述,他告訴我們說: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覺得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有的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頁)
按照馬克思上述關于社會形態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關系的觀點,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上層建筑,是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的,而經濟基礎又是隨著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的。因此認為某一種價值觀可以適合一切社會、適合一切時代的觀點,顯然是和馬克思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上述基本觀點不相容的。
不僅如此,在階級社會,即使是同一個社會,人們的價值觀也是不同的,而無所謂“普世價值”。正像毛澤東所說的,“人的認識,在物質生活以外,還從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與物質生活密切聯系),在各種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種關系。其中,尤以各種形式的階級斗爭,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保珴蓶|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頁)這種情況,在整個意識形態領域都有明顯的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既有資產階級的哲學和經濟學,也有無產階級的哲學和經濟性。馬克思就把政治經濟學區分為“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和“財產的政治經濟學”,前者是“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后者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12頁)列寧也強調,“政治經濟學也像認識論一樣,是一門有黨性的科學?!保ā读袑幦返?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59頁)顯然,在這里是不存在所謂“普世價值”的。
有人認為,人類總有些思想是共同的。他們把人的自私說成是人的本性,是每一個人都共同的。其實,在人類的始初階段,由于生產力的水平極端低下,單個的人無法對付自然界,人們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對付自然界,他們共同生產、共同分配,沒有私有財產,也沒有私有觀念。后來生產力發展了,生產的產品除了滿足自己的需要以外出現了剩余,這樣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有了可能,這才產生了私有制和私有觀念??梢姡运讲⒉皇侨说谋拘?,而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所有的人都說成是為自己打算的所謂“經濟人”,實際上,所謂的“經濟人”不過是一定經濟關系的產物,是一定經濟關系的人格化;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也就是資本關系的人格化,他代表的只是資本家,而絕不是所有人。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是失去了生產資料的無產者,他除了出賣勞動力給資本家才能進行生產以外,根本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從事任何生產,他既然沒有私有財產可言,當然也就談不上什么私有觀念和自私本性了。
在這方面,孟子曾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 ;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把“仁”、“義”、“禮”、“智”這些東西說成是與生俱來、“人皆有之”的人的本性,當然也是“普世價值“。但是,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先驗論,是經不起推敲的。所謂”人皆有之“,試問:懷抱嬰兒也是人,他也有所謂“仁”、“義”、“禮”、“智”嗎?殺人犯也是人,他是不是也有“仁”、“義”、“禮”、“智”呢?問題在于,孟子提出“仁”、“義”、“禮”、“智”這些東西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只有統治階級才需要這些東西,至于被統治階級,當他們尚未覺悟時雖然也會相信這些東西,但是,一旦真相揭開,他們是不會再相信這些東西的。魯迅在《狂人日記》里借“狂人”之口說:“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魯迅:《吶喊》,魯迅全集出版社1950年版,第17頁)“五四”運動為什么要起來反對舊禮教,難道不正是因為它是“吃人”的么?可見,對同一件事,不同的階級,不同的個人,由于價值觀的不同就有不同的評價,哪里有什么“普世價值”?
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嗎?
徐景安先生說,“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不起來的根本原因就是否認東西方文化中的普世性,拒絕繼承人類的優秀文明成果。改革前,我們把傳統文化批作‘封建主義’,西方文明批作‘資本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社會主義的太社會主義的探討則批成是‘修正主義’。文化大革命就達到了頂峰,批封資修,達到四舊,結果只剩下打砸搶的野蠻文化。改革開放以來,情況有了很大改變,西方的經濟、社會、哲學、文學成果大量引進,傳統文化研究掀起了一股熱潮,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也開展了新的研究。這是建國以來社會科學研究最活躍的局面。但是,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還處在照抄照搬的階段,不是搬洋人,就是抄古人,或者是給中央提出的口號作注釋,或者是到馬克思的著作里找論據。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里有哪些是我們的創造?在世界論壇上我們又有多少話語權?”
徐文的這一通話是概括和總結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狀況的,按照這一說法,無論是改革開放以前,還是改革開放以后,都乏善可陳。在他看來,改革開放前,由于批了封資修,就什么都沒有了,似乎中國根本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也沒有毛澤東思想,搞哲學社會科學的人都是些吃干飯的;而改革開放后,除了照抄照搬洋人、古人,給中央作注釋、找論據,也沒有任何創造性的工作可言。而之所以這樣,據他說,“根本原因就是否認東西方文化中的普世性,拒絕繼承人類的優秀文明成果。”似乎一承認普世價值,一切問題就引刃而解了。
那么,什么又是徐文所認為的“普世價值”呢?他沒有明說,但是從他對中國社會科學院陳奎元院長講話的批評里,我們不難了解這一點。他先引了陳院長說的“學懂古人”,然后寫道:一說起西方,他的語調馬上改變,說:“過去基督教宣揚其交易是普世價值,現在西方的話語權的聲音高,把他們的主張的‘民主觀’、‘人權觀’以及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等等也宣揚稱為普世價值,我國也有一些人如影隨形,大講要與‘普世價值’接軌。”徐文對此批評大為不滿,特別是對陳院長說的“不能將西方的價值觀念尊奉為所謂的普世價值”和“我們研究重大現實問題,涉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這樣重大的理論、路線問題上要清醒”更是火冒三丈,好像挖了他家祖墳一般。他跳起來氣急敗壞地責問道:“對普世價值問題,學術界爭論很激烈,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本人,可以有自己的見解,也是思想自由嘛!他可以專門寫個人的署名文章來參加討論,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作會議上,作了這番講話,沒有表示是個人意見,沒有說明可以進一步討論,而是下了無可爭辯的結論。院長有裁定學術爭論的權利嗎?您怎么確認您的意見代表真理呢?再退一步,您認為這個問題重大,必須發表意見,那應該講道理啊?”從這些激烈的言辭里我們終于知道,徐文沒有明說的“普世價值”,原來就是“西方”的“民主觀”、“人權觀”以及“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等等。
其實,對于這樣一些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早就表示過明確的看法,鄧小平也明確地講過自己的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莊嚴地確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我國的指導思想,為什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長就不能講與指導思想相一致的意見呢?這究竟是哪一家的邏輯?!
我們知道,對于資產階級所說的自由、平等和人權一類口號的片面性和虛偽性,馬克思早在《資本論》里就曾深刻地揭露過。他說,“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說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后結果。平等!因為 他們彼此只是作為 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到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使他們的私人利益?!薄耙浑x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準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種變化。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讓人家來鞣?!保ā顿Y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200頁)就是說,所謂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這些東西所適用的只是商品交換的領域,一離開這個領域就不是這回事了。比如在生產領域,勞資之間的關系就不再是什么自由、平等這樣一種關系了。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為批評《哥達綱領草案》寫給倍倍爾的那封著名的信里對“自由、平等、博愛”這個舊口號也進行了批評。他說,“用‘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來代替‘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這也很成問題。在國和國、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間總會有生活條件方面的某種不平等存在,這種不平等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遠不可能完全消除。阿爾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條件總是不同的。把社會主義看作平等的王國,這是以‘自由、平等、博愛’這一舊口號為根據的片面的法國人看法,這種看法作為當時當地一定的發展階段的東西曾經是正確的,但是,像以前的各種社會主義學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樣,它現在也應當被克服,因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亂,而且因為已經有了闡述這一問題的更精確的方法?!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325頁)
馬恩的這些論述明確地否定了關于“自由、平等、博愛”這類口號,指出這一口號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這些口號只是法國人“作為當時當地一定的發展階段的東西”,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個時代就“應當被克服”,拿到今天來作為所謂“普世價值”顯然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對于馬克思主義者或科學社會主義者來說,他們有現成的科學的“更精確的”口號,這就是:“消滅一切階級差別”!
列寧完全贊同馬恩的上述觀點。他在為1919年5月19日所作的《關于用 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的著名講話寫的出版序言里說,“在資產階級共和國中,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國中,‘自由’和‘平等’只能表現為而且從來就表現為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資本的平等和自由。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別是在《資本論》中,千百次地闡明了這一點,嘲笑了對‘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嘲笑了看不到這一點第邊沁分子的庸人,揭示了 抽象概念的物質根源。”(《列寧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61-362頁)關于自由,他在講話里說,“對于任何革命,無論是社會主義革命或是民主主義革命,自由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口號。可是我們黨的綱領聲明,自由如果同勞動擺脫資本壓迫相抵觸,那就是騙人的東西。”(同上,第334頁)他在回答資產階級的攻擊時說,“文明的先生們,你們忘記了一件小事情,忘記了你們的自由是寫在把私有制法定下來的憲法上的。問題的實質就在這里?!薄澳銈兊淖杂芍皇羌埳系淖杂?,而不是事實上的自由。”(同上,第336頁) 說到平等,他指出:“恩格斯說得萬分正確:平等的概念如果與消滅階級無關,那就是一種極端愚昧而荒謬的偏見。”“我們要爭取的平等就是消滅階級,因此也要消滅工農之間的階級差別。這正說我們的目的。工農之間還有階級差別的社會,既不是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同上,第341頁)他還說到了專政,認為,“要擺脫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避免的,是非有不可的,是絕對必需的?!保ㄍ?,第355頁)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是持批評態度的。他說,一些人“以為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自由多。他們要求實行西方的兩黨制,這一黨在臺上,那一黨在臺下。但是這種所謂的兩黨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證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起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這個范疇。這就是說,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發展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來約束自己。這些道理,廣大人民群眾是懂得的?!保ā睹珴蓶|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209頁)
鄧小平也一樣,他說,“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他還說,“一般講政治體制改革都講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義不十分清楚。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覀儽仨氝M行政治體制改革,而這種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不能搬用他們的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我們要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要保持自己的優勢,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毛病和弊端。”(《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41頁)
前不久,胡錦濤總書記也說,“我們需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決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馬恩對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說得那么透徹,列寧和毛澤東說得那么明確,鄧小平和胡錦濤也都說得十分清楚,為什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陳院長就不可以對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問題說不?徐景安先生提出這樣的問題,究竟是陳院長做得過分了,還是你徐景安先生做得過分了?
徐文為了“論證”普世價值并且批評陳院長“沒有與中央保持一致”,援引了溫家寶總理的一段話:“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對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保?007呢3月16日《北京日報》)
對于溫總理的這段話,人們是有不同看法的,因為它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這個問題的許多明確的論述,是離開了具體的時代和階級抽象地談論這些問題。至于批評陳院長因為與溫總理觀點不同就是“沒有與中央保持一致”,也不能成立。溫總理雖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也不能認為他在任何場合講話都是代表中央的。而且,所謂與中央保持一致,是指“在政治上與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在所有具體問題上都必須一致。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包括學術問題,政策觀點問題等等上,應該是允許有不同意見的。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紀律,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這樣一種生動活潑的局面。如果什么事都要與中央保持一致,那就會窒息人們的思想,形成新的“凡是”,這和解放思想的精神顯然是背道而馳的,對于我們事業的發展肯定是十分不利的。徐景安先生想用這樣的手段不讓別人講話,除了說明其理屈詞窮以外又能說明什么呢?
三、評徐景安先生的反駁
徐景安先生堅持“普世價值”的觀點,又挖空心思地找出種種“理由”對批評他的人說,“人的價值觀都是由階級決定的,沒有超越階級、時代的共同價值觀,這是庸俗唯物主義、機械唯物史觀。創造佛學的釋迦牟尼是皇太子出身,佛學勸人們不要追逐名聞利養,反映了哪個階級的利益?孔子是沒落的封建貴族,他倡導的孝道、仁愛精神,被廣大中國人民所接受這又怎么解釋呢?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除了空想社會主義以外,其他都不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大都出身于地主、富農、資本家,他們卻投身于革命,階級論能解釋嗎?”
徐景安先生以為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扣上一頂“庸俗唯物主義、機械唯物史觀”的帽子,再提出幾個所謂的“難題”就把堅持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人問倒了,他就可以大獲全勝了。世上哪有這么容易的事?
徐文污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是什么“庸俗唯物主義、機械唯物史觀”,那么,什么是“庸俗唯物主義,機械唯物主義”呢?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寫給約·布洛赫的信中說,“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決定性的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和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斗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后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這里表現出這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否則把理論應用于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頁)恩格斯在這里所批評的是對于唯物史觀的簡單化和絕對化的理解,特別是對這一原理的簡單化和絕對化的應用,決不是否定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本身;而徐文反對的卻正是馬克思親自闡述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本身!應該說,這一手法并不高明,它不過是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所習用手法。對此,人們早已熟悉,是不會上他的當的。
徐文又問,皇太子出身的釋迦牟尼的佛學“勸人們不要追逐名聞利養,反映了哪個階級的利益?”回答這個問題也不難。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在于釋迦牟尼是皇太子出身,也不在于他提出這些主張的主觀動機,而在于,他的這套主張在客觀上是有利于統治階級的。當廣大的信徒把注意力由名利的追求轉向四大皆空時,當他們的目光由關注看得到的今生今世轉向看不到的來生來世時,統治階級所遇到的反抗就大大減少了,他們的政權也就可以比較地穩固了。這當然是對統治階級非常有利的。歷代統治階級之所以支持而不反對宗教,原因就在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統治階級需要用宗教這個麻醉劑來麻醉人民,以鞏固他們的統治,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徐文還問,“孔子是沒落的封建貴族,他倡導的孝道、仁愛精神,被廣大中國人民所接受這又怎么解釋呢?”在我看來,孔子所代表的應該是那個已經處于沒落階段的奴隸主階級的利益,徐文說孔子是“沒落的封建貴族”,此說看來不能成立。在春秋那個時代,封建社會還處于萌芽時期,還根本說不上什么“沒落”。應該說,他作為奴隸主貴族,對于春秋時代的“禮壞樂崩”是痛心疾首的。他立志要“克己復禮”,就是說要恢復那個已經徒具形式的“周禮”,他主張的“仁”和“孝”都是為這個目的服務的。后來的封建統治者由于感到孔子的這一套對維護他們的統治也是有利的,于是就來了一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的思想就被當作統治的思想來宣傳和推廣了。至于人民為什么會接受,這也很簡單。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德好:“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于這個階級的?!埃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頁)
徐文還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除了空想社會主義以外,其他都不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這樣的問題,那也只能說明他對馬克思主義所知太少。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是指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德國的古典哲學和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雖然都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但是,它們都產生于資產階級的上升時期,那時的資產階級還是一個進步的階級,他們的學術研究還能夠推動社會向前發展,馬克思稱其為“古典的”(classic,classical),其意并不在于一個“古”字,而在于它們是“最優秀的”,“創始人的”,“第一流的”或“經典的”,總之,是最優秀的。因此,馬克思從中繼承其積極的成果,同時加以革命的改造。這是很自然的,要把科學推向前進,就必須這樣做。應該看到,這是一種批判的繼承,這和現在有些人把現今資產階級的東西直接拿來、全盤照搬,是有原則區別的。
至于徐文提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大都出身于地主、富農、資本家,他們卻投身于革命”這樣的問題,并且認為“階級論不能解釋”,同樣也說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所知甚少。恩格斯曾指出,“我們黨內可以有來自如何社會階級的個人,但是我們絕對不需要任何代表資本家、中等資產階級或中等農民的利益集團?!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頁)關鍵在于我國第一代領導人里確實有一些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但是,他們不是作為他原來那個階級的代表參加共產黨的,恰恰相反,他們是在背叛了他們原來的階級以后才參加 共產黨的。問題還在于,社會主義的意識不是在工人階級中自發產生的,工人階級的政黨也需要有其他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參加到自己的隊伍中來。列寧說,“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歷史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斗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F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照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保ā读袑幦返?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9頁)當然,如果按照世界觀來說,他們并不是什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思想家,因為他們已經完全背叛了源碼來的階級,徹底地站到了無產階級一邊,正在為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而奮斗。這一點和所謂“階級論”并不存在任何矛盾,有什么不好解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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