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于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同理解？三篇文章摘要

根據《毛澤東傳》第四十一章記載，1974年12月“二十六日那天晚上，毛澤東約周恩來作了一次單獨長談，直到次日凌晨。這也是相處近半個世紀的這兩位老戰友的最后一次深談。據周恩來說，談話涉及兩個方面：‘一個人事安排，一個理論問題’。在周恩來后來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發的談話要點中，毛澤東對‘理論問題‘主要講了以下內容：‘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后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彝準紫嗾勥^社會主義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過：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裕直胍活惾缟吓_，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袑幷f，‘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疅o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保珴蓶|同周恩來的談話記錄《關于理論問題》，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６日。）

根據周恩來總理轉達的意見，姚文元和張春橋分別寫了文章，經過政治局討論之后，發表在《紅旗》雜志1975年的第3、4期。這兩篇文章部分代表了毛澤東、周總理那一代共產黨人對于社會主義制度及其歷史任務的認識。后來，鄧小平組織批判“四人幫”，也主要是針對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制度的認識來進行的。部分參加揭批四人幫的積極分子例如馮蘭瑞等人，已經寫了回憶文章，說她們當初按照鄧小平的旨意批判四人幫的工作，實際上就是批判毛澤東的。

在按勞分配背后，涉及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權力分配問題，把物質刺激絕對化并作為管理手段運用，顯然就意味著對被管理者的生存利益的給予和剝奪是管理者的合法權力，被管理者的生存狀況就受到管理層的無情操縱。同時，按勞分配絕對化，還意味著勞動者僅僅是作為工具的生產性效能而被衡量和看待，這實質上牽涉到公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地位是否存在著下降到雇傭化地位的路徑問題。與此相關，毛澤東對于資產階級法權概念的理解，相比較有所擴大和明晰化，他區分了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法權，政治上的“高高在上”“把上下級關系變成父子關系、貓鼠關系”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堅決破除，而經濟方面的八級工資制還需要保留。但是，鄧小平和馮蘭瑞等人把按勞分配原則狹隘地解釋成為“多勞多得”，荒謬地去批判一種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多勞少得”主張。

鄧小平親自主持的這個批判“四人幫”[1]的過程，實際上代表了精英階層對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以及制度建設的動力和阻力的不同看法，目的當然是要擴張管理層的權力和利益，否定革命時代扁平化管理成功經驗和建設年代扁平化管理的管理實踐，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下人與人關系（特別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關系）建設的核心地位，從而把管理理解為一種管理者對于被管理者的權力強化的單向擴張過程，借以弱化被管理者的地位，最終達到放棄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目的。正如韓丁所言，中國改革家們，總是先找到社會主義體制中間的個別問題和困難，加以放大和渲染，以解決局部個別問題著手，達到拆毀整個經濟結構的目的，這一手段屢屢得逞，知識精英就是以此去迷惑人民中間那些警惕的眼睛。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戴園晨先生說，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問題上，為了減少阻力和磨擦，聰明的領導人只提市場取向型改革的方向，而不說明要達到的目的地。好比要去天津，只說往東走，頂多說到廊坊，而不提到天津；等到了廊坊再說要去天津。最有意思的是，馮蘭瑞自己的觀點演變結果，似乎恰好落入姚文元預先的計算之中。

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

（載《紅旗》雜志，1975年第3期）

列寧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訴我們，對于社會主義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換方面不可避免還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應當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長期的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逐步縮小三大差別，縮小等級差別，逐步創造消滅這種差別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條件。如果不是這樣，相反地，要求鞏固、擴大強化資產階級法權及其所帶來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會產生兩極分化的現象，即少數人在分配方面通過某種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徑占有越來越多的商品和貨幣，被這種“物質刺激”刺激起來的資本主義發財致富、爭名奪利的思想就會泛濫起來，化公為私、投機倒把貪污腐化、盜竊行賄等現象也會發展起來，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原則就會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黨內生活，瓦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會產生把商品和貨幣轉化為資本和把勞動力當作商品的資本主義剝削行為，就會在某些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部門和單位改變所有制的性質，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情況就會重新發生。其結果，在黨員、工人、富裕農民，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會產生少數完全背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暴發戶。工人同志說得好：“你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法權就要限制社會主義的發展，助長資本主義的發展?！倍斮Y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力量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它的代理人就會要求政治上的統治，要求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要求全盤改變社會主義所有制，公開地復辟和發展資本主義制度，新的資產階級一上臺，首先要血腥地鎮壓人民，并在上層建筑包括各個思想文化領域中復辟資本主義，接著，他們就會按資本和權力的大小進行分配，“按勞分配”只剩下一個外殼，一小撮壟斷了生產資料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同時壟斷了消費品和其他產品的分配大權。這就是今天在蘇聯已經發生的復辟過程。

對于機關干部加五七干校，林彪反黨集團誣蔑為“變相失業”；精簡機構、接近群眾，被他們攻擊為打擊干部，他們認為干部應當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所以，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就變成“失業”。這是挑動機關工作人員中一部分想擴大資產階級法權、做官當老爺、有嚴重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人，反對黨的路線，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對于知識分子同工農相結合，上山下鄉、林彪反黨集團誣蔑為“等于變相勞改”。一批又一批有共產主義覺悟的青年生氣勃勃地奔赴農村，這是對縮小三大差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有深遠意義的偉大事業。一切革命的人們都熱情贊揚它，而受了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特別是受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束縛的人則反對它。能不能堅持知識青年同工農結合，直接聯系到大學教育革命能不能堅持走上海機床廠道路，學生不但從工農中來而且回到工農中去。林彪反黨集團對此特別仇恨，不但表現了他們同勞動人民的對立，而且也暴露了他們利用資產階級法權向黨進攻，妄圖煽動一部分受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影響較深的人，反對社會主義革命。他們的綱領是擴大城市同農村之間、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把知識青年變成新的貴族階層，想以此來爭取某些受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影響較深的人對他們反革命政變的支持。

對于工人階級發揚共產主義精神，批判修正主義的“物質刺激”，林彪反黨集團誣蔑為“變相受剝削”?！麄儽砻嫔鲜侵鲝堄免n票去“刺激’工人，實際上是想無限止地擴大工人的等級差別在工人階級中培養和收買一小部分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也背叛無產階級利益的特殊階層，分裂工人階級的團結他們用資產階級世界觀腐蝕工人，又妄圖把工人階級中一小部分受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影響較深的人，作為支待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別注意用“工資”夾引誘“青年工人”，所謂“誘：以官、祿、德”就是他們的陰謀詭計，這從反面告訴我們：青年工人特別是當了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須自覺地抵制資產階級的物質引誘和各種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捧場，要保持和發揚共產主義的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徹底解放而英勇奮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馬列主義世界觀武裝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貨幣交換、庸俗的捧場、阿諛奉承、宗派主義之類的花花世界弄昏了頭腦，以致上了林彪一類政治騙子或社會上地主資產階級分子的當。他們以“關心”為名、實則“刺激”青年工人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說是一種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經驗的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在前面違法亂紀，老奸巨猾的老資產階級分子躲在后面出謀劃策，這是今天社會階級斗爭中經常見到的一種現象。

林彪反黨集團在《“571工程”紀要》中提出的這些綱領，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他們自封為“超天才”的頭腦中所固有的，而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確切地說，從他們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出發，他們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幾的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數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和想利用資產階級法權上升為新資產階級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對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要求。他們用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對唯物論的反映論，然而他們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卻必須用唯物論的反映論來說明。

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載《紅旗》雜志1975年第4期）

我們還必須看到，不論是全民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都有一個領導權問題，就是說，不是名義上而是實際上歸哪個階級所有的問題。

人們重視所有制在生產關系中起決定作用，這是完全對的。但是，如果不重視所有制是形式上還是實際上解決了，不重視生產關系的另外兩個方面，即人們的相互關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而且它們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作用，則是不對的。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是否正確，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里，決定了這些工廠實際上歸哪個階級所有。同志們可以回想一下，一個官僚資本或者民族資本的企業，怎樣變成社會主義企業的呢？還不是我們派了一個軍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黨的路線和政策加以改造？歷史上任何一種所有制的大變更，不論是封建制代替奴隸制還是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都是先奪取政權，再運用政權的力量大規模地改變所有制，鞏固和發展新的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可能在資產階級專政下產生，更是只能如此。占舊中國工業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資本，只有在人民解放軍打敗了蔣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歸全民所有。同樣，資本主義的復辟，也必然的先奪取領導權，改變黨的路線和政策。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這樣改變了蘇聯的所有制嗎?劉少奇、林彪不就是這樣程度不同地改變了我們一批工廠企業的性質嗎？

必須看到，我們的經濟基礎還不穩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方面還沒有完全取消，在人們的相互關系方面還嚴重存在，在分配方面還占統治地位，在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有些方面實際上仍然被資產階級把持著，資產階級還占著優勢，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鞏固，舊思想、舊習慣勢力還頑強地阻礙著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生長。隨著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新資產階級分子一批又一批地產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還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資產階級都死光了，這種階級斗爭也決不會停止，林彪一類人物上臺，資產階級的復辟，仍然可能發生。

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中，馬克思更具體地說，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在這里，馬克思講的是一切，四個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絕大部分，而是全部！這也沒有什么奇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有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直到地球上消滅這四個一切，使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決不能在過渡的路上停下來。我們認為，只有這樣理解，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請同志們想一想，如果不是這樣理解，如果在理論和實踐上限制、割裂、歪曲馬克思主義、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一句空話，把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變成殘缺不全，只在某些領域專政，不在一切領域專政，只在某個階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專政，不在一切階段專政，也就是說，不是全部地打掉資產階級的一切土圍子，而是留下一些，讓它再擴大隊伍，那豈不是為資產階級復辟準備條件嗎?那豈不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保護資產階級特別是保護新產生的資產階級的東西了嗎?一切不愿吃兩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貧農、下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一切決心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共產黨員，一切不愿中國變修的同志們，都要牢記馬克思主義的這條基本原理：必須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決不能半途而廢。不能否認，我們有些同志組織上加入了共產黨，思想上并沒有入黨，他們的世界觀，還沒有跳出小生產的圈子，還沒有跳出資產階級的圈子。他們對于無產階級在某個階段某個領域的專政是贊成的，對于無產階級的某些勝利是高興的，因為這可以給他帶來某種利益，而只要這種利益到手，他就覺得可以安營扎寨，經營經營他的安樂窩了。什么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什么萬里長征第一步，對不起，讓別人去干吧，我已經到站了，該下車了。

 歷史經驗又告訴我們，隨著無產階級專政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資產階級表面上也會裝作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而實際上干的仍然是復辟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就是這樣干的。他們一不改變蘇維埃的名字，二不改變列寧黨的名字，三不改變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名字，而是用承認這些名字作掩護，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內容改掉，使它變成反蘇維埃的、反列寧黨的反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壟斷資產階級專政。他們提出了全民國家、全民黨這樣的公開地背叛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綱領。但是，當著蘇聯人民起來反抗他們的法西斯專政的時候，他們又打起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來鎮壓群眾。在我們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劉少奇，林彪不只是宣傳階級斗爭熄滅論，當他們鎮壓革命的時候，也是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林彪不是有四個“念念不忘”嗎？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他確實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兩個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用他們自己的供詞，就是“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打擊毛主席的力量”。他們有時候“順”著無產階級，甚至裝得比準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號，制造混亂，進行破壞，經常地則是針鋒相對地同無產階級斗。你要搞社會主義改造嗎?他說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嗎？他說太早了。你說文藝要革命，他說演點鬼戲也無害。你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嗎？他說這可是好東西，應當擴大。他們是一批維護舊事物的專家，象一群蒼蠅，一天圍著馬克思說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和“弊病”嗡嗡叫。他們特別熱心于利用我們的青少年沒有經驗，向孩子們鼓吹什么物質刺激象臭豆腐，聞聞很臭，吃起來很香。而他們干這些丑事的時候，又總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有些搞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的壞蛋，不是說他在搞社會主義協作嗎？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著關心愛護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旗號嗎？我們必須研究他們的策略，總結我們的經驗，以便更有效地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

受這種妖風的毒害，有的人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爭名于朝，爭利于市，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有的人己經發展到把一切都當作商品，包括他們自己在內。他們加入共產黨、為無產階級辦事，不過是為了抬高自己這個商品的等級，不過是為了向無產階級賣高價。那種名曰共產黨員，實際上是新資產階級分子的人，表現了整個資產階級處于腐朽垂死狀態的特點。在歷史上，當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處于上升時期的時候，他們還為人類作些好事。現在這種新資產階級分子，完全走向他們祖宗的反面，對人類只有破壞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種造謠要刮“共產”風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財產占為私有，怕人民再“共”這些“產”的新資產階級分子或者想乘機撈一把的人。這種人比我們許多同志敏感，我們有的同志說學習是軟任務，他們卻本能地感覺到了這次學習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都是硬任務。他們也可能真的刮點“共產”風、或者接過我們的某一個口號，故意地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搞點什么名堂，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馮蘭瑞：改革開放初期理論界的撥亂反正

（本文發表于《領導者》（雙月刊）2008/3、4月號）

“為了維護馬克思主義理論，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于光遠組織了3個小組，研究三個方面的問題?！薄暗谝粋€方面是按勞分配?！诙€方面說起來比較拗口，叫做‘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 ……于光遠說：‘我可以承認自己是‘唯生產力論’者’。這是第二個問題。還有一個問題是民主與專政的關系。實際上就是說，要批判‘四人幫’提出的，對資產階級進行全面專政的謬論。當時就成立了這樣3個組。我和蘇紹智參加按勞分配組。第二個組批判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主要是林子力、有林。第三組有張顯揚和王貴秀，他倆當時在北大，張顯揚1979年調到馬列所來了，王貴秀去了中央黨校。”

“1958年，毛主席肯定了張春橋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這篇文章說，‘資產階級法權的核心是等級制度’，必須破除。1974年，毛主席又說按勞分配和舊社會差不多。當時，我們不能批毛主席，我們只能批‘四人幫’。”“按勞分配的討論，批的是‘四人幫’，實際上也是批毛澤東。因為是他講的，按勞分配、八級工資制，和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嘛！”

馮蘭瑞和蘇紹智在1977年8月9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駁姚文元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的謬論》。這篇文章發表以后，政研室將它送給鄧小平。鄧小平看了，說，文章觀點是正確的，但是作者的思想還沒有完全放開，還需要再寫一篇大文章，展開來，堂堂正正地把問題說清楚。鄧小平跟政研室的領導說了，跟于光遠他們說了，那天我正好是和蘇紹智在我家里寫另一篇文章，于老就到我家，給我們兩個說了這個意見。1977年晚秋，因為有小平的指示，胡喬木就布置寫作。指定林澗清牽頭，蘇沛、滕文生、林子力和我，我們四五個人一起，寫了一個來月。文章寫出來了，題為《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領導不滿意，決定不以特約評論員署名，用了筆名嚴實之送給《人民日報》，于78年2月27日發表了。

之前林澗清和于光遠商量了，決定從人民大學把對工資問題有研究的趙履寬借來參加。這個調查組就是我們三個人：趙履寬、胡冀燕和我。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那篇，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接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新華書店發行，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所謂“轟動效應”吧，一時間成為普遍學習的文獻。例如：在當年召開的全國勞動局長座談會上，召集單位勞動總局就把這篇文章作為會議文件，發給代表學習，討論。我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這個座談會，也得到了一份。持續近兩年的按勞分配討論，批判了“四人幫”的謬論，實際上沖擊了“兩個凡是”。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觀點從提出到展開有一個過程，……實際上，這也是針對毛澤東的思想的。因為他搞“大過渡”。1978年前，對過渡時期問題已經討論過好多次了。大致有三種意見，一種是小過渡，也就是馬克思講的那個過渡時期，很短暫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短暫的過渡時期的需要。到了社會主義就不需要無產階級專政了，國家就要逐漸走向消亡，這個叫小過渡。中過渡時間要長一點，即不發達的社會主義，也還是過渡時期。大過渡就是說整個社會主義都是過渡時期了，一直到共產主義到來之前，都是過渡時期，一直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進行激烈的階級斗爭。而且，毛澤東把這個觀點寫到《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建議》那篇文章里面去了，還說是馬克思和列寧都講過的，強加給馬克思和列寧。

趙紫陽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時候，在1987年3月21日，給鄧小平寫了一封請示的信，說十三大報告打算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整個報告立論的根據。因為初級階段的提法，在我們黨中央的文件里，已經正式出現過3次了。但這3次都沒有發揮。如果您同意，我們十三大報告的起草工作就循著這個思路來展開。鄧小平批示：“這個設計很好?！?/p>

從我的研究當中，感覺到馬克思有些東西確實是過時的，是不能實現的。比如拿按勞分配來講，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們拼命維護按勞分配。

到1990年代，1991年我出版那本論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書，主張勞動力的價格由市場調節，那就不是按勞分配了。從不完全到完全不按勞分配，是因為工資由市場調節。為什么說實行不了按勞分配呢？因為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沒辦法衡量，勞動沒有辦法計量，勞動力的價格離開了市場，也沒有辦法計量。

所以我就覺得勞動和勞動力是沒法計量的，按勞分配就分不成了。于是，我就從維護按勞分配走到否定按勞分配了。這是我的思想的發展。當然我寫的東西比較含蓄一點，我從維護按勞分配，走到不完全按勞分配，到市場調節。我就沒講完全不按勞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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