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山會議”派用行動左證了“文革”的必要性
早在延安時期黃炎培很坦率地問毛澤東：“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親眼所見到的歷朝歷代，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沒有一個國家一個單位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延安這個地方現在的確是欣欣向榮，這個是沒有疑問的了；但是，共產黨能不能跳出這個周期率呢”？。毛澤東也很干脆地回答：“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我們已經找到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就是被稱為千古之談的“窯洞對”。
毛主席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的最大權利是勞動者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人民必須自己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只由一小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障等權利。社會主義民主問題，首先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他們的影響問題。”
共產黨奪取政權犧牲了上千萬的革命烈士，毛擇東本人就有六位親人為新中國的誕生犧牲了，不讓烈士的鮮血白流，不讓“窯洞對”中的周期率重現，既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歷朝歷代開國皇帝苦苦思考而又無法破解的難題。毛澤東以他大公無私的胸懷，用馬列主義作指導，找到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新路——社會主義民主，不能說不是毛澤東在鞏固社會主義理論上的巨大成功！但是，如何把社會主義民主付諸實踐，是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不得不去探索的問題。
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以后，雖然初步完成了政治、經濟領域的革命，實現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等社會主義制度，但并沒有完成思想領域的革命，人們的私心私欲，封建殘余并沒有在一夜之間消滅，社會主義民主也沒有完善和落實。部分革命的功臣正在重演了農民起義軍勝利后“封爵拜將”、“打天下、坐天下、享天下，”“一人有功，惠及子孫”的封建古戲，有些黨員進京考試居然沒有合格。官僚主義正在黨內發展壯大，腐敗也在暗中成長，“窯洞對”中的周期率已有重現的苗頭，如果繼續下去，資本主義復辟就不可避免。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反帝防修”、“打倒孔家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實踐社會主義民主打破周期率，清除人民頭腦中殘余的封建思想、資本主義思想、私有觀念就顯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文化大革命斗爭的重點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中把“人民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自由”寫進了《憲法》，讓普通勞動人民享有充分的發言權、監督權；勞動人民有游行示威、罷工、罷課的權利；還推行“鞍鋼憲法”，即兩參一改三結合,要求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與工廠的民主管理。“文革”中只要你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擁護毛主席，普通勞動人民不需要注冊，就可以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組織，充分行使人民當家做主權利。“文革”中各種群眾組織的領袖完全由革命群眾公推選舉產生，群眾在運動中根據其表現隨時可以罷免其領導職務，各種組織及組織的聯合體基本實現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群眾組織的形式雖然是百花齊放各種各樣，但每個組織的思想體系卻是基本的一致，信仰也高度一致，這就確保了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地位不變，確保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不變，確保了革命向有利于無產階級的方向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如何遏制官僚主義，遏制新的官僚階級的產生？如何用非暴力的手段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何落實社會主義民主，實現勞動人民真正的當家做主？如何培養和堅定人們的共產主義信仰？是馬列主義所沒有面對的新問題。鑒于蘇修的教訓，毛澤東創造性地發明了大民主——“群眾運動”這種方式，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使“人人起來負責”來，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實現勞動人民真正的當家做主！這不能不說“是一次史無前例的革命”，也不能不說是對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一次大膽探索與實踐！
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武器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主張：“思想自由化、經濟市場化，政治多元化、產權私有化！”其中，核心和要害就是所有制的私有化。新自由主義有三原則：“第一：經濟人原則即：人是天生自私而不是利他的，不承認有群體和公眾的利益，主張自私乃一種天賦人權，提倡利他則背離人性。第二：最大利益原則即：人的一切行為既然是為了自己，也就是說以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利益，是一種天賦的權利，卻沒有利他的義務。第三：市場萬能原則即：利益的調整和交換都取決于市場，因此一切與利益有關的事物都因為有社會需求，而進入市場市場，并按市場規則交換或變相交換。反對非市場因素的干預”。“人性自私論”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石，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落腳點就在一個“私”字上。文革思想斗爭的重點是“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焦點也集中在一個“私”字上。這難道是一個簡單的偶合嗎？不，他是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與資本主義復辟理論的必然碰幢。
目前由于“新自由主義”改革觀對中國改革事業的影響，腐敗已成為中華民族的頭等敵人，他不僅威脅著人民的財產，還威脅著人民的生命，官商勾結導致了政府監管失控，礦難頻發、食品藥品變毒品，國家安全無保障，腐敗已是社會主義變質的內在動力。腐敗產生的根源在共產黨員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動搖，在沒有發展實踐社會主義民主，在人們頭腦中私心私欲腐朽文化沒有得到有效清除上；而“文革”特別強調要培養一代共產主義接班人，要堅定人們的共產主義信仰，要樹立人們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利他主義思想，要發展和實踐社會主義大民主。這無疑對社會主義建設中滋生的腐敗苗頭起到了強大的遏制作用！有效地鞏固了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
經過二十八年的改革，道德底線被沖破，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已經誕生，剝削和壓迫隨處可見，兩極分化十分嚴重。不久前賀衛方講：“黨和議會之間的關系，黨和司法之間的關系，黨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要解決的時候了”。“明確地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解決軍隊國家化的問題”，下一步“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比如說新聞自由，比如說這個國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個人的自由，整個國家的權利建立在保障每個人的自由的基礎之上，比如說臺灣現在的模式，我們現在想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這是明目張膽地表明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新西山會議”派指責“共產黨沒有注冊”，開始置疑共產黨的合法性了。還說：“經濟改革越來越和法制方面的東西關聯在一塊，這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趨勢，這樣的會議，大家攜手共同做一些事情特別的有必要。” 李曙光也講：“我個人認為，經濟改革實際上已經結束了。這么多的經濟學家，包括維迎、樊綱，你們都在寫法制的文章，說明改革超越了經濟領域，進入其他的領域，因此，改革的定義要重新定”。明確指出經濟改革（私有化）已基本完成，改革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改革了，改革的內涵要向法制方面擴展，暴露了他們要全面修改《憲法》的意圖。社會主義的《憲法》和黨的領導被取消，軍隊國家化，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滅亡了。“窯洞對”中的一個完整的周期完成了。由此看來，毛澤東所擔心的資本主義復辟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有先見之明；黨內有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明察秋毫！新西山會議派用他們的實際行動左證了“文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民主是有階級屬性的，我們不得不承認資本主義民主已經十分成熟，他有效地維護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鞏固了資本主義制度。而社會主義民主還在發展之中，一個完善成熟的社會主義民主一樣能確保無產階級的統治地位，有利于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利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
“文革”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都是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兩次大膽探索與實踐，其出發點都是為了鞏固和優化社會主義制度。由于“文革”是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路，第一個探索的人，不可避免地要走彎路或錯路，正如“改革”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彎路或錯路一樣。但是，“文革”到底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還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打破“周期率”的一次史無前例的繼續革命？到底是法西斯專政，還是勞動人民的大民主？到底是毛澤東晚年所犯下的大錯誤，還是他對社會主義民主的一次探索與實踐？這是中國人民和國際共運史必須認真回答的問題。國際上社會主義國家大面積復辟難道都是敵人造成的？難道不值得我們認真的反思嗎？任何一個事物都有他的正反兩面，簡單地全面地肯定或否定，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辨證法！
寫于2006年5月12日，修改于2006年5月20日 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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