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階層與文化重建

祝東力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中國經濟取得了重大成就，這無疑是應當充分肯定的。但另一方面，不必諱言的是，如果深究其歷史成因，那么，應該說，上一個30年（1949~1978年）計劃體制在工農業和科教領域所積累的巨大遺產無疑發揮了強勁作用。除此之外，還可以坦率地說，在當代的各種要素當中，這30年的中國經濟成就更多地是依靠低成本的人力資源——也就是基層民眾的吃苦耐勞。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國民經濟長期表現為低水平擴張的特點，至今仍僅僅做到“世界工廠”的水準，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低端。

下一個30年，中國經濟若想在整體上實現產業升級，若想走出全球產業鏈的低端，成長為真正的政治經濟大國、政治經濟強國，那么，精英群體，包括官、產、學、媒等各界，就必須有所作為，承擔起歷史賦予的職責。

全民動員體制讓位于精英治理體制

粗略地看，歷史可以劃分為常規時期與非常時期。1840年以來，中國曾面臨“幾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進入了歷史非常時期。此前，中國曾長期實行儒家的政治倫理，它的特點和所有傳統社會一樣，就是一套講究上智下愚、尊卑貴賤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套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社會上的大多數人，特別是廣大基層民眾——這里并非全盤否定儒家學說，儒家作為古典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和主流文化，有好多正面意義，對于校正現代社會的弊端，不失為一種重要的思想文化遺產。但是，必須指出，儒家的確包含了強烈的等級觀念。所以在中國傳統社會，封建國家的意識形態動員一般也就只能到達士紳階層，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往教科書上講：“封建皇帝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其實也是用歷史唯物論的語言表述了“士紳階層構成了封建國家的社會基礎”這一命題。正因為國家認同、國家意識普及不到基層，所以老百姓對于國家就只是單方面地承擔賦稅徭役，所以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這套意識形態在歷史常規時期可能毫無問題，這就是所謂“精英治理體制”。甚至在傳統的上尊下卑的制度和文化體系里，由舊式精英擔任領導，對抗天災人禍，例如抵御外來入侵，也不是不可能——在17世紀后期，就有鄭成功收復臺灣和康熙抵御沙俄的成功范例。但是，這種成功是有條件的，它取決于敵我力量對比，特別是取決于執行領導職能的權力精英的素質和能力。所以，在歷史非常時期，當這個國家突然面臨嚴峻的危機和強大的敵人——例如1840年以來的形勢，這個時候，國家認同和國家意識如果僅僅被人數很少的士紳階層或精英階層所分享，就遠遠不夠了。更何況，舊式的權力精英已經極其腐朽了。

近代以來，由于舊體制下的政治精英未能成功應對國際挑戰，在100年左右的國際競爭中屢戰屢敗，在近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不能承擔一個國家的領導者職能，因此到20世紀，中國共產黨作為新的政治精英取代舊式精英，依托革命體制，中國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全民動員時代，由此度過了近代危機。在這一過程中，“人民”第一次作為政治主體在歷史舞臺上亮相。“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這是魯迅眼中和筆下的“人民”。這個馴順、麻木、無所作為的魯迅版的“人民”，曾經被勇敢、智慧和富于首創精神的毛澤東版的“人民”所顛覆和改寫——所謂“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所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這種顛覆和改寫發生的背景就是上述危機時代的全民動員。

但是，一旦危機被克服，歷史就不可避免地由非常時期逐步回落到常規時期。筆者多次說過，“救亡”和“發展”是中國近代以來的兩大歷史主題。在20世紀的中國，“救亡”任務的完成一再拖延——也就是說，不是1949年（內戰結束），也不是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而是直到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戰略和解，中國近代以來的“救亡”階段才宣告結束，“發展”隨之成為下一個時代的主題，中國社會也由此從1949年以后長期實行的“準戰爭體制”逐步轉型為“和平體制”。危機時代形成的“全民動員體制”終于宿命般地讓位于通常的“精英治理體制”，與此同時，文革的全面流產更加劇了這一進程。這就是我們最近30年所處的時代境況。

一兩代人的歷史觀空前萎縮

國族認同、素質能力和社會地位，從三個方面界定了一個國家的所謂精英群體。從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階層到1920~1970年代的中共黨員干部，都起到了國家骨干力量的支撐和結構作用，并且無不具備上述三個方面。其中，強烈的國族（也可以是階級、政黨、天下等等）認同作為一種信念和信仰，決定了精英群體往往能夠超越一己之私，在其價值譜系中以國族利益為重，從而表現出“行為的高尚”。

筆者在別處曾經指出，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杰出的政治精英集團，曾經“高尚”了兩回。一次是在1949年以前。在1949年以前的戰爭年代，中共黨員身先士卒，到建國前夕，登記在冊的中共黨員人數為300多萬人，而自建黨以來犧牲的黨員人數有姓名可稽者已達370萬。中國共產黨因此而奪取全國政權（這當然只是原因之一，但作為弱勢的政治集團，這很重要）。另一次是在1949年以后。在1949年以后的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工農群眾同甘共苦，共同踐行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1956年以后，行政10級以上干部曾3次降薪，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均降至行政3級。這種同甘共苦的結果，是建立了中國的現代工業體系（社會剩余被高消費階層所消耗，這是舊中國不能發展的原因之一）。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伊始，就是一個信仰團體。實際上，也只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強大精神力量才能平衡其他利益選項，才能抵御隨時可能襲來的死亡、艱險、困苦以及權力、金錢等世俗的考驗和誘惑。

但是，文革戰略失敗，一種民族失敗主義情緒蔓延開來——這構成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以此為開端，近30年，中國的精英階層對國家民族的認同一直處于不同程度的猶疑、徘徊和混亂的狀態。換句話說，以文革失敗為標志，以往的政治理念瓦解，革命敘述中斷，導致原有的精神世界坍塌。其后果是，從“救亡”階段向“發展”階段、從“準戰爭體制”向“和平體制”的轉換，無法以一種遞進或升級的積極形式體現，而只能以斷裂和否定的消極形式完成。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重大損失。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一系列國內外重大事變——從國內政治風波到國際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則再次沉重打擊了權力精英的政治信仰。與此同時，市場經濟制度確立，金錢法則迅速席卷社會各階層的心理、倫理和行為。一方面是原有政治信仰瓦解，另一方面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盛行，兩個方面相輔相成。因此，權力精英的大面積腐敗恰好從1992年以后開始，并非偶然，而正是上述政治、經濟兩個方面交互作用的結果。

政治理念和信仰瓦解不可避免地造成兩個結果，一是傳統的斷裂，二是奮斗目標的喪失。這兩個結果相互關聯，導致了一兩代人的歷史觀空前萎縮。這是因為，如果傳統承載著過去，那么遠景目標所支撐的則是未來的空間。所以，一旦在歷史視野中失去“過去”和“未來”這兩個維度，我們的眼前就只剩下短暫的、不穩定的、被切斷了歷史因果聯系的、孤零零的“現在”。這個“現在”，由于同“過去”、“未來”失去有機的聯系，因此無法從更廣闊的歷史空間和歷史因果中汲取自身的價值和意義。或者換句話說，個人的人生故事（短期的）從國族的歷史敘述（長時段的）中脫落，將找不到自身的支撐和歸宿。因此，在我們當前所處的歷史境遇中，“短期行為”便成為精英群體遵循的行為模式。這種模式由權力精英首倡，但絕不限于他們，例如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的報告顯示，目前93%的中國企業不搞自主創新，而依賴于國外技術。這種“短期行為”的現象放到上述歷史觀瓦解的背景下看，實在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文化重建的意義

作為身居社會高端的領導者階層，精英群體理應高瞻遠矚，具備全局性、長遠性的視野，從而區別于基層百姓的那種常常局限于局部和短期的立場。在這里，“全局、長遠”差不多就是“戰略”的同義詞。而“全局、長遠”再向前引申一步，就是歷史觀。

在中國古代，由于當時社會沒有“發展”的任務，因此，儒家的政治保守主義曾長期占據統治地位。儒家以“尚古”為特征，其歷史觀言必稱“三代”、“先王”、“往圣”，重心在“過去”，可以說是一種“后視型”的歷史觀。當代社會完全不同，由于“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成為朝野上下的共識，所以當代社會的歷史觀必然是“前瞻型”的，必然以“未來”為重心。那么，具體到當今中國，它的“未來”是什么呢？

今天，不論承認與否，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實際已走出以往的“韜光養晦”狀態，而開始有所作為。近年來，包括美國朝野人士在內，全球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權威觀點指出美國衰落的趨勢。19世紀初，拿破侖曾將中國喻為“睡獅”，這已經暗含了不同文明的“時差”概念。美國的衰落，實際標志著西方文明衰落期的加速。建立在汲取全球資源和財富基礎之上的西方民主社會，將隨著其優勢地位的淪落而趨于瓦解。未來，中國在一代人，即二三十年時間里，將可能轉型為一個新的世界性大國，并進而對全球事務發揮其主導作用。當前，美國次貸危機引爆的全球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將可能使這個“未來”提前。

顯然，中國朝野，特別是其精英階層，包括黨政官員、企業高管、學界和民間組織領袖，在各方面都沒有為此做好準備。例如關于“未來”，中國主流社會仍然只有經濟方面的籌劃和計算——例如新世紀以來關于“20年戰略機遇期”的種種設想，都是圍繞GDP總量、人均GDP、城鎮和農村年人均收入、恩格爾系數以及電腦普及率、平均住房等等，總之，都是經濟的指標。對未來的政治、未來的文化以及未來的亞洲區域格局和世界圖景，主流的精英階層似乎完全缺少想象和預期。

這種“全局、長遠”視野的缺乏是由于缺少歷史觀的支撐。而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困境，它導致精英群體普遍缺乏遠大理想和抱負，競技狀態亦普遍乏力，而這種狀況正是造成目前中國社會所有弊端的主要原因之一。

解決之道，在于為中國社會，包括它的精英階層，樹立一個遠大理想和目標，它將足以振奮人心、激動人心。而這個遠大理想和目標的建構，正是當今“文化重建”的使命。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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